第7版()
专栏：
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性矛盾正在消灭中
黄枬森
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下同）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如果是对抗性矛盾，那么这一矛盾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之后还是对抗性的吗？或者它已经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或者它正在向非对抗性矛盾转化的过程中？这些问题目前不但为我国人民和理论界所重视，而且为全国工商业者所关心。从已经发表的文章看来，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一个理论问题，即：
什么是对抗性矛盾？
有的同志认为对抗性矛盾就是处于对抗的斗争形式中的矛盾、处于外部冲突状态中的矛盾，矛盾的对抗性质和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是一回事。他们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断言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性质经常都在转化。8月3日大公报上林涤非的文章可以作为这种意见的代表，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矛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是对抗性的，其余时间是非对抗性的，在“五反”运动时，又“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而“五反”运动之后则“开始向着非对抗性转化”。这种意见有其正确的一方面，那就是它强调了矛盾的性质和矛盾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反对脱离矛盾的表现形式来谈一种空洞抽象的矛盾的性质。但是这种意见忽略了矛盾的性质和矛盾形式之间的差别。区别矛盾的对抗性和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其根据的，因而也就能更好地更确切地说明现实生活。
究竟什么是对抗性矛盾？就其在社会中的意义来讲，对抗性矛盾就是矛盾双方的根本利益不能调和的矛盾。说得更明白些，就是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矛盾。一切对抗性矛盾都来源于阶级的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三个基本的对抗性矛盾，其他对抗性矛盾都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与乡村、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非对抗性矛盾就是矛盾双方根本利益一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的典型例子之一，不妨以它为例来说明对抗性矛盾的若干特点。第一，对抗性矛盾的双方的根本利益的对立，经常表现为各个方面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基本的对抗性矛盾中通常都会导致外部冲突。外部冲突是一种对抗形式而不是一切对抗形式。如资本家对工人经济上的压榨、政治上的压迫、武装的镇压，工人对资本家的罢工、示威、武装起义，都是对抗，都是对抗性的外部表现。第二，说根本利益对立，就意味着不一定在一切条件下一切利益上的对立，事实上，对抗性矛盾在某些条件下、在某些方面在利益上可能是一致的，而且某一方面的利益还可能是当时二者共同的最大利益。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推翻封建统治，又如目前在埃及这种国家中，反对殖民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最大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上的一致，成为矛盾双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联合的基础。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也并不意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就没有利益上的对立，更不意味它们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第三，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但不是任何对抗性矛盾都可以转化，基本的对抗性矛盾只能消灭，不能转化。城乡矛盾可以转化，转化过后，这个对抗性矛盾的对抗性消灭了，但矛盾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能转化，因为在这个对抗性矛盾中只有消灭了矛盾才能消灭对抗性，所以就这一矛盾来说，在对抗性消灭的时候，也就是矛盾消灭的时候。第四，说矛盾是对抗性的，是就矛盾的根本性质说的；说矛盾是处于对抗中，是就其斗争形式说的。因此，我们就不能说某一矛盾兼具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只能说某一对抗性矛盾的表现形式在一定条件下是对抗的，也是联合的，甚至联合是主要的，但是就其根本性质来说，它只能是对抗的或非对抗的。（非对抗性矛盾的典型例子就是工人和农民的矛盾，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利益上的矛盾，但它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上是完全一致的，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
从这些情况看来，区别矛盾的对抗性质和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能够更深刻地更细致地说明矛盾的复杂情况。（区别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也能更深刻地说明矛盾的复杂情况，如说明我国两种社会主义改造的差别。）
那么，如果把矛盾的对抗性质和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等同起来，有什么坏处呢？至少有这样几个缺点：第一，这就会把事物的本性及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抓住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而忽略其差别性，这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神是违背的。第二，不能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城乡矛盾是对抗性的，因为城乡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处在外部冲突中，甚至也不能说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因为它们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处在外部冲突中。第三，对抗性社会，对抗性生产关系，对抗性基础这些概念都应该取消，列宁的话“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也将失去意义。第四，工农矛盾和劳资矛盾在本性上会没有什么区别，对抗性社会和非对抗性社会在本性上也会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当然很难如实地反映实际，而只能把实际简单化。
如果这些看法还能成立的话，我们就可进而考察：
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呢？
毫无疑问，中国资产阶级是十分特殊的。自从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统一战线之后，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外，这个统一战线就没有破裂过。尤其特殊的是我国资产阶级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主动性，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中敲锣打鼓地欢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大部分工商业者对公方代表都采取了合作态度，用实际行动表现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今天许多工商业者参加了最近在大公报上展开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用理智的态度来考虑自己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也表现了我国资产阶级的特殊之处。这些都是事实，都是外国少有的。毫无疑问，除了极少数以外，他们将来都会成为真正的劳动者。但是我国资产阶级是不是特殊到这一地步，以致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呢？以致和外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共同点呢？以致在它的本性中就先天地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呢？
我们先考察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的情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处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我国当时全民的利益所在。这种时期，在各国历史上也正是出现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时期，资产阶级可以同工人阶级合作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中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大部分时间也处在统一战线中。虽然如此，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的根本性质仍然是对抗的。这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仍然在剥削着工人阶级，而且还指在剥削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的对立。资产阶级并不因为它和工人阶级同处在统一战线之内而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客气些，工人阶级也决不放弃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在政治上，虽然存在着统一，也并不是不存在对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时候，资产阶级便背叛过同工人阶级的联盟，投向大地主大买办帝国主义的阵营。这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在资产阶级本性中没有其根源的。后来，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联盟又渐渐恢复起来，而且日趋巩固，这同工农联盟的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壮大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是完全分不开的（当然这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有其原因），而且这种建立在民族民主革命基础上的联盟并不是永久性的，并没有取消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上的对立。这种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是从这一矛盾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迟早会成为突出的方面。
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由于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抗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发挥到极致。我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生不逢时，不曾有过它的黄金时代，当它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也是它要逐渐趋于消灭的时候。这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盟没有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联盟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的联盟，成为消灭资本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一种形式。由于许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许多同志已作了分析，这里从略），资产阶级违反着它的本性的要求，主动地积极地愿意改造自己，走向社会主义。在这段时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按其根本性质来说，仍然是对抗性的。这不仅仅意味着资产阶级还剥削着工人阶级，而且还指在剥削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的对立。其中“五反”运动是最突出的一次对抗行动。在“五反”运动之前，资产阶级从其本性出发，对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政权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在“五反”运动中，工人阶级运用强有力的政权给资产阶级的进攻以重大的反击。这一反击顺利地收到了成效，才保证联盟不致于破裂。这一次斗争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然而也是决定我国前途的一次斗争。这次斗争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从其本性出发所进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决战，这次决战的胜利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五反”运动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没有对抗了，不是的，由于资产阶级还掌握着企业，它就还有对抗的基础。譬如，在淡季中资本家就愿意加工订货，在旺季中就不愿意；即在加工订货中，加工费是按照资本家的成本来计算利润的，资本家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就不愿意降低成本和节约原料。这些都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始终保持着，按其本质说来，这一矛盾仍然是对抗性的，而且对抗性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
同任何国家的情形一样，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我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是违反其本性的，我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接受社会主义完全是工人阶级教育的结果，是现实生活教育的结果。先天地具有社会主义本性的资产阶级，全世界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这同农民的情况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是农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单是农民不会有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在农民本性中有其根源（农民是劳动者）。对于资本家来说，接受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不作资本家，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私产；对于农民来说，接受社会主义虽然意味着放弃小私有主的地位，但并不是单纯放弃其私产，而是成为在扩大基础上的集体所有者的成员。说社会主义是违背资产阶级的本性的，并不意味资本家们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资产阶级中的成员有可能自愿地放弃资产阶级地位、接受社会主义，而在我国特殊条件下，由于认清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所在，愿意掌握自己的命运，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能作到这点，这就是我国资产阶级特殊之处。
总起来说，我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接受社会主义，一方面有其外部原因（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主义经济等），另一方面也有其内部原因（与工人阶级联盟的历史、反对帝国主义、软弱等），而在这里外因是主要的，但在其本性中并没有根据，因而我们不应该在资产阶级本性中去寻求它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根源，不应该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一矛盾的根本性质说成是非对抗性的，或兼具对抗性和非对抗性。
既已考察了全行业合营以前的情况，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来考察：
全行业合营和定息以后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说明全行业合营和定息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全行业合营和定息是我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从存在到消灭的转折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是消灭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的决定性步骤，而将来定息的取消则是这一步骤的完成，是对抗性矛盾的完全消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全行业合营之后，资本主义企业已不复是一个资本家的企业，它已经融合到合营企业中，因而资本家已失去了对它的支配权利，它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与国营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对国营企业的一套管理经营方法可以完全适用于过去的私人企业。当然它还为资本家生产一些利润，但是定息之后，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就固定在一个限度上，不会随整个利润的增加而增加。资本家相应地已不是作为一个资本家在企业内起作用，而是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来起作用，但是资本家还是资本家，资本家的身份并没有消失，资产阶级还未消灭。总之，全行业合营和定息，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根本性的，虽然这个变化还未完成。经过全行业合营和定息之后，社会主义也就在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
在这个时候，如果简单地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还是对抗性的，当然是不妥当的，因为资产阶级已不掌握企业，已经失去了对抗的基础，它拿什么来对抗呢？个别资本家有对抗的，但他已不是作为资本家来对抗而是作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家身份的工作人员来对抗，这种对抗（包括思想上的和行动上的对抗），在定息取消之后，在资本家取得完全劳动者身份之后，也会有的。因此，我们就很难讲资本家们这时还作为一个阶级在同工人阶级对抗。在这次讨论中，多数同志都认为这一矛盾在目前仍然是对抗性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有缺点，因为这种说法使人觉得这一矛盾及其根本性质还没有起变化，还和公私合营和定息以前一样，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既然如此，可不可以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或正在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了呢？这样讲也是不妥当的。这里应该区别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当然，我国资产阶级是由许多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的。但是二者还是有所区别，其区别正如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区别一样。
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企业都是具体的东西，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则是这些具体东西的本质特征。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企业，就是消灭其本质特征，使之获得另一种本质特征；资产阶级分子丧失其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而获得劳动者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企业丧失其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获得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企业的转化。因此，对资产阶级只能消灭而不能改造，对资本主义也只能消灭而不能改造。通常我们讲的改造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企业的意义下来使用的。
如果上述理解是不错的话，那么，能不能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或正在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呢？不能，资产阶级如果变成和工人阶级不对抗的东西，它就不是资产阶级了。但是可以说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在目前正在转化成和工人阶级不对抗的人，或者更严格一点说，资产阶级分子在转化成和工人阶级不对抗的人的过程中，已经走了决定性的一步，由于他还保有资本家的身份，这一过程还未终结。在目前，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即共同工作的关系，因而资产阶级分子有两重身份，即资本家的身份和劳动者的身份（请注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两重身份，并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我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但是资本家的身份由于没有企业归他支配，已不能起主导的作用，而工作者的身份则在他的活动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至于他是一个好的工作者，还是一个坏的工作者，那是另一问题）。可以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以后，我国的资本家已在把自己改造为劳动者的步骤中迈了决定性的一步，只要他继续发挥他工作者这一方面（这是一定会的），变成一个纯粹的工作者就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了。可以预料，这些人在完全取得了劳动者身份之后，由于他们的特殊的出身，他们可能形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还会存在矛盾，那时的矛盾当然是非对抗性的，因为那时它已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工人阶级内部阶层之间的矛盾了，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它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了。
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转化成非对抗性的人，常常不能自圆其说。以9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顾明和田方的文章为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之后，“我国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便基本上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了。”从这里应该逻辑地得出结论：在定息取消之后，这一矛盾就会完全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矛盾还存在，但性质完全不同了。但是，他们又说：在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的残余，也将随着资产阶级的消灭而最后从根本上完全消失。”这里说的不仅是对抗性的完全消失，而且是矛盾的完全消失。显然，这是自相矛盾。
能不能认为现阶段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兼具对抗和非对抗两重性质呢？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资产阶级分子具有两重身份，因为他们和工人阶级的矛盾的性质是兼具对抗和非对抗，至于资产阶级只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并没有两重身份，因而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就不具有两重性。
既然前面提出的几种看法，都不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什么回答能更精确地反映实际情况呢？我认为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我的题目所指出的：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一对抗性矛盾正在消灭中；在消灭过程中，它已迈过了决定性的一步，但还没有完全消灭。说没有完全消灭，因为剥削还存在；说在消灭过程中，已迈过决定性的一步，因为这个剥削已被限制到极其狭隘的领域，资本家已不能用它来同工人阶级对抗。因此，我同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的对抗性已大大削弱的说法，但是，应该补充一句，对抗性削弱的过程也就是矛盾消灭的过程。这里，我们看见的是矛盾的消灭，而不仅仅是对抗性的消灭；是一个矛盾转化为另一个矛盾，而不是矛盾的性质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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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少数民族历史科学研究人才
云南大学增设少数民族专门课程
据新华社讯 云南大学历史系这学期增设的“云南民族史概述”、“傣族史”、“云南民族史史料学”等课程，从10日起陆续上课。
历史系从去年起就开设了云南民族史专门化课程。现在这个系的教授方国瑜（纳西族）、杨堃、江应梁等人已分别编写了傣族史、白族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及中国民族政策等讲义。他们还准备在教学期间编写关于彝族社会、云南历代的土司制度、云南历史上民族战争的具体分析、民族学调查研究方法等讲稿，为下学期开课作好准备。
结合教学工作，历史系研究民族史的教授，将开展以云南民族历史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十二年内，他们将逐步研究和编写出彝族史、傣族史、南诏史、汉族移民云南史以及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等专题。历史系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资料室，搜集、汇抄、翻译和发掘云南境内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和古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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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省市召开科普工作积极分子大会
动员职工积极向科学技术进军
本报讯 最近一个时期，许多省市召开了或正在积极筹备召开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
在决定召开大会的三十一个省市中，到8月底止，已经召开了大会的计有新疆、鞍山、旅大、无锡、重庆、武汉等九个单位。他们总结了几年以来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成就，交流了学习和组织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经验，表扬了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并选出了出席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在这些积极分子中，有工人、科学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教授、工会俱乐部工作人员、车间主任，还有医师和护士。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的积极分子中，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塔塔尔族等七个民族的代表。
通过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职工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劲头更大起来，各地职工群众都表示响应大会号召，积极向科学技术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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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邮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病情停止发展
本报讯 江苏省高邮县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病情已经完全停止发展，大部分急性感染病人已经治愈出院。
今年六、七月间，高邮县部分农业社员由于在芦滩上割草感染了血吸虫病，经过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对三百五十多名急性感染的病人进行了抢救治疗，至8月20日止，这些病人中已有一百六十人治愈出院，一百八十五人热度已退，基本恢复正常，只有七人尚有热度，需继续住院治疗。
在抢救治疗过程中，许多医务人员在药剂及医疗器材不够的情况下，连夜到南京等地购买，使得有些病人注射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贵重药剂。高邮县人民委员会先后共拨出四千九百元，作为补助病人的医药、营养、伙食等费用，并为病人赶制蚊帐一百顶，保证了整个病情没有发生恶化。病人和病人家属十分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抢救，表示要以搞好生产的行动来报答恩情。目前，高邮县血吸虫病急性感染已经完全停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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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大学师生座谈遗传学
本报讯 北京农业大学的师生近四百人最近举行了关于遗传学问题的座谈会。
李竞雄教授就遗传的物质基础、环境与遗传等问题以摩尔根学派的观点作了阐述，并对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学派的理论和工作，如无性杂交与无性杂种、冬麦春麦互变、获得性的遗传、定向变异等试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吴仲贤教授在染色体遗传学说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生统遗传学的发展和成就，并对米丘林个人的一些工作给以好评，但也不同意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的一些代表性的研究。娄成后教授从植物生理学的观点，对遗传的物质基础、获得性的遗传、无性杂交、个体发育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秀夫教授阐述了米丘林学派对遗传性的概念，着重以无性杂交的成果来说明获得性可以遗传以及环境与遗传的关系，对摩尔根学说提出异议。原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现任高等教育部农林卫生教育司副司长周家炽详尽地介绍了摩尔根学说的发展和摩尔根学派的工作方法，同时指出在思想路线上和问题的提法上，他自己是站在李森科一边的。新由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回国的赵世绪同志用一些事例证明了米丘林学派的一些工作，并对摩尔根学派的理论提出了一些问题。
最后施平副校长补充了关于胚胎学和实验生物学的不同于前两家的一些见解，并要求有关教研组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讨论，对今后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出意见，学校党组织和行政将尽力创设条件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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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课教师的苦恼
山佳
上海市一个大学肄业、财经学院夜校毕业的代课教师说：“我在各中学代课，虽然没有脱离工作，但一直没有固定的岗位。像我这样的一些人，是多么羡慕别人有了固定工作岗位啊！”镇江市署名一群代课教师的来信说，他们的工作，是处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状况。
在大、中、小城市里，现在都有一小部分以代课为职业的教师。一些中、小学校，因为教师请病假、产假，或者其他原因，教师有了缺额，他们就去应聘补缺；一旦原任教师回来，他们就没有工作，只好待机到另外的学校代课，职业、生活都没有保障。也有些人虽名义上是代课教师，但连续在一个或几个学校代课达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之久。他们既不能转为正式教师，也不能享受正式教师应有的待遇和福利，工资比正式教师低，工作也无人过问，不能很好进修业务，等等。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主要是有些代课教师长期失业没有就业，有些教育行政部门认为有这样一批临时代课教师，可随唤随到，使用起来方便，也就没有采取什么具体办法，将其中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又有教学能力的一部分代课教师，吸收到教育队伍中来。
适当吸收代课教师参加中、小学教育工作，对教育部门来说是非常需要的。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愈来愈感到知识分子不足。普通教育事业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师资严重的不足，这已成为发展普通教育事业的一个很大困难。那么，发掘社会潜力，吸收这些人参加教育工作，即是扩大师资来源、弥补教师不足的办法之一。
吸收这些人员参加工作，继续在工作中训练改造他们，对于他们本身和社会也是有益的。早在1952年8月“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中就已指出：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变化，失业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有所变化，对现有失业知识分子应该广泛吸收、教育、改造、使用。有些代课教师，在长期代课过程中，政治思想和教学能力都有一定的提高，并且迫切地要求参加工作。所以，有关部门就更有可能和必要来考虑这个问题，适当吸收代课教师正式参加工作，使他们能够在教学上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