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中共黄冈地委会作出决定
批判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
新华社武汉11日电 湖北日报10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刊载了中共黄冈地方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决定，这个决定要求黄冈专区的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当前工作，向全体农村工作干部进行一次群众路线和发扬民主的教育，批判危害工作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以充分发挥广大农业社社员的积极性。
这个决定是在中共黄冈地方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会议在分析了这个专区当前农村情况的时候指出：黄冈专区的绝大部分干部在农业合作化后的新形势面前坚持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注意了民主管理合作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高潮，全专区82％的农业社都获得了丰收。但是，也有不少干部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滋长了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他们片面地认为：农村合作化后农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力量大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对合作化后如何发扬民主办好合作社和推行生产技术改革等各种新问题却很少考虑。因而他们在工作中不深入发动群众，不调查研究，单凭主观愿望办事，以致把许多好事办成了坏事；甚至把在长期的小农经济生活中形成的家长式领导作风，运用到农业社的领导工作上来了。
这次会议上揭发了中共麻城县中驿区区委书记袁正权在工作中发生严重的强迫命令，使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的事件。这个区彭家畈乡党总支委员、东方红农业社主任彭士简曾向湖北省委检查组反映了袁正权的错误以后，袁怀恨在心，竟借故撤换了彭士简党总支委员和社主任的职务，引起社员极大不满。类似袁正权的事件，在其他地区也发现不少。这种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作风，不同程度地压抑和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是造成部分合作社不能增产，以及管理不善和当前秋收分配中出现某些混乱现象的原因之一。
中共黄冈地委对这些严重情况进行了分析批判和检查后，决定在全区范围内通过总结检查当前生产、秋收分配和布置粮食征、购、销工作，采取表扬好典型、批评坏典型的办法，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首先在各县正在召开的全县扩大干部会议上开展检查、批判，再逐步从党内到党外，贯彻到合作社干部中去。同时，地委除已责成麻城县委认真检查“袁正权事件”外，并且决定在全区农村干部中展开对袁正权强迫命令、报复打击行为的讨论。各县的县报也将通过典型事件，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民主办社的讨论。通过这些活动，使广大农村干部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民主办社的原则，发挥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保证把当前生产、秋收分配和粮食征、购、销工作做好。
第4版()
专栏：
广西省首届青年代表大会
要求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
据新华社南宁11日讯 青年们在热情地建设祖国的同时，也要求祖国进一步关怀和培育他们。这是9日结束的广西省青年首届代表大会上，各族各界青年最感兴趣的议题和要求。
广西省四百万汉、僮、苗、瑶等十多个民族的青年，正在团结一起积极建设着广西省。在最近一年内，农村青年就组织了近八千个积肥突击组，为大规模一造变两造的田地输送养料。四十万名小伙子，兴修了五千多处水利，使许多干旱的山区和梯田上的庄稼，消除旱灾威胁。在带头作农业技术改革的同时，绝大部分青年生产队获得丰收。今年夏收时。玉林县一百十五个青年生产队的收获量，平均比去年增产27％。在今年全省完成的造林面积中，有一半土地上的幼树，是由青年们栽种的。全省二千多个大小型工厂、矿山中，青年工人们正在展开“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劳动竞赛。一百五十万少数民族青年正在多山的家乡，为民族团结和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努力着。从国外归来的华侨青年，大多在学校里埋头苦学，以掌握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
然而，青年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也还存在许多困难。广大的农村和城市青年，希望农业社和机关能给他们一定工余时间，保证他们向文化科学进军。他们并且需要有关部门能供应他们充足的书本作参考和学习材料。工商界青年要求得到较多的政治学习机会。少数民族青年，希望能按照他们的风习和活跃的特性，展开各种活动，不要死搬汉族地区的工作方法来组织他们。重工业工厂和矿山里的青年希望有丰富多采的文娱活动来代替平淡寂寞的周日生活，还希望能关心他们的婚姻问题。来自深山和牧区的青年代表希望有广泛的通信朋友，他们需要知道在城市、平原、沿海的青年人是怎样生活着。部分年轻的中小学教师们，要求有关方面能注意他们的休息状况，以维护他们的健康。
在这次青年代表大会上，广西省民主青年联合会宣告正式成立。联合会的主席和委员们表示要立即研究会上各族青年提出的要求，以便更好地关怀他们。
第4版()
专栏：体育新闻
在全国摔跤锦标赛中
举行民族形式和国际摔跤表演
新华社11日讯 两千多名北京市观众今天用热烈鼓掌欢迎各民族运动员在1956年全国摔跤锦标赛中举行的各种民族形式和国际摔跤表演。
八名身材魁伟的蒙古族摔跤选手，今天表演了他们在历届那达慕大会上举行的蒙古族摔跤。他们身穿皮摔跤衣、长裤和皮靴，两个人一对先举行淘汰赛。他们摔的时候不许抱腿，也不受时间限制，被摔倒一次，就被淘汰。
在今天的表演赛中，内蒙古自治区的摔跤亚军、二十二岁的阿迪雅（体重九十五公斤）和1953年次重量级摔跤全国冠军色登（体重八十公斤）获得了决赛权。阿迪雅在淘汰赛时曾经摔倒了体重有一百二十公斤的、三十四岁的吉尔成拉（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三名），但是他在决赛开始后不久，却被有良好技巧的色登摔倒在地上。
朝鲜族运动员金秉烈和池昌勋表演的朝鲜族摔跤，用两根带子各把自己的一只胳膊同对方的一条腿套在一起，摔的时候是从跪着的姿势开始的。他们在三赛两胜制的表演赛中，池昌勋获得胜利。
来自云南省的阿细族和哈尼族运动员的摔跤表演，有些像国际摔跤形式，被摔倒的运动员必须背部全被对方按在垫子上才算失败，因此他们通常都是用头和脖子来支撑着后背，不使对方压下去。
北京体育学院运动员表演的国际流行的古典式摔跤（不许抱腿）和自由式摔跤（可以抱腿），也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附图片）
图为朝鲜族摔跤选手池昌勋和金秉烈表演朝鲜族摔跤。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第4版()
专栏：
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能把持牛庄乡党政组织达七年之久？
应麟
经过“镇反”和“肃反”运动，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继续隐藏在我们的一些革命组织中，甚至仍然把持组织，明目张胆地欺压人民，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呢？有的，最近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周景云等混进河南省原阳县牛庄乡党政组织达七年之久的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同全国其他的村庄一样，几年来牛庄乡也进行了各种社会改革，也发动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但是，尽管经过各种运动和各种斗争，牛庄乡仍然是一个黑暗的角落。在这个角落里，当权的不是正直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劳动人民，而是一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周景云、杨庆森、靳继存等。这些人，有的是恶霸地主和伪军官，有的当过多年的土匪，多数在历史上都有过抢劫、杀人等重大罪恶。例如，当过多年伪军和伪警察的周景云，在任日伪皇协军班长等职务时，除经常打骂群众，抢劫群众的财物外，就曾经枪杀和活埋群众多人。
1949年前后，这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进了牛庄乡（村）的党政组织，并先后窃据了乡的党政领导职权。有的当上了党支部书记，有的当上了乡长，更多的人当了乡和社的干部。在七年里，这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依仗着从人民那里窃取来的权力，打着“共产党员”和“人民干部”的招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们用欺上压下等卑劣的手法，在土地改革中包庇靳克普、王多山等十七户地主、富农过了关；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包庇了杀害过我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杨心乐等多人，使他们得以长期逍遥法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多次组织假社假组，并且把他们的人安插在社内担任会计、饲养员等重要职务，暗中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他们在平时还依仗权势，敲诈勒索，鱼肉乡民，打击陷害好人，甚至互相勾起来强奸轮奸妇女。坏分子杨庆森在解放前当过五年土匪，抢劫、杀人、强奸民女，无恶不作，解放后混入革命组织，又先后奸污妇女六人。另一
坏分子周仁杰依仗民兵队长的权势，勾结前乡政委员杨庆堂，前乡调解副主任张爱仁轮奸了两个妇女，其中有一个是军属。而在另一方面，坚持同这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进行斗争的人民代表周义兴等则被诬蔑为“闹宗派矛盾”，遭到了无理的斗争和非法的扣押；敢于揭发他们污辱和蹂躏妇女等罪行的革命军人家属被当作了“反革命家属”看待，由地主、富农和被管制分子来进行斗争；积极热情地办社的农民被加上了“破坏互助合作”的罪名，受到了非法的管制。总之，由于这个乡的政权变了质，在这里是反革命的气焰高涨，是人民的正气下降，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遭到粗暴的破坏，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失去了保障。为什么这一批罪行累累、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竟然能够长期地盘踞在我们的农村基层组织中而没有及时地被揭发出来呢？是他们的抢劫、杀人和强奸妇女的罪恶行为没有人知道，或者虽然有人知道而不敢检举揭发吗？不是的，他们都是牛庄乡及其附近的人，他们的罪行也多半是在这一带犯下的，许多受害人和其家属至今仍然活着。而且从1952年起，人民代表周义兴等就多次地向我们的党政领导机关检举控告过，他们先后到过区、县和专区的十多个机关，催问过一百九十六次，往返跑了九千三百多里路。他们的检举控告所以没有生效，而且一贯坚持斗争的周义兴反被当作了“不法分子”，几乎把他逮捕起来形成冤狱，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碰到的不是关心民瘼、真心实意地为人民办事的干部，而是一批官僚主义分子。这些官僚主义者，由于对反革命的破坏丧失了警惕性，对人民的痛苦遭遇失去了同情心，因而在接到群众的检举控告以后，采取了推托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的借口状纸不具体，不及时处理；有的是要“调查调查”再说。然而时间过去了几年，群众虽然不顾酷暑和严寒，一再地加以催问，而他们并没有派人下去调查情况，对群众的检举控告作出认真负责的处理。例如，当时的区长侯家河，在1952年初两次接到周义兴的状纸，最初说是材料“不具体”，要周义兴弄弄再给他；但是等到周义兴把材料整理好送给他以后，他仍然拖延不作处理。特别恶劣的是区派出所所长傅广庆，最初他也说是周义兴的状纸不具体；但是等到周义兴把重新写过的状纸送去以后，他竟把它当作大便纸用了！
在区上控告无门，周义兴等又先后跑到原阳县公安局、原阳县人民法院、新乡专署监察处、新乡中级人民法院和新乡检察分院等机关控告。人民公安、司法和检察机关，负有除暴安良、惩治坏人和保护好人的重大责任，按说他们在接到周义兴等人的检举控告以后，就应当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群众定要坚持控告周景云等人，有关机关的处理是否有不当之处？如果能够这样想一想，他们就不会轻易地相信那些已经受理过这个案件的机关，就会派人下去亲自作调查，也就会使这个案件的真象早就大
白于世了。但是，原阳县和新乡地区的人民公安、司法和检察等机关并没有这样作。原阳县公安局只是在周义兴连续四次催问之下，才批准管制这个案件的首要分子之一的杨心乐，但是对全案没有作认真的处理。新乡专署监察处的答复是：“这里管不着，你到中级人民法院去吧！”中级人民法院的干部又对周义兴说：“你去检察分院吧！”而检察分院的干部没有同他说上几句话，就干脆答复说：“这事我们都知道，不要说了；这事检察分院管不着，你走吧！”正是由于这些机关采取了这种推托不负责任的态度，把一个检举控告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案件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才使这个案件长期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才能够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犯罪活动。
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干部，特别是只相信自己接近的和喜欢的干部，这是官僚主义者的通病，几年来我们吃它的亏也是很不小的。混进牛庄乡的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所以长期没有被揭发出来，致使群众过了几年的暗无天日的屈辱生活，损害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重要的原因是处理过这个案件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有一种先入为主之见。先后担任过原阳县六区区委书记和区长的齐自立、侯家河和窦新文等，都主观主义地认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周景云等是“老党员”、“老干部”，而且“有能力”、“有功劳”。因此，他们在多次地接到群众的检举控告以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认为这是乡里“闹宗派矛盾”而不予重视。窦新文等则连真实反映情况的公安干部郝明亮都不相信，毫无根据地批评他是“跳入了宗派圈套”。区武装干部班庆风等人更因受了周景云等反革命分子的欺骗，竟至给周义兴加上了“包庇地主”、“破坏工作”等莫须有的罪名，不但支持和纵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斗争周义兴，而且一次两次地把周非法扣押起来，甚至要请示法院将周逮捕。因为全部材料都是捏造的，才没有形成冤狱。
另一方面，这些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对被检举控告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却十分信任——就在这些人被检举控告的期间，有的被提升为区委委员，有的被指定为党支部书记和乡长。中共原阳县委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也十分严重。县委不但轻率地批准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入党和担任区委委员等重要职务，而且不调查群众对这些人的检举控告。周义兴在区控告多次碰壁以后，曾经四次到中共原阳县委会控告，县委因为偏信了区委的报告，也就认为是“闹宗派矛盾”，没有派人下去查明事件的真相和本质，就不了了之。这些都说明原阳县委的偏听偏信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是多么严重！
但是，尽管周义兴等在检举控告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过程中遭受了多少困难，受到了多少次的打击、压制和陷害，他们的正义斗争终于胜利了！1955年2月，周义兴等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等，控告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揭发了官僚主义者的错误。在中
央和河南省级机关的督促之下，有关机关终于查明了这个案件的真象，并对全案作了严肃公
正的处理：混进牛庄乡党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周景云、杨庆森、靳继存等五人被清除出党，曾经窃据牛庄乡党政领导职务并积极进行破坏活动的首恶分子周景云、杨庆森和查文友等依法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在这个事件中严重丧失立场和犯有严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分别受到纪律处分。同时，中共原阳县委会还决定对因为检举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而受到种种阻难的周义兴进行慰问，赔偿他在检举和催问中所耗费的路费，并向周义兴和牛庄乡的人民群众进行公开检讨。
牛庄乡事件已经揭发出来，作了公正的处理，但是，是不是还有类似的事件没有揭发出来？或者说类似的事件还有没有可能在今后发生呢？这是值得我们时刻注意的问题。为了及时地揭发和防止这类事件，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破坏，我们有必要大声疾呼地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歪风，把它们当作大敌来打倒！
第4版()
专栏：
重视在小学教师中的建党工作编辑同志：
前些日子，我们在山东省滋阳县召开了几个小学教师座谈会。会上，不少教师倾吐了他们要求入党的迫切愿望：如：八区教师刘润平说：“我已经是一个超龄团员了，我多么希望能参加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啊！可是，当我提出入党要求的时候，区委文书竟然说‘你好好教学吧，别胡思乱想的。’虽然我碰了钉子，可是要求入党的意志并没有消失。后来我又连续申请了两次，还是没有人理睬，无奈只好又找到区委书记，问他是否看到过我的入党申请书？书记说：‘已经交到县文教科去了！’以后这件事就这样鸦雀无声了。”三区教师王光志很感慨地说“我申请入党已经四次了，至今未得到明确答复，我见到我的两个学生毕业后在农村很快入了党，就难过得流泪。我为什么不能入党呢？难道只有长期当个非党群众吗？想到这里，工作就失去了力量”。
这种小学教师长期不能入党的情况，在山东还不是个别的。本来，山东省是个老解放区，党的基础比较雄厚，可是，小学教师中的党员却寥寥无几。据今年3月份统计，全省小学教师中党员才占教师总数的4.7％；许多学校，还没有党员或只有个别党员。滋阳全县共有六百九十一名小学教师，但自解放以来这七年半的时间里，仅发展了两名党员；连从部队转业和在农村入党的计算在内，全县教师中才有九名党员。显然，这种情况与当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极不相称的。
为什么在小学教师中建党工作的进度这样迟缓呢？主要是有些党组织的同志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认识，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关门主义倾向。
他们甚至认为：“小学教师政治历史情况复杂，一时难以弄清”、“教师思想刁滑，不忠诚”等等，而不积极发展小学教师中够条件的人入党。
其实，他们这种想法也是毫无根据的。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小学教师的队伍日益壮大，新的成份正在大大增加，他们大多数是青年，历史清楚，思想单纯，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易接受新事物。固然有些人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还是比较复杂的，但他们多是当地人，只要积极地去进行调查，情况是很容易弄清的。据滋阳县三区的调查，在九十六名教员中，中、贫农家庭出身的占76％，他们多是本县人，外县的只有十三名，外省的仅七名。社会关系复杂，思想比较落后的只是很少数。事实证明，在小学教师中发展党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小学是我们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它担负着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后一代的光荣任务。要使小学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光荣任务，就必须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而积极慎重地在小学教师中发展党员，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的党组织不能忽视在小学教师中发展党的工作。
润玺、德贞、洪泽
第4版()
专栏：
延河水在照样流
本报记者 朱波
延安在建设中
今年3月，在延安召开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时候，我曾和一些过去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到了延安。我看到他们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那样，兴奋地告诉别人：那是杜甫川，那是凤凰山，他们非常亲切地观察着延安的一草一木。我看见一个老同志长时间停留在他住过的窑洞里；也看见一位老同志在他亲手栽种的一棵杨树下徘徊着，……还有的同志非常耐心地寻找着他们过去在春节时给党中央负责同志扭秧歌的地方……到了夜晚，听吧，所有的宿舍里谈话的中心只有一个——延安。他们都在回忆延安的过去，赞美着延安的现在，想像着延安的未来。
现在的延安怎样呢？延河水在照常流！但是母亲延安的面貌却变得更加年青了。旧的延安城变得使人认不出来了，当很多同志离开延安之前，延安城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成一片瓦砾，只剩几棵老槐树在风雨中摇摆着，特别是国民党军侵占延安之后，被破坏的更加惨重。
如今，正像出席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青年代表们所说的，要把延安建设成最美丽的花园。这个花园已经初具规模了，看！延安城里那整齐而宽广的两条大街和矗立在两旁的高大的楼房；看！延河两岸种起来的护岸林——随风飘动的柳树和亭亭玉立的白杨；而在枣园、杨家岭、王家坪，以及周围的宝塔山、凤凰山和清凉山上，遭到国民党军破坏的窑洞又焕然一新了。到处都种上了从祖国南方运来的树木和花草……
过去，在杨家岭，在枣园，人们看不到什么名贵的花木，而现在，栽种在这里的，有来自西湖畔的四季桂花、雪松、腊梅、银杏、水杉、竹柏，………名花异木，不下数十种。这些名贵的花木，把枣园和杨家岭打扮的更加秀丽了。然而，这只是开始，新的花木还在培育中。延安林业局培育了六百八十多亩苗圃，包括五十多种树木，有白杨、桑树、油松、杜梨、苹果、梨树、胡桃等，计划在今年秋季就开展更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再过几年，延安将会变得更加美丽，无
论你沿着延河散步，无论你爬上宝塔山或凤凰山，都使你好像到了一座非常秀丽的花园一样。
我们在延安每时每刻都感到延安在变化着！前进着！今年3月，可以容纳一千多观众的延安影剧院还没有动工，而今天，一座崭新的影剧院已经竣工了。昨天，进行延安大桥地质勘探工作的钻探机，还在延河岸上的沙滩上转动着，而今天，机器已经移到延河中心去了……特别是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更快，你站在山坡上或者是延河边上，可以听到工厂机器的转动声，也可以看到成串的汽车在奔驶……
过去的旧工厂，有的撤销了，而新的工厂又建立起来了，有些没有撤销的旧工厂，现在也增添了新的设备。今年3月我们来的时候，延安发电厂还正在修建，现在，已经开始发电了。而新的工厂，像拖拉机修配厂、汽车修配厂、自来水厂、化学肥料厂、食品加工厂……有的已开始修建，有的正在作计划。在清凉山下，原来的中央印刷厂里，旧的机器——就是那部曾印过毛主席以及中央负责同志很多重要著作的机器，已经送到北京博物馆里去了，而现在除了一些原来的机器外，又添了新的机器。
一步登天的高级社
初秋，延安的天空是那样蔚蓝蔚蓝的，点缀着几朵白云。那起伏的黄土高原，变成了绿色的海洋，白色的羊群蠕动着在山坡上吃草，好像绿色海洋的浪花一样。牧羊人仍然站在山头上，头扎着白羊肚毛巾，腰下系着红色的腰带，吹着清脆而悦耳的牧笛。不同的是，这些土地已经归农业社统一经营了，地与地之间的界线已经打破了；羊群变大了，它是属于农业社的财产。
在延安的农村中，不像其他地区那样，要经过初级社，然后才转高级社。这里绝大多数的高级社，都是“一步登天”。据统计：延安共有农业社六百零三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3％以上，其中有高级社五百八十五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0.6％，在高级社当中有四百九十二个没有经过初级社，而是直接由互助组建立成高级社的。中共延安县委互助合作部长告诉我们说：当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时候，很多村建社时，农民都提出：“不要土地报酬”。他们说：“宁走弓弦，不走弓背”。当时区委、县委、延安地委认为这个情况未必真实，就先后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除了没有劳力的五保户外，都坚决表示不要土地报酬，他们说：“土地都是党分给我们的，为啥要报酬呢？”“靠劳动吃饭，还能靠土地剥削”，有的农民甚至提出“如果土地有报酬，我就不入社了”。延安地委这才请示陕西省委批准，开始建立“一步登天”的高级社。
为什么延安会不经过初级社，直接建立高级社呢？枣园乡枣园村高级社的社务委员、枣园乡信用社主任高兴德，向我们解释了这个问题：那是在1943年的春节里，毛主席邀请了很多枣园乡的农民到延园里开联欢会，他就是被邀的普通农民中的一个。他非常清楚地记得毛主席穿着灰粗布制服，微笑着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一个一个请他们进去和他们握手，然后，非常亲切地听取他们汇报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并和他们交换农业生产上的意见。在那次联欢会上，毛主席就提出要他们组织起来，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搞好生产，摆脱贫困。高兴德和很多农民在那个时候就明白了“组织起来”的道理，所以，他们回去之后，就分头串连其他农民，组织了一个临时的变工队。这一年，他们共开了二百多亩荒地，收了三百多石谷，每个劳动力分到十八石谷。这一年冬天，很多农民都存下余粮了，都穿上了新的棉衣。1944年春节里，全村共有二十二户人家，杀了十八口猪，就在这一年的春节里，高兴德又和很多农民一起，带着喜悦的心情向毛主席汇报这一年生产的成绩。
1944年春天，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组织起来”的讲话，变工队更扩大了，对集体劳动更有经验了，就连枣园村的妇女们也组织起了织布组。这一年，又丰收了。1948年春天，枣园村很多农民从游击队回来重建家园的时候。那是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他们就用组织起来的方法，组成了三个互助组来战胜困难，把荒芜了的土地都种上了庄稼。去年，当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传到枣园村之后，枣园村的农民，都争着学习这个文件，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集体农庄啊！他们并在学习中一致通过，要成立高级社，不要初级社的决议。
还有一个原因，当提到土地报酬的时候，延安农民就想到过去在延安住过的老同志。正像一个老农民所说的：“那一块土地没有同志们的镢头印和流下来的汗哪！”高兴德带着我们看了枣园高级社的庄稼，他指着那茁壮的水稻说：“像这样的水地，过去我们一亩都没有，而今天，我们却有了四百多亩，水地那里来的，你顺着水渠走一趟就知道了。这条水渠是从延园里串过来的，是我们闹大生产时，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亲自动手修成的一条水渠”。他的意思是说像这样的土地是不能要报酬的。
新人的成长
延安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的变化，在新的事业里，到处都看到新成长起来的人们。过去的放牛娃现在成长起来，成了农业社的社主任；过去保卫过延安的人现在又驾驶着拖拉机回到了延安；全国各地青年，有来自杭州西子湖畔、有来自繁华的上海，他（她）们就像抗战初期那样，抱着崇高的理想来到延安，他们成了延安的建设者。
在桥儿沟艺丰高级社办公室里，社的副主任接见了我们，这个青年的社主任是谁呢？
鲁艺的同学大概记得，有一次，毛主席给你们作报告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娃娃），他曾光着脚爬在毛主席旁边的记录桌上，瞪着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毛主席。想一想看，你们有不少的人在桥儿沟秧歌队里给他化过装，也有不少的同志在延河里游泳时，和他打水仗而被他打败了。因为他用的不是水，他用的是稀泥，用水打不过你们，用稀泥把你们赶跑了。他是谁？这就是桥儿沟的一个放牛娃，他的学名叫赵连玉，不过，那时候鲁艺的人都管他叫“小鬼”，“调皮的小鬼”。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了，早就结了婚。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参加了青年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担任青年团乡支部书记，从1954年就被选为农业社的副主任。现在，你如果看见他，保险认不出来了。
在桥儿沟，就在鲁艺的校舍，现在是延安拖拉机站，拖拉机手都是一些年青小伙子，他们有的来自东北，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关中，其中还有的在过去曾保卫过延安。他们来延安之前，都已学会了生产的本领，自己驾驶着拖拉机，耀武扬威的来到延安的。其中有一个年青的拖拉机手，名叫刘怀旺，1941年参军，从1942年起就一直保卫着延安。在1948年收复延安的时候，缴获了国民党军十五辆坦克，他被调去学习驾驶坦克。他曾在晋南打击敌人，也在险要的秦岭上剿过土匪。从今年春天他开始学习驾驶拖拉机，在今年8月初，听说人民解放军帮助延安人民建立拖拉机站，他就自动报名来延安拖拉机站工作。他说，过去我保卫延安人民，今天就要帮助延安人民建立新的生活。
延安仍然在向全国各地的青年招手，很多青年来了，他们当中，有医务人员，有教师、有技术人员……他们都是来建设延安的。最近，新的学校又开始修建了，有林业学校、农业学校——这是未来的延安农业大学，校址就在杨家岭，其他还有延安农业合作干部学校，延安商业干部学校。这些学校，也像过去的延安各个学校一样，吸引着各地的青年。
延河在秋天特别显得有生气，河水变化多端，时清时浊，时喘急时缓慢，水流冲击着巨大的河卵石，飞溅着浪花，“哗哗……”地向黄河、向大海流去。延河好像是在欢笑和歌唱，歌唱着母亲延安，歌唱着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