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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限令”前面
钟怀
今年春天，广东阳春县委为了提早完成播种工作，不止一次地向下面发命令，有些命令简直是限时限刻：“务必在春分把所有的谷种浸齐”，“限今晚（春分）浸齐谷种，否则以失职论处。”为了完成增种花生的计划，清明过后，阳春县委同样接二连三地发出指示：“无论如何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开荒也得完成任务”。显然，阳春县委这些“限令”带着很大的主观性和强制性，违背了“因地制宜，具体指导”的领导原则，极有可能助长下边的强迫命令作风。
这里且不去研究阳春县委领导作风中的缺点和错误。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干部怎样执行这些“限令”，这对我们理解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上级的指示是大有好处的。
附城乡高?合作社的干部在接到“限今晚浸齐谷种”的指示以后，考虑到过去有过限期浸种结果出了谷仔的教训，怀疑这个“限令”是否行得通。于是，他们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有经验的农民都认为应当分批浸种，而不能在一个晚上浸齐种。高?合作社的干部便把这个意见向区委汇报，区委经过考虑，同意他们按照分批浸种的计划去做。在接到增种花生的任务以后，高?合作社的干部尽了最大的努力，多种了六百亩，剩下一百亩实在无地可种，如果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那就只好用水田来改种，可是这样做并不能真正增产。他们就实事求是将情况报告上级，结果上级削减了这一百亩花生的任务。
这个县的那旦乡的干部却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他们说：“照着上级的指示做去就没有错”。有人提出一齐浸种将来插不完要出谷仔，回答是：“出谷仔由区委会负责，你不浸就是犯法！”分明已经没有地可以增种花生，乡支部却硬把增种数百亩花生的任务摊派下去，因为区委说过，早熟作物可以犁掉，水田可以改种花生，任务非完成不可。一个合作社的社务委员兼会计梁添不同意将水田改种花生，于是支部召开党、团员会议批判“梁添思想”，他的会计职务也被撤掉。就这样，全乡在一夜之间浸了三万六千斤谷种；全乡一共犁了三十亩早熟作物，把一百四十八亩已经下了秧的水田改种，总算完成了增种花生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待“限令”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独立的思考；另一种是不动脑筋，不顾实际，“照着上级指示的做去就没有错”。
一种是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和矛盾，就找群众商量，并将群众的意见反映给领导机关，使领导同群众更好地结合起来；另一种是遇到群众有不同的意见就扣大帽子，甚至以“犯法”、“撤职”相威胁。
一种是在想到对上级负责的时候，同时想到要对生产的最后结果负责，要对群众负责；另一种是，上级的任务非完成不可，至于将来出了问题，“由区委会负责”。
两种态度，两种做法，究竟哪一种对呢？事实已经做出了结论：附城乡的高?合作社早造稻谷增产25％，夏收分配中96％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花生估计也可以增产30％以上。至于那旦乡，全乡六个合作社就有五个减产，一个保产，全乡早造稻谷估计减产30％，花生也要减产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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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视察陕西甘肃的印象和感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崇桂
编者按：作者陈崇桂是基督教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牧师，现在除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还任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副主席、重庆神学院院长。这篇文章是他视察陕、甘两省以后写的。
我依照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个人可以选择要看的地方，可以看自己要看的东西，亦可以单独进行视察，就到了陕西和甘肃。我视察的方法是拜访各地的人民法院、公安局、政治协商委员会、民主妇联，并和地方居民开座谈会和个别谈话，并且参观了西安和兰州的监狱。回到家里后，用了好几天功夫重新回忆、考虑，分析视察的结果，就治安、道德，教育三个问题写出来，请国人指教。
一治安问题
根据各有关方面报告，和我个人片面的观察，大体说，陕西和甘肃已经做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经常有人将拾到的手表、钱包等物送到公安局招领。农民在田里工作，晚上回家，将农具留在田里，也不会丢失，因为社会上99％都是好人。但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1％的渣子——坏人，特别是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完全肃清。他们以各式各样的姿态出现。在陕西铁路的沿线上，潼关、朝邑、三原，今年第一季度发生了三十件抢劫案，都破获了，发现他们中最少数是逃亡地主，不肯劳动，因而出外抢劫、偷窃；绝大多数是反革命分子，故意破坏农业合作社，扰乱社会治安。他们是奇怪的土匪，抢劫了却丢弃钱财不要，害命却不是为谋财。但是，盗窃数字年年下降，近来是月月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村和城市中，群众觉悟提高了，有了严密的组织，使反革命分子隐藏不住。兰州市发生了盗窃案七件，四件是由群众破获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了对鳏寡孤独、残废军人施行“五保”，使他们的生、养、教、死、葬都有所依靠，可说是基本上消灭了贫穷，使人与人的关系改善了，人人彼此相爱互助，很少再争吵打架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给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指出了出路，使他们有重新做人的机会，鼓励了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自首投案、悔过自新。一般反革命分子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感到了反革命复辟幻想的破灭，也促使他们投案自首。只兰州市，近来就有七十多个反革命分子自动到公安机关自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
我也参观了西安和兰州的监狱。我先和监狱长和其他工作同志作长时间的谈话，然后进监去查看犯人的生活和劳动。西安监狱共有犯人一千一百多，内有反革命分子六百多。兰州监狱有犯人925人，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七十强。其他刑事犯甚少，有谋杀案十件、婆婆折磨死媳妇案四件，皆是旧社会遗留下的问题。社会主义高潮以后，更没见刑事案，两处监狱长都说，社会上犯法的人日渐减少，从去年肃反运动直到今日，送入兰州监狱的，不过两个人。进监去看，才看见并不像监狱，乃是一个大工厂、制鞋厂、缝衣厂。一千多人在那里分工合作，勤恳劳动，有的人还用机器，生产情绪很高。他们工作时候，似乎快乐高兴，人人长得白胖白胖的。他们生产的产品质量高、布料坚实，价廉物美，由百货公司包销。西安监狱1953年生产总值一百一十多万，除开支外，上缴十四万五千多；1954年生产总值二百多万，上缴三十多万。自今年六月起，犯人生利，可得工资百分之五，从四月份起，对有技术者还特别照顾，对先进分子还给奖励。此后，犯人可以在银行中开户储蓄。我看了他们的宿舍，八个人住一间房，上下铺位，房内大窗户，光线充足，有纱窗。他们的铺盖干净整齐，无臭虫、蚊子、虱子——因为常打滴滴涕消毒。犯人伙食每月十一元多，一般干部也只吃十三元。我去兰州监狱参观时，正值他们吃饭，看见他们每个人手中拿个馍馍啃，面前放着一碗黄瓜烧肉。我故意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太吃苦呀，比不上在家里好。”他们即刻异口同声回答说：“不，不，我们在家没吃这么好。”业余时间，他们有娱乐，下棋、打球、也演戏，每月看电影一次，当然也有学习。监狱长引导我到图书室，看见有人民日报、甘肃日报，书架上有政治、经济、哲学书，还有古典文学书，琳琅满目。
按照劳改条例，工作人员若违反条例，犯人可以批评检举。监狱管理员对于犯人不许打、不许骂、不许发脾气。犯人中倒有不服从法纪的，骂人、打人，横行霸道。干部对他们只能说服。说服不了，只能呈报上级批准，加上脚镣手铐，关在房中几天。近四年中，西安监狱也只有两个人受过这点小刑罚。监狱长对我说，打、骂、刑罚不解决问题，反引起恶感。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他说，近来一犯人患盲肠炎，马上送入医院治疗，前天痊愈回来，全监震动，连最强硬的凶犯也感动得流泪，在他做监狱长的四年内，患各种急性病的十几人，都治好了，没死一个人。监狱长还告诉我，四年之内，判决死刑缓期执行的犯人有三百多人，其中悔过自新改为徒刑的有三百人。现在只剩下三十多人算是死刑，在缓刑中。换而言之，在四年之内，这里没有处死一个犯人。西安监狱内判决死刑缓期执行的二百多犯人，执行死刑的不过两个人。这两个人真是顽固到底，缓刑又缓刑，依然不改，才执行枪决的。
前五、六十年，我看过武昌监狱，那是清朝的事，那里面真是黑暗、肮脏、潮湿，大小便都在房内，犯人带着脚镣、手铐、或是枷锁铁链，还经常受到拷打。那时，外国人总是拿着中国监狱坏为借口，拒绝中国取消治外法权的要求。辛亥革命后，着重提倡改良监狱，在几个大城市建立所谓模范监狱，我也去参观过。这些监狱形式虽然是改良了，内容还是腐败、黑暗、惨无人道。到了国民党独裁的时候，特为共产党人建立了监狱。在重庆的有“中美合作所”，又名“白公馆”，这是中美特务头子的公馆、训练特务的场所，又是特务实习的监狱，犯人都是共产党员，或是有共产党嫌疑的进步人士、爱国人士。那监狱我也参观过，那真是人间地狱。狱中所用的刑具，都是美国科学发明的杀人利器，尤其是私刑审讯的刑具，真是异想天开，惨不忍睹。现在看见了中国共产党为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所预备的监狱，看见了共产党怎样“以法服人”“不嗜杀人”，真叫我佩服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
（本段完，全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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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江苏盐务局的“三多”编辑同志：
“组织太多了，兼职太多了，会议太多了”，这是江苏省工业厅盐务局同志们的普遍呼声。全局大小组织竟达三十个，其中有不少组织是重叠的。例如该局内部，生产、运销系统分别成立了三个评比委员会，实际并为一个就行了。伙食问题本属职工福利，既有生活福利委员会，伙食管理委员会就没有必要存在。
既有这样多的组织，兼职多的问题就随着发生了。据统计，每一组织成员最多的九人，平均六人，如果每人担负一项社会工作，三十个组织就需要一百八十人，再加上工会组织干事、财务干事、正副小组长、党团小组长、文化、理论学习辅导员等等，共需二百一十多人。可是全局只七十人，经常在家的只有五十人左右，平均每人需要担负四种社会工作。有些人的兼职多，如何家留同志就曾兼十四职。这些同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做社会工作，也无法把各项工作按照要求做好，自己思想苦闷，群众还感到不满。
这些大大小小组织，每月每个组织定期会议多的四次以上，平均二次到三次。特别是那些兼职多的同志，更是会议成灾，整天陷在会议的大海里。有一个同志在一周中只有半天真正坐在办公室里办公，其余时间都在开会。
自从人民日报刊载了浙江省吴兴县人民银行组织太多的读者来信以后，这个局已经注意到组织多、兼职多、会议多的情况着手检查和纠正，希望这个局能够贯彻整顿机构，精简会议的精神，切实纠正这种“三多”现象。 吴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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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适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要求
全国三十万农村团支部进行了整顿
新华社13日讯 全国已有三十万个左右的农村青年团支部在最近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次整顿。
这次整顿工作，是根据去年十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村青年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决议进行的。当时，农村青年团组织不论在支部的组织领导上，在团员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赶不上合作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对农村青年团支部进行整顿。
在整顿时，许多地区都贯彻了坚持教育的精神，通过对农业合作化方针政策以及青年团组织和青年团员在农业合作化中应起的作用等问题的学习和讨论，提高了团员的觉悟，并且结合检查工作，发扬了民主，进行了表扬和批评。
经过对农村青年团支部的整顿，广大青年团员的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广西省在整顿团支部工作以后，青年团员纷纷要求参加青年突击队。桂林专区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1，497个青年突击队。有三万二千多名青年突击队员。这些青年突击队在兴修水利、积肥等生产活动中都起了带头作用。湖北省黄冈专区和平乡整顿青年团支部后的第一天，就有一千八百人参加了青年突击队。队员们在四天内开垦荒地一千二百亩。许多地区的青年团员还带头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甘肃省银川专区在整顿以后有98％的青年团员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甘肃省的永宁县原来有118名青年团员没有入社，这时都积极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全部入了社。
经过整顿以后，农村青年团组织在广大青年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青年们纷纷要求入团。甘肃省天水专区在整团后的四十天中就发展了11，861名青年团员，这些新团员中大部分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广西省桂林专区在整顿团支部工作以前，只有四十四个青年团总支委员会；整顿后增加到111个青年团总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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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各民主党派举行座谈会
提出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建议
新华社广州12日电 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于八月四日和十日，先后两次邀请各民主党派广州地方组织负责人许崇清、郭翘然、陈伊林、黄长水、林一元等人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各民主党派人士首先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同时对广州市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很多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广州市统战部门和各有关机关没有很好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不少机关干部轻视民主党派成员，不信任民主党派的干部，增加了民主党派工作的困难。他们还指出，有些民主党派人士在机关中担任和共产党员相同的领导职务，但看不到上级行政领导机关发来同业务有关的电报、文件；有些机关的一些共产党员不直接向主管的非共产党员的领导人员商量问题，或越级反映情况，使那些领导人员很难工作，也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不能全面贯彻执行。有些机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共产党组织的会议上作出决定以后，就不再在行政会议上讨论，使非共产党员的同级领导人无从了解和掌握，这些都直接削弱了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工作。
参加座谈会的各民主党派广州地方组织负责人还认为，中共广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只统上不统下”，工作不全面，不深入，对民主党派成员的工作、思想、生活状况关心和帮助不够。他们向中共广州市委和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建议，希望今后在确定重要的政策方针和市的中心工作时，要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同来商量和研究。
中共广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表示，要很好地考虑大家的批评和建议，以改进广州市的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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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
视察县市政协工作
新华社成都12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派往川西地区视察市、县政协工作的一个视察组，已经回到成都，近日向委员会提出了视察报告。
视察组工作人员先后以半个月的时间考察了邛崃、眉山两县政协工作。他们和县政协组织的工作人员一道全面地研究了县政协组织的工作，总结了在政治协商、宣传政策、联系群众等方面的工作经验。
在邛崃县，视察组工作人员发现县政协组织反映群众意见不够及时，联系有关机关处理群众提出的问题也不够主动，以致群众来访来信很少。他们指出这一缺点后，建议县政协组织今后应该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联系群众，并制定必要的工作制度以保证认真处理群众提出的问题，他们还介绍了其他地方政协组织在这方面的经验。在眉山县，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视察组还发现这两县政协组织在领导学习方面缺少办法，日常工作的安排也不够好。另外眉山县的政治协商工作，还不能根据问题性质采取多种方式来进行，往往采取综合座谈的形式，因而影响到解决问题的深度。视察组对于这些问题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邛崃、眉山两县政协组织工作人员认为这些意见都很中肯，并已着手改进。
目前另一个视察组正在川北视察。今年下半年，政协四川省委员会还要陆续派出视察组到各地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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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辽宁省沈阳市委员会成立
据新华社沈阳10日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辽宁省第二次党员大会和沈阳市第一次党员大会自六日到八日在沈阳市联合举行。会上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辽宁省委员会和沈阳市委员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宁武等十七人为省委员会委员；周达夫等十七人为市委员会委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辽宁省筹备委员会1956年—1957年工作规划报告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阳市筹备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宁武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会在会上讲话说：我们今后的任务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贡献力量。中共辽宁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张雪轩在会上作了报告。巩天民和钟俊麟分别代表省、市政协和省、市各民主党派向大会致了贺词。
大会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辽宁省第二次党员大会告台湾军政人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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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山今年又有五万多人就业
全市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新华社鞍山13日电 今年以来，已有五万四千多人在鞍山就业。其中大部分是历年来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以及一些家庭妇女。现在，鞍山市原有的劳动力已全部就业，全市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这些就业人员，绝大多数在鞍钢和鞍山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等重工业系统当了工人。还有四千多人参加了国营商业和地方国营工业部门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分配到鞍钢的一万多名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青年，大部分已与老工人签订了师徒合同，或被送入了技工学校。他们将培养成为技术工人，以便支援新的钢铁基地的建设。
从1949年鞍钢开始恢复到现在，已有十二万无业失业的人在鞍山找到了长期的职业。民政部门还组织了一千八百多个没有就业条件的、生活困难的家庭妇女和老弱残废的人参加了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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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驻福州部队官兵同华侨学生联欢
新华社福州12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州部队的一百五十名军官和士兵，在十日与福州市华侨学生夏令营的学生联欢。在篮球友谊比赛中，侨生队输给了军官队。可是在羽毛球比赛中，侨生队却大胜了军官队。在球赛的同时，学生们表演了制造牙膏、肥皂、电池和汽水等，官兵们津津有味地看了这些少年科学家们的表演，还尝了他们当场做出来的汽水。
接着，军官、士兵和学生们来到了闽江岸边。一些喜欢游泳的人，三五成群地跳下江去游泳；另外许多人在江边的龙眼树荫下跳舞、唱歌、游戏；还有些人在丛林中散步、谈心、交朋友。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在江边进野餐。晚上举行了联欢晚会，会上官兵们和华侨学生们表演了歌舞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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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被旧社会遗弃的人们
新华社驻上海记者集体采写
上海，这个过去的“十里洋场”，它曾经是旧社会罪恶的渊薮。那时，千万无辜者在这里受尽了凌辱、摧残，得不到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他们在旧社会的毒害下，有的沦落在街头卖笑，有的无依无靠，沿门求乞；许多人堕落为流氓、赌棍，许多人被迫挺而走险……。
人民推翻了旧社会的统治者，从根本上铲除了罪恶的基础，这一群被旧社会遗弃的人开始了新生。这些年来，人民政府教育、改造了他们，被侮辱被损害的，恢复了人的尊严；游惰成性的，也从劳动中重新获得久已遗忘的愉快。
六万多游民走上新路
现在当你来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用担心被人讹诈，也不用提防从啸聚械斗的人群中突然飞来的石头，街头上，你再不会看到“飞机头、小裤管”横冲直撞，或者有人牢钉在你身后硬求布施……。
这些曾经生活在旧上海的阴暗的角落，染上了游惰习气的人们——流氓、小偷、阿飞、乞丐和流浪汉，这几年已经被改造为懂得劳动、恢复了人的固有的善良性格，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曾经是游民聚居的哈尔滨大楼，已经成为收容改造他们的熔炉——上海市新人习艺场。现在，这里传出的是劳动的声音。在熊熊的炉火旁边，年轻小伙子抡起大铁锤叮叮当当敲打着；机械车间里的几十部车床不停地轰鸣着；大卡车载着木工车间刚制出的门架和窗架运向建筑工地，那里，他们的建筑工程队正在修建一批新厂房和新住宅。习艺场收容的一千三百多游民现在已成了机器匠、木工和卡车司机，曾经为上海和外地修造过许多处厂房、电影院、疗养所、学校，制造出车床、农具和成套的洗衣机器。他们每月都有工资收入，生活过得很好。原来绰号“上海阿康”的流氓头目康妙根，过去手下有二、三百名徒弟，专门包打群架、敲诈勒索，并且还霸占妓院，贩运毒品取利，经过几年来的改造，他已在劳动中学会了一手好手艺，成为五级的建筑沟漏工，他并且收了二十几个学徒，大家叫他康师傅。但是，他教的已不是讹诈、斗殴，而是挖阴沟、埋水管的技术，当人们问起他的感想时，他总要说：“人民政府使我变成了一个人，如果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我不是在打架中被打死，就是自己吃‘白面’被毒死了。”
从解放到现在，上海共收容改造了六万多游民，其中两万多人已经成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还有很多人到了东北，新疆、甘肃等地当了教师、干部、工矿企业的工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有的还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原来长期做小偷和流氓的沈阿五、葛金木等九人，今年三月到兰州去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做了建筑工地的搬运工，他们最近给上海教养机关寄来的一封报喜信说，他们九人组成的生产小组，月月都超额完成计划，在第二季度里被评为先进生产小组。过去的流浪汉赵宝喜，进了上海新生棉纺厂，成为一个优秀的送纱工，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前结了婚，建立了美满的家庭。这几天，他接到了工会的通知，请他到杭州西湖去作短期的休养。
脱离了火坑以后
旧上海的傍晚，热闹的四马路、“大世界”一带，到处都有娼妓在活动。她们浓妆艳抹，游荡在街头巷尾，很晚很晚，还在幽暗的街灯下凄凉地等待着客人。
现在，这种情景早已消失了。
1951年人民政府封闭了全市的妓院。所有无家可归、无法转业的妓女都被收容到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里。在这里，政府替这些受尽摧残蹂躏的妇女医治性病，组织她们学习文化，并帮助她们学会织手套、袜子、毛巾等生产技能，使她们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几年来，这个教养所已改造了四千多个妓女和暗娼。她们当中，不少人已经参加了国家的工农业建设，有的已经和工人、农民或职员结了婚，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现在，教养所经常收到她们报告自己新生活的大批来信。
四马路上有一条叫做会乐里的弄堂，过去这里是妓院的集中地。前面的新会乐里开设着二十八家著名的高等妓院，后面的老会乐里有十多家下等妓院，现在这个乌烟瘴气、荒淫糜烂的地方已经完全变了样，住在这里的，有不少还是当年的老居民，但是已经没有一个人再从事卖笑的生涯。
会乐里的老居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解放前这里的一个名叫克雷斯阿六的妓女的悲惨故事。这个会说几国语言的美丽的女人，当年曾经红极一时，门庭若市，后来年老色衰了，染上了一身重病，结果惨死在街头。解放后，会乐里另一个妓女柯爱娟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柯爱娟经过教养所的教育和技术训练后，成了国营上海益民食品三厂的车床工人。柯爱娟进厂后，努力向老师傅学技术，改进操作，今年五月被提升为四级技工。一年前，她已和会计汤庆荣结了婚。丈夫怜惜她的遭遇，对她分外体贴。
到上海访问的外国客人们，都喜欢到这个教养所里参观妇女们学习生产技术的情形，参观这里的医院、俱乐部、运动场和为被收容的妇女们的孩子设立的托儿所。人民政府在上海为消灭娼妓而进行的复杂细致的工作和已经获得的成绩，引起了外国客人们的浓厚兴趣和赞扬。来中国访问的意大利的一位植物学家基范里在教养所留言
中说：这种对“迷途的妇人”的改造，具有很高的道德价值。你们所进行的这项工作已成为全世界的模范。
他们也是祖国的花朵
黄浦江边，一排红色的洋房里住着一千多个七岁到十八岁的孩子，他们都是沾染了旧社会不良习气的流浪儿童和贫苦无依的孤儿。在这里人民政府特地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儿童教养院，使他们受到普通小学的教育。
教养院里的儿童每天上四、五节课，十三岁以上的孩子，课余还有两小时的劳动。现在，他们已经学会做结实美观的木头小矮凳、小桌子、小木马、衣架。女孩子们用缝纫机缝制了很好看的儿童服装和大人的衬衣，成绩好的还得到了奖励金。
过去，这些孩子跟着大流氓，成天打架斗殴，偷盗拐骗，学会了很多罪恶的勾当。现在，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组织了科技小组、球队、铜管乐队、戏剧、口琴、舞蹈小组，每个星期都要举行一、二次有趣的晚会。科技小组制造的电动升降旗杆曾被送到北京去展览，最近他们又制成了幻灯机。
许多孩子已改掉了过去的坏习惯，活泼的朱道林今年才十二岁，他父亲过去是强盗，罪恶的生活影响了他，六、七岁便在路上摸人家的口袋，被抓送到公安局的次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去年被收容到儿童教养院来的时候，朱道林绝望地对老师说：“公安局里有一大堆我的材料，枪毙我吧，让我重投个胎，做一个顶顶好的人。”细心的老师从孩子的话里觉察到了他要求改造的愿望，他们鼓励他、教育他，现在朱道林已能遵守纪律，还会帮助别的孩子学习，他正在争取带上红领巾以后再回家。
章小龙十一岁的时候，就在流氓引诱下，堕落做扒手，跑过苏州、南京、上海等码头，他曾经混到银行去偷人家的存款，也曾多次窃取戴在大人手腕上的手表和插在口袋上的金笔。现在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学生，今年儿童节前已加入少年先锋队。
今年暑假里，有八个孩子已考取了中学。连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己的生日年龄都不知道的孤儿恽中已考进了市南中学。市南中学的同学非常欢迎他，特地到教养院来访问他，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的。
上海市儿童教养院和上海其他的儿童收容机构，从1950年到现在共收容了五千七百多个儿童，现在街头再也看不到流浪儿童了。
六年来，收容的儿童已成长了，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了工业建设，有六百多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九十多人已到边疆去参加建设。
这里，不再有悲惨的晚年
在上海住过的人也许还记得，过去每到冬季寒风凛冽的日子，普善山庄的门前就挤满了许多冻饿得奄奄一息的孤苦老人和乞丐。这些人在临死以前拚命挣扎着，一步一步地爬到这个慈善机关的门前来，生怕死后没有人埋葬他们。他们在呼吸还没有中断的时候，身上仅穿的一件薄衣也往往被人剥下来，因为这一件褴褛的衣服对还想过一个冬天的人可以增加一点温暖。
这种悲惨的景象，在旧社会时刻都在威胁着贫苦孤独无依无靠的老人，而现在，在新社会里，他们再也不用流浪街头为自己晚年担忧了，人民政府已把他们收容在上海市养老院，度着由国家供养吃穿住的安定的生活。
现在，养老院有八座安静而清洁的屋子收容着两千多个老人和残废者。患有慢性病的、肺结核病的和双目失明的人都被收容在养老院专门的分部里，有专门的医务所为他们进行治疗。这里，还有装置无线电的文娱室、小型图书馆和供应老人们喜爱的糖果、糕饼和卷烟的小商店。
在盲人分部，其中许多人是习惯于流浪生活的街头艺人。他们来到这里过着安定的集体生活，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擅长，而且把他们的技艺传授给了更多的人，组成了一个盲人国乐队，曾经到上海好多工厂去演奏，得到了工人们的好评。
最近，养老院来了十五个拉过二十到四十年人力车的工人，他们在旧社会里穷了一辈子，虽然有的人还不到六十岁，却已经被痛苦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人力车消灭以后，他们被收容到这里，现在正和其他的一些老人们一起，每天读报、下棋，过着安静的日子。
（新华社上海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