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
江泉
近几年来，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个问题，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十分关心和要求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正确地解决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哲学史和其他专门史的研究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历史教学工作者在讲授西周到秦汉这一阶段的社会性质时，也将不再像现在一样感到混乱和困难。
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国史学界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自西周开始，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二）认为西周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开端是春秋战国之交（或是秦汉之际）；（三）认为汉代也是奴隶社会，把奴隶制的下限定在东汉末或魏晋时代。
第一种意见：自西周起就已经进入封建社会
主张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史学家，有范文澜等。
范文澜认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是“剥削方法的变换”，是“所有制的不同”；“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化，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上，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根据这一分期标准，他认为周国在古公亶父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因为周世世重农，周君从经验中知道鼓舞农夫们的生产兴趣是增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们对待农夫的态度，不像一般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残暴……这个经验的发展，就有可能把奴隶抛弃而宁愿利用农奴。”周之所以能灭商，正是因为新制度社会必然战胜旧制度社会。（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第六节”“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一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三章。）
范文澜以及和他同一主张的史学家们，他们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根据是，从“诗经”上“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等词句看来，西周的生产者已经有了自己的劳动工具和实际上属于自己的土地。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经济并且附着在土地上。他们以一部分时间在自己所使用的土地——“私田”上从事生产，而以另一部分时间在领主的土地——“公田”上从事生产。这种直接生产者的被榨取形态已是封建社会的被榨取形态。他们和殷代的奴隶不同，不能随便地被屠杀，这可以从商代有大批人殉而周代祭祀不用人得到证明（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西周东周的墓葬，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这些史学家们还指出，西周的生产力状况所以看不出显著地超出殷代，这是因为封建制度并不是立刻就发挥出对于奴隶制度的优越性的。他们认为并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根据铁器的有无来判断封建社会是否存在。在谈到周初的大封建时，他们说这正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形态。基于这种分封制度之上的，是农民对于土地所有者的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阶级内部的严密的等级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封建的上层建筑，对贵族领主说来这是一种加强统治的组织力量。在意识形态方面，西周至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口号是“以德和民”，“民”是指的“农民”，这正是不同于奴隶制的新的基础的反映。
当然，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史学家们的观点也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一致的。例如，对于范文澜关于周初社会经济状况的估计，王玉哲等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周族在克商以前还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无论就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来说，都比殷族落后。周灭商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战胜旧的生产方式，而是由于商王国的奴隶制经济已经到了末路。周灭商后，在殷族奴隶制的废墟上，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正和西欧日耳曼族摧毁罗马奴隶王国而过渡到封建社会相近。（王玉哲：“关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的几点意见”，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六期。）
关于公田和私田，徐中舒，杨向奎等也和范文澜的解释不同。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田制。在论述西周的封建制时，他们更多地从这方面进行了考察。徐中舒说，“私田”是公社成员的份田；统治者彻取公社的一部分土地，借助农民耕种，则称为“公田”。公田和私田有一定的比例，十比一或八比一。公社成员这种有一定比例的服役制，正是封建社会的劳役地租形态。他还指出，周人征服东方后，并不能改变当地的公社制度，而只能从村公社方面掠夺过去为公社占有的公地及公社成员在公地上的剩余劳动。统治者和他的部族居于国中，称“国人”；被统治的村公社共同体，称“野人”。国人和野人一直到春秋时代始终是身份不同的两个对立的集团。（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二期。）杨向奎认为在周代有两种不同的田制和不同的地租形态。“国人”居于乡遂，是自由农民的公社组织，行“贡”法，即向领主纳贡赋。“野人”居于都鄙，他们的身份是农奴，他们原来的公社组织已经破坏，而被统治者重新编排起来，在这里实行“助”法，即向领主提供劳役地租。他还特别强调了古代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载“文史哲”，1952年第五期。“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若干问题”，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五期。）
反对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人，不同意上述这些史学家的意见。首先，他们批评范文澜关于分期标准的意见忽视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的作用。吴大琨提出，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唯一标准乃是当时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而这二者原是密切结合而不能分割的。”
（吴大琨：“关于西周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三期）王忍之等虽然同意“区别两个社会形态的主要关键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同”，但也认为“为了要全面、完整地区分两个相连的社会形态，就必须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即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王忍之等：“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载“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三期。）其次，他们认为范文澜关于周初生产关系变化的说明是离开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从个别人物的“经验”或“愿望”中去找寻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说，既然西周还没有出现铁制工具，还不可能在生产力中引起巨大的变革，还不可能出现独立的个体生产，因此也就不能产生封建社会。吴大琨认为只有在奴隶社会内部产生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以后，才谈得到奴隶社会的崩溃和为封建社会所代替。他们还指出，不论那一种社会形态，当从它那里获得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些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是决不会死亡的。殷代奴隶制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就不能说殷代奴隶社会已经走到末路。对于王玉哲等把周灭商比拟为日耳曼族摧毁罗马帝国，他们也表示不同意。因为这二者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殷纣时，还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并不是什么“奴隶制的废墟”。
郭沫若指出，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武王克商以后，把“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等分封给鲁公、康叔和唐叔，可见周人把殷遗民或原属于殷人的种族奴隶大批地化为自己的种族奴隶。他从金文中证明当时直接生产者“众人”或“庶人”都是一些可以随意屠杀或买卖的奴隶。对于范文澜所引用的“诗经”上的一些词句，他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公田”就是井田，公家把土地划成方块授予诸侯百官，同时分予奴隶为他们耕种；诸侯百官们在方田外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所垦辟出的土地则是所谓“私田”。因此，“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并不能理解为农民有自己使用的土地。同样的，“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也不能理解为农民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因为这几句话是国王对田官们讲的，是“叫农人们调整好田官们所管理的耕具”。关于殷周殉人问题，他认为安阳的商墓是商代帝王的墓，而考古学者所发掘的周墓并非周代帝王的墓，二者性质不同，不能相比，因此也就不能得出周代废除人殉制度的结论。（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一些史学家，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学说，认为西周社会和殷代一样，具有早期奴隶社会的特征，即生产力的发展比较低下，家长奴役形式和债务奴役形式，奴隶数量比较地不大，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不是奴隶而是自由的公社成员，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公有制的残存，专制主义的统治，以及文化发展的迟缓等等。他们认为分封制及其类似的制度乃是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普遍现象，它是一种部落殖民制，被分封或者自然形成的独立的贵族其实只是一些氏族贵族，他们剥削的对象是奴隶和公社成员。在谈到殉人问题时，这些史学家认为商代所以有大量的杀殉，那是因为当时还处在家长奴隶制阶段，对于奴隶是不甚爱惜的；殉葬到了东周之所以受了反对，正证明奴隶社会到那时候已经得到了发展，奴隶的效用增大了。
第二种意见：春秋战国之交是封建社会的开端
主张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史学家，有郭沫若等。
郭沫若认为奴隶制的崩溃可以在井田制的崩溃中找到它的关键。由于公田要给公家纳一定的赋税，而私田最初却完全无税，所以井田制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私田亩积逐渐超过公田，私家财富逐渐超过公家。铁器作为耕器而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更加速了这一量变的过程。由于私肥于公，下层便逐级超克上层。在这上下层相克的斗争中，下层者要尽力争取民众作为自己的战斗员，民众的身份也就逐渐改变了。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的地位，至少在晋国，在春秋末年，已经从奴隶地位解放了出来，而成了半自由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由奴隶身份解放了出来，这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崩溃。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确立了地主制度。随着农业生产的解放，工商业和货币制度都发展起来，高利贷者出现，大都市兴起。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对“天”和“人”的看法有了改变，出现了无神论的宇宙观和“仁”、“慈”、“兼爱”、“汛爱众”的主张；私有财产权开始被重视；发生了“正名”的要求；文体起了变化，民间形式被重视，有了私家著述。（同上）
叶玉华认为“农民还没有变成农奴”的前封建时期，在中国史上大约相当于战国以前的时代。春秋末期土地可以私有和买卖，这就有可能产生了封建式的隶属于私人的农奴。到了商君行新法，更巩固了地主的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他认为秦奴隶制最发达，因此成为战国时代奴隶制危机的中心，并且最先发展了农奴制。（叶玉华：“战国社会封建化过程”，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一期。）
主张春秋战国时代是封建社会的人，他们则认为当时社会变动的实质是封建社会内部领主制度向地主制度的转变。范文澜说，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领主的宗族因兼并战争而崩坏，世袭小块土地的农宗就很自然地变成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或小地主。再加上其他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人，如士、荒地开垦者、商人等，便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新起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杨宽认为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说明劳役地租开始转变为实物地租；到战国时代，阶级斗争中基本的对抗阶级已是地主和农民；作为当时各国社会变革推动者的法家，其思想正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要求。（杨宽：“论春秋战国间阶级斗争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载“文史哲”，1954年第八期。）
另一些史学家，他们认为战国时代，村公社开始解体，土地兼并和奴隶买卖盛行，私有奴隶和生产奴隶增多，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氏族贵族奴隶主让位于工商业奴隶主，城市兴起，社会经济繁荣，所有这些现象都不是封建社会初期所应有的。按照他们的意见，战国时代正处在早期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过渡的阶段。在思想意识方面，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蜂起并作”，也正和奴隶制经济初步获得发展的情况相符合。
第三种意见：奴隶制的下限是在东汉末年或者魏晋时代
主张把两汉划入奴隶制时代的史学家，有尚钺和王仲荦等。
持上述观点的史学家们，他们认为主要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一切历史现象必须和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研究。两汉时代在生产上存在着多种的形式，但是奴隶制生产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制约着其他生产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奴隶劳动不论在农业上、手工业上都占着主导的地位。手工业方面，如张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卓氏铁冶业有奴隶千人等等；在农业方面，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庄园之多，可以由武帝算缗钱没入的田地和奴隶数目以及很多史料中都把奴隶和田主并提得到证明。奴隶不仅可以自由买卖，而且随意虐杀的现象也很普遍。在这一时期，村公社已经瓦解，较发展的奴隶制开始占统治地位，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商品生产的可能性，因而出现了秦汉的统一大帝国。但由于债务奴隶制没有废除，两汉奴隶制并没有发展到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阶段。在两汉，奴隶主、商人、高利贷者形成了三位一体，操纵着实际生产。基于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是充满两汉时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通过千百万小农的日益贫困，沦为债务奴隶而更加复杂和剧烈。两汉统治者有关“释放”和“禁止”虐杀奴婢的诏令，以及王莽违反社会发展的“新政”，其实质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巩固统治。这些史学家认为，只是在汉武帝以后，封建的生产关系才逐渐萌芽和成长起来。（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载“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四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载“文史哲”，1956年第三、四、五期。王思治等：“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一期。）
但是，在上述史学家中间，我们也看到他们在个别问题上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尚钺认为汉帝国对外战争的性质是掠夺战争，因而获得奴隶和牲畜实为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而王仲荦并不认为是这样。
反对两汉是奴隶社会的人，他们承认汉代还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但是认为奴隶用于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业中的却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同时，两汉的奴隶已经不能随便屠杀。翦伯赞认为，两汉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当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奴隶的主要来源不是战争中俘虏的外族人，而是本族的破产农民；不论官私奴婢，不仅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且成为主要生产者农民的负担；最后，两汉的法律不是替奴隶制度服务的法律。根据这些分析，他认为两汉的官私奴婢只是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四期，）郭沫若说，汉武帝尊重儒家，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把封建道德的上层建筑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格局。如果承认儒家学说是封建理论，却主张西汉的生产关系还在奴隶制阶段，那岂不等于说在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上树立了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吗？
上面我们只是很简单地介绍了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各家的主张和他们的主要论据。在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当然还很多，因限于篇幅，就不详细介绍了。
分期问题的讨论表明，史学界在几年来已经活跃起来。尽管史学工作者们对于很多问题的意见看起来是那么分歧，但是他们之间也还有不少共同的观点。例如，中国是经过了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制残余在奴隶社会崩溃以后仍然长期存在等等。
在讨论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例如有的人把问题理解得简单化、片面化，或者还有着某些教条主义习气；某些人使用史料时缺乏必要的分析，还没有更多地重视地下发掘的材料；一般的对于研究国家、法权和意识形态这样一些上层建筑的问题还注意得不够等。
要使得讨论进一步展开，应该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应该吸引更多的学者们参加。例如我们知道，有些史学家过去对分期问题的研究有过不少贡献，但是在解放以后他们都还没有发表过专门论述分期问题的文章；还有一些史学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掌握了不少史料，但是也还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考古学家们和民族学家们过去对讨论采取不够关心的态度，这是不好的。我们希望，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把领导和组织讨论的任务担负起来。“历史研究”杂志要更有计划地组织这方面的稿件，并且要在适当的时候，初步总结前一阶段讨论的收获以及存在的问题，像该刊从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以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的社论是不合适的。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史学家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掌握和运用必然日益进步，加上新的史料的不断发现，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指导下，这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在一定时期内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第7版()
专栏：
出席全国人代会会议部分代表
座谈高等教育工作问题
据新华社讯 高等教育部二日邀请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北京以外的高等学校代表举行座谈会。
代表们在会上交换了对目前高等教育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意见。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等反映，目前在高等学校中是否应该继续推行奖励先进集体制度，需要重新研究。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等提出，在高等学校中，特别是在教授中推行先进生产者运动是否适宜，需要很好考虑。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说，现在高等学校中许多学生正课还学不好，但为了完成发展科学小组的任务，吸收了大批学生参加科学小组，这样不仅使科学小组流于形式，而且增加了学生负担。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李昌等人提出，各有关部门直接向学校布置工作，使学校领导工作陷于被动。他们要求高等教育部研究或提请有关部门加以统一安排。
第7版()
专栏：
山东省举办科学研究成就展览会
据新华社讯 山东省科学研究成就展览会六月二十七日在济南市开幕。
参观者带着很大兴趣观看了山东省农业科学工作者研究遗传选种、良种繁育、作物栽培和植物保护等方面的展品。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李明，发现小麦腥黑穗病主要是由于大量病菌混在土粪中传染的，他的发现和以往认为这种病菌是由种子传染的研究结果不同。根据他的研究采取不同防治方法的结果，山东省小麦因小麦腥黑穗病减产的数量，由1950年的三千九百多万斤降到1952年的六百多万斤。
一座能够代替三百五十人体力劳动的地面联合装车机，陈列在展览会的工业部分。它是前山东矿务局工程师杨泉最初设计，后来又在使用过程中加以改进的实物模型，曾经获得全国煤矿先进经验技术展览会的一等奖。
在海洋水产展览品中，陈列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绘制的一付紫菜生活史图表。科学家对紫菜生活史的揭示，解决了多年以来科学界的一个谜。展出的图表和文章还说明，最近在山东、辽宁沿海地区发现了一种从未发现过的鹿角菜科海藻的新种，证明鹿角菜科藻类可能在中国沿海地区生长和养殖。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副主任曾呈奎等人的这个发现，修正了过去有些藻类学家认为中国沿海地区不适于鹿角菜科食用海藻生长的看法。展出的图表和实物还介绍了水产部水产实验所测定经济鱼类回游情况及蕴藏量的办法。
在医科部分的展品中，最吸引观众的是地方病学专家在研究防治山东省地方病——黑热病、丝虫病等的成就的图表和说明。从1950年到现在，山东省黑热病防治所所长王兆俊领导所属人员在山东省治好的黑热病患者，已经超过解放前四十年中全国治好黑热病患者的总和。
这个展览会上共陈列了七百十四件有关理、工、农、医和社会科学方面研究成就的标本、模型、图表等。展览会是由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济南分会筹委会主办的，将展出十天。
第7版()
专栏：
中央民族学院举行科学讨论会
中央民族学院于七月二日起举行为期三天的1956年科学讨论会。会上将讨论、研究十七篇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民族学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论文。
科学讨论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一）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即对于过去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情况的估计，和今后怎样编写少数民族历史和研究各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二）我国民族学上的几个问题，即关于少数民族的族别问题、社会性质问题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等问题。
科学讨论会的第一天，在会上作报告并进行讨论的论文有：研究部主任翁独健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费孝通副院长、林耀华教授的论文“中国民族学上的几个问题”，林耀华教授的报告“苏联民族学的成就”。
参加二日科学讨论会的有一百四十余人，其中有各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等四十多人。
（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编辑室）
第7版()
专栏：
治疗近视眼的新方法在试验中
据新华社讯 眼科医师正在实验用微弱的平流电治疗近视眼以及其他屈光不正的眼疾。五个医院临床实验的结果证明，这种疗法的近期效果很显著，尤其是单纯近视。
这五个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州、衡阳、北京的三个医院、卫生部直属第二医院和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他们从去年五月以来，共治疗了八百四十四只屈光不正的眼睛，其中视力恢复正常的有五百五十六只眼睛，其他大部分视力有进步，极少数无效。北京市第四十二中学学生李健春原来患近视散光，戴着二百度和二百五十度的眼镜，经过解放军驻北京的某医院治疗后，两眼视力都恢复正常，四月初结束治疗后，经过两个月的观察，疗效稳定，视力没有退步。
平流电治疗屈光不正的远期疗效是不是稳定的？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医师们还没有进行详细的调查分析。
解放军驻衡阳某医院眼科副主任张玉符在应用链霉素电游子透入疗法治疗一个病人的网膜静脉周边炎的时候，同时发现这个病人的近视也有了显著进步。张玉符想到这个病人视力的显著进步可能同平流电刺激有关。经过钻研，他创造了这种治疗方法。
正在实验这种疗法的卫生部直属第二医院眼科主治医师袁德麟谈，这种疗法正在研究阶段，目前不适宜普遍推广；这种疗法的远期效果虽然还不能肯定，但估计不会产生比治疗以前更坏的后果，因为这种疗法和电游子透入疗法同样使平流电通入眼部，电游子透入疗法已在国内外施用很多年，还没有看到产生不良后果的报道。
本报讯 昨天在北京市同仁医院举行的座谈会上，由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张敬娥向中央直属和北京市的十五个医院、医务所的眼科大夫介绍用平流电刺激疗法治疗近视、散光的操作过程。这些卫生单位，掌握了这种疗法的操作方法以后，将能满足更多近视、散光患者的要求。昨天，中国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了解决几天来要求用平流电刺激疗法治疗的患者骤增而带来的困难，也召开了专门研究性会议，并准备通过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作这种疗法的介绍性报告，同时准备拟出在治疗时应注意的事项及一些表格供各试行单位参考。
协和医院和同仁医院都是根据军医张玉符用平流电刺激疗法治疗近视、散光的发现，自六月十八日开始试行治疗的。目前两医院已经治疗六十多个患者，患者的视力除个别外一般都有进步，治疗中还没有发现什么副作用。患者林荣玉患高度近视多年，刚开始到同仁医院时连对面的人也看不清楚，还需要家属带着去看。在作到第七次治疗后，他就可以自己单独到医院去治疗了。
（邢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