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官要修衙,客要修店”
严秀
中国有句老话叫“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意思一看就明白的,用不着解释了。现在我把两个不字都改成要字,就可以借此发挥一番议论。
现在我们有很多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一年到头不知有多少人要来报告、请示、开会座谈,以至观光、治病、访友、探亲……总之,说不完的事。但是,旧的大大小小的旅馆差不多都被人包下来了,不用说没有空位,就是有空位,也只用一件东西来欢迎远方的来客:闭门羹!
旅馆包完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设立无数大大小小的、以备不时之需的“招待所”,把比较宽敞的民房通通买下来,你一个招待所,我一个招待所,蔚为奇观。
旅客们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北京或者哪里。通知上是到某部、某府、某委员会报到。但是这些机关并不是二十四时都办公的——即使办公,它也并没有专管这件事情的准备——虽然到了,却无处可报。尤其是晚上八、九时以后到的,更是走头无路:衙已关门,店已人满。至于那些占绝大多数的无到可报的普通旅客,当然更是狼狈了。用水浒传式的笔墨来描写一下,那就是:“下得车来,但见:灯火辉皇,熙来攘往,酒家客店,俱是人满——好一番热闹景象!有诗为证:到也无处报,店也无处投。满城团团转,滋味在心头。”包旅馆与设招待所,都是很大的浪费,尤其是招待所。一个招待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主任、科长、科员、服务员、炊事员……应有尽有。有客人时招待客人,没客人时招待自己。正是:“满城多空屋,来客宿街头。”好不合理。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从武昌车站到长江边的轮渡码头,还有好长一截路,无遮无盖,只在码头边上有巴掌大一间小屋,可容数十人还不蔽风雨,一列车的旅客,十分之九以上都要扶老携幼、扛着行李在那里立着等候两三个钟头不等,大雨倾盆时,简直要令人跳起脚来骂人——不过满地是水,谁也不敢跳。(1953年以前,笔者数次恭逢其盛,现在的情形不晓得了。)
机关应该不应该修呢?当然应该修。但是广大职工的宿舍、医院、旅馆、天天来往成千上万人的地方的候车室等应不应该修呢,更应该修。有人说,不能百废俱兴。对。权衡轻重缓急,办公室可不可以修得简朴一点呢?俱乐部、机关大礼堂等等可不可以少修几个,或者修建得简朴一点呢?
人民是不赞成把“衙门”修建得太多太阔气的。人民住的店——长住的家,临时的旅馆——倒应该尽可能的多修多盖。
如若不然,你就难逃只管修衙、不管修店的责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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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送信
赵慈命
夜里,狂风呼啸着,天黑得像锅底一样。指导员的房子里还点着灯,他手里拿着刚才接到的一封紧急电报,在房子里徘徊着。他考虑成熟后,写了封信就带着手电筒走到第三班住的房子里,叫醒了余大和。
“余大和同志,刚才接到一封紧急电报,说是明天有特务要偷越国境,我派你连夜把信送到某卡,要那里的同志特别警惕。完成这个任务是困难的,要爬过那有名的四十里大坂,还要涉过那湍急的无名河,又是在夜里,你要特别谨慎小心,明早八点钟一定要把信送到,它关系着祖国的安全!”
“报告指导员!战士忠于祖国,我一定把信按时送到!”
“好!祝你成功!你现在就开始准备,再找一个同志和你同去,指定你是组长。”
夜里十点十分的时候,余大和同王志坚一起出发了。漆黑的天,伸手看不见五指,两匹马驰骋在漫无边际的大沙漠上。
“王志坚同志,等到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这里可能到处是水渠和村庄,还要安上电灯呢!”
“是呀!组长。”“在这里还可以开办罐头工厂,皮革厂,……”余大和和王志坚走着说着,终于来到了那有名的四十里大坂。这座大坂,越上越陡,有的地方路很窄,下面是万丈悬岩和激流,一不小心,人马就有被滑倒摔下去的危险。他们小心地牵着马,慢慢往上爬。空气越来越稀薄,他们感到呼吸困难。王志坚“哇”的一声吐出一口清水,身子一软,几乎摔倒。余大和连忙把他扶住,从衣袋里掏出一包行军丹给他。王志坚吃了行军丹以后,稍微好些了,他们终于爬到了山顶。
在天蒙蒙发亮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激流滚滚的无名河。就是在这条河上,二等功臣熊少文曾经被激流冲下去四百公尺远,浮上岸来时,满身伤痕,马也被冲倒淹死了。熊少文一个人光着身子,赤脚走回了营房,腿肿得像发面一样。
余大和想,一来我是个组长,共产党员,二来王志坚又不怎样懂水性,我得先下水寻路过去。他把包了五层油皮的信藏好,背着枪,跨上马,拣一个水势较缓的地方跳了下去。越走水越深,忽然马失前蹄,一个急浪滚来,把他从马背上打了下来。马打了几个滚,一跃冲到对岸,但他怎样用力也浮不到对岸,汹涌的巨浪,好像要把他卷走似的。“不!我不能让洪水把我冲走。明天八点钟一定要赶到,这是关系祖国安全的呀!”他模糊地看见前面有块黑东西,便猛力游去,伸手一抓,是岸边一块大石头。他使劲地往上一挣,爬上那块大石头,两眼一黑,就昏倒在石板上面了。
大约有一刻钟光景,他渐渐地苏醒了,慢慢地撑着双手坐起,摸了摸口袋,“信”还在口袋里,拿出来看看并没有湿,背上的枪也还在。只是自己光着脚,穿的长裤也不见了,头部和两腿也撞伤了,鲜血直往外流,“不要紧,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但是有一件事使他放心不下:“王志坚不知怎样了?”
正在这时候,王志坚湿漉漉地跑了过来!
“组长,组长!可把我急坏了!”
原来王志坚看到组长被水冲下去以后,连忙打着马进水里救他,谁知也被水冲下去了,但他死死地抓住马辔口,马把他带到了对岸。现在他望着组长这个样子,忙掏出毛巾,替他包扎好头部。
鲜红的太阳已从东方升起,两匹战马又在奔驰,他们高唱着:“就是我们吃点苦,会使新生的祖国牢又牢……”到某卡,时针还没有指向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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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拔河比赛图
班门
凑巧,在同一个时间里,看了两场拔河比赛。比赛场一个是在“北京日报”;一个是在“教师报”。
参加“北京日报”拔河赛的双方是:邮电局的一个青年和电报局的一个老头;标志线是衣袋装着电报稿的人。参加“教师报”拔河赛的是:三个孩子和“人格化”了的一大群“会”;标志线是女教师。
聪明的读者一定明白了吧,它们是标题相同、表现方法无大差异、署名不同的两幅漫画。
凑巧,两幅“拔河比赛图”的刊出日期,都是七月十三日。这就使我们有眼福在同一个时间里,看到两场拔河比赛。但遗憾的是,还得不出谁胜谁败的结论来。
两位画家在构图的时候,不一定商量过,也不一定都还记得已有不止一个人借用过这种“拔河比赛”作为他们的艺术表现方法。可是他们还是画了。
公式化的创作方法,尽管几年前就已开始发霉,但至今仍是一些人乞灵的魔杖。
能不能有一位勇敢的漫画家,再来画一张“拔河比赛图”,只须把双方参加比赛的人换成两位漫画家,把标志线换成“公式化”(或者就是一幅“拔河比赛图”)。
但是,我也有一个更殷切的希望:“拔河比赛图”的标志线上写着的不是“公式化”,而是“寻求最新颖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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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崎岖小径到康庄大道
周传瑛
周传瑛同志是昆曲演员,在“十五贯”中成功地塑造了况钟的舞台形象。文章是由他口述,钱法成同志纪录整理的,因篇幅较长,本刊拟分四期登完。——编者
一、辛酸话往事
1920年我九岁的时候,进苏州昆曲传习所学习。传习所是一些昆曲爱好者目睹昆曲有失传的危险而出资举办的。老师给我们取的艺名里都有一个“传”字,就是要我们把昆曲传下去的意思。可是在旧社会的二十多年里,尽管我们也曾努力奋斗过,却不仅挽不回昆曲的衰颓,甚至我们自己也活不下去。现在我们庆幸活到了这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昆曲这个古老的剧种才又得到了新的生命,恢复了它的青春。抚今追昔,我们不能不有很多感慨,同时又不能不感到无比的兴奋。
在传习所学满之后,我们五十来个师兄弟组成了“仙霓社”,曾在苏州、杭州、上海、南京等地演出。“仙霓社”勉强维持到1940年,终因处境困难而解散了。“仙霓社”解散以后,我们师兄弟的遭遇都很悲惨,不少有才华的弟兄们都贫病而死,现在活着的只不过二十一人了。
我自己在“仙霓社”解散以后,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生活的困难逼得我无路可走,甚至几次徘徊在黄浦江畔,起过自杀的念头。后来我参加了国风剧团。我们带着自己的子女从上海向苏州、嘉兴、杭州等地一面演出,一面流浪。最困难的时候,整整一星期吃不上一顿饭,每天演两场戏,也只能喝点稀粥。没有乐队,乐师张兰亭同志就学习一个人同时掌握六种乐器来伴奏;演昆曲的时候没有人吹笛子,演员就自己轮流来吹,比如王传淞上台,我就在台后吹笛,我上台,王传淞就在台后吹笛。有一次大家同时上台,我唱完自己的几句唱词以后,就在舞台上转身拉下髯口吹笛。演员少,我们就一个人赶三、四个角色,有时一个人同时要赶黑脸白脸二个角色,来不及改妆,就用纸做个黑脸套来代替化妆。我们的子女,五、六岁就上台跑龙套,装差役的孩子个子矮,装犯人的演员必须低下头去,他才套得上绳子。不管多么困难,我们始终认真地演出,勉强地使昆剧和苏剧的小小的命脉微弱地延续下来。
剧团的人慢慢增加,但是依然很艰苦。每天演两场戏,却常分不到一个钱,想泡杯茶喝也没有钱。如果能吃一顿白米饭,八、九个人有一块臭豆腐下饭,大家就会把它当成是一顿美餐,吃得谈笑风生的了。
生活上的苦,倒还容易忍受,难于忍受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那时候演戏也常常客满,但都是看白戏的国民党官兵。他们吵吵闹闹,一个钱都不给。有时候他们要我们唱黄色戏,我们不唱,他们就持枪上台殴打。有一次,有两个恶霸同时点了两出戏,我们唱了一出,另一个人就怀恨在心,第二天演戏的时候,他用一张钞票包着一块石头恨恨地朝台上掷来,结果戏也演不下去了。就这样,我们忍受着侮辱,把愤恨埋在心里,在苦难中挣扎到了1949年解放。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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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漫骂不能代替严肃的批评
七月五日人民日报二版和三版上同时登了两篇署名王朴的短文,其出言不逊的态度,使人看了很不舒服。“好方式,好态度”那篇,只是重述了昨、前天发表的“受到顾客欢迎的服务方式”一文,而且在最后还说:“希望……都重视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这样自我推崇的口气,实在使人腻烦。“失物招领”那篇,全文一半是引用一篇读者来信,作者加头添尾,充满不逊之词,开头说,“他们的行为有时是出奇的坏”,后来又骂人家是“败家子”。
人民日报加强战斗性,大胆干预生活,这是无可争辩的正确;但“战斗”和“干预”不等于骄横和谩骂,张嘴“坏得出奇”,闭口“败家子”,实在不能代替严肃的批评。
(王汝俊)
编者:王汝俊同志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将努力加强编
辑工作、改进报纸的文风。“好方式,好态度”一文中“希望…
…都重视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句,是“希望……都重视前昨
两天发表的‘受到顾客欢迎的服务方式’这篇文章”之误,特此
更正。


第8版()
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朝入三峡”所写的地理形势与事实不符
人民日报七月二日登载的方纪写的“朝入三峡”开头几段的地理形势与事实不符。
南津关是三峡的第一道峡——西陵峡——的起点。南津关的下游是前坪、葛洲坝,这里是平坦的农田,远处有一带丘陵,是山峡的余脉。南津关对岸(南岸)有比较高的山。可是方纪同志却说是“群山如屏,峭壁遮天”,“只觉眼前是绝壁障眼,耳边是水吼风号!船行峡中,几疑是身置海底!”我看到这里,以为他已过南津关入峡去了,哪知他在这时才问船长:“南津关到了吗?”船长说:“眼前就是”——这时,他并没有过南津关,而南津关以下是没有峡的。
江水出峡口(南津关),在逐渐宽阔的河床上越来越平稳。他还没有进入山峡便形容船行“如汽车爬坡”,这是不正确的。还没有到洪峰最高的时期,那一段江水绝不会使轮船行驶有如汽车爬坡那样困难。很可能是,方纪同志把在三峡中的感觉凑到这里来了,以致发生事实的错误。(湖北日报新闻部 阎青)


第8版()
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几个错字的更正
人民日报七月三日第二版读者来信“让我们能够安静地睡觉”一稿,把“云南宜良明煤矿”错为“云南宜良煤矿”;把“阮克生”错为“陈克生”,请予更正。(云南工人报阮克生)
读者张荣南、刘树乔、杜建之、侯健民、顾志一等来信,指出本报七月七日第三版读者来信“七十二个干部,十多个组织形式”一稿,题文不符。稿件中谈到的是二十七个干部,不是七十二个干部。
编者:这篇稿件的标题“七十二个干部……”应更正为“二
十七个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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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汽车兵的歌
解放军某部技工 刘更新穿过了森林,爬过了高山,我的车子,跑呀,跑的欢;跑呀,跑呀,一直飞向前!多少里路呵,多少个湾,跑过了多少公路线;多少斤呀,多少件,我运的货物数不完。有枪炮,有子弹,有面粉、罐头和香烟……。前线说声需要啥,话没落音我就能
送到眼跟前。多少年呀,多少天,春花,冬雪没法算,越跑我心里越高兴,越跑我的技术越熟练。太阳涂红了半边山,我的身上已经跑出汗;快跑!快跑!快快跑呀!前线正等我运的高射大炮弹!啊!阵地已经能看见,同志们正向我招手又呼喊,快跑!快跑!快快跑呀!我要看敌机屁股冒烟往海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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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兰州翠英门 (水彩画)    ?董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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