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六十年和六年
——中国纺织工业的过去和现在
汪敬虞
棉纺织工业是关系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解放以后，中国的棉纺织工业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历史时期，第一次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呈现出一幅美好的远景。我们知道，旧中国的棉纺织工业，曾经奋斗了整整六十年。然而成绩是很可怜的。新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里面，其成就就已经超过旧中国六十年所得的成绩了。
为了说明新的六年的成就，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旧的六十年吧。
旧中国棉纺织工业所经历的六十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国第一个棉纺织厂——上海织布局，是1890年开车的。这个厂的筹办，经历了十二年的时间。当1878年开始筹办的时候，外国棉纱已经在中国打开了市场，而外国资本还没有投向中国的棉纺织工业中来。这对中国的棉纺织工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但是，这个厂在它的筹办阶段，就不得不和大官僚李鸿章发生关系，以求得到庇护。李鸿章不但把自己的势力伸入上海织布局，而且以后还限制其他棉纺织厂的设立，企图垄断整个棉纺织工业的利润。这样，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在它出生的初期，就逃不了封建大官僚的控制。
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棉纺织工业，从上下两方面得到了一些推动。在1895—1899五年中，一共设立了十个棉纺织厂，18.8万枚纺锭，出现第一次设厂高潮。但是，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资本，却已开始大规模地投向中国的棉纺织业了。在1897年一年之中，英、美、德三个国家，就在上海设立了四个棉纺织厂，它们在资本和生产规模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当时的棉纺织厂。接着在1902年间，日本的三井，把投资的触角，伸向上海，内外棉也跟踪而来。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外国资本差不多达到1，300万元，超过了同期中国棉纺织厂资本30％以上。
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棉纺织工业，不但夺去民族工业的销售市场，而且对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厂进行直接的兼并。早在1897年，成立不及两年的中国裕晋纱厂，就已经落入英国资本的掌握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则根本就是以兼并中国棉纺织厂开始活动的。由三井经营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两个工厂，就是收买中国的兴泰、大纯两纱厂改组而成的。截至1912年止，中国棉纺织厂之为日本兼并或因借款关系而受其控制的，共有六家，纺锭总数达到15万枚，相当于1912年中国棉纺织厂纺锭总数的30％。
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二十年间，中国的棉纺织工业，虽然有了一些初步的发展，但在帝国主义强大资本的面前，已经形成了劣势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货市场上洋货的压力暂时减轻，西方国家也暂时难以继续扩充它们在中国的投资，因而中国的棉纺织工业，获得了一些发展的机会。但是这个短暂的繁荣，没有躲得过日本的注意。日本的棉业托辣斯看准了这一机会，把原来准备在国内装置的纺锭和织机，一一搬运到中国来。单是在1921—22两年间，日本在上海、青岛等地，就设立了12家棉纺织厂，纺锭总数将近30万枚。日本帝国主义同时还利用华厂基础的不稳固，把资本楔入到一些新设的和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的中国棉纺织厂中来。总计前后曾经和日本垄断资本发生债务关系的华厂凡13家，其中有七家最后为日本所兼并。
1927年开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没有减轻中国棉纺织业的困难，相反，它使中国的棉纺织工业，更加陷入了艰难的处境。它除了在捐税等方面的压榨以外，还通过官僚资本的金融势力，对民营棉纺织厂进行资本上的控制。从1931年起，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国民党的中国银行及其外围机构如中国棉业公司等，通过各种方式和民营棉纺织厂发生关系的，前前后后，共有十八家。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棉纺织厂的兼并，也愈来愈趋激烈。1931年以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处在复巢之下的华北棉纺织业，也就几乎全部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掌中。在1936年一年之间，唐山、天津等地的棉纺织厂为日本所兼并者，一共就有六家，它们的纺锭数目，相当于全国华商棉纺织厂的6.3％。其残存者，则风雨飘摇，不可终日。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就是这样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帝国主义交相煎逼之下，度过了国民党统治最初10年的黑暗时期。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地的棉纺织厂，直接遭受到战争的破坏。只有武汉、沙市、郑州一带少数几家棉纺织厂，迁到后方，纺锭不过十余万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棉纺织工业所经历的过程，比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第一个十年，还要悲惨。战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花纱布的产销，采取了法西斯式的管制政策，实行纱布统购统销，代纺代织，“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办法，对后方仅有的少数几家民营棉纺织厂的生产，进行了征发和掠夺。统购统销的“官价”既远远低于市价；代纺代织的“工缴”，则远远低于成本。民营棉纺织厂处于这种强制征发政策之下，只有出于停工闭厂之一途。以至1942年后方大型纱厂现有的三十余万枚纺锭中，开工的只有17.6万枚，纺锭数目相当于战前全国纺锭的10％，而产量则只及战前的4％。经历了无数辛苦辗转迁移到后方的棉纺织工业，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悲惨的命运！
沦陷区的棉纺织业，又是另一种悲惨的景象。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华北、华中以后，首先把留在沦陷区的中国棉纺织厂进行军管理或委托日本在华纺织机构加以经营。一些奴颜婢膝的中国资本家，为了发还产业而和敌人进行了“合作”，但沦陷区棉纺织工业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敌人的手中。由于日本是一个纱业发达而棉产不足的国家，它本国所需的棉花一向依赖外国的接济。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向来入口大宗的美棉和印棉来源断绝，日本入口棉花，只剩下华北一个来源。棉花构成了日本伸手向殖民地中国攫取的两黑（煤、铁）两白（棉、盐）四项主要资源之一。当时华北棉花，为了接济日本本土的需要，甚至军管理的工厂也因棉花不足，无法全部开工。至于所谓民营工厂，在“军二民一”的分配底下，当然更是陷入不死不生的境地了。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变成了官僚资本的天下。国民党的中纺公司，一手接收了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大大小小85家日伪的棉、毛、麻、绢工厂以及印染、轧花、打包等附属工厂，它拥有全国的46％的纺锭和83％的织机，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庞大纺织垄断机构。但是这样大规模的设备在国民党的手中，它的生产，却停留在非常低下的状态。它的纺锭和织机的转运数额，在1946年平均不到50％，最低的时候只有19％（纺锭）乃至14％（织机），每月产纱率只达到标准产纱率的37％，比抗战前华商纱厂的平均产纱率还要低57％，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个极端腐朽的寄生的经济形态。
在对待民营的棉纺织工业上，国民党在“平抑物价”的口号底下，采取了比抗战时期更为严格的控制政策。它一面规定民营纱厂凡以外棉制成的棉纱，必须先“由政府照限价收购半数”，以为核配外棉的条件；一面又实行所谓“议价”办法，迫使民营纱厂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另一半棉纱。等到棉纱到了手中，国民党又可以进行操纵，以获厚利。就在这样一进一出之间，国民党向民营棉纺织工业伸出了两只捞钱的血手。就这样，民营棉纺织工业六十年中积累的二百多万纺锭，在国民党统治的最黑暗时期，几乎陷入完全停止运转的局面。
把棉纺织工业过去的六十年和新时代的六年加以对比，变化就太明显了。
首先，六年中棉纺织工业，在发展的速度上，大大地超过了历史的纪录。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起，国家在恢复、改造和扩建原有工厂的同时，就开始在内地陆续建设新厂。因此，在经济恢复时期，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设备，不但得到了完全的恢复，而且还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的1952年，全国纺锭的数目，已经达到566万枚，超过历史上最高数字11％。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的棉纺织厂，计划为38个，这些棉纺织厂全部建成后，共可增加纺锭189万枚，织机5.45万台，二者分别相当于旧中国民营棉纺织厂60年来积累的最高数字的66％和214％。我们在上面提到，旧中国棉纺织工业的黄金时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是在这一段时期里面，纺锭数目的增加，不过30万枚，还不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增加数字的六分之一。新中国棉纺织工业有这样高的发展速度，这是旧时代的人们梦想不到的。
其次，旧中国棉纺织业殖民地性的面貌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具有很浓厚的殖民地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这些现象上：旧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在60年中，累积了400多万枚纺锭，但是中国却不能生产一枚锭子，而必需全部取给于外国；中国是一个产棉的国家，内地和西北拥有广大的产棉地区，但是中国的纱厂，却很少设在产棉区的内地，50％以上的纺锭，集中在上海、南通、无锡三角地区，而所需的原料则大部取给于入口的美、印棉花。这种畸形的现象，在新的六年中，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纺织机械制造工业，我们已经能够完全用国产的全套纺织机器，装备新的纺织工厂。另一方面，国家积极扶助工业原料作物的生产，使棉纺织厂所需要的棉花，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同时，国家在内地和西北地区，建立起新的棉纺织工业基地，大批的新厂，在接近产棉区的郑州、西安和乌鲁木齐等地建立起来，使棉纺织业在地区分布上符合全国人民的需要。
棉纺织工业中的生产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不但把官僚资本的中纺公司，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而且在这六年中，对私营棉纺织工业，逐步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纺织工业中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1953年国营与公私合营企业的纺锭在全国纺锭中所占的比例，已由1949年的47.61％增加到65.23％。1955年私营纺织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在这一年中，棉纺织业共合营纺锭78万余枚，织机4，451台，二者分别占全国1954年底私营企业全部纺锭和织机的93.27％和82.20％。到1955年底，私营棉纺织工业基本上都已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棉纺织工业中生产关系的改变，使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解放以后，纺织工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新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如郝建秀细纱工作法、1951织布工作法和1953纺织机器保全工作法及其他节约用棉降低成本等先进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大大提高了棉纺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很快地就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旧中国棉纺织厂的劳动生产率，拿平均单位产量计算，20支纱每锭每小时的产量，最高为0.022公斤，而在1953年则已经达到0.027公斤，提高了23％。我们在前面提到，中纺公司在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之下，产纱率比民营纱厂要低57％，在短短数年中，由低于57％到高于23％。这种奇迹，只有在改变了生产关系以后，才能出现。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纺织工业在国家的资金积累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根据1952—1954年的统计，如果以1952年积累资金数字为100，则1953年为120.34，1954年为140.61，在这里，可以看到，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不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生产力的提高，也直接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物质文化生活。旧中国的棉纺织业工人，受尽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严重剥削。民营的棉纺织工业资本家，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排挤，也只有从拼命剥削工人中找出路，所以在民营棉纺织厂中，工人所受的剥削，也是非常严重的。曾经有人计算旧中国民营纱厂中的剥削率高到220％以上。可见所有的资本家，在剥削工人这一点上，都是同样不顾工人死活的。只有在新中国，这种情形，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在新中国的棉纺织工业中，国家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一改过去相沿数十年的十小时以上的劳动日的制度。同时在集中解决劳动保护的主要问题——降温、除尘、安全装置等方面，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仅通风降温设备一项的投资，到1953年为止，就已经达到2，063万元。国家还逐步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使职工的实际收入，逐年得到增加。此外，在工人住宅、医疗、保健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随着棉纺织业生产的发展，人民对棉纺织品的消费，也得到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棉纱生产量就超过了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48％；棉布生产量则超过105％。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棉纱和棉布的产量，将分别达到500万件和16，372.1万匹，到了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布匹的消费量，平均每人可以达到19.24公尺，超过解放前棉布最高消费量的51％。同时，国家又多次调低了布匹对农畜产品的比价，以大米、小米、小麦、羊毛四项主要农畜产品为例，在1950—1954四年中，白布对这四项产品的比价，分别降低了7％、5％、25％、45％。这就是在价格政策上体现了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和牧民生活的原则，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民族团结。
我们对照了棉纺织工业的新旧时代以后，对它的光明远景，具有无限的信心。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棉纺织工业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它遗留给我们的纺锭，在全世界纺锭总数中，只占3.3％，这和我国人口在全世界中所占的比例是极不相称的。目前全国人民的棉纺织品的消费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的建设要求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重工业发展了，一切轻工业包括纺织工业在内，才有了坚固的基础。我国在解放后短短几年中，已经能够完全用国产的全套纺织机器装备新建的纺织工厂，完成了过去60年所不能完成的业绩，这就是证明。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于人民对棉纺织品的需要的增长程度以及棉纺织品的需要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作出充分的估计。解放后，棉纺织品的生产和人民对棉纺织品的需要，都在同时增长，而生产的增加，却常常赶不上需要的增加。如1949至1953年四年间，棉纱的生产增加了126.32％，（1955年由于原料供应不足，棉纱和棉布的产量反较1954年分别减少了14％和16％），而销售量则增加了133％。随着人民生活的继续提高，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农民对棉纺织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将会大大提高，他们要求更多的、更好的棉纺织品。他们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五，他们在棉纺织品上的支出，占全部支出12％左右，我们在质量上的稍许疏忽，就会给他们造成数亿元的损失。这就需要我们在减少浪费、发挥潜力、提高质量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应该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欢呼，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让我们作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来。
第7版()
专栏：
山西等地许多农民从扫盲班毕业
本报讯 山西等地许多农民已经摆脱了文盲状态。据山西省新绛等47个县四月底不完全统计，已有122，900多人摆脱了文盲状态。福建省在春耕前已扫除了文盲10万多人。北京市郊区截至六月底止，共扫除了文盲15，700人。海淀区有2，962人达到扫盲毕业标准，相当于去年全年毕业人数的三倍。江苏省宜兴县扫除文盲25，000人，超过了解放后历年来扫盲毕业的总数。已经摆脱文盲状态的学员，乡、社干部，党员、团员占有一定数量。山西解虞、潞安、神池等三县统计，在16，053个毕业学员当中，就有乡、社主要干部1，281人，党员1，190人，团员1，470人，占毕业学员总数的24.5％。
许多地区在扫除文盲考试结束后，注意了组织毕业学员继续学习或参加扫除文盲工作。北京市海淀区大部分毕业学员已升入了业余高小学习，另一部分参加了扫除文盲工作。福建长乐县3，000多个毕业学员大部分将升入业余高小班。
第7版()
专栏：
中、苏混合爬山队建立了第一号高山营地
新华社慕士塔格山12日电 新华社记者杨克现报道：中、苏混合爬山队队员十一日经过六小时登山，在中午前后（当地时间），已经从拔海四千五百公尺处到达拔海五千六百多公尺的高度，到了下午四时（当地时间）他们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号高山宿营地的八个帐篷。
爬山队副队长史占春十一日下午四时在山上用报话机向记者说，现在他们已经攀登到雪线以上，但是山上的气温仍在摄氏二十四度半，许多爬山运动员穿着长袖衬衣，戴着遮光眼镜活动，大家情绪高涨。
山上气温变化很大，十一日中午曾达摄氏三十度左右，但是，十日夜间和十一日早晨，运动员们不得不穿着鸭绒衣御寒。
史占春说，由于运动员在第一次登山中，身体反应良好，中、苏爬山队十二日将继续登山，争取迅速到达六千二百多公尺以上，建立第二和第三号营地。
全部近千斤食品和用具十一日早晨已经运上山去。
第7版()
专栏：
家属支援研究工作
新华社讯 旅大市一百多名教授、工程师、科学研究人员和医师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属在十日举行座谈会，她们提出要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关心自己的亲人。许多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家属还准备在家里做亲人的研究工作的助手。
她们在会上彼此交流了许多处理日常生活的经验。大连医学院教授吴襄的妻子林淑容，用亲切的照顾，支持吴襄编著了高等医科院校的试用教材“生理学大纲”。大连工学院教授章守恭的身体很弱，由于他妻子陈素珍的关怀，他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能抽出时间来经常为旅大市的建设单位解决土木建筑工程中的技术问题。她们两人的事迹引起了座谈者的很大注意。
第7版()
专栏：
长沙庆祝何炳龄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
本报讯 湖南长沙教育界于十日集会，庆祝衡山县第一中学校长何炳龄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会上，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发给何炳龄一张奖状，湖南省教育厅和教育工会也赠送给他一幅松鹤遐龄的湘绣中堂。须发苍白的老校长在会上激动地讲了话，他表示要以有限的余年，和年青人一道搞好教育工作，以报答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对他个人的照顾和关怀。
何炳龄老校长今年已经八十岁。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前清光绪末年回国后，即从事教育事业。他曾创办过湖南岳云中学（现改为衡山一中）、岳云体育专科、岳云高农专科、岳云高商专科等学校。五十年来，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是桃李满天下。军事家邓华、音乐家贺绿汀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覃言）
第7版()
专栏：
中医研究院编译中医经典著作
本报讯 中医研究院中医教材编辑委员会自四月份以来，经过三个月忘我的劳动，合作完成了四部经典著作——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匮、本草经等语译工作和五部中医教材——内科、外科、针灸、本草、中医学史等编辑工作。为了使这几部书更加完善，中医研究院决定在七月底先印刷出版一部分，分送全国各地中西医学团体和中西医学家，组织讨论，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出版。 （高辉远）
第7版()
专栏：
视察工作日记
郑芸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上午，到邑庙区第二中心小学去参观，了解小学的手工劳动的情况。快要到学校的时候，我看见的不是学校，而是一片热闹的市场。清晨买菜的人很多，十分拥挤，地面上污水淤积，像刚下过雨似的，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假若不是久居上海的陶云婴同志做向导，我是很难找到学校大门的。我对陶云婴说，我要对上海市政管理局提意见了，一师附小门口是菜市场，这个学校门口也是菜市场，既影响学校的清洁卫生，小朋友们上学校来回走路也很不方便，而且也有碍观瞻，最好能把菜市场迁移一下，希望她转达我的意见。她笑了，觉得什么事都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日久天长，就处之泰然了。
这是一个大型的小学，有三十多个班，两千多学生，孩子们活动的场地是不够的。我正在和校长谈话的时候，学生的早操开始了，每层楼走廊上和庭院里，都站满了学生。
我听了一节四年级算术课，教学内容是讲述距离、速度和时间的关系。这种算题，我觉得对儿童生活距离比较远，是难以理解的，教材也比较深了些，不过教师讲解得很清楚，教学效果很好。
手工劳动课是由自然科教师兼任的。这节课教学生学做木质的小飞机，要用四个教时，这是最后一节了。教师指导学生把已经做好了的零件，按前后的位置安装起来。教师准备工作做的很好，讲述非常清楚，并且用画图来辅助说明安装的位置，同时注意到个别儿童，这样就能使全体学生达到教学的要求，完成教学任务。
课后，校长说：手工劳动课，在五年级开始试验，设备很差，工具很少，工作的场所也小，不过这位老师钻研精神很强，创造了许多教具，以补充设备的不足，便利了教学。听到这里，我对这位教师当面致敬意，并且说：“希望您把创造各种教具的经验总结出来，好供大家参考”。他笑了。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在最近这些日子里，我参观的都是些学校。今天上午，参观了南京西路幼儿园，这是一所大型的幼儿园，全园共分大、中、小八个班，有250多个小朋友。园内环境非常美丽，一进门就是一架藤萝搭成的天棚。庭院周围环绕着丛绿的冬青树，并且有各种色彩鲜艳的花卉，装饰得像一座美丽的小公园。
休息一会，我就参观大班的本族语言和图画作业，教养员是一位青年同志。图画作业是画物体画，要求儿童能画出远的树和近的树。孩子们的想像力很丰富，他们不但能达到教养员的要求，而且根据自己的想像增加了各种不同的内容。如有的小朋友在两棵树的中间，画上了弯曲的小河，河上还有小鸭子在啄食小鱼。画面布局很适当，形象生动有趣。
孩子们的户外游戏十分有趣。一个大班的孩子们正在玩娃娃家，做爸爸的是一位组织能力很强的小朋友，他会分配他的孩子们布置餐桌、摆餐具，放点心。为了招待北京的参观客人吃饭，他们创造性地利用积木、果核等当做点心，五光十色地配备起来，非常好看。我和园主任都作了他们的客人。我们吃完饭谢过小主人，又到中班参观游戏。中班的几个小朋友正在用大型积木建筑游船。充当船长的小朋友很热情地约我坐船，我真的坐在他们的船上了，船长非常热心，一直坚守着他的岗位，并周到地照料着客人。我和这些可爱的孩子在一起玩，觉得很有意思，孩子们在游戏中的创造能力，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游戏当中表现的优良的品德，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上海市教养员的工作是比较艰苦的。每班幼儿人数差不多都有四十人，有的还超过这个数目；但是教养员却很少，整日制幼儿园每班只有一位教养员。在一次座谈会上，教养员反映：一天没有一点空闲时间，甚至喝水的时间都难找到。我曾经向上海市教育局建议，幼儿园的编制最低限度两个班应当有一位保育员，以便保证教养员有学习、备课、休息的时间。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今天举行了小学校长座谈会。在会上，校长们反映最苦恼的是忙乱现象。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今天没有出去视察，将两次座谈会所搜集的材料做了些整理和研究。
目前教师、校长会议、兼职、社会活动过多的现象，已经成了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的障碍，应该加以重视。因此我想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要从统一领导；加强计划性，改进工作方法，缩减会议，面向教学，合理地使用人力，合理地调配时间等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以保证教师们有充分的时间备课，保证教师们的健康，以期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续完）
第7版()
专栏：
中苏混合爬山队人员介绍
新华社慕士塔格山12日电 十日开始向慕士塔格山第一次进军的中、苏混合爬山队人员共有三十二人，其中包括一个队长、两个副队长、二十四名爬山运动员和三名摄影师、一名翻译和一名医生。
中、苏混合爬山队队长由苏联功勋运动员叶·阿·别列次基担任。别列次基今年四十八岁，他是列宁格勒的一名优秀车工，二十三年来他曾经多次领导苏联的重要爬山活动。担任爬山队副队长的是：中国的史占春和苏联的功勋运动员克·克·库兹明。库兹明是个工程师，他也曾经多次领导苏联的重要爬山活动。
十日参加爬山的二十四名运动员当中，有十三名是苏联运动员。他们是：苏联功勋运动员叶·伊·伊万诺夫（体育指导员），苏联运动健将阿·斯·戈热夫（工长）、阿·伊·科维尔科夫（机械员）、普·克·斯科罗鲍格托夫（工长）、勃·德·德米特里耶夫（体育教员）、阿·叶·谢沃斯季亚诺夫（研究员）、伊·德·鲍加乔夫（教员）、尤·恩·切尔诺斯利夫（机械员）、勃·德·鲁科杰利尼科夫（体育教员）、普·阿·舒米欣（电工）、格·姆·谢纳乔夫（体育指导员），苏联一级运动员勃·斯·拉希莫夫（机械员）和维·阿·波塔波夫（钳工）。
十一名中国爬山运动员是：许竞（职员）、师秀（职员）、胡本铭（职员）、陈荣昌（职员）、刘连满（消防员）、国德存（职员）、刘大义（工人）、彭仲穆（工人）、梁乃钧（职员）、翁庆章（医生）和彭淑力（翻译）。
三名摄影师是：苏联莫斯科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伊·格·格列克和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周峰和陈德禹。一名翻译是符·德·瓦西里佐夫，一名医生是鲁·格·波塔普丘克。
另一名苏联爬山运动健将符·科瓦廖夫（电工）目前尚未到达，他随后将参加爬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