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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各族共产党员达六万八千多名
本地民族党员在各级党组织领导机构中的比例已达半数左右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日电 中共党组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迅速发展。
现在全自治区共有六万八千多名党员，包括了自治区内十三个民族成份，其中有三万四千零二十四名是在解放后六年多来新发展的。他们都是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中间的优秀分子。最近另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被接受入党。在农村、工矿、企业、机关和学校中已先后建立了二千五百多个党的基层组织，在广大农村中90％的乡已建立了党的组织，牧区也已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随着党员干部水平的提高，在自治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本地各民族党员的比例有了增长。据1955年底的统计，在区委、县委、地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委员中，本地各民族的委员占委员总数的41.7％。今年上半年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委员会之后，本地各民族委员又有了增加，有的已达到半数以上。
各地党组织在发展工作中特别注意了巩固组织的工作。党组织除了在党的生活中教育党员外，并采用了组织上党课和开办新党员训练班、支部书记训练班以及普遍整党等办法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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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喀则派工作队长期下乡
新华社日喀则10日电 三个工作队最近已经分别从西藏的日喀则市出发到拉孜宗、萨迦和谢通门溪卡等地开展工作。
这三个工作队由日喀则市各机关抽调的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刚由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回来的藏族青年干部等组成。他们下到长期工作的地点后，将宣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和民族政策，帮助当地人民开办学校、兴修水利、整修桥梁和防洪工程，并免费为藏族人民治病。
为了更好的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和宣传各项政策，今年下半年，中共西藏工委日喀则分工委还要派十个工作队到日喀则地区各主要宗和溪卡，长时期的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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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开办少数民族医士班
据新华社昆明10日电 七月初开办的少数民族医士班，已经在昆明正式开学上课。这个少数民族医士班有二百个学员，绝大部分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区等地的十多种少数民族的在职干部和有培养前途的农村青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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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回民文化协进会成立
新华社上海10日电 上海市回民文化协进会成立，沙彦楷、伍特公等分别被选为主任和副主任。
在昨天的成立大会上，伍特公代表上海市回民文化协进会筹备委员会报告说：居住在上海市的回民有二万八千人。解放后，我们不仅享受到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也得到尊重与照顾。为了保证我们食用的需要，政府投资建立了清真屠宰场和清真批发所。上海的五所回民学校，也有很大的发展。参加工厂企业、机关、文化、医务等工作的回民已有四千六百多人。上海市回民文化协进会成立后，将密切联系各阶层回民群众，协助政府在回民中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社会文化教育工作。
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金学成、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黎照寰和上海市各兄弟民族代表都到会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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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傣族佛教参观团返回云南
新华社昆明10日电 云南省傣族佛教参观团已经结束了在各地的参观访问活动，从今天起分批返回云南各地参加傣族传统的宗教节日——关门节。
参观团在祖国各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参观访问活动，曾访问了中国佛教协会，参观了北京的雍和宫、广济寺，并先后到鞍山、旅大、沈阳、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观，在五日回到昆明。昨天晚间，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设宴为他们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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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州前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座谈
希望台湾的亲友故旧
为和平解放台湾立功
据新华社福州11日电 现在福州的前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九日在政协福建省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上热烈发言，认为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是金石之言。他们恳切地希望现在台湾的亲友故旧、昔年袍泽，激发爱国之心，为和平解放台湾立功。
前国民党海军部次长、第二舰队司令，现任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委员李世甲说：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军政人员应该当机立断，摆脱美国控制，投回祖国怀抱，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前国民党海军学校校长，现任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委员沈笋玉说：在国民党海军当司令、舰长等职务的很多是我的学生，其中有的已经光荣起义了，现在正为国家出力。沈笋玉希望今天还在台湾的学生赶快参加到光荣的爱国行列中来。
前国民党海军马尾造船所少将副所长、台澎海军机械处少将处长，现任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委员的韩仲英说：大陆解放六、七年来，祖国各项建设是突飞猛进的，希望现在台湾的海军同事为和平解放台湾做出贡献。前国民党海军军舰舰长，现任政协福州市委员会委员严寿华和前国民党海军军舰舰长林舜藩等人，都认为祖国是有力量解放台湾的，他们希望现在台湾的军政人员，幡然悔悟归来，为和平解放台湾立功。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前国民党高级军官陈宏泰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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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工业用电涨价
新华社10日电 据台湾报纸载：在“美援”机构的压力下，蒋介石集团立法院最近通过了“电价费率调整案”，决定把台湾工业用电电费提高36.4％。台湾工业用电占台湾全部发电量77％。涨价后，台湾各工矿企业每年增加台币八千三百多万元的电费负担。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黄煇对新闻记者说，每年涨价增收的这笔电费，将全部用来偿还“美援”债款的本息。
台湾报纸说，这次工业用电涨价，是由于受到美国国际合作署台湾分署的重大压力。
几年来，在“美援”机构的压力下，台湾电力已经涨价多次，如去年初就曾把全部电费提高32％。向台湾电力公司投资的美国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也从台湾电力公司历年电力涨价中攫取了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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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受到侨户称赞的服务部
新华社广州11日电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华侨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为侨户服务周到，他们经常给侨户送利息上门，受到侨户的称赞。据分行最近统计：从1954年秋季开始到现在，有四百多个华侨存户得到了华侨服务部转汇和派专人送利息上门的便利。他们中一般是住地远、家务忙或年纪老的侨眷。转汇大部分是受海外华侨的委托，按月代他们汇利息给他们的家人作生活费或供子弟上学。
中国银行华侨服务部还接受特种委托，如代国外华侨按月给在国内学习的学生送零用钱和关心他们的健康情况，并且经常把学生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在海外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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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亲属在台湾的厦门市民招待归来的蒋军军官聂智威
新华社厦门11日电 有亲属在台湾和沿海待解放岛屿的厦门市居民，九日上午在鼓浪屿举行茶话会，招待从大担岛泅水归来的蒋军重兵器连副连长聂智威。聂智威在会上谈台湾情况时对他们说：“我没有给你们带来好消息，因为那里没有一点好消息可以带来。”
到会居民关切地探询台湾、金门等岛上的情况，聂智威就他所知道的事实作了答复，并且叙述了在美国侵略下，住在台湾、金门等岛上的蒋军生活痛苦的种种事实。聂智威还介绍了蒋军官兵思乡厌战的情况。
茶话会上，到会居民们纷纷表达了渴望自己的亲骨肉赶快从台湾、金门等地归来团聚，一起过和平建设的幸福生活的心情。
厦门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八日晚上举行了欢迎聂智威弃暗投明的联欢会。在厦门期间，聂智威还参观了厦门大学和一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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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在八九月间进行基层选举
新华社10日讯 今天召开的北京市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北京市1956年基层选举工作在八月和九月间举行。
会上通过的选举计划里规定，城区和郊区的选举工作分两批进行，郊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在七月做好准备，八月全面开展；城区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在八月做好准备，九月全面开展。
计划里规定这次选举工作必须适应当前情况，力求便利人民和切合实际，尽量利用生产空隙或者结合生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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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驻黑龙江、内蒙古解放军六千官兵
协助群众扑灭森林大火
林业部和当地群众写信慰问
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在六月二十八日发信给参加扑灭黑龙江省呼玛县、嫩江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等地森林火灾的我军部队，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慰问。
信上说：你们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克服了交通的不便和食宿的困难，向火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模范行动坚定了广大群众扑灭火灾的信心，鼓舞了他们护林防火的热情，大大有利于今后的护林防火工作。信上还说：护林防火工作对保障十二年内绿化祖国的伟大任务的实现，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部队不仅是一支最积极、最有力的扑火力量，而且也是做好护林防火工作的重要依靠。林业部在信中表示，希望部队今后继续大力支援护林防火工作。
又讯 五月十九日，黑龙江省嫩江县北站道以东、固固河南岸一带发生了山火，火苗沿着小兴安岭山脉迅速蔓延。二十六日，火情又在嫩江以北、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接界的十多个地方连续发生。嫩江、瑷珲、呼玛等县城，被笼罩在一片浓烟黑雾中。驻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得到情报后，先后派出官兵六千多人和汽车一百四十多辆，在黑龙江、内蒙古扑火联合指挥部的领导下，分批赶往现场投入扑灭火灾的战斗。官兵们的口号是：“不消灭山火，决不收兵！”
部队的第一队扑火人员被阻挡在宽阔的泥鳅河西岸，河中湍急的水流冲击着冰块，没有船只，渡河是困难的。但是，当官兵们看见对岸的高山上狂风吹得火焰向上直窜的时候，他们再也顾不得危险和寒冷，就泅水过河，向烈火反攻。
第二队扑火人员在扑灭了大黑山等处的火灾之后，又经过两天三夜的步行和乘车，赶路七百多里，前去老公司附近的火场扑火。很多同志的脚上都磨起了血泡。他们一到火场，就立刻进行追击，一气跑了三十里路，制止了正在向原始森林蔓延的火头。这时，同志们虽然精疲力尽，需要休息了，可是，前面某地的火势正旺，他们又不顾疲劳继续追击。三小时后，把该地的山火全部扑灭。
部队的另一队人员，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修补了大约四十里公路，保证了对扑火队的物质支援。
经过十六天的军民一致努力，终于把大小十余处火场的山火全部扑灭。部队官兵在这次扑火的斗争中的模范行为，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扬。在发生火灾的地区有些初次见到人民军队的达呼尔族人和蒙古族人，都写信给部队官兵，表示感谢和慰问。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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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冷心肠的人
洪禹平
六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揭发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天津市工业学校学生于有兴，据说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破坏”了集体班的“荣誉”，班主任张肇忠就非常不喜欢他。去年六月八日，于有兴因上课迟到五分钟，张肇忠始则罚以禁闭，继而干涉他的通信自由并加以殴打，最后还捏造罪名通过临时校务会议作出决定，勒令他离校，结果把他逼疯了！
前些日子，中国青年报（五月二十七日）也揭发过天津公私合营永源德织布厂纪云茂等坏分子逼疯青年工人司宝瑞的事件。可见这类坏人坏事在今天还不是绝无仅有。
有，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好人与坏人的矛盾。奇怪的是：为什么发生这类事件的机关，工厂和学校的领导者对于这类明明摆在眼面前的坏人坏事却熟视无睹，处之泰然？天津市工业学校学生于有兴被逼疯之前，不是有许多学生亲眼看见他被抢去信并被殴打的吗？被打之后，人事干部和团委书记不是把他带到团委宿舍去了吗？那末，有什么理由可以辩解说，这个学校的有关领导者是因为不了解情况误听了张肇忠的谎言，而勒令于有兴离校的；难道说，这个无法无天的张肇忠竟能一手遮尽学校中所有领导者的耳目吗？司宝瑞事件也是这样的，青年团天津市红桥区委早在去年就听说司宝瑞因为“恋爱问题”和受打击而神经失常，但一年来就从来没有过问一下！
我国有一句洋溢着英雄气概的名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我们新社会里，见“不平”而欲“相助”的人当然连“刀”都无需“拔”，因为人民已经有自己的政权和法制，只要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大都可以解决问题，尤其是领导工作人员，只要稍有正义感，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就可以使坏人不敢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至少也可以使惨痛的后果得以避免。
然而不幸得很，有些人，特别是某些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就是连起码的正义感都没有！尽管他们平时也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但一旦当群众真的需要他们“关心”的时候，他们却偏偏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什么“还不了解情况”啦，“需要慎重考虑”啦，“必须说服教育”啦等等，不顾被害者的死活，对坏人百般姑息，一再纵容；于是，坏人更加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好人则长期含冤莫白！等到群众一检举，事情水落石出之时，他们立即举着盾牌，不关痛痒地检讨一下“官僚主义”。其实，人们透过盾牌还是可以窥见“庐山真面目”，还是可以看到在“官僚主义”的后面隐藏着的“冷心肠”！
这种冷心肠，与我们这个到处充满着人对人的关怀，充满着同志式的友爱的新社会是“水火不相容”的，会受到人们的斥责！
至于对于那些悍然不顾一切地侵犯人权的坏蛋，像纪云茂、张肇忠之流，就不是斥责其心肠为什么那样僵冷的问题，而是一经发现，我们的司法机关就必须给以应得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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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内部文件太多了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机关打字员，接触文件较多，最近又负责清理文件，因此感到党内印发的文件太多。以我们永安地委机关经常收发的内部文件来说：党内刊物，除了中央印发的刊物外，省直属机关印发的有十几种，内部指示、报告就更多。这样，地委的一个部长每天就要收到五、六种文件。他们工作很忙，只能拣重要文件阅读，对一般文件流览一下标题。基层干部也因为看不过来，把文件到处乱扔。
文件多，打字、收发、校对等人员也随之增多，结果机构庞大，人力浪费。
在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开展的时期，文件随着工作的开展而有所增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上述情况说明增加得过多，需要适当地合并一些可以合并和缩减一些可有可无的内部文件。必须印发的内部文件，也应该考虑只发给有关的部门和领导干部。这样既有助于改变领导作风，又可以紧缩机构，节省行政开支。
前中共福建省永安地委
周斌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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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要以个人名字命名组织编辑同志：
现在仍然有一部分生产组织，是以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太原钢铁厂锻钢车间的马坤小组，重庆市刘佐伯木工青年突击队等。在个别学校里，也有以小组长的名字来命名青年团小组的。
我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妥当的。一个生产组织的生产好环，虽然同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却是这个组织的全体成员。一个先进的生产组织之所以先进，是因为绝大多数成员或全体成员积极劳动的结果。因此没有理由用个人名字来命名组织。
其次，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一个组织，不一定会人人愿意。这就有可能使这一部分人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从党组织对干部的监督和教育的角度来看，也有着不好的影响。
因此我建议：今后不要再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各种组织。
青年团中央 朱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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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为什么不许上诉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在检查辽宁省喀喇沁左旗人民法院的工作中，发现这个法院有压制诉讼当事人上诉权利的现象。有的案件在上诉期间就执行了判决。如高士荣窃盗案件，就是在今年五月三日宣判、在当天通知监所执行的。有的案件，审判人员不给当事人办理上诉手续。如今年一月九日处理的杜文成因赌博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的案件，被告在宣判时就声明要上诉，但是法院却没有给办理上诉手续送上级法院审理，就宣判执行了事。
据我们的了解，犯有这样错误的审判人员除了对国家法律没有认真学习以外，还有着贪图方便的思想。这个法院的一个姓李的就说过：“宣判完了就执行，痛快些，算是办完了一件案子；上诉再说，不上诉就省着费二遍事了。”这种作法是违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是侵害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行为。
卢雨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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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邮”来的小姑娘
吕永轩
五月六日，驻守在广东惠阳的人民解放军某部营房里，忽然来了一位带红领巾、穿花衣服的小姑娘。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大葫芦，里面装满了鹅蛋和鸡蛋；背上背的书包里还露着烧饼和油炸麻花。书包上写着“林萃芝”三个字，这就是她的名字。
她进了营房就找她的爸爸妈妈。她说她爸爸叫林吉相，妈妈叫萧玉笛。可是当她知道爸爸、妈妈已调离工作的时候，便着急得说不出话来。接待她的助理员问她“怎样来的？谁送的？”小姑娘讲的是家乡土话，模模糊糊能听懂的，只是“志愿军叔叔给我买的麻花”，“车上阿姨领我吃饭”……。看来，这位小姑娘还不大懂事哩！
意外地，助理员在小姑娘书包里，发现了厚厚一叠子信件。其中有几封是这样写的：
“林吉相同志：来信收到。关于你的小女孩去部队问题，我们可以介绍给安东——北京间的乘务员，要他们协助照顾。不必挂念。安东站客运室。”
“安东开十四次车长同志：部队林吉相的小女孩（十周岁多）由安东去樟木头。她是乡下小孩，没出过门，希望您特别照顾，到换车站求丰台站长代办一下。她的旅费八十元，由安东购票，剩下四十三元七角八分。安东站客运室。五月一日”
“希望六一三次车长代购木樟头至惠阳汽车票，木樟头站长代办一切乘坐汽车的手续，并且将情况介绍给汽车站以便途中照顾。到达惠阳以后，希望惠阳汽车站负责同志将小女孩转送××部队军人招待所。附人民币二十九元八角三分。广州站客运室。”
“一切全明白了”，助理员高兴地说：“原来小姑娘是从东北邮来的啊！”周围同志听说“邮来了个小姑娘”，都跑来争着看。
报喜的电话经过部队几个总机的接转，最后终于打通了。少尉助理军医林吉相正在办公，忽然接到原部队电话说：“你的小女孩到了，快来接。”顿时，林吉相和她的爱人如释重负地笑了。
就这样，他们和女儿终于团聚了。一想到这件事，他们就充满了对自己伟大的祖国，对祖国教养着的可敬可爱的工作人员的无限骄矜和感激。（附图片）
林凡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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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植物园的故事
子冈
在昆明东北约三十华里的黑龙潭附近，一片林木沿坡排列得很整齐。四月间，远处还有鲜艳的报春花、杜鹃花在盛开。这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牌子就挂在马路的旁边。里面大楼刚刚落成，一片兴旺气象。昆明虽然四季如春，但是在云南省境内，冷的地方也还是经年积雪不化，热的地方却列入亚热带，在西双版纳等地区，简直是热带了。世界主要植物约二万种，在云南却大约能找出一半来，因此，这个植物园虽然看起来不大，却是很值得看一看的。
于是我看了，和来云南二十多年的植物学家蔡希陶也谈了，他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在北京，从前有个静生生物调查所，是为了纪念范静生而设的，它由中华教育基金会支持。抗日战争前后，调查所在昆明设立了分所，也就是我们现在在黑龙潭附近所看到的一片林木所在的地方。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个分所仍然留下来。
如果说蔡希陶是个云南人，一点也没有不妥当的地方。对于云南，他真是个通人，高原、平地、断层、湖泊、边疆小寨，他通通走过了。当他来到云南的时候，云南还没有汽车，从昆明到腾冲或思茅，要走一个多月的路。蔡希陶走破了多少双鞋，记也记不清了，反正一年中走路的时间比在到达目的地工作的时间还要长。云南的无人到过的森林地带，多在边远地区，植物学家们渴望知道那里的谜。
云南长久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分子窥伺和潜藏的省份，他们不仅垂涎和侵略我们的国土，而且还偷窃我们的植物宝藏。在云南，就曾经有过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罗克在丽江一带住过很多年，作了上万件标本，在解放以前才逃走。反动统治时代的官吏只认得金银，或许还认得云南大烟，自然也认得并且害怕帝国主义分子，凡事让他们七分。像蔡希陶这样的外省人，背了采集箱和行李卷到处跑，越难走的地方越要去，越没人走的地方越要去，对他们说来实在不可解。看看他们采集了什么宝贝呢，无非是些花花草草。那些县长老爷们总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用种种借口来拦阻这些寻找树木花草的人。
“山里有瘴气，害了病难得医！”
“我们县上土匪多，远了去不得！”
“云南多少种民族，有的像野人一样，会把你们杀掉吃了！”
更大的污蔑是：“你们运走这些宝贵花草，发大财了吧？”
但是蔡希陶和他的伙伴们不管这些。为了采集标本，他们曾在昭通和彝人插血为盟。在很多场合，没有病死、跌死、或因误会而被当地人害死，也只能不科学地说一声“运气”。有时候牲口在悬崖上跌下去，而人却侥幸地留下来。
云南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畸形繁荣过，但是也是困难重重。轰炸是一，通货膨胀是二，政治压迫是三。在这里把政治压迫列在后面，因为在那个时期，蔡希陶还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放弃了早年对文学的爱好，选定了植物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战争是一时的，事业是永久的，他这样想。所以无论怎样困难，他这个浙江人一直在植物丰富的云南坚持了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了，其他外省人纷纷“复员”，这个植物园却不能一起收摊。因为生物研究工作是有持续性的，植物学更有地区性。蔡希陶的研究工作也已经在云南生了根，他在云南找出越来越多的植物品种，尤其是热带植物。他梦想着有一天在昆明建立一个热带植物园，因为热带植物往往经济价值很大，对祖国的建设十分需要。
抗日战争的胜利却没有带给他轻松一些的研究工作，通货膨胀更厉害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教育基金存在美国，美国这时（1947年）宣布冻结，而那时的所谓“中央”，所谓“省方”，是一个钱也要不来的。
幸好植物学家还有泥土，还有一些种植技术，于是从1947到1949年，这个植物园只好自力更生，进行开荒生产。他们种玉米，种豆子，也种些烟草来出卖。当吃着用自己的劳动收获的玉米和豆子的时候，蔡希陶看见孩子们笑着，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了劳动收获的快乐；而他自己，却噙着眼泪。爱人也是大学毕业生，早已作了多年的厨娘，她懂得丈夫伤心些什么，却没有办法安慰他。他们那时候只希望美军和国民党第八军少到他们植物园来骚扰或劫掠就够了，因为这里是去风景区黑龙潭的过路处，他们高兴的时候，就常来“光顾”。后来分所的牌子索性不挂，除了免生滋扰而外，蔡希陶也羞于承认这还算是个植物园。闲来他尽可能取些水来浇一浇越来越少的植物，也借以哄哄孩子，让孩子们也还热爱植物。
关于他们种烟草的事，还有一个插曲。我国河南许昌烟草本来最好，抗日时期在昆明却出现了更好的烟草，就是这个植物园的出品。蔡希陶他们选用的是佛琴尼亚和土耳其烟种，不料种在云南肥沃的土地上比原来在美国和在土耳其还好，又肥硕，又香得沁鼻。当时就由植物园员工学习烤烟制烟卷，一部分自缅甸用飞机出口，挣了些外汇。当时英、美烟草公司还怂恿他们扩大种植面积，想单为他们出一种牌子的烟，但是被他拒绝了。
这时候植物园一共只有职工四个人了，他们听说昆明城里已经和平解放。城外的匪军却还在作垂死挣扎，想进攻城里的人民政权。
炮声起来了，震得四山回响。夜晚狼也到植物园门前来嗥叫，人们堵上门，像原始人类那样束手无策。当炮弹落到了他们门口的时候，他们只好跑出去逃命。蔡希陶手上抱着他第三个孩子。
他们在山上住了三天，听听山下炮声平息了，才下山来。屋里真是“洗劫一空”，连一件衬衣一条手绢也没留下，只有一些植物标本被扔散了，匪徒们大概觉得这些干瘪花草一钱不值，因此大部完好无损。
解放以后，这个植物园立刻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照顾，并且归了中国科学院，改为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人和植物园都是宝贝，和平事业的缔造需要科学研究。”蔡希陶自从看到了五星红旗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时军管会接管的许多单位中，以这个植物园的账目最清楚。
于是他们铲掉了五谷和烟草，又种起各种各样的植物来。人添了，设备也添了。玻璃花房盖起来，人工雨的器械也装置起来了。植物园的面积从几十亩扩大到几百亩，它将和北京、南京、唐山的植物园并肩发展。他们又经常出去，再没有人来阻难他们。在有些地区，解放军同志们常伴同他们一起去工作。交通工具一些也不困难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
很多苏联植物专家到昆明这个植物园来过，对云南可以种植的植物有那么多，十分欣赏。有一次来了一位香料专家，他摘下园中种植的一种香草叶子闻一闻，觉得真香，立即在植物园蒸馏试验，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香料品种之一，后来向我们政府签订了一项合同，定购这种香草。
蔡希陶有时陪了苏联专家到云南各地去跑，苏联专家们十分敬重我们这位朴素诚笃的植物学家。他只读过一年大学，到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时候由练习生开始，刻苦学习，勤勉采集，他在植物学上的成就获得了苏联专家的赞美。
“为祖国增加资源，改造自然”，这样具体而美好的目标被提出来。蔡希陶的白头发虽然已经在越生越多，他却觉得既已赶上了这个趁心如意的时代，就是莫大的幸福。云南的丰富植物品种对全国性的水土保持、改造自然的工作，对增进经济作物的种植都有很大的价值。几年来，他们从云南边远地区找到了树胶、咖啡、可可和金鸡纳。他们学会了向群众学习的方法，从农民的古老生产经验中，研究出紫胶、樟脑等工业原料的生物学特性和生产价值来。作军舰锚索韧性最好的一种植物原料龙舌兰，也可以在云南大量种植。如今植物园的玻璃房里种着很多热带植物，植物学家们观察着它们在移植后的生长状态。
不久以后，这个植物研究所的分站，就要改为生物研究所了，工作也像在良好的自然条件下生长的植物一样，在欣欣向荣地、茁壮地向上升。（附图片）
这是植物学家蔡希陶在温室里观察木棉的结蕾情况。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