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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善蔬菜的生产和销售
——殷维臣代表的发言
我对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决算和1956年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的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完全同意。
我们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2年开始办社，当时只有8户，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现在已经和白盆窑等四社合并成为2，117户的高级社了。由于组织起来，发挥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生产连年提高，社员收入年年增加。现在我们合作社除经营蔬菜、粮食等农业生产外，还兼营着养猪、粉房、鲜花、运输等多种副业。预计今年生产量将比1955年增加20％以上，社员收入平均增加30％左右。
我现在提出工作中的两个问题，希望有关部门注意解决。
第一，关于蔬菜产销问题。生产蔬菜供应城市人民的需要，是我们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光荣任务。几年来，我们蔬菜产量增加得很快，但是还不能满足城市人民的需要。蔬菜生产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到了旺季的时候菜卖不出去。有的菜拉到了市场，卖得的钱还不够车脚钱，使社里损失不小。本市生产的菜去年在市场烂掉160万斤（这是个很不完全的数字，烂在农业社和市场外的不算），外地运来的大白菜烂了370万斤。可是菜是不是够城市里工人、学生、干部们吃呢？还是不够吃，许多人还埋怨农业社菜种得少。这个问题几年都没有很好解决。1954年秋天，我们社里种了70多亩小白菜、油菜，后来有20多亩菜因为卖不掉，只好喂了猪。今年春天种了162亩小菜（包括小白菜、油菜、菠菜等），头些日子因为卖不掉烂了，扔了12亩地的菜 （每亩出3，000斤，共约36，000斤）。拉到市场的3万斤油菜，只卖到3厘多1斤，根本不够成本（每亩小菜不算人工，成本要20多元）。菜站的菜有时也卖不掉，广安门菜站附近有两个一丈多深的大坑，都填满了烂菜，农民们叫它“血汗坑”。因为受了这样大的损失，社员埋怨政府说：“丰收的菜送到市场烂掉了，真白费劲”；“政府号召我们多种菜，我们种了没人管了”；“菜价高了有人管，菜得了（就是旺季大量菜成熟了）没有人要，也没有人管了”。发生以上情况的原因，在农业社方面也是有缺点的，如生产计划和品种安排得不好，有的社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没有分级装筐等；但蔬菜公司在销售方面问题很多，如他们采取“推陈储新”的卖菜法，结果新菜变陈了，陈菜卖不掉，烂掉了；有些地方将蔬菜供销点撤销合并，买菜得排队；蔬菜联营组菜车出车时间晚，不如以前菜贩早；合作社分销处机械按调拨价卖菜，好坏货一样，坏了也不变价等，这都妨碍了蔬菜的推销工作。为了解决城市蔬菜的供应问题，我们建议有关部门认真改善蔬菜的生产和销售工作，蔬菜应按质论价出售。并建议筹设蔬菜脱水加工厂。蔬菜经过加工脱水后，养分仍可保存。虽然成本高些，但却可以供给缺菜时食用。另外，我建议大家多制腌菜和干菜。决不让蔬菜白白烂掉扔掉。
第二，开会多负担重的问题。我从1951年搞互助组，1952年互助组转了合作社，那时还能直接参加生产。我被选为劳动模范以后，事就多了起来，劳动少了。1954、1955两年误工特别多。我在社里的时候，参观的、访问的、新闻记者都找我，有的机关有点大小事也非找主任不行。如果不去吧，人家就说：“架子不小，骄傲自满”。要招待，就没法顾生产，社里有事就不知道，也不能解决。还有机关、部队、学校来请做报告的也不少，去年合作化高潮时，我一连出去讲了6次。再说到外面开会很多，会期比较长的就有区代表会、市代表会、干部训练班、主任训练班、区劳模会、市劳模会。去年我一年最多在社里呆了5个月（今年市里注意了，已经好得多了）。这样老是到外头开会，走三天在家三天，回到社里也不能全力搞生产；这对我本身虽然多了解到国家大事，有很大好处，提高了知识，可是我对社里的情况反倒不了解了。有些社员和社干部就说我：“外头有事，你就跑外吧！”“你是打了花销的了，不指着你了！”这样下去，影响到社里的生产，生产搞不好，怎么增加社员收入呢？这样下去，模范不是模范，成了“麻烦”。这实在是个要解决的问题。我的意见：不必要的会议，不要通知劳动模范去参加，让劳动模范好好搞生产，机关、学校、部队，这儿那儿找，不必尽找社主任，让社主任集中力量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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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群众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意义
——赵寿山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廖鲁言部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和说明，以及中央各负责同志的发言。现在我仅就陕西省的水土保持工作，讲一些意见。
陕西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省分之一。全省土地总面积为196，754平方公里，其中属于黄河流域的即有121，772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62％。这个地区，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每年水土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测算，陕西境内每年土壤的流失量计有54，000万吨，大约将占黄河在陕县含沙量138，000万吨的40％。这种情况，不只降低了土壤的质量，使广大山区十年九旱，农作物的产量不能提高；而且也使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群众，经常受着黄河泛滥成灾的威胁。因此，陕西省的水土保持工作，是我国人民根治黄河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改变山区面貌、改善山区人民生活的一项根本措施。
自从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决议以后，我们陕西省对于水土保持工作，比较以前更加重视了。各级党政负责同志都根据根治黄河的伟大计划向广大群众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各级领导同志还深入山区进行了检查和指导。全省人民，特别是山区的人民群众，对于治理黄河，进行水土保持的决定，是非常拥护的并且大大鼓舞了他们的信心。他们认为这是改变他们生产落后提高产量的根本办法，因而很快地便掀起了群众性的水土保持运动。根据统计，至今年五月底，修梯田及其他田间工程已经完成了3，388，600余亩，水漫地77，900余亩。此外并做了9，000多道淤地坝，挖了9万个涝池，修了14，000多道谷坊等。这些工程共可控制水土流失面积6，740多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全省1950年至1955年6年来控制水土流失总面积的58％。目前陕北大部分地区已形成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运动，就像这样发展下去，再有几年，不仅可以基本上制止水土流失，减少黄河的泥沙，而且我们陕西省尤其是陕北老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面貌也将有重大的变化。到那时候，广大山区人民所梦寐以求的“花果山，米粮川，骡马成群，牛羊满山”的富丽景象，也将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根据我们在工作中的体会，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根治黄河的伟大意义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性，组织群众，典型参观，是开展水土保持运动的重要方法。去年春夏两季陕北榆林、绥德、延安三个专区，均程度不同的遭受了旱灾，农作物普遍减产，甚至颗粒不收。但是进行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地区，产量较往年还有增加。如绥德吴家畔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进行水土保持工作的土地，每亩一般只收30斤左右，有的甚至收10斤、8斤；但是进行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土地，每亩一般也收100斤，田间工程做得好的土地，每亩产量竟达到280斤—312斤。这种现实的事例，通过参观，教育了广大群众，使他们切实认识到水土保持的好处，相信“坝地能增产，梯田能抗旱”等科学经验。现在山区人民，尤其是陕北人民中大多数确已认识到进行水土保持的伟大意义和实际能提高产量，改善生活的好处，广大人民群众已自动起来，投入了这一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技术指导工作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据绥德、榆林、延安三个专区的不完全统计，受训的约有6，281人，及时把经验传授给群众的即达25，536人，较大的农业社都配备了技术员，他们初步能够掌握测水平，量坡度、修梯田、打淤地坝等技术。但是干部训练的还少，质量也还不高，远不能适应群众的要求，因而有些地区在进行水土保持工作中，规划不适当，田间工程不够标准，如等高埂不等，水平沟不平，土谷坊、水簸箕位置不适宜等，这都是值得我们今后注意纠正的。
总之，水土保持工作，是我国人民治理黄河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制止水土流失、提高山区农作物产量，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项根本措施。几年来，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就根治黄河规划所要求的任务来看，还是非常不够的，而且还有不少缺点和困难。我们全省人民愿意继续努力积极进行这一工作，并且信心百倍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根治黄河这一亘古未有的伟大计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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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图书资料的一些问题
——舒新城代表的发言
今年五、六月间，我在上海视察中学教育和图书资料两个项目，关于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健康问题，已与周谷城、徐铸成代表另有提案，现在只简单汇报关于图书资料的情况和问题。
我曾视察上海市的上海、科学技术、历史文献、报刊、儿童5个图书馆，并和周谷城代表共同视察人民图书馆，和周代表及上海市代表王国秀视察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亚洲文会书库、基督教协进会图书馆。
解放前上海没有国家的公共图书馆。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散在各处的图书集中起来，并接办了几个私立图书馆而建立上面的6个专业性图书馆，对于人民的一般阅览和专门研究都有一定的贡献。自从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上海图书馆增辟参考阅览室，人民图书馆为专家辟集会室，科学技术、历史文献、报刊3个图书馆都积极配合科学研究，为研究工作者供应资料。对近代史及东方研究资料收藏丰富的天主堂藏书楼，和亚洲文会书库、协进会图书馆，也可以由专家入内阅览。这些对科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也随着产生了一些问题。
注意收购旧的图书报刊
第一、上海各方面的资料很多，解放前的公司、洋行，尤其是外国人的机构如汇丰银行、美孚洋行等等，都有许多专业的及有关中国各方面资料调查的藏书。最近市上发现有关太平洋问题的英文报告2，000册，当时曾有人向历史文献图书馆兜售，每本索价2元。该馆购书预算每月只有500元，无法收购，现在听说由私人分散买去一部分。这种情形在中国旧书方面更经常发现，并且是全国性的，文化部门也曾知道。希望文化部赶快订定统一规划，把全国各地的图书资料，作一次大规模的“清家底”工作，并且逐步编印全国图书资料总目，供应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对收购旧的图书报刊，希望制定特别预算，给予负责工作同志以选购的权力，以免资料散失。对于回炉的废纸，希望与商业部门协商，让文化部门先行鉴选后，方许回炉。
复印最重要的参考书刊
第二、在视察时，见许多机关派人到报刊、历史文献、上海、人民各图书馆查阅资料者甚多，很多报纸用工作同志的话来说，已“满身伤痕，面目全非”。更有一些已经“粉身碎骨，不能复苏”了。1900年以前的申报，1832年创刊的英文中国从报月刊，1850年以后的英文字林西报，1822年创刊的法文亚洲杂志等等，及十九世纪前半期书刊，大部分都被风化，一触即成碎片，不能翻阅，希望文化部门对于这些报刊的重要者，一面制定规章，严格限制翻阅，一面赶快用照相摄成软片，保存下来，并复制若干分藏全国各大图书馆供专家参考。另一方面，外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有价值的书刊大大不够，期刊大概中断，我希望增购、补充以外，要把最重要的参考书刊复印，分给专门图书馆。
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
政治水平
第三、现在图书馆工作人员都热烈地要求提高业务政治水平，尤其感到业务知识不够，对于有些重要资料因不知其重要性而放弃，无专门学科门径，不熟悉目录学，对于专家研究工作难于帮助。希望文化部门开设图书馆专业训练班及学校，更希望在文史馆和社会各方面搜罗各项老年知识分子，分负一部分鉴别、整理、编辑图书资料工作。关于装订、修补图书的技工，已经是凤毛麟角。此次只看到科学技术图书馆有专门人员及设备，希望文教部门重视此项技术人员，加意培养。
让不能露面和藏在
名山的图书为科学研究服务
第四、上海市6个图书馆中只有一个科学技术图书馆是几十年前的图书馆建筑，其他各馆均不适合图书馆之用；最大的上海图书馆是利用帝国主义者遗留下来的跑马厅，人民图书馆是利用他们遗留的跑狗场的房屋，书库不透气，潮湿异常，而且地方狭小，有近百万册图书睡在箱子里，无法露面。阅览室到处有人满之患，有时要在门外等候二、三小时方能入馆阅览。儿童图书馆的小读者，在星期天等候半日不能入馆的也是常事。报刊图书馆由文物保管会拨去几车旧报纸，堆在一间临时房间，旁边住着一家老百姓，他们不独无法把报纸摊开整理，而且时时提心吊胆怕失火。据了解北京也有300万册以上的图书躲在箱里，湖南有40万册图书“藏之名山”——南岳。其他各地也有类此情形。它们不独不能为科学研究服务，而且要给它们“除四害”——虫蛀、鼠咬、潮浸、尘封。去年文教经费只用去预算额的百分之八十几，能不能在节约原则之下，拨一部分经费，在国内各大城市建筑一些合用的图书馆，让不能露面和藏在名山的图书集中在若干地方为科学研究服务呢！
图书资料的整理、供应、保藏，是开展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这些问题只是由一个地方所发现，全国有关图书资料的问题当更多，希望有关部门予以全面考虑，逐一解决，给予科学研究者以更多的帮助，使争鸣的百家有更多的滋养料，而善鸣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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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兴修农田水利，向干旱作斗争
——邓宝珊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廖鲁言部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现在，我简单地讲一讲最近半年来甘肃省农田水利工作的情况。
甘肃一向受干旱威胁，兴修农田
水利有特别重要意义
甘肃省的农业生产，一向受到干旱的严重威胁，因此，兴修农田水利，变旱地为水地，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解放前，全省水地很少，只有643万多亩，有些地方连一亩水地也没有。过去有人以为这是甘肃缺水，水利没有发展前途的缘故，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甘肃境内不但有许多大小河流，而且有丰富的地下水；就是雨水虽然比较少，只要防止流失，也还可以减轻干旱。应该说，水利方面的潜在力量是不小的，只是因为解放前的社会制度极不合理，群众无法利用而已。解放以来，甘肃的农田水利，特别是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就得到显著的发展。从1950年到1955年，全省共增加水地357万多亩，相当于过去多少年间所修水地面积的55％。前后对比，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
农业合作化运动给甘肃的水利工
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但是在1955年秋收以前，全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只占总农户数的9.8％，小农经济在农村还占有很大优势。在那样情况下，由于个体农民之间利害矛盾很多，再加劳动力和资金不足，水利工作的发展还是受到很大限制。自从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特别是“甘肃落后论”之后，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出现了高潮。到今年2月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经占总农户数的89.8％，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22.8％。在短短期间，广大农村就起了根本变化。这个变化，再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给甘肃的水利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组织起来的农民，纷纷修渠、打井、掏泉、筑坝、挖涝池、打水窖，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到5月底，新修的各种水利设施，如果全部利用起来，可以浇地500多万亩。在最干旱的定西专区，由于水地大量增加，已经有10％的乡可以摆脱一般的旱灾威胁。皋兰县的阳洼窑，本来是一个干旱贫苦的小村子，过去没有水地，连年遭受旱灾，群众少吃缺穿，靠救济度日，现在全村已经修了690多亩水地，每人平均有2亩3分，干旱现象有了显著改变。往年每当春夏的时候，总有些农民因为地旱种不上，在农村没活干，流到兰州市来，今年这种现象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这同合作化以后水利的发展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规模大、范围广、进度快、质量好、
创造多，是甘肃农田水利工作的特点
今年甘肃农田水利工作的特点，总的来说，是规模大、范围广、进度快、质量好、创造多。据初步统计，全省参加修水利的约有150多万人，其中除了男女农民以外，还有技术人员、手工业者、小学教师，连有的老先生和省人民委员会的个别参事，也在水利技术上和经验方面热心地帮助群众。修水利的范围遍及全省，就是从来没有水地的会川等县，今年也开始修了许多水地。在进度上，比以往要快得多，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4天就修了14万亩水地。一般新修的水利，质量都有提高。特别是所有这些水利的兴修，主要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即使某些比较大的工程也是如此，这就大大节省了国家投资。在兴修水利运动中，广大群众发挥了丰富的智慧，有的想出了许多办法，像会川县创造了6种灌溉法，可以用来灌溉山上的耕地；有的创造了许多工具和简单的仪器，可以节省人力，提高效率，或者可以用来提水；这些工具和仪器都是因地制宜，构造简单，成本很低，制作容易，使用方便，很受群众欢迎。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经过实践和钻研，学会了简单的水利技术；榆中县区乡干部中有64％的人已经懂得修一般小型水利的简单技术。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技术力量的不足，同时也给水利技术人员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必须与群众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工作
中的最基本的经验
半年来，我们在农田水利工作中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关于这一点，我们过去并不是不知道的，可是体会得就没有今天这样深刻。这一方面因为过去是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群众的力量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一向习惯于用小农经济的眼光去对待农村的事物，对于农民中间的潜在力量往往是估计不足的。而就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第一个年头，群众用集体智慧和力量修了500多万亩水地，大大超过了以往6年所修水地的总面积，这对于我们来说，确是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我们在水利工作中还有缺点和错误
不过，我们在水利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不少的。例如有一部分工程，因为提水工具缺乏或者质量不好，现在还不能利用；有些地方要求过急，工作安排过紧，劳动时间过长，群众过于疲劳；对于妇女也是照顾不够；尤其是有少数地方不注意施工安全，以致发生伤亡事故，最严重的是天水县桑渠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今年2月发生渠道塌陷，一次伤亡10人。我们必须从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取得教训，并且切实改进今后的工作，绝不能因为有了成绩就可以自满起来。任何自满，只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失。
甘肃是一个新的工业建设地区。几年来，全国各地对于甘肃的建设事业，不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帮助是很大的。甘肃地区的建设事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是同全国各地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支持分不开的。这里，我代表甘肃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可是，我们以往对于到甘肃来工作的职工同志在各方面照顾得不够周到，对于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也没有及时加以解决，这是我们应当注意改进的。希望全国各地今后继续从各方面给我们以更多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当起国家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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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疆旅途见闻
——储安平代表的发言
两个月以前，我正在南疆农村旅行。我现在想反映新疆民族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情况。在我所访问的疏附县色满区，他们在今年2月1日，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就达到全区总农户的95％，光荣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新疆农民这几年来，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民主改革运动，思想上有很大提高，接受新鲜事物很快。特别是对于党和毛主席，具有无限热烈的信仰。他们算了算这几年来的几笔账，感到党和毛主席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对他们有利的。因而，当党和毛主席指出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道路以后，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普遍表现了积极的感情。新疆的客观环境对于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有它特有的有利条件。新疆过去的农业耕作技术一般比较粗放，只要对农村劳动力稍加组织，把耕作技术稍为提高，就能够收到显著的增产效果，从而加强了农民对于组织起来的信心。此外，新疆一向地广人稀，一般农民对于土地私有的观念比较淡薄，这对于组织起来，特别是从初级社转高级社，也具有有利的影响。
我所访问的那个色满区，在1951年就出现了互助组的形式。1954年2月试办了
4个社。那时虽然有一部分农民加入了社，但大家在思想上还多少有些顾虑。主要是怕入了社吃亏，怕收入反而减少。社外农民观望的成分更大。他们说，好也吧，不好也吧，要收了再看。也有些农民怀疑将来合作社生产的粮食国家会不会收去一部分？将来分配时会不会公平合理？那年那
4个社收割时，很多农民都到合作社的地里参观。解放以前，当地的小麦每亩约产150斤、高粱165斤、玉米140斤、水稻170斤、棉花则只产30多斤，但1954年办的新路社，小麦每亩产377斤、高粱511斤、水稻283斤；另外一个前进社，他们的棉花每亩产到208斤，但是社外农民不仅要看生产是否增加，还要看分配是否合理。分配时，有时一直要分配到深夜12时，社外农民也就看到深夜12时。他们都亲眼看到合作社生产的粮食都是分给了社员的，很多劳动好的社员，二十几口袋、三十几口袋（一口袋约200斤）地把分到的粮食往自己家里搬。试办的4个社75户社员中有67户都增加了收入。社外农民思想里的结因之解开，于是到处都纷纷要求入社办社。
1954年夏收后，那4个社立刻由原有的75户扩大到238户。那年冬天又新建了22个社。但是对于当地农民入社的要求还远不能满足。1955年秋天，农民入社建社的要求更其迫切，从前是乡村干部动员农民入社，这时变成农民包围乡村干部要求入社。有的是全村要求办社，有的是全乡要求办社。那些没有被吸收入社的农民质问乡村干部说：“你们平时宣传合作化的道理，要我们加入合作社，可是我们真要加入时，你们又不让，这是什么道理？”有一个村子，上级没有批准他们办社，他们就自发地办了起来：他们把地块如何划分、劳动力如何编组、土地报酬如何规定、劳动工分如何计算，农具和牲畜如何使用、入社应带多少肥料和种籽等具体问题都一一讨论决定，对于社主任和社务委员的人选也作了酝酿。他们还一口气合力种了60亩冬麦，以表示他们建社的决心。社叫什么名字，他们也想出了一个好名字，他们干脆就叫“康耐拨起卡”社。“康耐拨起卡”的意思就是“水自己沸开了”，后来我问这个自办社的社主任和加西尼亚子，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再等一等；他说：“那时我村的四邻都建了社，只有我们一个村还没有建社，大家感到很孤立。我们当时的思想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迟建好。现在谁愿意落后？谁不争着早一天踏上社会主义新的大路？”
在大部分农民要求加入合作社的同时，一些老社社员又要求从初级社转高级社。这些老社虽然年年增产，社员的收入也年年增加，但他们总感到还有一些问题阻碍着大家高度发挥自己的劳动力。其中一般农民感觉最深的就是土地报酬问题。那些土地较少、劳动积极的农民看到自己劳动的果实有一部分被土地较多而劳动又不很好的农民分了去，心中不平。他们干脆地说：取消土地报酬就是取消剥削。他们又说土改是第一次翻身，办高级社是彻底翻身。在酝酿转高级社时，农民对于取消土地报酬，把主要生产资料归全社集体所有，不仅没有意见，而且极力拥护。他们说：多劳多得，劳动才光荣，不要再依靠土地。有些初级社在转高级社时，对于耕畜如何折价的具体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社员就把自己的耕畜牵了来，预备折价归社了。
当色满区全面建立了高级社以后，领导上为了示范试验，打算先帮助其中两个乡作出一个从1956到1962的七年规划。出于很多干部意外的是：在酝酿这个七年规划的时候，凡是领导上想到了的，农民也都想到了；有些问题领导上没有想到的，农民也都想到了。在有些生产指标上，农民提得比较高。干部说：“你们过去的产量
这样低，将来怎能提得那样高？”农民就说：“再不要拿过去做底子了，大家的眼睛应该朝前面看。”农民不仅提出了具体的生产指标，而且还提出，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有一个劳动定额，使增产得到可靠的保证。他们提出的定额是男女平均每人每年作200个劳动日。谈到全乡规划时，他们不仅对要划分耕作区、住宅区、拖拉机道、渠道、林道、排水沟等谈得头头是道，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安排。关于扩大耕地，他们不仅提出了扩大的目标，而且还能开出一笔账来，说哪儿有多少可开的荒地，平埂填渠以后又可增加多少耕地。农民建议要买一辆卡车，他们说：不仅耕作收割要机械化，就是运送肥料也要机械化。农民提出要装置电灯、电话和广播，他们说：“将来可以用广播来调度田间的劳动。”
在未来规划的讨论中，充分看出新疆农民的脑子里装着很多的新鲜事物；而这一点又说明：这几年来党对全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教育，已经在新疆农民思想上有了一定的基础，并已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出来。
不仅新疆民族地区的广大农民一致地热烈地拥护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农业生产的合作化道路，而且，新疆的民族乡村干部通过实际的锻炼，也都已学会了独立办社的本领。在我所访问的色满区，在1955年下半年的大发展中，先后建立了81个新社，这81个新社的建立都是由民族乡村干部领导的。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乡支部书记吐松阿不都拉说：“经过建社的实际锻炼，我们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都有了提高。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一遇到困难，就不知如何是好，非得依靠上级解决不可。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独立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问题。我们不仅能在生产技术上进行领导，而且也进一步能够在政策思想上进行领导了。”
我在南疆农村中所看到的这些情况，除了说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新疆民族地区也收到了巨大的成绩以外，使我印象更为深刻的乃是我们国家的真正强大统一。虽然是在边疆地区，虽然是在民族地区，虽然那些地方离我们祖国的首都有几千公里远，但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在那遥远的地方也一样透彻地贯彻着。然而造成这种全国真正强大统一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关键就是党和毛主席对于国家事务极其正确的领导，以及全国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的信仰和无限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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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熊应栋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李副总理、廖部长、彭副委员长的报告和中央各领导同志的发言。
我是西安公私合营大华纺织厂的私方代表，现在我想就我们这个公私合营企业发表一些意见。
西安大华纺织厂由1954年公私合营到现在仅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是工人群众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大大提高了。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并且积极地对于原来企业不合理的地方也作了很多改进。现在我们这个厂子，不论是生产数量、生产质量、生产成本或劳动生产率等都与资本主义经营时代的落后状态大不相同了。就拿今年的情况来说，全年产值将比合营前增长20％；12磅棉布的单位成本已比合营前降低37.5％；劳动生产率已比合营前提高49％，细纱工人的看锭能力现在平均已由合营前的400锭增至900锭，有的已高达1，160锭；棉布的正布率去年已达98％以上（合营前为87.06％）。今年新质量标准实行后，上等品率已达87％，棉纱标准品率为85％；今年的产品按合营前的工缴单位计算将降低22.17％，而全年利润较合营前仍将增长16.88％。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职工的福利逐年有所增长，股东红利也按年拿到。所有以上这些情况足以说明私营企业以公私合营并逐步社会主义化就会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也足以说明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私营企业和资方人员才会有光明美好的前途。
现在我们已深深感到私营企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特别是这次大会听到陈云副总理的发言后使我非常兴奋。听陈副总理在发言中讲，我们企业的定息不仅已由我们建议的三厘提高到五厘，而资金不多的私方人员还可以与一般的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怎能叫人不兴奋呢！回忆刚合营时，我们嘴里虽喊愿意公私合营，谁知思想上却有不少的顾虑，既怕估价偏低，又怕有职无权，还担心能否和公方代表相处，股息能否照发，将来生活有无保障，个人出路又怎么样？种种疑虑不一而足。虽然这许多顾虑都被事实粉碎了，但想起来实在幼稚可笑。现在那些顾虑虽然不存在了，但从我们本身来说并不是毫无问题了。我们满足现状，往往和过去落后状态比，不和先进的比；我们还没有完全改变资本主义的观点，往往重量而不重质，同时也爱争工缴利润；我们在经营管理上的资本主义作风也较严重，愿意加强工人劳动强度，却不大注意工人的安全卫生。再从企业本身来说，资本主义经营时期带来的许多特点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变和克服。如机器陈旧，设备规格标准不一，厂坊窄狭，技术要求复杂等都待改进更新。上述由人到企业的这许多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就很难保证使资本主义的企业完全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毛主席明确指出：大约要在3年之内，社会主义革命就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现在一年将快过去，仅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在改造方面的任务还很严重。现在的问题是在今后短短的两年中，我们如何来努力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任务。问题就这样摆着，难道还不明确吗？
现在我想提出，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限期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任务。是否妥当请各位代表指正。
一、加强自我教育，努力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为了完成自我改造任务，必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通过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认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永恒”的真理，并要进一步认识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的一致性和依存关系，认真批判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坚决克服资本主义的利润观点和经营管理作风。还要深入工人当中，向工人学习，学习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学习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更要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大胆暴露自己的缺点，虚心倾听工人的意见，尤其要学习公方代表的工作作风和社会主义管理方法。如有意见，要讲在当面，不要背后表示不满。只有加强自我改造，才能提高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才能进一步做好企业领导工作，才能很好领导职工进行生产。现在我已订下自我改造的学习计划，一定要认真执行。
二、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依靠他们来完成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只有依靠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积极性，就可以完成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解放以来工人的创造发明和合理化建议对于企业改进已经有很大的成效，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支持工人的社会主义竞赛，正确对待工人的合理化建议，特别要注意提拔培养工人干部。几年来我们在培养提拔工人干部方面已经做出成绩，如现在我们从工人中培养提拔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已有560名，除375名输送给机关和兄弟厂外，其余都留厂工作：现在我厂已有61％的工人干部，63名科长、车间主任级干部中的49名，是从工人中培养提拔起来的。这些干部被提拔起来后，对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过去每月的成本半年还赶不出来，现在次月7日以前就可编好。但是我们在培养提拔工人干部方面还有问题存在，应当迅速解决。另外我们不相信工人的思想现在虽已克服了，但今后仍应引起注意。
三、关心职工生活，注意职工福利，提高职工生产积极性。事实已经教育了我们，不关心职工生活和福利是错误的。只要我们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就会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这样对于生产和企业改造绝对是有利的。解放以来，我们虽然注意了职工生活，也添了不少的福利设施，但还是不够的。这主要是和我们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分不开的。这次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时，职工在这方面对我们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改进技术，完成对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已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是零碎的，今后我们要作出一个全面规划，要对各项技术设备，逐步改进更新，请国家领导机关大力支持，我们还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技术。
五、加强团结，保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陈云副总理在发言中指出：“必须使资方人员采取积极态度同公股代表进行合作，同职工群众加强团结。”陈副总理的这一指示极其重要。为了搞好生产和完成人和企业的改造任务，我们没有理由不与公方代表合作，没有理由不和职工团结。要加强团结，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观念，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无论什么问题都应该从这个基本原则来考虑。必须尊重和服从公方领导。所谓服从公方领导，我认为并不是事无大小的都要请示，属于经常性的事情，自己就应该按照原则规定负起责来去办，不要推卸责任；属于全厂重大问题就应该很好和公方领导协商解决，不能独断独行。否则就会妨害团结。对于职工的团结也要特别注意，凡是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办，否则绝不轻举妄为。
各位代表：我想从上述五方面努力完成改造任务。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广大职工的积极帮助，我相信我们的改造任务一定能够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