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甘泗淇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和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现在我仅就国家预算和军队参加国家建设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第一，关于国家预算问题。
1956年度国家预算规定国防费支出为6，141，391，000元，比上年国防费决算数减少了5.52％。1956年国防费在国家支出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98％，比1955年国防费在支出决算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2.17％。而1956年经济建设的支出则较1955年的决算数增长了17.04％，文教费的支出也增长了18.36％。我认为国家预算作这样的分配，是完全适当的。
全国人民正以无比的劳动热情，为建设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尽可能地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去。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已经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现在，1956年的国家预算又进一步紧缩了其他一些方面的开支，增加了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这将使我国的工业化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的国防现代化也必将随着国家工业化的逐步实现而获得更有力的保证。这样办，无疑是全国人民、也是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所竭诚拥护的。
为了在今年的国防费预算范围内，确实保证国防建设的需要，我军必须继续厉行精简节约，紧缩开支，以便把经费用到最必需的方面去。1955年度，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全年国防费的支出仅占预算数的90.36％。这是由于一方面清理了历年结余，抵拨了一部分预算拨款；另一方面则是全军上下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的结果。根据结算，去年全军共节约了18，000万元。其中包括：由官兵自己动手修建的营房140万平方米；开展安全行车和合理化建议等运动节约油料10％；将旧品收回加以修理后再发下去，一部分部队将棉衣多穿一年，采取这种办法计节省皮鞋13万双，帽子13万顶，棉衣133万套，等等。今年，我们应当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思想教育上、物资管理上，采取各种更有效的措施，使节约工作做出更多的成绩。
第二，关于军队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
今天我军所担负的任务，主要的是加强战备训练，警惕地保卫祖国。但同时，我军也在用一切办法，积极参加和支援祖国的经济建设。一年以来，我军广大官兵在社会主义高潮的鼓舞下，自觉自愿地利用操课以外的空隙时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义务劳动；并节省一部分薪金和津贴，来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合作化。现在，我谨将这方面的情况概述如下：
（一）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今年军队中推销公债的预计数目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即由1，000万元增为2，000万元。截至目前为止，全军已认购30，579，060元，超过预计数的52.9％，并已缴款21，151，000元。
（二）捐款建立拖拉机站。全军预计在1956年至1958年三年内，由官兵集资建立可耕275万亩土地的拖拉机站30个。目前认捐的数字已经完成计划的68％，可以建立耕地20万亩的大型拖拉机站11个。在农业部的规划下，第一个拖拉机站已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建立，站的工作人员也已配齐，目前正在整修房屋和道路，很快就可以为当地的农业合作社服务。此外，还有不少官兵捐献农具，今年春节前后，许多地区的驻军抬着披红结彩的双轮双铧犁、打谷机、锄草机等送给农业合作社。仅广州和昆明两地的驻军，就捐赠了各种农具6，200多件。许多合作社把军队赠送的农具分配给技术最好的社员保管和使用，把军队送的犁命名为“八一犁”，把某些军官家属送的犁命名为“三八犁”、“儿童号”等。军队官兵还节约了薪金和津贴寄回家庭，以补助自己的家属向合作社投资。仅“塔山英雄团”的官兵就寄回了3万多元，并写了4，000多封信向家属及亲友宣传合作化的好处。
（三）参加义务劳动。许多部队同当地合作社订了合同，利用业余和假日，帮助合作社送粪、挖塘泥、选种、耕地、播种和收割等。如浙江某地部队帮助合作社开垦荒地、种植果树，社员们把军民合作培植的果园命名为“友谊果园”。今年夏收的时候，山东、江苏、河南、安徽、陕西等省的许多部队，在得到暴雨警报后，立即停止操课，冒雨帮助农民抢收麦子。济南某部队三天内出动了16，000多人，抢收了1万多亩庄稼，装甲兵某部也出动了3万人工，帮助当地农民抢收。在帮助人民兴修水利方面，驻京机关部队，从士兵到将军有很多人参加了永定河引水工程的修建，连参加首都的其他建设在内，共为12万个劳动日。驻海南岛部队帮助修筑了防潮海堤。驻南京的机关、学校和部队，帮助修建了紫金山下蓄水19万立方公尺的水库，当地人民命名为“军民友谊库”，他们说：“用水不忘修库人，时刻怀念解放军”。其他帮助修建小型水利工程，如修渠、挖井等则更多。
（四）植树造林。在绿化祖国的号召下，从东海的大陈岛到西北、西南的边疆，从南海的海滨到蒙古的草原，部队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福建前线部队种树1，045万株，白天敌人炮轰，就在夜里种植。驻舟山部队亦大量植树绿化该群岛。在甘肃的黄土高原上，官兵们冒着弥天风沙种树。新疆、内蒙、沈阳等地部队都种植了防护林。武汉、长沙、青岛等地人民称部队植树的地段为“八一林”，“战士林”、“英雄林”。某地驻军种植了新兵入伍纪念林，有些单位的老兵，复员前还在驻地周围种树留念。
（五）参加除四害。仅据50多个大小单位的统计，捕捉到的老鼠和麻雀就有100多万只。为了消灭血吸虫病，上海驻军曾经出动了近万名官兵消灭钉螺。江西驻军和民兵消灭虎、狼、野猪及其他大小害兽即达8万多只。
（六）协助农村文化建设。不少部队协助农业合作社开办小学校、托儿所、医疗室，并捐赠图书成立图书馆，帮助农业合作社建立电话网、广播网。如天津市郊在军民合作下即有46个乡，已经做到“乡乡有电话、村村有广播”，当架成的那天，举行了有13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进行庆祝。
（七）抢险救灾。今年4月，广东及海南岛驻军大规模地参加了抗旱工作。5月份以来，某些地区天降暴雨，各地军队又积极参加了防汛抢收。5月4日，河北静海县岳家园乡一带大雨，运河水位猛涨，冲决了灌溉渠，驻军某部官兵200多人在没有防汛器材的紧急情况下，跳下水去，结成“人闸”，与洪水搏斗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材料运到把决口堵住。
（八）其他如组织工作队协助地方进行建社、整社，协助培养会计和医疗人员，驻在少数民族地区部队协助兄弟民族生产等，都有一定的成绩。
此外，铁道兵部队正在紧张地进行鹰厦线铁路的修建。他们在人民大力支援下，忘我地劳动，保证提前一年，在今年内完成。西藏、新疆、青海等地修路部队，正在高原上修筑公路，这对于国家建设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以上就是我军一年来参加和支援国家建设中所做的一些工作。但我们深深觉得，在进行这些工作中缺点还很多。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周密的计划，以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部队广大官兵的热情非常高，而领导上却未能及时地根据部队本身的具体情况，作妥帖的安排。结果，有的造成了某些浪费，有的甚至事倍功半。同时更应引起我们严重警惕的是，一年来在军民关系方面，军队中曾发生过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如有的部队在国防工程、营房和训练场地的修建中，与当地政府及人民协商不够，占地过多；有的部队在战斗演习中安全措施做得不好，发生了一些误伤居民的事故；有不少的汽车司机违反安全行车的守则，发生了不少的军车肇祸事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还有某些人员对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尊重不够等。这些都是与我军拥政爱民的传统绝不相容的。为了进一步地密切军民关系，充分发挥我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作坚决的斗争，并希望各位代表随时加以监督和批评，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纠正缺点，改进工作。
各位代表：美国帝国主义现在还侵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继续扩军备战，阻挠国际局势的缓和。因此，我们的国防力量还必须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官兵一定要永远保持高度的警惕，兢兢业业地实施战备训练，加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为解放台湾、保卫祖国、维护远东与世界和平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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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大市的职工住宅问题
——乔传珏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李副总理在1955年国家决算的报告里所列举的数字生动地反映出我国人民过去一年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李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提出的1956年国家预算，不论收入计划或支出计划都是很积极的。它是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紧国家建设的预算；是反映社会主义高潮、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算。毫无疑问，全国人民都将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紧张的工作和创造性的劳动，为胜利地实现1956年的财政任务和各项建设任务而努力奋斗。
李副总理在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里，对人民生活也寄予了深切的关怀，就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宣布了一些有关的措施。我认为这些措施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问题才能得到政府及时的关心和重视。我相信国家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所采取的逐步改善职工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根据必要与可能的原则满足职工群众需要的各项措施，必将获得全体职工的热烈拥护。职工群众在社会主义的高潮中，必将进一步发挥劳动积极性，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李副总理在报告中对职工工资、生活福利和安全等问题所提出的批评也是符合于我们旅大市的实际情况的。在这里只想反映一些有关职工住宅的问题，希各位代表批评和指正！
旅大市是一个旧有的沿海工业城市，也是一个国防前哨。工业主要集中在甘井子、沙河口两个区。房屋及其他公共设施大部分是敌伪统治时期修建的。城市建设的布局，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定型。各种公共设施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规模，但多集中在日本人曾经居住的地区，而很少分布到中国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且设备陈旧，必须经常加强整修和养护。在敌伪统治时期，中国职工长年住在破漏、潮湿、阴暗的小房里，拥挤不堪，并且有许多职工住处离工厂很远，有的住处与工厂相距数十里，往返不便。旅大解放后，党与人民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殖民地城市的基础上，贯彻投资不多、重点使用，以维护为主，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潜力的方针，配合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各项公共设施，进行了部分的改建与扩建工作。在房产工作方面，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住宅调整工作，分配房屋约163万平方公尺，将居住条件极端恶劣的居民，搬进了居住条件较好的房屋；新建职工宿舍40万平方公尺、其他公共建筑48.5万平方公尺，并整修公有房屋18，500余栋。由于采取这些措施，使城市居民的居住面积，由解放前平均每人1.1平方公尺增加到3.18平方公尺，对于缓和职工缺房的紧张情况，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国防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们的房产工作还落在国家建设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后面很远。由于解放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很快，城市人口逐年增多，特别是甘井子工业区的发展更为迅速，该区几乎每年都有厂矿从事扩建，因而尽管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与某些厂矿企业，对解决职工住宅问题，历年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住宅的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仍是有增无减。我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相适应地改善职工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尤其是居住条件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够，对房产工作缺乏经常的、切实的具体领导；对房屋的需要与使用情况缺乏全面的、详尽的分析研究；缺乏全面规划与统一安排、统一管理；缺乏采取有效的措施和积极的步骤，大力组织有关部门与厂矿企业配合协作，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解决住宅问题，因而房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截至今年3月底统计，尚有11，000余户职工无房居住。他们中间，有些人把家属安置在旅馆、招待所、工厂办公室里；有许多人同妻子分居，分别住在集体宿舍或亲友家里；老少三辈或两、三户挤居在一个房间的也不少；住在仓库、澡塘、地下室、厨房等处终年不见阳光的则更多。至于因准备结婚或想接来家眷而申请用房的更是逐月增加。许多职工住处离工厂过远，有些人甚至往返需要3小时。这样，不是使职工留厂时间缩短，影响职工学习文化技术和参加必要的会议，就势必使职工难以保持足够的休息时间而影响健康。同时，厂矿企业的交通费用也因之增加，电车、汽车的拥挤情形就越发加剧。据不完全统计，有15，000余户尚待于继续调整迁移。其中离市中心十几公里的甘井子工业区职工，需调整迁至甘井子区附近居住的即有3，700余户。市区的边沿地方还有6，000余户职工和居民住在破漏的木板房里，也必须逐步地把他们迁至别处，有步骤地将破房拆除另建。近几年来我们每年都从房地产租金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整修房屋，并挤出一部分资金，新建一些职工宿舍。但房屋的整修工程，往往是质量低，浪费大，且不及时，有时应修的未修，不应修的却修了，有时应小修的也大修了。每年新建的职工宿舍也不能很好地贯彻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美观的原则。往往因为片面地追求降低造价和扩大使用面积，以及建筑企业对简易楼房和平房的工程质量缺乏应有的重视，致建筑质量低，使住户感到居住不便。至于租金管理和对私人房产的管理工作等，也都存在着许多缺点，这里就不多说了。
1956年是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高涨，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发展的一年。李富春副总理在6月18日本次大会全体会议上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提出的任务，将被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的精神，我市今后在宏伟的国家建设事业中，必须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城市的潜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积极地支援内地的工业建设并继续努力巩固国防。为此，各项事业和工作都必须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全面贯彻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采取积极的步骤来进行。房产工作也必须如此。鉴于客观形势的迅速发展，我们在学习了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右倾保守主义之后，在对市的各项工作进行规划的同时，对房产工作也初步地制定了规划。为组织实现规划中确定的房屋调整与新建计划，我们吸收市工会与有关部门、有关厂矿参加，成立了职工住宅新建与调整委员会，在继续深入调查研究职工居住情况的基础上，在职工自愿和有利于生产的原则下，采取稳妥的步骤，有计划地组织房屋调整工作并集中地在工业区附近，分期新建一些职工宿舍，争取在三年内基本上改变职工住处离厂过远等居住不合理的状况，同时满足部分职工对住宅的要求。
但在全市范围内彻底解决缺房的问题，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积聚相当多的一笔资金才能办到。我们推算到1967年大连建成区人口将由1955年底66.7万人增加到72万人。在这期间，总计需要投资12，000余万元，新建住宅208万平方公尺。这样才能基本上满足全部缺房户对住宅的需要，并使城市居民每人平均居住面积达到4.5平方公尺。这样多的资金，单纯依靠地方的房地产租金收入显然是不能解决的。除地方政府在保证搞好房屋维修的条件下，从房地产租金收入中抽出相当一部分资金而外，另一部分必须依靠国营厂矿、地方国营厂矿、高等学校和中央有关部门所属中等专业学校投资，大部分还有赖于中央和省在投资上给予援助。对于工人住宅问题，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里告诉我们，国家正在采取措施。这使我们增加信心，为了更好地配合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将积极努力，从各方面积聚资金，争取提早解决住宅的需要和供应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我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为统盘筹划和合理安排职工居住问题，建议中央有关部今后分配给所属厂矿企业和学校修建职工及学生宿舍用的投资时，统一地拨给地方政府，以便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分配与统一管理。因为这样作，可以节约建设资金、节省建筑用地并使公共设施易于安排；可以减轻厂矿企业与学校管理住宅的许多麻烦；便于统一安排职工居住，使之趋于合理，减少厂矿之间苦乐不均等现象。而且在统一规划的思想指导下修建房屋，就会加强城市的完整性，使近期建设与远景规划结合起来，使局部建设与整体建设结合起来，从而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过去几年来许多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及大专学校曾发挥积极性，各自修建了一些职工住宅和学生宿舍，这对协助地方政府解决住宅困难是有好处的。但今天从需要与可能来看，采取前面讲的办法就比“各自为政”的做法好得多了。
第二、建议中央有关部准予所属厂矿和学校将每年用于职工和教师、学生交通方面的经费（据部分厂矿不完全统计，每年职工交通费达51万元以上），充作修建宿舍的资金。我们并要求国营与地方国营厂矿企业，根据职工生活福利的不同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使用企业奖励基金，争取更多地把资金集中地使用在修建职工宿舍上面。
今后新建的职工宿舍和各种非生产性建筑必须坚固和实用，并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继续注意降低造价，节约使用原材料，尽量不用或少用水泥和钢材。在房产工作和城市建设工作中，还必须认真做好房屋整修、租金调整、私房改造、城市绿化、各种公共设施的维修管理及规划设计等工作。对于这些，我们也都正在采取措施。
我们深深体会到住宅问题是目前城市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妥善地解决了职工住宅问题及其他生活福利问题，职工群众就会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更有力、更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先进生产者运动，从而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工作中缺点甚多，经验又很少，但我们有决心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辽宁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组织有关部门的配合协作，依靠全市人民，努力做好房产工作及各项城市建设工作，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与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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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教训
——罗世发代表的发言
现在，请让我向大会汇报一下四川新繁县禾登乡新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
新民社是1952年秋天成立的。成立时只有15户人。到了1954年春天，就扩大到168户，全村绝大多数农民都入社了。去年冬天，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新民社就同附近其他6个合作社酝酿合并，在今年元旦变成了一个738户的高级社。
新民社能够发展得这么快，这是同它连年的增产分不开的。新繁是平坝区，以生产粮食为主。单拿水稻增产说吧，1954年每亩平均产量是568斤半，1955年就增长了10.74％，达到了每亩629斤多。因为产量不断增长，社员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多了。特别是1955年，因为缩小苕田面积，种了200多亩洋芋，又获得了丰收，平均每户的农业收入，也由1954年每户的330余元增加到平均每户444元。
因为收入的不断增加，社员的生活也逐步提高了。社员唐兴发当过十多年雇工，未入社前，一家六口，就是破棉絮破帐子都没有多余的，唐兴发自己，不管寒暑，只有一只麻布口袋，冬天当被盖，夏天当帐子。碰到下雪天冷，就搭在背上，当大衣穿。可是去年秋收以后，唐兴发却已制备了两套被盖帐子，全家人穿得棉滚滚的。这样的人当然不止唐兴发一个，正是他们的具体事例教育了周围的农民，使大家认识到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大家可以猜想得到，新民社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几年当中，我们也碰过不少钉子，犯过不少错误。去年春天，因为缺乏饲料，社员要求解决，我们却把所有饲料用在125只公猪身上，其他我们就不管了。结果不少社员把猪牵去卖了，弄得大春缺肥，还影响到社员副业收入。直到上级党委检查出来，才知道弄错了。这样片面强调社的集体利益，不考虑社员个人利益的错误，还表现在对待社员养鸡养鸭的副业上。因为鸡鸭糟害庄稼，照管不住，我们就听任一些积极分子用石头土块乱打，打死了也不批评。后来社员反映：真是说得安逸，整得造孽！入了社，想捡几个蛋扯点鞋面布都不行了！
从新民社这几年得到的经验教训说，要想提高粮食产量，只有不断推广先进经验，改变耕作制度。不跳出小农经济的圈子，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可是对于一般农民说来，这是一场斗争。1955年栽种洋芋的经过，详细说起来可以写一本书。因为社员都认为洋芋只有山上肯长，洋芋下坝是“盘古王开天以来”没有过的怪事。使用新式农具，大家开始也很反对。前年春天，我们高高兴兴买了双轮单铧犁回来，结果碰到不少阻碍。女新式农具手曾玉清受了多少讽刺和打击啊。喂牛户不把牛交出来。有的在田里关了水，使你无法耕地。而且一见面就说怪话：尼姑都坐了法台，我们该留在家里领娃儿了！
上面谈到的一些情况，早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想谈谈新民社发展成738户的高级社以后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应当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鼓舞下，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高的。特别经过12年远景规划以后，大家劲头很大。可是由于我们能力有限，特别是我自己缺乏锻炼，被群众的热情冲昏了头脑，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处理得很不好。首先是农、副业结合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不重视副业，当然是不对的；但在转入高级社后，我们的副业搞得多了一些。除开水电站，辗米厂，两个粉房，我们还搞了6个砖瓦窑，一共占去110多个青壮年社员！一个一共只有1，245个全劳动力的社，在副业上一下就长年陷进去这么多人，这是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可是我们事先不光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同时在栽种大春上，又一律推行密植铲秧，这一来使得400多亩水稻的栽插推迟了一个季节。因为密植铲秧费的人工较多，去年一个人一天可栽二亩，今年一个人一天栽七、八分就顶了天了。而且，为了抢插抢栽，我们还胡乱提出号召：点亮吃饭，见亮下田，快马加鞭，限期完工！以为这样可以鼓动起大家加把劲干，不致错过季节，影响增产计划；结果任务倒完成了，社员都有意见。
新民社转为高级社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我们也犯过错误。由于去年200多亩洋芋的丰收，并社以后我们就一共种植了700亩。跟去年比，5，000多亩田种个六、七百亩，是不能算多的。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种子，好多都是临时收购来的，不合规格。这还不说，我们又派了两个人去学习“催芽”的技术。只学习了三天，就回来全面推广，结果温度掌握不一，不少洋芋下种时候就已经干了浆了，发育得很不好。后来发生了宛约病，又救治不及时，这就使得每亩洋芋的平均产量几乎比去年减产四分之一，好在我们两千多亩油菜和小麦的产量都比去年的高。
此外，我们又在洋芋田里间种玉麦，油菜田里搞行间绿肥。也是一律全面推广，以为一锄头就可以挖一个金娃娃！可是结果呢，玉麦只能作牛饲料，油菜田里的行间绿肥，连影子也没有。因为间种玉麦是临时想起的，栽洋芋的时候没有给玉麦预留一定位置；播种行间绿肥也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当时土地干燥，雨水又少，油菜已经很深，对播种都不利。如果撒在油菜田里的那两石多菜籽能够有一部分长出点苗苗，社员的意见是会少一点的；可是连一点苗苗都没有！所以大家不管当面背后，都讽刺我们：我们这个社才肥实哩！随便拿菜籽撒倒玩！
前面我已经说过，在推广双轮单铧犁的时候，我们遭到过反对；可是后来大家都相信了。因为效果大家都看见的：新式犁抄的田比旧式犁抄的田深，一亩要多收五、六十斤谷子。但是我们今年忘记了一件事，谷板田、苕板田，使用新式犁最带劲，无论如何比旧式犁强。收了菜籽、小麦的田，土泡，用不上揭底子，用新式犁就不一定比旧式犁合算。因为新式犁要占用两头牛。可是，因为我们单是想到使用新式犁才先进，就不管一切，甚至不管田的大小，一律规定用新式犁；用旧式犁的，不给工分！这一来弄得牛不够用，也引起一部分社员表示不满。
新民社同其他6个社合并，又转为高级社，到现在才不过半年多时间。这不能说长，可是单以我上面说的一些情况来看，缺点错误已经不算少了。这些缺点错误，有的已经及时作了纠正，进行了补救。有的正在进行纠正。而且，小春除洋芋外，油菜小麦是丰收了的，一部分大春尽管错过了季节，我们也有理由有根据获得丰收，增加产量，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
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合作社能不能够巩固下来的关键。也是党和政府再三向我们教导过的。几年以来，我们基本上算做到了这一点。可是近半年的经历，使我更加深刻地感觉到，要做到这一点，单是节省非生产性的开支，是很不够的，应该特别注意劳力调配和生产成本计算。比如说吧，我们社里就连必需的纸张，也卡得来很紧的。队上要点纸记工分正像要我们的命样。可是因为搞错了行间绿肥，一下就损失了两石多菜籽，这无怪社员讽刺我们：“牯牛过看不见，蚂蚁过倒看见了。”
在生产成本计算上，我们过去的缺点错误是很多的，这里我只准备再对供应肥料和农药的机构提点意见。因为要完全做到不浪费生产成本，他们也有责任。在有的问题上，责任还并不比我们的小。今年春天，我们有一部分苕田生了苕芽虫，我们买了六六六粉来，可是这些六六六粉没有发生多少效力，苕芽虫还是很多。有的社员怀疑六六六粉打少了，就捉了几只虫埋在药粉里面，隔了一袋叶子烟久取出来看：虫子还是活的。今年我们买的麻枯，也不大中用，一部分发了霉。另外还有批打谷机，一两年用不上。因为每架有百十斤，加上拌桶，移动太困难了。
这难道不是浪费生产成本吗？而且算算细账，数目是不小的。所以社员群众对供应肥料、农药的机构有些意见，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卖粮食一干二净三饱满，连一颗瘪壳子都是风掉了的，你们可拿走了气的药供应我们！”这些意见当然有些过火，我们相信，每一个干部都想把事情办好的。只可惜他们没有想想，他们倒把过了时的肥料、农药推销掉了，保住了成本，我们农民可吃了亏了。我希望政府能够充分注意这些情况，拿出办法来加以改变。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对于李先念副
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我在这里表示衷心拥护！从报告中关于农业部分来看，我们更加体会到党和政府对于我们农民的关怀。这次开会
回去，我一定要更好地同全体社员团结一致，信心百倍地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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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注意培养和提高老技术工人
——刘德珍代表的发言
我的发言是刘英源、刘世梅同志和我的共同意见。我们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现在我们就工作中和视察中接触到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大会参考：
第一、关于对老技术工人的培养、提高和使用问题。
有些老技术工人应升级的没有升级。有些老技术工人的工龄在十几年以上，有实际操作技术，按照技术应该升级，但从1951年以来没有升级。如清河制呢厂老技术工人李玲弟，有十几年工龄，1952年评为五级工。他的技术很好，培养了一部分青年技术工人，有的现在已经是四级工了，而李玲弟仍旧没有升级。他对这点有意见，有的干部就说他为工资闹情绪，是闹个人利益，是思想落后，不能升级。又如石景山发电厂电焊工窦玉技术很好，天津、唐山、大同等处发电厂遇到解决不了的电焊上的技术问题，就找他帮忙解决。他培养的学徒有些已经是六、七级的工人了，而他从1951年起到现在还是七级工。窦玉对升级问题有意见，就有人批评他自私自利，闹个人问题，不给他升级。为什么有些老技术工人应该升级却没有升级呢？这原因首先是有些干部在评定工资时有的是按印象评，而不按技术标准评；有些干部只拿人与人比，而放弃了标准；还有的干部不看老工人的家庭实际问题（他们一般家口多，负担较重），也不看他们的意见是否合理，就加上个人利益、思想落后的帽子，不给升级。其次是过去有的技术标准规定得不合实际情况，评定时只注重书本知识，不注重工人实际操作能力。如石景山发电厂老工人吴德茂1951年评为七级工，发电机、马达出了毛病他都能解决，本来是可以作八级工的，但是技术标准规定八级工要知道发电、送电、配电的基本原理，了解交流电机的性能、构造原理等等，这样文化水平不高就不能升级。老技术工人虽然能解决实际问题，但他们一般文化水平较低，不会写，不会有系统地说，常常囉囉嗦嗦说不清楚；而青年工人有一定文化水平，能够一问一答，有条有理；这样考起工来有些老师傅常常考不上（当然，达到技术标准的青年工人是应该提拔的）。有些老工人觉得自己不如徒弟有出息，每逢评级时就说：“走，给人家评级去”，他们自己则没有份。我们希望在这次评定工资中注意解决老技术工人的问题。
有些工厂在对老工人的使用上也存在着问题。当然，老工人是有缺点的，他们文化低，有了些经验，这样就容易主观性大些，絮絮叨叨。而有些干部对老工人不但缺乏耐心的培养与提高，反而存在着讨厌情绪。当然为了工作上需要调动老工人是应该的，但是有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好像老工人是障碍，随便调动。老工人在本厂工作了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离开工厂心里非常难受。国家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规定年老工人退休办法，使工人在丧失劳动力时获得物质帮助，这对鼓舞职工的积极性上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有些厂矿却动员仍有劳动能力的老工人退休，还动员党员老工人带头退休。老工人在厂子里欢送时还说说笑笑，到家里就哭起来了。哈尔滨发电厂让老工人姜连风、冯义退休，他们仍能劳动不愿退休。冯义说：“我能干活为什么不叫我干？退休也要拿70％的工资，不退休还能干活，总比刚进厂的学徒强”。姜连风退休后，厂子里有技术问题，仍请他帮助解决。因为对老工人的使用、培养上存在着以上问题，有些老工人就悲观失望，觉着老了、没有用了。我们认为老工人有技术有经验，熟悉生产情况，是工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培养提高青年工人的同时，领导上也要注意到培养与提高老工人，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进一步学好一门专业技术，这对国家建设是迫切需要的。还要注意合理地使用老工人，使他们发挥老母鸡的作用，应给老工人以积极的鼓励和帮助；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老技术工人，不必一定动员退休，可以分配他们适当的工作，这对生产是有利的。
第二、关于培养劳动模范问题。劳动模范开会多、负担重，不能经常参加生产，技术停顿，文化学习进步慢，像刘世梅代表几年来老学初中毕不了业，就是劳动模范本人也感到思想上负担很重。我们要求领导上注意减轻劳动模范的负担，减少会议，使他们专心生产。同时，我们感到领导同志对劳动模范开门见山的批评少，就是有了问题往往是绕着圈子谈或是不谈；还有的领导把劳动模范当成另一种人特殊对待，这就不是真正爱护劳动模范。劳动模范有了缺点或错误，如果领导同志不批评，群众当面不说，劳动模范的缺点或错误就不能改正，这对工作就没有好处。我们希望无论领导上和工人同志们不要把劳动模范当作另一种人特殊对待，而要实事求是地对劳动模范进行经常的教育和帮助，不要使他们脱离群众。
第三、关于工厂警卫人员问题。工厂警卫人员多是从工人积极分子中挑选的，但他们待遇很低，从1951年至今170分，有的就免不了闹情绪。警卫人员是优秀的青年，如果调出来作工人，到现在一般可做三级到五级工人。我们认为除了适当解决工厂警卫人员的待遇问题以外，还要注意解决警卫人员的来源问题。
第四、关于零售商品价格问题。我们发现北京有的商店随便提高商品价格。如黄润萍代表在东安市场里看了一个游泳裤叉当天没有去买，过天再买就涨了八分钱。这样随便的提高价格是不符合国家价格政策的，类似这样的情形，在买东西的时候还能碰到。我们认为有关部门对这种现象应切实检查加以纠正。商业部门应该对日常生活用品规定各种标准商品价格，并用适当方式向群众宣布。监察部门对物价政策的执行应该加强监督工作，以继续保持物价的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