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西藏地区的建设事业在发展中
——计晋美代表的发言
关于本次大会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农业部长廖鲁言所作的“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所作的工作报告，我表示完全同意和竭诚拥护。
我国1956年预算说明了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积累，预算支出的主要用途是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这正可以说明我国人民正在从事和平建设祖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藏地方处于祖国西南国防要地，因长期交通阻塞，以致西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比较落后。要使西藏的经济和文化能够得到发展，在物质资料和技术人才方面必须要有祖国各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援，才能实现。在1956年预算中关于西藏的部分可以看出西藏地方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等项事业将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更加发展。
西藏地方解放以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热情关怀和大力帮助下，西藏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和发展。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日益加强，祖国西南的国防日益巩固，西藏人民的爱国热情也正在不断地增长着。总之，在团结进步的同一目标下，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已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例如：修通了康藏青藏公路，以及由拉萨通往西藏各个主要城市的公路，各地设立了贸易公司、银行、邮电、农业试验场等机构，发放了农牧水利工商业贷款，救济了江孜、日喀则地区的水灾，设立了许多人民医院和卫生所，开办了许多小学校。另外国务院第七次会议“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中规定的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中。特别是最近首都北京和拉萨的航线已试航成功。所有这些，都为西藏人民带来不少的福利，同时也就为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培养干部方面：几年来西藏地区除了选送大批的男女青年们到中央和西南民族学院学习外，并组织了各级官员学习，和开办了拉萨干部学校，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干部训练班。特别是西藏地区的青年和儿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以及汉族老大哥的积极帮助下，由于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和文化科学的学习，使西藏地区的男女青年的政治觉悟不断的得到了提高。对于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各主要城市的小学业已建立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组织，青年们还学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本知识，现已有大批的青年们，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并有不少优秀的男女青年走上了建设新西藏的工作岗位。今后我们更希望共产党中央、国务院派给我们更多的干部，给我们更大的帮助，建立和扩大党、团、队的组织。使西藏的干部能够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亲切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今年4月22日在拉萨正式成立了。这是我们西藏人民和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共同愿望。这个愿望在共产党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已经实现了。它充分显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深切关怀。它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地区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当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央和毛主席派来了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对西藏各项工作的前进和发展，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和帮助，并在西藏各地进行了慰问。这就大大地加强和发展了西藏内部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增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同时给我们全体西藏人民带来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信心。我们坚决要在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上遵循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团结进步更加发展”的方针，服从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项决议和指示，来完成我们一切的工作任务。几年来，我们在无数次的实际工作体验和事实当中，已深刻认识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和正确。只要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政策去做，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同时也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够早日实现统一的西藏自治区和有利于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
我们深刻认识到：随着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西藏各项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西藏民族要摆脱以往的落后状况，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要经过社会改革，这是西藏民族要取得进步和发展，所必须经过的途径。这个真理在我国各个先进兄弟民族地区，已经获得了铁一般事实的证明。我们完全确信，中央的“自上而下和平的、只能改好、不能改坏”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方针和原则。我们坚决地愿意尽我们一切力量，来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而努力。这一改革工作已经得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位大师的赞助和西藏绝大部分僧俗官员群众的拥护。今冬明春，我们要在西藏部分地区进行改革，试办，如减免债务、废除乌拉制度，以便取得经验，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妥善地普遍进行改革。
现在我们祖国正在迅速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前途是无限灿烂光明的，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完全信赖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西藏人民一定要向着共产党所指出的光明大道前进。我们坚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以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位大师的直接领导下，团结西藏全体僧俗人民亲密合作，为统一的西藏自治区早日实现，建设祖国的新西藏而奋斗。以期我们西藏民族能够和各兄弟民族共同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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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见闻所及，成就辉煌
——李国伟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一年以来由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国家起着根本的变化，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和全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鼓舞了全国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有了确切的把握。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蓬蓬勃勃地在各处发展，是大大地可以欢欣庆贺的！
现在请允许我就我见闻所及谈谈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表达我衷心的兴奋和拥护。
我在4月间到陕西省参加公私合营新秦企业公司的董事会议时，得了地方当局的鼓舞，以为我曾当过铁路工程师，又在宝鸡厂内做了防空隧道的纺纱工场，因此特地由路局派了工程师陪我参观宝成铁路的秦岭大隧道以增长我的见识。这个大隧道从古大散关起至东河桥止，铁路蜿蜒于秦岭山区57公里中，凿了40多个山洞共长34公里有余，洞上凿洞、洞旁复洞，有儿字形、有螺旋形，辗转升坡，以千分之三十的最陡坡度——平均千分之二五点五——度过秦岭主脉，为世界上最艰巨工程之一。因为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帮助，决定了用电气车头推进列车；采用最经济的最陡坡度以减少隧道、缩短路线，节省基本建设的费用。今岁7月1日正式接轨。我体会到只有在毛主席时代，能够见到了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在短短的两年半中化天险为康庄，真是使高山低头，使人有无穷的兴奋！受到无穷的便利！
在西安东郊灞桥地方参观了国营棉纺织厂，已经开工的两个厂约有20万纱锭，正在建设中的亦将近20万纱锭。4个厂毘连一起，有将近40万锭和1万台布机的新颖设备；附属的职工福利设备都完美无缺。这是西北纺织重点之一。陕西在解放后六年中重点扩建棉纺织工业：西安、咸阳、蔡家坡、宝鸡等处增添纱锭布机比旧有的超出7倍以上，约共增添60余万纱锭。这仅就陕西一省而言，就有此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回忆解放前英日两帝国主义挟其不平等条约的护符，和经济势力的雄厚，费了50多年的时间，在上海半殖民地的通商大埠上才做了110余万的纱锭。我社会主义的建设仅在一隅之地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做了它半数以上的纺织工业，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想像的。
西安南郊是学校区，有地质、煤矿、石油、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汽车机械、公路建设、电机、畜牧等等的专科学校，一所接一所地矗立着；西北医学院、西北动力学院和陕西师范学院等规模宏大。解放以前暮气沉沉的西安，一变而为朝气勃勃的文化科学新基地；纠正以前高等学校集中在沿海城市的不正常状态。
5月下旬我参加了湖北省的视察。看了长江大桥的桥墩建筑，以最新颖的管桩施工法来代替了沉箱施工艰苦迟缓的旧技术。这是运用科学的发展规律创造社会主义的新建设，提早完工时期；这是和苏联的技术创造无私援助分不开的。我记得大约在1920年时，反动政府就请美国桥梁顾问工程师华台而到汉口计划长江大桥，那时我曾以工程师协会会员身份参加讨论，乃以后寂然无闻，再不提起兴建了。今于短短的二、三年中就加以完成，这是何等的奇迹，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在沔阳杜家台观察汉江分洪工程。这个保障汉江下游耕地面积1，168万亩免于水灾的巨大工程是在劳动力15万多人工作六个月的短时期内抢修而成的。这种迅速的进度，惟有在共产党时代，人民当家作主，保护好自己的财富，才能以忘我的劳动兴建这个有意义的工程。
在国营沙阳农场、五三机械农场和石龙水库视察，见到荒地变为良田，从无到有，从有到多；沙阳场已垦40多万亩，五三场已垦10万多亩。田间农作物一面正在丰收金黄色的麦穗，一面已将绿油油的稻秧栽好。置身其间有说不尽的高兴。尤其对沙阳劳改农场只有在新中国拿犯人化为新人，在劳改中立功赎罪竟不像是犯人。该场样样自给自足：有很好的医院、有被服厂、有电灯电力厂，有建筑场……有学习、有娱乐、有文工队。文盲每年每人规定识字500个，由犯人中文化水准高的分担教导工作。因此犯人大为感动，刑期满后亦不愿回乡，已有400多人愿做新人在农场继续工作，有的已迁家同住。我们在新人村觉得风景幽静，整洁无尘，使视察者个个留恋，舍不得离开。像这种情景，若不亲历其境怎能看到人民政府的德政。但两个农场亦有缺点，一是没有兽医，遇牲畜患病时无法医除，以致不免伤亡！二是地形尚未整理平正，不能尽量利用机械耕获？正在逐渐设法改善中。石龙水库可畜水八千万立方公尺，可以灌溉25万亩。据云附近尚有石门水库正在兴工，灌溉之区更多，能达45万亩，且有小型的水力发电。这种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在全国各地不胜枚举，既可蓄洪，又可防旱，所以农作物就会年年增产而不愁欠收了。
我经过了这次视察，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听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更进一步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对于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这表达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工商业者心悦诚服地愿意加速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个人也要做好预算决算来节约不必要的开支，不浪费有用的资金。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愿望，为提早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国防现代化来和平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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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牧区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新气象
——胡和勒泰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说明，以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随着祖国的建设和全国合作化运动的高涨，我们牧业地区也同样为了完成祖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积极的支援了祖国的建设，并掀起了牧业合作化的运动。现在牧区的合作化运动正以“谨慎稳妥”的步骤向前迈进着，不仅是数量上，而且质量上都不断的巩固和发展着，由于党和政府对发展牧业经济政策的正确，几年来牧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新气象。从我们一个社的发展情况来说，在1954年初建社的时候，社员户数共13户，男女劳动力32名，大小牲畜2，672头，而1956年社员户数增加为39户，男女劳动力增加为92名，大小牲畜增加为8，364头。
由于分散经营，游动放牧，一个苏木
（区）200多户，就分散在二、三百里范围之内，一个巴嘎（村）34户就分散在100里范围之内，因此劳动力缺乏的困难是很严重的，特别是每年一到秋季的时候就忙不过来，因为牧业地区一年的好多工作就在这个时期做，例如，牲畜抓膘，打草，做好冬季及明春的准备工作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做不好，就到冬、春季时候牲畜损失很大。建社以来，由于牲畜的统一经营和劳动力的合理组织，便发挥了每个男女、老幼劳动力的积极性，例如青壮年劳动力可以到远处去放牧，而年老和身体弱的人，可以在家饲养老弱残牲畜，并且可以分出人力打草，修棚厩，改善牲畜的饲养管理。我们社去年打了200多万斤草，这样把700多头老弱牲畜饲养过来了。1955年牲畜成活率达到98％，而过去牲畜成活率只能达到60％至70％，牛奶和羊毛等畜产品也增加了，除自己吃用以外，1955年卖给国家牛奶2，000多斤，羊毛3，000多斤，还卖给国家100多只羊，30多头牛。今年我们准备盖17间房子，以便逐渐定居下来。总之，由于组织了生产合作社，劳动力的困难解决了，牲畜的放牧管理改善，畜产品也增加了，我们的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家现在都要求转入高级社。
各位代表，我们牧业地区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虽仍存在，因而使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进行的时候，可能比其它先进地区缓慢一些。但是我们牧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有决心和有信心改变那种落后状态，并努力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和全国各族人民亲密团结，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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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族黎明农业社的情况
——金时龙代表的发言
我听了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农业部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代表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衷心的拥护。
现在我把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生产发展情况，以及十二年的生产远景规划，向各位代表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我们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在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1947年开始组成的互助组仅有4户，1951年发展到21户，同时组成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3年发展到48户，1954年又发展到185户，这时已成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了。
自从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传达到农村以后，大大地鼓舞了全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很多农民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在我们原有社的基础上扩大了8个村、45个社和一部分互助组。现在我们社的总户数已由原来的185户扩大到1，767户，共有8，896口人，其中有3，784个劳动力。耕地面积3，300垧，其中水田1，200垧，旱田2，100垧，牲畜1，100头。但是在扩社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有一部分农民怕入社后人多社大管理不好；有的在入社前卖掉了牲畜；也有部分老社员顾虑到扩社后会不会减少收入；扩社后，牲畜大量集中，由于缺乏经验，饲养管理得不好，曾一度发生牲畜瘦弱的现象，因而影响了一部分社员的劳动情绪。领导上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及时地进行了思想教育，在劳动组织上实行了四固定和分级定额的办法，通过12年远景规划的教育，逐步地打消了群众的思想顾虑，稳定了生产情绪。
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也出现了生产的高潮，为了保证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多打粮食，增加社员的收入，下面我谈一谈我们1956年的生产计划：水田平均每垧产量要求达到8，500斤，旱田平均每垧产量要求达到2，500斤（其中大部是山地），水旱田平均每垧产量为4，682斤。计划全年总产量为15，450，000斤，除去用30％作为上缴农业税、拖拉机代耕费、公积金、公益金以及其他生产费用外，其余70％作为社员分红。如以全社男女3，784个劳动力计算，平均每个劳动力作200个劳动日，则每个劳动日可分2元左右，每个劳动力每年即可分得400元左右，这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根据国家和我省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结合我们社的具体情况，经过全体社员的讨论，也制定了一个十二年的生产规划。我们社到1967年水田平均每垧产量要求达到14，000斤，旱田平均每垧产量要求达到4，000斤，水旱田平均每垧产量为11，500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拟定了几项具体增产措施：
一、在现有水田1，200垧的基础上，逐年增加水田，到1967年，水田要达到2，500垧。为了扩大水田就必须兴修水利。计划修建一个小型水库和小型水利，以解决水的来源。
二、为了防止水旱灾害，防止水土流失，计划把社周围的山地改为梯田，同时加强植树造林工作。
三、今年我们社用拖拉机耕种面积已达到总面积的20％，计划在1967年用拖拉机耕种面积要达到总面积的75％。这样就能大大地提高耕作质量，减轻社员的体力劳动，增加粮食的产量。
四、在解决肥料方面，除了国家供给的化学肥料以外，要开展常年积肥运动，大量压绿肥，利用草炭堆肥等办法，积极开辟肥源以解决肥料不足的困难。
五、为了增加社员的收入，结合农业生产，适当地组织副业生产：
1、我们社现有果树200垧，计划到1967年扩大到500垧，除了劳动费、农药费外，每年可收入60万元。
2、积极保护牲畜，有计划地发展畜牧业。我们社现有1，100头牛，其中母牛有550头，今年计划繁殖500头小牛，今年已繁殖了270头，从1961年开始，每年可以卖给国家1，500头牛。这样不仅供给国家的需要，而且也增加了社员的收入。
3、有计划的发展养猪、养鱼、养鸡、养鸭等副业生产。
总的副业生产收入，到1967年可以达到1，950万元（不包括家庭副业生产），副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收入，平均每年每户可收入2，800元—3，000元。
六、文化教育方面，我们社内现有小学7所，中学1所。今年小学的经费由合作社负担35％，明年可以由社多负担些。社员经过业余文化学习，现有文化水平已分别达到了初小、高小、初中的水平，计划到1967年有50％的社员提高到相当于中学程度的文化水平。
十二年的生产远景规划，它给我们农民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但是，在前进当中一定还有很多困难，须要国家给以帮助和支持，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早日实现更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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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北京市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吴晗代表的发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农业部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现在就以下两个问题：（1）北京市的无业失业的人就业问题；（2）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
无业失业的人就业问题
北京在解放以前，是个消费城市，也是无业失业的人较多的城市。解放后，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到1955年底，在失业和要求就业的人中，经劳动局介绍就业的已有6万人；自己就业的54，000人，经过各种就业训练再安置就业的约两万多人，外来的工人还不算。住在城市中的有劳动力的特别是年轻的、有文化的、有技术的没有政治问题的人都已就业了，从这方面说，工作是有成绩的。
但是，现在，仍然还有不少人没有就业：其中一部分人有文化、有能力，因年纪过大或者体弱多病或有残疾等等，没有就业条件；一部分人年富力强，但是没有技术，缺乏文化，而又不愿作体力劳动工作，就不了业；还有一部分家庭主妇，家务繁重，有就业要求，只是离不开家庭；还有少数人安排了工作，又因为兴趣、待遇、地点不合而离开了。
另外，一部分人因为有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没有讲清楚；有一部分人同反革命分子有社会关系，甚至多少沾些边；一部分人是处理过的反革命分子；一部分人本身虽没有反动行为，但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这些人名誉不好，虽然其中有不少人有就业条件，机关、学校和工厂都不愿意要，而我们过去又没有认真采取有效措施，使他们就业。他们找职业很不容易，生活困难，要求安置。应该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和机关、学校、厂矿干部对于那些曾经危害过国家和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仇视、敌视、提高警惕，是完全应当的和必要的。根据国家的政策，前三类人只要他们把问题讲清楚了；同反革命分子切断关系了，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安置工作。至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本来就应该和一般公民有同等就业、入社和上学权利，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总的来说，应该给这些人以就业或者学习的机会，在工作和学习中改造他们。我们最近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向用人单位反复说明政策，并且向干部说清楚，录用这些人以后，如果发现其中有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或者有破坏行为，由市委、市政府负用人不当的责任，不要用人机关的干部负责，这样，他们才大批大批地就了业。当然这些人就业以后，不可能一个乱子也不会出，还可能有极少数人进行破坏活动，但不能因噎废食，怕出个把乱子而不解决这个问题。
近几个月来，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迅速进展，农村对劳动力迫切需要，过去外地农民盲目流入北京的现象，已不再发生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建设事业的需要，各部门和厂矿企业都大量增加人员。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来进一步解决本市无业失业的人的就业问题。今年二、三月间，我们对要求职业的青年进行了登记，分配了15，000余人到各厂矿和工人技术学校工作或学习；4月间组织了劳动、公安、民政等部门力量，对本市无业失业的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登记，到5月中旬，共登记了33，367人。除去3，810人由于年老、年幼或有严重疾病、残疾不合就业条件以外，实有29，557人。其中已经介绍到各部门投考、试用的共21，298人，其余的人仍在安置中。群众对这一措施反映极好，普遍认为政府应该这样办。
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家用人的需要，无业失业的人的就业，今后还必须做许多具体工作。如目前许多部门使用劳动力不合理现象，应逐步加以改变；对社会上迫切需要的技术、业务人员应该选择对象加以训练培养；对要求就业的妇女，应当尽可能介绍适当职业或者参加某些专业学习，为就业创造条件。此外，还必须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各方面的思想障碍，说服用人单位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需要和劳动力来源，即要求从就业者的情况全面考虑，对于那种喜欢用年轻的，拒绝用年纪大的；喜欢用男的，拒绝用女的；喜欢用有文化的，拒绝没有文化或文化低的等等偏向，必须改正。同时用人条件不要过高，能用妇女的工作就不要用男的，只要就业者力能胜任，就应该录用，也不要非要青年，非要知识分子不可。主管部门调配人力要作到合理、准确、及时，做到人事相宜，能发挥所长，发挥积极性，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旧时代的话“京兆尹难做”，我们的体验是“北京市好做”，北京许多方面比别的地方占便宜，事情解决快，有些事情一个电话或者见面几句话就解决了。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好办事。另一方面也深感中央有些部门对市里的工作有时对主管局条条下达，垂直布置，忘记了还有一个地方政府，没有给我们以与闻和提出意见的机会，有些事情管得过细、过死，以致有些乱。以下我仅就过去的文教卫生工作中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一些例子：
前几年，北京市教育工作的最大缺点是质量不高。1954年6月我们作了调查研究，提出了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措施，贯彻中央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做到三好。事先请教育部负责同志审阅修改过（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除刊载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外，还发表了社论，号召全国各省市学习并采用这一措施），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反复讨论、研究、作出决议，又报请中央批准，责成教育部门认真执行。在两个暑假期间，组织了几百个各科优秀教师，先后编写和修改了各科教学参考资料640万字，有效地帮助教师掌握教学中心环节，提高教学水平，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加强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改善了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学生的学业成绩有了进步。从北京市1954年两次统一考试语文、数学的成绩来看，初中二年级第一次语文及格人数占82.5％，第二次为94.8％，第一次数学及格人数占58.3％，第二次为85.1％。小学五年级算术第一次及格人数占80.26％，第二次占88.1％。再从高中毕业生历年投考高等学校及格人数来看：1953年只占投考人数的28％，1954年占15％，而在执行决议后的一年，1955年则上升为67.4％。1954年参加考试的全体学生总平均分数只47.1，1955年则为65.2。其他年级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有所提高。这些具体事实都说明了这一年北京市的中、小学教育质量已有进步。（当然我们在教育工作领导方面缺点还很多，为了避免浪费代表们的时间，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虽然工作上还有缺点，但教育质量是确实有所提高的。但是教育部却以为这样做是忽视中央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直接召集市属中学许多校长到部开会，批评了一顿。又说我们希望一年半载内提高，是一种急躁情绪，不是稳步前进。这样一来，造成市的一部分中、小学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弄不清是教育部的意见对呢？还是应该执行市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我们也感到困惑，从教育理论说，说我们忽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那么怎样做才算符合呢？究竟部里所讲的全面发展除三好以外，还包括一些什么具体内容，我们迄今还弄不清楚。部里既然反对这些措施，就应该正面指示我们以正确的做法，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从领导关系说：经过教育部同意，市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中央批准的这些措施，教育部有不同意见应该报告中央，也应该告诉我们，但是教育部也没有这样做。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结论，不能不影响到工作，我们的干部是有意见的，认为北京的工作好做而又不好做，受市里和学生家长的表扬，却挨部里的批评。
教育部对有关方针政策的指示，也往往不通过国务院和市人民委员会，直接条条下达到局。有些办法和市的具体情况不完全一致，给工作造成困难。例如教育部直接发给省市教育厅、局一个“关于1956年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工作计划”，其中，不少的要求，像实行小学学区制等，因为我们的学校设置还不平衡，各个学校的水平也不一致，还有若干私立小学等等，因此，只能号召居民子弟就近上学，还不能硬性地实行学区制。又如教育部要求各地于今年在中学实施生产技术教育，增设实习工厂和实验园地。但既无教学大纲，又无具体教材，师资、设备都缺乏准备，也无必要的设置经费。以致最近有些学校纷纷乱向工业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募捐机器，引起很多不满，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难。
又如干部子弟小学问题。中央曾指示要改变这个制度，把一些干部子弟小学逐步交给地方办理。学校已交下五个，但是主管部只给当年的经费，下一年就照一般小学经费开支，虽给一点补助，远不够实际需要；其次，名义上学校是交下了，招生任务仍由国务院人事局和其他人事部门掌握，去年有几个学校虽然也招了一些走读生，但数量很少。这样，名义上交给地方，实际上仍是中央的干部子弟小学，而只是要市负责从地方筹措经费。我们认为干部子弟小学在解放以前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那时候的干部供给制生活的情况也非办这样的学校不可。但在今天来说，虽然有好处，如因师资较好，所以学生的学业成绩好一些；但在另一方面，学生生活比较好，容易养成不健康的优越感；学生的社会知识贫乏，学校和家庭不容易联系，缺乏家庭教育这一环节。这些缺点都是严重的，应该及时改变。
卫生方面，我们决定要做的工作，并不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卫生部也出来干预；同时卫生部直接向卫生局布置工作，又不告诉我们，使我们很为难（因为我们除了主管的局以外，还有专管各项工作的副市长）。例如，北京市实行分级分工医疗问题。几年来，上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大小病都挤到大的即设备、技术较高的医院去看，弄得大医院非常忙乱，医生护士劳累不堪，不少医生白天工作一天，夜里要连着值班，甚至还得做上几个手术。第二医院一个护士一天要给二百个病人
打针，儿童医院护士甩体温表，胳膊都甩肿了。不少医院的门诊病人远远超过了定额，特别是同仁医院和第三医院，还有当天挂不上号，看不上病的现象。虽然医护
人员这样紧张的工作，并且我们也新建和扩建了一些医院，但是还远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我们认为：如一般小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就不必到大医院去，基层治不了的病，介绍到中级医院，中级医院治不了，介绍到中心医院，患急性病和有生命危险的病人，当然可以直接去大的医院。各级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联系，以宣传教育的方法，使人民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基本上按照城市行政区划，实行就近就医和分级就诊的办法，以减少大医院的忙乱，提高对重病疑难病的医疗质量，而不是用划区划片强制的办法，限制病人只能在指定的医疗机构看病，我们把这种办法叫作“分级分工医疗”。1955年2月经市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做了决定试办，就先在西四区进行试点工作。我们正在开始作典型试验的时候，卫生部的一位副司长就直接到卫生局和试点区向干部表示反对我们的办法，要卫生局实行划区医疗服务，接着卫生部就正式布置卫生局进行“划区医疗服务”的试点工作，这个办法就是要划区划片，限制病人只能在指定的医疗机构看病。我们到群众中了解实际情况，在北京目前的条件下，是办不到的。这是一件和广大人民健康与改变人民习惯比较重大的事情，事先竟不通知市人民委员会，也是不妥当的。
关于古建筑物的保管也有问题，北京市的古建筑物很多，对古代文物应该从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方面作正确衡量，分别作恰当处置。绝不能认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不管有无文物价值，对建设有无妨害，一律不加分析地要加以保存、修缮，一律不能动，极端到连一座不相干的小土地庙也不能拆；用作学校教室的旧庙宇，尽管光线不好，妨害学生视力，也不能对原建筑有所改变，照这种看法办事，北京只好原封不动，当作一个博物馆，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做，只好做这个博物馆的馆员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必须保存养护的古建筑物，却又没有具体安排，没有保修计划，也没有预算。这无数的古建筑物过去的修缮、保护工作都是由文化部所属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负责。并且有些古建筑如故宫，还直接由文化部保管。但有时又要我们做具体工作，而不给经费。例如1955年文化部只给我们古建筑修缮费5万元，今年连这点钱也没有了，但是却提出这个也要修，那个也要整。又如1954年文化部要我们将市里的古建筑物的修缮、保护工作，指定有关机关负责，我们向文化部提出没有机构、编制、技术人员和经费，不好接办，没有结果。有时候，我们管了，而部里又出来干涉。例如经国务院批准的修缮国子监计划，修缮前，国务院曾把批文抄送给文化部，但在修缮中文化部的文物局却出来干涉，甚至文物局的一个干部竟到现场阻止工程的进行。我们的意见，文化部如果确定北京市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作要我们负责，那就必须把原来的主管机构和人员、经费一齐交下来；并且对具体工作，不要随便干涉。
又如国营剧团问题。前几年，文化部要市文化处把几个民营剧团改为国营。我们反复研究，认为尚有困难。因为当时实行国营，有些名演员，按照我们的工资表，会比他们过去的收入要少得多，有些没有什么艺术修养原来报酬很少的人又势须提高；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政治觉悟尚低的人就会产生供给制思想，“干不干，二斤半”，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影响艺术质量的提高。因此，我们暂时采取了民营公助的方式。1955年文化部又决定叫北京市文化处把曲艺团和评剧团改为国营，并垂直下达给文化处，各给编制100名，经费30，000元。我们事后知道，认为条件不成熟，仍然要求暂时实行民营公助方式。后来，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在会议上肯定了合作经营的民间职业剧团是今后发展的方向，批判了过早改为国营的急躁情绪，最后还发布了指示。可是部里分配经费的时候，又否定了自己肯定的方向；别的地区搞国营剧团就多给钱，北京搞民营公助就少给钱。规定国营剧团给35，000元，民营公助只给3，000元，而且，公助的钱还逐年减少，去年民营公助款共给我们71，000元，今年却只有18，000元了。这无异于说明，事实上部里执行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规定的民营公助的方针，还是鼓励早搞国营剧团的政策。今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文化部艺术局召集四省市文化厅局长座谈，要各地及早将民营剧团改为国营，还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办。我们认为这样反复变更，不顾各地具体情况和剧团条件的实际，而要一律照办，也不考虑有个过渡时间，既不符合原指示的精神，也不切合实际。
从这些例子看来，文化部对下面不但管得过细，过死，还管得乱。当然，市里的文化处（现在改为局）的分散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也是严重的，我们也是有责任的。
上面这些例子说明了在中央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下，给地方以分级负责、因地制宜的必要；也说明了适当地扩大地方在财政管理上的权限和机动性，使地方在预算总额的控制数字以内，能够根据当地的情况安排自己收支的必要。这样做，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将会做得又快、又多、又好、又省。
各版发言稿的标题和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