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早早动手编辑地方志
——王祝晨代表的发言
听取和讨论了李先念副总理、廖鲁言部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完全同意。
今拟就各省或自治区和直辖市着手搜集并编辑地方志资料汇编，提出我的意见：
一、中国的面积和人口数，相当于整个欧洲，中国的各省或自治区和直辖市相当于欧洲境内大小国家。欧洲的大小国家各自有其灿烂的文献，因之，欧洲就成为文明区域。同样，中国若原有完整的文献，亦有赖于各省、区、市供给正确的资料。
二、中国是个大国，南北东西都有一万里，气候、物产、地势、土壤、人体习惯，在全国统一之中，各自有其具体情况。关于适应环境，克服困难，应有因地制宜的准备。各个地方的特殊调查研究，对全国范围来说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三、在广大的中、小学校里，讲授本国历史和中国地理援引和利用当地的乡土教材，无论在知识方面或教育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根据“由近及远”“从已知到未知”的原则，使教学可以增加高度的直观性与具体性，从而易于发展学生学习上的积极性，也帮助发展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加里宁说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识自己故乡开始的”，因此，在苏联许多教师都非常注意教给学生乡土知识问题。
中国自宋元以来，县有县志，省有通志，其重要仅次于国史。这种文化遗产，我们正应发挥光大。但编辑地方志不能一蹴而就。况在今天有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有指导我们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地方志的编辑不能再一仍旧贯。怎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谨慎的使用。为此，第一步必须占有丰富的材料，即搜集地方志资料编为汇编，是作为编辑地方志的准备。例如宋景诗一经武训历史调查记把他发表出来，全国人们集中注意才把他的历史弄清楚。若想把宋景诗历史弄清楚然后发表，岂不终于发表不出来了吗？
再如清史稿，已经修好，国民党政府认为它的内容有些不合适处，就停止它出版。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把它的内容修改好，清史稿一直没能出版，这个损失多么大？如果国民党政府把它认为清史稿不合适处，注释说明，仍令出版，公之全国，任人批判，岂不更好么？
我的这个意见，在本会第一次会议时就提出来，经内务部函复该部正在编辑地理志。当时我的意见着重于先编县志，今年新建设第五期金毓黻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亦拟以县市志为主。经我两年来的研究，觉得旧县志人物一志所占篇幅极大，多为地主、官僚颂扬功德，亟宜删去，所剩资料可纳入全省通志中。况全国县份太多，普修不易，各县人才较少，很难兼顾及此。为今之计，莫如从省或自治区和直辖市有条件的先行试办，提纲挈领，较为容易。地方志有注重历史或地理的不同派别。在今日编辑地方地理极为需要，但中央掌握材料较多，应由中央编辑。历史资料散在各地，若不及时搜集，恐老人雕谢，掌故随之失传，将来补救为时已晚，故地方志应先注意历史部分。我的这个意见，是否有当，请求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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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极力做好国内的侨务工作
——徐四民代表的发言
我阅读了1955年国家决算、1956年国家预算，并听到李先念副总理关于这个决算和预算的报告，我也参加了华侨代表小组进行了缜密的讨论，我肯定了这是一个很妥善完整的决算和预算案。而且是一个符合全国人民包括国外华侨愿望的和平建设的决算和预算案。
预算中1956年经济建设的支出为160余亿元，占预算支出的52.22％，比1955年增长17.04％；1956年国防费的支出为61亿余元，占支出预算的19.98％，比1955年下降2.17％；从这两个简单的数目字说明了我国进行和平建设的决心，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
几年来，许多外国的访问团到了我国访问，有一部分是带着恐惧和疑虑的影子而来的，可是在访问完毕后，都带着信任和友好的心情回去。这一切并不是我们负责招待的同志们有什么招待“妙术”或是“口吐莲花”把我们的客人说得信服了，而是中国人民为了社会主义美好的将来，进行坚苦伟大的建设，忘我的劳动，所取得伟大的成就的活生生的事实，叫他们感动的。
我是住在缅甸的，缅甸是我国的芳邻。缅甸的华侨跟当地的人民过去有着传统的友好的关系。自从周总理和吴努总理互相访问并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共同声明之后，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大大的增长起来。两年来两国的各种友好访问团，来往访问，增加了彼此更深的了解，给帝国主义的造谣挑拨者没有立足的余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中缅贸易，也在顺利的发展着，给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树立了和平共处的好榜样。几年来缅甸华侨，深深地体会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精神，发扬了和当地政府及人民友好的优良传统。深厚的友谊随着两国友好邦交的增进而在不断的发展着。据我个人所知，我国住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的华侨，情况也是大体上相同的。
我读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我也听了廖鲁言部长对这草案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廖部长在说明中指出适当照顾烈属、军属和复员军人；照顾了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和体力、家务劳动的实际需要；照顾了民族的特点，发挥了民族的特长，……等的重要性，这些完全是必要而且正确的。现在我提出了一些有关归侨和侨眷的问题，给有关方面做参考。因为归侨和侨眷也有一些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华侨虽然是有着爱好劳动的优良传统，但是因为精壮的劳动力都在国外，留在家乡的，一般都是劳动力较差的老弱妇孺；（二）大多数华侨本身是住在国外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而家属是住在祖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环境里，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关系已经是错综复杂，而对改造过程的认识，也就不能一下子对他们要求得很高，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过程中，是应该注意到上述的特点，合理地安排和使用侨眷的劳动力，照顾他们的劳动习惯，而特别要注意依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做好团结工作，才不会在运动中再出现偏差，而引起国外华侨的忧虑和不安。去年曾经一度在个别一些侨乡，因为干部没有好好地执行中央规定的侨务政策，对粮食的处理出现了很多的缺点，给国外侨胞引起了不必要的忧虑。我们应该对工作的未来多作“预见”，防患未然，如果在偏差出现之后再作检讨，但是已经招受了国家海外声誉的损失，那完全是不必要的。
华侨是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他们和家乡侨眷的关系是千丝万缕，他们经常接到亲人们“家书抵万金”的来信。从家信里倾听着亲人叙述解放后祖国各种建设的新气象，慰借了他们在遥远里渴念祖国的心情。也就是把家信里的内容作为对外宣传的资料。所以我们完全不能轻视侨眷家信对国外侨胞的影响，更不能轻视了一千多万散布在东南亚及其他各国的华侨对外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极力做好国内的侨务工作，但是要做好侨务工作，单单靠着侨务机构，力量还是不够的，必须是全国人民和党政各有关部门认清华侨处境的特殊情况，大家一道通力合作，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
我这一次回国，不但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同时在前几天还出席了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召集的第四次全国侨务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上我听了首长们和许多归侨代表、侨眷代表的报告，我体会到政府对侨务工作的关怀。我相信第四次侨务扩大会议闭幕后，对今后的侨务工作是会做得更好的。
感谢伟大的祖国！
感谢伟大的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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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使戏剧的花朵开得更多、更好、更美丽
——郎咸芬代表的发言
我是山东省的一个青年的吕剧演员，由于党和政府的培养，使我这样年幼的戏曲工作者也得在大会上出席发言，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感激！
我在大会上听取了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在1956年的预算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支出，比上年增加了25.34％，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我除却对于这个报告全部拥护外，对文教事业费支出的增长，尤感兴奋！
吕剧是山东省民族遗产的剧种之一，历史虽只四、五十年，但因它扎根在农村中，深为劳动人民所喜爱，在旧社会里也与其他剧种一样，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艺人们生活困难，几乎要消灭无闻，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于戏曲工作极为重视，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吕剧在山东也得到了适当的发展。1952年成立了山东省吕剧团（初为山东省歌剧团，后改为吕剧团），以山东省文联地方戏曲研究室作基础，选拔了全省的文工团（队）员共同组成了这个剧团。由于绝大多数的团员都是年纪很轻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也可以说大部分是年青的小知识分子。在起初时，大家思想上曾有一度的混乱，错误地认为学地方小戏没有前途，是见不得人的事；甚至有的同志对于选择青年文艺工作者学地方戏，怀疑是否犯了执行政策的错误；有的则空想搞新歌剧。直到经过整党和文艺整风，又郑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使我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有了初步的认识，扭转了轻视地方戏曲的偏见，同时在业务的苦学苦练上也获得了一点基础的训练。从此全团的同志们坚定了信念，树立了好好学习吕剧的决心。1953年冬在济南首次公演，出乎意料地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不仅对我们这些年青的戏曲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这些青年同志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际教育，更增加了大家对于事业的信心。
1954年参加山东省会演及华东戏曲会演，都得到了奖励和鼓舞。特别是去年秋天来首都演出，虽然我们的节目少，不够好，但受到了首都文艺界的重视和观众的热爱，文字上的评论，座谈会上的启发，使我们获得了很大的教育。今年初春，我们赴朝鲜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同样受到了志愿军的热烈欢迎。回国后又在东北几个大城市演出，也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一切经过，使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英明正确，也使我们明白，只有在切实学习党的文艺政策的基础上，才能搞好业务，才能在演出上得到群众欢迎。
几年来，我们虽在吕剧的改进工作中做过一些工作，也有点滴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不够。应该加强我们的工作。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前进中，我们戏曲工作者在发掘和整理传统剧目，以及反映新人新事、现代生活的新剧的创作与排演上，都大大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我们还必须积极努力，才不至辜负了党和政府的培养以及广大群众的期望。
我以为地方戏曲一方面须要努力发掘整理和演出优良的传统剧目，一方面也在尽心学习可以表演现代生活的新剧。但如对原来剧种的精华不加重视，不在适当的基础上对原剧种的优秀剧目加以整理，对它的各项优良传统的表现方法不好好学习、吸收，那么在创造某一种剧种的新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剧上，也难获得成功。吕剧团曾排演过现代剧“李二嫂改嫁”，经过多少次的研讨修改与演员们深入农村体验了解农民的思想、感情、生活，吸取他们宝贵的意见和批评，这不仅对我们在创造劳动人民的形象上有它绝对的必要，在对这些年青的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也是一次重大的收获。向富有经验的老前辈们学习，向传统表演技巧学习，适当地运用传统的表演技巧来丰富人物的创造，这是我们“李二嫂改嫁”在演出上略有收获的几点体会，从而也使我深深地感到只有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艺术学习，向生活学习，才能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几年来在戏曲改革工作中，大力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已有了很好的成绩。吕剧是山东省地方戏的一个年青的剧种，历史浅，没有很完整的艺术规格，尤其需要向各地方的剧种学习，吸收其剧目、表演方法、音乐等等，来丰富充实它，更要时时与广大劳动群众接近，听取他们的意见与批评。我们应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注意艺术实践，使自己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戏曲工作者，更好地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做为一个年青剧种的一个年青的演员，我以十分恳切的心情，愿意向先进的戏曲工作者学习，共同以戏剧的表演艺术为广大人民服务，使我们戏剧的花朵开的更多、更好、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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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的、建设的、稳妥可靠的预算
——程潜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预决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建议大会在审查和讨论之后，批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1955年的国家决算表明，我们国家的财政收支基本上是好的，健康的；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财政上作了必要的、充分的支持。1956年的国家预算，反映了今年国民经济趋向全面高涨的新形势，所以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都有很大的增加。这个预算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要求编制的，因此它是前进的预算，是加紧建设的预算；同时也是稳妥可靠的预算。国家预算支出当中，以64.96％用于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预算的分配比例，除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之外，同时还积极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这种合理的、必要的分配比例，无疑将要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今年国家预算支出的国防费类，只占预算支出的19.98％，今年的预算数比去年的决算数减少了3亿5千多万元，这反映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热爱和平的深切愿望。人们从我们的预算支出中能够看到：我们的钱不愿意拿来制枪造炮，而愿意拿来从事和平建设。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信念，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当帝国主义还在用战争威胁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领土台湾还在美国侵略者占领之下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不加强国防力量，来应付突发的事变，来粉碎任何侵略者的挑衅。国家预算支出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人民福利的关怀：今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14.5％；广大农民的生活，将由于国家从财政上支持农业的发展以及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等措施，而得到显著的提高；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活，也将由于厂店改善经营管理、调整工资、解决医疗福利问题等等而随着改善和提高。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全部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1956年的国家预算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个原则。我以无限的喜悦反复读过了这个预算，我从许多数字后面看到了我们国家的美丽远景，我衷心拥护这个预算，愿为其胜利实现而奋斗。
在这里，我想提出两点意见供参考。
从去年起，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这一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也应该看到，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也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计划的偏高和不够全面，农业生产的单打一和忽视副业经营，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的盲目推广，扫盲工作中的好大喜功，轻工业生产中的忽视质量规格，等等。所有这些盲目冒进的倾向都是和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正确要求不相符合的。反右倾保守，是反对那种安于现状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人们趦趄不前，畏首畏尾，束手缚脚，把应该办而且能够办的事情搁下来不办，应该快些办而且能够快些办的事情缓缓地办。毫无疑问，这种现象是应该反对的，不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我们的各项工作就将如蜗牛行步，不能前进，就要犯大错误。急躁冒进则是超越客观可能的倾向，是不顾客观条件、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倾向，其结果自然也会招致损失，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导致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恶果。因此，即使这种倾向只是存在于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即使这种倾向还只是萌芽状态，我们都应该强调指出来，大力克服它。这种急躁冒进的倾向，在某些高级机关固然有；但，由于下面各级机关将任务层层加重，把完成任务的期限层层缩短提前，所以显得较严重一些。下面有不少的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很高，他们怀着善良的愿望，主观上想为群众多办点事情，但缺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片面，所以百废俱兴，齐头并进，其结果就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我想，领导者的责任，一方面应该具体地、有分析地检查自己所领导的单位是不是有急躁冒进倾向，如果有，它的程度怎样？对下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克服？另一方面，应该向下级机关和干部进行说服教育，说明过与不及都是不对的道理，让大家懂得，应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必须认识：思想方法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在较长时间内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始能求得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具体分析，不进行说服教育，一声喊：反对急躁冒进！就会把问题扩大化，导致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泼凉水的办法，只能使下面的干部感觉：昨天右了，今天“左”了，一无是处，无所措手足。——而这是会造成很大损失的。
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中提到：“除了在本年国家预算中已经适当地增大地方预算的增长率，照顾地方的需要以外，还准备适当地扩大地方在财政管理上的权限和机动性，使地方在预算总额的控制数字以内，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自己的收支。”报告还指出：“正确的办法，是使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的原则，同地方的分级负责、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起来。”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最重要的标志是财政管理上的权限和机动性。1956年国家预算开始注意到这点，不久还要提出具体办法作系统的规定，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幅员很大，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密度、民族情况、经济基础、物质资源、事业发展情况、国家重点建设的分布条件等等方面，都有着千差万别。不注意到各地区的特点和差别，中央管得过多、过紧、过细，就很难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许多应兴办的、可以办的事项，地方就将感觉手长袖短，无能为力。反分散主义是对的，反本位主义、地方主义也是对的，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调动地方的积极力量来支持中央，支持全国的建设事业，同样也是对的。
各位代表：我们的国家如日初升，欣欣向荣；我们人民内部的团结一天比一天增进和巩固；我们的会议一次比一次开得好，日益显示出我们国家制度的青春的旺盛的生命力。为了社会主义，让我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紧张的努力，胜利地实现1956年的国家预算，胜利地完成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的年度计划，胜利地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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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我的一切献给祖国建设事业
——胡兆森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廖鲁言部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下面我想向祖国人民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和今后贯彻这些报告的决心。
我是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机械安装第五工程公司的助理工程师和青年工段的总工长，是1951年从学校毕业以后经过政府统一分配到鞍钢工作的。五年来我幸运地参加了鞍钢的五座自动化炼铁炉的修建工程和一个巨型热电站的新建工程。最初我是一个见习技术员，我整天都在现场里跟工人学习，我知道自己实际经验太差，“只会动嘴，不会动手”，连一把锉刀都拿不平，所以下定决心拜工人做老师，一定从头学起，从钳工、铆工的工作法一直学到氧电焊：白天在工厂里跟老师傅学打手锤，锉方铁，晚上就到他们的家里去帮助复习算学和代数，他们都很欢迎我这样做。这种对我们的需要和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使我感到很大的幸福。毕业以前我就这样想过，我和我的知识是属于谁的呢？为什么全国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连自己的名字还认不得，而我却能够上大学呢？是谁剥夺了他们上学的机会，又是谁给了我学习的机会呀！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劳动父母，原来是劳动人民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培养了我，因此，我能够说，这些知识是属于我个人的或是我家庭的吗？不，这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因此，我应该毫无条件地把它献出来还给劳动人民。再说，我既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那么工人们不就是我自己的兄弟吗？难道说，除了自己的亲兄弟，我就不能把他们当作亲兄弟？我想这正是我理论应该实践的时候到了，我应该全心全意地和工人们兄弟般地相处，把我的理论知识献给他们，因此，我就请求领导上允许我一面见习一面搞技术教育工作，不久，全队几百人的学习就组织起来了，他们淳朴的感情给了我更大的鼓舞，他们争着把自己的宝贵经验告诉我，把我当作自己的兄弟一样，因此我们的友谊就很快地生长起来，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劳技结合的基础。
我们的工段在1952年成立了，任务是要为第一座自动化八号炼铁炉安装一台透平鼓风机，但是像这样精细复杂的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干过，不用说，困难是很多的。当时政府请来了苏联专家，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在现场里，专家把着我们的手亲自教导实际操作，不知疲倦地给我们讲解技术课。他告诉我们说：“我接受了苏联人民的委托来到伟大的中国，我要努力地帮助你们建设，像建设自己的祖国一样，我要努力地帮助你们学习，让你们迅速地成长为新中国自己的专家；这两个任务，我全应该完成。”一方面，党也再三地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贯彻专家建议。同时，还要学习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当时，我的心里真愉快极了，个个儿在寻思，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好这么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有这么英明的领导——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这么好的老师——我们的苏联专家和老师傅们；还有这么多亲切的工人弟兄们。我虽然第一次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生活，但是在这里，在巨大的炼铁炉下面，在党支部的办公室里，在苏联专家的书桌旁边，在工人们的家庭里，我得到的却是更多的温暖。党的爱抚，大家庭的温暖，因此我不仅是“心满意足”地而且是“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工作，而且下定决心要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一个建设祖国、德才兼美的红色专家。
由于我们工段的职工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指示去工作。专家的建议，大家都尽一切办法去贯彻，安装的质量标准和速度，我们也想一切办法来超过它。老工人和技术员之间订立了互教互学的合同，老工人和青年工人之间订立了师徒合同，技术员经常为大家上技术课，通过同志们的努力与鼓风机的安装实践，大家的技术有了迅速的提高，我也逐渐地能够独立工作了。一些老工人考上了技术员，许多青年工人当上了小组长。专家为了考验我们，就把第三台透平鼓风机的安装调整工作全部交给我们自己来处理。看一看，在他回国以后，我们能不能担当起来！因为我们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和积极性和认真贯彻专家建议的结果，我们终于通过了这次考验，这台鼓风机不但在进度上更快，质量上仍然是优等。1953年底专家回国以后，我们自己又独立安装了七台大型的透平鼓风机和一些其他鼓风机，它们的质量全部优等，工期方面也达到了苏联标准。但是完成这些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途也遇到过许多困难。譬如，1955年安装的新鼓风机的自动化系统，是苏联最新设计的与以前不同。最初我们摸不透它的特性，没有找到毛病，因此油的调整系统很不听话。我们要鼓风机升转，它不升；不要它升，它一升就是好几百转，就像一个人疯了一样；这样一连好几天，简直把我逼的满头大汗，晚上也睡不着觉。许多老师傅和青年工人们也都帮着一起想办法找毛病，我们谁也没有埋怨谁，有的只是互相的鼓励。几天以后终于找到了两处病根，原来是因为忽略了细小的地方而引起的。有一根小细管的直径比原设计细了六公厘，因此影响了油的流量；此外，透平机还有极小一部分尚未保温，因此，调整杠杆被热膨胀卡住了一点点。这两个缺点消除以后，鼓风机立刻就驯服了，集体的力量终于又战胜了困难，我们又熟悉了一种新的调整系统。
今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里，自从党委向大家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指示和组织了劳动竞赛以后，职工们的劲头是空前的。鞍钢热电站有一台大型透平发电机是国家的重点工程之一，是我们青年工段的职工在今年1月15日开始施工的。因为我们安装发电机还是第一次，所以部里请了两位苏联专家。发电机原订“七一”投入生产，但是在高潮里由于专家的热情指导，职工们的积极努力，使原计划大大地提前了。施工计划从“七一”提到“六一”从“六一”提到
“五一”，又从“五一”提到“4月15日”，最后这台透平发电机果真在4月15日就向电网送电了。细算起来，它从开箱清洗、安装试运到生产一共才花了84天，质量还是优等，降低成本和安全也完成了计划，可以说这是全国安装同型发电机的新记录。但是在我们的工作里还是有不少错误和缺点的。我们的劳动组织还不尽合理，人力还有些浪费。此外，因为赶进度就忽视了文明施工与降低成本，有些该多节省的地方也少节省了，甚至于浪费了，因此降低成本的计划完成得并不好。兄弟单位之间如果能再配合得好一些，施工组织更均衡一些，那末发电机的工期还是有可能再提前7天到10天的。此外在工作中途还发现过突击现象，在应该休息的假日里，青年们自动地组织了义务劳动，我们没有能及时说服，这样做是对职工的健康不利的。当然，青年们这种热情硬干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它标志着青年一代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但是在今后如何引导他们这种宝贵的热情成为一种巩固的经常的健全的积极性，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党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全面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而我们在执行方面显然是有缺点的。所以在今后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克服缺点，再接再厉，勇敢前进。同时在这些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要把工作做好，我们不独需要有很高的政治热情，还应发扬勤修苦炼的精神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我们必须不断地虚心学习，向科学进军。比如今年新改建的鞍钢第九号炼铁炉就和全国其他炼铁炉不同，它不是用铆钉铆接而是用电焊接的，他不是采用一般的操作，而是采用苏联科学上的最新成就——高压炉顶操作，因此一连串新技术的课题就摆到我们面前来了。我们必须培养大批的高级电焊工，要学会用放射性原素所产生的放射线来检查并透视焊口质量，要安装更新型的高压鼓风机等等。要克服这些困难，单凭政治热情而没有真本领是不行的，我们必须集思广益，发动大家来想办法，要虚心地学习苏联专家的、年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和其他单位的先进经验，努力地钻研技术理论。唯有这样把工作与学习充分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掌握新技术，保证建设工作的全面完成。
在这短短的几年里，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在我们小小的工段里，也起着深刻的变化。我们的队伍已经迅速地成长起来了，现在，不但可以独立安装“透平鼓风机”，而且还能够同时安装六、七台。今年在鞍山和本溪都有了我们的队伍，明年我们还要到包头去建设新的包钢呢！工段里青年工人已经增加到总人数的70％，60％的老工人和青年工人都入了党或团，还有许多人正在积极申请，我自己也在1953年12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全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觉悟越来越高了，五年计划又怎样能不提前和超额完成呢！我们的信心是很大的，是没有半点犹豫的，我们鞍山钢铁建设公司的职工们在高潮里提出：提前半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青年工段的职工已经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如鞍钢第九号炼铁炉新装的透平鼓风机已经在6月15日提前竣工，七月份它将配合炼铁炉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了。
此外，在本溪新安装的另四台鼓风机，其中有二台将在七月份投入生产，还有二台也保证在新的炼铁炉投入生产以前一个月竣工。在这些工程中，我们将牢牢记住党中央的指示，特别注意全面完成，坚决保证在“又好”“又省”的基础上做到“又多”“又快”、“又安全”，保证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在这里我要向同志们宣誓，今后我一定要百倍努力遵照着“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方针，把我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好今天的工作，准备将来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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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制造出质量优良的乐器来
——贺绿汀代表的发言
在我国伟大的经济与文化的建设中，我想对某些不很被人注意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作为参考。
解放以来，文艺团体学校与部队先后购买了很多的外国乐器，这一笔外汇是可观的，随着祖国文化不断发展，所需要的乐器将会不断的增加。因此如果不自己想办法，就会继续消耗大量外汇。
在乐器制造方面，我们有很丰富的原材料，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至今尚处于自流状态，没有很好的组织领导，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譬如钢琴制造，抗日战争以前，上海有很多家钢琴制造厂，前后制造出的钢琴在3万架以上，在原材料方面，除了钢丝，捶弦机件及十余种呢子等以外，大部是本国材料。我们的钢琴作得很好，能与外国货竞争。过去出口远销南洋各地的琴在1万架以上。解放以后，音乐文化事业空前发展，而在钢琴制造方面，由于一部分外国原材料不能进口，自己的工厂也没有设法制造这些材料，因此钢琴的制造就发生困难。仅仅依靠旧琴翻新及少量存货勉强凑合。但目前已到了完全枯竭的状态了。目前上海公私合营的厂及北京东北的厂虽然也在自己制造捶弦机件，但是因为成本高、质量差，愿意买的人不多。我建议轻工业部对钢琴制造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作全面的计划，由于我国工业的水平不高，这些外国材料及半制成品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自己制造出来，作出来了也不容易合规格，因此应该向原来进口的地方购进应有数量的外国材料，以保证钢琴制造的质量。然后指定我们自己的制呢厂试制钢琴制造用的各种规格的呢子。向民主德国或捷克斯洛伐克订购制造钢琴机件的全套机器，聘请专家指导，然后可以自己作出质量高的捶弦机件来。至于钢琴用的钢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自己制造出来，就必须有计划的向外国订购。
其次，在管弦乐器方面，我们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外国乐器，但一般的质量都很不理想。目前我们自己也在大量制造，但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一般都是努力在数量上增产，在质量上大都很差，原因是工厂要赚钱，起码要保本自给，而百货公司却要压低价钱，对质量问题则是外行，不是不管，就是乱管。我们知道，同是两块木头作出来的乐器，好坏可以相差数倍到数十倍。我们如不在质量上努力提高，就不可能解决职业的音乐工作者的乐器问题，因而目前的情况是大量的劣质乐器积压无人购买，而音乐工作者与音乐团体又苦于买不到合用的乐器。因而也不得不花很多的钱买外国的乐器。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设的乐器制作室，制作出一些质量相当好的弦乐器，可以代替进口货。上海乐团一位长笛演奏家花了数年工夫作出了一枝很好的长笛，北京艺华乐器厂作出来的管乐器也很漂亮
（当然我不是管乐专家不能很细致的了解它的性能）。听说天津的工农兵乐器厂小号作得很好，大连也有厂，这些情况当然很不全面。从以上的情况证明我们完全有条件可以作出出色的乐器来的。乐器制造不单是个手艺问题，也与科学与音乐艺术有关，乐器制造者不单是个工人，而且应该是个艺术家。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这方面的艺术家是很重视的。因此希望政府重视奖励与培养这方面的专家，同时乐器制造者要与演奏家合作，因为只有演奏家才是最能了解每一种乐器的性能。在外国最好的乐器往往都经过著名的演奏家鉴定并签字。苏联国家掌握了一批最名贵的乐器，由国家组织委员会来保管，他们的演奏家参加国际竞赛时，就用这些乐器。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一个很好的演奏家如果没有很好的乐器，就会要打很大的折扣。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注意是不够的。当然与制造这些优质乐器的同时，还要注意制造合格的普通乐器以适应业余演奏者与初学学生的需要，但也要求音准与尺寸比例上合乎规格，以免演奏者养成坏习惯。
以上建议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民族乐器的制造，我们要学习外国乐器的制造经验来培养民族乐器的制造专家，使我们的民族乐器既能保持民族乐器的特色，同时又能大大增加演奏上的效能。
在乐器制造的原料方面，我们有许多很宝贵的原料，自己不知道，外国人反而知道。譬如管乐器用的簧片，这是个消耗品，我们要花几块美金一个向外国购买，而我们自己有可作簧片的世界上最好的芦苇，如湖南湘潭醴陵等地，当地人称为芦竹或绵竹，解放以前外国人在那些地方收买，现在反没有人买了，听说安徽、贵州等地都有，当然，对芦苇的选择收割与簧片的制造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专业性的技术过程，据所知，苏联、德国、波兰、捷、匈、罗、朝鲜等国家都不出产这种芦苇，我们如有计划的设厂生产，不但可以满足兄弟国家的要求，还可以换回大批外汇。
又如钢琴、风琴、手风琴中所用的一种材料——麂皮，我们是原皮出口国，但麂皮的制成品我们必须花很贵的钱向外国购买。我们自己的制革厂完全可以作的。据说东北所产的一种麅皮比麂皮更好，又如所有木管乐器键子上所用的皮是鱼皮，乐器厂买不到这种皮，只好用羊皮代替，但听说上海水产学校就有鱼皮制革研究室。
乐器制造需要许多种名贵木料，这方面我们大部都有，在捷克斯洛伐克，乐器制造是国家相当重要的企业，属林业部管理。因此希望我国林业部的木材研究部门特别注意供乐器制造所需要的各种名贵木材的发现、保护、计划砍伐、贮藏、供应等问题。
我国“地大物博”，到底博到如何程度，我们自己还不清楚。为了满足我国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对像上面所指出次要方面的物资也应该注意到。
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供销关系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改变了以前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不过这种改变应该是个很细致的工作，应该很细致的了解过去一切供销方面的具体情况，在这个具体基础上加以改革。
听说目前作胡琴用的蟒皮买不到了，作鼓没有皮，作锣的铜也很困难。京戏老生用的胡子是西藏牦牛的尾巴毛，现在也很难买到，我想并不是没有这些物资，而是我们的供销部门没有注意到这些不重要的方面，因而产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