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
——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的发言
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
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政协委员在旧年冬季曾经联合视察过知识分子的情况，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并且总共写了将近六十万字的书面报告。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的工作岗位上同十几位委员和教授担负了研究全部书面报告的工作。各位代表当然还记得，在旧年视察的时候，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的方面是很广的。我们从书面报告中，就整理出来了390多个项目。一个项目可能只是一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有关问题，可能是几个学术单位的问题，亦可能是某个区域甚至全国所有高级学术机关，所有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共同的问题。现在政协常委会已把经过整理的材料分别转送给大约三十个与问题有关的中央主管部门，协商处理办法。我们希望对每个项目都能够了解真象，并且能够逐步得到适当的解决。我们相信，只要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认真地切实地执行党和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
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
问题上的成绩
什么是党和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周恩来总理今年一月间曾经发表过两篇重要的报告，一篇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篇是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的“政治报告”，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周总理在两篇报告中都提出了这样三项原则：（一）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二）对知识分子给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三）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待遇。同时周总理对知识分子亦指示“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是切合实际的，亦是全国知识分子所热烈拥护的。
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贯彻这个政策的实际情况。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的成绩。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旧年高级知识分子普遍叫喊的，而且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时间不够的问题，是时间上太忙太乱的问题。自从政府提出了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日以后，依据我个人了解，北京的教授和科学家们大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数已经初步地解决了时间问题。一般地说来，北京的大学和高等学校，大都采取了或正在设法采用有效的措施，减少教授和科学家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为了解决图书资料缺乏问题，许多单位对原有图书正在进行整理，并且在可能和必要的范围内正在订购新的图书资料。在配备助手方面，有些单位已经解决了人员编制上的一些问题，力求增补一些人员。许多单位在可能的条件下正在进行合理的调整工资。我想在座的各位代表都已经知道，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四个多月来，领导党已经吸收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旧知识分子最光荣的前途。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信心，对工作的积极性。
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
照这样说来，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是不是已经全部解决了呢？我们今天还不能过早地做这样的结论。拿代表委员们最近一次视察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同旧年第二次视察的材料比照起来，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些问题还是依然存在着。当然，有些问题因为客观条件的困难，还不是立时可以解决的。我今天不谈这一类的问题。但亦有些问题，因为高级知识分子和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双方的主观努力不够，而没有得到解决。今天我要特别提出来谈的是团结问题，主要的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是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指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同党员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敞开来谈，是有好处的。
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诚心诚意接受党的领导，诚心诚意拥护政府，这点是必须肯定的。但这不等于说某些知识分子同党员之间都完全没有了隔膜。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但有些知识分子和少数党员对政策体会得不够，执行得不好，亦是不可隐讳的事实。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依据最近一次视察的一小部分材料，党和政府政策的贯彻程度，似乎有些地区因距离首都北京比较远些，对政策的了解比较少些，而贯彻的程度亦比较差些。最近视察某个地区的材料中有这样突出的一个例子：有个别的人认为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是“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这尽管是个别人的错误见解，但说明仍有人对周总理的两篇报告还没有好好学习过，对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党的统战政策还缺乏认识。这种错误见解，不止不能消除这种隔膜，必定会加强隔膜。第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与党员间的隔膜，责任是在双方，但周总理指示党员“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以为这是高明的指示。根据最近视察报告的材料，有些党员在这方面的主动努力还有不够的地方。就拿“有职有权”这个问题来说，由于个别党员一方面勇于任事，敢于负责的过分热情，他却忽视了职权的界线，这就引起了他方面“有职无权”尸位素餐的敏感。有了这种敏感的人，又不以主人翁态度，展开批评，争取合作，共同完成职责，这亦是错误的。这类事情还在继续造成不必要的隔膜。第三，几年来，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毫无疑问，基本上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但过去运动中偶尔发生了某些偏差亦增加了一部分旧知识分子的戒慎恐惧。甚至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对党的政策认识不清，体会不够，竟把党员个人的偏差，当成党的政策，他于是顾虑种种，忧闷重重，对人、对事，少说话，不说话，怕说话，一方面既然是“三缄其口”，他方面就敬而远之，这又不可避免地保存了隔膜。由于这种种隔膜的存在，今天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潜力就还没有充分地发挥，这亦是个事实。
充分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
潜力
怎样来消除隔膜，进一步地加强团结，充分地发挥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潜力，这是国家目前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主席“百家争鸣”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间的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
“百家争鸣”可以发生这样两个好的作用：一方面教育一些党员和我们党派、团体、机关的负责人，让别人说话，听别人说话，容忍别人说话，尊重别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鼓励另外一些消极沉默的高级知识分子，肯说话，多说话，大胆说话，珍视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
中国现有的十万个高级知识分子，极大部分是旧社会中长成的知识分子，他学术上的造诣越高，他的旧知识的根底就越深。在这样天翻地复的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潮流中，某一些旧的高级知识分子发生了某些顾虑，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他们有政治上的顾虑，怕戴帽子，怕犯政治错误，怕受批评打击。他们有业务上的顾虑，旧知识不合时宜；新理论没有头绪。脑中空虚；心里徬徨。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健康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这种事实的改善，当然一方面要靠知识分子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我们各方面负责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国家工作人员亦要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帮助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百家争鸣”，消除顾虑
在我个人看来，我以为毛泽东主席号召的“百家争鸣”真正展开以后，就必然会解除旧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顾虑和业务顾虑。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这样说过：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今天有了这些自由的保证，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什么顾虑吗？全国一切高级知识分子就应该把所有的知识尽量地贡献出来。中国有句老话：“知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得之愚，一点一滴的知识，就是贡献。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几年来经过党的教育培养，一般是提高了的，在批判和整理旧学术方面，今天是可以有贡献的。就科学来说，批判唯心主义者的学术并没有必要根本否定牛顿的“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一条规律，亦没有必要全部抹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这里，旧科学家就可能作出许多有益的贡献。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固然不应该低估今天知识分子的进步，同时，旧知识分子亦不必过分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
“妄自菲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要知识分子们把所有的思想货物，全盘托出，通过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批评、自由竞争比赛，就得出了高低、好坏、取舍的结果了。旧知识分子通过这样实际的竞争比赛，就得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就进一步地提高了自己，改造了自己了！这样，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八股文章，当然亦就会被淘汰被清除了！
关于“百家争鸣”实现方法
的问题
从最近一次视察反映中，我们知道全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热烈拥护“百家争鸣”这个号召的，都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特别对高级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个极大的鼓舞。不过对“百家争鸣”实现的方法对怎样能够开展“百家争鸣”还有某些怀疑。
有人认为一定要经过长期钻研、真正成“家”，是“百家争鸣”的起码应该具备的认识。我以为这种条件未免求之过严，提之太早。今天国家迫切的问题是怎样鼓励和推动知识分子起来“鸣”，起来“争鸣”不是怎样防止知识分子的“肯鸣”、“多鸣”、甚至一些“乱鸣”。谁人是“家”？谁人非“家”？我们固不能承认“鸣”就是“家”，倘真要“鸣者必家，非家莫鸣”，倘真要首先确定这样“家”的标准，这必定造成百鸣争“家”，而不是“百家争鸣”。结果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上可能又要使现在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垄断把持，使原来畏缩不前的旧知识分子丧气；使青年的新生力量受到排挤和压迫。
有人认为“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动乱时代的产物，在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开展“百家争鸣”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春秋战国动乱时期的“百家争鸣”同社会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个人主义时代的
“百家争鸣”同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动乱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各为其主，各自成家，正如汉书上所说的“各引一端、崇其所好、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的争鸣。儒家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样你骂我是畜生，我骂你是禽兽的争鸣，这样彼此敌视，彼此仇恨的争鸣，在当时固然起过各放光彩的作用，但毕竟是水火不容，得到相灭而不相生的后果。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
“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争鸣，是大家有共同目标，有共同方向，有共同前途的争鸣，是彼此互助合作的争鸣。拿音乐来作譬喻，在散漫动乱的时代，在个人主义时代，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锣鼓喧天，音调杂乱，这样的“百家争鸣”，人民得不到音乐很大的好处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乐队的艺术水准是同各个队员的艺术发展相结合的。它鼓励队员各就所长精研艺术，它绝对不会埋没任何队员的音乐天才。乐队表演方式，有单人的独奏，有双人的二重奏，有四人的四重奏，也有整体的交响曲的演奏。它要演奏人民要听的，人民喜欢听的各种各样的乐谱，而音乐家自己亦可以编制各种各样的乐谱，使音乐家各尽所能，各展其才。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样的“百家争鸣”才是今天人民需要的，才是适合今天的时代的。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
在视察材料中，有人认为“百家争鸣”以宪法为范围，这又约束限制了言论。我以为倘有人希望在“百家争鸣”中，可以违反宪法，可以违反爱国主义立场，可以敌我不分，这是荒谬的思想。我们必须认识，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是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每个人都有遵守的义务。宪法是人民自卫的武器，不是政府压迫人民的工具。我们必须记到，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宪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就是“百家争鸣”的法律根据。毛泽东主席“百家争鸣”的号召正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履行宪法上的职责。同时有了这样的宪法，“百家争鸣”就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这样，全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能各凭本事，各显神通，欢欣鼓舞，踊跃争先，大胆地“鸣”起来，大胆地“争”起来了！
加倍努力，在“百家争鸣”
中起带头作用
最后，我要谈一点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在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中的任务。高级知识分子中某些问题没有能够及时地得到解决，特别高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充分地发挥潜力，这说明我们民盟几年来没有做好工作，没有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民盟的一切负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应该深自检讨的。今天我愿意代表我们民盟的负责同志，号召民盟的全体盟员，特别是盟员中全体高级知识分子，加倍努力，在“百家争鸣”的伟大号召中，起带头作用，全心全意地协助党和政府，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任务！
第3版()
专栏：
四川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
——李大章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与1956年国家预决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以及彭真副委员长的工作报告。现在我想根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精神，就我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以及副业生产等问题，汇报一些情况。
农业合作化发展的简况
四川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年以来发展得特别迅速，从去冬到今春，仅仅半年的时间，全省的农业合作社即由原来的5万多个，发展到20多万个，入社农户由原来只占总农户17.4％的225万多户，发展到现在1，003万多户，占全省总农户的77.8％。其中高级社1，861个，占总农户的4％。以上数字，如与全国各地比较，我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显得是落后的，特别是高级社发展得更差。但从我省的具体情况看，从我们对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整个规划看，合作化运动在我省的进展速度，还是比较适当的。其所以适当，除了我省由于过去工作基础较为薄弱外，我们还考虑到以下一些情况：
1．现在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方面是建社迟，骨干弱，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另一方面是某些社有急躁冒进情绪，想办大社以及产量订的偏高等等，必须有一定时间给以大力整顿和巩固。
2．三、四月份农村工作的中心是春耕生产，而合作社的优越性又具体的体现在增加生产上面，因此就必须抓紧时间，腾出手来大力领导生产。
3．农村工作繁忙拥挤，各项工作不能不有计划有步骤地作统一的安排和互相结合起来进行。
4．经验证明，准备工作越充分，整社工作越彻底，就为将来转入高级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根据以上情况，在保证增加生产，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的前提下，能又多、又好的完成建社任务，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主要措施：
首先，对已建立的农业社进行了巩固整顿工作，制定了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劳力调配、财务收支等四个计划，制定了工作定额，实行了包工包产和超产奖励制度，进行了短期作业安排，把经营管理制度初步的建立起来。要作好以上这些工作，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而作好以上工作的目的，是为转入高级社创造条件打实基础。
其次，大力领导了农业生产，提出了
“搞好生产，迎接建社”的口号。在建社期间，采取了架子一搭起来，就立刻组织力量进行生产安排，使合作化运动，自始至终都与农业生产密切地结合进行。
经过上述措施，合作社的质量，就大大提高了。现在第一类社占总社数的50％，第二类社占总社数40％，第三类社仅占总社数10％。广大社员群众在今年春耕生产中，表现了高度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劳动出勤率一般比去年提高20％左右。在现有初级社中，除了约占10％左右的社员对于转升高级社还有一些顾虑外，绝大多数社员都有办高级社的要求。不少合作社现在已建立了联社委员会或建社筹备委员会，积极地在创造转升高级社的条件。
从现在的情况看，把现有的19万多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年前转升为高级社的条件已经逐渐的成熟了。我们计划在6月至8月进行扩社工作，要求入社总农户共达到95％左右。秋收以前把约占25％的初级社的转社准备工作作好，待秋收基本完毕，即立刻转为高级社。同时并进一步地准备在秋后与年前，把其余的绝大部分的初级社转升为高级社。争取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能够达到85％左右。
总的说来，目前在整顿、巩固合作社中，以及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些社的生产计划和经营管理制度等还未认真的建立起来，或计划订的偏高不切合实际，因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社的巩固与提高，或有些社虽急于想转到高级社，但不积极地作准备工作，或在转社时不愿意搞一、二百户的社，而急于想搞千多户或几千户的大社，这些都是带有急躁和盲目的思想情绪，是值得我们在今后工作中注意的。
今年农业生产的情况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本身就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5年全省粮食产量为404亿斤，比1949年高38％，比解放前（1932年）最高年产量高25.8％，今年小春生产中，广大农民生产劲头很大，小春作物的产量超额完成了原订计划，大多数合作社都获得增产，全省原计划播种小麦1，828万多亩，实际播种面积超过了7.16％，今年全省小麦总产量比去年增产10％以上，现在全省的稻田大体已栽插完毕，共栽种双季稻的早稻700多万亩，超过原计划的两倍半，秧苗生长良好，早的已经含苞。中稻栽插工作，至5月底除少数季节较迟的丘陵和山区以外，已经基本结束。栽插面积一般比往年扩大，如果搞好田间管理工作，今年的粮食产量预计将能达到445.2亿斤，比1955年增产10％，为五年计划的106.6％，即提前一年完成五年计划。但据最近五天所了解的情况，近几日来川西北连日大雨，如昭化县等降雨量竟达510公厘，是六、七十年来所未有，因之各河河水暴涨，中下游已泛滥成灾，如根据绵阳、达县、乐山等三个专区二十八个县初步统计，受害田亩已达23万多亩，死了108人，损失粮食565万斤，现在人民委员会已召开紧急会议，正在采取措施抢救中。
根据目前生产发展情况来看，要在全省7年内完成每亩粮食年产量达到800斤，12年内达到900斤以上的计划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大面积的高额产量，如成都市郊区即有1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亩产量达到1，000斤以上，另在丘陵与山区也都有类似丰产的事例。因此，我们认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所规定的增产粮食的要求，我们是有把握完成的。
目前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般生产计划订的偏高，带有不切合实际的盲目情况，如宜宾、涪陵专署等原订今年的增产计划都是偏高的，后来经调查算账后才压下来了。其次是肥料不足，耕作技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而且肥料的价格订的偏高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是值得我们今后很好注意和继续设法解决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
是否作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工作，它关系于90％的社员能否增加收入的问题，同时更是联系到合作社能否发展与巩固的问题，联系到所有社员能否更积极自动搞好生产的问题。如果合作社在增加生产后，确能保证90％的社员都能获得增产的收益，那就解决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特别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将合作社的新的生产关系巩固起来。因此，正确的处理合作社的收益分配问题，是现阶段能否搞好合作社工作的极其重大的一项政策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十分重视，并大力作好这一工作。
目前在我省影响社员增加收入的问题是农村副业已比过去有所减少，部分社好大喜功，急于兴办福利事业，不少地方过早的动员农业社搞小型水电站，修建办公室，社员住宅，修公路，架电线，安喇叭，修运动场等等，使合作社负担过重，浪费了人力、物力。为了保证90％的社员能够增加收入，我们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1．除保证完成今年粮食增产10％外，还必须大力发展副业，使农民能增加各项副业收入。
2．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1）合作社的基本建设，要建立一定的审批制度，规定动用劳动力和开支现金的限额，超过限额的要报请上级机关批准。（2）社的生产管理费用的开支以及社干管理社务的补助工分，均应有所控制。（3）必须建立与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凡是不合制度的开支，会计有权拒绝上报，出纳有权拒绝支付。（4）合作社举办一切文化福利事业，必须控制在社内的公益金能负担的范围以内。
3．正确贯彻执行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政策。除必须保证完成缴纳农业税和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任务外，对于合作社的生产费用、公积金和公益金提留的数量还必须制定适当的比例，不能提留过多。
4．为了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在分配中还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遇到不可抗拒的灾害，使合作社严重减产，国家必须从公粮附加粮和贷款中，给以适当的减免或推迟和照顾。
（2）对于“五保”户和约占社员总数15％左右的贫困户，必须设法保证他们的收入有所增加。
（3）对于因老社扩大或和新社合并影响到老社员减少收入时，分配中可考虑采用少扣公积金，和多奖励生产劳动好的老社员或生产队的办法加以弥补。或采用在总收入中提留部分机动数加以照顾。但不论采用那种办法，都必须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
（4）认真作好生产费股份基金收集工作，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社员，应制定分期分批的收缴计划。
目前合作社收益分配中的主要倾向，是注意集体利益的方面过多，而对于个人利益方面照顾不足，在增加农业社收入方面，注意于粮食和经济作物方面的增产多，对多搞副业生产以增加社员收入则注意不够，现虽强调了这一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未全面转过来。
多搞副业生产
四川省副业生产的种类是比较繁多的，而且由于天时与土质等有利条件也易于搞起来。单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收购的土特产品就有800多种，其中中药材就有300多种，农民的副业收入，一般平均占农副业总收入的20—25％，而山区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就更大，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历年来农村副业的生产虽逐年有所增加，但如以几宗主要的土特产品，蚕茧、茶叶、五棓子、白蜡等也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的年产量，特别是1955年全省的副业收入比1954年又减少了15％。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合作社在去年大发展后，新旧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过程，特别从领导上来讲，我们对于发展副业生产强调不够，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农村副业减少比例较大，而且对于农业增产有重大关系的是生猪减少，据统计1955年比1954年减少了10％左右。今年2月同去年2月比较，又减少了5％左右，这是必须引起我们十分注意的问题。由于生猪的减少，不仅影响到城乡人民的肉食供应，而且也影响了肉食的出口，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影响了农作物肥料的来源。养猪减少的原因，据了解有如下几点：
1．由个体到集体，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影响。即以往是农民自己喂猪，自己积肥，农业增产完全为自己所有。合作化后，农民所养的猪，所积的肥，有时由于收归社有而所定价不够合理，以及在粮食增产之后，粮食又为全社集体所有，自己也不能多得，这是影响农民自己养猪的原因之一。
2．从1953年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我们没有足够的注意妥善解决饲料问题，加以富裕的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制造紧张空气，因而曾经发生过阉割母猪、丢弃小猪的现象。以上现象虽早已停止，但全部恢复并有新的发展，还须得今冬以前继续努力推动这一工作。
3．近几年来各地强调了增加粮食产量，因而相对地缩小了杂粮和饲料作物的面积，社员自留土地，一般又都种了蔬菜，没有地方再种饲料作物了。再加上饲料代用品尚未得到普遍推广，因为饲料不足，也就影响了养猪数量的增加。
4．在肥猪收购价格上，商业利润偏高，这种不太合理的价格也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纠正这些缺点，并大量发展生猪，我们已作了以下一些部署：
（1）积极而又稳慎的发展农业社的公有猪。当前的主要办法是自繁自养。并大力恢复和保持原有私猪头数，以期恢复和保持到1955年全省2，000万头的数目。
（2）建立饲料基地，增种一季作物或多种某些高产作物，以扩大和开辟其他新的饲料来源，并推广饲料代用品和饲料青贮等等办法。
（3）合理调整肥猪收购价格。现省人民委员会正在研究处理中，原则是适当压低商业利润，使农民养猪有利可图，乐于多养。
自我们在三、四月份抓紧了这个问题后，最近据各地反映，养猪头数已开始增加，我们相信今年生猪发展到2，300万头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对于其他副业生产，如收购中药材等，我们也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如以加强领导讲，我们已决定各级人民委员会建立副业生产办公室或副业生产委员会，以加强对副业生产的领导。在副业与农业生产的计划上，都重新作了统一的安排。在社员个人搞副业生产和全社集体搞副业生产的关系上，以及加强各种副业生产技术指导，举办各种副业专业的短期训练等等，都作了必要的动员与部署。
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不断获得提高与增产，和农民不断增加生产和增加收入，这不仅仅显示了农业合作社本身的优越性，而且推动了我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革高潮的迅速到来，推动了我省的工业、商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事业等的全面发展。过去许多旧的生产定额被突破了。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已成为广大职工的行动口号。人民的生活和人民购买力也不断获得改善和提高。以上这种种繁荣的景象，就是我们国家日益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
第3版()
专栏：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
——张德馨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在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里曾经提到：
“从整个工业生产计算，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也将达到五年计划原定1957年的生产水平。”又说1956年的粮食产量将比五年计划原定1957年的水平超过133亿斤，1956年的棉花产量将比五年计划原定1957年的水平超过286万担。这些提前和超额完成的数字是令人兴奋的。
五年计划内规定1957年初小和高小的在校学生数共达6，023万人左右；李副总理在报告中曾经告诉我们，1956年的小学在校学生数将达到6，200万人以上。五年计划内规定1957年高中和初中的在校学生数共达470.7万人；李副总理曾经提到，1956年的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将达到506万人。五年计划内又规定1957年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共达67.18万人；李副总理的报告指出1956年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将达到80.1万人。这又是一些令人欢欣鼓舞的提前和超额完成的数字。
五年计划内规定1957年高等学校学生数共达43.46万人；而在报告中曾提到，1956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将达38万人。这个数字虽然没达到1957年的标准，但已达到了1952年的在校学生数的两倍了。没能达到的原因是，以往几年内每年的高中毕业生都不够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所以这是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困难。张奚若部长在发言中谈到，这个困难到1959年就可克服掉。
1956年的预算规定了文教事业支出占本年预算支出的12.74％。这个比例数是相当大的，在旧社会里决不会有这么大的文教费。
我是一个文教工作者。当我由预算中看到国家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情况，尤其是文教事业的飞跃发展，我深深地感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提前实现。
文教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缺点
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但在前进的过程中，当然也免不了有困难和缺点。
目前无论在经济建设中或在文教建设中，都感到人才的缺乏。作为一个文教工作者，我感到责任是重大和光荣的。我恨不能一个人作两个人的工作，来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
以往几年小学教员待遇太低。有的女教员抱着一个小孩，背着一个小孩，领着两个小孩去上课。到校后把两个小的交到临时托儿所，两个大的只好在走廊或院内街上随便游逛了。因此形成教育工作者的孩子没人教育。有的男教员每月收入不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这怎么能使这些为人师的安心工作、提高教学呢？李副总理说，全国职工的工资都将提高，乡村小学教师的工资也将同时加以提高。张奚若部长说，调整后小学教员的平均工资将提高32.88％，这太好了。
现在中学生的健康情况不好。有些地区的中学生患肺结核、高血压、头痛和神经衰弱等症者超过10％；患夜盲症者尚不止此数。原因的一方面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星期天都不能休息或不肯休息；另一方面营养不良也是一个原因。因此，高中毕业后，常因健康情况不好而不能考进大学。有的进入大学后，又因健康情况不好而中途休学或退学。所以改进中学课程和改善中学生营养，以提高正在发育的青年的健康水平，是当前中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中学教师的负担也有些重。每周任课20小时左右，每天忙于上课、辅导、改本子。若再担任班主任或参加些社会活动，就连备课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怎么能提高教学效果呢？这也是造成学生学习负担重的原因之一。现在的中学教师，绝大多数是没上过大学或没读完大学的。他们的水平低，而又没有条件提高，这对于教学质量是有影响的。
在高等教育中，现在多数的大学教师忙于写讲义，因此无暇进行科学研究。所以怎样组织人力编写大学的教材，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高等学校里也应该注意改进教学方法。还有这样的教师，他在讲堂上只是念讲稿，不能生动地发挥；学生就只忙着写笔记，根本顾不上去理解、体会。因此，形成了学生上课抄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前背笔记的现象。这种教学方法是得不到应有的效果的。
有个高等学校曾经把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编排得死板板的。在自习物理的时间，大家在教室里都必须在面前摆着物理课的教材或笔记。若早自习完了这门课，在这个时间内想看别的课，或到图书馆阅读，那就叫无组织无纪律。这种机械的学习方法是有损无益的。这个高等学校现已停止了这个学习方法，可是是否还有其它的高等学校在实行这样类似的方法呢？大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应该完全由学生个人自由支配。
党和政府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政策是正确的。可是前些日子看到中国青年报载有某个高等学校，还要求教师平时坐班、星期天值班、并且还得分片、分段打扫院子和厕所。师生一提到科学研究工作，学校领导同志就要冒火。这样的领导方式，也不知是否就是这一所高等学校。
党和政府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是双手赞成的。我是个兼职相当多的人。可是由于实施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结果，在以往的五个多月内，我集中精力地写了一本大学数学系用的教本“整数论”和两篇数学论文。这两篇论文，已经寄到中国数学学报编辑部去了。我能够有这么一点科学研究成果，首先应该感谢党和政府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我今后应该继续努力，并应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努力。可是是否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呢？他们的专长是否都得到了发挥呢？由于前边冒火的例子可知，这确实是个值得考察研究的问题。
在开展科学研究方面，除应增添实验设备外，还应添设图书和成套的杂志，尤其是成套的旧杂志。我建议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应该有计划地把少数单位仅有的好的图书和成套的旧杂志都影印出来、分送给所有的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我们要赶上世界水平。如果在世界水平线上或线下，已有的东西我们都无法查考，这怎么能行呢。
在视察中看到的两个问题
其次，我要谈谈我在视察工作中看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低。我曾视察了一个度量衡工厂。这个工厂出产的衡具，一直到最近不久才有规格。往年这个产品的零件不能配到另一个产品上，人们叫这些配件为“对号入座”的配件。想衡具乃是衡量其它物品的标准，而衡具本身反倒没有一定的标准。推其原因都是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低的缘故。有的工人还是文盲，有的技术员不会看图。产品配件的大小、粗细、长短、厚薄都是靠估量。这怎么能准确呢？由于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低，也使得他们很难提出更好的合理化建议。所以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确实应大力提高。
其次，在视察过程中我听到，到处都在叫喊缺少住房。这确实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除去正常的解决办法外，我建议在地皮不成问题的城市或厂矿里，多建造比较简易的住宅，不用钢筋水泥，只用砖瓦土木。可鼓励有条件的职工自费盖房，也可用工会福利费协助职工盖房，分期由职工的工资中扣还。几年后，该房就可归职工所有。利用扣还的房费又可逐年建造新住房。可否动用职工福利费为职工盖房我不清楚。但在视察工作中，我听到有些单位到了年终剩下了很多福利费，上交国家了。我想有困难不解决，省钱不办事，这不是党和政府的意图。
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可动用奖励金为职工盖房，我是非常地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