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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东西阻碍着我们大胆地正确地提拔和使用干部
——党员来信——编辑同志：
许多地方许多机关都在叫喊缺乏干部，都在要求上级领导机关从别的地方别的机关调配给他们一些干部。好像这些地方这些机关真是发生了干部荒的问题。事实不是如此，不少地方不少机关的干部潜力还很大，可以提拔使用的干部还很多。问题就在于这些地方这些机关不敢大胆放手地去提拔使用干部。河南省中牟县就是一个例子。
今年，中牟县不但原有的领导机关扩大了，而且建立了不少新的领导机关，这样，需要调配一批干部来充实这些机关。中牟县有没有条件来解决这个干部问题呢？答复是肯定的。根据中共河南省开封地委组织部工作组对中牟县五个单位的754名干部的了解，其中有72名完全有条件提拔为县、区级干部，这些干部都具有政治可靠、觉悟较高、对党忠诚、工作积极和业务较熟练等条件。这就说明了，只要大胆地和正确地提拔干部，要补足全县现有的六十个县、区干部的缺额，是完全可能的。中牟县领导方面为什么看不到这种干部潜力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选拔干部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规定了不少清规戒律，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几乎是各个部门都有可以提拔起来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但是都没有提拔。这就给工作带来了严重损失。比如县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就是因为长期没有部长，干部工作没人管理，宣传工作做得不好。
中牟县在选拔干部工作上究竟有哪些清规戒律呢？用一句话来回答，有“三排、三怕和八不提”。什么是“三排”呢？这就是：排参加工作时间和党龄长短，把资历和党龄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条件；排职务，机械规定没有当过区委书记的人，就不能当县委的部长，没有当过区的主任的人，就不能当县里的股长，没有当过股长的人，就不能当科、局长；排任职时间的早晚，不管德才条件怎样，提任职时间早的，不提任职时间晚的。例如，有这样一个干部，按照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来说，是可以提拔担任县级领导职务的；但是因为他是1951年参加工作的，县委在研究的时候就以“参加工作时间太短，实际锻炼还差，老的不服气”为理由而没有提拔。
“三怕”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怕提拔起来干不了；怕提拔起来影响别的干部的情绪；怕提拔起来以后被上级调走。例如，县联社在研究提拔某社社主任的时候，虽然该社第三副主任的德才条件较好，可以胜任主任的职务，但因怕影响第一、第二副主任的工作情绪，就没有提拔。
“八不提”，是指的有八种人不提拔。有哪八种人呢？这就是新干部没有经验，不提拔；年轻人没有威信，不提拔；知识分子缺乏实际锻炼，不提拔；妇女孩子多，不提拔；当过勤杂人员的，不提拔；犯过错误的人，不提拔；好提意见的人，不提拔……。所有这些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也不是中牟县的每个机关和每个部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不少县机关中，确已无形中变成了一种清规戒律。例如，某单位有十三个女干部，其中工作积极、德才条件都好，可以提拔的有六个，但是一个也没有提拔。这种歧视妇女的错误观点，不仅个别单位的领导干部有，就是县委会也不例外。例如，有一个女干部，原准备提拔地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因为地生了一个孩子，县委就不同意了。县公安局有个干部工作积极，政治可靠，可以也应该提拔为股长；但是该局副局长王泽春不同意，原因是：“不提拔他，他还不断提意见；提拔起来了，才领导不了哩！”
上述选拔干部工作中的清规戒律，恐怕不是中牟县独有的现象，在各个地区、各个机关和各个企业部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清规戒律之严重地违反了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压制了新生力量的成长，妨害了干部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是一目了然的！
共产党员宋湘渠、杨威、贺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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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研究在北京大学
“五四”科学讨论会
北京大学从“五四”五十八周年校庆起举行的科学讨论会，十二日结束。
在这次科学讨论会上共提出论文九十三篇，其中属自然科学方面的五十篇，人文科学方面的四十三篇。在科学讨论会各系分会讨论中，一般都针对论文的质量和优缺点提出意见，不少校外来宾也参加讨论。
论文中有些是属于理论上的探讨性的，如周培源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研究实习员蔡树棠合作的“均匀各面同性湍流在终期衰变时的涡性结构”的研究。有些论文是密切联系实际的，如气象专业谢义炳教授和助教陈秋士合作的“叙压大气中的涡旋运动方程及其在天气预报中的应用”，对气象学上的计算涡旋运动方程作了有价值的补充。人文科学的论文中有些是属于学术批判方面的。
在科学讨论会各系分会报告的九十多篇论文中，青年教师和有青年教师参加研究的论文占半数。
（张静山）
研究有无引力波
胡宁教授在科学讨论会物理分会五月五日的会议上报告了“关于引力波的问题”。
在广义相对论中，科学家们对引力场的本质提出过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引力场纯粹是时间和空间的几何性质；另一种看法认为引力场同电磁场一样，是物质的一种形态。如果有引力波，则表明引力场中存在着物质的运动过程。上述第二种看法是正确的。
胡宁教授在研究中，经过详细的计算和分析，证明引力波在理论上是可以存在的。这个结果提供了新的理论论据，将促进对引力场本质问题的解决。
（周光召）
缩短分析钨矿石等的时间
用重量法测定矿石中钨和钼的含量，每测定一个试样需十小时以上。为了寻找测定高含量钨矿石和钼矿石的快速容量法，化学系副教授高小霞指导青年教师戴树桂、郑淑蕙研究氯化亚铬的电位滴定法，测定了一些国产钨精砂中钨的含量和辉钼矿中钼的含量。
他们研究的结果证明，在室温下用不补偿的电位滴定法，可以得到和重量法相同的精确结果，但每测定一个试样所花的时间只在三小时以内。
今后他们将和生产单位共同进一步研究，把这个方法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以大大缩短分析钨矿石、钼矿石所需的时间。
五月六日在科学讨论会化学分会上，他们提出了这项研究的报告。 （华彤文）
冯友兰教授自我批判
哲学系教授冯友兰五月四日在科学讨论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以“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为题提出了报告。
冯友兰教授说，他过去的中国哲学史工作的意义，是掩盖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特别批判了抗日战争期间他写的“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等六本以封建主义哲学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结合的哲学书。
在冯友兰教授自我批判的同时，哲学系副教授汪子嵩提出了“批判冯友兰先生过去的哲学思想”的报告。
论贾宝玉的典型形象
五月六日，在科学讨论会中文系分会上吴组缃教授报告了他的论文“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吴组缃教授在这篇论文中对贾宝玉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发展和限制，都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论文包括了作者自己几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心得。
讨论中，发言的人一致肯定这篇论文的价值。但对其中的某些论点，如贾宝玉是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关于贾宝玉的所谓阶级自卑感的问题等，许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或补充的意见。 （吕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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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航空模型运动员将第一次参加国际友谊赛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从各地选拔的航空模型运动队一行八人，五月十二日乘飞机赴匈牙利，参加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航空模型友谊赛。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航空模型友谊赛。
这次比赛的项目有：牵引模型滑翔机、橡筋动力模型飞机、自由飞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线操纵活塞式发动机竞速模型飞机，以及线操纵活塞式发动机特技模型飞机五项。特技模型飞机是近几年来国际航空模型友谊赛中第一次举行的项目。规定模型飞机要在三分钟内完成十三种动作：连翻五个正斤斗和五个倒斤斗，倒飞二圈，连续作三个“水平8字”、“垂直8字”、和“头顶8字”等复杂的特技动作。 （程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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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展览民间美术工艺品
正在南京举行的江苏省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展出了全国闻名的苏州丝织、刺绣、南京云锦、扬州漆器、宜兴陶器、无锡泥人和其它各地的雕刻、木刻年画、剪（刻）纸、灯彩等1，680多件。
这些艺术工艺品中包括十四世纪（明代）以来优秀的艺术遗产和目前正在大量生产的最新作品。现代苏州缂丝是在木织机上通经断纬地挖织出来的，花纹正反完全相同。和“湘绣”齐名的“苏绣”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江苏省的民间美术工艺品同人民生活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各种工艺品都有很大发展。宜兴陶器1955年产值为1949年的346％；无锡泥人作坊由解放前的一百多家增加到近三百家。嘉定黄草编织，常州梳篦、宜兴陶器等在国际市场上都曾获得了较高的荣誉。 （赵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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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农村俱乐部不能贪多图快
本报评论员
农村俱乐部在最近一个时期，建立了很多。特别是1956年春节前后，农村文化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农村俱乐部大多数是好的，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劳动热情、活跃文化生活上，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目前也有不少地方在开展农村文化工作中，出现了贪多图快、不问效果、铺张浪费、滥用民力的现象。有的地方不顾条件、不分情况，用雷厉风行的突击办法，几天之内在全县每个合作社都建立了农村俱乐部，结果建立了好久，还不知道怎么去做工作。有的俱乐部讲究气派，购置鼓、号、小提琴、手风琴等等，所费达到两千元之多，许多东西目前农民群众根本还不会使用；而过去用之有效、为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工具，如黑板报、广播筒等，却被弃置一边，说是“过时了”。有的地方盲目地建筑很大的俱乐部用屋，有的地方组织所谓千人合唱团，甚至有规划在1957年购置电视机的。有的农村俱乐部图书馆每季购报刊成百元，一次购买图书百元或数百元。有些专区和县，为了搞得“轰轰烈烈”，过多地举行各种规模很大的会演，劳民伤财，影响生产。
这种作法的结果，一定要加重了农民群众的负担，使农村文化工作逐渐脱离群众，减弱工作的实际效果，并且会给自己造成许多困难。这是完全违反“勤俭办社”的方针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56年4月3日的“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里指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是在十二年内奋斗的目标，应当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分批分期分项目地逐步实现，绝不能一下子全面展开，要求在三两年之内全部实现。”“合作社的文化福利事业，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举办，有一部分是当前应当举办也可以举办的（例如临时性的托儿站、夜校），则应当力求节省，简单朴素。绝不能在合作社成立不久，就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兴办文化福利事业。”那些热中于贪多图快、铺张浪费的人们，应该对这个具有巨大的深刻的政治意义的指示，即时认真地学习和贯彻，并将做得不正确的地方加以纠正。
农村俱乐部是应当广泛建立的，但是，必须根据当地生产和文化发展的不同情况，分批分期地建立。在建立俱乐部的时候，要量力而行，讲究实效，更好地发挥农村中原有文化工具的力量，而不要过多地耗费人力物力。我们希望各地文化主管部门最好能抽调一些工作人员深入农村，对农村俱乐部的工作进行检查。发现那些合乎勤俭的方针，确实收效，为农民所欢迎的好的俱乐部，就帮助总结经验，加以表扬和推广；而对那些铺张浪费、追求形式、脱离群众的不好的俱乐部，就帮助总结教训，加以纠正。放任自流或者仅仅追求数量，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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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十万移民参加边疆和内地农业建设
支援边疆农业建设的近二十万移民，最近已到达目的地，迅速展开春季垦荒生产，还有极小部分正在旅途中。
许多接受安置移民的农庄，派出庄员赶了马车到火车站或汽车站的终点站上，迎接移民。当移民到达农庄的时候，当地群众就帮助他们抱小孩、搬东西，搬进为他们早已准备好了的新居里。有些住处做到“炕上有席、窗上有纸、缸里有水、囤里有粮、院里有柴”。这些新居一部分是群众自愿腾出来供给移民借住的；一部分是政府或合作社的公共房屋；一部分是专为移民建立新的集体农庄而修建的新村，这样的新村今年在黑龙江一地就要建立四百三十多个。移民所到的部分地区，住有少数民族，在这里，各族人民为他们举行了介绍风俗习惯、交流生产经验的座谈会以及欢迎他们的联欢会。移民们在汉族地区也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
许多安置了移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根据移民劳动力的状况，扩大了生产计划；按照移民特长分派作农事、文教卫生、技术、会计等工作。
这支支援边疆建设的生产大军中，有一半是全家移去的，另一半是男女青壮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他们都是在本人自愿，商得全家同意，商得亲属同意以后，才能在移民机关那里取得到边疆去的报名机会。在河南，今年上半年只有五万五千人的名额，报名人数就达到了七十多万。
进入黑龙江、青海、甘肃、内蒙古等省区的移民，都在最好的处女地上耕作。到达黑龙江的移民散布在萝北草原及其他地区，到达青海的移民居住在省会西宁附近各县和著名的柴达木盆地，到达甘肃的移民都分居在有名的“塞外江南”——银川专区和张掖专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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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十年如一日
——访问七十岁的马文昭教授
吴祖光
匆匆忙忙赶到东皇城根的一条小胡同里，天已经黑了下来。找到了门牌按铃叫门的时候，听见一阵响亮的笑语声，一个高大矫健的人正送客出来。我想着：这该就是马文昭教授了。
马文昭教授知道我刚从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赶来，他让我坐下，还没等我开口，就说：“你们拍电影总应该有个内容，有个中心的思想，拍成电影，拿电影里的故事内容来教育观众……可是你现在来访问我，我和你谈什么呢？……”他把一双手摊开来。“没什么可说的呀，我什么也没有。”
马教授说话的声音非常爽朗，脸上有着像孩子一样的真诚；他说这样的话显然不是矫作和客气，因此反而使我一时答不上话来。事实上我的准备工作很不够，我还没有读到关于马文昭教授的文字材料，也没有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如何进行这次的谈话，因此我想到我首先应当了解的还是马教授在学校里的教学和研究的一些情况。
马教授是先从他的学习和经历谈起的。
通州的潞河中学是一个教会学校，马文昭读完了潞河中学又升入当地的协和大学读了八年——通州的协和大学和北京的汇文合并成后来的燕京大学——然后他又到北京的协和医学校读了五年。毕业之后在协和医院作了一年住院医师，又到山西汾阳医院作了两年医师，到通州潞河医院作了一年医师。那时的医院很少，医生也少，一个医院里往往就是一个医生的“一人班”，什么病都得管看，不像现在的医院里有这么多的医生，分这么多科。
从这以后，马先生就转入了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开始是在协和医学校，敌伪时期协和停办，转入北大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医学院。前前后后，马先生教学研究已经近四十年了。
近四十年来，马先生所教授的，所研究的始终就是一门学问：组织学。
为什么要研究组织学呢？因为人的身体是组织成的，身体的任何部分，无论皮肤，肌肉，骨胳，神经，血液……都是组织，如果能够改进组织，增强组织，对于人的健康就会有很大的好处。身体健康了就会增加力气，增加抵抗力，减少疾病。这样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使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满。
应该说，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科学家对人类的最好的愿望；凭着这样美好的愿望马文昭教授进行他的“组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继续了四十年悠长的时间。1955年马文昭发表了一篇论文“磷脂类对于组织作用的研究”。在这篇论文的开始，他说：
“人体组织中各种细胞的构造成分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切细胞所共有的基本结构，如细胞膜、细胞核和线粒体；在一般组织学教科书中，高基氏器也包括在内；但作者根据过去的研究，认为含有大量磷脂类的高基氏器是由线粒与由核排泄出来的核质化合之后分解所形成的；因之，他不能作为细胞的基本结构看待。细胞结构中另一类成分是各种细胞所特有的，如肝糖、分泌颗粒、脂滴、色素等。
依据许多化学家和组织学家的见解，磷脂类或磷脂与蛋白质的化合物存在于一切细胞的共有结构中。
因此，作者推测：如果供给机体充分的磷脂类，可能加强机体对磷脂的同化作用而且可能由之而增强细胞的机能。而这方面的影响，是可以从细胞基本结构的变化上看出来的。据此，作者进行了多年的‘磷脂类对组织作用’的研究。……”
马文昭根据上面的推理，进行了长时期的研究。他找到了卵磷脂，也就是蛋黄素，是基本结构里的主要成分之一。他开始用小动物来做实验，小动物吃过卵磷脂之后，基本素质有显著的增强，体力随之而增强。他又观察到慢性吗啡中毒者或者鸦片嗜好者在满足了烟瘾时精力饱满；在犯瘾的时候，又打喷嚏，又流鼻涕眼泪，浑身酸懒，形如病夫。于是他给小动物注射吗啡，每天按时注射；随后他就发现假如停止注射，小动物犯起瘾来，吃不下东西，萎靡不振，浑身的毛都乍起来，和吸毒的人犯瘾的时候一样。于是他进行了下一步的实验，给有吗啡瘾的小动物喂以卵磷脂，同时还是照常供给吗啡。六天以后停止吗啡的注射，小动物依旧活泼，精力饱满，没有任何病症。过两天检查细胞里的基本结构，细胞核和线粒等一切正常。
通过这样的实验，说明磷脂类具有使细胞基本结构增强的作用。马文昭接着在有鸦片烟瘾的人身上进行试验，服用卵磷脂的烟瘾患者逐渐地自动减少了吸烟，而且发展到吸食稍多便会醉倒，最后达到了完全戒绝吸烟的程度。烟毒能破坏造血的组织，而卵磷脂使基本组织增强，从而恢复造血组织；烟瘾便逐渐减少，使烟瘾无痛苦地戒掉。
远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马文昭便在研究工作中得到了上述的成就。当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曾经一度宣传戒烟，知道了马文昭的试验成绩便把他接到南京去住了一个夏天，而且经常有“大官阔人”来参观他的试验。但是腐朽昏庸的国民党政府并不认真地进行戒烟的工作。他们并不按照马文昭指定的品质优良的卵磷脂给病人服用，而只是用造胰子用的卵磷脂给病人吃；结果病人吃下去没有丝毫效验，反而肚子疼。倒是在同一时期印度等一些国家采用了马文昭的试验成果给病人戒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9年北京解放的时候，经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的荼毒摧残，马文昭的试验工作已经到了难以继续下去的境地。在这以前，他在学校不能支持他的试验的情况之下是用自己个人的力量来进行工作的；尽管多少年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中断了他的研究工作，但是这时候却是连生活也是非常困难的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人对他说：共产党是不要科学的，尤其仇恨知识分子，他的研究工作将从此结束了。但是又有人对他说：共产党重视科学，需要科学，一定能够大力支持他行将中断的研究工作。而那时他对共产党是完全不了解的。听了这样不同的说法，也苦恼，也兴奋，将信将疑；就带着那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心情，他给当时的军区卫生部长苏井观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希望得到支持。信是发出了，却并没有存什么希望，然而出乎意外地在第二天他便接到了苏井观同志的电话。苏部长在电话里说目前很难筹出这笔经费，但是愿意支持他的工作。过了两天苏部长又打电话来约他面谈。见面时的第一句话，苏部长说：“我考虑了你的问题，我已经设法从别处挪了一笔款子来支持你的研究工作。”款子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并且学校也得到了卫生部的关照支持马文昭的研究工作，更扩大了他的研究工作。
从那时起，马文昭继续研究了磷脂类对于表皮组织、巨噬细胞以及对于治疗脚癣（即脚气）的作用，并且经过试验证明磷脂类能使血色素显著增加。他不断地发表了很多关于上项研究的论文，为祖国的医学增加了很有价值的财富。
马教授说：“有许多疾病都是由于不健康而得。像工作太累，熬夜过度，因此贫血，黄瘦；试服卵磷脂，有效果。卵磷脂又能治脚气病。‘再生不良贫血病’至今没有方法治，经过输血，反更恶化，服用卵磷脂亦有进步。”
他唯一的想法，就是通过他对磷脂类的试验使人健康，长寿。他望着我，带着那种职业性的医生的眼光，说：“你的身体很不错。”
我告诉他，我没有别的病，只是胃不好了。这时我不由得看到面前的马文昭教授，他的声音这样响亮，精神这样旺盛，我就问他：“您今年高寿？”
他说：“哈哈，七十。”
我简直要跳起来了，我是见过我们队伍里面年纪轻轻然而“形如槁木”的同志的。七十岁的马文昭教授望之如五十许人。他的精力，他的成就，他的未来……这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我问到他的教育学生的情况，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得很少。他很高兴地说了几个他的学生的名字，像锺惠澜、林巧稚、诸福棠，吴朝仁……这些著名的医学专家和学者都是他的学生。
和马文昭教授的谈话几乎就截止在这里了，因为他说：“没什么可说的了。”至于和学生的关系，他说：“最好是问问学生本人。”对于以访问一个“先进生产者”来访问他，他觉得不大可信。他不止一次地摇头，说自己没有什么成绩，谈不上什么“先进”。
按照老教授所说的，我在第三天的晚上到北京医学院在北郊的新校址的解剖大楼里马教授的实验室去访问了两位医生，都是他的学生和助手。谈到马先生，他们从语言和神情上表现出来的对他们的老师的尊敬和喜爱是令人感动的，自然他们谈到的一些事情是更令人感动的。
马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亲如家人，平时尽管爱说笑话，开玩笑，但是上课时是一丝不苟的。“组织学”这门功课，他教了近四十年，然而在1954年他讲最后的一堂课时，仍然是在前几天便开始备课，作提纲，写讲稿，并且重新画图；同学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送他们热爱的老教授离开教室。那是由于他的年纪太大了，领导决定他解除了教学工作，专做研究工作。但是尽管如此，马教授仍旧热情地帮助经常前来请教的学生们，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每天抽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给一个外地来北京休假的教师，他的老学生上课。
关于党提出的要在十二年内接近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他以极度兴奋的心情发表他的意见。主要的他认为医学院的领导在发挥科学家的作用方面还做得很不够。他要求领导要想一切办法使每一个科学家都有兴趣去搞科学研究工作，鼓励科学研究工作，给科学家准备可能的工作条件。他对前途充满信心，相信全国科学家一同努力，老科学家带徒弟，订计划……“就能保证胜利。不仅能赶上去，而且有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可能。”
对领导，对党，他一贯地负有无限的责任感地随时提出他的意见。党和领导重视这样正直无私的人，因此他也始终是受到党和领导的支持的。
学生们特别提到老教授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多少年来老教授永远是清晨入校，到晚上才回家。为了每天要作试验，他没有星期日，没有假期；无论暑天的炎热和严冬的风雪，他从不脱班，从不误点。除去1955年因为生了一场重感冒住医院，病没全好就挣扎上班，结果再度病倒回院，只有这几天离开了实验室，此外就没有一天不是站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的。但是老教授说：“住在医院里真是别得难受，一闭上眼睛就回到实验室里了。”这五大间宽阔的实验室就是他的家。
学生们夸耀着老师的身体。老师经常鼓励他们锻炼身体。老师是贫雇农出身，自幼劳动，下庄稼地；赤日当头的时候，连马尿都喝过。等到后来上了学，又是足球队的运动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骑车出城，到香山，爬上香山的最高峰“鬼见愁”，然后再骑车进城回家。自然，这样的穷孩子是没钱读书的，他的学习是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
他的两个学生，房世源和杨亨利大夫说：“我们的老师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一贯性的坚持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不为名，不为利，艰苦，朴实，老老实实地研究‘组织学’这一门学问。一心一意要增强人民的体质，增加国家的生产，使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在祖国实现。”
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马文昭教授屡次对我说他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成就”……正是因为科学不是一天的事情，需要勤恳，需要坚持；需要天复一天，年复一年的辛勤劳动和细致地钻研。脚踏实地，朴素无华的作风就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态度。它不一定像春日的繁花在烂熳枝头炫人眼目，但是它像岁寒不雕的常青树一样禁得起风吹雨打。四十年的劳动，老教授的门墙桃李遍天下。他在组织学上的成就也还正是方兴未艾。人民需要像马文昭这样的科学家，他是年轻人的榜样。照我看来他至少还能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健斗三十年！祝他永远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