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理事会主席
鲍威尔教授
一 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
我们现在开始被人了解：由于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而有决定性的时代里，我们就有着自己所要担当的责任，也有着许多良好的机会，虽然这种认识还待进一步地深究和掌握。以前任何时代的人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尖锐的矛盾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将要决定下面这个问题：人类从原始不开化、经由野蛮而到文明这样的漫长而痛苦的发展，以后会通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呢？还是在一次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遭受惨重的打击，以致剩下来的受尽摧残的人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中从头开始生活呢？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即使地球上幸存的动植物也都是奇特而支离破损的。
目前的这些危险和良机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原子能的发掘——所造成的结果，而这一发现又是五十年来研究的结果。在我们支配下的能力有这样巨大发展，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人们对如何取得有关自然的知识和控制自然的问题，进行有意识探求的必然结果，在人类历史来说，现在所采取的探求方法还是较新的。这种新方法——科学方法——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巨大而突出的特点。
在过去已经有过许多伟大的发现和技术革新，使人类社会起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是约五千年前文明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这种发现和革新是非常稀少的。生火和使用火的方法的发现，就是这类的一个革新。我们不知道这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有些权威人士说是在十万年以前。人能用火，这对早期的社会来说，一定是极端重要的。有了火，就可以煮某些不煮就不能吃的东西，这样就增加了最初定居下来的人们的食物供应。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可以熔炼金属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工具，又由于应用新的工具而使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狭义说来，人类的整个历史可以视为“火”发现以后的结果，这个发现的极大意义早已在很多原始的、民族的传说中被承认下来，并被纪念着。今天与我们有关的种种伟大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在目前还只能模糊地看到的后果，都是过去的种种发明所导源下来的；但是它们对人类生活的意义，是远远的超越过以往的任何事物。
在未开化的时代，技术进展的速度之慢，已由下列事实说明：从“火”发现以后，一直过了好几万年，才能用火来熔炼铁：只在五千年以前才第一次使用铁和铁制工具。但是，随着人类日益生活于更广大和相对来说更固定的社会中，艺术和手工艺的种类大为增加了！日积月累的技术和经验也一代代流传下来。
虽然在文明方面已经有了这些特点，但是和我们的现代社会比起来，进展的速度还是颇为缓慢的，当时的革新大多数是在偶然的观察和碰巧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不是由于深入探索事务本质的结果。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了。
十五世纪的中叶，在西欧——特别在意大利——开始了一个实践的、智慧的和艺术的热烈创造时期，就是人们常谈的文艺复兴时期。人类被狭隘的宗教教条束缚了几百年，这时挣脱出来了！在新的自由精神之中，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一种新的精神出现了，它使人们渐渐相信：为了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仅依赖像亚里斯多德这样的一些古代权威是不够的。为了增进知识，人们就必须自己动手来进行研究。
达·芬奇说：“他们会说，我既然不是一个学者，我将无法适当地表达我所要叙述的事情。但是他们不知道与我有关的问题一定会被理解，不过不是通过其他人的文字，而是通过实验。实验素来是写作能力好的那些人的爱人，所以，在各种情况下，我都引用她的名字。”
达·芬奇又说：“许多人将相信我会受到谴责的，因为我的试验与某些人的权威相抵触，而这些人的论断是受到人们尊敬的，虽然这些论断不是以经验为根据的，但是应当考虑到，我的结论是从简单朴素的经验，也就是从真正的爱人那里得出来的。”
在此后一百年的过程中，这种新的探索精神渐渐得到发展，并有强有力的新同盟者出来支持它，如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等人。这些人不仅深信发扬新的探索精神所必需的正确的方法，而且对这种探索本身的目的也具有深刻的信心。他们相信必须靠实验来研究自然，而且这种探索的目的是要以新的发明和财富来充实人类的生活。培根的哲学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的深沉的爱；这种爱使最聪明的人也不会不重视所有的事物，而这种重视能够给最卑贱的人带来快乐，也能够带来痛苦。对他来说，新的科学方法应当有助于人们的实际需要，而不应当让烦琐哲学的空想来破坏。在这点上，他的确是对空想和理论表示过轻蔑，而这种空想和理论，我们现在知道都是些无的放矢的东西。
在培根的工作以后的五十年中，他的见解受到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力支持，为了使这种新的探索精神产生实际效果，许多学术团体也建立起来了。如牛顿所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这类的重大成就已经取得了，但是这种实验的、批判的新方法是在
“工业革命”的时候才显出其重要的优越性。“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时候，把英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科学的方法在人类事务里是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着。然而，这还远远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这种求新知识的方法，比过去的任何方法都要有效得多，这就使技术革新一个接着一个越来越
迅速，而且是穿流不息地出现。在我们这
里许多人的一生里，就看到了许多东西，
只举出其中少数几个例子，譬如电子和爱
克斯光，无线电报和无线电传真，内燃机和燃气涡轮，汽车和飞机，放射能，原子能和氢弹。在古代，这些发现中的任何一件都会成为某一个世纪的标志。
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变化重大的时代，有人叫这个时代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这种叫法把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减少了，模糊起来了。贝尔纳教授已经指出，现在所发生的变化，其规模之庞大远远超过工业革命；这种变化虽然表现在工业方面，但是说得更确切些，它的主要精神是在科学方面，而非技术方面，人们甚至可以把它叫做科学革命，因为科学不只是用于改变工业，实际上它也在引导这种变化。他说：“将来的工业，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想像，科学地去计划和进行，其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像的。”
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就是无止境的技术革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许多良好时机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必须不让氢弹的发展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让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如果想预测未来事态发展的方向，就一定要把新的发现和革新的可能性估计在内。1939年发现的原子分裂和1945年第一个原子弹的爆炸相隔只不过六年光景，其后还不到十年，又发明了比原子弹威力大一千多倍的氢弹。
我们这个时代的困难处境，就是在人们做出许多激烈的政治决定的这个世界里，由于原子能的发现，使我们必须做出如下的抉择：或是大国之间进行和解，以便共同寻求共处的办法；或者用核子武器进行战争。如果政治上的分歧得到和平解决，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可以预言：紧张局势会得到缓和，军备会得到裁减，以及因此而解放出来的科学的和有创造性的力量会被迅速而有效地应用于提高全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这个迫切问题上面。毫无疑问，只要找到了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末人类的前途就会很快地改变面貌：今后五十年里，目前我们所受到的危险，痛苦和焦虑，都将被同情地视为是科学时代以前的一个时期里人类的愚蠢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一旦在大国之间发生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的战争，那末毫无疑问，地球上很大一部分居民以及在人类文明时期所获得的大部分成就最后都将被毁灭，在目前疯狂的核子武器军备竞争的情况下，很多权威人士的确感到这种定期爆炸试验所产生的效果足以对整个人类带来严重损害。
这情况给了全世界各种专业的科学家们一个严重的责任。这种伟大的新力量，不管它是好的或是坏的，都是通过科学和科学家才发现的。因为这种巨大的毁坏力量都是这种新发现所生产出来的第一批产品，所以无怪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有时要对科学侧目而视。
二 科学和科学家们的
道德威信
约十年前，紧接着世界科协成立以后，约里奥·居里教授在他出版的小册子的导言里写道：“在这一代以前，没有人严重地怀疑过，作为人类精神最高品质表帜的科学，是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最丰富的来源之一。诚然，在人民中间散播科学知识的行动方向就遇到沉迷于神秘主义和迷信里的人的强大抵抗，以及那些靠着在自己统辖下的庶民的懦弱无知来维持自己利益和特权的人们的强大抵抗。由于早期滥用了在科学上的成就而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非正义的事情，但是人民对科学的信心还是不断在稳步上升。
过去五十年里所发生的事情，显著地改变了这一普遍的态度，从上世纪末叶以来，科学所产生的一些坏的后果，使人们日益频繁地感到忧虑与苦恼。有些人甚至对作为文明要素之一的科学的价值也怀疑起来了。最近发生的原子弹事件，更增加了科学家们自己在思想上的混乱，以及人们对科学所抱的态度的混乱。”
人们对科学抱着这种猜疑态度，有时候甚至敌对的态度，这种情况即使只在少数国家内存在，也必须使科学家们看作是很严重的事情。几百年来，保证科学的繁荣和壮大的重要因素，就是科学家在道德上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人尽皆知，在这几百年里，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类进步这一伟大目标；在这几百年里，再引用约里奥—居里教授的话来说，毫无疑问，“科学知识驱逐了迷信和人们对于看不见的力量的恐惧，给我们的精神带来了平安和对人类进步的坚定信心，同时也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
撇开了道德威望和人民的支持，要科学担负起目前情况可能赋与它的这一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任务，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当前所处形势，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把科学方法广泛运用到人类事业的各个方面去。我们当前所处的形势，要求我们把每一个国家科学家的人数增加很多倍，同时为他们提供工作中所必要的一切技术条件。要是没有公众的广泛支持，一个国家的科学潜力是不能很快地发挥，甚或会延搁。科学家的工作将不但会苦于缺乏实验用的适当工具，而且也会苦于缺乏外来的鼓励，这种鼓励是来自群众对他们工作的关心和尊敬。
为了使科学享有它早就享有的群众支持——至少在一些国家中已存在着失去这种支持的危险——科学家必须要用他们的行动来说明他们是非常关心现在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说明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准备作出个人的牺牲，以保证科学不被滥用于破坏的目的，而被广泛地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然而，面临着由于原子弹的发明而产生的危险，人们就要求科学和科学家，承担整个防止用原子武器进行的战争的责任，这实是比他们一般应当承担的责任还要
更大的责任：科学家们的责任，就在于向
人民说明他们的发明对和平和战争的关系！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有特殊的资格和特殊的责任。此外，有些科学家们，也许
会感到：他们无法或多或少地参与有关筹备和备战的任何科学活动，而认为这是有关人士的良心问题。把核子能用于和平或用于战争，其最后责任却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身上。
科学家和所有的公民们同样负有责任，来影响他们国家关于核子能的政策，正如影响他们国家的其他政策一样。在发明原子弹的时候，物理学家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制造这些武器方面，则需要一个现代国家的各方面的力量，单靠科学家是无法制止这种武器的制造的。
由于使用原子和热核子武器进行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存在，当前科学家们的主要责任，就是要最广泛地帮助各界人民认清我们所面临的可怕的危险，以及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危险的方法。这样，科学家们对于在全世界各国毫无例外地建立一个强大的而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掌握着社会舆论的机构这样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就能够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而这样的机构能够使全世界的政治家不用武力而解决国际间的纷争。此外，科学家们也必须使大家了解就是在现代军备竞赛中的爆炸试验所要引起的危险，使大家了解由于这种爆炸的放射作用所引起的危险以及它们对人类的未来和后代所产生的影响。虽然这个问题和避免战争比较起来还属于次要地位，但也是极其严重和急迫的。
我们很早就知道游离放射，如从放射物质中所发出的那些东西，或者宇宙射线中所显出的那些东西会在生物身上产生变化，使他们的子孙身上产生一种带有新的和非寻常性格的叫突变种的东西。这些变化并不是立刻就在他们的子孙身上显现出来的。这种潜伏的缺点，举例说，可能只在两个受到同样影响的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它们被称为隐性，并可能出现在原始放射受难者的许多代以后的子孙的身上。
人类经常受着宇宙射线的这种影响。这种放射性在地球表面上的强度是：在一个受到它影响的人身上，一年内将受到大约0.1伦的放射剂量。伦是这种衡量的标准单位。原子弹爆炸试验以后，大量的放射性散布在空气中，又被高空的风广泛地吹散到各地。假定这种放射性平均地散布在地面上，我们可以估计出每个人受到多少这种外加的放射性。这种估计是各不相同，但是合理的估计，是在一种已经使用过的热核子武器爆炸之后，在每个人身上会受到0.2伦的放射剂量，相当于一千万吨的梯恩梯炸药。
这些数字说明，如果平均每年爆炸五颗热核子武器，那么全世界人们所受到的放射力将等于他们受宇宙放射影响的二倍。这种增加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各权威人士对于放射性对人类优生学上所产生的影响估计很不相同。用果蝇作的试验说明了宇宙线幅射所产生透射在被观察中伤害突变里面大约是一千之中有一个，另一方面，由于对人类难于作试验，所以没有精确的材料。但一般说来，大家都同意放射性的影响是更加严重的。据观察伤害突变比例的估计，仅仅是宇宙射线本身就有从1％到9％的不同的伦的放射性。因此，对原子和核子爆炸所产生的放射力的增加以及随后的对生物的优生学上的影响作出一个更精确的估计，是一件急迫而且重要的工作。
只是涉及到伤害突变这方面的考虑，表明了我们目前所能提供的材料是已进行的原子武器爆炸试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肯定地，我们已给后代制造了人类的不幸，但这不幸的大小我们还不知道。直到提供了有关这问题的可靠材料，科学家的任务是制止更多的爆炸试验，并为争取对爆炸试验的后果进行独立的科学调查予以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对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所产生的危险这一点，甚至对仅从目前被限制使用的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中产生的危险的简短说明，再一次着重地说明了战争中更大规模地使用这些武器对整个人类的极大危害。还可以举出这种危险是由于使用了所谓的战术原子武器而产生的。
关于由于科学的发展而提供了建设的可能性，科学家的责任是同样的重要，而且更加复杂。
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人就曾起过极大的作用。这些人对于在社会上可能发展的东西比他们的邻居看得远一点，他们使这些可能发展的远景在人们的想像中成为活现的东西。由于在人们的想像中唤起了新的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就有力地帮助了这些可能的事物的实现。我相信，尼赫鲁先生号召科学家应起现代世界预言者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科学家一定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言家和诗人。因为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技术才能从他们的发明里清楚地看到未来的远景，只要他们是肯于从事具有幻想和创造性的思考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伟大的技术上的进步，将在一开始时就是科学的并且是科学地计划出来的。但是计划的执行将需要所有人民的热情支持，而广大的人民在今后的许多年代里，绝大多数却都不会是科学家。要获得这种支持，必须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和平世界中科学的应用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我的一位伟大的同胞、英国革命领导者和新式军队的创始者克伦威尔曾经说过：“人民必须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斗，并爱他们所知道的目的。”
如果我们从人民方面得不到这种对科学的同情和了解，我们就不可能获得科学方面的人力很快的增长，这种人力即使是对目前有计划的技术开展来说也是需要的。例如在英国，到二千年的时候，我们飞快增长的对动力的需求，大部分将从铀和钍取得，这就需要从政府、各大学和其他工业方面得到大量的技术专家，虽然对科学方面的人力需求是在飞速增长，假如一个国家对科学重视不够的话，该国最优秀的青年中就会有绝大部分的人去学习诸如古典文学和人文学之类的其他学科。
当有能力的科学人材的供应对一个国家的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注意一下目前各国学习科学和学习艺术和人文学的学生人数比例上的巨大差异，是很有趣的。例如，苏联大学里学科学的学生与其他学生的比例是五比一；英国是一比一，日本大约是三比七。这些数字仅供参考，尚可有所保留，因为如果把技术学校和其他学校中的学生也加以考虑，那末这些数字的比例也许会有些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各国间之存在着这种极大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个国家要在科学与工业水平方面跟上现在的发展而不落在它邻国之后，很多情况中，从事于科学事业的青年的人数比例实在是太小了，这也是没有疑问的。如果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科学家对自己祖国的科学发展方面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他们必须在普及科学方面作出贡献，用富有想像力的办法来说明目前伟大的建设可能性。这样他们就帮助了本国科学的发展和科学人材力量的发展而赢得应有的支持，而这两者对于满足目前需要和将来大大增长的需求方面，是很重要的。
各国达到这些目的时所遇到的困难有着很大的不同，这里只能举一两个例子。有些工业家们发表他们的看法，认为再没有什么必要去支持他们本国的科学传统和从事于任何大规模的研究工作了，因为按合同办事可以更省钱，获利更多，发展和研究工作可以让其他国家的机构来进行。这种看法，如果实行的话，对该国科学传统是一个致命伤；而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丧失了独立，就是在其他各方面丧失了独立；这是不用强调的。因此，科学家们的责任就是要强烈地反对这种倾向，和其他要破坏强大而独立的国家科学传统的发展的一切事物。
最后，科学家对他的国家还有一个第三个责任，这可能是难尽到的一个责任。肯定地说，我们能预见的工业方面的巨大变革、使工业达到不能想像的科学计划和科学操纵的程度的那种变革中，将包括我们社会组织形式的很大改革，以及行政管理和政府中更广泛的使用计划和科学的方法。
因此，我们就面临了这个问题：在一个不应用战争来解决的思想意识的分歧所深深分割了的世界上，要过渡到科学计划的社会。科学家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找出适合于他们国家进行这种过渡的新方法。这种变革的形式在全世界是多种多样的，因为这种变革最终将由各国人民根据其历史与传统来决定。但是，在环境不断变化的我们的时代中，创造性的想像在找出新的途径方面，也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们可以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我只要举出印度科学工作者协会创始主席、伟大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的例子来说明：对于我们时代的迫切问题进行富有想像的、科学的和创造性的研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在这方面，就是要善于适应。很多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是，国内的既得利益非常强大，国家的权力非常巨大，因而使有着明显而急迫需要的变革，也很难实现。这种国家，正如过去那些类似的固执不变的国家一样，一定会无法使自己适应于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而会很快地在力量和影响方面落于他们的邻国之后。
最后，科学家在第三方面所应负起的重大责任是促进科学方面的国际合作。就直到最近科学仍有赖于全世界的哲学家自由交换成果和意见这点来讲，它一直是有着国际性的。我们非常合理地希望现在就建立起这种交流能再度恢复的条件，因为这样做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很大的好处。由于科学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特别加强在科学方面的国际合作。
一方面，我们希望科学具有真正的国际性，也就是说全人类都可毫无拘束地应用它的成果，但另一方面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现在还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性科学的作用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集中了不同科学传统的代表们可用以解决共同问题的各式各样的方法。任何科学家都要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表露出他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而每种自然传统都有它自己的力量和弱点。当科学家们在一起和谐地工作时，才有可能改正彼此的缺点和建立一种共同的力量。这是因为考虑到要想加强国际科学合作，就必须加强个别的自然科学传统，这样世界科学就可以由于各国人民的一切经验和各种不同的文化遗产而更加丰富起来。
这就使人感到在各别国家以及在那些科学传统一向被蹂躏的国家内建立科学传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最有报酬的任务也是一种最开明的利己主义。如果大国间一定要进行竞赛的话，那就让它们在这方面竞赛，看谁能够在使一向被剥夺的我们很多人已经享有的全部利益的各国人民前进这方面做得最好。
最近有些国家的政府已采取了很多重要行动，这对于促进科学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以及促进在其他特殊问题的合作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行动即或只限于一些国家的特殊团体，也将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如果它们的范围再扩大一些，效果就会更大，这样，正直的科学家不论他们对宗教、政治或其他方面所持的看法如何，在任何国家都会受到欢迎的。
这样一种对科学和学问的自由态度在历史上是并不新奇的。例如远在两千年以前，在恒河平原的印度各大学就欢迎来自亚洲各地的学生和有学问的人，并供给他们适当的条件以支持他们的学习，今天，学生们要从全世界各处到任何他们所选择的地方去旅行是容易得多了。当学问的实际重要性已大大超过以往的时候，请求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对学问采取一种类似的态度难道是过份的么？
任何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的政府肯定会获得远非它所出的代价所能相比的好处。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说明可以随之而来的好处吧，我们从自身的经验中知道，由于我们能够吸引了许多个国家的青年人来与我们合作，我自己的实验室的工作得到了多大的好处，由于创造力得到自由发展，结果我们能够一起完成了一项实验计划，这个实验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是远非原来所出的代价所能相比的。
任何把国家的资源，那怕是很小的一份资源，用来在它的境内支持国际科学的政府都会获得类似的好处，但却是不可衡量的更大规模的好处。
在这篇简短的发言里，我已经设法指出了当前科学家的某些社会责任，他们对于实现人类伟大的未来的美景，的确可以起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重要的是，必须就他们作用的本身来看他们的作用，而不要夸大它的重要性。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是全世界的人民，但是，科学家能够帮助他们，办法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地位来引导他们，鼓励他们。我认为尼赫鲁先生说得很对，他说人类的未来不属于政客和商人，而属于科学家。但是这种远景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仅仅是由于那时的政客和商业管理者，工业组织者和国家的组织者，在他们对自己的专业的看法上来说，已经变成了科学家。那时人类事务的各个方面，都将用科学的方法来对待，所有的人都会变成科学家，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但是，伟大的自然征服者将不是科学家，而是科学的方法。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个伟大的场合上，向中国的青年科学家们致敬；中国的前途就将要依靠你们。从我上面讲的话里诸位一定会体会到，科学在中国之所以必须迅速地成长并强大起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建设你们伟大的国家，而且是为了在世界科学中起它的重大作用。当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六亿中国人民深刻地熟悉了科学，这对世界科学是有着多么重大的作用啊！
因此，中国科学家不仅对中国，而且还对全世界的科学负有责任。我谨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善意的愿望——正如我在另一场合向瑞典大学生们所说的话一样，我祝他们幸运并希望他们坚持努力。我想向他们引用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希腊大哲学家依拉西斯特杜斯曾说过的一句话：
“那些没有研究经验的人，在第一次使用他们的智力的时候，是会感到混乱和盲目，并且很快就由于疲劳和缺乏智力而中止，就好像一个素无锻炼的人试图参加赛跑一样。但是一个有研究经验的人，他反复钻研，绝不放弃探求，不是一天或一夜，而是他整个一生。他从不懈怠，相反地，他注意每一件似乎与他的问题有关的事物，直到他求到答案为止。”
这就是亘古不变的真正的求知精神。
亲爱的朋友们，我谨向你们对我的好意致谢。请允许我代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对你们的深厚款待和在这次大会上对我们的支持表示最热诚的谢意。我代表世界科协，并且希望本届理事会的讨论会对伟大的中国的科学发展也稍有推进。
第3版()
专栏：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奥巴林院士的发言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对全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科学涉及了人们生活与活动的一切方面。它的威力已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现代自然科学真正巨大的成就说明人类智慧的无限可能性，说明人类的智慧是能够解决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任务的。
因此科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同时他们对全人类的责任也是特殊重大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科学是利害兼具的武器，它的成就可以很好地服务于人们的幸福和福利，但是也可以被用来破坏文化财富，毁灭千百万无辜的人们。
但是科学家贡献了自己智慧和能力而获得的科学成就服务于什么目的，对他们，对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科学家的良心永远不能使他平心地凝视着他亲手所创造的事也被用于毁灭，用于破坏，因为这与他的意志是相反的。
我不自主地想到著名的探险家、人种学家、具有伟大智慧和热烈心灵的人、落后民族伟大的朋友马克莱，他研究了澳大利亚土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的生活和文化，并且在太平洋遥远的海岛上，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代。他对科学的贡献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他是多么苦恼，因为他的研究为殖民主义者开拓了道路。他是多么英勇地奋斗并热诚地反抗歼灭和非人性地剥削“马克莱之岸”的居民。当然，这不仅仅是研究者希望自己科学工作的对象保持原封不动，而是蕴积着忠诚不渝的人道主义者深厚的博爱，对这种人来说不论民族皮肤的颜色和头颅的形状如何，任何普通人的生命和幸福都是最宝贵的。
我们另一位以亚洲大陆上一系列发现而闻名的地理学家，但是更以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而知名于世界著作的克罗包特金写过，那些力求用自己实验室墙壁与世界隔绝并在创作过程中寻求享受和企图忘却生活，然而从不关心这一创造对普通的人们、对人民的结果会怎样的科学活动家，使人想起在麻醉剂中企图忘却生活的鸦片烟瘾的人。
对于我个人说来，“科学只有当它服务于人类幸福时才能称为科学”这样的思想和口号，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因为我的导师——不仅是化学方面，而且是生活中的导师，我国卓越的学者巴赫院士曾经向我讲述过，他因躲避沙皇政府迫害而移居到静静的日内瓦湖岸上，在设备极好的实验室中工作的时候，因不能参与为人类幸福未来的斗争而感到精神上极大的苦恼。
为了不仅仅提到我比大家较为接近、较为熟悉的人的名字，我还要提到我们大家都知道而尊敬的，我们许多人都热爱的科学家——我们协会的主席弗列德利·约里奥—居里。他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在自己专门方面达到了光辉的绝顶，但却从来不蜷伏在所谓“纯科学”的“象牙之塔”内，而以全副精力，不惜自己的时间和健康，为了使我们时代的科学成就不用于破坏目的，为了使现在还广泛流传的认为科学主要是带来毁灭手段的看法从人们意识中根除出去，为了尽快地应用一切宝贵的可能性促进未来进步而斗争。
我们协会会章的第一句话就提到协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科学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来提高人类福利，科学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人类福利。我们协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它帮助科学家认识到他们在正确地应用科学于进步目的方面，对人类负多么重大的责任。
我认为，协会对世界许多学者在劳动斗争中给了大力的支持。他们的劳动斗争是为了使科学成果服务于人类和建立幸福的未来。现在，协会已经成立了我们俄文所谓的“肘的感觉”的情况（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语言是否有这样的语汇）。这个语汇意味着，当你用你的肘触到站在旁边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直接感觉到你在斗争中不是孤独的，感觉到你旁边也有与你同样的为了那些理想，为了使科学为人类造福而斗争的人。初次看来这是一个抽象的感觉却是很现实的和主要的因素，同时这无疑地会成为一个基础，成为解决我们会章中所规定的任务道路上的采取的具体措施的基础。请允许我向我们年青的、正在成长的组织，在它成立十周年的这一天祝贺它在困难的、但是崇高的斗争中获得成就，使科学真正能够仅仅充分地用于世界人民的幸福。
第3版()
专栏：
世界科协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李四光的发言主席先生、各位敬爱的同事和朋友：
请允许我代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向各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感觉到，今天我们举行庆祝是有双重意义的。因为，首先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是为了纪念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十周年。其次，对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来说还是第一次享有接待各国杰出科学家的荣幸，这些位杰出的科学家都是对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工作非常关怀的。
我们深深感到遗憾，我们的主席约里奥—居里教授和副主席贝尔纳教授没有能够参加这次纪念大会。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位在过去对我们协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断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们在精神上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也同样相信今天没有能够出席的、支持协会事业的各位科学家在精神上也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在战争接近结束时，科学在某些方面遭到滥用，科学家由此觉悟到他们对自己劳动的成果的应用负有责任。因此，1946年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邀请了许多外国代表协商，在约里奥—居里教授、贝尔纳教授和其他杰出的科学家的积极领导之下成立了世界科协。世界科协成立以来，约里奥—居里教授和贝尔纳教授一直以坚持不懈的精神，为科协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所以在我们协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谨向他们两位致以崇高的敬意。
十年来，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是一直在稳步地向前发展的。
在冷战的恶劣影响甚至侵袭到世界最偏僻的地方并且几乎影响到生活的各方面的那些年月里，当人们有时甚至怀疑人是否配称为人这一光荣称号的时候，我们的协会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遭到了挫折。
由于我们各位会员在那些年月中和以后坚持不懈地一点一滴地进行工作，以及会外朋友和支持者的帮助，尤其是世界人民对和平利用科学的成果为人类谋福利的迫切愿望，我们才得以逐渐突破重重困难，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从而巩固了我们协会的基础。
有许多原因和某些意义重大的事件是有助于我们工作的发展的。如果我把由于知名的科学家们的一种运动而得以广泛传播的罗素—爱因斯坦信件和麦劳呼吁，作为各种原因的一个例子提出的话，我想不是不恰当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协会的主席约里奥—居里教授和今天在这里主持我们这个纪念大会的鲍威尔教授，在那个公开的信件上都签了名。因为人们都深信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崇高的，因此，这个信件在科学家中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不待说，更重要的是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在那里不同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自由地交换材料和意见，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为此感到庆幸。
遗憾的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很大的一部分科学工作者——例如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却不能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从许多材料里也知道了这次会议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许多材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几位同事作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另一方面，也就是主要的一方面，是苏联政府派遣以诺维科夫教授为首的科学代表团访问我国，传达有关日内瓦会议上讨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各种资料。就是这样，我们才清楚地知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以及贯穿在整个会议中的友谊气氛。虽然我们没有代表参加，但是我们完全赞成召开这次会议的精神以及在会上自由交换具有无上重要性的科学资料这种作法。
我们协会发展的远景是振奋人心的，理由很明显，因为过去几年来我们愉快地接纳了波兰、苏联、匈牙利、巴基斯坦、日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许多科学团体。由于阿尔巴尼亚、蒙古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科学团体最近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前景就更加令人兴奋。
然而，这些有利情况不应成为我们放松努力的原因。今天，我们必须看到笼罩着政治领域的黑暗势力仍然威胁着和平甚至威胁着人类生存。因此，全世界科学家一致行动起来是迫不及待的。我们就必须加强我们的组织和扩大我们活动的范围，来和这种黑暗势力进行斗争。为此，在一切部门内工作的科学家都必须团结和组织起来，促进国际间科学知识的交流和科学家的相互访问，巩固科学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有用的科学知识，并使科学服务于自己的崇高目的——为人类谋更多的福利。
当我们观察一下科学家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工作条件时，我们会注意到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各国的科学家。其中很多问题已经在我们的宪章上有了规定，过去几年来，我们为这些问题也作了不少努力。但是仍旧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应该指出，目前，交流科学材料和互派科学工作者访问的条件还很不够。事实上，这种交流甚至毫无理由地被禁止了。这是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的。科学的发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那些愚蠢的人们企图怎样来阻挠它，科学发明仍旧会流传到世界各地。近几年来，国际间的科学会议大大增多了，这是很好的。但重要的是，应该使各国的科学家都能参加会议。很不幸，事实并不总是这样。
我们特别高兴地注意到，预定于今年九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二十届国际地质学会议的组织者采取了步骤，使各国的地质学家都能够排除可能遇到的困难，而得以参加国际地质学家的大家庭。为了在1956—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综合工作，各国进行了必要的筹备，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积极支持与努力促进的事情。有些国家之间尚未签订文化协定，它们的人民团体已经作了一些科学交流的工作，但在这方面，它们还可以尽更多的努力。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随时准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联络工作，以促进其目的在于推进国际科学合作的国际交流。比如，我们准备作必要的安排，欢迎外国科学家访问我国，或者派遣我们自己的科学团体出国访问，并促进和任何别的国家的科学团体交流科学资料。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还作了很多工作，以履行一项重要职责，即
“保证将科学运用于帮助解决当前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与我国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大规模建设相配合的。有几个突出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工作的性质。如治理洪水、利用我国自己的资源发展工业、鉴定自远古以来中国人民相沿使用的药材等等，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大量需要用科学来解决的问题。这就要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通过它的会员组织，动员有关的科学家参加这项工作。
例如，我们已找到廉价而耐久的材料和适当的方法在黄河中游靠近三门峡的地方修建一个巨大的水闸并在这条河的上游修建许多较小的水闸。但是我们尚未完全解决水土保持这个复杂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决定整个设施的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又如，黄土问题及红壤问题对于农业生产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些问题不能像常见的那样单纯从学术观点来处理，而必须使科学家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在这方面，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固然作了一些工作，但还嫌太少。中华医学会已在用科学方法研究和推广某些传统治疗法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然而，还有很多医学材料值得重新审查。同时科学家有责任协助指出哪些是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哪些仅仅是江湖医生的骗人术。
我们的人民及政府对科学家的信任是我们感到庆幸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及其他这样的组织所提出的有价值的建议总是很快地就被接受。现在我国进行的建设其规模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
在人民政府倡导和全国科学家的积极响应下，我们正在讨论与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打算大约在十二年的时间内使我们能够造就几十万有成就的科学家，来适应人民的需要并且和全世界的科学家并肩地努力，以便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我想我在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在别的国家也可能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汇集专门的科学知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这方面能够作很多工作，因为它就是许多国家的若干科学团体的组织。
但是还存在一些别的尚未明确的问题，它们的解决要由不同国家的现状来决定。例如，在有些国家里，科学家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迫切需要改善，同时他们得不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但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这类问题今天是不存在的。我们的问题不是说科学家在社会上或政治上受到轻视，或者缺乏物质上的保障。而是因为我们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速度很快，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因而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有时感到缺乏时间，深入地从事于研究基本性的理论问题，这种情况在其他建设事业发展很快的国家中，想来是可能存在的，因此，从全面发展科学的观点来说，似乎是有必要作为需要及时注意的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提出来。
我们的前任秘书长克劳瑟曾经恰当地指出过：科学揭示未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的眼界，为了未来的发展而努力。我认为，我们当代的技术发展水平已使我们能像鲍威尔教授在世界科协第四届大会上曾以动人的口气提到的那样，认真考虑如何进行星际航行这一句含着许多未知数的事业。如果想使这方面的研究和探险工作真正有所进展，那么最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合作，而不是仅仅依靠无线电观察器偶尔碰到一个来去不明的彗星尾巴，或者仅仅依靠从世界的某几个角落里偶尔射出几支孤零零的火箭。为此，一个全世界范围的计划显而易见是亟需的。
星际旅行的无穷尽的可能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事实，这种想像是令人鼓舞的，但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人们在地球上的生活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有许多重大的有关整个人类生活的科学措施应该引起像世界科协这样的组织来加以注意和及时探讨。约索·卡斯特洛博士正在编辑“科学与人类”第一期世界粮食问题专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合理使用地球上的储量有限的各种贵重物资这类问题时，那末，类似的计划看来也是可行的。用不着想入非非就可以预料到，将来我们的子孙会责难我们科学家，为什么眼看着像煤这样贵重的物质被随便当作燃料烧掉而默不作声，尤其，对我们工程师来说，现在已进入用原子能代替普通燃料的时代了。此外，世界上储存的铀和钍，尽管可以使用几千年，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贵重物质被作成对人类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炸弹而浪费掉。以上这些例子足够说明这类问题的性质。
我说了不少有关我们工作的前景，但是，这全在于一个关键问题能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就是，我们能不能得到和平——持久的和平。历史证明：和平不会自天而降，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来保卫和平。特别是，由于全世界科学家都根据共同的原则按照共同的方法和在共同的科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劳动，他们本来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种族差别、社会地位、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都不能影响他们之间的这一些共同之点。因此，他们应该在团结这个暂时为暴力所分裂的世界中充当主要的支柱。
鉴于核子武器是经过相当时期的紧张的科学研究工作才发明出来的这一事实，关心世界和平的科学家就应该意识到，在谴责使用这类武器方面自己负有更大的责任。
一位知名的苏联学者，我的同行，维·伊·瓦纳特斯基院士说的好：“科学家决不能对他们的研究及科学发展可能造成的结果熟视无睹。他们必须对其发明的后果负责。”
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掌握多种可分裂的物质以及从核子结构中释放出强大力量的方法，因此他们有责任使这些物质被用来，而且仅仅被用来造福于人类。我们世界科协之所以建立就是为了这样的崇高目的。在我们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纪念这一庄严的时刻，我们应该一致行动起来，要求禁止使用任何类型的核子武器。
我们还应该记得克拉卡土拉的火山在1883年爆发，三年之后还有尘土在欧洲上空飘荡，而且有些作用期限较长的放射性同位素的积蓄性的有毒的效果尚未确定，因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大声疾呼地要求停止试验这类武器，以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为我们高尚的事业而斗争，我们必定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