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为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努力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西藏和平解放几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对于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已经给予和正在给予的巨大帮助，实在难以一一尽述。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广大的西藏僧俗人民的支援和共同努力下，具体地实施了中央对西藏的各项帮助。
就以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来谈，中央给予了巨额投资的帮助。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和西藏人民一道，在地势高寒、旷无人烟的数千里地区中，战胜狭谷、激流等一切阻挡，克服无数困难，修通了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和连接西藏内部各主要城镇近万里长的公路，为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人民生活上的困难也逐渐开始得到了解决。
同时，几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认真地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注重民族团结，确实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使过去历代反动统治者造成的汉藏民族间的隔阂，逐渐消除。汉藏民族间的团结，已经越来越趋于巩固和亲密，因而使藏族人民建立了真诚地热爱伟大祖国的情感。
特别是1954年我和班禅活佛一同前往祖国首都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西藏人民的前途的指示，经过各方面详细商讨之后，大家一致认为以几年来西藏各项工作的发展和目前的具体情况为基础，把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统一起来，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利益的适合时宜的措施；并向国务院做了关于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后经国务院批准。此后经过积极筹备，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在公历1956年4月22日（藏历丙申年的三月十二日），日吉时良，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就为进一步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立繁荣幸福、政治宗教同时兴旺的新西藏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我们藏族人民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同各兄弟民族，尤其是汉、藏民族间与藏族内部的牢不可破的亲密团结，而且要积极努力，以便通过区域自治的道路，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是西藏人民空前的大喜事。今后，西藏全体僧俗人民都应该全心全意在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信心，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警惕帝国主义的一切挑拨破坏阴谋，加强与兄弟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和藏族内部的团结，依靠中央和先进的汉族人民及干部的帮助，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道路上，为建设幸福生活和繁荣的新西藏，持久地、努力不懈地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西藏各方面的暂时落后的状况得以逐步改变，并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赶上先进民族，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都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一定能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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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切实有效的领导
本报记者 刘凡
浙江省诸暨县在今年一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就集中力量进行春耕准备工作。到三月底，全县水利工程已超过原定计划的60％，保证了四十五万亩田有三十五天至五十天的水源，八万亩田能免除或减轻涝灾。全县积土肥17，412万担，压绿肥1，200万担，并准备了各种化学肥料三百万斤。全县还完成了二十六万亩田的除虫工作，准备了一百四十万斤适应改变耕作制度的早稻和晚稻良种。这就为今年全县在80％的田里改种双季稻，为今年全县比去年增产12，146万多斤粮食打下了基础。到四月上旬，全县1，010个合作社投入了播种、培育壮秧、翻耕水田等春耕生产活动。横贯该县的浦阳江两岸紫东、牌头等六个区500多个合作社已经完成了播种工作。
诸暨县的春耕准备工作和春耕生产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关键在于县委开始克服了一般化的领导作风，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
县委怎样改变领导作风，进行具体领导的呢？今年一月下旬，金华地委开过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以后，县委会开会检查和分析了全县备耕生产情况，发现全县不少干部对完成今年巨大的增产任务的困难认识不足，而满足于去年冬季的生产成绩，或者错误地认为农民入了合作社，不去领导也能增产，说“船到桥头自会直，不用担心”。因此，干部普遍不深入下层，不帮助合作社具体地解决问题，以致不少地区一度发生了不修水利不积土肥的严重情况。县委会批判了这种领导作风。县委会指出：如果不改变这种一般化的领导作风，如果不对全县的生产进行具体深入的领导，今年的增产任务就有落空的危险。同时，县委把全县的主要生产活动，作了具体的安排。并且根据生产活动的松紧，把其它工作都作了确当的安排，制定了全县分段的工作计划。县委同时又确定在这些工作中主要抓紧三个环节：兴修水利、开展积肥运动、学习种双季连作稻技术。
县委会对春耕生产作了具体安排以后，县委委员就分头深入合作社进行具体领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及时总结和推广经验。县委书记孙子甫到新民乡以后，立即发现了备耕工作中的虚假现象。原来说新民乡完成的水利工程能灌溉四十天至五十天，孙子甫深入访问以后，发现兴修的水利工程蓄水量仅够灌溉三十天左右，距县委要求的抗旱能力还差一倍。孙子甫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帮助乡支部重新动员群众兴建水库，把全乡的抗旱能力提高到能灌溉到六十天。县委会把这件事向全县作了通报，指出各级党组织必须深入下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才能保证今年增产任务的完成。接着全县十二个区的区委书记和三十六个乡的乡总支书记都自觉地深入合作社去帮助解决问题了。如大西区区委副书记葛若松到次峰乡发现大源水库工程进展很慢，原计划四千个工可以修好，已经花了三千五百个工，还需二千个工才能完成。为什么这样慢呢？葛若松经过深入了解以后，找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的评分方法是按日评分，而不是按照每天做的多少来评分，不能激发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劳动效率很低。葛若松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就在工地上划出八个土方，找了十个社员来挑土方，根据挑土方的情况计算出每个劳动力挑二方半为十分，第二天工地上实行包方计酬的办法。葛若松又同社员和干部研究确定了夯土的标准。这就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挑土和夯土的效率都比以前提高半倍。这样做，不仅帮助下面的干部解决了当前生产中的问题，同时也提高了下面干部的工作能力。
诸暨县委领导作风的转变还表现在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和最薄弱的环节进行工作。首先，在春耕准备工作中，县委发现不少合作社的增产指标太高，或者具体措施太少；有些合作社根本无法达到；而且这种指标过高的计划已经影响到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比如陈蔡区陈蔡乡上蔡合作社由于增产指标过高，社员生产劲头不大，三月上旬只完成积肥计划的43％。群众认为：干死了也完不成计划，何必花大劲。县委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就协同乡支部帮助合作社适当地修订了增产指标。这些合作社社员的积极性马上高涨起来了。第二，三月上旬县委又抓水利和积肥两个薄弱环节。当时水利只完成计划数的60％。水利工程进展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个地区水利工程的任务分配得很不平衡。一般地说，湖区的任务较重，坂区次之，山区较轻。根据这种情况，县委从坂区抽调了八千个劳动力支援湖区，这就加快了水利工程的进展。当时，一般合作社还缺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肥料，县委就发动群众在六万三千亩春花田里套种了绿肥，并且想出了其他几种积肥的办法，基本上解决了肥源不足的问题。第三，县委认为今年的增产任务很大，必须保证作好对农村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因此，县委就抓紧组织各个有关部门为春季生产服务。如供销、手工业部门组织了五千五百多个手工业工人下乡，为合作社修补和新制了四万多件农具；金融部门先后贷款一百三十多万元，帮助715个合作社解决在水利和购买化学肥料方面的资金不足的困难；合作部门及时推销双轮双铧犁1，070部；粮食部门调运和组织合作社互换良种三十多万斤；食品公司积极地采购了二十多头耕牛支援湖区。这些部门积极地配合，对完成备耕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最后，县委还特别强调了干部必须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技术的问题。春季生产中，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区委委员和一千一百个农村工作干部普遍学习了种双季连作稻的技术和经验；还组织区委书记实地参观和学习了积堆肥的操作方法。为了保证完成农业增产任务，县委会要求县委委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成员在今年内要学会农业生产中的先进技术，以便更切实更有效地领导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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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团结进步的日子里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西藏和平解放已经将近五年了。五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示出西藏人民正在紧密团结，大踏步地向繁荣、幸福的道路前进！
从前西藏人民由于长期受着历代皇朝的统治，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阴谋破坏，以致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西藏人民的灾难和痛苦、鲜血和眼泪充满了历史的篇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西藏人民就永远摆脱了内外反动派的压迫得到解放，回到了祖国大家庭内，充分地享受到了民族平等的权利。五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忠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民族团结、平等的政策，所有一切大小事宜都同西藏僧俗负责人员和人民进行协商，根据我们的意愿办事。他们在为西藏人民工作的时候，一贯都是抱着真诚的为藏族人民服务的满腔热情。例如有些汉族医务人员，为了挽救藏族群众垂危的生命，将自己的鲜血输送给病人。像这样的模范事迹在建设新西藏的工作过程中是非常多的。有些高级干部在为西藏人民谋幸福的工作中，因为过度辛劳而成疾；有不少优秀的人民战士和工作人员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中的模范事迹和英雄行为，以及他们在帮助我们西藏民族进行建设中所取得的功绩，使我深深感到中央和毛主席以及汉族及其他各兄弟民族对于我们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无私的援助。
正由于他们的帮助，西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日益提高了，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已有将近一百五十个官员经过了学习，日喀则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正在迅速扩大，赴内地参观和学习的人已有三百多人。在各项建设中涌现了不少藏族模范，有不少人现在已经学会了一些新的技术或正在学习新技术，我们西藏本民族的干部正在日益成长着。
1954年我和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僧俗人民光荣地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们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并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参加讨论和制定了宪法，选举了国家领导人员。会后又参观了全国各大城市，受到了各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尊重。我们亲眼看到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祖国无限幸福美好的远景。我们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是感到无限光荣而又自豪的。我们和全国各兄弟民族有着同等的权利，能够参加决定国家大事，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在北京期间，在中央直接帮助下，解决了我们同噶厦之间的很多历史悬案，双方很圆满地达成了协议，并且顺利地解决了西藏今后的统一问题。经过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各方代表研究协商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要求，恳请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并作出决定。毫无疑问，以上事实证明了我们同全国各民族以及我们内部之间的团结不但是密切了、加强了，而且是更加巩固了。西藏人民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团结是建立在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共同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兄弟般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的，我们西藏内部的团结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家乡，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永远不能动摇的。
五年来，康藏、青藏、拉日、日江、江亚公路相继通车；中央人民政府发放了大量的农牧业无息贷款、水利贷款、救济贷款、救济款和工商业低利贷款，以及用于各项建设的经费，促使西藏地区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仅就日喀则地区来说，农业耕地面积扩大了，收获量也有提高，有些地方收获量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或者更多一些；手工业、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在文教卫生事业上也是同样。日喀则地区新成立了很多小学；日喀则人民医院除在市区门诊外，还多次派出巡回医疗组深入各宗溪，给藏族人民免费治病和种牛痘。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仅就日喀则贸易办事处的统计，1956年2月和1953年2月相比，货物销售量就增加了480％多。交通方便了，各地群众之间的来往密切了，仅在1955年12月到今年2月，就有二千多群众坐汽车到拉萨去访会亲友。此外，年楚河大桥就要完工，年楚河堤坝开始修筑，由中央拨款整修公觉林、德庆颇章的工程已经动工，日喀则火力发电厂不久就可以供电，新房舍也会很快地增添。实际生活向人们显示：我们的家乡贫困现象正在逐步减少，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繁荣和幸福。
根据西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情况，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了。这表明西藏地区工作发展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使我感到万分的兴奋和鼓舞。我作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中的一员，衷心地表示：今后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积累工作经验，为将来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贡献一切力量。
我坚决相信：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将会使西藏地区各方面的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建设幸福美好政教兼隆的新西藏是我们全体僧俗人民共同的愿望。以往一切事实都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只有加强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我们内部之间的团结，才会使西藏各项建设工作加快速度的进行，这就是我们一切幸福的基础。让我们汉藏人民和藏族内部更加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加强反帝爱国力量，做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为建设祖国的新西藏而奋斗！
光荣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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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弃暗投明
晨光
蒋介石特务机关“中央委员会第二组”派遣潜回大陆活动的“上海区特派员”张毅，在二月十六日向杭州市公安机关人员投案自首了。
他向公安人员详细地叙述了他罪恶行当的经过。
正当今年春节前几天，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给港、澳同胞回乡过春节以各种便利的消息在香港传开了，很多人忙着整理行装，张毅也拿了一张“港澳居民春节回乡证”夹在香港回乡的居民中，混进大陆来了。
二月九日，张毅在广州搭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张毅在车厢里看到旅客们都在愉快热情地交谈着，谁也没有注意他，他就回想起自己在港、澳时表现的那种恐惧，真是可笑已极，也后悔没有把电台随身带来。他在火车上开始寻找目标。当他发现有两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正在谈论军队里的生活情形的时候，他便凑了过去，企图弄点军事情报。他刚刚靠近一点，其中一个战士很注意地望了他一眼，就向另一个战士说：“咱们不谈这些了。”张毅并不因此就打消搜集情报的企图。他又继续寻找了另一个目标。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工人，正在和两位同伴谈着自己将从上海搬到东北去的事。张毅便装出一副“见面熟”的样子，钻进谈话的圈子里去，而且直接对着那个青年工人问起话来：
“你是到东北去么？”
“是的。”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没有得到回答。
“你为什么要去东北呢？”
这个青年工人冷冰冰地说：“为什么？为工作！”以下再也不说什么了。
经过这两次试探之后，张毅的内心又开始紧张起来。觉得在这样的人当中活动太危险了。他找了一个不惹人注意的角落蜷伏起来，盘算下一步的计划。
除夕这一天，火车到达杭州。张毅匆匆忙忙从车上下来，跑到冯山人巷四号史文霞的家里。
史文霞是张毅过去很要好的朋友；她的丈夫史桐生也是张毅的朋友，过去在蒋军里做事，现在还在台湾。张毅想利用和史文霞的旧关系以及史的许多弱点，要她把自己掩护起来，以便进行活动。
但是，事情总不是那么如意。在家里的主人却是史文霞的小姑史静霞。这个小姑见着他就把脸沉下来问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史静霞的带着怀疑的眼睛和紧绷绷的脸色，表示出她不欢迎这个来路不明的不速之客。张毅只好支支吾吾地说：
“姐姐，我从香港来，特地来看你们的。”
“我们生活得很好，没有什么好看的。”
“这，我知道。不过，姐姐！你看我穿着这套香港的‘唐装’，实在太冷，又很特殊，怪不自在的，姐姐可不可以陪我去买一套棉衣服？”
可是，这位“姐姐”却望着大门外回答说：“买衣服可要布票呀！我们的布票只够自己用。”
这样，张毅只好无可奈何地转过话题，向她探问史文霞的情况。史静霞一连串不耐烦的回答，使张毅不能再问下去。
这时候，史文霞的女儿史蒂华恰巧伏在桌上写信，张毅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下角写着“嘉兴市第二医院”的信封。从笔迹判断，这很可能是史文霞的来信。为了证实这点，张毅就对史静霞说：“姐姐！把那封文霞来的信给我看看吧！”
“文霞来的信用不着你看。”
不管史静霞的态度怎样冷淡，这句话却给他证明了史文霞的下落。但是天气这样冷，没有棉衣，没有住处，怎么办？这时候，他突然想到史文霞的弟弟史迪群，这个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作过事，找到他或许会有些办法。张毅就挨近带着红领巾的史蒂华说：“陪我上舅舅家去，好吗？”
史蒂华也冷冰冰地说：“我不高兴！”
张毅转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支派克钢笔，放在她面前说：“蒂华！香港来没带什么礼物，这支派克钢笔送给你吧！”
这姑娘说：“我自己有！”
他连忙说：“那么我们调换过来用，作个纪念吧！”蒂华也不换。他又顺手拿出一盒饼干，对蒂华说：“饼干！留给你吃吧！”这小姑娘看也不看，就回答：“我不要吃。”
张毅碰了这一连串的钉子，窘得脸也红了。他正觉得非常尴尬的时候，史静霞走过来对他说：“你要是真的关心蒂华的话，请你看一看二月一日的浙江日报，周总理的报告上讲现在台湾愿意回大陆的人，可以回来了，过去犯过罪的，可以宽大他们，还可以给他们工作做。如果你知道蒂华爸爸在台湾的地址，告诉我们，也好写信把他叫回来，共产党是怎样说就怎样做的。”
史静霞的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这个老特务的心上。张毅慌乱得只能支支吾吾地说：“蒂华爸爸在台湾，我在香港，他的情况我不大晓得。依我看，这种信还是不写好。……唔！时候不早了，我走了！”
张毅狼狈地从史家走了出来。街上正是家家张灯结采，欢度除夕的时候。他身上绷了一件薄薄的夹衣，紧缩着脖子在零下五度的严寒里走过夜市，抱着最后的一点幻想，搭车往嘉兴去了。
张毅跑进嘉兴第二医院的时候，史文霞正在值班。她对张毅的突然来临感到十分奇怪，不等张毅多说就对他说：“你最好同我们组织上谈谈去！”说着，就跑去报告了医院的负责人。
史文霞的这个行动，对张毅是最沉重的当头棒。他在台湾订下的全部计划，到这里完全破产了。他不能不开始焦急地考虑起他的命运来。但意外的是，医院的院长却亲自来找他，亲切地招待他吃饭，而且还留他住下。这使张毅更加惶恐。
旧历大年初一，张毅觉得史文霞对他的态度比昨天刚见面的时候缓和了些，还给他买了棉衣，而且还领他出去逛逛，并且向他介绍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种种新事物。在谈话中，史文霞问到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上海一个国民党机关里做事的事，他沉默了半响，觉得实在不能隐瞒了，就支吾说是，“在‘中统局’做过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一直做生意，为生活奔波到现在。参加‘中统’的事，在解放时已经向上海军管会交代了。”史文霞马上警告他说：“你不想想自己过去为谁服务，为谁出力，而现在，解放六、七年了，你还说这种话！”
晚上，史文霞又带着张毅去看电影“天罗地网”。当银幕上出现一个“红领巾”的时候，张毅就联想起史蒂华和自己现在的处境。突然电影里那个“七号”特务被捕了，他心里不禁也“卜通”地一跳，紧张地吐了一口粗气。
看完这场电影以后张毅的心绪很乱，很紧张。他想，无论如何是潜伏不下去了，今天不被抓起来，明天也要被抓起来。跑又跑不了，藏也藏不住。他想学电影里的那个“交通”，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他走进了屋子，心神不定地望着史文霞，史文霞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说坦率些，我不信任你。”
“那怎么办呢？”
史文霞坚定地说：“政府相信你，我才会相信你。”
这使他再不敢吭声了。
二月十四日，史文霞回杭州去看女儿，张毅在嘉兴没有安身的地方，不得不跟着史文霞一同到杭州去。
当天晚上，史文霞拿着二月一日的 “浙江日报”到张毅跟前，把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详细地读给他听，特别是把对台湾蒋介石集团军政人员的政策那一段，反复地读了几遍。史文霞又告诉他： “张毅！解放以后，我和我的女儿过着安定美满的生活，这个你亲眼看到了。而你和你的妻室儿女呢？几年来一直在外地东跑西奔，担惊受怕的，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你自己是亲身体验到的。一个人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吗？你到底依靠谁呢？要是你这一次回到大陆来不是真心投靠祖国的话，你想想看，谁对你会放心呢？”
当时，张毅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史文霞才好。但是有一点他很明白，就是史文霞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已经到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严重的关口：是依靠美国和蒋介石呢，还是依靠祖国和人民呢？现在不能不有所选择了。于是，他对史文霞说：“我懂得你说的一切，你放心好了。我们的方向能够一致的。”
这一夜，张毅一直没有睡着觉。他回想着他过的这十几年来罪恶的生活，回想着他潜回大陆以来的这几天的境况，回想着“天罗地网”电影中那个“七号”特务分子的下场，回想着史文霞对他的谈话和念给他听的“政治报告”。他在心里反来复去地默念着“政治报告”中和他关系最大的那几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
第二天，史文霞和他女儿带着张毅一起去逛西湖。他们逛了解放后已经面目一新的中山公园，又同去瞻仰了经过整修的民族英雄岳飞的雄伟庙堂。然后他们沿着苏堤到了西山公园，这是解放后新建的大公园，这天游玩的人很多，个个都是那么愉快活泼。这一切，使张毅产生无穷的感慨。一路上，他默默无言，刚进门就向史文霞说：“时间不能再耽搁了，我要找地方投案去！”
张毅在杭州市公安局城站派出所，向所长报告了他是蒋介石特务机关“中央委员会第二组”派来的特务，同时交出罪证，交代了自己的反革命历史。原来张毅是在1937年就参加了蒋介石的中统特务组织，在“青浦训练班”受过特务训练，后来又在上海一带进行过许多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罪恶活动。解放时逃到台湾，又参加了美国特务机关“西方企业公司”受过训练，1950年曾潜回大陆活动过，这次是蒋介石特务机关“中央委员会第二组”派遣潜回大陆活动的上海区“特派员”。他说：“现在感到靠美国、靠蒋介石靠不住了。只有投靠祖国才有出路。所以特来自首，要求政府宽大处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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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消息
中国乒乓球队和罗马尼亚队的精采比赛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梅英和丘钟惠，二十三日在一场女子双打比赛中，以二比零战胜了不久以前获得今年度世界女子双打冠军的著名的罗马尼亚乒乓球运动员罗齐亚努和泽勒尔。比数是二十一比十八和二十一比十六。
这是二十三日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同罗马尼亚国家男女乒乓球队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八场友谊比赛中的一场。
在八场友谊比赛中，中国乒乓球队以五比三获胜。
这天的比赛从上午九点半开始一直进行到十二点半，历时三个钟头。观众有四千多人。
女子双打比赛开始以后，中国队就不断用凌厉的攻势威胁着罗马尼亚队。在比赛中，中国队打出的很多险球虽然都被有经验的对手接了回来，但是中国队运用的以打短球（把球打到对方台面离网比较近的地方）来迫使对方把球接得稍高，然后乘机猛烈抽杀的战术，仍然很成功。
中国队的姜永宁二十三日在男子单打比赛中，以二比零战胜了罗马尼亚的全国男子单打冠军哈拉斯托西。比数是二十一比十八和二十一比九。
一向以防守稳健著称的姜永宁，二十三日却自始至终采用了攻击球的打法。因此，熟悉他的观众都感到很新奇。善守能攻的哈拉斯托西在接攻球的时候，也常常用猛烈的反手抽杀进行反攻，但是许多险球都被姜永宁挡了回去。这场比赛，双方常常要打上二、三十个来回，才得到一分。
罗马尼亚队的守将波佩斯库，在同中国队的攻击型球手胡炳权进行男子单打比赛的时候，充分地表现了他挽救险球的卓越技巧。在他抢救出的许多险球中，有好几个都是他退后到距离球台一丈多远的栏杆旁边接回去的。他的救球艺术获得了全场观众的很高评价。结果，他以二十三比二十一、十八比二十一和二十一比十七击败了胡炳权。
在二十三日举行的男子双打比赛中，中国队的王传耀和岑淮光以二十一比十六和二十一比十七战胜了罗马尼亚队的雷特、甘特纳。
在男子单打比赛中，王传耀以二十比二十二，二十一比十七和二十一比十九战胜了甘特纳。岑淮光以二十二比二十和二十一比十七战胜了雷特。
在女子单打比赛中，丘钟惠以十三比二十一和十八比二十一败给泽勒尔。孙梅英以十二比二十一和五比二十一败给罗齐亚努。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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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消息
十三名男女运动员打破十项田径全国最高纪录
十三名男、女运动员在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次田径友谊赛中，打破了十项全国最高纪录。这次田径友谊赛是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举办的。
著名的女运动员石宝珠这次又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四十五公尺九十二公分的铁饼掷远的全国最高纪录。这是她今年第五次打破这项全国最高纪录了。石宝珠这次还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十二公尺零七公分的铅球掷远的全国最高纪录。在这以前，她曾经三次打破这项全国最高纪录。
十九岁的男运动员蔡艺墅又打破了符保卢保持了近二十年的撑竿跳高四公尺零一公分半的全国最高纪录。女运动员姜玉民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一分（六十秒）的四百公尺跑的全国最高纪录。这是我国女运动员第一次在一分钟内跑完四百公尺。女运动员王剑侠打破了杨玉敏保持的五公尺十八公分的跳远的全国最高纪录。
男子田径赛打破全国最高纪录的还有杨少善和孙久远的链球掷远，郑仁强和李秉诚的铅球掷远，于金安的标枪掷远，陈有才和李中林的八百公尺跑的全国最高纪录。傅生海和张希苓三千公尺跑的全国最高纪录。（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