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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用严肃的态度对待数字
本报评论员
为了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计划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报纸上经常公布一些激动人心的数字。例如：“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每个年度的国家经济建设公报等等，其中列举的数字，在帮助广大群众了解我国当前状况、给全国人民展示出国家的远大前途、和鼓舞群众的劳动热情等等方面，都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并非任何一个数字都有以上的作用。我们在数字宣传中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就妨碍了我们更准确地反映我们国家的现实。在报纸上常有某些企业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的报道，这些报道无疑地反映了我国建设和生产方面的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报道往往只是指的完成了产值计划，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全面地完成了质量和其它指标的计划。这个数字就不足以说明生产的全面的情况。报纸上也常常公布我们国家的某些工作的远景规划，在规划中提出了不同的数字指标。为了规定一个奋斗的方向，提出一些指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这种规划大多是要几年或十几年以后才能全部实现，在漫长的岁月里，各种不可估计的变动很多，这些数字很难说是十分准确的。把这些数字全都在报纸上公布，往往是没有必要、也不能起到鼓舞和动员群众的作用的。至于有些显然是夸大了的或纯属虚假的数字，如果不加审查，冒失地刊登出来，更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和极坏的恶果。
为什么报纸上经常出现一些不全面、不准确或根本错误的数字呢？除了由于公布单位计算方法不科学的原因外，主要是报社的编辑和记者缺乏实事求是的老老实实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的细致的分析能力。而报社的领导同志也没有经常进行教育，使全编辑部人员都认真地重视数字问题，使大家认识到发表数字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事，数字的准确与否，不仅关系到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影响。结果是有些同志盲目地喜欢大数字、轻视小数字，总觉得数字越少越没价值，数字越多越有意义。一味地追求未曾发表过的新数字，轻视已经发表过的旧数字，以为经常刊登一些新的数字，就可以得风气之先，“充实”自己的新闻或文章的内容。于是，今天数字到手，明天就向读者发出了“报告”或“预言”。这种求多、求快的思想，使我们不能冷静地核对和分析我们所要发表的数字，往往在数字上制造了混乱，损害了报纸的威信。
人民日报过去在使用数字方面也曾经犯过不少的错误，直至最近这种错误还没有在我们报面上根除。例如我们过去曾经宣传过每个国营企业的工人每年创造的价值平均为一万元，其中除去工资，有百分之九十四都是直接给国家创造的财富，这个数字，各地在宣传总路线的时候曾经广泛引用。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这一万元里，包括原材料和机器折旧等等费用，这些都不能计入一个工人一年所创造的财富之中。又如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第一版曾经发表了一条预计到1967年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可食肉八十多斤的消息，这也是没有公布的必要的，因为现在来估计十年以后的事，很难做到完全准确。再如三月七日的一篇文章中，把五十三台锅驼机说成了五十三万台；三月二十五日的画刊说明中，把五马力的锅驼机说成了五百马力的锅驼机。这种错误是十分严重的。这些错误，都说明我们在数字问题上缺乏科学的细密的分析，缺乏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缺乏严密的检查制度。我们必须深刻地接受这些教训，彻底克服在数字宣传上的混乱现象。
为了克服报纸上及所有新闻机关发表数字的混乱现象，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和出版社的编辑部都应该深入地检查一次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克服这种混乱现象的办法。一切发布数字的单位，也应该从各方面配合报纸作好这一工作。这里，有几项原则是应该遵守的。第一：应该明确规定各种数字的具体内容，例如完成年度计划、季度计划和月计划的计算，必须包括生产水平、产量计划和质量标准，否则不能叫作完全完成计划。第二：应该建立数字的检查和校对制度，报纸发表的一切数字，必须和有关部门进行详细和精确的核对，有关全国性的控制数字，必须送有关的最高领导部门审核。第三：报纸上的数字一经发现有错误以后，一定要加以更正。只有贯彻以上原则，才能树立严肃的工作作风，才能使报纸在群众中更加有威信。
我们希望各地党委、政府各部门以及广大读者，经常监督和帮助我们，迅速克服报纸上数字使用中的错误和混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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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积极改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
广州市正积极改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对知识分子的调查统计工作已基本完成。市委宣传部已订出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规划，正在筹办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业余大学不久即可开学。市委组织部也正积极准备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第二批新党员。对知识分子的工作过去安排不适当的，也正在进行调整。广州市劳动局等有关单位于三月间就开始了失业和没有职业的知识分子的调查登记工作，目前已介绍495人就业。青年团广州市委会还组织了一批失业和没有职业的具备高中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自修，准备帮助他们在今年暑假投考大学。关于知识分子的福利问题，有关部门也采取措施，作了适当改善。（本报驻广州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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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科学家制造出交流稳压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武汉设计、制造了一架交流稳压器。
交流稳压器是专门用来稳定交流电电压的。它可以广泛地在近代工业的自动控制设备、电讯部门通讯设备、农村广播网的广播设备以及实验室的各种精密电子学仪器上应用。
黄武汉为记者表演了这种仪器的使用情况，不论输入的电源从130伏特到280伏特范围内的任何电压变动情况下，经过这种仪器来稳定电压，就能使电源自动地固定在220伏特左右。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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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师大举办直观教具展览会
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一个直观教具展览会。
会上展出的两千多件直观教具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自己制造和搜集的。物理系教授刘世楷等制造了新式活动星图等十三个模型和仪器。当转动新式活动星图的时候，可以查出北京及北纬四十度地带每个时辰的星象、星座的方向和高度，推算各星及太阳出没地平的时刻和方向等。
音乐系的教师用录音的方法搜集的四百多首各民族地区的民族器乐曲，也在会上展出。（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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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锡林郭勒草原
孙竹
旧的地图上，找不到“锡林浩特”这个地方。百年前有个蒙族贝子（爵号）在这里盖了一座喇嘛庙，多年来这个地方一直被叫做贝子庙。锡林浩特，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的，它因为锡林河而得名。不久以前，这儿只有几十间破旧的土房，现在，占地约七万平方公尺的一千多座新式建筑物已经耸立起来，人口由几百人增加到一万一千多人。离锡林浩特三里路远的东南方，高大的烟囱吐着蓝烟，这是1954年国庆节开始发电的锡林浩特发电厂。随着它的发电，毛织、牛乳化学、制革等许多为牧业生产服务的工厂，都将在这里建立起来。同发电厂遥遥相对的是三层楼房的气象台，它及时向牧民发出气候变化的警报，牧民们再也不要担心大风雪的突然袭击了。
我从锡林浩特先后乘马车、牛车往北走了三百多里路，在接近边境的地方，和牧民达木林扎一家生活过一个短短的时期。在这遥远的边疆，我不仅看到了稀奇的平顶山和无边的牧场，看到了草原上的旱獭和黄羊，而且也看到了蒙古包的变迁和新生活的光芒。
“从前，你若是在我家里住，你会感到不舒服的。”一天当我们谈起牧民过去生活的时候，达木林扎这样说：“那时，我们的蒙古包夏不挡雨、冬不挡风，破旧得不像个样，哪有现在这样整片的毡子。”我顺着他的手势看去，无论是包顶毡还是壁毡，虽然被烟熏得微微发黑，但仍不失它那完整的新模样。地上铺的是厚厚的毡子。在这个包里，我看到有木碗和铜器，有白碴皮袄和粗布衣服。然而我也注意到他们有磁碗和搪瓷盆，有绸衫和更多的细布衣服，还有漂亮的高筒靴和牙刷……。牧民们每天要喝三遍奶茶，就像内地人用饭需要菜和汤一样。达木林扎告诉我：“过去没有人知道一块砖茶多少钱，最便宜也得拿一支羊去换。”现在，人们再也不为砖茶发愁了。去年秋天，达木林扎在二十天中打了七十来支旱獭，獭肉可以吃，獭皮由合作社收购，每张两元钱。他用这笔钱可以买到四十块砖茶，够全家用两年。达木林扎家有四口人，老妈妈年过七十。老妈妈对我说，她的生活是“从六十五岁开始的”，因为那年她家不仅有了自己的牲畜，而且她的三十二岁儿子成了家。现在她已经有了两岁的小孙女了。达木林扎全家有羊二百六十多支，牛三十二头，马两匹，平均每人有七十多头牲畜。今春再接一次羊羔和牛犊，每人平均的牲畜数便过百了。
达木林扎所在的达瓦格浩特（居民小组），有八个蒙古包七家牧民，共二十三口人。其中老年人三人，中年人八人，青年五人，小孩七人。青年和小孩的总和比中年人多，比老年人更多。这个浩特和整个锡林郭勒盟一样，由于经过性病的免费治疗，人口兴旺起来，扭转了那可怕的人口衰退的趋势，不再是“倒金字塔形”、年龄越小的人越少了。这个浩特的雅达木和巴嘎额尔德妮，两个达到学龄的儿童，正在小学念书。青年团员诺尔博和顿道布，像许多年青牧民一样，经过冬学学习，现在已经能够阅读“牧民报”和“内蒙古日报”。草原上“目不识丁”的时代，将永远成为过去的了。
在西部联合旗六佐二巴嘎（村），我访问了女巴嘎长霞姆苏伦。
十九年前，当霞姆苏伦十七岁的时候，她和她的爱人苏结了婚。这对年青夫妇除去真实的爱情以外，家里只有两头牛、一匹马，生活非常困难。他们像许多牧民一样，憧憬着幸福的生活，想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牲畜。霞姆苏伦，先后给章京（官）蛮登那兰和贵族彭采格放过牲口和做过工。当灼热的太阳使旱獭都不敢出洞的时候，当严寒把大地都冻得裂缝的时候，霞姆苏伦也要赶着牲畜在牧场上游动。早晚回来，她还得给主人烧奶茶、挤牛奶和拾牛粪。这种辛勤劳动的唯一代价，就是可以得到主人用过的污黑的毡子，她把它拿回家去蒙在自己那千疮百孔的包上，挡一挡北国的寒风……。
一年又一年，日子就是这样过去的。过了十一年，草原解放了！从此，霞姆苏伦和许多牧奴雇工一样，苦难的岁月结束了，多年来想望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草原的解放使霞姆苏伦有了自由劳动的生活。这种生活给她带来无限的精力和喜悦。1948年，她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到锡林浩特参加接生员训练班学习。1951年人民政府普遍给贫苦牧民发放牧业生产贷款和“苏鲁克”羊（分羔放牧）。霞姆苏伦接到一百五十支“苏鲁克”羊，三年后连本加利归还政府195支羊，她净剩下二百多支大羊羔。从前连一支羊都没有的霞姆苏伦，现在听见自己几百支羊的“咩咩”叫声，她是多么快乐啊！但是她也知道这快乐是谁给她的。于是，她除了照料好自己的牲畜之外，尽心地努力于政府委托给她的接生员的职务。有一次，为了给那森布尔格的爱人诺基玛助产，她在那森布尔格家昼夜守候了七天。由于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先后当选了四次模范接生员。1955年9月，牧民组改建为巴嘎的时候，她被牧民一致选为巴嘎长。一个月以后，她又被选为内蒙古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
现在，霞姆苏伦和她的丈夫、女儿、小儿子一家四口人过着富裕的生活。草原上的五种牲畜她家全有了：绵羊和山羊近四百支，牛二十多头，马两匹，骆驼两头，并且有车三辆。她那宽适的蒙古包顶上镶着一块玻璃，包里显得明快畅亮。霞姆苏伦告诉我，她家还有一个包，由互助组的人带着走“敖特尔”（游牧）去了。
许多牧民和霞姆苏伦一样，牲畜越来越多，大家都感到单独放牧力不从心、困难重重，于是在去年十一月，以霞姆苏伦家为中心的浩特，组织起牧业生产常年互助组，进行合群放牧。这样，不独克服了人力不足的困难，而且对于战胜自然灾害也有了充分的保障。
霞姆苏伦和无数牧民一样，在旧社会是王公贵族的牧奴，在新社会成了草原的主人。在旧社会牧民们渴望幸福生活，得到的却是劳苦伴随着失望，现在幸福生活已经由于他们的劳动成为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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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同农民的友谊
军民友谊水库
解放军驻南京部队官兵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帮助南京市郊紫金山北麓的联合、玄武、幸福等农业生产合作社修建了一个水库，使周围三千亩农田解除洪水的威胁。四月十一日举行了放水仪式。当山水通过闸门缓缓流出时，社员们和战士们一起兴奋地在闸门边欢呼、跳跃，随后，军民四千多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
这个水库一开始兴建，解放军驻南京部队的将军、军官和士兵就投入了假日义务劳动。到四月十一日为止，部队参加义务劳动的约有一万二千人次，完成了约一万土方，占整个工程的25％左右，使得原来预计到四月底完成的工程，提前完工。在水库拦水堤的外侧，农业社的社员们用水泥和碎石筑成了“军民友谊水库”六个大字，老年社员们说：要教育子孙，用水不忘修库人，时刻怀念解放军。
踊跃捐款筹建拖拉机站
解放军驻旅大各部队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集资筹建拖拉机站的号召，已经捐款七十多万元，相当于建立一个能耕作五万亩地的小型拖拉机站的全部资金。这是解放军驻旅大部队继春节拥政爱民运动捐献668部双轮双铧犁之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又一新的献礼。
这次捐献和以往一样，全体官兵都怀着极大的热情纷纷响应。有个单位只一小时内就超额50％完成了捐献计划。某部中尉张祝新，把准备买脚踏车的72元全部捐献了出来。
义务劳动帮助农民生产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部队的许多官兵，利用休假日到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义务劳动。公安军天津市总队在八日组织了一百多名军官和士兵，帮助河西区和平之路农业生产合作社春耕，五个半小时就完成了二百亩地的撒粪工作。驻塘沽的某部队，利用休假日为塘沽区新河镇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挖了宽五尺，深二尺五，长一百四十多丈的排水沟。某军事学校、驻河东区的某部队连续几个星期日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送粪、挖渠。据帮助河西区万年青、万年红农业社生产的某部队统计，从三月份开始，到四月初已经做了二百多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以八小时计算），帮助农业社送粪四万多斤。
送粮给农民度荒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决定把部队去年节省下来的六万斤粮食，送给广东省目前发生春荒地区的农民。驻军官兵表示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厉行节约，来帮助农民生产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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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发展与各国人民的文化联系
陈忠经
一
我国同外国的文化联系有悠久的传统，按文字记载，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最近六年多来，中国人民作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许多国家发展了文化联系，其精神面貌、规模内容，与过去都大不相同。
我们主张自由平等的文化联系。这种文化联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愿望，是一个不可抗阻的趋向；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增进相互的了解，消除隔阂和距离，从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例如，不久以前中国艺术团在欧洲许多国家访问演出，得到普遍的好评和赞誉。一位印度朋友曾经在巴黎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一次“艺术战胜了炸弹”的巨大胜利；美国的“星期日纽约时报”（1955年7月17日）上也披露了巴黎戏剧节中我国演出的京剧“三岔口”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剧照，并且在它的通讯里说：“在舞台上出现了来自美国、共产党中国、芬兰、波兰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演员。在那一晚的招待会上，法国、中国、东德和美国的演员们开怀对饮，谈笑风生，好像铁幕只是薄纱一般的东西了”。文化联系的再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得到相互的丰富和繁荣。对我们说来，文化联系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谈到中国的文化要同一切别的民族的进步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他并说：“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主席这几句话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我们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联系的总的方针和目标；当我们今天处在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面对着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文化水平这样一个艰巨任务的时候，这一指示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文化联系，有利于国际和平事业，也有利于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好好地用心思用力量去促进它，多方面地去发展它。
二
六年多以来，我国和八十六个国家有过各种友好性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活动。现在我们简要地分几个方面来谈一谈：
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派出了二十八起艺术团，共2，373人。他们在亚、欧、非三洲的二十七个国家（包括绝大部分已建交和一部分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访问演出。在1955年一年内曾派出了九个艺术团，到过二十五个国家的176个城市，演出了685场，观众约达2，786，745人次。
外国艺术团到中国来访问演出过的，有十七个国家的四十二起（其中苏联最多，有十起），共4，238人。仅1955年一年内来到中国的就有十六个国家的十九个艺术团，访问了二十七个城市，演出455场，观众1，500，364人次。
最近一个时期内，我们还将陆续邀请一些外国的艺术团前来我国访问演出，其中将包括一些从未来过我国的国家的艺术团。目前一个必须尽可能好好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使我国更多地区更多的人民能够看到这些外国艺术团的精彩表演。
其次，近年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文化联系，就是各种各样的体育竞赛活动。人民中国的游泳、乒乓球、篮球、排球、射击、摩托车等都已经在国际竞赛场上初露头角了。许多球队也来到过中国，其中包括著名的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足球队，罗马尼亚的排球队，印度的乒乓球队、排球队，和缅甸的足球队等。
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已参加了十二个国际体育组织。我们准备参加将于今年十一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三，除了上述艺术表演和体育活动以外，我们还和许多国家在文化、艺术、教育、科学、医药、新闻方面互派专家学者相互进行友好访问和学习考察。我们并同一些国家相互派遣了留学生和教授。这种逐渐深入的专业性的交流，是近几年来文化联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科学方面，除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外，中国的科学家曾经去过日本、东南亚和西欧的一些国家。我们同苏联、日本曾经互派了较大型的科学代表团。六年来中国科学家出席了较主要的国际性科学会议八次，参加了天文、地质、建筑工程、以及世界科协等国际性科学组织。在新闻广播方面，六年来新闻工作者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他们的活动联系着广大的群众。
第四，关于电影片的交流。六年来，我国以非营业性方式和营业性方式输出影片八十余部，共二千一百多个拷贝，到了将近六十个国家，包括十二个美洲国家在内。在国际评选场合得奖的我国故事片和纪录片有十五部。六年来我国翻译成华语对白的外国影片共四百四十部，其中包括印度十部，日本四部，意大利三部。我们曾举办过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电影周或电影展览，和印度电影周，今后还将陆续举办日本、法国等国的电影周。
第五，翻译出版和书刊的交换。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12月，我国翻译出版各国书籍共12，155种，188，538，000册。其中苏联的有10，017种；人民民主国家的有620种；其他国家1，518种，其中以美国的为最多，共有562种。同时，我国的各种古今名著也被许多国家陆续翻译出版。以日本为例，自1949年10月至1955年4月，中国著作被译成日文的，在文学方面有103种，发行五十三万册，社会科学方面的六十二种，发行了四十七万册。在书刊交换方面，六年来，我国北京图书馆同四十三个国家的138个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经常向303个单位赠送出版物。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同四十一个国家的472个单位建立了书刊资料的交换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时、菲律宾、南非联邦、葡萄牙等国。
第六，举办展览会也是一种具有群众性的很好的文化联系方式。六年来我国分别向亚、非、欧、美、澳的约四十个国家送出了各种文化艺术及反映人民生活的展览将近290个；在我国举办了从十五个国家送来的文化艺术性的各种展览八十五个，观众约计930万人次。
第七，其他各种文化资料乃至动物的交换。六年来，我国同许多国家在各种文化艺术的资料方面（如乐谱、唱片、绘画、工艺品以及文字资料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中国科学院在1955年以前就已经同十五个国家的160多个团体（或个人）有了交换种子或种子目录的联系。1955年，科学院送出的科学论文约有602篇，标本约有2，147件。
自从1952年以来，我国就同苏、捷、德、匈、波和日本等国建立了动物的交换关系。五年来由上述国家共送来动物269只，向他们送出动物1，674只。此外还同一些国家进行了相互的赠与。
此外，归还和赠与历史文物，也是近年来我国对外文化联系中值得特别提出的事情。苏联先后于1951和1954两年送还“永乐大典”六十四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罗提渥总理于1955年访问中国时送还了“永乐大典”三本，义和团起义时的自由旗十面。这与某些国家过去掠夺了中国的古代文物、至今仍强占不还形成了很好的对照。同时，中国曾于1955年把大量的佛经赠送给印度学者维拉。今年中国佛教协会将一千四百多年前来华的柬埔寨高僧曼陀罗和僧伽婆罗译的九部佛经赠送给西哈努克亲王。
三
中国人民和他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过去几年中在对外文化联系方面做了这样一些工作；他们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感受和丰富的收获。当然，在这些工作中也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为了做好这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我们把过去这方面实践中的若干活动进行了一番检查和总结，并由此归纳出以下几点来。
第一，必须坚持相互尊重的原则。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反映了他们人民的历史和生活、创造和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在思想和感情上十分珍视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犹如珍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样。对于我们还不熟悉、不很理解的东西，我们应该逐渐熟悉它，深入理解它，从而对它感到兴趣，直到真正欣赏它，吸收它。譬如印度的音乐舞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外行人来说，最初是感到新奇的、生疏的；但是当我们一看再看，一听再听，同时加强了对这一个伟大国家伟大文化的认识以后，也就渐渐地从领会而发生浓厚的兴趣了。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成果，我们都得很好地研究学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对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真正尊重的程度、鉴赏和认识的能力，也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各种文化联系的活动中，我们应该十分尊重和珍视国际友人对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批评。即使它们未必完全切合我们的实际，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热诚地表示欢迎，严肃地、认真地对待它们。既不能拒之于千里之外，也不应采取敷衍的、轻忽的态度。许多外国朋友在访问我国之后，都对我国生活的各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有许多意见是非常中肯和有帮助的。
第二，我们也必须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并不对立，而恰恰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反对毫无根据地妄自尊大，同样也反对毫无根据地妄自菲薄；我们必须尊重和热爱祖国的文化传统，要创造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从而丰富世界人类的文化宝库。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现在的文化是落后的，这是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掠夺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完全应该看到多少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和艺术巨匠辛勤劳动的结晶，遗留给我们许多的好东西，散处在祖国辽阔的四方，有待搜集整理和加工提高；同时我们也完全有这个信心，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
我们也必须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充分认识并重视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色和成就，进一步努力加工，继续向前发展。也只有具备这样的自信心，我们才会勇于介绍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那怕是点滴的成就不吝惜地热诚地介绍给各国人民，来丰富人类共同的文化乐园。
我们的越剧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被称为中国的“民族歌剧”，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我们国内有些人却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戏曲是歌剧；而认为只有那种“始终歌唱”的西方歌剧才是所谓“正统的”歌剧。实际上这就是对自己丰富的民族戏曲采取鄙视的态度，表现了盲目崇拜西洋的思想残余。当日本歌舞伎在中国访问演出时，有人将中国戏曲和日本歌舞伎相比，说中国戏曲是歌剧型的，日本歌舞伎是音乐剧或乐舞剧。欧阳予倩院长说得好：中国戏就是中国戏，日本歌舞伎就是歌舞伎，这两种戏都是东方的、各有其特殊的演出形式和风格的戏剧艺术，不必以西方的歌剧形式为标准勉强分类。老舍先生在一年多以前“谈粗暴和保守”一文中也说：“外国朋友（对京剧）一提意见，我们就马上照办，不多去考虑一下，也未免粗暴。”这些话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当然，尊重自己绝不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之谓。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努力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于我有用的东西；但是这种吸收，必须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才有用处。我们要好好地向人学习，但是不能乱学，现在学不了的也不要强学，不要随便改乱自己的东西。对于戏剧、对于音乐、歌唱、美术等等，这个道理都是适用的。毛主席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说过：“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在解放后几年来对外文化联系的实践中，不少事例完全证明这一指示和精神的正确。
第三，总括前面两条，我们就得出这样一条：在“文化联系”这个工作上，不管吸收进来也好，介绍出去也好，一定要采取热诚的、积极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只做表面工作，而应该通过文化交流使彼此都能实实在在地学到一些东西。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存在着很大缺点的。例如有一位外国朋友批评我们个别地区招待工作的作风是“宾馆主义”。他表示他所希望的是真正带一些知识回去，而不是带着一肚子黄酒回去。
我们在文化友好活动中，要经得起赞扬，不要人家推崇一下，我们也就飘飘然忘其所以，而应该诚恳切实地对待批评，积极地加以研究、思考，分别采纳。我们对于人家，固然绝对不应该轻率地好为人师，但是也不要只是唯唯诺诺。“谦虚”是必要的，但也不必过分。譬如有一位外国漫画家，曾在我国举行了一个漫画展览。在一次专为这个展览举行的座谈会上，他诚恳地要求中国同志对他的创作提出意见，俾能有所改进。但他要求再三，座上却无一应者，大家都是满面笑容，连声说好。于是他当场又挥笔作画一幅——画的是他自己，身上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上面写了个大字：“赞扬”。很多外国朋友都对我们有这样的批评，说中国人“太客气”了。这是值得我们注意改进的。
第四，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任何一个国家建立文化上的联系和合作。
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化合作是增进我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重要因素。因此，今后我们仍将不遗余力地加强我国同各兄弟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此外，根据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的精神，我国同亚非各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和合作将进一步发展。现在以夏万贝教授为首的埃及文化使团正在我国访问。不久我国将派出著名的京剧团去日本访问演出。我国同欧洲、美洲和澳洲各国的文化联系也要进一步开展。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其他有关团体已经或即将对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著名剧院发出邀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不久也将应邀前来访问中国。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几年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是最薄弱的。这种情况不但中国人民不能满意，可以想见在美国每一个公正的有识之士也是不会满意的。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并不在我们。这只要举两件事情就足以说明了：1955年7月8日，在法国“巴黎文学社”社长索利亚和比利时“国际文化交换中心”经理儒斯曼两位先生的参与下，当时正在法国作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的团长张致祥和美国人人歌剧团团长布林在一份“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其中规定：美国人人歌剧团被邀请于1955年11月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演出美国歌剧“波吉与白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艺术团被邀请在同一期间去美国演出京剧和歌舞。但是事隔不久，布林先生托人转告张致祥团长说：他十分遗憾，在目前要得到允许到中国去旅行演出是不可能的。另一件事是，1955年11月中国人民举行了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名著“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在事前两个月曾向六位美国著名的文化人士发出了邀请；结果一个都没有能来，其中好几位是由于美国国务院拒发护照而不能成行。著名作家华尔多·弗兰克先生是被邀请者之一，事后他很愤慨地写了一封长信给“纽约时报”（1955年9月11日），其中有这样一段：
“正如我所提醒杜勒斯先生的：在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末，各国政府进行‘热战’时，各国的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却仍然继续着往来。……中国有着同样的文化交流的传统，但中国并不像美国，她似乎并未失去这个传统。在这件重要事情上，中国没有我们这种‘极权主义’。……要是国务院欢迎了北平的这个行动，那就是一个有远见和有眼光的表现。”
美国当局和他们的喉舌一直在制造所谓“铁幕”的神话，但是事实证明，阻碍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铁幕不在别处，而是在美国。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对于美国人民和他们各方面优秀的代表人物，中国人民是一向尊重和怀有友好感情的；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建立起密切的友好的联系。过去几年中，中国人民虽然还始终没有做过美国人民的客人；但是中国人民却是好客的。我们准备还要继续邀请一些美国朋友来中国观光，让他们了解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与和平愿望。这里顺便寄语布林先生，中国人民还在盼望着看到“波吉与白丝”的演出。
人民的愿望和过去的事实完全证明：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不同，并不妨碍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联系。我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而且我们也完全不妨在具体的接触中进行友好的自由论争。譬如1954年我们就曾经邀请“逻辑实证派”的英国哲学家、伦敦大学的艾尔教授到北京大学做过学术讲演。艾尔教授说他也曾和我们的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有过一番争论，但是“我们尊敬、友爱”。这是对的，我们可以自由争辩到面红耳赤，但是绝不剑拔弩张；不但不伤和气，而且要成为朋友。这也正是文化联系的本色，是值得好好提倡的。
四
文化联系应该在各国人民之间广泛地促进，多方面地进行。1954年5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文化委员会的建议提得好：“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活动和扩大文化交流的任何倡议——不管这种倡议来自何方”。谈到倡议，谈到这方面的倡导精神，我们应该坦率承认，在某些具体工作上，我们还不如我们的一些印度朋友、埃及朋友；我们也还不如一些法国朋友和意大利朋友。在这个工作上，我们还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克服保守思想。应该吸收更多的各方面的人来参加对外文化联系的活动，国内的文化团体和部门应该同国外有关的文化团体和部门建立起更密切更直接的联系，我们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应该和外国的同行同事们进行更主动更密切的通讯往来，我们应该通过文化联系把国际朋友中的旧雨新知团结得更多更好，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也要热诚地介绍自己。
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对外文化联系进一步推动、进一步加强吧。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也是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国际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