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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合作社里的积极分子愈来愈少
梁光景
三月五日，江苏省昆山县东荡乡党支部，召集几个在高级合作社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开会。会前，由于人还没有到齐，大家就闲谈起来。支部委员邓大元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题似的，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蔡家高级社成立的时候是很顺利的，成立以后，群众的情绪很高涨，生产上的成绩也很巨大，但是现在看起来，有一个大毛病，就是积极分子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上级经常对我们说：每通过一个运动都要培养发展一批积极分子。有了积极分子，才能广泛地联系群众，才能把工作做好。这次转高级社中，就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新鲜而又实际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发言了。
江浦农业合作社的副主任严大男说：“不错，就是存在这个问题，社办大了，积极分子倒减少了。我们池鱼村原来是一个初级社，就有四个小队长，四个小队副，还有四个记工员，都是积极分子。合并到高级社以后，我们这个初级社就变成一个生产中队，把原来的四个小队编成了两个小队，这样，有的人就不再当小队长和记工员了。对这些没有继续担任小队长和记工员职务的积极分子，社务管理委员会既没有分配他们一定的工作，也没有向他们说明不要他们继续担任小队长和记工员的理由。于是，他们的情绪马上低落下来，甚至对党组织产生了不必要的怀疑。而中队里边由于积极分子的减少，在领导生产上也就发生了一些困难，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的确值得注意。”
原来是白塔东社社长现在是蔡家农业合作社财粮主任的王友凯说：“当我们白塔东社在去年冬天和白塔西社合并成一个较大的初级社的时候，也是这样，原来积极分子较多，一并，积极分子就减少了。贫农积极分子周树银，年龄较大一点，原是白塔东社的一个小队长。并社之后，就不要他做小队长了，但是也没和他说清楚是为什么。一天他跑来问我：‘社长，为什么不要我当小队长了？’这一问可把我问住了，一时也说不上不要他当小队长的理由来。”
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这个贫农积极分子问的有道理！为什么不要他当小队长呢？”
支部委员邓大元又说道：“就拿我们村子来说，原来二十八户的一个小社，就有正副社长二人、社务委员七人，还有财务会计、记工会计各一人，正副小队长四人，共十五人。现在一个小队的户数就有二十多，抵得从前一个小社，而现在一个小队最多也只能有四、五个干部，这就是说还有十多个原来的骨干分子不能当干部了。不当干部不要紧，严重的是，没有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看待，工作上不去依靠他们。这怎么能不打击他们的情绪，挫折他们的积极性呢！”
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一致认为应该把这些原来是初级社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一次会，说明情况，讲清道理，继续培养他们，依靠他们。
从这个乡高级合作社的负责干部的闲谈中，的确暴露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难道这样的问题只有这个乡存在吗？不，据我了解，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合作社愈大，积极分子却愈来愈少。这说明某些农村党员和党组织对待积极分子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工作需要的时候就给他们分配工作，工作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丢在一边。当然，小社并成大社以后，做领导工作的干部当然要减少，也应该减少。小社并入大社以后，原来小社的干部中就有一些不会再担负合作社的行政工作。问题是在于我们怎样对待这一问题，是把他们丢在一边不闻不问，挫折他们的积极性呢？还是对他们讲清道理，继续培养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呢？小社并成大社以后，初级社转成高级社以后，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只有依靠积极分子和团结广大群众，才能办好合作社。而原来当过初级社干部的这些人，已经经过党的培养，受过工作的锻炼，应该是最可靠的积极分子。怎么能把他们随便丢开呢？
我认为，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检查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还没有产生这种缺点和错误，应该警惕和防止。如果已经有了这种缺点和错误，就要研究和纠正。而县委和区委也应该去检查这一方面的工作情况，具体帮助基层党组织把使用和培养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的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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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瘴气”区
本报记者 陈勇进
从昆明沿昆（明）洛（打洛）公路南行一千五百里，便到了澜沧江下游的西双版纳地区。在这里，山上生长着无边际的原始森林，在森林间，夹杂着大片大片的竹林、茶林、樟脑林，在这森林里居住着象群、鹿群、猴群、孔雀群和其他叫不出名字的野兽。在景洪?、橄榄?、南桥?……的肥沃土地上，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下种，一年可以收两季到三季庄稼。这里的农民虽然没有施肥的知识，但他们的稻子每亩却可收五百斤；在这里成群的牛马没有专人来饲养，它们在林边吃饱青草，喝足清泉就自动地走回家里去；在这里树叶永不落，草儿永不枯。可是这地方，曾经是云南省最严重的“瘴气”区，也叫“超高度的疟疾区”。在这里曾经流传着“要下景洪?（即允景洪平原地带），先把老婆嫁”的可怕歌谣。在这里我听到疟疾病曾经给人们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
西双版纳地区，二百年前曾有一百二十万人，可是当这个地区解放的时候只有二十六万人。解放以前，橄榄?的八磨寨曾经在一年中生了四十四个小孩，但死亡的人口却是六十八人；勐腊?曾经在一年中出生二十四个小孩，而死亡的人口却是三十五人。那时候，人们向“神鬼”祈祷安全，祭“神”祭“鬼”成了他们治病的唯一方法，人们的生命就在祭“神”求“佛”里大量地死亡着、减少着。在这里，能够活到五六十岁的人在过去是很少的。格郎和的牙口寨的人们清楚地记得可怕的1944年。那一年，仅仅在九个月里，百多户的寨子因为疟疾病的流行就死了150人。罪恶的国民党地方政府眼看着人们在“瘴气”里死亡，到这个地方解放的时候，这个寨子就只剩下三十户人家了。有的人家为了躲避“瘴气”，从?区迁往高山，或从这座高山迁到那座高山。疟疾病流行的时候，居住在山上的人们连下山买点东西也不敢。不管他们怎样躲避疟疾流行的灾难，“瘴气”还是紧紧地追赶着这里的人们。不管这里有多么富饶，人们却贫困得穿不上衣服，粮食也不够吃。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人民也像其它地区的人民一样，只有在共产党把这个地区解放以后，才结束了那可怕的痛苦的日子。“瘴气”区现在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在一二百年来被称为“超高度的疟疾区”的允景洪，现在公路从遥远的内地通过来，公共汽车和运输车穿梭般地奔驰着，支援着这里的人民。在澜沧江边密林深处的平?上，中共西双版纳自治州委员会和自治州政府、百货公司、学校的楼房盖起来了。在允景洪的东南角，紧靠着澜沧江边，有两幢美丽的乳白色的楼房，那就是西双版纳自治州的民族医院，现在有三十张病床，每天都有许多人到这里来门诊。这个地区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自治区有五个卫生所、一个卫生防疫队，还有两个妇幼保健站，十多个接生站。西双版纳自治州成立了三年，现在已经有卫生工作人员180多人；现在他们正在加紧训练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卫生工作人员。在解放以前，这个地区的卫生人员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民族医院的医生说：那时候只有美国帝国主义的教堂里有一个医生，他以传教为目的在允景洪训练了两个卫生人员，其中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另一个技术也很低劣。我们的党为了彻底改变“瘴气”区的可怕的面貌，从各地调来了卫生工作者，他们中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四川，有的来自东北。这些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满怀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不管山有多么大，野兽有多么多，不管路有多么难走，不管生活有多么不习惯，都坚持着给当地的群众治病，让居住在这美丽富饶的国土上的人民得到幸福的生活。
当地的卫生工作者，结合党的当前工作，在不少地方开展了卫生运动。卫生人员召开村里的代表会，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教育。他们围绕着当地最流行的疟疾病和蛔虫、条虫病举办了卫生展览会，使群众在幻灯、显微镜里和展览的实物中认识患这些病的原因是细菌的传染，不是什么神鬼临门。防疫队在曼藏寨开展卫生运动的时候，就以麦陶肯和未罕旦的例子来动员群众。解放前麦陶肯的丈夫和十二个儿子，一个女婿都患疟疾及其他传染病死了，弄得麦陶肯无依无靠，生活无着。未罕旦正在收割时得了疟疾病，使谷子都毁在田里。群众对这些实际例子听到深夜还不愿离去，有的人说：再迷信不讲究卫生，过不到社会主义就要断子绝孙了，因此，曼藏寨的傣族群众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二百年来的垃圾清除掉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施肥的习惯，在卫生运动中把清除的两千多挑垃圾变成肥料，使稻子增产20％。曼藏寨打扫卫生的习惯已经保持了二年，全寨每隔五天要大扫除一次。我们的卫生人员到过很多的村庄，给群众进行疟疾的检查，给有疟疾菌的人们进行预防注射。他们帮助群众给猪牛都修了圈，还在村里修了公路，过去没有厕所，现在也修了很多厕所。过去曼孝村每年全村有80％的人得疟疾病，去年只有十来个人发病并迅速地治好了。现在西双版纳的人们，普遍地相信科学的治疗，就是那些过去替人们祭“神”送“鬼”的和尚有了病也不得不跑到民族医院里去。版纳勐海的一个大和尚，得了肠炎病到民族医院里去医治，医院里给他动了手术，把病治好以后，他就坚决不当和尚，要留在医院里做公务员的工作。勐养的头人口八金陶得了梅毒、肺炎和疟疾，眼看要死，医院给他治好以后，就不再求和尚念经了，他说：“我坚决相信共产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格朗族和哈尼族有四个人得了疝气病，十几年来不能下田生产，走路也很困难，民族医院很快给他们治好以后，得疝气的劳达说：“过去寺院的人说：我们寨子里有鬼，这病不会好，现在有了共产党，我的病就治好了。”过去，妇女生产的时候都是跪着蹲在门后边，如果碰到难产，人们就说鬼来了，有的就用木棍在妇女的肚子上压，有的要把房子拆掉。民族医院和保健站、接生站成立以后，积极地进行妇幼卫生的工作，切实地做到了产前产后的检查和访问。在南桥?，年青的女医务工作者除了开会向青年妇女们进行妇婴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外，还挨家挨户地向妇女们进行动员。在妇幼保健站的周围村庄里妇女生了小孩，她们就跑去给小孩检查、洗澡。去年十一月间在曼飞龙建立的妇幼保健站，到十二月底，就接生了二十一个小孩。这二十一个小孩在出生以后都没有得什么病。有的孩子的母亲把年青的女接生人员认做自己孩子的干妈。曼经的一个傣族妇女过去生了八个孩子都得脐风病死了，她的第九个孩子是由医务人员接生的，现在已经一岁多了。她感激地对医务人员说：“没有共产党，我这一辈子也得不上小孩。”
过去所说的“瘴气”，再也不能威胁这里的人民了。现在在这里，小孩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多，都健康。他们作为我们新的一代在成长着，过着一天比一天更加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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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计划地安排中医师的工作
上海市卫生局对熟悉中医理论和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师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安排。
在今年第一季度里，已经有七个著名的内、外科中医和针灸、推拿专家到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院）和华东医院担任了医疗工作。上海市今年有三十多个医院和诊所准备设置中医的内、外、针灸、推拿各科；中医病床也将从一百四十多张增加到一千张。同时还要建立三所可以供给老年中医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中医学院、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文献研究馆。上海市卫生局计划在十二年内，请这些中医师带领徒弟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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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医秘方验方汇编”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医秘方验方汇编”第一集，这是江苏省中医中药学术研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资料室根据全省各地中医师献出的秘方和验方资料编辑的。书中有祖传几代、过去没有公开过的治疗效果很好的秘方，有的是积累了个人几十年临床经验的验方。内容分内科、外科、五官、妇科、儿科、针灸等六门，汇集了286名中医师贡献出来的毕生深藏的708种秘方和验方。这些秘方和验方已经由卫生部门和著名的中医师进行了研究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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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白药的秘方公开了
闻名国内外的云南白药秘方公开了。
白药又名百墓丹，能够止血、止痛、医治创伤，是昆明中医师曲焕章研究出来的。他经营这种白药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直不向外传。国民党政府为了获得白药的处方，曾在1938年把曲焕章抓到重庆，施用酷刑，最后把曲焕章害死。曲焕章死后，他的夫人缪兰英继续进行白药的研究和生产工作。解放后，白药生产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今年年初，曲焕章白药房的主人自愿申请转为地方国营后，缪兰英担任了制白药的技师，她的女儿也参加了制药工作。人民政府为了照顾缪兰英年岁大，每月还发给她补助金。政府对她这种关怀，使她深受感动，她便把曲焕章传授下来的白药秘方向人民公开出来。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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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蝗虫工作组计划
一年内提出根治蝗害的具体办法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蝗虫工作组在研究员马世骏的领导下，十一日起分批出发到广州、河北、青海等地区调查蝗虫的情况。他们将在一年的时间内，对各种不同飞蝗区分别提出根治蝗害的具体办法。
这个工作组同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各省蝗虫防治站经过四年的研究，已经提出根治蝗害的办法。现在全国各地根据这个研究的结果制定了垦荒、控制水位、兴修水利、改变耕作技术等改造蝗区自然环境的规划，计划在五年内根本消灭蝗害。
研究蝗虫的科学工作者从1952年春天以来，先后到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新疆、内蒙古等有飞蝗的地区作全面调查，并且在洪泽湖、微山湖和沿海地区设立了临时工作站，研究蝗虫的发生规律和危害情况。
他们发现水灾、旱灾所造成的土地荒芜，是形成蝗虫发生的主要原因。研究人员在微山湖等飞蝗发生地区，研究了水位变化和蝗虫发生的关系，发现蝗虫的消长决定于水位的高低。如果在四、五月间，使水位在一定深度控制一个月，蝗卵就被淹死。在夏天只要水位适当持续十天，也能淹死蝗卵。他们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证明经常发生水、旱灾害的湖区和沿海洼地是飞蝗发生的主要基地。这就为根治蝗灾提出必须结合开发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科学根据。他们提出只要适时蓄洪、控制水位，进行水利建设，开垦荒地就能从根本上消灭蝗虫发生地。他们在蝗灾区还栽培了麦子、高粱、玉米、棉、麻等作物，细心地观察这些作物在当地生长，和蝗虫取食、发育、和产卵的情况，发现棉、麻等纤维作物和花生等油料作物都是蝗虫不喜欢吃的。因此在飞蝗发生地区改变植物种类，也能配合灭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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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中央机关帮助报考高等学校的干部补习功课
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为准备报考高等学校的青年干部联合举办的补习班，已在九日开学。这个补习班按干部志愿分为理工农医和文史政法两个小组，两个部规定准备报考的干部每天用半天的时间脱产补习，还聘请了十多个干部兼任教师。两个部参加补习准备报考的干部共有四十多人。
许多中央机关也开始帮助准备报考高等学校的青年干部补习功课。重工业部（不包括直属各局）已有四十多个行政干部要求报考。重工业部正在组织补习班，参加补习干部计划在四、五两月内半脱产学习。到六月接近报考时期，必要的时候还准备全部脱产学习。华侨事务委员会已决定将一批要求报考高等学校的干部，送到华侨补习学校补习。
纺织工业部、铁道部和建筑工程部等机关准备报考高等学校的干部共有一百多人，这些机关正在筹备举办补习学校或补习班。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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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组织作家写先进生产者事迹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组织了106个作家和青年文学创作者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宣传工作，他们将用特写、通讯等文艺形式，把先进生产者的事迹介绍给全国人民。
这次参加宣传工作的青年文学创作者中，有些人是工人出身的。
目前，有的作家已经开始采访活动，许多青年文学创作者分别到各地工厂搜集材料。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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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十多个地方剧团陆续来京演出
从杭州初次来北京演出的浙江昆苏剧团，十日晚第一次演出了重新整理的昆剧传统剧目“十五贯”。
今年，北京的观众将陆续观赏到二十多个地方戏曲、歌舞剧团演出的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戏曲和歌舞。在四月份以前，已有内蒙古歌舞团、包头市晋剧一团、南京市越剧团和北京观众见过面。在五、六月份，将陆续来北京演出的，有广东的粤剧团、上海的沪剧团、湖南的湘剧团、浙江的越剧团、福建的泉州木偶实验剧团和云南的滇剧团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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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菜园生产合作社办初中文化班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解放菜园生产合作社，最近开办了业余初中文化班，参加学习的有三十九名社员。他们原先一字不识，经过参加识字班和民校的学习后，已达到高小毕业的水平。这个社的党支部为了保证他们的学习，给他们统一安排了开会和学习的时间。
解放菜园生产合作社是在模范复员军人屈占泉领导下建立的，几年来，社员生产、生活有了显著提高，入社农户已达582户。
（本报驻呼和浩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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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程砚秋的“荒山泪”彩色艺术片开始拍摄
五十二岁的著名戏剧家程砚秋，十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场，开始拍摄他的代表作品“荒山泪”的彩色艺术片。电影制片厂的摄制人员燃放鞭炮。祝贺他从事京剧艺术生活四十二年所取得的成就。
这部影片的导演吴祖光在摄影场里对记者说，“荒山泪”是程砚秋从1930年以来经常上演的优秀剧目。这个戏通过明代末年的故事，反映出在反动统治下人民困苦悲惨生活的情况。
在“荒山泪”影片中，程砚秋将有许多新的唱腔和舞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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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进县举行扫盲大会考
江苏省武进县最近举行了扫盲大会考，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两万多个社员已经达到了扫盲毕业标准。
会考办法是由武进县扫盲委员会统一制定的，并且由县扫盲委员会印发考卷，以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乡为单位进行会考。
全县参加这次会考的共有十六万人，他们都是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参加扫盲学习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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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厦门大学成立华侨函授部
厦门大学最近成立华侨函授部。
华侨函授部是为培养海外华侨中等学校师资和提高在职教师的科学文化水平设立的。函授部暂设数学、物理学和化学三个专修科，修业年限暂定两年。函授部准备在今年秋季开始招收东南亚华侨中等学校在职教师和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社会青年进行函授学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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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迹
徐迟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真是够得上用“伟大”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在这场变革中，不知有多少令人惊异的事发生。每当朋友同我谈起这个话题来的时候，我总爱告诉他这样一个故事：
1956年1月15日。北京的夜晚。
一面面的锣、一张张的鼓，还在街道和胡同里震响着，响声和爆竹的火星一起，缭绕、闪耀在全城和上空。
我穿过了繁华的大栅栏一带，转到了一条古玩铺街。它也震荡在锣鼓声和爆竹声中。这条驰名的艺术之街上的商店也到处是公私合营了的商店。
透过那些沿街长短窗，你可以从明亮的窗玻璃后面看到古色古香的字画、瓷器、铜鼎和小铜佛等等。人影跳动，都在忙着清点它们呢。
我走到珍古阁，推门进去。门在身后一掩上，顿时清净。我已步入一个灿烂而精美的世界。在我的周围，陈列着那末多，那末美的古文物。
珍古阁的资本家姓裘。他长得很胖，现在正忙得满头大汗。这位文物业同业公会的副主任委员，不用说，这几天是忙极了。市里派下来的工作组正和他讨论清产核资。
我稍等他一下；借着日光管的光芒，在一个个柜子前浏览。有几个小瓷瓶非常可爱，是仿明的。旁边几个唐俑的舞女更加古朴。我又看了几件玉器和一把放在白缎子上的铜斧。后者有虎形图案，色泽寒冷，布满斑烂的铜绿。
这时，副主委来了，带我到了里屋，那儿陈列的古文物更多。我们坐在朝南的大榻上，小几中间放着一盏台灯。他给我斟了一碗茶。我就把访问他的要求说了：我希望能知道他们工商业者如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知为什么，是这几天忙得太累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同我说话的时候，似乎总是有点紧张。他讲了最近这震撼世界视听的十日经过：一月五日，文物业决定受特种工艺公司的领导。八日，全行业提出了申请。十日，被批准，以后就忙于清点工作。这到今天晚上，全部可以完成。
等他把这一切讲完，夜已经深沉了。北京市似乎渐渐安静了下来。我倒没有想到，当我问到他今后商业网的安排的时候，他的兴味会这么大。自然，这条街将被保存为一条文物街。此外呢，他说，廊坊二条、珠市口、新侨饭店、王府井、东安市场、灯市口、东四、东华门、地安门、西单、宣内、西郊，都要设古玩铺。看啊，仿佛整个北京市展开在这副主委面前了。虽然商业网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他们已经有了一套全面规划。未来在他的心目中，显得乐观而且美好。
他越说越高兴，就毫不拘束了。他认为文物业大有前途。人民富裕了，“谁不屋里摆摆？”他甚至于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来也会来买古文物和字画的呢！
说到这里，工作组的人又来了。一切清点工作差不多都完成了，就是他，副主委自己，有几件东西，还没有解决。裘副主委这时候停顿了一下，神色有些不安。他推说还要和我谈话，搔搔头皮，说一会儿再和他们谈，把他们送走了。
我问他：“听说你有一件极宝贵的东西，这回拿出来作为增资了？”
“是呀！你要看一看吗？”他慢慢地从身上掏出钥匙，去打开一个大柜子。他拿出一个绸包回到榻上，把它在小几上打开。里面显出一个卷轴。他的手指把卷轴上的小纸条给我指出，上面写着五个字：
苏东坡真迹
“你看，”他说着，一手拉开了卷轴。“你说的就是这件东西。”
在拉过了一大段空白纸的后面，首先出现了一位宋人的题字，接着是一篇一位元人歌颂这件真迹的序言。然后，是清乾隆皇帝亲笔写的一篇考证和赞赏这件真迹的短文。之后，出现了一大堆朱红的图章。他给我指出，这些图章是宋、元、明、清的，什么皇帝，什么艺术家，鉴赏家和收藏家的。
最后，苏东坡的真迹出现了。全是一方寸大小的字体，一个个雄健有力，而又妩媚动人。墨色浓淡都非常可爱，笔锋更是清逸之极。总之，看见这样的珍品，谁都会感到无限愉快的。这是形容不了的，这宋代大诗人写的字真是太好了！
“你看，这是宋纸，宋墨”，裘副主委说，“解放前，我花了四十两黄金买下的。”一边说，他一边继续展开那卷轴。真迹的部分卷过去了，又出现一大堆图章，然后是跋文。
“你看，文徵明，倪云林的题跋”。
卷轴上出现了更多的题跋。确是一件亟珍贵的东西。
“我四十两黄金买的”，他又重复了一次：“那年有人出一百两黄金给我，我还嫌少不卖。”
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看样子，他好像还有点舍不得这件宝贝，又要把东西交出去，心里却又不肯交。
这时窗外又传来一阵锣鼓、爆竹声。这样夜深了，北京市还在庆祝着，狂欢着呢。
“按照政策”，我说：“你不把它拿出来也可以啊！”
“拿出来是一定的了。”他说，口气倒非常肯定。
“那你打算折多少价？”
“这种东西，唔，没有一定价格。”他回答。
这时，工作组的三个同志进来了。
“副主委”，其中一个同志，看到小几上的真迹了，说：“我们赶快把这问题解决了吧。”他看了看手表，又向裘副主委说：“只有两个半小时了，我们都要去开会的。”
“好。”裘副主委说，回到榻上，不安静地搓了半天手，终于说出了使大家吃惊的话：原来这幅画并不是真迹，是勾填的。
他突然站起来，把那件苏东坡真迹拿到手上，摇摇它，说道：
“勾填的东西，有时就能骗过所有收藏家，鉴赏家和艺术家。但尽管这样，假的终还是假的，有漏洞的。这件苏东坡真迹曾经骗过了文徵明，倪云林和乾隆那样的人，也骗了我。可是就在我用四十两黄金买回来的当天晚上，我细看了一下就看出它是勾填的。可是我狠心，一百两我还不卖。我想索性赌一赌。打解放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我也还是一直隐瞒着。但是，今天我不能再欺骗了。我不能再拿它来向我们这样好的国家讹诈了。自从全行业合营以来，我已经看清我的前途光明，可是一连这几天，我心里一直在嘀咕，我想不隐瞒吧，但是又想，何必让人知道它是假的呢，隐瞒吧，又怕文化部的专家们也把它看出来。你们以为我舍不得这件东西，不，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在我说不说出来它是假货，……现在，请你们帮我想一想看，这个假货，我到底自报多少呢？”
这时候，除了工作组的同志，还有珍古阁两个职工，另外还有通古堂的一位经理，都来到这里屋，都听到了这一切。我们都张开了嘴，惊奇万分。
裘副主委好像松了一口气，看了大家一眼，又往下说：“好了，我说了出来，就安心了。”
有一位同志轻轻一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文化工作者，他说话了：
“这倒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他说：“不过，你口口声声假货假货。这种旧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说这是一件苏东坡真迹的临摹本。真迹已经找不到了，因此，这临摹本也是很宝贵的东西，就好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现在就从三个临摹本传世一样。这没有问题是宋人的临摹本，依然有艺术价值，也是我国文物遗产之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又有许多人拥进屋来。同行业的清产核资工作已大功告成，许多突击队员和工作组员都到珍古阁来，要向副主委汇报工作。外边的门一开又一开，锣鼓声一次又一次的涌进来。裘副主委一个个听汇报，手在小本子上作纪录，现在他神色自若，脸上已一点也没有不自然的神情了。
我告辞而出，回到街道上，又掩没在欢乐交响乐中，这一夜，北京市是彻夜狂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