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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察家评论
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中国留学生的野蛮迫害
三月十四日和今日本报发表了中国留学生和他们的亲属寄来的一些控诉信，这些信揭露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行为。留美学生苏先绩仅仅因为要回国，就被美国政府通缉，以致不得不“改名换姓”，“东奔西走”；另一个留美学生鲍哲恩因为表示了要求回国的愿望，被美国当局以“肺病”为理由，迫赴疗养所“休养”，不仅行动和通讯的自由都被限制，连“生命亦成问题”，而且终于不明不白地死在美国。美国政府这种践踏国际关系准则、违反人道的行为，引起世界正义人士的公愤。
今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由于要求回国而遭到残酷迫害的，决不只是个别的事件。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今天在美国的中国人，只要表示了回国的愿望，形形式式的迫害，就会落到他们的身上。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议前美国政府采取了公开阻挠和强制扣留的手段，而在日内瓦大使级会议达成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后，美国当局虽然口头上声称中国留美学生有回国的“自由”，但实际上采取了各种方式来阻挠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国。例如规定不合理的短促的离境期限，或者借口欠税故意刁难，甚至迫使留美学生申请美国籍和领取台湾入境证等等。最近又以“增薪”和“学位”等办法进行利诱，企图这样来改变我国留学生的回国愿望。许久以来，不少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传讯、监视、通缉、监禁等等的迫害，精神上备受痛苦，有的因此而神经失常。更有一些留学生被迫害致死，或者下落不明。刘永铭、鲍哲恩、苏先绩不过是一些例子而已。
由于美国政府蓄意阻挠我国留学生自由回国，致使留学生家属中有年已七、八十岁白发苍苍的双亲因长期思念久别的儿女而忧郁成疾，八、九岁的儿童长时期没有见过父母而天天盼望自己父母的归来；有别离十载而仍然无法团聚的已婚或未婚的夫妻……。但美国国务院却恬不知耻，讲什么“人道”和“尊重构成稳定国际秩序的基础的国际义务”，并且以在中国犯法的美国人尚余一少部分未曾释放为借口，企图转移公众的注意，掩饰对我国留学生极端无理和野蛮的迫害行为。但正如无数读者寄给本报的抗议信中所指出，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美国罪犯虽然刑期未满，已大部分被提前释放，但是许多无罪的中国留学生却依旧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和折磨。事实具在，美国政府要想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抵赖自己违背国际义务，摧残人身自由的行为是不可能的。
今天，中国留美学生家属纷纷恳切地要求美国政府交出他们的亲人，让他们能够回家团聚。如果美国政府真讲“人道”，真有一丝一毫遵守协议的诚意，就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留学生的各种迫害和阻挠，让他们平安和自由地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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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里斯的挑衅
美国远东空军作战署长哈里斯，在十九日由台湾到达马祖，并公然发表恫吓中国人民的好战言论。据报道，哈里斯在这个岛屿上“视察”了兵工工程，观看了马祖地形并窥测我国大陆的沿岸情况。他还极感兴趣地询问：“在对岸沿海地区的哪一地方是最好的登陆地点”。这个美国军人最后声称，如果马祖发生战事，他相信联合的空中支援是不会有问题的。
哈里斯的好战言论最清楚不过地证明：美国正在加紧和扩大它对台湾地区和沿海岛屿的军事控制，并鼓励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
在哈里斯发表这一挑衅性言论之前的三天，杜勒斯由马尼拉飞到台湾。在杜勒斯的声明中，他明白地供认了自己去台湾的目的是，根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同蒋介石集团“再度举行一次协商会议”。据美联社台北十六日的消息，杜勒斯和蒋介石集团的会谈中，“无疑谈到了沿海岛屿问题”。
这些情况，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哈里斯的言论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美国在台湾地区的一贯政策：以武力侵占台湾，阻挠中国政府对台湾和沿海岛屿行使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统治集团中的好战分子，还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杠杆。人们不会忘记，杜勒斯曾经公开表示准备把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作为基地，发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进攻。
这个美国将军的挑衅言论，揭穿了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虚伪态度。大家知道，日内瓦会谈自进入第二项议程以来，已拖延了六个多月而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在会谈中一直坚持，要求在美国享有所谓“自卫”权利的条件下，由中美双方发表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但是，哈里斯却已公开表示，美国企图扩大对台湾的军事占领，对我国解放沿海岛屿采取露骨的军事干涉。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美国的声明草案，只是企图假借“自卫”之名，造成美国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合法化。这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能同意的。
哈里斯和杜勒斯之流的恫吓，决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决心。这是中国的内政，任何人不能干涉。关于中国和美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我们一直主张用协商方法来加以解决。但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美国在会谈中故意拖延时日，继续加强美国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以阻挠我国对这一地区行使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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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和突尼斯签署联合议定书宣布突尼斯独立
据新华社讯 法国外交部长比诺和突尼斯首相塔哈尔·阿玛尔在三月二十日签署了一项法国—突尼斯联合议定书，宣布突尼斯独立。
法国—突尼斯联合议定书载明，两国政府自二月二十七日在巴黎开始了谈判。谈判结果，法国承认突尼斯独立。因此，1881年签订的使突尼斯变为法国保护国的条约“不再能够支配法突关系”，而1955年6月3日法突协定中“同突尼斯作为独立自主国家的新地位相矛盾的那些安排将予以修改或废除。”（按1955年6月3日的法突协定只给突尼斯以“内政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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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表关于外交事务的演说
新华社新德里21日电 尼赫鲁总理三月二十日在人民院发表了关于外交事务的演说。全文如下：
正如人民院所知道的，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愉快而荣幸地欢迎了许多著名的外国访问者到印度来访问。这些访问者是作为有广泛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思想和组织体系的国家的亲善使者从许多国土到来的。我们本着对一切人友好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特征，就像它实在也是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的传统的特征一样——向他们所有的人表示热烈的和衷心的欢迎。我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在世界重大问题的许多方面还是在对某一个有关国家和我们自己共同有关的问题上，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详尽交谈，我希望趁这个机会谈谈这些会谈是多么有价值和它们使我得到了多大的益处。当然不能期望，由于这些会谈的结果，我们国家或是任何其他有关国家的外交政策会有突然的改变。外交政策不是以这种方式制定和改变的。尽管这样，这些在坦率不拘形式的气氛中进行的私人的会谈使我们能够，而且我希望使我们的访问者们也能够，更好地体会彼此的观点。这些会谈帮助我们对那些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是直接从事政策的制定和指导的人们的想法得到更好的了解。在我们没有能够取得一致的地方我们同意保留分歧。
我不可能在这项声明中谈到这些会谈的全部或是提到使世界不安的而且是同我们有关的许多问题。也许以后我可能在人民院提到这些国际问题中的一些问题。目前，我希望谈到一些最近我们同我们的卓越的访问者们所讨论过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这些客人中，最近的三位是联合王国外交大臣劳埃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法国外交部长比诺。我们把他们当作世界上三个主要国家的代表来欢迎，我同他们分别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如何充分缓和紧张局势和促进作为一切国家的目标的和平的办法。这些政治家到世界这个地区来是由于参加喀喇蚩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使我们非常惊讶的是，理事会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它的一个成员国的要求而认为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和把对这个问题的宣言包括在它的最后公报中的做法是适宜的。理事会这样的做法使我们对它代表的那个组织的最坏的疑虑得到了证实。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公开目的是增加缔约国抵抗外部侵略和内部颠复活动的防御实力。我们不明白克什米尔问题如何会属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范围之内。它提到克什米尔的话只能意味着这个军事同盟在一个国家，即巴基斯坦，同印度的纠纷中支持这个国家。对任何组织来说，做出这种行动来损害对这个组织中的个别国家友好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将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在目前这个问题中，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其他三个英联邦国家也参加了冒犯人的宣言。我们对理事会采取的出乎寻常的步骤向一切有关国家提出了抗议。
我同杜勒斯谈到了美国给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我告诉他这种援助如何引起我们严重的不安。巴基斯坦的气氛似乎是一种对印度威胁和危险的气氛。印度仍旧是某些巴基斯坦报纸猛烈攻击的对象，甚至负责领袖也不时发表好战言论。最近，边境事件又有发生，这些事件就其频繁程度和波及的地区广泛来说，是有特别的重要意义的。
因此印度愈来愈相信：不论美国给予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的目的是什么，从巴基斯坦的本身来说，巴基斯坦对因而获得军事实力普遍表示欢迎，这并不是因为它增加了巴基斯坦对可能的侵略者的防御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能够从所谓实力地位来解决同印度的纠纷。
我们在印度的人对巴基斯坦怀有好感。它刚刚宣布它自己为一个共和国，我们在它的历史的新的一章开始的时候愿意表示我们对它的最好的愿望。我们派遣了我们的部长之一作为特使去喀喇蚩亲自表达我们的祝贺。我们无意同巴基斯坦或任何其他国家进行任何军备竞赛，即令我们有力量进行这种竞赛。我们的力量和资源已经完全用在、而且在今后许多年将继续用于我们的五年计划上，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希望把我们有限的资源的任何部分改用在军备开支上。然而，对印度的命运负责的人不得不注意某些事实。正当我们在亚洲的人应该把我们的能力全部用来从事开发的任务的时候，这种军备援助造成了制造紧张局势和不安定的新因素，我只能对这种情况表示我们的遗憾和失望。我已经把我们对这一点的意见向杜勒斯作了明白的解释，我希望他现在对我们的意见有更好的了解。
最近的发展再次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条约上。这种条约的数目不但没有减少，看来反而在增加，并且，不论以前所承担的义务和发表的声明怎样，这些条约正在加强和扩大。所有条约的历史都是这样，特别是东南亚防御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前一个条约是在东南亚经过许多年的战争后有了和平的时候出现的。紧张局势已经有了缓和，人民在期望恢复正常状态。在可能看到的将来，没有发生侵略的可能。然而，正在这个松了一口气和开始出现希望的时刻这个条约出现了，并且立即引起了紧张局势的增加。时间更近的巴格达条约已经为西亚带来了分裂、不安全和不满。因此，签订这些条约的本来目的本身是失败了。我们深信，这两个条约和类似的军事条约和联盟不会增加这些区域内部的防御力量。而增加它们的内部防御力量却据说是这些条约和联盟的本意所在。
在面临到任何一个集团在签订军事条约和在进一步准备战争的情况下来谈论裁军问题是矛盾的，而且也是对所宣布的目的的嘲弄。如果修改政策是对大家都有利的，是对和平有利的，修改政策总是有时间的，即令这样做牵涉到一些大国。在目前发生冲突的地方是不能靠缔结军事联盟和用实力对付实力的办法来缓和紧张局势和重新建立和平和安定的。我们认为，而且在每一次有了新经验后我们进一步肯定了我们的信心：只有遵守和实行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叫做潘查希拉的五项原则，才有希望出现国际和平和安定的新时代。
原子能和从它发展出来的可怕的武器在世界上的出现使得以前的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也在其他方面的全部想法都成为过时了。各国的有思想的人和领袖因此都排斥战争。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死抱住冷战的概念不放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曾一再说过，核子武器必须予以禁止，原子能必须用于人类的福利，而不是由大国来控制。如果要排斥战争的话，那么冷战就是不合理的和有害的。冷战只能保持仇恨、恐惧和变成核子战争这种经常存在的危险的气氛。
我和杜勒斯国务卿也讨论了果阿问题。人民院知道，他和葡萄牙外交部长库纳几星期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印度各地引起了深刻的愤懑情绪。我们立即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这件事，我们向他们解释，按照目前果阿的情况，美国国务卿跟这样一种声明发生关系只能产生一种效果，那就是鼓励葡萄牙奉行代表最坏一类的殖民主义的政策。杜勒斯在同我会谈的时候向我保证，美国虽然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但是它并不是支持葡萄牙反对印度。我们当然不怀疑这个声明。但是，情况还是这样：葡萄牙当局特别把联合声明解释为好像它是支持葡萄牙的要求的。我们已经向美国政府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我愿意在这里重复一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绝不容忍葡萄牙在印度土地上的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继续存在。我们一直是有耐心的，今后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有妥协的。我仍然希望，友好国家将能够使葡萄牙认识到：在二十世纪的后半世纪仍然奉行着十六世纪的殖民主义政策是不聪明的。
我和所有这三位部长都详细讨论了西亚的局势。我们都同意，这种局势是一种具有爆炸性的局势。我不能冒昧对这个困难问题的任何迅速解决提出建议。同时，我也不怀疑，解决办法能够从紧张局势的逐渐缓和中产生。在这里，对现在正在烦扰着西亚的目前纠纷，巴格达条约又要负一部分责任。这个条约分裂了阿拉伯的统一，从而使已经够困难的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更复杂了。
我同三位外交部长、特别是日内瓦会议共同主席英国外交大臣讨论了印度支那局势。印度应日内瓦会议国家的邀请而答应了担任在印度支那的三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希望这个东南亚多事地区终于会永久恢复和平——这个地区对我们是如此接近，我们对它有如此多的长久的历史上的联系。现在，看起来日内瓦最后宣言中所规定的、作为越南两个部分统一的先行步骤的选举大概是不能如期举行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同我有关的问题上审查一下局势。我们无意于试图逃避责任地位，也不采取将会妨碍和平解决的步骤。因此我们已向两位共同主席建议，他们应当检查一下情况并且就为了使日内瓦协定得到遵守而应予采取的步骤作出决定。我有理由希望，两位共同主席将会晤并讨论目前的局势。
同三位外交部长的讨论还涉及了东亚的目前局势。特别是关于金门和马祖这两个沿海岛屿以及台湾的局势。我再一次向他们解释，我们认为东亚发生麻烦的基本原因是不承认明显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有力的、强大的和意识到它的权利和尊严的新中国的出现。我认为，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被接纳入联合国，东亚的局势是不能恢复正常的。我特别表示了这种意见：只要金门和马祖仍由敌对部队占据着，中国是决不会放心的。必要的第一着步骤将是把那些部队从这些岛屿上撤出，以便这些岛屿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仍将存在，但是我相信如果沿海岛屿能归还中国，台湾问题是能够略为易于处理一些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关切地注视着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和中国大使在日内瓦进行的会谈。双方大体上同意，它们应当通过和平的谈判方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纠纷。现在的主要困难是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台湾这个具体问题上。我们希望也将找出关于这一点的令人满意的方案，从而为讨论其他未决问题——包括两国外长的会晤在内——铺平道路。
我愿意特别提一提我同比诺先生进行的关于北非的交谈。我们印度人重视和欢迎法国为了使摩洛哥和突尼斯恢复主权而采取的步骤。困难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仍旧存在。我高兴地发现比诺先生对局势采取现实的观点。由于那里有着已经定居了几代的约125万欧洲血统的人而使那里的问题复杂化，人民院不会期望我再多谈这些讨论的细节。我希望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将在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彼此都满意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在比诺先生到达德里之前不久，我们从法国政府接到了关于在法律上移交以前法国在印度的属地的主权的条约草案。我们预料在就这个草案达成协议方面不会有什么困难，我希望主权的法律上的移交不会长久拖延。
如果指望得到和平，裁减军备是至为必要的。正如对待其他困难问题一样，也许还是一步一步地来进行比较容易。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一直在伦敦举行会议，并且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相当大程度的协议。但是不幸，日益紧张的世界局势并没有为裁减军备创造有利的气氛，而裁减军备的迫切性已经随着具有日益增加的毁灭潜力的武器的发明和积累而增加了。我们相信无条件地禁止生产、使用和试验核子及热核子武器，以及，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步骤，停止试验性爆炸、实行军备休战。
我希望趁这个机会提请人民院注意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指的是最近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毫无疑问，这次代表大会采取了新的路线和新的政策。这种新路线，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实际政策上，看来都是以对目前世界局势的比较现实的估计为基础的，并且代表着意义重大的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根据我们的原则，我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正如我们不欢迎其他国家对我们进行任何干涉一样。但是，任何国家里的任何重要的事态发展，如果看来是创造有利于奉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条件的步骤，那末，它对我们和对其他人说来都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认为，苏联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希望这种事态发展将导致世界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我想简略地提一提巴基斯坦总理昨天在他的议会中的发言。一般说来，我是要等到接到比较充分的和权威的副本以后才对一个发言发表评论的，但是，我认为我既然今天在这里发言，我应该就这件事说一些话。
我读了这篇演说的简略报道，感到遗憾和惊讶。穆罕默德·阿里是在气愤中发言的并且发表了一些显然不正确的言论。他说，印度正在进行恐惧和仇恨的运动并且制造了对巴基斯坦的仇恨气氛。不难把印度的报纸和巴基斯坦的报纸、把印度负责人和巴基斯坦负责人所发表的言论拿来比较一下。在巴基斯坦很久就有人对印度进行最激烈的攻击并且不时呼吁进行圣战。在印度有没有过任何负责人或者是报纸谈过战争或者真的谈过仇恨的话的呢？甚至到目前还有东巴基斯坦的移民络绎不绝地来到印度。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负担，而且是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自然提请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注意到迫使人民背井离乡逃入别国的原因。
穆罕默德·阿里谈到最近的边境事件，并且说，这些事件是印度制造的，而且每一次侵略都是来自印度方面。我要对付与真相没有什么关系的言论是没有多大困难的。我能够叙述一大串的这些事件，我能够就我们所知道的把这些事件的背景事实提出来，任何公正的权威都能加以判断。我在这里只提一桩大家熟知的事件，因为对这件事，公正的权威的确曾经调查过，判断过并且作出了决定。那就是查谟边境的尼科瓦尔事件。联合国观察员调查过这个事件并且明白表示过错误在哪一边。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曾经公开向我们保证，他将遵守联合国观察员的决定并且惩罚犯罪的人。我们现在还在等待这种诺言付诸实施。我们已一再写信但是毫无效果。
穆罕默德·阿里说过，他曾经写信给我并且提出了某些建议，但是他没有得到我的答复。这是对的。但是前天晚上我才收到他的信。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考虑这封信。我们希望不久把答复送去。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的信中提到了1955年3月11日和12日印度—巴基斯坦边界划分联合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并且显然指责印度拖延实施这个决定。这项决定曾在1955年5月由我们的内政部长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举行会议加以进一步的考虑。他们达成了称为潘特—米尔扎协定的协议。巴基斯坦政府在1955年年底以前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批准这个协定，后来又建议对这个协定作某些修改，这些修改实际上大大地改变了这个协定。但是我欢迎总理关于划分印度巴基斯坦边界的建议并且准备立即研究这个建议。
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的演说中建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它们永远不相互作战。我欢迎这个建议。每个人都知道，好几年来，我们一直建议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发表不相互作战的宣言。但是，我们的建议没有被巴基斯坦政府接受。我很高兴，穆罕默德·阿里现在已经以赞同的态度看待这个建议，我们将欣然地继续执行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冲突来得更愚蠢。我们一直努力在两国之间创造友好的感情；我相信，虽然以前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件，印度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之间今天存在很大程度的友谊。我们要更加接近起来不是靠军事方法或者战争威胁或者从所谓实力地位来对彼此交谈。在这个原子弹的世界里，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弱的。但是，我们可以发展其他方面的力量——友谊方面、合作方面和提高我们人民的水平方面的力量。我怀着极大的善意和诚意向巴基斯坦总理提出潘查希拉，我完全确信：如果我们能够以这五项原则作为我们彼此来往的基础，恐惧和猜疑的恶梦将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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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美国政府要回亲人
张兰芬的妹妹张茝芬的来信
我的姐姐张兰芬，1949年受美国奖学金的引诱，去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医学院解剖系学习组织学。对于这次去美国，到美国不久她就很后悔。1954年数次给我妹妹来信谈到美国政府阻挠她的回国的情形。在1954年5月来信中曾这样说；“……你说回去有方法，有什么方法呢？我们等于被人看起来，不准离境！要走的都要经个别审查，学校的研究大概也不能继续下去，以后分派的事不能不作，真是气恼之极，什么民主不民主，美国政府的居心实在不良，以后是否还能给你们写信也不得而知”。同年九月来信说：“暂时是无法回去的，护照已被扣留了，还被叫去审问，详情等以后见着再谈了……”。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收到她的来信，也不知她的去向，给她去过几封信，告诉她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但都未得到她的复信。
今年一月底，她忽然寄来一封信，谈到她已转到衣阿华州工作，但只字未提及回国之事，也没有提到收到我们的信。我想她一定是受到美国当局的迫害了。我请求政府协助，要美国当局放她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北京 张茝芬
曹柏年的妻子杨哲娴的来信
近来在“人民日报”上读了许多我国留美学生家属向美国政府要回亲人的信，增加了我对美国政府这种野蛮和惨无人道行为的痛恨，因为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我的爱人曹柏年，1947年去美国，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药学院进修生药学和药理学，1951年得药学博士学位，即在奥斯丁城得克萨斯大学任教，从1952年秋到现在，转至俄勒冈州俄勒冈大学任教。
全国解放后，我不断写信给他，告诉祖国突飞猛进的新事物，并催他早日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他来信也深切表示对祖国和家人的怀念。1951年9月他来信说：“我于明年六月一定返国！”，但在1952年1月的来信说：“……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前天接到移民局回信，批驳了我的回国申请书，上面注明假若我企图离开美国，将坐牢五年，罚款五千美元，照这样情况看来，我想难回国了……”。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后，我和两个孩子对他的回国抱着很大的希望，也曾将会谈公报寄去，要他争取早日回国。当时我认为美国政府可能不敢再明目张胆违反协议了，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他回信说：“你们来信劝我即时回国，都非常之对，不过我暂时不能如你们的期望，因为我有说不出的苦……”。最近来信常常提到他的心绪不佳，几乎每晚都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而对回国问题则连提都不敢提。我的爱人这样迫切地希望回国，但是美国政府却阻挠他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这说明了美国政府非但不执行协议，反而变本加厉地迫害和威胁中国留学生。
我请求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留学生进行非法迫害，美国政府必须执行会谈协议，让我的爱人和其他中国留美学生自由地和平安地回国。
北京 杨哲娴
曹柏年的儿子的来信
我们的父亲曹柏年是留美学生，1947年去美国，现在俄勒冈州的俄勒冈大学教书。解放后我们去信要他回国，他也很想念我们，也希望早日回到祖国，但在申请回国时，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无理阻挠，并威胁他如果企图回国就要罚款和坐牢，因而他无法回来。自从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后，我们想父亲这次一定能回到祖国了，但是美国政府仍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不让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美国政府并且用送回台湾去之类的话来恐吓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在这种迫害下，使得我们的父亲到今天还没有回来。
我们离开父亲已经八年了。自从全国解放后，祖国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人民都在辛勤地劳动着，在创造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的父亲不幸被可恶的美国政府扣留着，不能回国参加建设。当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两个小孩子，而现在我们已是高中和初中的学生了，父亲看不到祖国幸福的生活，也看不到我们和妈妈。他是多么地痛苦啊！因此，我们迫切地恳求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让我们的父亲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回到祖国，和亲人团聚。
北京四中 曹昌华 曹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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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到祖国怀抱，决心献出全部力量
第一拖拉机厂工程师 刘尔雄
不久以前，我从美国回到了祖国。过去由于美国政府的无理扣留，使我长期不能回来。自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经过我国政府进行坚决的外交斗争，并且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才不得不放回一批中国留美学生，使我获得了回返祖国的机会。我衷心感谢政府和党对我国留美学生的关怀。
从1951年起，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就采取了种种无理的迫害手段，宣布禁止离境和解散合法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美国移民局并且警告中国留学生说：如果企图离境，便要受到罚款五千美元及坐监五年的“处分”。同时，美国政府对待中国留学生如同罪犯，我们都曾被召到移民局受三、四小时的盘问，要我们表明个人的思想及态度，强迫我们打手印，并且还规定以后每个月必须向移民局报告情况。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还暗中监视我们日常的行动，我们随时有被叫去盘问的可能。至于和祖国通信，更是受到严格检查，我们往往二、三年内收不到祖国的一封书信，使我们和祖国及家人断绝了联系，因此我们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1955年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初期，美国政府又采用新的卑鄙手段来迫害中国留学生。移民局以“护照过期”为名逮捕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强迫他们交保证金五百至一千美元，并规定行动范围不准离开市中心五十英里的圈子，还叫宣誓不得与任何共产党员有关系的人接近。如果不遵守移民局这些无理的规定，便要被逮捕和拘禁。同时，移民局又千方百计地威胁和引诱中国留学生根据所谓“难民法”申请美国籍，或者强迫领取台湾入境证，打算永久阻止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后，美国政府又采取拖延态度，迟迟不发给离境证，并且硬性规定离境期限，或者说我们欠所得税，故意制造种种困难来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以我自己来说，从申请出境到批准，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时间内，美国移民局还屡次对我进行盘问。
回到祖国短短的两个月内，我亲眼看到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地前进，广大人民的生活都提高了，人人对祖国前途充满了无限美好的希望和信心，这一切都使我深深的感到作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多么光荣、幸福。
政府和党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的，帮助我了解祖国近几年来各方面的情况，并且分配我参加建设工厂这一光荣而重大的任务，今后我决心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提高自己，并且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为祖国和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