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随时注意先进事物和总结先进经验
中共广东省阳山县黄木乡支部书记 陈林
编者按:一切先进事物的产生,常常不是一开始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得到人们的支持的。因此,随时注意发现并且大力支持先进事物,就成了党组织的重大责任。广东省阳山县黄木乡所以能够做到一年种五造,每亩产千斤,正是党支部大胆支持萌芽状态中的新事物,善于总结、提高和推广群众中点滴的零碎的先进经验的结果。这篇文章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介绍了一项先进经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党组织对待新事物应该采取的态度。
我们阳山县黄木乡是东山大岭中一个有名的贫瘠山区。冷得早,暖得迟。从古以来,一年只种两造庄稼,一造玉米,一造蕃薯,总共约收600斤左右。可是,去年我们第一次打破了这个从古以来的老规矩,提早了播种时间,并且实行了间作,结果一年种了五造,每亩收了1,051斤,比往年的产量提高75%。
提早播种,是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呢?不是,我们决定提早播种有群众已经创造出来的先进经验作根据。一个根据是,农民莫师火家里,在1953年七、八月间,无意中把几颗玉米粒扫到一个水坑里,后来用水坑里的水浇芥菜,又把4颗玉米粒带到芥菜地里,结果在芥菜地里就长出4棵玉米来,到11月间这4棵玉米竟丰收了。莫师火家根据这一经验,就在1954年7月间打破常规种了一分地的玉米,结果到11月间又收了40多斤。根据这一经验,我们想,7月到11月的气候一天天的冷下去,还能种玉米,春天的天气是一天天的暖起来,怎么不能提早种玉米呢?另一个根据是,农民莫顺妹1954年正月试种了3粒九孔豆,后来还收得一罐顶豆子。根据这一经验,我们又想:“九孔豆比玉米更不耐寒,也能在正月里下种生长,何况玉米呢?”支部就决定在黄山区村的第一社作典型试验,把玉米提早到雨水前三天播种。这比当地老规矩清明前五天播种提早了43天,比平原地区的老习惯春分前五天播种,提早了一个月左右。支部的提议可遭到了不少社员的反对。他们不是说:“不到春风不种麦”,就是说“祖宗十八代未闻,一辈子未见”。支部就用已有的具体事实进行说服教育,终于发动群众在雨水前三天试种了20亩第一造玉米。当时天气的确比较冷,为了增强种子的抗寒能力,支部研究以后,除采用温汤浸种和盐水选种外,还采用每10斤玉米种子拌石灰一斤、火烟煤半斤的办法。这样,下种以后的十来天,虽未出芽,但种子却没有被冻坏,等到天气稍一转暖,幼苗就露出地面了。早播的成功,增加了大家争取丰收的信心。接着就给玉米撒草木灰,增加幼苗的抗寒能力,以后,又连续作了三次中耕施肥,促进玉米的生长,这样夏至以后,就开始了第一造玉米的收获,每亩产了210斤。
为了在不影响收获量的前提下,争取多种几造,我们在一造玉米收获以前的半个月左右又间种了二造玉米,这样,在第一造收获的时候,二造才长到四、五寸高,一造不会影响二造的生长。可是在发动提前种二造的时候,社员中又产生了抵触情绪,他们说,古来就是“一耕无二作”“过了春分种麦就要疏粒”。支部就列举出有一块芋头地经常要种五种以上的作物,收成也还不少的事例来说明“一耕无二作”的说法是保守思想在作怪。这样,就试种了13亩,到处暑后五天收获时,每亩产了142斤。当二造玉米收获以前的半个月,支部又发动社员种三造蕃薯。这时按老规矩说,种蕃薯的季节已过,有的社员就不主张种,认为种了也是见苗不见果。支部就举出20多年前有人曾经误了农时晚种了蕃薯但也有收成的事实说服大家。结果间种了16亩,每亩还收了615斤。当蕃薯快要收获的时候,我们根据二造玉米得到收获的经验,为了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又发动社员在蕃薯地里种第四造玉米。当时,有的社员强调无粪可上,种上收不上;还有一些社员觉得收成已经比去年多了,不种也罢!产生了自满松懈的情绪。支部就向大家指出:没有大粪,可以上粪水,不能多收,也能少收。同时批判了自满松懈情绪。要大家再接再厉,能多收就要争取多收。结果四造玉米每亩也收了84斤。立冬前后,三造蕃薯和四造玉米收获完毕,支部又发动社员种上了冬油菜。这样,由于我们不断克服了保守思想,克服了自满情绪,就在一块土地上一年种了五造,使社员的收入大大增加。
由于去年重点试验的成功,今年我们就在全乡推广这一先进经验了。而且,为了把这一先进经验在去年实践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我们今年订出了一年种六造的增产计划,并且准备了更多的肥料和准备作更精细的田间管理,努力克服去年一造产量比一造低的缺陷。现在,第一造玉米已经在立春那天下种了。我们有信心比去年多种一造,并且比去年获得更高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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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新片展览周”看电影艺术的新成就
本报评论员
正在举行的“新片展览周”集中地展览了1955年度优秀的新影片。这些影片标志着我国电影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近年来,为了克服电影事业落后于现实生活和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党和政府曾经采取了不少措施。这就是加强对电影事业各个方面、首先是电影剧本创作的领导和推动;增加影片的产量;提倡电影剧本的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除了重视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外,也鼓励摄制改编古典作品以及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举行了各种专业会议,及时总结、研究电影创作中的各项问题,逐步提高电影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事实证明,这些措施使我们的电影事业出现了新的面貌。电影艺术工作者开始突破了公式化概化念的障碍,努力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使我们时代的英雄在银幕上得到栩栩如生的再现,而不是抽象的、贴票签的“人物”;影片里的生活气息浓厚了;电影艺术的特性比过去得到较多的发挥;而最使人感到兴奋的是许多新的剧作者和演员的出现,他们为我们的电影艺术带来了一股蓬勃的朝气。
影片“董存瑞”标志着我国近年来电影艺术的较高的水平。这部影片通过对于董存瑞的性格描写,概括地反映了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革命青年的精神面貌。他们以高度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对敌人进行了最英勇顽强的斗争。而影片在塑造这个英雄人物的功绩上,便在于它是以极真实的、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显示了在党的教育和鼓舞下,一个真正战士的成长过程。显示出他怎样从一个农村少年成为共产主义的不朽的战士。
“董存瑞”这部影片的成就,还说明了我国电影工作者在熟悉电影的性能和技巧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南岛风云”的成就,证明了原来比较不熟悉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导演和演员,经过近几年来的生活实践,已经使他们的思想感情起了很大的变化,再加上艺术创造上的认真钻研,因而就能够在体现影片的内容和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上接近了真实。
“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纪录了我国最优秀的戏剧家的艺术成就,将成为我国戏剧表演艺术的优良的教科书。
“新片展览周”标志着我国电影事业的若干进步,这是我国全体电影工作者辛勤努力的成果。但是任何成就不能成为骄傲自满的理由。对于我们的电影艺术,我们仍然需要提出下面的要求:
首先,是关于影片的数量问题。1955年生产了18部故事影片,这是1950年以来产量最高的一年,但是,这个数字显然远不能满足我们的6亿人民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文化部电影局计划今年的电影观众达到12亿人次,也就是说,每个人一年平均只看两次电影。这是很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大大地增加影片生产的数量。
其次,表现现代生活的题材方面还需要更广泛些。对于描写过去革命阶段的斗争生活的题材,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们是比较熟悉的。对于当前的现实斗争生活的题材,特别是表现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题材,现在还太少。这就说明,电影艺术家们如果不努力熟悉当前的现实斗争生活,就不能够使今天正在进行着的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斗争在影片上得到迅速的反映。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
第三,在艺术表现上,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我们的影片,仍然存在着人物刻划得不够丰满、生活简单化的毛病。就以此次展览的另两部故事片——“怒海轻骑”和“水乡的春天”来说,它们是以反映当前的国防斗争和农业合作化中的阶级斗争为主题而显出特色的。但是由于电影艺术家们在处理这方面的题材的时候,还缺乏足够的生活基础。因而影片缺乏动人的情节,缺乏人物的描绘。虽然经过导演和演员的最大的努力,也还有一些捉襟见肘的痕迹。
我国电影艺术事业如果要继续保持并且提高今天的水平,电影艺术家们就必须更多地去熟悉新的、沸腾的生活。只有深入新的生活,对生活进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够真正揭发现实斗争的矛盾和冲突,创造当代英雄人物的典型。
第四,电影艺术的样式还需要更多样些。在这次展览周里,我们在动画片、木偶片、风景片方面的显著成功,是特别值得刮目相看的。但是我们还需更多样的电影样式,例如喜剧片、讽刺片、音乐片、传记片、体育片等等,都还是亟待开发的荒地。题材的广泛性和样式的多样性,是电影艺术繁荣的必要条件。
对于我们的导演和演员来说,摆在目前的很重要一个问题,是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问题。导演们需要十分注意电影的特性,注意诱导演员真实地再现角色的思想感情,注意画面的构图以及人物的环境及后景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现在我们注意得不够的地方。而演员表演艺术上的虚假现象,也仍然是我们目前影片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使在较好的影片中,也在所不免。有些演员还是企图从若干生硬的外形动作上去表演人物,而不是深刻的发掘人物的内心生活,使人物的精神状态在人物的行动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艺术水平不提高,是提高电影艺术质量的严重障碍。
让我国的电影艺术事业加快地成长吧,让我们充分珍视已经获得的成果,努力克服现在还存在的弱点,以便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我国电影艺术事业更加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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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6,500万工农文盲入学
随着扫除文盲工作的积极开展,全国农民入学的已达6,200万人,占全国农民青、壮年文盲30%以上;全国职工入学的约计300万人。
扫除文盲工作,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形成高潮。山西省入学农民达青、壮年文盲人数58%;安徽、山东两省达40%以上。北京市郊区和其他少数地区达80%到90%以上。江苏省职工已有50%的文盲入学;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职工文盲全部入学。北京市准备今年3月间组织全部职工文盲入学。广大工人、农民的学习情绪很高。过去认为孩子多的妇女学习有困难,现在很多人都参加了学习。50岁、60岁的老年人有的也参加了学习。
各地对扫除文盲工作都采取积极的措施,普遍作了规划。不少地方自上而下地一直规划到工厂、农业合作社、街道。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16个省市先后召开了扫除文盲工作的专业会议。北京、上海、山西、江苏、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市成立了扫除文盲协会;部分县、乡也成立了扫除文盲协会或扫除文盲工作队。仅山东一省就动员了120万农村识字的人参加扫除文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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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开辟鼠类研究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最近新开辟鼠类研究实验室,动物学家们从各地搜集了许多鼠类标本进行研究实验。
系统地对鼠类进行研究,这在我国动物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这项研究工作是由动物学家寿振黄领导的。他们首先对鼠类为害的历史作了研究。1,000多年来历史上有很多“鼠害稼”的记录。如元朝时庆阳、延安等地曾发生100多亩庄稼为野鼠一天吃尽的事情。据调查,各地几乎仓仓有鼠洞,洞洞有存粮。一只大家鼠(褐鼠)每年可吃9公斤粮食。一只黄鼠夏季就可在农田中吃掉8到16公斤玉米或高粱。
科学家们进行了鼠类生活习性的实验和研究,初步提出了消灭鼠类的办法。一种先用无毒食物引诱老鼠吃,然后放毒饵的办法,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猫和狗都能捕鼠,有训练的猎犬,每天可以捕鼠100多只。科学工作者在有关资料中发现一只猫头鹰一年中可以消灭能吃掉一吨粮食的大批害鼠。
科学工作者还在北京市郊区保福寺乡等农业生产合作社指导或参加农民的捕鼠运动;继续研究鼠类的分类、分布、繁殖和药剂试验等问题。在开辟鼠类研究试验室以前,科学工作者结合其他研究工作在内蒙古、大兴安岭、长白山等地对鼠害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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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农业社成立业余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巴拉格歹区忠信农业合作社在2月27日成立了农民业余中学。业余中学的课程除有语文、数学等科外,还要着重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现在,学校已和农业技术指导站订立了包教保学合同,社里还给学校拨出6亩多地作为实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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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奥林匹克委员会第51届会议上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委员 董守义
1月间,我出席了在意大利科蒂纳·丹佩佐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51届会议。会后参观了在当地举行的第七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作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委员的我,一面关心着自1894年在法国教育家顾拜旦倡议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奥林匹克运动,另一方面又关注着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所受到的重视。因此,在第51届会议开始讨论通过1955年在巴黎举行的第50届会议纪录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与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纪录的时候,使我深为惊讶。在那次联席会议上,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曾经提出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撤销对台湾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承认,并代表6亿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违反奥林匹克宪章,把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分成两个的做法。可是我国代表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二次发言却没有纪录进去。这使我不能不发言要求作公正的补充。
关于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撤销承认台湾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问题,在会议中,我曾分发了一封公开信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同事们,用我在中国从事体育工作40年间所见的事实向各委员证明,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中国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成立于1910年。从那时起到1948年,前后经过数次改组。1924年,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当时它的名称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33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以地区为单位选举代表,1948年还召开了代表大会,共有30多个省、市的60多名代表参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少数理事逃往台湾,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这一组织仍在南京。1949年10月,中国体育界在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多数理事和监事的发起下,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体育界人士代表大会,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发展的沿革,清楚地说明了,代表全中国的体育界的唯一合法的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就是,也只能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但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又同时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这是和奥林匹克宪章的精神不相符合的。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在一个国家中只能承认一个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而台湾是见诸历史记载的、世所公认的中国的领土,是中国的一个省,它的体育组织只能隶属于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台湾的爱国运动员和体育界人士,也一定怀着参加祖国体育运动的行列的心愿。因此,中国人民和运动员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撤销对台湾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承认,避免受到某一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是维护奥林匹克宪章的正义要求。
这一封公开信受到人们的重视,遗憾的是,会议上仍然没有予以讨论。这种无视现实和中国6亿人民合理要求的做法,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是不相称的。
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柏朗戴基先生进行了有益的交谈。我向柏朗戴基先生介绍了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开展的情况。
我的介绍使柏朗戴基先生感到很大的兴趣。我赠送了一些介绍新中国体育运动的画册和图片给他。他在看到北京体育馆的建筑时,似乎有些疑问。他问:“中国有50公尺长的室内游泳池?”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明是中国的工程师自己设计的以后,他很惊奇,同时盛赞中国体育运动发展的迅速。
我们也坦率地谈到关于中国人民要求撤销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问题。柏朗戴基先生有和我不同的看法。他看了我准备分发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的一封公开信时,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他说:“你可以提出要求说: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不是谈政治。”
柏朗戴基先生虽然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也不能不承认这一个事实。
在第51届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上,还讨论了有关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工作以及196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阔谷举行的第八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问题。
在第51届会议以后,我们参观了第七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七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冬季运动会。这不仅因为是有32个国家的1,500名左右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而且是因为这里有苏联的优秀运动员的巨大的队伍。他们是第一次参加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更富有象征世界各国人民和青年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的特色。
运动会的组织委员会对我国能派出一个观察代表团出席表示高兴。在我们所遇见的朋友中,都热心希望中国运动员能参加下次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也告诉他们中国的运动员在不久的将来,会在盛大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和世界各国运动员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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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正积极开办停学待业高中学生补习学校
各地正在积极开办停学待业高中学生补习学校。北京、鞍山等地筹办的停学待业高中学生补习学校或补习班已经开学。上海的补习学校已经开始报名,估计有5,000人入学。四川、辽宁、陕西、江西、旅大等省、市的补习学校都准备在3月中旬开学。辽宁省计划在县、市举办17所补习学校或补习班。陕西省计划举办13所补习学校。四川省决定在大、中城市、县城举办补习学校、补习班或补习小组。湖南、广东、河北、重庆等省、市的补习学校或补习班也正在积极筹备中。
目前各地参加补习的学生都具有高中二年级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高中毕业的占大多数。北京市报考补习班的1,093名学生中,高中毕业的有588人,具有同等学力的505人。
各地的补习学校或补习班,将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全面复习,选修高中的主要课程。北京市教育局调派了一部分优秀的中学教师来担任补习班的教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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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雄董存瑞的光辉形象
——谈国产故事片“董存瑞”——
王若望
编剧:丁洪、赵寰、董晓华 导演:郭维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
“董存瑞”是使人激动、使人难忘的一部好影片。
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摄制成的传记片。传记片要是搞得不好,往往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不是使主人公理想化、使他离开了自己所处的典型环境,成为“超人”,就是拘泥于真人真事,不加选择地把主人公的经历平铺直叙地背诵一遍。这样,主人公就丧失了自己的鲜明的性格,成为一个干瘪的人物了。“董存瑞”的创作完全不是这样的。它摆脱了上述那些使艺术黯淡无光的桎梏,通过新颖的艺术手法,选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成功地塑造出了英雄董存瑞的光辉形象。
董存瑞由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不朽的英雄人物,其间经过的道路是曲折而复杂的。影片紧紧地掌握住了董存瑞从比较幼稚到逐步成熟的每一个微细的过程,通过若干典型事件,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把董存瑞在党的教育下,在实际的战斗考验里,怎样受到锻炼,怎样保持并发展了自己的优秀品质等情况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董存瑞在参加革命以前所向往于当八路军的,只不过是“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他对革命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可是从他跟别人摔跤不服输,从他一再缠住八路军的赵连长要求参军等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个浑身是劲的小伙子是有着一股执拗劲的。他只要相信自己的愿望是对的,就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它。这里面有着农民的质朴,孩子气的天真,但是更重要的却是有着作为一个战士的坚毅不拔的精神。
影片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把董存瑞思想上一步步向前迈进表现了出来;而这许多矛盾冲突,又是和董存瑞的鲜明的个性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参军以后,董存瑞很振奋。但是当他发现别人子弹袋里都装得满满的,自己的子弹袋里却只有十发子弹的时候,他火了。他甚至忍不住要从正在行进的行列里跑出来,去质问连长。同志们批评他不守纪律,他还不服气。后来直到在班的会议上,大家把子弹袋解下来给他看,他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只有十发子弹,老同志们不过用高粱杆和小木棍将子弹袋塞满了哄骗敌人罢了。这一富有戏剧性的冲突,不仅突出了董存瑞的直率的、火爆的性格,也表现出了一个农民出身的新战士的幼稚、缺乏经验、纪律性不强等弱点。但是这些弱点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董存瑞的热爱,因为从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董存瑞是多么坦率、诚挚,他对敌人多么憎恨,他如何一心指望多消灭些敌人。这一富有戏剧性的冲突在艺术安排上也是很巧妙的。首先它反映出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以弱势的地位战胜强大敌人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同时,它也给下一个情节:董存瑞在第一次对敌作战中打完了子弹却没有命中敌人,预先设下了伏线。而当全班战士解下了子弹袋,真相大白,矛盾解决了以后,影片仍然没有放松对人物性格的刻划。这时候董存瑞不好意思地坐了下来,怀疑地望着大家,问道:“打仗?十发子弹少点儿!”这就把他要强的性格和复仇的决心更加突出了。这一切看来都很自然,没有一点做作的痕迹。
在第一次对敌作战中,董存瑞只图“打鬼子打个痛快解气”,不管出膛子弹是否命中了敌人,一口气就把发给他的子弹打光了。董存瑞这种错误的行为,再一次表现了他的鲜明的个性;而通过同志们特别是连长对他的批评,董存瑞思想上的进步又跨入一个新的阶段。连长跟董存瑞谈话这一场戏是很动人的。连长的亲切、真挚的态度,连长的简洁而富于人情味的话语,充分把一个部队中的党的代表者,一个连队里面的领导者的神态体现了出来,他和某些影片里面表现的只会作索然无味的空洞说教的领导人物是完全不同的。连长的谈话深深地打动了董存瑞的心,从中他理解到作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是不能光凭一股“革命劲”硬干的,他必须认识到“革命”的真正的意义,懂得自己在为谁作战,这样他的“革命劲”才能持久,他才能绝对忠实地为人民服务。事实证明,此后,董存瑞已经不是一个只凭一股热情行事的青年,无产阶级的自觉性已经在他身上逐渐增长,他也竭力要求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影片里面表现董存瑞要求入党的这一情节,是带有强烈的喜剧气氛的。董存瑞在代表班向指导员送请战书的时候,附带交上了自己的党费。这说明了董存瑞要求入党的热烈的愿望,也表现了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品质进一步的发展。
影片中选举爆破队长一场戏,更明显地显示出董存瑞的思想品质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为了打开承德的大门隆化,迅速解放全热河,我军在进攻隆化的前夕选举了和整个战局有很大关系的爆破队长。董存瑞光荣地肩负起了这个使命。董存瑞在选拔自己的助手的时候,无所顾虑地把曾经跟他竞选过爆破队长的王海山选做火力组长。当王海山含着眼泪激动地和董存瑞拥抱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革命队伍里面同志们团结友爱的精神,我们也充分看出董存瑞的更高的共产主义品质的形成,他的气量宏大的胸怀,他对同志的深切的爱。
由于影片把董存瑞的成长细致地、真实地表现了出来,最后董存瑞奋不顾身抱着炸药包去炸“桥型暗堡”而壮烈牺牲的事情在艺术表现上也就更加可信。当我们看到董存瑞拿着的炸药包的引线在他头上燃烧的时候,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董存瑞的崇高的内心情绪。为了击溃敌人,为了赢得胜利,董存瑞是完全不惜牺牲他年青的生命的。他的壮烈牺牲,正是一个千锤百炼的革命战士性格在战斗的紧要关头最完满的体现。
“董存瑞”的成就是和导演、演员的协同一致的努力分不开的。导演郭维不仅运用了巧妙的艺术手法突出了影片中董存瑞的形象,同时,对于董存瑞的战友们,也作了较好的描绘。扮演董存瑞的演员张良的演技是朴素的、细致的,他真实地塑造了董存瑞的英雄形象。扮演郅振标的演员杨启天,扮演连长的演员张莹和扮演区委书记的演员周雕,在表演上也有许多独特的地方。
“董存瑞”的成就,给我们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如何创造正面人物,如何克服公式化老一套的光辉的范例。影片不仅创造了英雄董存瑞的不朽形象,并且在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典型环境里,赋与了它深刻的典型意义。它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董存瑞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话式的英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亲切的伙伴,我们可以效法他,学习他。影片“董存瑞”充分证明:只有写出了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写出了他逐步成长的过程,而且是真实感人地去刻划他,才能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英雄人物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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