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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于民不利”
陕西省泾阳县在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发生了盲目并店的偏向。城关镇共有62户饮食店和57户饮食摊贩，一下子就被改组成12个供应点。原来街上提篮子、挑担子卖包子和卖油条、豆浆的，也都成了座商。群众买油条、豆浆也得先交钱买票。原来，县城东、西关和正街都有上鞋的，现在合并在一个地方，群众要补一双鞋得跑许多路。在云阳镇，由于打乱了小商贩原来的经营方法，买餄餎也要先排队买票，群众很不习惯。
这种盲目合并小商贩和手工业户的做法，反映这些同志忘记了我们党做一切工作、处理一切大小问题，都是以对群众是否有利作出发点的。忘记了群众的便利，自然就走上了违反党的政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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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务的太多和太少
2月上旬，中共天津市委国营工业部召集了天津市几个国营机械厂和国营工厂或这些工厂的机械修理车间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制造双轮双铧犁量具的生产任务。动力机厂厂长丁兆祺不愿参加会议，理由是动力机厂的生产任务太重，根本没有力量来担负这一任务。国营工业部负责人没有允许，丁兆祺只得免强参加这个会议。会上，国营工业部负责人指出了协作制造双轮双铧犁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保证完成，谁拒绝谁就要犯错误。丁兆祺只得硬着头皮把任务接受下来。
当动力机厂的工人们得到生产双轮双铧犁量具的消息的时候，生产情绪十分高涨，各个车间自动派代表到厂部去接受任务。结果，23套量具的任务一抢而光；有的车间因为没有领到任务而感到失望。天津纺织厂的机械修理车间和天津卷烟厂的机械修理车间也都是这样。
这种极其鲜明的对照，有力地说明了领导思想大大落后于群众。领导者应当迅速克服这种保守思想，走到职工群众前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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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建社中的问题
江西省宜春县西村区河北乡支部副书记张春凡在检查新建的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春耕准备工作的时候，发现社员尤其是贫农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4个社132个劳动力有41个人丢掉农业生产去挖煤井。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为什么不高呢？原来是这4个社规定的土地报酬太高，一般的占入社产量42％；股份基金负担的不合理，耕牛作价入社的钱归田亩负担，每亩4元多；农具作价入社的钱归劳动力负担，每个劳动力负担23元至27元。根据这些规定，贫农显然要吃亏。
找出原因以后，这4个社就分别召开了党员团员会、社委会和社员大会，进一步学习了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参考了老社的经验，把土地报酬降低为入社产量的35％，把原来耕牛、农具作价入社的办法也作了适当的修改。解决了这些问题，4个社的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各社都检查了春耕准备情况，订出了社的生产计划，开展了积肥和兴修水利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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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临夏地区的农业生产高潮
贾行
甘肃省临夏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紧接合作化高潮，农村又出现了生产高潮。全区农业合作社社员，都信心百倍地为争取全区增产1亿斤粮食而奋勇前进。
农民常说：“想使庄稼壮，粪土要上旺。”合作化给大量积肥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全区普遍地掀起了积肥热潮，到处都可看到新修的厕所、圈棚，新积的土堆、粪堆。据临夏县马集乡科沱村调查，全村29户，往年只有10户拾野粪，建社后，户户都在拾野粪。现在，各社都在寻找肥源和研究大量积肥的方法。几十年的老炕、老墙拆掉了；山崖、砂坑上从来没人理会的鸽洞也来了扫鸽粪的人；山坡、沟沿过去没人理睬过的兽骨也被拣去了。不少地区出现了“庄院巷道无野粪，大道中间无路土”的新气象。
临夏地区土质粘性大，秋犁以后，就遍地土块，必须打碾保墒。每年冬季，地里到处是手拿“木榔头”的农民在敲打土块。不过今年和往年不同，合作社的生产队在劳动中展开了竞赛评比，效率高，质量细。据社员们谈，单干一个劳动力一天只能打半亩，最多打七、八分地，现在合作社社员一天打一亩多。
大量浇灌冬水，这也是临夏地区今年的新气象。据永靖县统计，冬灌达43，500多亩，夏田大部灌了冬水。没有冬灌习惯的，也开始冬灌。过去因为水规限制而解决不了的浇水问题，随着合作化也迎刃而解。东乡族自治县过去有很多地灌不上水，建社过程中，实行合渠并坝，全县冬灌比过去增加了5，000多亩。
临夏地区的各民族妇女，在劳动战线上向来是不弱过男子的。建社以后，妇女最突出的表现是积极地参加了打土块和积肥工作。和政县甘沟乡的青年积肥突击队，537名青年中，女青年就占了四分之一。广通回族自治县在兴修阿里麻土水渠的时候，村庄周围的渠道，是由妇女包干的。永靖县河东乡，男子们参加了修水渠的民工队，妇女们就拉土、积肥、植树造林。
在合作化高潮和生产高潮中，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大大加强了。不仅在建社过程中，各族农民互相串连、商量办社，过去不和睦的互相道歉、检讨，而且在生产、学习中也互相帮助，克服困难。临夏县西高庙乡吊坪村，在建社过程中，10户汉民社员，帮助7户东乡族社员整理了粪土，两民族社员更加亲密团结。在民族联合社，或者按回汉民社员在农牧业上的特长，实行合理分工；或者各民族混合编队，共同生产，都做到了发挥所长，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合作化给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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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们要材料，要工具
本报记者 范荣康
2月16日，沈阳第三机床厂第二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白玉昆同志告诉我，他们加工的1K36车床的各种部件共有712道工序，现在有682道工序的定额都被突破了。
但是他接着说：1月份他们没有完成计划，拉下了2，800小时的工作量。2月份到昨天为止，又拉下了4，000多小时的工作量。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在车间办公室坐了不足两小时，只听得人们嚷着“待料”两字来回窜。车间计划调度员顾文海同志刚汇报两台小刨床待料了，第一工段计划调度员又递上一纸清单，列了48项部件，要求在最近一两天内下料，否则就要停车。车间主任本想在晚间开个会，排排作业计划，因为没有料，会也开不起来。指示图表也早已失去作用。
顾文海同志说：“最近一个多月来，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成天吵着待料、待料。”
白玉昆同志说：“不仅是待料，而且投料的批量也太小。我们车间里加工的1K36车床的许多部件都是五个五个地卡住一齐车的，现在批量小，三个、二个、甚至一个也得卡上去车。这么一来，辅助工时增加了，效率大大降低。张英弟是个挺棒的小伙子，今天整整一个上午只干了一个15分钟的活。
顾文海同志补充说：“还有一个问题是料大、不合标准，加工的余量也大。”1K36车床的床身，按照规定只需切削四个到五个糎，因为料大，竟要切削20个糎。料大，不仅浪费宝贵的金属，而且浪费加工时间。加工床身的工人说：“如果料大的问题能够解决，床身的加工效率可以提高60％。”
待治具、待刀具、待卡具也同待料一样严重地威胁着生产。有的治具供应不上，足足影响生产一个月。有的绞刀供应不上，又不能闲着，只得用废绞刀来“凑合”，有一次就因此废了一个床头大部件。
为了解决待料问题，厂里号召“有啥干啥”，车间里无时无刻不在“调剂任务”。定机、定活、定人的“三定”工作行不通了。在以积极主动制订先进的小组规划闻名全厂的张国斌小组里，13个人中有9个人换了活。合理化建议刚提出来，活就换了，用不上。他们的规划有很多都遇到困难没法实现。操纵大型苏联摚床的徐守智、秦连元两位老工人，有时一个人8小时能干20小时的活，但摚床的料迟迟不下来，车间只得把这两位老工人调到一台老式皮带车床上去做零星活，一天死扣，只能干6小时的活。
“这就是我们车间的现状。”白玉昆同志对我说：“你听！车间的机器都在响着，工人们都在忙着，好像谁也没有闲下来。可是，他们能创造多少价值呢？”他拿出一张名单，上面写有19个青年工人的名字，他们在2月上半月完成的工作量，最多的也不足全月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只完成全月工作量的十分之一。
一个多月以前，这里的工人曾经满怀信心地讨论过提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车间制造1K36车床的各种部件，过去要678个加工工时，今年工人们主动压缩为493个工时。工人们说：“如果材料供应及时，批量合适，工具不耽误，定机定活，还可以再减21个钟点。”车间的领导人员兴高采烈地回答工人们说：“1K36车床要大批生产，批量不会小的。关于准备工作，大家请放心，保证搞好。”这样，1 K36车床的工时定额又压缩为472小时。
定额压缩了，一切保证的诺言都落空了。工人们刚刚突破了一道一道工序的定额，又被材料和工具供应工作的落后现象拖了回来。他们落在计划的后面，干着急，撵不上去。有的发牢骚，有的冲着计划调度员嚷，有的去责问车间领导人员：“你们讲不讲信用？为啥说话不算数？”
车间工作人员面对着工人的责问哑口无言，有的甚至不敢同工人见面。第二工段的工段长段文惠同志被工人追急了，哭了一场，说：“现在这个情况，工人情绪越高，我越干不了。”
是谁窒息着第二车间工人们提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情？是车间的工作人员吗？不。虽然他们喊叫待料的时候多，从主观上努力、尽可能地稳定生产秩序、尽可能地避免停车还做得不够，但是仅依靠车间本身的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混乱状况的；主要的问题是在厂部的工作上。
去年第四季度，厂里把1k36车床所需要的一部分铸件外包给瓦房店一家工厂协作，却没有抓紧督促。年底，车间提出铸件要及时供应，才能保证完成1月份的生产计划。厂里说“保证供应”。但是，直到1月28日，车间的青年监督岗派了代表去找厂长，才知道由外厂协作的铸件样品不合格，根本没有浇铸。在青年监督岗的督促下，厂里表示下决心解决第二车间的待料问题。可是，大部分已到部件都没有按规定日期投料。到2月19日，待料更严重，有好几部机床不得不停了车。
第二车间的待料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三机床厂的领导工作落后了一步。他们没有料到群众提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情会这么高，没有估计到这支强大的力量会要冲破一切不能和它相适应的旧制度、旧作风的障碍，因而没有能及时赶到群众前面去，引导群众前进。他们始而是关起门来搞规划，一次又一次被群众批评为“保守”，拿不下去。好容易把规划定下来，已经是精疲力尽，无暇迅速来扭转生产领导工作的落后状态。
不过，厂的领导上也有苦衷。厂长刘新同志说：“第二车间的待料问题，厂里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可是，有些问题也是厂里本身不能解决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到处呼喊着提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第三机床厂（其实又何只是第三机床厂）材料和工具的供应来源确实比以前难多了，协作铸件的供应中途变卦，更使他们被动。
工人们充满了提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情和力量，他们要材料，要工具，这是各个企业，也是各个工业部门应该迅速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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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瑞廷木工组帮兄弟组达到先进水平
四川省城市建设局第二工程公司林瑞廷木工小组，半年来帮助8个兄弟小组共104人达到了先进水平。
林瑞廷小组每逢调到一个新工地，便去了解其他木工组的工作情况和问题，然后请工会主持召开经验交流会，讲解、表演各种先进工具和先进方法。林瑞廷小组还两次和其他木工小组共同组织联合队，和其他小组的工人共同使用和制造先进工具，使他们很快地掌握了先进工具和先进经验。卓炳良小组在参加联合队以前，4个人一天只能做70个窗扇；参加联合队以后，3个人一天便做120个窗扇。
林瑞廷小组还采取换工留学的办法来带动其他小组达到先进的水平。例如林瑞廷小组和林德贵小组各派3人换工留学以后，林德贵小组的制样工作，由原来达不到定额提高到突破定额75％。林瑞廷木工小组还为远在雅安的木工组寄去先进工具和蓝图。
林瑞廷小组去年推广了37种先进工具和先进经验，今年平均突破定额70％以上。今年1月份，这个小组又提出保证要在今年内完成两年的工作量。（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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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酸性贝氏炉制沸腾钢成功
大冶钢厂电炉车间学习苏联经验，利用酸性贝氏炉试制沸腾钢成功。一个多月来所试制的5炉钢中，有4炉完全合格。沸腾钢的试制成功，不仅可以大大改善贝氏炉钢锭的质量，还可以提高产量7.86％，降低成本5.38％。（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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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台畜力发电机试制成功
适应农村需要的第一台畜力发电机，21日在齐齐哈尔电机修配生产合作社试制成功。这个合作社在今年将生产350台这种畜力发电机。
畜力发电机是用两匹马拉着转的，能发出1瓩的电力。用这种发电机可以使100户人家分别装的10瓦特电灯全部放光，可以使手提电影机放映电影，可以使7台有线广播扩大机、300台扩音喇叭进行广播。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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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推广水稻单株密植
广东省今年积极推广水稻单株密植。据53个县的统计，今年要推广单株密植的将有640万亩。曾经获得粮食每亩千斤的澄海县，单株密植将占稻田总面积70％。潮安、普宁、中山等县去年只有200多个农业合作社试种，今年准备大面积栽培的就有6，000多个社了。汕头专区去年试种单株密植1，000多亩，普遍比小科密植增产50至100斤。创全国水稻丰产纪录的云光农业合作社，去年晚造栽培单株密植50亩，平均每亩收谷972斤，比一般小科密植增产17％，其中有2亩还获得每亩1，158斤的高额产量。（李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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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林业基本建设规模很大
今年全国林业基本建设建筑安装工程量将比去年增加44.7％。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等13个采伐企业，今年将新建888公里森林铁路，208公里平车道。各森林工业部门今年还将修建582公里公路。其中仅森林铁路的工程量，就比去年增大92.6％。
为了扩大木材的生产量，林业部今年还将新建2个森林工业采伐企业，增加103个主伐车间和数百台拖拉机、绞盘机。这样将使7个森林工业局从采伐、集材、运材到贮木场全部实现机械化作业。（梅凤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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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华阳河农场投入生产
安徽省华阳河流域的宿松、望江两县的滨湖地区，最近建立了一所大型的机械农场——国营华阳河农场。这个农场是在1955年11月开始筹备建立的。目前，机具库、办公室和职工宿舍等基本建设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拖拉机、播种机、中耕机和五铧犁等农业机械也已大部运到。今年春季，农场计划开荒14，000亩，播种玉米、水稻、大豆、高粱和棉花等作物。到今年年底以前，农场将开荒8万亩，其中4万亩将播种冬小麦。（周学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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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
林洪
1955年7月27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介绍了一段反革命政治流氓分子李万铭的活动史。这个反革命政治流氓分子的骗术，虽然说来是幼稚可笑的，但是在1949年的半年中和1951年1月到1955年1月的四年当中，他却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他不但混进了我们的国家机关，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但变成了一般的革命工作人员，而且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窃据了重要的职位。最后，他还伪造了一位高级将领给他的电报和“亲笔信”，诡称要他“回十二军任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公然乘飞机到西北去“商谈军务”。虽然这一荒唐可笑的政治诈骗事件终于被揭发出来了，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发生以后四年之久才被发现，不能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不能不是对我们的一个极为辛辣的讽刺！我们的人应该深切地从中领取经验教训。
并不高明的政治骗子
李万铭现年只有28岁，出身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从小就有偷窃诈骗的行为。1945年1月，他在安康兴安师范学习一个时期，并在那里加入国民党以后，就报名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先后充任文书和准尉政治干事，一直到1949年5月南京解放为止。这个流氓成性的匪徒在匪军中任职的期间，更加加深了他敌视人民的思想和盗窃诈骗的恶习。
在南京刚刚解放以后，李万铭就开始了他的反革命的政治诈骗活动。他伪称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混入我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1949年10月结业以后，他和同校学生、另一骗子刘忠义合谋，伪称他们要到西南工作团工作，从学校骗得鉴定材料和介绍信。他们依照介绍信上的印章样式，私刻了这个学校的关防和负责人的私章，伪造了一封到常州市人民政府工作的介绍信，骗得了市府建设科科员的职位。他嫌科员的地位低，约一个星期以后便逃跑了。他又用同样的假公章伪造了一封二野军政大学政治部给苏南行署负责人的转业介绍信，用常州市人民政府发给他的干部登记表填写了一篇假的革命履历，伪称他是二野军政大学的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负伤成残废，前往前苏南行署要求分配工作。
在李万铭交给前苏南行署的假证件中，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例如，他自称是共产党员，但是没有转移党员关系的介绍信。这是违反我们党的组织工作制度的规定的。苏南行署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的警惕性比较高，他们发现了李万铭的政治骗子的马脚，把他交由无锡市人民法院判处了三年徒刑，于1951年1月提前假释出狱。
从上面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虽然李万铭是伪造印信进行诈骗活动的老手，但是只要我们的人事组织工作部门的同志有所警惕，工作作得比较细致，那末，他的并不高明的骗局是不难识破的。可是以后这个骗子却继续遇到很多毫无警惕的人。
用伪造的证件混进了党
从无锡的监狱中出来以后，李万铭不但没有改邪归正，而且欺诈冒骗的胆子愈来愈大了。他又私刻了一颗“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关防和某政治委员的图章，冒充他是这个学校的军教科副科长，以残废军人转业原籍为理由，伪造了一封给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转业介绍信，并在上面注明他的档案材料已在淮海战役时失落，其他材料随后寄交本人。他拿着这封伪造的转业介绍信，以“革命残废军人”的身份购得半价车票，于1951年1月底坐火车到了西安，要求中共陕西省委为他分配工作。
应该注意：按常识来说，我们的军事学校是没有什么直属的“组织部”的，只在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下面设组织部，因而这一颗“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印章，显然是假的。而且组织部门的介绍信上从来不加盖负责人的印章，但是在李万铭交给陕西省委的所谓“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介绍信上，却偏偏加盖了一个“政治委员”的印章。作人事组织工作的同志在代表组织接收一个党员、干部的时候，应该查明这个人的证明文件是真是假，这是我们人事组织工作上的一个起码要求。但是，事情完全出乎人们的想像之外，陕西省委的秘书王礼根本没有怀疑过李万铭的转业介绍信是假的，也没有等李万铭的其他材料寄去，就完全违反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的规定，代表组织写信介绍李万铭到省府优抚局安置工作。
在陕西省人民政府优抚局，接见李万铭的一位副科长的警惕性似乎高一点，他说要等李万铭的其他材料寄来以后，才能给李万铭分配工作。李万铭就用余下的盖有“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关防的空白信纸，伪造了鉴定表、革命军人残废证和党员证明信各一份，用一个普通信封把它们装起来，在上面贴上一张用过的盖有邮戳的邮票，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优抚局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二野军政大学给他寄来的证件。这些明摆着的漏洞，只要优抚局的工作人员稍稍查问一下“证件”的来历，就可以发现。可是他们没有这样作，就由省民政厅介绍李万铭到安康专署工作。
这个骗子为了更加便利自己进行政治诈骗活动，更加巧妙地掩盖自己的反动身份，又到陕西省委组织部要求为他转移党员组织关系，企图混入共产党内。因为他伪造的是党员证明信，不是原机关发给的转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陕西省委组织部按照组织制度办事，没有为他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可见只要严格按照人事组织制度办事，骗子们就没有空子可钻。
可惜像陕西省委组织部这种遵守人事组织制度的作风，并没有贯彻到陕西省的一些地方党委组织部门。1951年3月，李万铭到了安康专署，把他的证明文件交给了专署民政科科员、机关党支部书记张法则。张法则和专署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没有检查他的“证件”，因而没有发现“转业介绍信”和“党员证明信”上的机关名称不一致，前者是陕西省民政厅发给的，后者是二野军政大学发给的，又违反制度把他分配在民政科当科员。而且更为奇怪的是，张法则同志竟完全忘记了党的组织原则，在李万铭伪造的“党员证明信”上，公然附上请安康地委照转党员组织关系的意见。按说，安康地委组织部的同志应该懂得，党员转移组织关系必须有党委组织部门发给的正式“转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而不是“党员证明信”。但是安康地委组织部的同志完全违背了组织原则和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制度，为这个骗子转了党员组织关系，使这个骗子混进了共产党组织内，给了他以后进行诈骗活动更加便利的条件。
一个离奇古怪的军事调令
在混入安康专署以后，李万铭还骗得了“人民功臣”奖章和正式的“革命军人残废证”等荣誉证件。大约半年以后，他就被派赴武功西北农学院学习。大约又过了4个月，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梁得柱，接到了一封信皮上写着由李万铭转西北农学院的信，信上贴的也是一张用过的邮票。信里装的是一份“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军事调令”，大意是说：已任命李万铭为某师某团参谋长，令他速赴中南局报到。不论就内容或者就来源来考察，这份“调令”都是非常离奇古怪的：我军调任一个干部，为什么不由军事机关或部队来调，而是由一个军事学校来调？为什么不通过组织系统来调，而是直接把调令寄交本人？既然任命他为某师某团参谋长，为什么不要他到军事领导机关去报到，而要他到中南局去报到？这些显而易见的漏洞，难道一个高等学校的党政负责人都看不出来吗？但是，非常可惜，由于梁得柱和西北农学院的其他负责人的政治麻痹症也不轻，他们丝毫也没有怀疑，居然相信了这个离奇古怪的军事调令，批准李万铭离校“归队”，除发给他转移党员关系介绍信以外，还和这个骗子一起拍了一张临别留念的像片。
那末，这份离奇古怪的军事调令是怎样来的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1年11月，李万铭骗得组织上的批准，到西安治病，在那里探得了我军某师某团的番号，他就决定冒充革命残废军人，到中南进行更大的诈骗活动。他假借西北农学院某负责人的名义，借出了他原来伪造的档案材料，描下了“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关防的样式，找人为他私刻了一颗同样的图章，并且用党支部组织委员（他到西北农学院后不久就担任了这个职务）的身份，以整党即将开始，支部要印调查材料为名，骗得一个非党同志为他写好和划好腊版，用西北农学院的油印机印了几张上面有“组织部”和月、日字样的空白纸，又用从工会借来的号码机在上面打上了号码。这些进行诈骗活动的准备工作都作好以后，他就捏造了那份军事调令。
这一骗局没有被发现，于是李万铭便在1952年2月初到了西安。李万铭到西安后，叫写字摊照他已拟好的底稿，代他填写了“干部简历表”、“履历与鉴定书”以及“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转业介绍信和给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的残废证明信，并到西北局组织部换得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转党关系介绍信后，于2月底到了武汉。
骗子被当成了战斗英雄
在我们的国家里，真正对人民有功的英雄和模范，到处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内，却往往不辨真伪地盲目崇拜“英雄”和“模范”，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和麻痹大意的表现。李万铭似乎摸透了我们的人的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所以他到中南进行诈骗活动的时候，冒充的已经不是一般的革命军人，而是把自己装扮成了早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并且曾经在革命的战场上英勇作战、屡建奇功因而获得我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的团参谋长。
在他交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证明文件和档案材料中，虽然同样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但是中南局组织部的胡若义科长没有认真审查，就把他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中南农林部办公厅主任兼分党委副书记薛兆达等同志，对这个冒充“战斗英雄”的政治骗子的履历也没有作认真的考查，就深信不疑，把他分配到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当秘书主任。在混入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期间，李万铭又凭空捏造了一封某军事负责人给他的私人信，大意是说已取得某司令员的同意，要调他去担任某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他拿着这封伪造的信，到处吹嘘夸耀。按说，这封私人信件的荒唐和可笑，绝不在那份离奇古怪的军事调令之下，然而中南农林部的一些领导人，不但没有因此引起对他的怀疑，反而对他更加信任和器重。大约半年以后，虽然他在工作上并未作出任何显著的成绩，中南农林部也没有认真审查他的历史，就提请上级将他提升为中南农林部人事处副处长。而且就在这前后，李万铭还窃据了机关党总支书记的职位，同农林部的女干部、共产党员但琦结了婚。
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但是，李万铭并不以骗得共产党员和人事处副处长的职位为满足，他充分地利用了中南农林部负责人对他的盲目信任来进行诈骗活动，希望爬上更高的职位，以便于对我们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更加凶恶的破坏。1952年12月，李万铭又捏造说某高级将领在电话中通知他：某司令员已抵京，有要事召见，望即返京。他用一张信纸把这几句话写上，送给了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而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由于对这个骗子的信任到了迷信的程度，简直天真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根本就没有想一想：李万铭既已转业到地方工作，就已脱离了部队，军事机关的领导人怎么能随便“召见”他呢？而且真的有要事和他商量，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中南局组织部或中南农林部，而要直接打电话给他呢？难道这两个高级将领连最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懂得吗？究竟某高级将领的电话是打到什么地方的？是什么人接的？这一连串的问题，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完全应该想到，但是由于对“英雄”、“模范”和“高级将领”的盲目崇拜已经冲昏了头脑，所以他们连一般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都能想到的问题也没有想到。他们同意李万铭立即赴京，中南农林部副部长许子威还特地托他带给某司令员一封亲笔问候信。
李万铭看见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是如此可欺，在北京又伪造了一封某司令员给许子威同志的复信。大意是说：某军事机关已决定调李万铭担任某军参谋长，现因身体不好，暂回中南休养三个月再来军队任职。1953年3月底，这个骗子又以去中央军事机关谈工作为名，再次骗得中南农林部的批准他来到北京。他带着老婆，拿了公家的钱，先后到了北京、杭州等地，到处游山玩水。回到武汉以后，他又厚颜无耻地捏造说，他在杭州的期间，适逢某司令员也在那里。这个司令员对他说，已决定改任他为另一即将成立的某一军事机构的参谋长，等这个机构成立后，就通知他启程赴任。对于这一篇谎言，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就像对待那个滑稽可笑的电话和那封滑稽可笑的复信一样，同样是深信不疑的。我们的这些同志竟然幼稚无知和麻痹大意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太令人吃惊了！
轻率处理检举信的恶果
然而，不管我们的某些同志是多么的幼稚无知和粗心大意，我们的人中毕竟是还有很多人并没有丧失警惕性，李万铭要想把他的反革命流氓骗子的本相长期掩盖起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在骗得人事处副处长的职位以后，为了不使自己的原形暴露出来，经常借口有病不做工作。在1953年9月以前，他曾经两度骗得领导机关的批准，到东湖疗养院“疗养”，医治他先天生就的、但却伪称是在战争中中了敌人的毒气所造成的口吃病。就在他在东湖疗养院“疗养”的期间，一个叫陈汉明的同志已经发现在他的身上有些疑问和矛盾，并且在以后发现我军战斗英雄名单中并无李万铭其人，就在1953年11月写了一封检举信给中央林业部监察室。这时李万铭已被调到中央林业部，准备任命他为行政处处长，并批准住机关长期休养和继续治他的“口吃病”。由于中央林业部的一些负责同志也对李万铭盲目地信任，因而不但在平时，而且在群众的检举信去了以后，也没有动摇他们对这个骗子的迷信。中央林业部人事司的同志完全违反了人事组织原则，在接到监察室转去的陈汉明的检举信以后，不但没有打电话问一问近在咫尺的中央军事机关，而且连李万铭的假履历也没有认真地审查一下，就答复说李万铭的各项革命经历和英雄模范的称号是“属实”的。林业部监察室也放弃了自己应尽的监察职责，对这一检举和这一答复都没有核对和研究，就把它照转给了陈汉明同志。就是在这些腐朽的官僚主义者和严重的政治麻痹症患者的无意的庇护之下，反革命政治大骗子李万铭又轻轻地滑了过去。
骗局终于被揭穿了
但是，不管李万铭是多么的“侥幸”，混过了许多道重要的关口，然而他的犯罪行为终于被揭发出来了。1954年秋天，李万铭又冒充是我军的一个师长，给分别已经三年、不了解他在中南和北京的诈骗行为的原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同志（已调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写信，说是他将赴西北休假并趁机看望故友，骗得梁得柱回信表示欢迎。他又用同样的名义，同前在北京认识的某司令部副处长魏晓拉上了关系，从魏那里骗得了某司令部的信纸信封，并且取得魏的同意通过军邮为他代转信件。这些准备工作都作好以后，他便先后捏造了一位高级将领抄转给他的一封“军急电报”和一封“亲笔信”。“军急电报”说是某司令员要他“回十二军任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要他“火速”去兰州会见这个司令员；“亲笔信”是某司令员令他“马上乘飞机飞兰商谈有关重要事宜”。“军急电报”是李万铭用电信局的普通电报纸写的，上面的“军用”二字明明是用钢笔描上的，至今仍然看得非常清楚；“亲笔信”是用某司令部的信纸写的，两者都是用某司令部的信封装起来，送给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转给林业部领导同志的。
按说，这样幼稚可笑的骗术，应该瞒不过林业部人事司负责人、特别是林业部领导人的眼睛。他们在接到李万铭交去的“军急电报”以后，应该立刻就能断定这是一道“假金牌”。但是，非常遗憾，由于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负责同志和林业部领导同志的政治鉴别力之差和对我党我军调任干部的原则的幼稚无知，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之外，他们既没有怀疑过“军急电报”和“亲笔信”的内容及其来源，也没有打电话给近在咫尺的中央军事机关，问问有无调任李万铭为“军参谋长兼师长”的事情，更未等到正式的调令送达中央林业部，就立即批准李万铭前往西北。更为奇怪的是，李万铭既已调任那样重要的军事职务，他要到西北“赴任”和“商谈军务”，应该由他本人或由林业部代为向中央有关军事机关接洽办理乘飞机或乘火车的手续。但是，林业部的领导同志却连这样的问题都没有想到，竟由办公厅主任批准，由林业部派人为他买好了民用飞机票。请看，林业部的领导同志是多么的“热心”啊！
1955年1月3日，李万铭坐飞机飞到了西安，会见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同志。他到西安以后不久，就已秘密拟好了一封某司令员给中央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李范五两同志的信，诡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根据他在军队职位来比较，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李犯原想把这封信作为他返回北京的借口，并且用它来吹嘘蒙骗，以达到骗取林业部更高职位的目的。但是，他的这一罪恶企图并没有来得及实现。这次，梁得柱同志在同这个骗子的谈话中，发现了他所谈的某些有关我军的事情同实际情况不符合，引起了对他的怀疑。经梁得柱报告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同志以后，省委负责同志对此事极为重视，曾亲自进行了解；随后又由陕西省公安厅派专人作了详细的侦察，调查清了李万铭的犯罪事实，并经过人民检察机关批准，才依法将李犯万铭加以逮捕。就是这样，这个长期逍遥法外的反革命政治大骗子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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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事实经过中不难看出，这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诈骗事件之所以发生，固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那就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地痞、流氓、骗子手和流散的尚未得到改造的国民党反动军政官吏，正在疯狂地破坏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我们的人，甚至一些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某些领导人都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暴露了我们的人事组织工作制度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暴露了许多人对英雄模范的不辨真伪的盲目崇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有这些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就是这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诈骗事件得以发生和发生以后长期不能揭发的根本原因。我们的人应该切实地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嗅觉，改进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积极地堵塞工作中的一切漏洞，决不让这类荒唐可笑的事件在我们的机关、企业和党组织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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