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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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紧急会议
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突击花钱
编者按:四川省委对于年终突击花钱的歪风,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这种作法十分必要。离年终只有几天了,那些热衷于突击花钱的人们正在抓紧这最后的几天赶快挥霍。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也要抓紧这最后几天,像四川省委那样,坚决堵塞这个漏洞。
本报讯 本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党员负责干部紧急会议,要求迅速坚决制止年终赶花钱的现象。
财政厅党组书记张呼晨在会上揭发了工业厅、交通厅、农业厅等部门突击花钱的不良现象。工业厅供销处和若干基建单位串通动用结余经费,为明年备料,基建单位预付价款,供销处则开给空头拨料单(实际并无这些料),工业厅领导上竟也同意了这种弄虚作假的作法(经检查已纠正)。工业厅有关科长在成都工业学校及第一基建学校校长座谈会上,不仅不动员大家厉行节约,反而布置赶花钱。当时工业学校经费只结余三万元,受到表扬;基建学校结余十二万元,被批评花得迟缓。会后他们就想办法赶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矿冶局勘探队用结余经费购买未列入计划的照像机四部、自行车五辆、计算机一部、吉普车一辆。交通厅公路局只有养路工人六千多人,竟用养路费结余订购来雨衣一万零四百件。农业厅用结余经费大买藤椅,连原有藤椅每人平均用二把半。还有些部门指示所属,不用或少用本单位自有资金和账外资金,尽量多用国家拨款的结余部分。许多单位派人四出抢购。有的部门向手工业生产部门的订货,期限竟远至1958年底。
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红彦指出,在省委二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二中全会精神,布置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后,还出现这些不良现象,必须引起严重注意。为了坚决制止年终乱花钱的浪费现象,他提出以下几项具体措施:不应预付预提的款,一律收回;未经省计划委员会批准即提前备料的款,能收回则收回,不能收回者列入明年基建预算;已抢购的物资,一律冻结,听候处理;各部门派出购买不急需物资的人员,立即停止采购,召回机关;原计划在账外资金中开支的不得挤入计划内报销。阎红彦同志要求各部门党员负责干部,亲自负责对本部门情况认真作一次检查。一切违背增产节约精神的作法,要迅速纠正,已发生的问题必须严肃处理,轻者批评教育,重者纪律处分。阎红彦并且建议省财政厅、监察厅、省计划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继续加强对各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四川日报财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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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奉命挥霍
从11月下旬起,河北邢台专区所属各县农林局显得十分忙碌。他们在忙些什么呢?原来既不是在忙着做年终总结,也不是在忙着把今年应该做完的工作赶完,而是在忙着把结余下来的钱花完。南宫、清河、平乡三县农林局各自用结余款项买了一架
“三用”收音机,钱还是用不完。于是,清河县农林局又派人到北京去买罗盘仪器;平乡县派人去买照像机;南宫县则计划买茶几和仪器。邢台县农林局眼看再有半个多月结余的钱就要上交国库了,在12月14日慌忙赶制了一项预算,计划用三百八十九元给苗圃站买料,准备明年盖房。因为预算太小,钱还是花不完,第二天他们又要求县财政科拨款,计划再买几辆车子。其他如宁晋、柏乡、任县、新河、临城各县农林局,也急急忙忙的把结余款项用来购买并不急需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奇怪,他们这样公然的“突击”花钱,难道他们的上级能够容许么?可是,事情偏偏超出常理之外,原来邢台专区所属各县农林局这样急急忙忙地花钱,是在他们的上司——邢台专署农林局的指示下进行的。11月15日,邢台专署农林局给所属各县农林局发出了一个通知。通知在严厉地批评了历年花不净钱、造成大量结余的县(市)农林局后,要下级农林局“通过详细算账,做到心中有数,根据经费情况需办的可急速办理,以免今年上缴明年再造的麻烦。”
看来,邢台专署农林局倒是一片“好心”,害怕增加下级“明年再造的麻烦”;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在发通知的时候,竟没有为国家着想着想:在这样一个“通知”下,又将浪费国家多少财富呵!(附图片)
大王剪径 英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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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救济”
山东省济南法律学校的领导上,听说年终结余要冻结上交,于是在补助学生家庭困难和发放个人救济款时,也害起突击花钱的“流行病”来。开始是谁申请就给谁,以致有的家庭并不困难的人领到了救济款;有的已经做好了棉衣、也得到了棉衣补助费;甚至有人因为困难不大只申请救济六元,而学校硬要救济十多元。本来,这种救济办法,已经越出了救济的范围,但想不到济南法律学校的领导上眼看着结余尚多,还嫌这样的零星救济既不“大方”、又太麻烦,于是决定彻底救济一下,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来一次彻底的全面的大救济。事情办到这里,总可告一结束了吧,不然,因为结算帐目之后,剩了两千多元,不用完似乎于心不安。于是校方又决定再来一次“追加”。
救济,原本是为了帮助学生解决自己或家庭困难的,但是,像济南法律学校领导上这种作法实际上已不是救济,而是在那里挥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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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人员下放”想到的
凌微
黑龙江水利厅抽出38%的人员下放到专区和县的措施,据黑龙江日报报道,是在水利厅任务即将加重的时候所采取的。而据该厅计算,在人员减少、任务加重的条件下,还是可以完成任务。这就说明在精简以前,该厅多用的人员并不只38%。究竟多用了多少,报道中没有提到。
这个报道使我想起11月初在河南访问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情况。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同志在他向当时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所做的报告中举例说,省委工业部长起草了一个文件,在部内看过以后,觉得工业方面的问题应该由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业厅办理,就送过去了。工业厅的同志们看了,觉得自己也不好单独处理,又送给专门研究工业问题的工业办公室。工业办公室的同志们看了,觉得应该经过省委,又送到省委机关。省委秘书长一看是工业方面的问题,又批到省委工业部长即原起草人那里去处理。
这个例子超出了一个厅的范围。从这里可以看到:不仅是一个机构中人太多了,而且机构本身也太多了。至少像工业办公室这样的机构是可以考虑要不要的。杨珏同志的报告以开封专署为例说,这个专署除正式编制外,还有生产、救灾、山区规划、种子、畜牧、沙荒调查、技术推广、治淮、水利、防汛、提水工具、审干、肃反、工业手工业审干、工业手工业肃反、工资改革、工资调查、转建、移民、选举、粮食、煤炭、物价、运输、油脂、扫盲、竞赛等二十七个办公室,有一个科竟有五个办公室。报告人认为,这些办公室大部分可以撤销。
河南省委机关今年8月份一个月发出文件三百六十二种,一百零六万字,每天平均三万四千多字。这是发文件较少的月份。据说平常月份一天平均四万到六万多字。这些文件需要多少人来起草、修改、印刷和发行啊!发出去以后怎样呢?没有全面调查,很难说。我只记得新乡专署商业局长郭兴盛同志在闲谈中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文件太多了,看不完,看看标题就归了档。”他说得很坦然,并不因报纸编辑在座而有所避讳。可想这种作法很一般,不算什么大的过错。我问他每天来多少文件,他说今年第二季度的统计是一天平均收七十件,这是平常数字。多时八十件以上,少时也有六十件。很明显,这样多的文件如果都要局长逐字逐句地看,局长就只有放弃一切工作,整天专看文件。所以,“看看标题就归档”的办法,不得不被承认为聪明的和正确的。
发文件方面的这种平白无故的巨大浪费,似乎很难理解。但是同前面所说的那么多的重叠机构和多余人员联系起来一想,问题也很明白:那么多的机构和人员如果不发文件,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政治积极性往哪里发挥使用呢?可是如果让他们经常下厂下乡,那又何不把他们干脆配备到下层领导岗位?干部逐级下放,一方面可以减少文牍、克服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一方面可以加强下层的领导,使党和人民的关系密切起来。
一层层挤下去,基层的原有干部(比如乡干部)怎么办呢?我看也很简单——大部分人都回生产岗位(当然上层机关也有一部分人可以直接回到生产岗位)。我的故乡是山西省一个一百七十二户人家的村庄。前几天来人说,现在全村组成一个农业合作社,社干部有的完全脱离生产,按全年中等的或最多的劳动日(如社长、会计等)计算;有的由社补贴一部分劳动日(如生产队长等)。折合起来,一百多户人家养了五、六个社干部(乡以上的干部摊到这村该有多少,没有计算)。这些干部所做的工作如果能由更有经验的“下放”干部来担负,做得更好一点,使农民一能增产,二能减轻负担,这对我们的事业不是更好一些么?
“这会影响干部情绪的啊!”——有些同志从这种考虑出发,得出结论说:“决心好下,处理困难。”所谓处理困难,意思是说我们的干部怕下放,怕参加生产劳动。我觉得这是低估了我们的干部的觉悟程度。过去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只要深入动员,讲清道理,没有办不通的。即使真有少数人觉悟太低,因此消极下去,也必须看到整个事业是需要我们这样作的。如果困难是发生于生活水平悬殊,那为什么不可以把干部的生活待遇降低一些,使它接近群众,同群众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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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省级机关将精简机构
两个银行合并办公约可减少八百人
本报讯 据新黔日报消息:中共贵州省委各部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各厅局的领导成员,都已研究了本单位增产节约的步骤和要求。大多数单位经过动员后正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讨论和检查。少数单位已开始调整房屋。
各单位经过初步检查,认为人员过多和机构重叠情况亟需改变。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机关大约可减少总人数的40%左右。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省农业银行和人民银行合并办公,大约可减少八百人。气象局大约可减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省人民委员会几个厅共住一幢楼房,文印打字机构合并也能减少人员。同时各单位都认为根据增产节约精神,可以腾出一部分办公房屋。省人民银行和商业厅、粮食厅都可以调整出一个单位用的房子来。各单位大都初步检查了事业费和机关办公费的浪费现象。在检查浪费现象的同时,各单位都根据增产节约精神研究改进工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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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慰问团的慰问活动
第一分团在甘孜
中央慰问团第一分团人员到达甘孜,给这座雪山包围中的城市带来了一片欢欣。慰问团住所不断进出着从城郊或遥远乡村前来会见慰问人员的农民、牧民、工作干部和喇嘛寺的喇嘛、民族领袖人物。他们有的来向慰问团献哈达表示感谢,有的为了邀请慰问团到他们那里去,有的则是请求慰问团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或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困难。
在这几天中,中央慰问团人员分成许多路深入到城区各机关单位和附近农村向各界人民进行慰问,并且传达了党和政府在藏族地区实行和平改革和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们还慰问了当地著名的大喇嘛寺——甘孜寺和大金寺,对全体喇嘛散放了布施,并且接受了寺庙的献礼。甘孜寺的“拉茂瓦”藏戏团还特地为慰问团演出了藏戏和藏族舞蹈。
第三分团在玛曲
中央慰问团第三分团22日在玛曲举行了慰问大会。中共玛曲县委副书记黄建业(藏族)代表全县牧民讲了话。他说,他们要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中央慰问团第三分团是在21日冒着九十多公里的草原风雪到达黄河九曲中的第一曲的玛曲草原的。中共玛曲县委员会副书记黄建业,玛曲县副县长、乔科部落土官阿盖、县政协副主席、欧拉部落寺院喇嘛呷布藏和全县各部落领袖人物三十多人,到八里外向慰问团献哈达。接着,按照传统的仪式,举行了跑马射箭。慰问团到达玛曲城时,受到在雪中等候很久的二百多人的热烈欢迎。
第五分团在宁蒗
中央慰问团第五分团部分团员正在云南西北部彝族聚居区之一的宁蒗彝族自治县进行广泛的慰问活动。他们在12月7日到达自治县人民委员会所在地的白渠坝时,一支载歌载舞的彝族舞蹈队引导他们通过了欢迎行列,数千彝、藏、汉等族居民欢呼鼓掌。慰问团人员先后在自治县举行了两次大会,对当地各族人民、机关干部和驻军进行了亲切慰问。在大会上,慰问团代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把四百万斤粮食和两万一千多套衣服赠送给自治县各族人民,并把锦旗和礼品赠给不辞劳苦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机关干部和驻军。
慰问团人员18日离开白渠坝,爬山越岭深入农村,开始对各族农民进行慰问。 (据新华社讯)(附图片)
中央慰问团第一分团医疗队小儿科医师滕彩华正给藏族的孩子诊病。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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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参观团向伊犁出发
内蒙古自治区参观团一行二十九人,22日从乌鲁木齐出发到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去参观访问。在那里,他们将深入到牧区,调查了解有关畜牧业生产和牧区各项工作情况。
这个参观团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次派到新疆参观访问的团体,他们在16日到达乌鲁木齐。参观团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交流工业、农业、畜牧业和文化卫生事业等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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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召开侨眷代表会议
广东省12日到19日在广州市召开了第二次侨眷农村生产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四百多名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各种模范人物和先进工作者占半数以上,有一向热爱劳动积极参加生产的;有原来不会劳动或不愿参加劳动,现在学会并积极参加了农业生产的;还有改变了地主、富农成分后,努力生产、热心集体利益、得到群众信任的。会上,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对各种模范人物和先进工作者给予了表扬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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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十七万移民 安家黑龙江省
新华社讯 去年和今年共有三十七万多移民来到了北大荒。他们经过一年多来的辛勤劳动,已经在新开垦的十四万公顷荒地上收获了近两亿八千万斤粮食。多数移民新村平均每人农业和副业收入在二百元以上,也有不少新村平均每人收入能达到四百元以上。
新村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仅今年就建立了四百五十二个新村。目前黑龙江省移民地区已经盖好两万五千间房屋。移民们的口粮品种也有了增加,他们普遍都能吃上蔬菜,并且穿上了厚厚的冬衣和鞋帽。最近黑龙江省各县还准备发动当地机关和学校等自愿捐助文化娱乐用具,帮助新村活跃文化娱乐生活。
入秋以来,由于国家对移民垦荒工作增加了投资,又帮助部分移民接来家属,使移民感到新村里充满了生活气息。特别是今年丰收,广大移民都对新村有了深厚的感情。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经常关心移民,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出现了不少生产能手和模范人物。北安县三个新村已经培养出一百二十名农具手。龙江县移民仅副业生产队就出现了九十四个模范,有的移民说,国家这样关心咱们,拿这么多钱搞垦荒,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干。
最近,黑龙江省召开移民工作会议,具体地布置了如何开展冬季生产和明年的生产准备工作,以及帮助移民度过寒冬的各项措施。省民政厅已经派了八十多个干部到移民重点县去帮助开展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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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缅边境线上
本报记者 章皆淳 秦军光
12月1日,我们从昆明出发,沿着滇缅公路西南行九百五十多公里,来到了畹町镇。畹町是滇缅公路南段的终点,和缅甸只隔一条小小的畹町河,河上架着一座小桥。这里的居民告诉我们:每天早晨都有许多缅甸的边民,经过这座畹町桥到镇上来买小菜;畹町镇的居民也常过桥去赶街。傍晚,缅甸边民有时还过来和我们一道打球。今年国庆节,有四、五百缅甸边民来同我们联欢。
从畹町西行三十多里,过了瑞丽江渡口,就到了瑞丽县境。瑞丽江从北面下来,到这里拐向西南流,它处在中缅的边界上。江水缓缓地流着,宽广的江面上不时有三两只又窄又长的小船摆渡来往的边民。野鸭在江面上自由嬉游,遇到小船就不慌不忙地靠向一边。这些野鸭因为生长在两国的边界上,双方的边民为了不惊动邻邦,谁也不去打它们,于是它们见人也不害怕了。在江畔,成群的水牛、黄牛吃着草,有些牛群有牧童拿着小弹弓放牧,有些牛群根本没有人管,在这里是不会丢失的。
我们来到遮勒乡的时候,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个被大青树、大竹林环抱着的傣族寨子,遍处盛开着各种鲜花。“曼山坡”熟了,柚子挂满枝头。那不知名的小鸟吱吱喳喳地在竹丛中嬉戏。田野里堆着一堆堆刚刚割下的谷子,充满了一片和平宁静的气氛。这里,90%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今年全乡又获得了大丰收。
在遮勒寨,我们参观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最大的大金塔。金黄耀眼的大塔在十六个小塔的环抱中高耸着,显得十分雄伟壮丽。据说这塔已有四百五十年的历史,每逢大摆(做大法会)的时候,除附近各县的傣族人民外,缅甸的南坎、腊戌和仰光等地的和尚和善男信女也赶来朝拜。过去缅甸人把瑞丽叫做“果占毕”,意思就是佛在的地方,他们常来这里和傣族人民一道赶大摆。
这里许多边民和缅甸的边民有着亲戚的关系。一个名叫罕良的农民对我们说,他的祖母和姑姑都在缅甸,他妻子常买些东西去看她们。一到那边,缅甸邻居就找她问长问短,亲热得很。
我们来到了广双寨,这是中缅两国边民合居的一个寨子。房子连着房子,竹梢搭着竹梢,不熟悉这寨子的人,很难分出哪个是中国的,哪个是缅甸的。在这个寨子里,虽然中缅两方都各有一口井,但到缺水的时候,大家也就不分彼此,我方的井没有水的时候就到缅方的井里去打,缅方的井没有水的时候也到我方的井里来打。这里,现在正是收割的季节,双方的边民各自在肥沃的土地上劳动着。青年男女们有时对唱着山歌。工作累了,就一道吸吸烟,喝喝水,说说家常。小孩子们也在一起快乐地玩耍着。
在和赛,中缅双方边民一道修了一条水沟,两国边民共同饮用着一条沟的水,共同用一条沟的水来灌溉两国的土地。
中缅两国的边民,是朋友,是亲戚,也是邻居。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友好地相处着,将来会更友好地相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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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究竟是企业还是机关编辑同志:
第一机械工业部销售局在重庆的办事处是在1953年设立的,但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始终没有确定它是机关还是企业。因为“身份”不明,这个办事处的一百三十七名干部既不能享受劳保待遇,又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年11月份,销售局人事处的一个同志在第一机械工业部跑了好几个单位,仍然是你说是机关,他说是企业,谁也不能决定。到底谁来决定呢?
第一机械工业部销售局 刘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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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代邮呼声先生:
12月15日龙潭邮信收到。你的用意很可感,可惜没有具体写明。希望把地名、机关名、人名、时间一一开示,否则无从处理。盼邮复。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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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蒋军部队里
聂智威
自杀和逃亡
在蒋军部队里,有60%是大陆人,其余40%是从1954年开始征集的台籍士兵。初到台湾的两年当中开小差的风气很盛,但被抓回来的不是枪毙,就是活埋。美国侵占台湾以后,部队里加强特务控制,言行稍有疏忽的人,立刻被找去“谈话”,连向同事告别的时间都没有就“失踪”了。在暴力的镇压下,他们勉强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攻大陆”上;他们等待着那个机会逃回家去。但是,一年两年过去了,蒋介石的话失灵了,于是有些人灰心丧气得自杀了。我所在的团有两位军官和几个战士就是这样死去的。大部分官兵,都非常思念家乡。有一位姓陈的士兵,因想家过度,得了神经病。蒋介石发现了这种严重情况,就采取了几项措施:如“防止自杀逃亡竞赛运动”,“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官兵认识”,“设立军乐园(妓女院)”等。但是这些都不能制止官兵们的不满,自杀和逃亡照样发生。
士兵们的“肝火”
蒋军士兵因长期受军官的虐待和打骂,一般都变得“肝火旺盛”。士兵同军官顶嘴,几乎是每个连队的普遍现象。“反上”、“不服从命令”的事件常常发生。去年,在台湾步兵学校示范教导营里,就有两位士兵拿冲锋枪打死了两个排长,一个班长,然后带枪开了小差。我的一位同学,在蒋军三十二师当排长,也是被士兵用枪打死的。上级对这类事件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枪杀人的判死罪,反上、不服从命令的,通常也要判五至七年的徒刑。虽然如此,但是,我在每月“陆总”发下的军法审判文件中,仍然看到有不少这样的案件。
南投县的士兵暴动
蒋军部队大陆籍的士兵中,有许多是被骗去的青年学生。他们对蒋介石更是不满,反抗情绪更高。1954年底,在台湾南投县有一个营的士兵起来暴动。他们过去在大陆上都是山东省的学生,当学校所在地区快要解放的时候,蒋介石的爪牙用升学的美名,把他们欺骗到了台湾。到台湾以后,骗子们就用机枪对着他们,强迫着他们当了兵。受骗的学生忍无可忍,就派代表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复学。结果仍然是要他们继续当兵,等待“反攻大陆”。他们气愤极了,一窝蜂似地连人带枪上了山。他们希望用这种不得已的办法,以求解决复学问题。但蒋介石派了两个团将他们包围起来,四周架起大炮。在炮火威胁和欺骗之下,这一营人被迫缴了械。被认为是首脑分子的惨遭枪杀,其余三三两两地被分别编入各连队。我连编进了三名,但不到半个月就跑掉了两名。
台籍士兵也不受骗
一个台籍士兵,每月薪饷台币十五元(折合人民币二元),连买日用品都不够,很多人都是由家中寄钱补贴。他们从入营那天起,就逐天计算退伍的时间,他们认为,过一天便减少一天痛苦。他们都不愿意打仗,希望能安全地回到家里。
今年5月里,我看到伪国防部发下两份工作指示,要部队用加强思想教育,多做“精神讲话”和进行个别改造的办法,纠正台籍士兵不安心,怕吃苦和认为“反攻大陆”跟自己没有关系的“错误思想”。但是,蒋介石的这些办法,都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军官的苦恼
士兵苦闷,军官也是烦恼重重,天天为前途发愁。许多军官认为他们带的不是兵,而是一群老虎,时刻耽心自己会被虎吞吃掉。“无期徒刑”这句话,已经成了军官们谈话和发牢骚时的口头禅了。一般军官的年龄都已经三、四十岁了,可是有妻子的却很少。“没有前途,总得有个家呀”,很多军官都想讨老婆,但是,在台湾找老婆确实不容易,不仅难找到对象,更困难的是无法养活。蒋介石为了欺骗军官,在去年6月份发下了一个命令:“凡立三个大功者,由政府配给老婆”。当时,我正在步兵学校受训,学员都是校、尉级军官,大家听到这个命令都很气愤。有一位年岁大的军官说:“我干了一、二十年,流过血,负过伤,莫说三个大功,就连一个大功也没记过。”
祖国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伟大号召,是符合台湾蒋军官、士兵的共同愿望的,我相信他们一定要响应这一号召,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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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左图:看!这条肇嘉浜路修筑得多么宽阔美丽!过去,这里是上海的一条有名的“龙须沟”——肇嘉浜。这条大道是从1954年修建的,全长达十三公里。上海人把它称为“幸福之路”。
 毕品富摄(解放日报社稿)
下图:肇嘉浜过去的面貌。
(上海劳动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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