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
回春
十五年前，我参加一个研究室的工作的时候，曾有一番富于趣味的经历。
同事的都是知识分子。那时大家差不多都有以“天下第六”自居的气概，只对世界上有五个人物还是谦让的。这一批“天下第六”碰在一起，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有一个好处，就是热闹，天天争吵的热闹；而且争吵还是同志式的。
后来整风了，很有效，大家都把“天下第六”否定了。但从此就谁也不理谁，遇问题不再争，甚至不再谈了，冷冷淡淡，团结反不如前。谈心的结果，原来是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不是“第六”了，你们也不是，大家都是半斤八两；我不想使你们服，对你们我也不服，谈和争有什么意思。
领导人注意到了，召开一个会，讨论这“半斤八两”思想。大家是学过辩证法的，讨论得出了结论，认为，彼此虽然是半斤八两，但并不因此就没有互相截长补短的地方了。只从量的方面看，半斤与八两是无差别的；若从质的方面看来，那么，一个是半斤豆腐，另一个是八两白菜，其他还有半斤萝卜，八两猪肉………等等；要是把这种种半斤八两的东西烩在一锅，味道就会好得多了。
理论上得出这个结论，实践进一步证明这是真理。那时候，大家的任务是编一套政治、文化的教科书，但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环境，参考书非常之少；而各人负责编的一种，许多地方要牵涉到别人的知识范围。例如，编哲学的有时要联系到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等等，其他亦然。在这样的时候，每个人就感觉到只凭自己的半斤是不够的，还得利用别人的种种八两才能广益。后来又发现了，自己有半斤，在别人只有三两、四两的同一东西，也还有质的不同；往往别人的一、二两正是自己所缺少，学习过来，可以使自己成为九两、十两的。从此以后，骄傲自满的情绪基本上消除了，真正的团结形成了，而工作任务也较顺利地完成了。
这一番经历不但有趣，其中的教训也极有益。但是，解放以后，我知道那时候的同志，有几个又发了骄傲自满病。原因可能很多，据我自己的体验，则有两个：一是做了一定范围的领导人，于是就不管在大天下是第几，在小天下里则相信自己总是“第一”了；另一个是条件好，得书易，凡有所阙，就直接求书，不必求人了。当然，根本上还是因为意识不端。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局限性的原因之一，是在穷乡僻壤过着隐居生活，没有机会，
“在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来形成自己的思想。”这话常常引起我的深思。现在有一些人，生活在热闹的科学研究环境里，周围的人很多，不但才智相当——半斤八两的人多得很，而且比自己高明的人也很多，而且，一般是处在友好的关系中；但是他们也常有钻在井底的感觉。这，一方面，还是由于自己的意识不够端正；但另一方面，有些领导者的不注意，也是原因之一。我看到有些科学研究机关，领导者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和整顿思想意识，不积极组织科学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有些研究人员自发地集合起来讨论讨论，批评批评，就要被指为不安分。那么，人们就只好孤独地死抱固有的半斤八两，自甘永作井底之蛙了。
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之后，一般情况是大有改变了。但是，最近，我旁听了一次科学讨论会，却看到一种反常的现象。这一次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组织的，在这个机关里还是第一次，参加的有两、三百人，讨论的都是当前报刊上在讨论的问题，如“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的性质”、
“我国现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等等。讨论很热烈，不同的意见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大家的兴趣很高。最后是领导人作结论了，大家当然很欢迎。但是，这位领导人，一开始就批评：第一是，到会的人不应该这么多；第二是，会场上不应该摆花盆，摆了是铺张浪费；第三是有些问题不值得讨论，讨论了是教条主义倾向；最后是，对于他认为值得讨论的“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的性质”这问题作结论了，他说，他认为这矛盾是对抗性的，他早已讲过，而且还要发表文章。他欢迎大家反驳，但是，他又说：“这是事实，你们驳不倒的。”
我是旁听者，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例如，参加讨论会的“法定”人数究竟该是多少，我不知道。至于提问题和发表意见有教条主义倾向，我看在目前是很难避免的事。摆花一节，似乎是浪费，但我问了布置会场的同志，知道那几盆花，原来是经常摆在会场外面的台阶上，并非特地为这次会议买来的；那么，这“浪费”，不过是从台阶到室内，暂时移置了一个地位而已，问题也不大。我认为重要的是，这位领导人，在会上竟预先宣布他自己的“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这意见是“驳不倒”的，而又叫人驳；他既然注定是“不倒”的，那么，别人的驳，不是注定非“倒”不可么？谁还敢驳呢？
我以为，这位领导人所代表的风气，对于百家争鸣，乃是一股逆风。这逆风的成分是“老子天下第一”加上“专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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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歌随笔
李凌
一个朋友在电话上告诉我，说他们好些人想去听听“五四”以来的歌曲表演，问我有没有兴趣。并且说，票很难买。
歌剧院的音乐会的确着重地介绍了一些“五四”以来的较好的歌曲，如“嘉陵江上”、“夜半歌声”、“教我如何不想他”、“茶山情歌”、“天伦歌”、“我住长江头”等。
演员们对这些作品的演唱，是花了一番工夫的；大部分演员唱这些歌是久别重逢，有些却还是初次尝试。因此还不能说这一次的演唱都已经是很好的保留节目。但不少观众却是像遇见了故人一样，感到喜悦。
好几年来，这些较好的节目，差不多在我们通常的音乐会上绝迹了。然而，有些演员却念念不忘，观众也不一定不想听。其所以少演、不演、或不敢演唱的原因，主要是“这些节目多半是诉述过去的痛苦生活和反映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的演出应该时刻关心提高观众的社会主义认识和热情。人们需要直接地紧密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东西，也需要从反映过去的斗争生活的作品中获得知识和鼓励。
欣赏过去的音乐，也有点像温习历史，我们了解旧社会的创伤，也就加深我们对于旧社会的认识，增进对今天幸福生活的热爱。一个很年青很年青的提琴手看了“夜半歌声”电影回来后说：“我今天又多知道一些前人的艰苦的处境了。”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好些“五四”以来较好的歌曲，在风格上，是在努力捉摸如何更有独创性，更适合表现民族的生活、情感。许多歌曲紧密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感情。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但有一点，那些优秀歌曲的曲调和语言、语意的结合，抒写心思的深刻是有它的独到之处。像“夜半歌声”中“在这漫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用什么来表我的愤怒，惟有那江涛的奔腾，用什么来慰你的寂寞，惟有这夜半歌声”等乐句的亲切深沉，“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我住长江头”诗的意境的处理之细致入微，“天伦歌”的柔美、和谐；常常给人很深的印象。虽然这些歌曲的内容，有些还值得研究；但是，前一辈作曲者所着重注意的某些方面的深刻、独到的手法，也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经验。这可能也是不少听众“念念不忘”的因素。
许多人很满意地听到张权、楼乾贵、郑兴丽、邹德华、李维勃等在舞台造诣上日趋成熟的收获。但是，不能不使我想到，近几年来，我们具备了独唱、重唱才能的演员，参加艺术实践的机会是太少太少了。
有着很多的原因或是理由，妨碍这些演员和观众见面：什么节目不适当啦，唱法有问题啦，风格不足啦，咬字不清啦，剧场缺乏啦，怕观众不欢迎啦……等等。只要算一算这些有独唱才能的演员，在七年中上舞台的很有限的次数（据说这还是歌剧院的第一次独唱会），是很惊人的。
我承认上述那些原因是很值得注意的，每个观众都强烈地希望我们的演唱家克服自己的缺点，但是我们是让一个游泳家成天在陆地上练习，还是让他在水里练习好呢？
观众买不到票的情况说明了人们对音乐的渴望，演员的表演在观众中获得热烈的拥戴（几乎每一节目都要重来，有几个节目甚至重来三、四次）也说明他们在艺术创造上的一定的成绩。像张权的歌唱，纯朴、宁静、富有分析力；楼乾贵的自然、亲切；郑兴丽的稳重、情真；邹德华的活泼、热情；李维勃的沉着、结实；都各各表现出他们的优点。当然，这些演员还有某些不足和缺点。然而，克服缺点和补救不足的最好方法，是让他们在舞台上锻炼，给他们在实践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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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岸炮兵
柯蓝
我来到海岸炮兵阵地的第二天，就和一位大力士、青年炮手熟识了。他说他有一个不能忘记的故事要告诉我。接着就打开一个破旧的日记本，指着上面的一页说：
“这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你看我记的日记……”
我接过日记本，看着那墨水都变得发黑的钢笔字，我马上就被他记载的这件事情吸住了。下面就是他记的日记。
这是一个秋天的早晨，我们刚刚把阵地上的落叶打扫完，就看见山坡下走来七八个人。里面还有我们的营长。
“快！有人来参观我们的炮阵地了！……”有谁喊了一声。
我回过头去。仔细一看，才发现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位头发花白的穿着一身黄呢制服的老同志，在直冲冲地朝我们阵地走来。他的身后还有两位警卫员紧跟着。看这样子，这还是一位高级首长哩！我连忙拿起扫把，想从左边溜下去。
“一炮手！不要走！……”
一听是营长叫我。我便连忙转过身，立正站住。这时候，那位年老的首长同志，早伸过手来了，一边伸手，一边笑着问：
“嗯！这就是你们的大家伙吗？”
首长同志要和我握手，我还有点不敢，连忙立正敬了个礼，大声喊了声报告：
“报告首长！是，这是我们的大炮！”可就在我喊报告的时候，首长同志和我握手啦。
首长同志抓着我的手问：
“你这个炮手，今年几岁！”
“十九岁。”
首长同志转过身去，问我们营长：
“这是你们营里年纪最小的吗？”
营长笑着说：
“没有比他再小的了！”
“嗯——”首长同志笑了：“你这么大年纪，就会打这个炮吗？这是最新式的啦！”
我不好做声。营长对我喊：
“操一个课目！”
“是！操一个课目！”我重复着，就跑到一炮手的位置上。
营长在喊：“测距七十！”
我重复着：“测距七十！”
营长又喊：“高度三十！”
我重复着：“高度三十！”
我把我的动作十分准确地做完了，营长很满意地笑着对首长说：
“请首长检查！”
我看这个老首长真是个内行，他真地过来检查了！他从测距镜里看了看，又算了算高度，忽然问：
“多少时间！”接着他就看他的手表。
营长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回答不出。
我也不敢做声。
老首长说话了：
“这个课目的动作还可以训练得快一点！”
“呵！这个老首长什么都懂呵，要求得真正严格呵！”我心里在想：“做对了，也不说我一声动作准确吗？”
老首长可真没有说我动作准确的话，他还在炮身的四周转来转去，仿佛见了老朋友似地还想摸摸它，要跟它说话似的。看了一阵，最后老首长便从炮台上往下走。我们的炮台比较高，下来有点不方便，这时只有我离他最近，我怕他跌了，便大着胆子走上去，想托着他的手扶他下来。不想，我才伸出手去搀他的时候，一触到他那只左边的袖子，就觉得他那只左袖子怎么轻飘飘的。再一看，我马上怔了一惊。我一时都差一点吓呆了。原来他那只袖筒子是空的。
老首长发现我知道了他的胳膊残废了，对我笑了笑，把身子转过去，把那只空袖筒藏起来了。忽然说了一句：
“我二十年前就是当炮兵的！……”顿了一顿：“不过我们那时候学这难懂的家伙，可没有人教呵！”说完，就往阵地的出口走了。
营长见了，跟在后面问：
“首长有什么指示？”
老首长停下来摇摇头。忽然看了我一眼，便转回身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说：
“你们这地方，我是一定要来看看的！看见你这么大年纪，就能打这么复杂的大炮，嗯，我看你能接班了！革命没有人接班，不行呵，我们这些老了的，统统要交班，现在就看你们啦！……”老首长说的时候，轻轻地举了举他的空袖子。接着又用空袖子朝我这边挥了挥说：“你的动作还要再快一点……快就能战胜敌人……”
我的脸红了。听着，想着，就傻呆呆地站在那里。连老首长走时我都忘了给他敬礼，忘了向他保证以后动作迅速，也忘了追了上去。等到我看见山坡下走着的老首长，海风吹着他那灰白的头发和袖子，我才发现追也追不上去了。这事情我真是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回来我脑子里不停地想来想去：“这样的老首长他把班交给我了……这是接革命的班呵！……怎么，我这次操练的课目慢了呢？……我看着我的胳膊，真恨它长得太瘦了，要不，刚才我的动作还会慢吗？……”
日记记到这里就完了。站在我面前的还是这位年青的一炮手，不过他现在却长得又粗又结实，壮得像一个铁钻似的。我说：
“你现在成了大力士呵？”
“不当大力士，能接这个班吗？”
他对我??眼，一把握住我的手，把我的手都握痛了。（附图片）
“测距七十！” 华克雄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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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方的风儿在吹着
（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之歌）
北方的风儿在吹着，
我在巧妙地操纵着船帆——
我看见椰子树成林，
山上斜坡铺满着绿茵。
我运着满网的鱼儿，
风儿吹着我白色的船帆，
吹向着前面的海岛——
吹向你，我所想望的安汶！
农人们已经在碾着，
碾着那些漂亮的谷子，
糠壳高高地腾起来，
糠壳随着风儿在飞翔……
哦，安汶！你这样挨近——
我听见你早晨的鸟叫，
树林里急流的响声，
和那牧童的愉快的歌唱……
北方的风儿在吹着。
安汶岛的轮廓愈来愈鲜明——
棕榈树和茉莉花丛，
还有扁桃树华丽的装饰。
比起海洋的岛屿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更美丽——
温存地迎接儿子吧，
我的亲爱的祖国的土地！
（邹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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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镜头
一个办事员的“理由”
储户：定期储蓄存期一年，利息怎样算法？
办事员：贴在墙上。
储户：那是利率表，我是问怎样
计算的。办事员：我们没有空，也不是算术教员。
储户：我把五十元存了一年，为什么只有三角多利息？
办事员：不要空口乱说，事实在哪里？
储户：你看，这是你们的清单。
办事员：这……这……差错总是有的，可以补给你。
储户：假如我自己不算一下，就吃亏了。
办事员：那不算啥，少付了利息，还不是国家的！
鼎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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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题有感
钟怀
几个数字：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拿1957年同1952年比较，我国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8.3％，国营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64％。
另外几个数字：拿1956年同1952年比较，湖南省级机关的会议费增加了五点八倍，购置费也增加了五倍多（见12月8日新湖南报）。
要是各地都以这样的速度来增加行政费用，要是这种现象不立即制止，我们的工业化事业能不能如期完成，就值得忧虑了。
每逢开会必须聚餐，看戏。建成了新的办公大楼，就得置办崭新豪华的家具。新提拔的科长、主任，哪怕是向公家借支，也要脱下棉袄换上呢衣。……
据说这样才“相称”：同会议的隆重“相称”，同办公大楼的气派“相称”，同新的职衔“相称”。
可就是有一点不“相称”——我是说，对于我们的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