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多列士同志在法共中央全会上的闭幕词
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11月22日刊载了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闭幕词。全文如下:同志们,
现在已经就居约同志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报告展开了广泛讨论,我愿意也谈一谈我的意见。
应该看到这个报告是一致通过的。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目前形势严重,意识到事态发展的重要性,意识到在国际规模上正进行着一种活动来反对我们学说的基础本身、反对我们的党。
我们每一个人都坚决地站在党的久经考验的原则立场上,特别是站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我们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它的路线的正确已经被全部形势发展所证实——所奠定的基础上。
这里无需重提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令人振奋的前景以及纠正同个人崇拜有关的缺点和错误的必要性。这些教训鼓舞着我们的全部活动。
让我们有力地肯定这一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正确决定是毋庸怀疑的,要做的是依据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前进。
一、政府的战争政策和法国境内的法西斯袭击
最近几周发生的事件使得法国的工人阶级和民主受到严重的威胁,并且直接危害了世界和平。除继续进行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之外,又加上对埃及人民的残暴侵略的更可怕的后果。
一切劳动者、一切普通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会到这个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所加紧进行的战争政策给国家带来了什么后果,这个政府让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在事实上统治全国人民,把他们的命运引向每况愈下的境地。
以色列、法国和英国在近东发动战争这一最惊人的事态发展,使劳动群众和一切民主力量不得不负起极其迫切的责任。这场战争曾经有可能而且仍然有可能扩大为一次世界战争,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毁灭性现代化武器的使用。
在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后,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政府曾向开罗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叫它放弃这种措施。但是,安全理事会主张在承认埃及主权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法国和英国就是为了要规避这种决定而煽起以色列反动人士的侵略野心,然后利用以色列的侵略,自己在埃及进行登陆并试图侵入这个国家。
法国政府执行这种政策,目的不仅在于维护苏伊士公司亿万富翁的肮脏利益,它还试图从侧面来制止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办法是对埃及实行一种冒险和扩大战争的政策,就像皮杜尔在越南战争时期曾想针对中国而实行的政策一样。在中东的挑衅正是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们被捕的时候发生的。
世界舆论的愤慨、联合国对侵略国的谴责、苏联向这些侵略国提出的坚决警告,迫使侵略者停止对埃及的军事行动。因此,侵略者在纯粹军事方面也遭受到明显的失败,他们只占据了若干平方公里地方,而为此却毁灭了塞得港,屠杀了平民、成千的妇女和孩子。
可是法国和英国政府继续在集中军队和物资,因此民主、和平力量丝毫不能对它们放松警惕。
埃及战争已经使我国人民遭受到很大的痛苦。
汽油入口的中断和由此引起的各种限制只能在汽车工业中引起失业;正如最近的汽车展览会所显示的,不管怎样,汽车工业中已经感受到销路上的危机。西姆卡这样一个工厂已经减少工作时间而且解雇工人。法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生产部门,以及同它有连带关系的一切部门——制铝工业、机械工业等等都受到严重的打击。
动力的减少还将打击像水泥制造业和大部分钢铁工业等其他工业部门。一些火车班次被取消了。人数极多的旅店业劳动者也将遭受职业困难。
家庭用瓦斯和电力消耗预计将受到严厉的减削。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很多学校、医院和廉价租房的取暖已成问题。
国家预算——据官方数字已经高达一万二千亿法郎——的赤字,由于这次不可避免的生产危机,必然会又增加数千亿法郎。
我们还要指出半个月来大大发展了的资本暗中流往瑞士和美国的后果。
仅是对汽油消费的直接限制——每公升汽油的出售国家可以获得四十法郎的税款收入——就必然意味着税收要丧失几百亿法郎。这样一来,最迫切的社会开支就没有着落,而在此同时一切住房建筑的发展已经中止,全国正缺少学校用房。如果政府用再一次提高汽油价格的办法来弥补它的赤字,这就等于使生活费用再度普遍提高,从而再次使得已经遭到购买力低落和捐税增加的打击的群众愈益穷困。
即使设想美国同意——直到目前它没有这样作——供应我国相当数量的石油来代替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但是决不要忘记两种情况:首先,美国汽油较贵;其次是要用美元付款。依照这种假设,既然法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已经比去年减少了一半,那么贸易收支就将完全丧失平衡。法国的经济将趋于崩溃。
人人都看到,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1日发出的、说明在中东的侵略意味着“巨大开支、通货膨胀和普遍的穷困”这个呼吁道破了真象。
从来没有一个法国政府像目前的总理所显示的那样没有先见之明,那样无能。法国的物质利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任意地牺牲。
在政治和道义利益方面又怎样呢?
法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而人们敢于建议的补救办法只是力求通过欧洲原子能联营组织和所谓共同市场来进行“欧洲建设”,这种做法只能更加丧失民族主义。
当西德军队在反动和复仇主义的基础上迅速重新建立起来、党卫军的旧军官恢复军职和军阶的时候,我国政府却在非洲进行灾难性的军事冒险,从而让美国的被保护人阿登纳得以为所欲为,企图独霸西欧。
加速和促成在西德组织一支侵略军的这些人,直到现在还拒绝解决裁军问题,尽管苏联在这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
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消除侵略埃及所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苏联曾在11月17日建议召开五国会议来负责作出重大决定。考虑到的措施涉及裁减和监督军备、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从1957年就各自从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的签字国撤退、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在欧洲国家两个集团分界线两边各八百公里地区建立空中监督。
这个建议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人们看到的是恢复“冷战”趋势的加强。
重新出现的国际紧张局势对垄断资本家是有利的,他们从非洲战争和军备竞赛中获得难以置信的利润。但是国际紧张局势却使我国人民广大阶层惶恐不安,他们看到突然出现战争魔影,同时看到总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出现的先兆,其中包括压制工人运动的尝试和要宣布法国共产党非法的尝试。
对于凡是有常识的人来说,法西斯反动分子要加紧打击我们党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同我们过不去是因为我们看得清楚局势、预见到并且说出了政府说话不算数、不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反而深深地陷入战争这种做法的后果。
反动派用打击民主自由的办法同发动军国主义和侵略配合起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最近在西德,一面可耻地禁止共产党,同时重新建立起一支反动军队,这使人想起二十二年前建立法西斯政权时的情况。
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准备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政府和它的警察的保护下,以前同纳粹勾结的人们,反犹太分子、背叛自己国家的中欧的逃亡者流氓之群,在十五天以前试图用暴力对付我们。他们作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反动派的最恶劣的代表甚至要求国民议会禁止我们的党。
工人阶级响应了我们的号召,已经对法西斯分子的暴动尝试给予了第一次胜利反击。他们的狰狞面目的暴露已经使得一时受骗的许多正直人士辨别出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捣乱分子的被保护者:匈牙利反革命的制造者。只要加强自己的队伍,加倍警惕,劳动者和其他民主分子将能使反民主势力的任何希望不能得逞。法西斯分子的挑衅将显出原形:挑衅并不意味着力量,而是法国和国际反动势力的软弱的标志。
二、匈牙利事件
法国资产阶级和为它服务的人们企图把埃及战争在国内引起的深刻激动情绪引向其他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便竭力利用匈牙利事件,借助于报纸、电台、电视广播、教士等等来组织一个大规模的欺骗宣传运动。
匈牙利事件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根本的事实是:国际反动派丝毫也没有放弃削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的尝试,丝毫也没有放弃分裂他们、继而一个一个消灭他们的尝试。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已经被用来支持在这些国家内进行颠复活动,被用来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这些国家去,并被用来在这些国家内建立秘密反革命组织。
只要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它就要千方百计地进行阴谋活动,以求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地方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匈牙利事件的主要教训。
在人民民主国家内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生困难,领导人不可能不犯一些错误,各个党也不可能不表现出一些一般的弱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曾致力于发现这些困难和错误,致力于同这些困难和错误斗争从而加以消灭。这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已在这方面作了努力,特别是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作了努力,那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丰富的政治教训。
不幸,在匈牙利发生的事情却是另一种样子。不仅前劳动人民党领导机构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损害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而且,它开始补救这些错误的时间是太晚了。因此,群众大为不满。
至于那些反动分子,他们在这个受霍尔蒂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二十五年(1920到1945)的国家里有牢固的根基,这个法西斯独裁政权是受到明曾蒂和梵蒂冈的忠实支持的。这些反动分子就是利用群众的不满来对人民民主政权进行攻击的。
国际上的许多报纸,特别是美国报纸,毫不掩饰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这种恶毒打击是事前很久就进行准备的,而且毫不掩饰正是霍尔蒂分子指挥这些活动的。尽管缺乏招供,只需读一下关于对工人积极分子的大屠杀的消息、关于残酷的人身暴行的消息、关于法西斯分子进行焚书和破坏宝贵文物的消息就够了。
事实上,匈牙利的反革命的计划是:在这个国家恢复法西斯政权和粉碎工人阶级,在多瑙河盆地中心重建修正主义和复仇主义政策策源地,从而形成侵略社会主义国家和破坏欧洲和平的威胁。
要解释匈牙利事件而不首先考虑阶级敌人的存在和活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要是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仅仅是工人阶级不满——无可否认,工人阶级感到不满而且有理由感到不满——的结果,这就不仅是预先原谅了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的罪行,而且是不正视事实。
在匈牙利形成的那种情况下,苏联军队的干涉是一种自然的必要的步骤。苏联军队根据华沙条约,应布达佩斯工农政府发出的请求援助的呼吁,站在匈牙利劳动者一边,帮助他们镇压法西斯野蛮行为,这样它就履行了自己的阶级责任。
阶级责任的存在这一事实,很难被那些念念不忘致命的“不干涉”政策的人物和潮流所承认,这是不足为奇的。可以理解,对从1936年起帮助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取得政权的政策负责的人们不明白这一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内容之一就在于所有国家的工人同忠于社会进步的国家及其政府团结一致。
至于共产党人,敌人的谎言宣传和反动暴行都不会使他们背弃自己的崇高责任。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团结和国际兄弟友谊。他们决不把民族感同忠于各国无产者大团结分割开来。在匈牙利事件中,他们毫不迟疑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苏联政府10月30日的宣言正确地宣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依据的是每一个国家完全独立原则和主权原则。对这些原则的尊重并不排除、而是要求在危险的时刻相互支持。
根据这种精神,我们对于苏联同志和波兰同志从11月15日到18日举行的会谈结果圆满感到欣慰。
苏、波代表团一致表示谴责对埃及的侵略,表示要为促使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得到承认、实现普遍裁军、争取集体安全作出努力,并且表示支持匈牙利工农政府。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苏联和社会主义波兰之间的联盟已经证明是巩固的。在苏联军队驻扎在波兰的问题上也已经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波兰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我们的波兰同志在纠正过去的过失方面经历了一些困难之后,现在已经能够有效地压制反革命分子,这些波兰的反革命分子也曾经试图利用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可以理解的不满。
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久以前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国家必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团结”,来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颠复活动。像目前这样当共产主义受到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的时候,就显然特别需要团结。
依据这个观点,在我们看来,铁托同志似乎没有理由来在各个共产党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强使它们挑选什么,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每一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进展的情况各异这一正确理论反而会导致这种结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把它的看法强加于其他国家。不过恰恰有人这样作了,说是南斯拉夫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样作,就是引起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就是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引起差异,在各个党内部也引起分歧,从而助长共产主义敌人的宣传。
在铁托发表演说之后,他就收到了两个叛徒写给他的一封意义深长的贺函,这是不足为奇的。
活生生的历史并不证明强令各国摹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国之内实行的方法是正确的。例如我们看到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首先是中国,甚至在欧洲(波兰、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等),仍然有好几个党同时存在,而在南斯拉夫情况却不是这样,主张让第二个党存在的一些人物已经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很明显的是: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不在农村中实行在南斯拉夫所执行的政策,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独特形式正是同这种公式主义背道而驰的。相反地,真实的是:形式的不同丝毫不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这个内容必须是共同的。这个内容不是属于这个或那个民族的。它的范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十月革命国家——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胜利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生活。
我们党将密切注视全世界所有的工人阶级革命党视为典范的、列宁党的光荣经验。我们这方面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不能有几个中心,不然这个运动就会瓦解。
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的,同时同正在建设新生活的其他国家兄弟般地竞赛,但是始终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更好地实现唯一的共同任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三、团结
为了击退战争、消除贫困和击退法西斯主义,首先应该加紧活动来团结劳动群众,把所有民主力量、和平力量团结在劳动群众周围。
让我们再说一遍: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下定决心作出一切努力,来争取接近和了解我们的兄弟——社会党工人,接近和了解一切劳动者和一切普通人,其中包括一度由于别人利用匈牙利事件发动的谎言宣传和大规模无耻欺骗手法而惊惶失措的男男女女,从而做到同他们一致行动。我们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每一所住宅耐心地解释真理。我们将启发为敌人所力求欺骗的人们的良知,从而提高为敌人所力求削弱的人们的阶级觉悟。
我们将全心全意努力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而敌人是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的,他们自认为他们的反共、反苏鼓动已经使得这种团结更加困难。
在过去,我们党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促使劳动者能从自己的经验中有所体会。
1月2日大选之后不久,我们曾经竭力促成社会党所领导的政府的若干积极措施(尽管这些措施是有限度的),这样来支持它在某些方面作出使人产生一点希望的初步步骤。我们的议员们3月12日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作的正确投票,曾使冲突有可能和平解决。
我们一贯的行动是为了对实现群众的意愿作出贡献,这就是集合各种民主力量。在大选前后都是一样,我们在这方面遭到了断然拒绝。今年年初组成的政府不久就采取了一个令人不能接受的对外政策。政府扩大了在非洲的军事行动。
如果不揭发社会党领导下的政府所实行的是怎样的政策,如果不指明那些自称为左翼的、然而支持这种政策的人们所采取的是怎样的态度,就不能够实现劳动人民保卫和平、争取进步的团结。在左翼人士中,人们把工人阶级和人民所处的局势同等地归咎于共产党和社会党。就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把两个党放在同一个口袋里。
法国劳动者知道该怎样看待这种对于现代历史的大胆解释。他们已经亲眼看到,在十多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中,我们党制定的和执行的是其他政党在这方面不能与之比拟的正确政策。
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共产党是唯一同1936年开始实行的灾害的“不干涉”政策进行斗争的党,这种“不干涉”政策加强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地位,并且严重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共产党是在1938年唯一反对慕尼黑投降的党,这个投降是希特勒在一年后发动侵略的直接原因。
在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不久,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共产党是唯一仍然忠实于抵抗精神的党,唯一进行斗争以求在一切方面实现抵抗纲领的党。从经济方面来看,国有化、社会保险、公务员法规这样重大的成就,如果不归功于共产党部长们,又能归功于谁呢?从政治方面来看,过去和现在唯一为扩大民主权利而斗争的难道不是共产党人吗?只有他们的立场才是维护省市自由的;只有他们反对把宪法朝向反动方向予以修改,反对今天重新实行法令即法律的做法,反对新近制定出来以窒息预算辩论的一些办法,而预算的讨论是议会里首要和最根本的特权。
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共产党一向是唯一举着民族独立旗帜的党。共产党人一向谴责马歇尔计划的毒害。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指出大西洋公约将在欧洲两个部分之间造成分裂并且不断增加战争的危险。他们反对巴黎和伦敦协定,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谁也没有对他们在这些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有所异议。
共产党人是第一个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
在法国政府对埃及发出最后通牒的那天晚上,在议会中懦怯地用弃权来规避责任的人们,他们实行的难道是正确的路线吗?当时只有我们共产党人代表劳动者和民主人士发出呼声,只有共产党以他们的名义投票反对导致经济危机和灾害的冒险。
总理的党的另外一些党员议员则说他们不同意总理的战争政策,但是又竭力避免表现出这种分歧,竭力避免表达和平意愿,这些议员实行的难道是正确的路线吗?然而,和这同时,鉴于社会党内丝毫没有民主,鉴于社会党里尔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实现阿尔及利亚和平的决定被当作废纸等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党劳动者在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
作为一个政党来说,今天共产党仍然是唯一为反对法西斯的企图而真正斗争的党,我们刚才已经谈过这些企图的目的是要为对外战争政策制造必要的气氛和条件,并且如同他们在1939年所做的那样,是为了欺骗舆论,使舆论迷失方向。
当然,这两个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由于这种不同,今天有可能为保卫和平而进行更有效的斗争,有可能使得反人民的力量无法希望像十七年前那样再度给我们的党以恶毒的打击。但是,1939年的事件和它所导致的结果——包括国家灭亡和共和制度倾复在内——并不因而就不值得某些人考虑。
让我们所谈到的这些人考虑考虑吧!但愿他们理解:在打击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保卫共和、争取进步的斗争的灵魂——的同时,是不能以左派和民主事业来自我标榜的!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将努力不懈,争取迅速实现工人阶级所极为需要的重新统一。在当前危机四伏的时刻,我们认为超乎一切必要的是实现人民力量的广泛团结。
我国必须建立一个符合于1月2日所表现的共和多数的政府,这个政府将满足工人、劳动农民、公务人员、一切普通人的生活要求;这个政府将关心文化价值;它将是维护和平和自
由的政府。
全体劳动者,一切民主主义者,团结起来吧!这样,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就不能得逞!
四、党
将近四十年的斗争和考验加强了我们的党,使我们党员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党历经风暴而坚决地走它的道路。每次经过艰苦的时刻,党都更加壮大了。我们历经长期战斗的动荡而愈益强大了。
所以这样,原因首先在于每一个党员心中燃烧着对党的热爱。十五年前鼓舞着塞马尔、坦博、贝里以及抵抗运动中我们党的所有烈士的,就是这一热爱;1956年,促使费朗、勒盖纳克(这两人是最近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法国共产党员——译注)等等奋不顾身以至壮烈地献出生命的,也是这一热爱。
这一自觉的热爱的基础是这种信念:我们党的队伍中有着一个宝藏,那就是工人阶级中一切最高尚的、最热诚的、最光明的美德。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出身是工人、农民或者知识分子——把全部的时间都用来为党服务。但是有一些人以轻蔑的口吻谈论这些每月收入四万法郎的常职人员,而且把这种人员的数字夸大得不像样子。说这种话的人中间会有多少人愿意以像我们的工作人员中间不仅是体力劳动者、而且是那么多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教授、其他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四万法郎来维持生活呢?
我们党的议员和省、市政委员,也甘愿只领取工人的微薄工资,而把津贴的大部分交给党的财库。
我们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我们的积极分子的献身精神。
对于这样的一个党,不可避免地有大堆敌人勾结起来加以反对。他们知道,共产主义学说是强大无比的,因为这个学说就是真理,因为党的政策是法国人民眼前的和未来的利益的忠实表现。他们越是恐慌,越是仇恨,就越是凶猛地攻击。当这些攻击来得特别凶猛和危险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中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不定的软弱分子,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有责任用讨论和争论来帮助这些犹豫不决或坠入怀疑之中的同志们重新立定脚跟、重新能够对敌人的猛烈压力给予胜利的抵抗。
有些人希望动摇我们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依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宝贵教训而民主通过的决定。他们真是不幸,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指出这些决定在哪些方面不再是正确的,生活在哪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这些决定。然而,要想有权力否认这些决定的价值,需要的正是确定上述一点。
真实的是,我们上次代表大会的一切主张,尤其是它所侧重的那些新论点,在目前正由于最有力的事实而得到证实。
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难道是已经过时的冒险么?代表大会一方面着重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大概会是越来越多样的,同时指出这些形式是尊重而且应该尊重——像我们在1946年已经指出的——每一国家的历史社会独特性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着重指出阶级矛盾的现实性以及大资产阶级想千方百计抗拒社会进步的意愿。既然法西斯势力目前在我国的猖獗和资产阶级人士的反共歇斯底里已经完全证实这一论点的正确,那么,难道这一论点是不符合当前事实的吗?
代表大会说过,帝国主义由于它的经济基础本身,没有疑问,是要坚持运用武装力量来保卫和扩大它的阵地的。但是,代表大会又指出,在世界新形势下帝国主义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因此,我们可以阻止战争。试看,苏伊士危机的教训是什么?虽然不可忽视侵略者新尝试的可能性,但是,从这个最近的经验中难道不能清楚地看出:侵略者面对着的是全世界已经形成的保卫和平运动——这个运动是这样强大,以至于他们在几天之内就被捆住了手脚?
代表大会认为,在最近这一阶段,不仅更有必要、而且更有可能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三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反对埃及战争的斗争中,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所有社会党——唯一的例外是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意见趋于完全一致、事实上采取了一致行动。
由此可见,我们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政策,在经历事实的考验之后,不但远没有显示出什么错误,而且显然证明如所期望的那样是正确的。
有些人在谈论要“修改”党的“一些立场”。
他们硬要“修改”的是什么?要修改党的思想基础么?他们是不是建议我们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还是他们想修改党的政策?但是,用什么政策来代替我们的政策呢?我们的政策是保卫和平、维护民主、争取社会进步的政策。难道恰好是用社会民主党路线,用在违反国际协定、进行战争、降低群众生活水平、增加资本家利润、拖延税制改革、发行投机性公债这些方面堪称模范的社会民主党路线来代替么?
毫无疑问,他们主张的修改也针对组织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党、党的全体党员,也决不打算后退,决不打算朝着社会民主党式政党的方向开倒车。社会民主党不懂得什么叫做民主集中制,社会民主党党员在地方委员会会议上高谈阔论,而这时这个党的领导人则为所欲为,甚至在政府里执行资产阶级政策而不利于自己的党!
我们既然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使之成为一个行动的党,我们就不想倒退成社会民主党那样宗派纷争不绝、在进行斗争的时候没有能力作出决定、或者至少不能促使领导人执行决定的政党。
作为我们的准则的民主集中原则,要求就一切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直到正式作出决定,然后全体党员必须执行决定。引导我们的始终是这样的原则:共产党人不是一些木头人,因此他们应当深入探讨已经提出的一切问题,依据共产党人的原则自由地加以研究。即使决定已经作出,如果有人认为决定不正确,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把意见告诉党的领导机构,但是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毫无保留地执行已经作出的决定。
我们党内不仅有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在党内也有他们的地位。知识分子知道党一向如何关怀他们,无日不密切地关心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困难。
是我们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斗争,反对勒戈尔之流,纠正强迫命令作风,纠正“让画家只管他的画笔”之类的观点,纠正要统制知识分子的妄图。党中央委员会所实践的一向是:信任知识分子,让知识分子作为创作者而拥有最广泛的主动。这也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所主张的。我们队伍里的许多作家、艺术家、文化界人士从亲身体验中知道中央委员会如何忠告和鼓舞知识分子。
是我们党的领导机构斥责了人们对毕卡索的一幅画的粗暴谴责,斥责了同时对“法兰西文艺”报和它的社长阿拉贡的粗暴谴责。是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制止了一切尝试反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党领导机构只要求党内每一个知识分子坚决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以自己所选择的形式来维护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三十多年来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党。这个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这个党和它的领导机构一向坚持不渝地站在战斗岗位上。如果我们让经过无数斗争而获得的果实发生问题,我们就是不能尽到我们最神圣的职责。
党不能容许某些人借口民主化来试图以反对派纲领来建立宗派和派别,从而在党和党的领导正受到阶级敌人和被阶级敌人利用的人们的猛烈攻击的时候来破坏党和党的领导的信誉。
同样可能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其他若干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中发出了攻击我们党的声音。
铁托同志最近对我们党作出了一些评价,在我们看来,这些评价似乎是绝对没有道理的。这种评价中甚至有这样实质上歪曲现实的事:例如,把同我们党毫不相干的一个巴黎讲演人说成是我们党的宣传家,以便把别人的罪过加在我们头上。
的确,南斯拉夫报刊习惯于嘲笑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议会党团在国民议会会议上曾经采取坚定立场反对侵略埃及,揭露侵略埃及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一切后果,勇敢地对付对我们党的辱骂和人们扬言要解散我们党的威胁,因此我们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在上述会议的第二日刊载的报道十分惊异。“战斗报”说:“为了在波旁宫对付反动派,与其靠一百四十名共产党议员,不如靠另外一个党的五名代表组成的小队伍。”而这批人的特征却只字不提。
我国反动报刊兴高采烈地把这一番话加以转载了。
切身体会、亲眼看到我们党为了反对战争而进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人、法国劳动者中间,有谁在心灵深处不对这种言论感到痛苦和伤心呢?
最近几天,南斯拉夫报刊的恶言中伤更加厉害了,其中一家报纸就11月8日事件竟然引用巴黎警察厅的数字写道:那天在巴黎只有五千个反法西斯示威者。这样就侮辱了响应党的号召战斗了两天的人们,侮辱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人们。
这样歪曲事实的目的,是不是为了缓和一下铁托同志不得不在最近发表的演说中对于以铁托对他们的友谊而得意的法国社会党部长们的批评呢?
人们怀疑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目的,而六个月以来我们曾经徒劳地向它建议法南两党举行会谈来恢复两党的正常关系。
中央委员会继中委会报告人居约之后一致反对铁托的演说,一致斥责反党的宗派活动。
然而,在这个讲坛上提出的某些说法是可能引起一些混乱的。
有人在这里这样说:“斯大林主义曾经是必要的”。我认为这种评价是错误的。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这个名词是我们敌人的词汇中的东西。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上,曾经有过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做法,尽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这些历史条件今天已成过去。
苏共中央从根本上纠正了同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错误和过失,已经就此作了解释。苏共中央没有替这些错误和过失辩护,更没有说过它们曾经是必要的。
如果谈论斯大林主义,这就导致制度这个概念。铁托就是这样的,他说主要的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制度。
古达德同志提出了若干批评性意见,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应当加以考虑。
但是,他用了一种不幸的提法。他谈到我们的“孤立”,大体上像把愿望当作现实的我们的一切敌人所说的那样。
这样,人们首先就可能怀疑:为了避免孤立,党是不是应该执行一种例如同社会党政策一模一样或者相似的政策并且赞成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进行的战争,或者像某些所谓左派人士那样,在反对这些战争方面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然而,古达德既然坚决支持苏联军队给予匈牙利人民的援助,他就十分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潮流进行了斗争。
过去,人们也常说我们陷于“孤立”,当我们单独反对在西班牙采取不干涉政策、反对慕尼黑,我们作为一个党独自组织和领导抵抗运动的时候就是这样。而在事实上,我们在这些时候每一次都是同群众打成一片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引证列宁讲的正是针对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处境的话:“西欧资产阶级对无产者说:不要拒绝小农,一般说来不要拒绝开明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要让你自己陷于孤立;只有反动派要使你孤立。
“无产者回答说:为了全体劳动人类的利益,我说我要孤立于资产阶级同无产者的协调,因为这些协调论者劝我解除武装,因为他们通过宣扬协调和和解等等的演说,对被压迫阶级的意识施展最有害的、在实际上直接有害的影响。
“但是我并不孤立于不幻想协调、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小经济的加强而分心、不放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然而能够采取无产者的观点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劳动群众;我并不孤立于所有这些广大的群众”(列宁文集法文第四版第十卷第二四二页)。
最后一点,古达德在指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有显著改善的同时,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些建议也是正确的。然而,正如杜菲希同志所指出的,我认为不必用消除“宗派活动的一切借口”为理由来提出这些建议,因为这可能被那些进行宗派活动的人解释为一种遁辞。至于公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应该记住:我们是一个领导机构,正如列宁所说,是一个战斗参谋部,因此,把我们的计划暴露给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适宜的。我愿意提醒一下,卡达尔同志在他向“人道报”发表的谈话中解释说: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一倾向:在党的活动中只看见缺点,并“把本来应该在党内进行的讨论拿到党外去进行,同样,有些问题本来可以在政府内部解决的,却搬到街上去解决”。
这些就是由于进行辩论而应该加以思考的事情。
中央委员会已经证明它是站在时代要求的最前列。
毫无疑问,在经历了这个既反对外部敌人、又在自己队伍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对所谓“左倾”宗派主义严酷斗争以后,党将更加强大。党员将受到新的考验,而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将得到更好的锻炼。
我们党将切实尽到党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责任。
同志们,为了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消除发生新的全面冲突的威胁,为了击退法西斯分子的进攻,为了保卫劳动人民的面包,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把全体工人和一切民主人士团结起来。  一切和平的拥护者,不管社会出身和意见如何,都从苏联政府11月17日的声明中得到了宝贵的鼓舞,这个声明提出了完整的一系列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这样,在一切珍惜和平的善良人们面前就展开了新的前景。
法国共产党人通过最近的斗争而加强了,他们受到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鼓舞,紧密地团结在他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他们将不遗余力地争取实现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来保证国际局势的缓和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势力,来维护和发展民主权利从而促使我国人民向社会主义飞跃前进,来争取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来堵塞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道路。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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