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为垄断资本服务的生存主义哲学
伊·斯·纳尔斯基
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经常笼罩着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心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颓废情绪和悲观主义在生存主义哲学中表现得最明显，同语义学唯心主义和天主教哲学一样，生存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之一。它在西欧各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这一思潮恰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于希特勒铁蹄下的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绝不是偶然的。同样，也不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几年这一思潮在西德的特别流行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生存主义的主要代表，在德国是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在法国是密劳—庞齐和卡缪兹。
基督教生存主义是生存主义的一个变种，它同天主教哲学相近，实际上已同后者结合起来。在法国，这个学派以著名的反动哲学家哈伯莱·马赛尔为代表，他是关于“精神生活本质的研究”和“存在和占有”两书的作者。
生存主义者把夏林·克尔凯郭尔称为他们的先驱。这位克尔凯郭尔是十九世纪丹麦的一位哲学家，死在疯人院里。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反复论述的一个主题就是：死和死的期待，死的恐惧，死的挣扎等等。目前，他的著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报刊所大肆吹捧。克尔凯郭尔已被看成是生存主义的“先知”，是提出生存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哲学家，而德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则被指为生存主义的第二个“先知”。
生存主义者为了博得群众的拥护，竭力利用俄国的伟大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著作中某些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
生存主义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教给它的弟子和信徒的又是些什么呢？
一、生存主义者对死亡的鼓吹
生存主义哲学的第一个命题是：“个人生存”是哲学的对象。这是生存主义者其他一切论断的出发前提。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使他们感到兴趣，他们所注意的只是主观心理世界和它的内在感受。著名的生存主义者之一雅斯贝尔斯，曾做过多年的精神病专科医生，这方面的许多专门著作都出之于他的手笔。值得注意的是，生存主义者所研究的实际上仅限于病人的心理；他们不注意健康的、心理平衡的人，却注意有病态心理和意志销沉的人。
生存主义者的其次一个命题是：人的生存并没有哲学中所谓本质作为它的基础。生存主义者说：“生存先于本质”。由此就产生了这个哲学学派的称号“生存的哲学”。
一切的哲学学派都总是要解决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即何者是第一性的：是存在还是意识。生存主义者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他们同时伪造了问题的提法。他们以先有“生存”呢还是先有“本质”这样一个含混的、纠缠不清的问题来代替上述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提法。
生存主义者的所谓“生存”就是指主观的直觉和感受。他们认为属于“生存”这个范畴的有：感觉、愉快和不愉快的心情、满足和不满足的情绪、悲伤、愤怒、踌躇等等。这些都是个人的内心世界。但是生存主义者首先把“生存”归结为情绪。他们并不把人看做是社会的存在物，而仅看做是个人感受的特别的凝结物。生存主义者以变化着的主观心理状态过程来代替物体、事件和过程的客观存在。
生存主义者所谓的“本质”又是指什么呢？在上面所研究的问题中本质被理解为：人的存在似乎是从某种纯属偶然的、任意的东西变成现象的总和，这种总和带有一定的合乎规律的性质，并具有一定的内容和使自己发生的原因。人的心理生活现象仿佛就是人的生存的本质的透露。
生存主义者硬说，生存没有本质，而且先于本质，这也就是说，人的内心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其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心情的更替等等——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只带有纯属偶然的无意义的性质。所有这些变化似乎都没有任何外在的客观原因。关于这一点，曾有一个生存主义者宣称：我们的降生缺乏任何原因和任何意义，也正像我们的死亡那样荒谬。
因此，关于生存没有本质的论题，也就是断言人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可以看出，这种哲学是极端颓废的，它削弱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毅力。如果在生活中真没有任何确定的、本质的东西，一切都是偶然的、无意义的、愚蠢的，那么请问，人是否值得生活下去？而生存主义者的答复是：人的生活就是一种自相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倒会好得多。
生存主义者声称，人是被“扔到”或“丢到”世界上来的。究竟是被谁、是被那种力量扔到世界上来的呢？基督教生存主义者，像哈伯莱·马赛尔以及和他抱同样见解的人是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上帝把人‘扔到’世界上来，然后让他孤单地留在那里”。
所以，人是孤独无靠地对付这个他所感受的世界的。而人的主要感受，他的全部心情的主调，根据生存主义者的说法，这就是孤独的恐惧和对死的害怕。雅斯贝尔斯说，人的生存充满了“焦虑”、“惊慌”和“怕死”。这种论调是对正常的、健康的人的污蔑。
进步阶级的思想家曾一直指出，沸腾着生命力的乐观主义是一个健康人所固有的。十七世纪荷兰的伟大唯物主义者斯宾诺莎早就说过，一个自由的人想得最少的莫过于死亡。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曾狂喜地谈到那照耀着争取人民的幸福的战士所走的艰难而光荣的道路的生气勃勃的乐观主义。他说：“人并不是为命运所掌握的听任摆布的小卒，而是他自己的未来的创造者。”
工人阶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屡次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所固有的特点就是对未来的深刻信念，无穷的积极性，争取劳动人民解放斗争胜利的意志，以及对生活的热爱。革命的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斗争中全面地表现了所有这些特点。
生存主义者不能避而不谈主观同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但他们是否承认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存在呢？决不承认。生存主义者也常常谈到“客体”，可是，在他们看来，客体是一种恶毒的力量，它闯入人的内心世界，破坏这个世界的平静，使它充满了“不安”。
生存主义者说，我们的全部生活是走向死亡的道路。死亡究竟会带来什么呢？死亡会使我们摆脱生存。死后，人就过渡到一个无知觉的空无的领域。而这个“空无”，生存主义者肯定说，就是世界的真正本质。
因此，这种反动的哲学实际上是否认客观现实。
二、关于生存主义者臆造的辩证法以及这种辩证法把人们引向何处。
人是否能认识世界？对这一问题的答复可揭示出生存主义哲学的很多方面。生存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此外，他们还在本质和现象、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上进行投机，他们宣称：认识乃是像小猫追逐自己的尾巴那样的东西。认识真理，这仿佛是捕捉一只人所永远捉不到的鸟，虽则在这个人看来，这只鸟好像就要落到他的手里了。他们说：要知道所谓认识也就是确定什么是现象的本质。这也就是说，要在那外表乱七八糟的、难于理解的事件的混乱状态中去发现主导线索，发现决定这些事件的规律，发现原因和结果的合乎规律的链条。但是，生存主义者说，由于本质就是“空无”，因此，为要理解本质，人就必须同自己的生命告别而投到这个“空无”的领域中去，换句话说，就是用自杀来结束生命。生存主义者们还郑重其事地写道，认识真理的最好的途径似乎就是自杀。例如，雅斯贝尔斯说，
“只有处于临界的景况下才能有真正的认识。”所谓“临界的景况”是什么呢？这是指生和死之间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在濒临死亡的边界上才能有认识。雅斯贝尔斯接着又说：“在自杀的瞬间所得到的经验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几年以前苏联“真理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曾非常准确地把生存主义者称为“阴曹地府的先生们”。的确，这是些“阴曹地府的先生”，他们鼓吹死亡、召唤人们去死。从他们的哲学中可以闻到死尸的气味，腐朽的气息。
生存主义的哲学敌视理智和科学。生存主义轻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存在，否认认识和适当利用这些规律的可能性。
生存主义者，特别是在西德的生存主义者，常常宣称，他们是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代表所创造的辩证法的继承人。大家知道，这种辩证法虽有唯心主义的性质，但仍有它的进步作用。可是生存主义者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原则上不同的；至于同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相距更远了。生存主义者所谈的是一种所谓
“悲剧的辩证法”。他们的哲学中的极端悲观主义在这个“悲剧的辩证法”学说中以扩大的形式表现出来。“悲剧的辩证法”的思想实质可以归结如下：人的世界充满了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是不能解决的，它们互相冲突，而冲突的结果使个人遭到悲剧性的死亡。
这样，生存主义者就把辩证法局限在个人意识范围之内。所得到的就不是客观世界的活生生的辩证法，而是个人的各种感受的冲突的特殊的图式。同时，按照生存主义者的说法，矛盾冲突的结果，并不是前进，而是不可避免的毁灭，一切运动的终止。
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指出，对立物的“斗争”带有客观的、不以主观为转移的性质，并且是发展和进步的源泉。把对立看作是发展的源泉，使我们能从现象的“活生生的”生命中去认识现象。只有它才提供理解一切存在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只有它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旧东西的灭亡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至于生存主义者的辩证法却完全不是辩证法，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学说，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生存主义的目的全在于：使劳动者迷失方向，使他们彼此隔绝，消灭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要他们不把自己的阶级敌人看做是自己的反对者，而看做是在迎接死亡的毫无意义的旅途中的伙伴。生存主义的泰斗之一雅斯贝尔斯说：“研究哲理，也就是学习死亡”，这不是偶然的。
这里有一个疑问：这种自杀哲学是否仅仅为悲观主义找理论根据，仅仅宣传人要听天由命，不要去进行斗争呢？不，问题还不仅如此。
上面已经指出，生存主义反映了一种颓废心理，这种心理笼罩了现代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集团以及跟随他们走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生存主义者企图使劳动人民厌恶自己。但是，不要忘记，生存主义的哲学也以它所固有的特殊形式反映了一种为最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分子集团所固有的好战意图。在这方面，西德类型的生存主义首先就是一个鲜明例子。
譬如，雅斯贝尔斯说，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大满足就是“像士兵那样的死亡”。这样，雅斯贝尔斯就在宣扬一种反动的思想——战死的渴望，这个思想正由西德垄断资本的头子们利用来制造炮灰。这种“思想”也是现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所建立的、作为新国防军的各个师的人员的一种思想教育。雅斯贝尔斯甚至还为亲美的政治家们所宣传的军事和经济的“欧洲共同性”创造“哲学基础”。他正在竭力从“日耳曼精神的深处”，引伸出这种“共同性”。
雅斯贝尔斯在“关于历史的起源和目的”一书中曾谈到他所臆造的东方国家的人民对西欧的“进攻”，并不安地指出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积极性。这种议论也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分子的，因为他们早就在用臭名昭著的“东方国家的威胁”来吓唬人们，以便使西欧各国人民陷于神经质和战争歇斯底里的状态。
这样，宣传生存主义就不仅在鼓吹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而且还在颂扬军国主义和“军人魂”。从这里不难看出生存主义对垄断资本的效忠。
三、生存主义的反动伦理学
对于生存主义的伦理也不能不谈一下。以生存主义者的道德学说为例，可以最令人信服地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充满着非道德主义的精神。因为如果说生命是一种愚蠢的幻境和废话，那么由此就可得出结论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定的客观道德标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个人行为的确定准则。仿佛一个人对自己的阶级、家庭、亲人以及对任何人（其中包括他自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法国的生存主义者密劳—庞齐写道，谁都从来没有“看见过阶级”，这就是说，在对待阶级的关系上不可能有任何的义务。人对于自己和旁人都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谁也没有什么责任。这就是生存主义伦理学的基本论题之一。这种伦理学是为背叛、变节行为以及各种不道德的罪行作辩护的。
生存主义者声称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是争取人的“自由”的战士。但是，请问，他们把什么看做人的“自由”？他们把一个人不负任何义务，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个人的精神上的放荡，看做是自由。我们在生存主义者那里可以发现这样奇怪的话：“人是被注定要自由的”。用“注定”这个字眼，是因为在生存主义者看来，自由是一种灾难。他们认为只有当一个人“不自由”的时候，当他绝对不能安置自己（即死亡）的时候，他才是幸福的。而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很不幸，受折磨，受苦难，因为“自由”的他老在绞尽脑汁地想，他如何来走完自己的生命的道路，并且还要恐怖地等待着未来的死亡。由此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心所欲地干吧，不要用“怎样的行为才算合理”这类问题来麻烦自己的头脑；驱使人们去考虑这类问题的“自由”，在“纠缠”着人。生存主义者接着武断地说，除了为这样或那样的主观所认为是合适的东西以外，不存在任何的所谓道德。
在生存主义者关于人的“自由”的论述中，丝毫没有人道主义。这一点就连生存主义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无怪雅斯贝尔斯在谈到伟大的德国人道主义者歌德时说道，他“不是一个模仿的榜样”。是的，在实际上生存主义者又能谈得上什么人道主义呢？生存主义者提倡对人的力量的不信任和宣传非道德主义，这在原则上是同人道主义对立的。所有这一切仅仅符合现代反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愿望。
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过去的光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波特夫、马尔柯维奇、孙逸仙等人所固有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显示了为普通人民的幸福、全体劳动者的光明未来和共产主义而进行忘我斗争的不朽榜样。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说，“人，这是一个值得自豪的称呼”。如果一个人脱离社会，脱离社会的当前问题，那末他的生命就失掉了意义。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同进步阶级的命运相联系，并把它献给争取进步人类的幸福、争取光明的人道主义的理想的斗争，那么他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内容深刻的。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为所有健全的人感到厌恶的生存主义哲学能在许多国家中流行，并获得自己的支持者？
作为这个哲学的社会基础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他们感到自己必然死亡，就利用哲学来为自己的无原则的、反人民的政策作辩护。克尔凯郭尔在当时曾说过：“一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除了是一种障碍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也是肯定这一点的。生存主义哲学也在一部分被现代资本主义所摧残和折磨，并在现时的绝境中看不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受到一定的同情。
生存主义哲学非常适合那些以各种方式宣传放弃自己国家的独立，放弃民族主权的政客的口味。经验表明，正是那些讨好美国政客的西德资产阶级集团是极同情生存主义的。既然荣誉、自豪、尊严、责任，都无所谓，像生存主义者所断言的，那么西德之被拉入和它的切身利益相违反的军事集团，也就无须大惊小怪了。仿佛值得费脑筋的只是自己的口袋罢了。这样，生存主义者所鼓吹的非道德主义伦理，原来是现代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浪漫诗人的武器。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说明一下：资产阶级哲学中最有势力的学派之一，天主教哲学，究竟对生存主义采取怎样的态度？
一般说来，罗马教皇的天主教哲学家、托马斯主义者对生存主义采取两面的态度：一方面，托马斯主义者当然不能同意生存主义者——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说法。因为生存主义者说，任何神圣的、任何确定的东西都是没有的，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物质。对于他们的这种思想，托马斯主义者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种思想同托马斯主义者的教义相矛盾。
虽然如此，生存主义者仍然得到天主教思想家的支持。问题在于，生存主义者在报刊上所宣扬的悲观主义，是有利于天主教会和它的哲学的。天主教的思想家们希望，这种关于人的生存的无意义和绝对悲观主义的思想，倘能在群众中传播，就会使人们在绝望之余转而信教，即转向教会。因此，梵蒂冈的思想家和政客们认为，既然生存主义者想使人们在思想上接受天主教的世界观，那就对他们是有利的。
因此，天主教会对生存主义者通常总是抱着好感，有时天主教的思想家还亲口公开表示，生存主义者鼓吹的生命的脆弱性，是天主教的世界观完全能接受的，并且还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资产阶级哲学的这两个派别之所以能结成联盟，无疑是它们的主要代表的阶级利益一致的结果。
生存主义乃是今天西欧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反动的哲学派别之一。法国、奥地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等国家的进步学者对这个资产阶级哲学展开批判，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所有的进步学者反对生存主义的斗争，乃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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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艺术的花朵
——记匈牙利人民军文工团的无伴奏合唱
张非
匈牙利人民军文工团演出的精采节目，就像春天盛开的花朵那样生气蓬勃、五彩缤纷，散发着诱人的芳香。每一个节目都赢得观众一次又一次的喝采。我更加喜爱的是他们的无伴奏合唱，它深深地打动了我。
这个久负盛名的男声合唱队，在北京的首次演出中共出现了四次；其中只有一次由管弦乐队伴奏，三次都是无伴奏合唱。
无伴奏合唱，是合唱艺术中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困难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合唱形式。纯粹由男声或女声组成的无伴奏合唱，又是其中对技巧要求更高，条件更加严格，限制性也更大的一种。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匈牙利人民军文工团的男声合唱队，是一个具有充分条件和高度技术水平与艺术表现力的第一流合唱队。
这个男声合唱队的高声部，具有十分漂亮、十分动人的如泉水那样碧绿清新而且透明的音色；具有足够嘹亮强壮而又轻松柔美的、极有控制力的音响。它担负了许多歌曲的旋律部分，因此这个声部不仅能够唱得高，唱得美，唱得有力量，而且又能唱得轻柔而圆滑。这一切构成了合唱的丰富多变的色彩和巨大的表现力。男中音部也是经常担任主要旋律部分的一个声部，它具有淳厚的、如绛红色的宝石般的音色，和雄壮洪亮的音响。这个合唱队的男低音声部，则具有淳朴如黑色而发光的矿石般的、结结实实的音色和深厚圆润的音质；其中的低八度音程小组，使整个合唱的总的声音获得了更加广阔的音域和音质的深度。这些声部本身和各个声部之间在音色上不仅是高度的统一，而且有明确的区别；在音量上音准上，以及声音的力度、节拍的强弱和时值的长短上，都是高度的协调与谐合。这个合唱队，在它的艺术指导瓦什·拉约什少校的领导之下，掌握了丰富的合唱技巧，形成了一个整体。每个队员在演唱时都好像沉醉在歌声所创造的境界中一样，如此聚精会神地纵情歌唱。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善歌的富有音乐感的诗人。他们能够把每一首歌曲的思想内容的特征、和音乐上风格上的特征，非常细致而又非常充分地表达出来。他们所创造的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观众。
能听到他们卓越的演唱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真正艺术上的享受，他们演唱的歌曲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在合唱队艺术指导瓦什·拉约什少校的指挥下，他们首先演唱了李斯特的“热情之歌”。嘹亮而壮丽的歌声和优美而广阔的旋律激动着我们的心。乐句中间的休止和强弱变化，好像涌起了一阵阵热情的浪花。特别是结尾时，高声部的明亮的长音和低音部和弦根音的变化，那样清楚准确一步步达到圆满的结束，充分表现了歌曲的特色。当他们演唱由匈牙利伟大爱国诗人裴多菲作词，现代伟大的作曲家柯达伊作曲的“民族歌”的时候，洪大而强烈的歌声、雄壮的前进节奏，充分表现了诗人“我们要用战刀来代替枷锁，作我们的装饰品；我们要使匈牙利这个名字重新发出光芒”的伟大胸怀与气魄。歌声中充满着信心、力量和战斗精神。
当他们演唱柯达伊改编的“考拉迪地方民歌”，和巴尔托克创作的富有民歌特色的“不要抛弃我”、“丑姑娘”的时候，我们好像置身于匈牙利的美丽原野和热情的朋友中间。匈牙利民歌所特有的曲调进行和“切分音”与节拍上的舞蹈因素，都因为演唱者敏锐的音乐感而唱得很有诗意。缓慢而悠长的乐段和急速的跳荡的乐段常常造成明显的对比。
合唱队演唱拉索的“回声”和斯维士尼柯夫改编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充分发挥了他们所拥有的复杂而卓越的合唱技巧，淋漓尽致地表演了这两支动人的歌曲。
“回声”的艺术效果，就在于在剧场中，在观众的面前，通过合唱队的高度技巧，立即造成一种“空谷回音”的境界。这个合唱队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境界，我们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春天的山谷，愉快的“歌声”和自己的回声对唱，兴致勃勃而又趣味横生。歌唱者自己也陷入了这样的境界。而且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他们没有强烈而真实的自我感觉，他们是不会唱得这样好的。
他们第一次演唱时，在大合唱队之后另外由十二、三个人组成的小合唱队演唱回声，这些人看不到指挥，完全依靠合唱队员的敏锐的“音乐感觉”来控制节奏，和演唱这支歌所特别需要的技巧：“歌声的力度”，并且是恰到好处的“回声”的“力度”。全曲都要用男声所特有的那种“假声”来歌唱，这需要高度成熟的技巧。在观众热烈欢迎之下重又演唱这支歌的时候，这个小合唱队的人员已“各就各位”地插到合唱队里去了。就在这种“分散”的情况之下，仍然成功地表演了一次。仍然是在观众的面前创造了“空谷回音”的美妙绝伦的境界。
“伏尔加船夫曲”的演唱说明了这个合唱队在控制“力度”上的另一种才能。他们成功地表现了船夫自远而近又自近而远的拉纤声。尤其可贵的是在这支歌曲的高潮，在最紧张最高亢最能表现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力量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乐句的时候，他们的歌声简直如澎湃的巨浪滚滚而来。特别是高声部的“高八度”，好像闪发着金色的光辉的彩霞一样，把船夫的流着汗水的脸和胸部照耀得灿烂夺目。观众几乎要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在这支歌里低音部的低八度音程小组也显示了自己的深度。这个合唱队所拥有的惊人的、广阔的音域和控制力，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艺术表演的境界所留给观众的艺术欣赏上的满足，也是很久很久不能忘怀的。
合唱队的卓越技巧在演唱中国歌曲的时候，又得到了另一方面的精彩的表现。这一组歌曲是由莫克拉里—约瑟夫大尉指挥的。
“半个月亮爬上来”充分表现了声音的柔美、圆滑和纤细；男高音的假声唱法有人以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像是“女高音”一样的清亮而甜蜜。星海的“游击军”歌也唱得很有气魄而且很有情绪，可以看出来他们对这支歌曲所表现的生活和时代有着明确而深刻的理解。在一再欢迎之下他们又加唱了河北民歌“对花”，在演唱上可以说完全保持了这支歌曲的特色；歌声是那样淳朴而生动，在滑音和重音的地方以及衬字的处理上都唱的很好。值得提到的是他们不仅以很大功夫学习中国语言，而且慎重地表现了中国歌曲的音乐的、演唱的风格。这一点也足以表现他们严肃的艺术创作态度。
虽然我只看了他们一次演出，听了他们一次歌唱，但我压不住心头的激动和喜悦。我为匈牙利人民有这样好的合唱队而骄傲；我为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这样好的艺术享受而感激；我为他们为发展中国的合唱艺术提供了如此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与范例而十分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他们带来了匈牙利人民的友谊和精采的艺术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