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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建屏县委采取各种措施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据新华社保定20日电 中国共产党建屏县委员会在秋季生产当中，采取各种措施纠正农业合作化后党社不分和党不管党的偏向。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已经加强，各项生产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
建屏县党的基础原来比较好，是领导农民生产建设的核心力量。但从今年春天完成全县农业合作化以后，中共建屏县、区党组织都是直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布置工作，忽视了对农村党组织的领导。部分县、区、乡干部也认为农村合作化了，社干部多数是党员，下乡工作时就只找农业社干部，不再通过党组织来推动各项工作。这样，就使得一些农村党组织逐渐消沉涣散，多数党员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各项生产任务也因为得不到党组织的保证而受到影响。少数担任村、社工作的党员干部因为使用多教育少，开始骄傲自满、消极疲沓起来。
今年秋收前，中共建屏县委在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下，检查了上述偏向，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纠正。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一、县委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县、区、乡党组织都指定专人管理党务工作。部署中心工作时同时部署党务工作。二、调整支部教育网，恢复党课制度。三、开办党校，轮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骨干。四、结合中心工作，重点整顿了五十多个不够健全的农村支部。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了在合作化新形势下农村党支部的工作方法。
经过上述工作，建屏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消沉局面已开始扭转。目前绝大多数支部都建立了对农业社和群众团体等组织的领导制度。在合作社中能起核心作用的支部已占支部总数的90％（上半年只占三分之二左右）。全县三百二十多个农村支部中已有二百多个恢复了党课制度，其中坚持这种制度较好的支部比上半年增加了一半。
现在，建屏县绝大多数农村党支部都对农业社社员的生产和学习加强了领导。全县70％以上的农村党组织帮助农业社建立了政治学习。两千多名宣传员在各村支部领导下，配备到生产队、组里去，向没有时间学习的社员进行政治与时事宣传。此外，还有二百多个社的党组织领导社员建立了俱乐部，通过文娱活动向社员进行思想教育。
发挥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后，建屏县今年的秋季生产便显示出新的景象，小麦播种不仅种得又早又好，而且肥料比往年多上了十分之三。副业生产也开展的较好，在秋收期间，有七千个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增加收入二十六万元。秋季造林超过了原订计划一倍多。全县组织巩固、生产较好的农业社，比上半年增加了将近一半，问题较多的三类社也逐渐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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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前线部队
收集废钢铁支援祖国建设
新华社福建前线20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各部队在紧张工作的空隙，收集废钢铁等金属，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据后勤部门初步统计，在最近九个月中，先后上缴国家的有废钢九十五吨，废铁六十吨，废有色金属一点七吨。
守卫在离金门只有四千公尺的角屿岛上的部队的指战员们，在
“你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些什么”的口号下，每当蒋军炮击以后就到沟渠、山顶收集炮弹片，再把它们运回大陆。驻厦门地区的部队十多个月中利用战斗和训练间隙，收集的炮弹片、子弹壳等废金属共有九千多斤。后勤部门所属汽车修理厂和修船厂等单位的官兵和工人，入春以来收集了破旧机器、报废器材等废钢铁五十六吨。许多部队还把报废的菜刀、火箝、铁桶等铁器收集起来缴给国家。
福建前线部队领导机关最近通报表扬了认真收集废金属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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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止片面性
世鸿
目前在调查工作中有一种片面性的现象。有些干部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往往不是首先占有大量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做出恰当的结论；而是从主观意图出发，抓住一些表面现象，就牵强附会地来下结论，结果就使工作带上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
1953年，上海各工厂曾在工人中进行过一次反对单纯经济观点的教育。上级组织说，工人中有单纯经济观点，于是干部到工厂中去了解情况时就到处收集工人“享乐主义”思想表现的材料，以便说明单纯经济观点的危害性。为了达到收集材料的目的，他们把一些和单纯经济观点无关的现象也说成是单纯经济观点的表现。譬如说，女工烫头发，穿花衣服，这些也都用来说明单纯经济观点造成的恶果。结果弄得人心惶惶，甚至工人不敢在家中挂一块咸肉，因为干部来看到了也会拿去当作工人享乐主义表现的一个“例子”。
今年情况大变了。上级领导机关说工厂的领导人员有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的现象，于是下级机关的干部到处收集工人生活疾苦的材料。有些工人生活并不苦，干部还追着问：“你到底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可以反映上去，帮你解决。”许多工厂的工会是有求必应，只要工人手头没有钱，就认为他一定有“困难”，于是就补助他。上海立兴热水瓶厂一个党员对支部书记苦恼地说：“我们车间内工人群众不需要救济，怎么办呢？”他担心因此会受到支部的批评，说他不关心群众。有些党员则硬着头皮去找这方面的材料。现在有些人甚至在怀疑1953年反对单纯经济观点是否反错了。
难道工人生活疾苦是1956年产生的新现象吗？当然不是的，只是1953年干部下去了解情况时不作全盘了解，对问题不作分析研究，光找有关“单纯经济观点”的表现的材料，结果就过分地夸大了那一方面的情况，忽视了这方面的情况；现在呢？则又刚相反。
调查工作中这种片面性养成了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时不深入，不艰苦，对问题缺乏分析研究的坏习惯。有些基层干部说：“我们手头‘左’、右两种材料都有，上级如说现在工作‘左’了，我们就拿出‘左’的材料；上级说现在工作中‘右’了，我们就拿出右的材料，但到底是‘左’是‘右’，我们也不清楚。”显然，这样的材料即使更多，也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情况。
调查工作可以克服主观主义，但如果像上面这种工作作风不改变，主观主义还是克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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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慰问团第四分团到达西昌
举行万余人参加的慰问大会
据新华社成都20日电 中央慰问团第四分团19日在四川省西昌县举行了有一万五千多人参加的慰问大会。
在大会上，第四分团团长黄觉庵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向西昌专区各族人民、部队和机关干部表示亲切的慰问，并阐述了中央关于和平协商完成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慰问团向当地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以及这些单位的彝、藏等族负责干部赠送了礼品。
会上，中共西昌地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昌部队的负责人及彝、藏等族代表都讲了话。他们感谢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要坚决完成各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工作。
据新华社成都20日电 四川省西昌专区七千多彝、藏、汉族人民，17日热烈欢迎中央慰问团第四分团到达西昌。
慰问团接受西昌民族干部学校的彝、藏、蒙古族的学员献花和献哈达后，慰问团第四分团团长黄觉庵讲话。他祝贺西昌民族地区几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衷心感谢西昌专区党、政、军、人民团体和兄弟民族的热情欢迎。
接着，慰问团人员通过长达数里的欢迎行列。十七日晚间，专区各界人民为慰问团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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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分团部分团员抵峨边
据新华社成都讯 中央慰问团第二分团部分团员在副团长刘仲伍等率领下，18日下午到达大渡河畔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峨边县。
四千多彝、汉族人民在峨边城郊迎接慰问团。副团长刘仲伍等接受了彝、汉族妇女的献花。
当慰问团团员们经过欢迎行列时，群众纷纷欢呼：“里维基加
（欢迎亲人）！”鞭炮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有的彝族欢迎者还带了祖传的耳珠和凉山的特产品，准备送给慰问团，请慰问团带给毛主席。
当晚，各族各界人民为慰问团举行了彝族舞蹈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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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黑龙江省盟员代表大会决议指出
盟员有责任带头向科学进军
新华社哈尔滨19日电 16日到18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黑龙江省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民主同盟盟员有责任在科学进军中起积极作用。
大会认为，黑龙江省农业、林业、工矿企业生产潜力很大，但是科学技术力量很薄弱，青年工作者较多，但学术研究空气不够浓厚。全省盟员大部分分布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部门，为了改变过去在这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全省盟员有责任带头向科学进军，盟组织应督促与检查盟员认真执行进军规划，了解研究他们在进军中的困难、问题和要求，向有关方面反映，并且设法帮助解决，以协助全省文化科学领导机关尽快地加强黑龙江省的科学技术力量和提高文化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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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公安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
优秀的公安战士作典型报告
新华社19日讯 到今天下午为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已有十六名边防战士作了典型报告。
作典型报告的边防战士中，有一些是善于团结和发动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使祖国的边防成为铜墙铁壁的优秀人物。如云南公安军边防部队侦察员黄贵和，从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争取土匪的家属着手，使三个一贯在边境线上进行活动的匪首投诚自新。边防部队侦察员宋占训，在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群众找水源，解决了当地人民吃水的困难，调解了民族纠纷，终止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吵和械斗；从而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争取了五名匪首投降。福建前线边防部队侦察参谋毛厚枝，为了在沿海地区开展侦察工作，帮助群众积肥和兴修水利，取得了群众的热烈支持和帮助，查出了反革命分子。
作典型报告的边防战士中，有一些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性，机警、灵活、勇敢、顽强地同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蒋介石军队作斗争的优秀人物。广州某边防检查站检查员李梓惠，在三年多的时间中，查获了四名潜入我国大陆的特务分子和三十四名企图逃到国外去的反革命分子。广州公安军侦察参谋赵连松，三年多来追踪了一百多名特务和其他案犯。华东公安护航部队列兵季学林，在一次护航中，船只遭到八架蒋机的袭击，他勇敢地坚持战斗，后来在空军的支援下，打退了蒋机。
作典型报告的边防战士中，还有在漫长的祖国边防线上，克服各种自然条件和物质的困难、并且表现了高贵品质的优秀人物。长年执勤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上的边防部队副班长任顺举，为了监视国境，常常在大雪里卧五、六小时。在内蒙边防上执勤的边防战士达木林，常常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气里执行勤务。有一次，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马群和骆驼跑入我国国境走失了，达木林和另外两个同志带了六天的粮食，在漫无人烟的草原上渡过了十一个昼夜，终于找到了马群，如数交还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几天以来在会议上作典型报告的还有八名内卫战士。其中有保卫西安石油库的战士们，他们在一次走电起火的危急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带动工人救火，避免了油库爆炸。还有守护鞍钢炼铁厂高炉的战士们，有一次八号自动炼铁炉发生五十吨铁水外流事故，他们奋不顾身地前往抢救，有的鞋被烤焦了，有的手上起了血泡，最后终于和工人一起把铁水排除，保证了快要出铁的另一高炉按时出铁，警卫铁路的某内卫部队班长蔡德宽，两次发现铁轨的鱼尾板断裂，及时通知工人抢修，防止了事故的发生。有一次列车起火，他把棉袄浸湿，带头钻进烈火燃烧的车厢救火，和其他同志抢救出物资四百多件。
在会议上作典型报告的，还有十二名在训练和工作中成绩突出、并表现了高度创造性的优秀公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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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表
骆文心
记得在童年的时候，爸爸就曾捋着胡子给我讲述过上海的情况。讲述过这城市有多么大——大到连大人都会丢失；讲述过上海的扒手有多么多，买东西或者干别的什么时，有多么容易吃亏。后来长大了，我也就开始听到一种这样的说法：上海，一个罪恶的城市………
解放后，我一直呆在遥远的边疆，在紧张的生活里，还常常会想起上海来，想起它已经成了人民的城市，一定早已大变样了。但是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报纸上虽然报道过，但我还是期望着能有那么一天，亲自去上海玩玩。
想不到，这次上级准了我的假，回去看看离别七年的故乡和妈妈，而且能经过上海。
到上海那天，歇下脚，便出去玩，几乎是贪婪地玩着，希望能看到一切。第二天，因为马上要离开上海，一早便到了人民公园，想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但是这个打算却因为一阵骤雨而未能实现，只好乘三轮车回到广西北路太平洋旅社。
尽管如此，我心里也还是愉快的，虽然来上海只有一天多，但是，我总算亲自看到了上海，看到了人民的上海；看到了那曾经是那些洋人享乐的跑马厅成了人民公园，那曾经是洋人耀武扬威的租界成了人民的机关和企业的所在地。看到了那曾经为帝国主义断定我们办不到的优良的秩序。
然而，就在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发觉我放在裤兜里的表丢了！
多好的一只表啊！外表美观，走的又准，去年秋天才买的。心里不知道有多么焦急和难受。冒着大雨，我又回到人民公园，四处寻找，可是，连影儿也没有。
“也许丢在街上了………”我想，那就再也没有希望了！
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旅社，整整一天，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下午五时，我登上了开往武汉的“江汉轮”，还在想着那只手表，想着那不愉快的事。
天气闷热，向别人问了问时间，离开船还有半个钟头，便下船来买冰棍吃。沿着外滩，懒洋洋地走着。这时，一辆电车从我身旁疾驶而过。似乎车厢有人向我呼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想着，便放慢了步子。
一会儿，三个人匆忙地向我跑来。
“同志，你掉了东西吗？”
“啊！丢了！一只手表——没安表带的！”我惊讶地望着他们。
“我们给你送来啦！”
“啊……”接过手表，一看，正是我的那只。我不禁再次打量他们，想起来了——那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是送我回旅社的三轮车工人，另外两个是太平洋旅社的青年服务员顾永茂和俞耀乾。这时，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表丢在三轮车上了，当三轮车工人发觉时，已经过了很久，弄不清是哪个乘客丢的了。他便歇下工作，沿着自己走过的地方，挨户去寻找丢表的乘客，后来找到太平洋旅社，遍问旅客，谁也没有丢表，旅社的同志猜想是我的，知道我已经上了船，怕他找不着，便一道赶来了。
我楞住了，一直望着他们淌满了汗水的脸孔，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重复着：“谢谢！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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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进一步检查工作中的缺点
8月2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刘岱同志写的“官僚主义的灰尘”一文中批评我局召开一次会议连发三次通知的错误，这一正确及时的批评，对改进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帮助，我们以诚恳虚心的态度，接受党报的批评。
这一错误发生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今年5月召开一次全国粮食监察工作座谈会，由于会前的准备工作没做好，先决定发一个简单的电报通知开会日期及参加会议的人员，然后将会议所需材料等事项再发一个通知，由于我们对省、市监察机构领导关系变动情况了解不够，因而所发出的通知没有详细说明参加人员，后来又发一个补充通知。
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粗枝大叶的作风，对工作责任心差，对实际情况考虑不周，从而给国家财产造成浪费，使工作受到损失。通过这一问题的揭发，我们愿深刻接受这一教训，进一步检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错误。
粮食部粮食国家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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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我们正在改进建党工作
中共山西榆次晋华纺织厂委员会来信：8月24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的党员来信中，对我厂党委会在建党中有关门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检查，并采取了具体措施，积极克服在建党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已经作出了建党计划，培养了建党对象，训练了建党组织员，积极进行这项工作。对于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也在抓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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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沈志远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上的具体运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过程。在对抗性的社会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主要就是阶级斗争；在非对抗性的社会（如社会主义社会）里，或在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对抗性正在逐步消失中的社会（如目前的我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里，对立面的斗争就主要的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正确与谬误之间的斗争。今天我们国内政治生活上的主要矛盾和斗争，正是这一类的矛盾和斗争，而不是如斯大林所强调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向前进展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自然，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刘少奇），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矛盾和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具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意义的。否认这一事实也是错误的。但既然今天我国人民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致性已大为增强，既然国内政治生活上的主要矛盾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正确与谬误之间的矛盾，那末我们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主要的应该是互相批评、自我批评、说服教育、自由讨论、开会协商、视察工作和检查工作。我们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在各级政协的会议桌上，在工厂管理委员会议和生产会议上，在学校的校务会议上，在机关的行政会议和工作会议上，以及各党派本身的各项会议和社会政治活动中，都将成为（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揭发矛盾、展开斗争的重要场所。
同时，互相监督的方针，也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这一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我们国家建设的任何一件工作，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跟其他的各项工作和许许多多的条件有联系的。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无论怎样明察秋毫，总不免有片面性，总不如多些人、多些组织从各方面来观察和提意见，来得更周到、更全面些。为了使领导我们国家事务的党和政府能够更加全面地掌握各种情况，从而更加正确地制定和贯彻各项政策方针，采取互相监督的方针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原则的要求的。事实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我们的国家是这么大，自然、历史、经济、文化、民族等等情况是那么复杂，而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又是千头万绪、日新月异，浩繁复杂、异乎寻常，执行一项任务，完成一个计划，牵涉到的方面和问题是非常多的，再加上今天许多工作都是新的，我们的经验不足，我们的干部不免有所欠缺，主观条件总不能完全适应客观发展的要求。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的看法和做法，特别是我们贯彻执行路线、计划、政策、法令等等的具体工作，就不可能没有或多或少的片面性，不可能避免或大或小的偏差，不可能不犯或大或小的过错。通过群众的监督，通过经常的批评和建议，也还要通过答辩和反批评，通过反复的争论，来达到互相补充和修正，这样做是完全合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不这样，事情是做不好的。
假如上述的看法是能够成立的，那末说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继续存在之必要的看法也就站不住了。即从概念上讲，民主也不一定是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民主，它也可以指社会主义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更重要的是从一件事物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也无权、并且不可能把民主党派永远限制在民主革命的框子内而不许它向更高阶段上升。事实上今天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和绝大多数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三年前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早就公开表示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接受社会主义的纲领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作。
假如上述的看法是能够成立的，那末根据党派是阶级的产物这一原理，说随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阶级对立的消灭，各民主党派将丧失其存在的根据的看法，也就有问题了。我们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是从概念出发的教条主义的看法。如果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末首先应当承认解放后七年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相互监督的实践经验（其中较大的问题有如：关于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统购统销、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解决等，各党派、各方面对于这些运动都有所贡献，对于其中所存在的个别的缺点、偏向和问题，都曾随时随地反映了群众的意见，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尽了监督的责任。而党对于非党人士的说服、教育、批评、斗争，也同样是一种监督。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对于国家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并从这种实践经验出发，结合每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要求，推动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绝不可以闭着眼睛不顾事实，不问实际作用，而背诵“政党是阶级的产物”的教条，否定民主党派存在的根据。
而且实际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是不是我国社会里真的没有任何的阶级痕迹或残余了呢？那时候的党派是不是真的跟阶级完全绝缘了呢？那也并不如此。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之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作风、习惯等势力将相当长期地保存下去，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能随着它所由产生的物质存在（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度）的消灭而立即消逝的。这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上的习惯势力，将长期地在许多人、特别是这些阶级出身的人的立场、思想认识、生活作风、工作方法、以及对人对事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六亿人的政治水平永远是会大有悬殊的；社会上将永远存在着进步、中间和落后的人，他们中间的差别就是思想认识、态度、作风等等上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本质上仍然是阶级性的：所谓进步分子就是在立场、观点、方法，态度、作风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成分较多的人，所谓中间、落后，就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态度、作风较少而资产阶级或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态度、作风较多一些的人。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派的存在也不是完全没有阶级根源的。使中间、落后的人不断向前进步，使进步的人更加进步，这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政治任务。通过各民主党派（加上各人民团体和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去联系资产阶级出身和其他非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们，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的工作，来执行上述的艰巨任务，显然比光靠一个党去进行要有利得多。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民主党派将在不断地克服进步与落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残余的矛盾中长期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对苏联的革命经验（一党制）抱教条主义态度的人，是不容易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多党制存在的根据和必要的。只有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对待问题，以我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实践经验为出发点，我们才能领悟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的伟大意义。
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上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的原则，是不是跟接受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发生冲突了呢？我们认为这里一点冲突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所以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同人民群众永远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民主党派代表它所联系的群众去监督党政领导，经常向党政领导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这正所以加强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更为有力、更为有效。倾听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和领导群众是完全一致的。民主党派代表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党多多起监督作用，这就补充了党的耳目之不足，补充了党的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从而也就大大地加强了党的领导。
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的原则，同样是跟民主党派接受党的领导的原则没有丝毫冲突的。什么是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那就是它们参不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自由，接不接受政协章程的约束有自由，以及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各种自由。政治自由就是在宪法范围内依据自觉自愿来选择政治方向、路线和政策原则等等，但事实上却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会选择退出政协的路，没有一个民主党派愿意抛弃或抗拒共产党的领导，正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依据宪法有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自由而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共和国愿意作出这一抉择一样。它们的不选择退出政协、抛弃共产党领导的路，正是它们享有政治自由的明证，因为它们这样的抉择完全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在没有任何威胁、诱迫、恐吓、强制的自由气氛中作出的。至于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而政治、思想的领导能不能被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则决定于这一领导的是否正确（包括党的政治路线、政策方针和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像过去陈独秀那样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路线的领导，1930年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的领导，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等等，要强令别人接受是很困难的。这样的错误领导别说党外人士不能接受，即党内的大多数党员也是要坚决反对的。今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一致忠诚热烈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就因为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密切地联系群众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武器，无限忠诚于人民的事业；因而拥护党的领导也就无形中成了我国六亿人民的政治上和精神道义上一致性的最高标志。这也正是我国各民主党派、我国全体人民的政治自由的集中表现。
既然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是自由的，既然党的领导主要只是政治、思想的领导，那末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就不成问题了。假使说它们政治上是自由的，它们拥护党的领导是完全出于自觉自愿的，可是它们的组织倒被控制在别人的手里，这岂不是荒诞无稽之至呢？果真如此，那还有什么政治自由之可言呢？政治自由是要用组织独立来保证的。组织独立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每一民主党派都是一个组织独立的政治团体，别的任何党派、团体或个人都没有权去干涉它的“内政”：如各党派的章程、组织大纲和规程的制定，路线、方针、工作制度和工作计划的决定，各级领导机构的选举，各项人事安排和调动，各个工作机构的建立和调整，各项会议制度、奖惩制度的规定，诸如此类等等，每一党派都有独立自主之权，是不受其他任何党派的干涉的。但保证这样的组织独立跟接受党的领导是没有任何冲突的，因为保证组织独立并不排斥民主党派和各级共产党组织的密切合作，相反的，愈能在保证组织独立的前提下加强双方的合作，就愈能搞好民主党派的工作，从而也能使党对群众、对事业的领导愈加巩固。民主党派的同志不能因为强调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而把自己的党派设想成为类似资产阶级国家的“在野党”或“反对党”，对于共产党来一个“分庭抗礼”。各级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同志也不要因为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而对民主党派组织或成员的错误和缺点采取客客气气、相敬如宾的态度，因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意味着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放弃领导。过去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哪里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的同级组织关系搞得密切的，合作得很好的，哪里的民主党派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就搞得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相反，哪里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是疏远的、不正常的、谈不到什么合作的，哪里的民主党派工作就搞不好，不能发挥什么积极作用，有时甚至还要起一些消极作用，因而那个单位的业务工作也必然会遭受或大或小的损失。这可算是一条规律。在保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的前提下，全面加强在党领导下的党和民主党派的兄弟般的亲密合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互相监督的作用，这便是搞好各部门、各单位工作的政治保证。而党的具体领导正是通过党对非党的亲密合作、具体帮助和互相监督来实现的。通过这些来贯彻党的领导意图，通过民主党派作为助手来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核心的作用，这与保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是完全不相冲突的。
以上所谈，只是个人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本身的一点肤浅的认识，错误在所难免，希望高明的读者予以指正。至于如何具体贯彻这个方针的问题，因为篇幅所限只好留待以后再谈了。
作为民主党派的一个成员，我们将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指导之下，在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跟我们所联系的群众在一起，努力奔赴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