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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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要领导有决心就能开展批评
星环
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就好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缺少。而批评和自我批评能不能开展、开展得好不好,关键在于领导。这就是领导方面是不是有决心发扬民主,让群众畅所欲言;是不是有决心倾听和接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改进领导、改进工作。只要领导有决心,就能够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民主,鼓励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领导有决心,就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这个道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最近几个月来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际行动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今年七月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了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会上,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一再强调了“领导同志应该经常地有意识地去培养批评的空气、民主的空气。对提意见的同志要加以鼓励,不要打击。”“作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对人们提出的意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闻过则喜’,不要‘闻过则怒’。”因此,在中央直属机关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青年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等中央直属机关,都先后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或全体工作人员大会等各种不同形式的会议,传达了中央直属机关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结合本机关的实际情况,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检查了领导工作。
中央直属机关,本来就有一些发扬民主的制度,如在各种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正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机关内的民主生活就比较正常,但是,应该说中央直属机关还有不少单位的民主生活还是不够健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是开展得很好的。主要原因是:不少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发扬民主的好处还认识不足,不善于运用这些制度,经常主动地、有意识地培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批评的空气,鼓励群众经常地、大胆地对领导和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只是在运动中才注意发扬民主,才鼓励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运动一过,开展批评的空气又稀薄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当然也只习惯于在运动中向领导提出批评,而不习惯于在日常工作中对领导实行监督,对领导工作经常提出批评。
为了克服以往民主生活不健全的缺点和调动机关一切积极因素,这次在中央直属机关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影响下,不少单位的党和行政领导上,都表示了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自下而上批评、听取群众意见改进领导、改进工作的决心,对来自下面的批评采取了欢迎、鼓励的态度。比如青年团中央的一些直属单位和全国总工会,在会议开始的时候都提出了:“不管对也好,不对也好,有意见都请讲。”“有啥讲啥,整个会议期间发言不受限制,什么时候讲完什么时候散会。”号召参加会议的党员和非党同志畅所欲言。而且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罗毅、胡克实等同志和党委会的负责同志都分头参加了所属单位的会议;全国总工会很多领导同志,也亲自听取了群众提出的意见和批评。
为了能够更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更多的下情,以帮助领导上克服官僚主义,有些单位,在开党员大会的时候,还吸收了非党同志参加(包括勤杂人员在内),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有对党对领导表达自己意见、提出批评的机会。
领导上的决心,大大鼓励了群众开展自下而上批评的勇气和积极性,不少同志(包括党代表、党员和非党同志)把过去不愿意提、不敢提或者是提了以后没有结果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大胆地对领导上工作不深入、不了解下情、对干部只使用不培养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党的政治思想领导薄弱、原则性不强等缺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对某些领导同志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上的缺点,也进行了指名指姓的批评。比如全国总工会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发言的内容比以往四次党代表大会都要深刻,不仅批评了党委的工作,而且指名指姓地对某些负行政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提出了批评。青年团中央等机关的青年团员,也都对过去党的组织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领导上这样下决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以后,群众反映很好,不少单位的群众都认为是“历年来第一次”、“这样的大会真正是一次调动积极因素,消除消极因素的大会”。许多非党同志更是欢欣鼓舞,感到能够参加这样的党员大会、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会上讲出心里的话,是“毕生的光荣”,表示要更加靠拢组织、更加努力工作,争取将来能够成为党的队伍中的一员。许多领导同志也认为“这次大会对领导、对群众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使领导上头脑清醒了,眼睛亮了,耳朵灵了。”因为通过这样的大会,使领导上了解了许多过去不能了解的情况,听到了许多过去听不到的意见和批评,受到了广大群众和党组织的监督。
领导上能够下决心发扬民主,听取自下而上的批评,这种做法当然很好。但是如果光有决心听取批评,而没有决心解决群众所提出来的问题,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还是不能持久和巩固的。如果群众看到他所指出的缺点已经着手克服,他所批评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改变作风,他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已经被采纳并被付诸实施,他就会更加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忘我的劳动。因此,在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以后,党组织和行政领导上一定要下决心解决群众提出来的问题。
但是,群众提出的意见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全面的,提出的问题也不可能每一个都能解决,如果认为群众提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都要接受,而且都要马上办好,这也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实质上就等于放弃了领导的责任,是一种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对于群众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必须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对于正确的意见,要坚决接受、采纳,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接受,而且要采取具体措施保证它的实现。
有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并不是可以立刻实现的,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步骤,或者是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能实现。在处理这类意见的时候,领导上也需要向群众交代清楚,并且积极设法保证这些意见的早些实现。
对于群众提出的不正确的意见也应该进行分析,不能一律看待。因为其中有的人可能是由于认识水平不高,有的人可能是对情况了解不足,有的人则是思想方法片面、态度不适当、言语偏激……等等。不管是那种情况,这些都是属于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对待这样的同志,不能简单地批评、责备他们提意见不实事求是等等,而只能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教育、解释,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提的意见不正确,不全面,应当自觉地来改正。
当然,在那些提出不正确意见的人中,也可能有少数人确实不是与人为善,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对于这种人,可以进行批评。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对他们先进行个别教育,让他们经过教育以后,觉悟起来进行自我批评,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过,不管群众提出的意见正确不正确,都应该要有交代、有着落。这次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支党员大会就做到了这一点。
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党员大会上,很多同志对机关党的领导上在发扬民主方面有意识地创造条件不够,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上没有注意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主动地、深入地征求和倾听群众的意见不够提出了批评;对机关内部上下关系不够密切,领导上对思想领导工作抓得不紧,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不够以及机关的生活福利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对于群众提出的意见,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党总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兼)苏明德同志,在大会的发言中都一一做了答复。可以立即解决的表示要立即解决,限于制度和条件不能解决的,也说清了原因;对于一些同志不安心工作、认为到下面去工作才是接触实际、机关工作就不是实际工作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教育。对于他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也作了自我检讨。因此,群众体会到领导上对群众意见是重视的,确实是下了决心要改进领导、改进工作,感到满意。其他机关在大会以后,也已开始着手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中国青年报社原来有少数干部使用得不够合理,现在已经作了调整。
但是,光靠在会议上开展批评,对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健全机关的民主生活还不是很有效的,已经被调动起来的积极因素还是不能经常保持。要使上下能够经常通气,党与党员、党与非党关系能够融洽无间,机关生活能够经常充满生气,还必须把发扬民主、开展批评经常化起来。因此,这次大会以后,已有少数机关决定建立一些制度和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在会上报告和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这种大会可以适当地邀请非党同志参加);机关党组织出版刊物或黑板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定期召开非党积极分子会,和他们“谈心”,听取他们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意见和要求;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定期接见党和非党同志,或者亲自阅读和处理他们的书面意见……等等。可以设想,这些制度和办法实现以后,我们的机关生活一定会出现一片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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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号召反对官僚主义、提倡精简节约、改善机关工作
新华社上海18日电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16日召集局长以上干部举行会议。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在会上作了反对官僚主义、提倡精简节约、改善机关工作的动员报告。
曹荻秋以具体的事例提醒大家,上海各级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很严重,机构庞大,层次多,人浮于事。许多领导干部忙在大量的公文、表报和冗长的会议中,不了解下情,脱离群众。各级机关的本位主义和不问政治的倾向也很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正在滋长。
曹荻秋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改进各级机关工作的意见。他说,要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整顿组织,整顿干部思想和作风。各级机关都应该紧缩编制,建立和健全制度。所属机关职责范围不清的现象必须改变,同时要加强统一与集体领导。对各机关的房屋设备、汽车使用中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要进行一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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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吉林公主岭地委采取措施
加强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
新华社长春15日电 中共吉林省公主岭地方工作委员会针对目前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被逐渐削弱的倾向,提出了改进的措施。
中共公主岭地方工作委员会从四十五个农业社的调查中,发现在今年实现合作化以后,党的思想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合作化发展的需要,不少农业社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党的基层组织不活跃,普遍存在党、政、社不分的现象,一些重大问题不经过党的会议研究,许多地方几乎看不到党组织的活动。据榆树县六个乡十二个农业社的调查,就有十一个社不是以党支委会形成领导核心,而是不论合作社的工作或党支部的工作都是由社主任说了算事。其中有的农业社连开支部会也得要社主任“批准”。九台县翻身乡二道河子农业社党支部成立了七个月,只召开过一次支部大会。由于党的领导不力,没有经常通过党组织进行思想教育,使许多基层领导干部作风不够民主,存在着较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据扶余县太原区十个农业社的调查,其中有二十九个生产队单纯以扣工分的办法来解决社员思想问题。农安县新立乡党总支书记于长海,对牲畜还未入社的社员不是采取说服动员的办法,而是叫人到留马户家硬拉。
中共吉林省公主岭地方工作委员会发现上述问题以后,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提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水平问题。会议强调指出,加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社员收入的根本保证,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把加强对农业社的生产和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当做经常的中心任务。为此,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对于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如何加强集体领导并建立正规工作秩序的问题,会议规定:有关农业社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的基层组织集体讨论以后再作出决定。在讨论以前,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情况;在讨论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反对任何以会议合法形式作为掩护而实行个人决定问题的偏向。同时,要实行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并建立定期的会议制度。
会议还特别强调各县、区领导应迅速转变领导作风,加强调查研究,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基层出发,从检查总结工作入手,切实地改进党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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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部分企业单位聘请法律顾问
据新华社讯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等五个单位,不久前聘请了法律顾问。受聘的人是原在上海法律顾问处的律师,他们定期到主聘单位办公,及时帮助各单位对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代理诉讼等工作。
一件经过行政领导协商半年还没有解决的房屋纠纷,最近在法律顾问的协助下,得到了合理的解决。这件纠纷是:第二轻工业局所属庆德橡胶厂要收回手工业局第三五金生产合作社占用的房屋,因为这种占用已经妨碍了庆德橡胶厂的生产发展和工人福利的改善;而第三五金生产合作社认为目前要全部迁移确有困难。所以双方行政领导方面一再协商没有成功。法律顾问梁金城到第二轻工业局以后,详细地研究了这件纠纷,作了实地调查,并且在双方协商会上指出第三五金生产合作社的行为是违法的,他支持庆德橡胶厂收回房屋的合理意见。当时,双方在遵守法律、互相谅解的气氛中,同意采取逐步归还的办法来解决这件纠纷。
法律顾问还定期在受聘单位接待需要帮助的职工群众。公用事业管理局汽车一场法律顾问杨存中在一次接待过程中,用四个小时为职工代写了妨害家庭婚姻的诉讼状等文书八件。
恒丰棉纺织厂一个工人向厂的法律顾问李雪申诉厂方不应该开除他的工作,李雪经过调查,就向厂方提出对这个工人的处理有同法律相抵触的地方。厂方听取了这个意见,最后恢复了这个工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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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孙中山先生生前的副官——马坤
新华社记者 周立方
“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人——这就是孙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生前的副官、加拿大人马坤以这句话开始了同记者的长谈。马坤这次是应邀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来中国的。
“我认识中山先生,还是1908年,我才二十一岁,在加拿大柯尔加利城的时候。那时中山先生正为致公堂、同盟会事奔走呼号,宣传他的革命主张。”
这位白发皓然而红光满面的加拿大人这样回忆说。
自从认识中山先生之后,马坤就在加拿大、美国各地同中国革命志士一道,为中国革命事业从事联络华侨、召集义士、筹措经费、保护中山先生等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坤应中山先生召于1921年初抵达中国,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并任中山先生的上校副官,以后又由广州革命政府授予将军衔。
一直到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止,马坤不是随侍在侧,就是衔命奔驰,同中山先生始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为什么一个加拿大人会这样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先生,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出生入死呢?记者禁不住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坤兴奋地举起手,几乎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有血性的人,在同中山先生有所接触,听了他的讲演,受到他的教导之后,而不愿意随着他去革命的。中山先生常对我说,他革命的目的首先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受世界各国尊敬的国家;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还要使人人都有饭吃,使劳动者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使儿童受到教育。这是何等的抱负!”
“中山先生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他热爱人民,”马坤继续说,“我记得在广州的时候,凡有华侨来看他,他总是抽暇同他们长谈,问起他们家庭的情况,打听其他同志的消息,使大家感到十分亲切。在他难得的空闲时间里,他常到乡下去同农民谈话,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有一次他还叫副官把一个贫苦农妇的地址写下来,着人送救济物品去。但是每当富商巨贾,或者所谓的大人物来拜访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不会谈多久的。”
接着马坤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中山先生的敦厚博大的胸怀。事情发生在广州大本营。一天,中山先生听到有人在叫喊,就派马湘副官去察看究竟。马湘报告说捉住了一个年轻的间谍嫌疑犯,正在加以刑讯。中山先生吩咐把嫌疑犯带到他的办公室去,并且单独同他作了恳切的谈话;然后又告诫负责审讯的人以后不得在审讯中施用刑罚。“就这样,凭着一席和蔼的谈话使那个北洋军阀派来的间谍翻然悔悟,从此成了效忠中山先生和革命事业的勤奋的工作者。”
话题转到中山先生当年在指挥革命战争中的轶事。马坤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面在房间里踱着阔步,一面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
“有一次,广州城外发生战斗。先生听说我军阵地吃紧,就决定到前线去视察。在我们乘火车赴前线途中,迎面突然开来了一列火车。两列火车不得不中途停止下来。先生下车一看,发现对面那列车上载有我军部队,率领他们的正是战事激烈的那条战线上的指挥官。”
说到这里,马坤突地从衣橱旁边拿起他的手杖向前一指。“中山先生就这样用手杖指着前方对指挥官说,‘敌人在那个方向,你们到广州去干什么?’打算逃回广州的部队在中山先生亲自督率之下重新开赴前线,扭转了战局,获得了胜利。”
马坤又谈到中山先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大无畏精神。当时中国海关尽操在列强各国手中。这些外国势力把海关岁入除去支付中国所欠外债的本息之后的盈余,全部拨交北洋军阀。马坤说,“这些款项实际上成了支持北洋军阀进行内战的军费,因此中山先生决定要收复广州海关,并把岁入盈余拨交革命政府。这时英国、美国、法国,不错,还有葡萄牙,都出动炮舰威胁广州,形势十分危急。中山先生明知敌我力量悬殊,但是他说历史终会证明他收复海关的做法是对的,并且坚持了下去。”
“谈到中山先生对革命事业的建树,我想我们不应该忽略黄埔军官学校,”马坤提醒说。“1921年我随中山先生到广州的时候,他迫切地感觉到为了北上统一,打倒军阀,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首先要找到一批军事教官。中山先生一方面要我们向英、美、加各国聘请教官,一方面打电报给驻北京的苏联大使,请他协助延聘苏联顾问。当时列强各国只承认北京军阀政权,不承认中山先生的革命政权,因此从英美等国招聘教官困难很多。但是,不久后鲍罗亭就率领着一批苏联顾问到广州来了。
马坤说:“我初到广州的时候,那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滇军抵得两三个粤军。’然而在黄埔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军官分配到各营团去担任教官之后,局面就改变了。不到一两年,另外一句话流传起来了:‘一个粤军抵得两三个滇军了。’”
但是,马坤强调指出:“黄埔军官学校并不仅是一个把普通人训练成军官和士兵的场所。它的成果,我认为,在于它对士官们进行了有关军人职责以及他们应该为什么而战的政治教育。这也就是北伐战争胜利的一个因素。”
“你知道,当年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不是别人,正是今天你们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啊。”
关于孙中山先生的私生活,马坤带着无限怀念的心情说:“中山先生是个十分勤勉朴素的人。他一向不是读书、写作就是讲演。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偶尔到白云山去游览,到乡下去同农民闲谈,就是这种消遣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的。许多人都说中山先生一生清贫,了无积蓄,但是谁知道他逝世的时候,不仅没有余财,就连在上海的那所美洲华侨捐赠的住宅都抵押出去了呢,多么伟大的革命家,多么伟大的人啊。”
难道孙中山先生就没有缺点吗?马坤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假如说中山先生有任何缺点的话,我认为那就是他的过分仁慈。他竟不能想像还有人会对自己的国家犯罪。他曾经误把一些专事谋取私利的人当作了为国为民的人而加以信任。”
问到他同中山先生的私人友谊,马坤说,“我能够说什么呢?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领袖。只要稍有头脑的人,包括他的敌人在内,没有不敬佩他的正直、诚恳、伟大和才干的。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追随者而已。”
马坤在谈到他两度访问新中国的印象时说,“我在中国所见到的进步使我十分高兴。”他说他去年12月到中国来之前,还以为在中国只要有人敢于提到孙中山的名字就有被当作反动派的危险。“哪知我到中国之后,到处看到人们对中山先生怀着尊敬,才知道外界关于孙中山先生的传说都是毫无根据的流言。”
他说他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我看到各地老百姓的生活比从前是大大提高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多的欢笑的面孔。在这里我看见了社会主义。我很高兴看到在中国许多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协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这一切打开了我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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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前线部队节约汽油十九万多公斤
新华社福建前线15日电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已经节省了十九万二千多公斤汽油,大多数单位的汽油消耗量都降到了规定标准以下。
据这个部队的汽油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说,今年各汽车部队都加强了对节约汽油工作的领导,充分发动了群众,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汽油管理部门在汽车来往较多的两个地点统一设立了加油站,消除了分散加油的浪费现象;同时还对各贮油仓库加强管理,防止事故,减少了汽油的自然消耗。各汽车部队的首长、中共党委和青年团组织,经常用节省汽油的范例对官兵们进行教育,并且组织司机总结节省汽油的经验,制定出节约汽油的计划,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各部队还举行汽车驾驶员代表会议或座谈会,交流节省汽油和安全行车的先进经验。许多部队设立了“优秀军人榜”和“升降红旗竞赛表”等,及时介绍节约汽油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例。
目前各汽车部队正在开展节约汽油竞赛。某部运输排的四辆汽车,在四个月中行驶了两万零十七公里,共节省汽油一千二百公斤,比规定标准平均降低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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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军区医疗大队
为灾区群众治病归来
新华社17日讯 在河北省遭受水灾地区为灾民治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的六个医疗大队,最近全部返回原部。他们在两个多月中一共到过十四个县,治疗病人十万多人次,帮助制止了灾区疾病的蔓延。
这六个医疗大队共由一百九十四名有经验的医务人员组成,他们是9月1日到灾区的。在为灾区人民治病过程中表现了人民军队的高贵品质。军医李耕夫曾先后抢救了六个垂危的病人,其中有一名青霉素过敏休克病人,脉搏几乎摸不到了,在李耕夫沉着、积极的抢救下,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在一次夜间出诊时,大雨滂沱,司药张秉尧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盖在药箱上,自己被雨淋着,淌水走了三十多里路。武邑县大谷口村袁国英的孩子得了百日咳,但是医疗队没带链霉素,鸿升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买了药。灾区人民给医疗队写了大批感谢信,还送了许多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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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队在武汉表演赛中
又创几项全国新记录
本报武汉18日电 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田径队,今天下午以打破六个单项全国纪录和七个单项奥林匹克选拔赛的最高成绩,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表示又一次的抗议和示威。这些打破全国纪录的项目是男子标枪、撑杆跳、一百一十公尺高栏、跳远和女子铁饼、八十公尺低栏。打破奥林匹克选拔赛最高成绩的是男子标枪、撑杆跳、八百公尺和女子铁饼、一百公尺、八十公尺低栏、跳高。这些成绩都是同武汉市田径队在武汉市体育场举行表演比赛时创造的。
运动健将石宝珠铁饼成绩达到了五十公尺九十三公分,打破了全国最高纪录四十五公尺九十二公分和她最近在广州创造的四十八公尺五十公分的新成绩。这个成绩比十五届奥林匹克第二名的成绩要远三公尺八十五公分,比第一名苏联的罗马司奇克娃的纪录仅差四十二公分。当石宝珠将铁饼远远扔过标志着全国纪录和奥林匹克选拔赛的红旗时,全场响起了雷动般的掌声。
运动健将蔡艺墅撑杆跳高跳过四公尺二十公分,打破了四公尺十五公分的全国纪录,比他最近在广州创造的四公尺十八公分的全国最高成绩高了二公分。
男子标枪马长路创造了七十一公尺十二公分的全国最高成绩,打破了六十一公尺十一公分的全国纪录和于金安在奥林匹克选拔赛创造的六十八公尺七十八公分的全国最高纪录。
运动健将郑凤荣在跳高表演时,试跳成绩达到一公尺六十三公分,比傅雪雁创造的一公尺六十一公分的全国纪录高了二公分。
又讯 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代表团足球队和吉林省足球代表队今天下午在武汉市体育场举行了一次表演赛。比赛结果八比一,国家队胜。  经过在广州二十天的练习,国家足球队在交叉换位、传球的默契和防守方面都比过去有进步。在开始后三分钟,国家队陈家亮得到方纫秋巧妙的传递,在门前射进一球。不久,张宏根和年维泗又拨进去一球。吉林队在强敌当前的情况下,战斗得很顽强,离上半时还有五分钟,边锋得球后一脚传中,左锋赶上一顶,张俊秀扑救不及,球滚入网内。下半时,国家队王陆、张宏根、方纫秋等又踢进了五个球。
新华社武汉18日电 中国奥林匹克举重选手陈镜开18日晚上在武汉参加举重表演时,以一百三十七点五公斤的优异成绩再一次打破最轻量级双手挺举的世界纪录。
陈镜开原来保持的一百三十三公斤的世界纪录是在今年6月7日创造的。一个星期以前(11月11日),他在广州就曾经以一百三十五公斤的成绩打破了原来的纪录。
当陈镜开今晚再一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时候,观众曾经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他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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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不合理的办公时间
山东平原县秋季办公时间规定得很不合理:上午七点到九点学习,九点到十二点半办公,十二点半到一点半休息,一点半到四点半办公,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仍是办公时间。
这样,把我们的时间都分得零零碎碎,影响了大家的业余进修。我们对此曾几次提出了意见,但始终没有引起领导上的重视。
(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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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人民来信要迅速转递
10月26日我收到了领导同志批下来的一封人民来信,署名的是苏杰同志。在信中,苏杰同志反映了一些佳木斯市汽车修配不能满足当前需要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按理说,有关部门对这一情况应当迅速研究处理,不幸的是,这封信光在旅途中就漂流了两个月。这一情况苏杰是在8月25日向黑龙江日报书面提出的,该报于9月3日把原信转给了中共佳木斯市委会,不知道什么原因,在10月10日市委才把这封信批转到市人民委员会。在市人民委员会呆了五天后,这封信又被转到了市计划委员会,直到10月26日,它才到了我们作具体工作者的手里。人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封人民来信在领导机关光转递就需要这么长时间!
(丛生 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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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查清了失密情况
四川省乐山中级人民法院刘祥东同志来信:读过你报8月3日刊载“查不清还是不查清”一文后,我衷心接受党报对我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及时的、正确的。
我在对待追查乐山中级法院有关人员在今年2月搬家时遗失机密文件部分材料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党报批评以后,我们又在干部中进行了检查,对这次失密的情况和发生问题的原因反复进行了分析研究,进一步分清了责任,最后报请上级党政领导分别给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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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月18日北京市各中等学校学生二千多人,在北京饭店和出席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部分代表进行联欢。图为北京助产学校学生问候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
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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