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也谈庸俗社会学
姚文元
有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同志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他把一首还算好的诗发给总编辑。总编辑以为“政治上不够明确”，提笔删改，把它改成一篇分行写的政治论文，有的诗行长到几十个字，有的只有几个字，韵律全部消失了……这位同志苦笑说：“他是总编辑，有最后决定权，同他谈什么文艺特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这话引起了另一位在报社工作过的同志的感慨，他说：“这种情况我们那里也有！”
某些文章中，极其愤慨地把群众中对文艺简单化的观点和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全部归罪于理论批评工作中的庸俗社会学，仿佛一切错误都是批评家的过错，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必是全面的。如果以为理论家闭口不言，社会上和文艺创作中庸俗社会学就会消失，那也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庸俗社会学的产生，还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在许多不做文艺工作的人的头脑中，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也很深，有时比文艺工作者还要深。“广东文艺”八月号就登载着这么一件事，在统购统销工作中，一个区委同志忽然想起可以用“龙舟”来宣传统购统销政策，于是找了一位作者限期写出三篇“龙舟”，当作者表示有困难时，这位同志声色俱厉地责问道：“我问你，……不宣传党的政策，不配合党的中心运动，还宣传什么？你还想写那些……黄色的东西吗？……”
或者是“配合中心运动”“宣传党的政策”，或者就是“黄色的东西”，二者必居其一。这就是有一部分人对文学艺术的看法。
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投入了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巨大的思想斗争的暴风雨。大力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忽视政治的倾向。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些工作，就不会有今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但也不能不看到，除了确实存在的主观上的缺点外，在剧烈的斗争中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因素，有的人往往抛开了艺术不同于其他宣传工具的特殊作用，或者根本不了解这种特殊作用。不了解“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主席）。当他们用片面的观点要求文艺作品时，就对文艺创作形成一种沉重的压力，不少作家缩手缩脚，顾虑很多。某些作家自己也有意无意地降低了艺术创造的特殊要求和特殊规律，但求大体上能“配合”过去，就算好了。
政治标准永远是第一这一点不能动摇。但不懂得艺术特点用一般的规律去套，把文学艺术的作用同一般宣传的作用机械地划上等号，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同企图把艺术同政治分开一样是要坚决反对的。作家自己要掌握住这一点，坚持这一点，对社会上的群众还要做更多的解释工作。如果以为不做这些工作，单把批评家大骂一顿就可以解决全部的庸俗社会学问题，那未免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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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镇远的十天
——“黔东南行”之二
蹇先艾
为了庆祝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成立，我们在?阳河畔的山城——镇远住了十天。在这短暂的，但又是非常欢乐的十天里，使我真正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又一次伟大的胜利，我的心同黔东南地区一百八十多万各族人民的心一样地沸腾着，我深深地感到各民族已经亲密地团结成了一家人，今天的生活是多么快乐、幸福与美丽。
镇远，一座傍山临水，富有诗意的小城，只有一条约莫四、五里的，迤逦的长街，地势显得逼窄一些；但是?阳河、青龙洞、杨柳湾的风景是相当幽美的。1951年土地改革的时候，我曾经两次匆匆路过这个地方，都是细雨蒙蒙的夜间，我当时对镇远有点寂寞、萧条的感觉。这次它却给了我一个崭新的印象，正如一位苗族代表所说：“这几年来人变了样，山水也跟着变了样了。”我们一走到街上去，到处都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门上贴着喜联；长长的红布标横过街头的上空，金色灿烂的大字标语随时吸住了行人的目光；还有一道一道的，鲜艳的彩门，扎着花朵，挂着金瓜灯笼的松柏牌坊，把古城妆扮得又年轻、又漂亮。语音动人的广播、喧天的锣鼓，高昂的芦笙和悠扬的喇叭在不断地起伏着，仿佛把我们投入了光彩缭绕与万籁齐鸣的海洋里。街上的人群畅谈着，高歌着，跳跃着，像洪流似地涌来涌去，简直走不开路。陪我上街的招待员是一位侗族姑娘，穿一件青缎子镶花边的衣服，小球的银扣子，顶上挽发，系着红绳，一脸的朴实天真，轻声笑着对我说：“半个月以前，各县的兄弟民族就纷纷来信，要求参加这次建州的典礼。筹委会当时又是高兴又是发愁：高兴的是大家都重视了我们政治生活中这件大喜事；发愁的是万一来的人太多了，影响了生产怎么办？而且哪里去找这么多住处呢？但是怎么也阻挡不住大家火一般的热情，农民们把薅秧、追肥都提前完成了（有的还是超额完成的），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各人背着米，挑着菜，自己找亲戚朋友家住。有许多县的代表们都是个人出席大会，全家来看热闹；有的祖孙三代都来了，同志，你说怎么不拥挤呢！”
在贵州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狂欢的节日，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盛装的兄弟民族的少女们的云集。苗族妇女一般都挽髻，戴空花银帽、髻上插着高耸的银角、银花，挂着式样不同的银项圈（有的项圈多到四五个，一个比一个大），手上戴着两对或者三对银镯，穿着各种五彩绣花的服装。有的衣服上还缀着银珠子，银罗汉、银铃，走起路来，真是环珮叮噹。侗族的妇女们却梳着偏髻，用侗青布勒头，穿大领缘花边的衣服带裙子，缠腰带，绑裹腿；还有水家、僮族、瑶族、布依族等各式各样的妆扮。男的大半都穿新的青布裤褂，包套头。大家有时走成一排，有时参差不齐地、慢慢地走着，在各处逗留，每一件事物都使他们感到新奇，随时注目、倾听。这几天连?阳河上的粮船在完成运输任务以后，全赶回来了；我们去访问几支粮船，船家都上岸参加庆祝活动去了，一个人也没有找到。
这次最使我吃惊的是兄弟民族妇女们的飞跃进步。土地改革时期，我们发动妇女，是费了一把力气的。想不到州人民代表会的代表，妇女代表居然有五十六名，占代表总数五分之一，她们大多数都是各县的妇联主任。她们对现状并不满足，有一位苗族女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还是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对培养各族妇女干部的工作重视不够，不是认为她们没有文化，就是存在着一种错误思想：培养老年的，怕她们死了；对中年妇女，又认为她们没有前途；对年轻的，怕培养出来，她们嫁到别的地方去，枉自费了一番心血，率性不培养。她的话马上就引起了会场上的同情的笑声。
在会上，我遇到了五年没有见面的、黎平中潮乡四村的李秀兰。她是一个在旧社会被匪兵掳去，受尽了一切凌辱的农妇。土地改革以前，她当过那里农会的妇女主席，因为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脱离了群众，生活又有些随便，就被农会开除出去。我们当时在村里对她进行了教育，说服了群众，恢复了她的会籍，还选她做妇女委员。她进步得很快，现在已经当起乡妇联主任和州代表了。我参加了黎平县的小组讨论，县委书记、县长和好几位代表都是老熟人，大家对我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亲切、热情，告诉了我许多使人振奋的消息，我简直就像一个嫁到远方去了的姑娘，回到了娘家一样的欢喜。
各县的代表们在大会上的发言，既具体、生动，又有议论，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各族人民内容这样丰富的发言。在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下，发言人都做到了百家争鸣，一点顾虑没有，尖锐地批判了有些地方的干部不顾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执行民族政策上产生的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发言中，有不少的人强调要向先进的汉族学习，需要汉族干部的帮助。代表们有话就说，有歌就唱，妇女们放情地唱得尤其高兴。剑河县的侗族七十三岁的王登科，先唱侗歌，后唱汉歌，唱了一首又一首。他的歌声广播出去，街上的群众也兴奋得唱起来了，跳起来了。
还有使人感动的事，就是各地的群众都争先恐后地给大会送来了几十种他们亲自采集的矿石；炉山一百一十岁的田老太太把她亲手做的绒鞋和袜垫送给新选出来的州长，叫他穿起来常常下乡；小学生们也把自己制造的汽车模型和小琵琶送给大会。在各种展览馆里，我们不仅参观了黔东南七年来在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光辉成就，而且看见了古代兄弟民族的英雄们反对汉族反动统治者遗留下来的古老的兵器。文物馆里还陈列着光绪元年储裕立的“剑河平苗碑”的拓片，这个反动头子无耻地夸耀着他的大屠杀的血腥罪行说：“……殄逆苗十余万于乌鸦坡，张臭迷、杨大陆等胥就缚，苗疆大定。”我把碑文解释给和我一起去参观的一位苗族农民代表听了之后，他愤愤地对我说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对照，让我们越痛恨以往反动的统治，更喜欢共产党同毛主席领导的今天。”
我们亲眼看见代表们兴高采烈地选出自己的州长、副州长和州人民委员会，我们还参加了几次来自十六个县的兄弟民族丰富多采的歌舞晚会，也看了各族人民最感兴趣的，勇敢的赛马和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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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养气的功能
穆晨
很早以前，人们常常用火来解释生命。人在生存的时候身体是温暖的，死后就变冷。这个普通的现象使人设想：生命和火一样，生命之火的熄灭，就是死亡。“天非此火，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不能生养命根。”这是中国古代的说法。古代希腊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见解。但当时人们不理解火，更不理解生命。
死亡的另一标志是呼吸停止。人如果关在密闭的箱子里会闷死，火如果关在密闭的器具里会熄灭。在养气没有被发现之前，很多学者就在探讨燃烧和呼吸的关系，但是得不到正确的解答。
可燃的东西不仅限于有机物质，因此用火来说明生命的特征是不恰当的，可是火的研究给生命的研究打开了大门。
十七世纪，盛行着一种“燃素说”。那时的化学家认为可燃的东西里面有一种成分，叫做“燃素”，燃烧就是可燃的东西放出“燃素”，留下灰烬。在这种学说影响之下，生理学家就认为人的身体里面有一种看不见的火在燃烧，也在不断放出“燃素”。他们注意到人在冬天的时候哈气成雾，他们说，那种雾状的东西就是“燃素”。
养气是在1772年由瑞典人希雷，1774年由英国人普里斯特里发现的。但是他们虽然发现了养气，可是不知道养气在空气里面存在，因此还不明了养气和燃烧的关系。证明了养气是空气的主要成分，并且彻底推翻了“燃素”之说的是法国的化学家拉瓦西。原来燃烧不是可燃的东西放出什么“燃素”，而是可燃的东西与养气的化合。“燃素”是根本不存在的。从这个发现，才找到正确说明呼吸作用的途径。吸入养气，排出二养化碳和水，就是呼吸的过程。这个现在人所共知的常识，确曾是生物科学上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随着化学和生物科学的发展，人们懂得了养气的性能和养气在生物体内的作用，因此也就懂得了怎样利用养气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人在高空乘飞机飞行，必须利用养气。离地面愈高，空气也就愈稀薄，气压也就愈低。一般来说，超过拔海三千公尺的高度，人就开始有些不舒服的感觉。超过五千公尺，如果不另外吸入养气，很多人就会感到难以忍受。如果不另外吸入养气，谁也不能坚持八千公尺以上的飞行。
人体组织，没有一部分不需要养气。养气缺少时，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大脑。在高空飞行时，飞机师首先要另外吸入养气；不然的话，他的大脑的功能就会减退，他的眼和手就不能运用自如。
用加压和冷却的办法，可以使养气凝缩成液体。将来，人到其他星球去旅行，必须把这种液体带在身边。
养气吸入肺部以后，靠血液运输到全身。负责携带养气的是红血球里面的血红蛋白。也就是说，养气和血红蛋白很容易结合。可是另外还有一种气体，很容易和血红蛋白结合，那就是煤气——一养化碳。如果煤气到人的血液里面霸占了很多血红蛋白，夺去了养气的位置，人就会中毒，由于体内养气缺少，甚至起引死亡。防止煤气中毒的办法是不叫煤气留在室内；救治煤气中毒的办法是供给新鲜的空气或者纯粹的养气。
当病人发生循环障碍或者呼吸障碍的时候，对生命最大的威胁是体内养气不足。这时仅仅吸入空气里面的养气是很不够的，必须吸入纯粹的养气。由于有了养气疗法，很多危急的病人得以渡过生命的难关。纯粹的养气平常是压缩保存在钢筒里面的，用时把连接钢筒的橡皮管插在病人的鼻孔里，供病人吸入。也可以把养气不断输送到一个帐幕里面，使病人坐卧在帐幕里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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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谈“花木兰”的布景
杜春福
余吾家同志在“电影‘花木兰’里的矛盾”（见10月7日“人民日报”第八版）这篇文章中，指出了电影“花木兰”中真实的布景和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矛盾，认为由于二者的相互抵触，把“艺术的完整美破坏了”。对于这种看法，我是不同意的。
我觉得影片的真实的布景，不但没有破坏艺术的完整美，相反的还加强了演出的戏剧效果。就以影片中木兰要求回家奉养父母，得到元帅允许以后这一节戏来看吧，经过十二年乔装征战生活，很快就要回复原来的女儿面目的木兰，遥想返里以后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快活得到了忘情的地步。就在此时，她无意中触摸到了帐篷的帷幕，于是她从幻想的境地回到现实之中，意识到现在仍在军营里，而强自按捺下了自己快乐的情绪。在这里，正因为有了帐篷的布景，才衬托出了人物所处的环境，丰富了人物表演的内容。
不可否认，戏曲艺术是有其传统的表现形式和独特的风格，是不着重布景的。究其原因，恐怕和过去剧场条件太坏，科学技术不发达等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剧场条件，舞台美术设计也相当完整，并且有些剧种已经对此很好地加以利用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拍摄戏曲电影，有什么理由不要布景呢（电影艺术是更不受拘束，更可以表现广阔的生活场景的）？如果戏曲电影都是以桌子和椅子来布景，观众恐怕不会感到满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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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中山和高尔基
——孙中山先生的轶事之一
方其人
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布鲁塞尔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这篇论文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兴趣。他将这篇论文的译文转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涅瓦明星”第十七期上，并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同时发表。在这篇论文中，列宁对孙中山予以极其崇高的评价，认为“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渗透着孙逸仙政纲的每一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民底真正伟大的思想体系”。
充满“高尚精神与英雄气概”的孙中山，引起了俄国先进分子的广泛注意。当时高尔基正流亡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读过了孙中山的文章，写信给孙中山，请他给他所主编的刊物写一篇文章，论述中国人对于欧洲资本家掠夺野心的态度，对于沙皇俄国行动的态度，中国人对于沙皇俄国行动的反应等等。而且高尔基还说明，如果孙中山自己没有功夫写，也可以请别的朋友写，但希望孙中山亲自校阅一遍。信上是这样说的：
予俄人也，现所争取之思想胜利与足下同：无论此种思想于何地获胜，予之以此胜为幸，亦与足下相同。予庆祝足下之美满成功，对于足下，对于中国海勾力士（希腊神话中之大力英雄），凡属忠诚之人，均以至意欢欣及惊异而注视足下之工作。我辈俄人所愿望者，亦足下所欲获得者也。我人在精神上为兄弟，在志愿上为同志；而俄国政府及其奴仆则使俄人对华人处于敌对地位。我人均系社会主义者，精诚信奉全世界将能度其兄弟生活。……我辈社会主义者，必须随时说明：当世有政府间的仇视，不应有统治阶级之贪婪所引起之民族仇恨。……
这里用的是十多年前的老译文，手边没有原文，不便查对，显得有些疙里疙瘩；但是，伟大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于孙中山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我们依然可以生动地感觉到的。
这封信是1912年10月28日写的。很遗憾，不知为什么原故，也许是在邮途中失落了，这封信并没有达到孙中山先生的手中，在当时只发表在“当代人”杂志的“国外生活纪事栏”。直到高尔基逝世后一年，苏联“消息报”上重刊了这封信，我们才第一次看到它。
孙中山先生很早就与俄国的革命党人有过接触。我想：如果孙中山真地接到这封信，一定会写出一篇新的生动的文章来，为中苏友好关系史上增添一段佳话，那多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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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守卫者（访问埃及写生） 石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