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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岁生日片断的回忆
马叙伦
五十年前，我看到上海出版一份日报（大概是申报）登有通缉“孙汶”的新闻，那时我不知道“孙汶”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通缉他？老师给我说：他犯了叛逆大罪，老师还给我说：汶字应该是文字，因为“文”字不应当给叛逆犯人用作名字，照例给它加上水旁。那时，我也不再问他犯了什么叛逆大罪。后来我进了新式的学校（实在是半新式的），才从一位陈黻宸老师那里知道孙文先生是广东人，他主张推翻清朝统治的。这时候我已从陈老师那里知道革命的意义，并从陈老师那里知道还有一位我的乡人章炳麟先生也是革命家。我就对他们两位非常崇拜，可以说我的投身革命事业是被他们两位启发的。当然中山先生给我的启发更大，因为章炳麟先生是单纯的民族主义革命家，他的目的只要推翻清朝统治；中山先生重在民主革命，自然不能希望清朝统治会接受民主政治的，所以必然也包括推翻清朝统治在内。
我回想到1924年（中山先生到北京的那一年）袁世凯的反动系统分裂后，徐世昌和段祺瑞两个文武大将的斗争是利害的；我曾经亲自听到段祺瑞说，菊人死了（徐世昌号菊人），我并“挽联”也不送一付。相恨到这种程度。在徐世昌被打倒了（徐世昌的被打倒主要是他们的内部关系），段祺瑞少了一个敌人，他对张作霖也敷衍得好，张作霖让了一步，段祺瑞就掌握了中央政权。他自己认为他是“革命”的，他不愿承袭总统的名号（其实倒是他‘老实’，不用国会选举的方式自己“封王”），自己定了一个作为最高领导的古雅名称——“执政”。他除了抚慰张作霖外，也和西南联络，首先是和中国国民党联络，他邀请孙中山先生来京商讨大事。中山先生在这时已经病了，但他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他明知道段祺瑞不过是较为“文气”的军阀，但他为了人民已苦军阀的蹂躏好久了，段祺瑞也表示得相当合理，所以就答应段祺瑞的邀请，扶病来京。他的病本是严重的，加上那时还没有航空的工具，还是由水陆北来，当然他的身体受到一定的影响。当中山先生到达北京之前，北京的国民党组织已筹备欢迎。北京的人民听到孙中山的名字，顿时情感激动了，大家都希望看到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到达北京的这天大早，车站以北直到协和医院，已被北京人民的欢迎队伍站满了，尤其是车站附近，拥挤得遮断了往来。我是党的一个欢迎员，也代表了自己上车欢迎中山先生。可是，我一看到中山先生一人坐在一节头等车厢里，精神非常劳顿，我就感到这样大的年纪还抱病经千里的路程来为人民利益服务，我们后生应该怎样努力学习中山先生的不见自己的精神。这时，我向他叫了一声先生（这是党员叫中山先生称呼），他也向我望了一眼点了点头。接着就是同志们带了车上工友雇了一张藤躺椅，把中山先生抬上了藤椅，便抬了下车。顿时，欢迎的群众表示他们的高兴和诚意的声浪几如雷震。他们的目光都射向中山先生。我们把中山先生扶上了预备好的汽车，就驶向协和医院了。
医院内早经筹备好了，一切如常进行，但是，中山先生患的是严重的病症，兼以年龄大了，所以不是暂住医院可以希望痊愈的。因此，住院一、二天就移至铁狮子胡同住宅。党里决定了杨杏佛同志领导的侍疾队伍，我是几乎每日早到晚归的，并且我早和杨杏佛同志约好，如有急事就给我电话，不想我才到家，他就来电话了，我又急忙的赶去，看到中山先生的情况已像是弥留之际了。终于无法挽回一代伟人的生命，在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离开了人民大众和我们而永久不见了，但是我相信他的精神还是活在中国人民的身上。
中山先生大殓和出殡时，段祺瑞借口“脚痛”不敢到来，因为他怕群众，因为群众对中山先生的同声哀悼，也就是对反动的段祺瑞政权的揭露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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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念中山先生
邓宝珊
我知道中山先生的名字，是在辛亥革命以前。那时候，清政府把先生同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称为“四大寇”，到处悬赏通缉，而在民间也流传着关于先生的许多传说。1908年，我从军到新疆伊犁；1910年在那里参加了同盟会。当时像伊犁那样边远的地方都有同盟会的组织，足见先生革命主张传播之广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在伊犁的新军也起义响应。这是我第一次在先生的领导和影响下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1913年，我们又在伊犁响应中山先生发动的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失败后，我取道西伯利亚于1914年到达陕西。以后我就追随西北的革命前辈，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参加过护法、反对北洋军阀和北伐战争。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我虽然始终没有得到面聆教诲的机会，但是先生的伟大人格和革命精神，一直在我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记得在1920年，正当国内局势十分混乱的时候，中山先生曾经写给我一封信，勉励我们在西北团结同志，把革命旗帜坚持到底。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作为一个难忘的纪念。
中山先生一生虽然没有到过西北，但是对于西北地区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始终是非常关心的。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在西北地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据我知道，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西北的同盟会组织就以陕西为中心建立起来，积极鼓吹革命。由同盟会员在陕西创办的健本学校，曾经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在当时西北的同盟会员中，最为中山先生器重的是井勿幕和胡景翼。他们受中山先生的指示，在西北进行革命活动，为一时物望所归。不幸井勿幕于1918年被匪徒杀害，胡景翼也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病故。这是很可惋惜的。
西北靖国军和国民军也是在中山先生的领导和帮助下先后建立的。靖国军于1917年在陕西三原组成，领导人是井勿幕和胡景翼，它的宗旨是拥护中山先生的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对于当时西北的革命事业，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它后来就成为国民军第二军的前身。国民军于1924年组成，总司令是冯玉祥，副总司令是胡景翼和孙岳。它的第二军大部分是西北子弟兵。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联合，是由中山先生从中促成的。国民军在声势最盛的时候，曾经控制过北方的好几个省份，打败了直系军阀，并且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中山先生给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复电说：“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1924年，中山先生抱病北上，但是由于受到段祺瑞反革命活动的刺激，忧愤疾发，竟至不起。在中山先生逝世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国民军继续执行中山先生的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且参加了北伐战争，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并且对国民军实行分化政策的时候，国民军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终于同反革命势力妥协，使自己走上了复灭的道路，尤其是国民军第二军，在胡景翼病故后，内部日益分歧，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更是举棋不定，结果铸成大错，一败涂地，辜负了中山先生当初的殷切期望。
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期间，西北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虽然经历了许多的挫折，但是斗争并没有中断，特别是从国民军失败以后，领导革命的责任是由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当起来了，这就使得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不少坚持革命的同志，特别是共产党员，在万分艰苦的环境里继续进行斗争。革命的种子终于在西北播下了，而且不断的成长和壮大起来。中山先生对于西北地区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一番心血，许多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毕竟是有宝贵收获的。
中山先生的一生，始终不懈的在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虽然历经波折，毫不动摇。由于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山先生终于在迂回曲折的革命进程中找到了明确的方向。从此以后，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就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中山先生深刻体会到“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体会到必须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并且把反对联共政策的顽固分子开除出党；体会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因而中山先生就勇敢地决定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且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纲。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应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记得国民军在执行三大政策的时候，各方面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以乌斯曼谖夫为首的苏联顾问团，真诚无私地帮助国民军策划革命斗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军的工作，并且成为骨干。共产党员刘伯坚同志担任过国民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也同国民军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李大钊同志被害以后，国民军总司令部曾经开会追悼。人民群众也用很大力量来支援国民军。当时国民军能够不断取得胜利，正是证明了三大政策的无限生命力。而国民军一旦背弃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也就必然走上没落的道路。从这里，我衷心敬佩中山先生的伟大的革命远见，这种革命远见，又是同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精神分不开的。“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就是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也正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纪念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不但已经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而且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各项建设事业正在加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要胜利完成；一个伟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于世界，并且同伟大的苏联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革命理想，已经全部实现了。中山先生手创的国民党的革命派，早已参加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年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许多同志，今天虽已白发苍颜，仍然精神矍铄地为人民服务。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山先生的最大安慰；先生地下有知，应该是含笑瞑目了吧！
在纪念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台湾还没有解放，也不能不想到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别是一些曾经追随过中山先生的老朋友。我想他们在这个节日里，一定是感慨万端的。如果他们没有忘记当年追随中山先生参加革命的初衷，没有忘记中山先生的遗教，就应当认清今天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及早回头，弃暗投明，争取为和平解放台湾立功，这样才真正无愧于中山先生当年对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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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中山先生
但懋辛
全国人民正隆重热烈地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早期的参加者，我对先生更不能已于感念敬仰之情。
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凡四十年，我承先生的耳提面命垂二十载。先生的崇高品德、渊博学问、进步思想、坚韧精神、卓越行动和由此凝聚而成的革命业绩，回忆起来，真如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说起。姑举亲身经历者数事，于以见先生之伟大，亦以表示我纪念先生的私衷。
动人的讲演
举世皆知，中山先生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凡是听过他演讲的人，莫不为之感动，并成百成千地被吸引到革命斗争中去。1905年7月31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开大会欢迎中山先生，我第一次听到先生向群众公开讲演。这次给我的印象最深，全篇完全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他从清帝入关一直谈到当时，清廷是怎样残酷地压迫汉族，列强是怎样贪婪地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又是怎样英勇地反清抗洋而屡战屡败。最后作出结论：只有推翻清廷，反抗列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才能使中国免于灭亡之祸，臻于富强之境。先生一讲四小时，慷慨淋漓，句句打中人们的心坎。听众时而愤怒，时而悲哀，当其听到革命胜利前途和祖国光明远景的时候，又都显现着喜悦的笑容。参加这次欢迎会的满族青年学生感受特别深，其中好几个人听了先生的讲演在大会上流泪。他们流的这些眼泪，是对清朝专制统治者的谴责，对被压迫的汉族同胞的同情，同时又是对列强侵略的愤恨。先生这次讲演，不仅教育了中国的留日学生，同时对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青年也给予了巨大的鼓舞。1905年12月我从东京乘船回上海，有一个印度孟买的青年和一个印度尼西亚帝汶岛的青年与我同船，他们曾听到孙博士的讲演，知道中国革命定能成功。并说我们成功了，将必推动他们国家独立运动的胜利。
为了革命、不念旧恶
中山先生平日给人题词，爱写“天下为公”四字。这，反映了他的伟大胸怀，也指导了他的实际行动，只要是于革命有利，个人恩怨，他是不计较的。我从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情上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1924年我奉命到云南和唐继尧联系。唐一向自命是西南首领，非常反对中山先生，经我劝说之后，表示愿意服从先生领导，以副大元帅名义赞助北伐。这年8月，我到广州向先生报告，先生闻之大喜，随即召开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决定其事。当时滇军将领范石生等极力反对。先生一一加以解释，他说：“从前有许多人反对我，或则是不明白革命主义，或则是惑于个人名位。过去的事我都不管，只要谁今天赞成革命，愿和我们一同讨伐曹吴，就应该推诚相与。”终于排除异议，任唐为副大元帅，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是对陈炯明的宽大为怀。1924年9月，直皖两系军阀为争上海地盘将要发动所谓齐（燮元）卢（永祥）之战，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先生决意趁机北伐，以竟辛亥革命未完之功。但是要北伐必先安定后方。于此，命我作代表，去北江说服陈炯明。临行前，先生对我说：“你去同他说明道理，劝他回心转意。虽然他背叛过我，我曾派人去联络过，那时我还要他写悔过书，现在也不用了，只要他共同北伐，我决一视同仁，不念旧恶。如果这一步不能办，至少也不要乘我北伐而在广东乱动。”我依照先生的指示，作了许多工作。顽固的陈炯明，始终坚持错误，不知悔悟，我的任务固未完成，陈后来亦归于灭亡。这两件事，表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也给我们留下了个人恩怨服从革命利益的良好榜样。
严敌我、重是非
中山先生对革命同志是十分热情友爱的，但是敌我之间，是非之间，则划分甚严，丝毫不苟。这里我亦回忆到两件事：一是1925年，段祺瑞组阁，发表杨沧白为农商部总长，以示与国民党妥协。时值先生北上道经上海，杨托石青阳向先生请示去就。先生直截了当地答复：“我这次北上的主张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则要约集各省当权派开善后会议，用以维持北洋军阀的统治。我们和他们的政治主张根本不同，显然不能合作。这就很明白，在我们党没有和段祺瑞合作以前，我们的党员就不能参加段的内阁。如果沧白不是以党员身分而是以个人去参加，那末，他最好是脱离国民党。”先生对此，斩钉截铁，一点也不含糊。一是1913年，一个与先生相识的人叫廉南湖的，在北京发起为清朝末年军咨府正使兼京畿拱卫军协统反动透顶为同盟会人所击毙的良弼建纪念祠。他竟想入非非，写信到上海请先生为题楹额。先生当即亲笔作书，严词拒之，复书的原文是：“先生为良弼建祠，笃念故人，足征深厚。然以题楹相委，未敢安承。在昔帝王颠倒英雄，固以一姓之忠，作为牢笼之具；今则所战者为民权，所争者为公理，民权既正，则民权之敌应排，公理既明，则公理之仇难恕。在先生情深故旧，不忘麦饭之恩，而文素昧平生，岂忍雌黄之紊。”这是两件最平常的事，在先生伟大的革命历史中，当然微不足道，但亦足以证明先生于敌我是非之间，是非常严正丝毫不苟的。
追求真理、坚持真理
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奋斗，同时不断地追求真理。苏联十月革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代之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制度。先生发现这个真理，就毅然决然“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与中国无产阶级作朋友，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揭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希望循此途径以求得中国的自由平等。这是先生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变。但是当时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却千方百计地从中阻挠，阻挠不成，继之以破坏。先生为了贯彻正确的革命主张，同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始终没有动摇他的意志。1924年，我在广州时，右派分子的破坏活动还在继续中，当时汪精卫、胡汉民怕碰先生的钉子不敢出面，怂恿张继，谢持等人出马。他们自知不可能从理论上来反对，只有乞灵于捏造事实，散布流言，耸人听闻，企图以“利害”去动摇先生。如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汪、胡两人不赞成，党内不能团结”，“年轻人喜欢共产党，新旧分两派，北伐成功之日，必然发生新旧之争”等等。有一天我将这些说法告知先生。先生首先问：“你同锦帆（熊克武同志的别号）的意见怎样？”我答：“我们对共产主义没有研究，先生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国共合作才成，我们始终跟先生一道，决无二心。”先生明白了我们两人的态度便欢然道：“那就好了。”他接着把三大政策的道理给我讲解了一遍，说这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道路，绝对不能改移的。最后，他还诚恳而又坚决地指点我：“怒刚：外间流言不要听，有我在，新同志必能团结起来，决不至有新旧之争。”“只要我们所作的事于国家民众是有益的，国民就会拥护我们，谁消灭得了；如其不然，国民就会唾弃，即使共产党拥护我们也不行；”“只要我们北伐胜利了取得了政权，汪、胡两人来也罢，不来也罢，反正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一切都无问题，你们放心。”先生由坚持真理的精神发为正确的革命行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今天全国人民一致感念敬仰先生的原因。
殷切的希望
中山先生的革命功业，照耀青史，永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先生的革命理想，已由他的亲密盟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现在正在更高的境界——社会主义途程上前进，争取由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逐步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今天，在先生遗志已酬，固可含笑于九泉；而在我们，却是任重而道远。我殷切地期望先生的一切革命信徒，皆能发扬先生的革命精神，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祖国建设与世界和平，各尽其才，共赴事功。我虽年逾七十，亦当奋发，勉尽一个革命老兵应有的努力。我们以此纪念先生，那末，意义就更大了。
这里，我还要特别向台湾的国民党人进一言：你们和我们原是一家，当年大家都是受了中山先生革命爱国的伟大感召而参加革命的；并曾一同为实现先生的革命理想而奋斗，只因后来所见各殊才分道扬镳。事到今天，彼此之间已是判若天渊。我们是生活在独立自由的国度，怀着愉快的心情建设幸福的新生活。你们呢？困居台湾，受人摆布，使台湾同胞长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使祖国统一大业不能早竟全功；而你们自己，也是寄人篱下，随人俯仰，度着暗淡的岁月。这，真是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但是亡羊犹可补牢，爱国即是一家。祖国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的。希望你们仰体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遗教，早日派遣代表，经过和平协商，共同求得台湾的解放，以竟祖国统一之全功。这，对祖国有利，同时对你们自己也是极其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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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人，不朽的事业！
本报记者 林钢
“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这个展览会题了门额。走进中山堂高敞的木结构大殿，迎面便是中山先生的石膏塑像。
一个巨人站立在我们面前。他为祖国的独立自由，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他是大勇者。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曾经遭遇到无数次的困难和失败，然而他一往直前，始终挺起胸膛，高举着爱国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走完了他光辉的生命的道路。
中山堂正面屏风上，是用金字制成的毛主席的语录。我们亲爱的领袖，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
展览会上陈列的主要是照片，此外还有一部分历史文物：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和其他墨迹手稿，他的遗著……。照片是按编年次序排列的。我们好像是在读着一部中山先生画传。
翠亨村，我国南方的一个和平村庄，山明水秀。它诞生了并且养育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生长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高潮刚刚过去的时代，从小爱听洪杨故事，从童年时代起，在这个农民的儿子的心里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他的最初的政治主张发表在九千余言的“上李鸿章书”里面，反映了他早年曾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甲午战争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深刻显露出来，而清朝政府却日趋昏庸腐朽。现实惊醒了这位目光锐利的青年志士。他很快得出结论，和平改良的方法是无望的，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1894年，孙中山出走檀香山，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几个月后，他在广州领导了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因为事机不密失败，孙中山流亡海外。这位青年革命家一路鼓吹革命，四处征集同志。他成了公认的革命领袖。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和自发的农民暴动蜂起。孙中山认清，要推翻清朝统治，必须把这些处在分散状态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组织起来。于是，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来自国内十七省的革命分子，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他被推为总理。
在“中国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人。这个纲领反映了中国民族的觉醒，它把人民群众大量地吸引到了革命的旗帜下面。
同盟会创刊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玻璃柜内陈列着这份刊物。孙中山在发刊词里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这标志着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巨大发展。
有一组历史照片具体生动地说明了，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起事的短短六年间，孙中山展开了多么巨大的工作。他奔走在国内海外。他领导下的同盟会，一面展开反对君主立宪派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论战，一面在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各省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是最有名的一次起义。七十二位同盟会的优秀分子在这次斗争中壮烈牺牲了。展览会上陈列着他们之中的李文甫、林时爽、林觉民、陈文褒等烈士的遗像。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先驱者们抛头颅，洒鲜血，杀身成仁，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震动了世界，惊骇了清廷，大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清革命情绪。
“武昌城外革命军的野营”“革命军奋渡江”“汉口激战”……一系列图片把我们引进了1911年的光荣的十月。辛亥革命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孙中山是这次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无畏地开始了新的艰苦的斗争来挽救民主共和国。然而，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连续遭到挫败。他不断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同时他也因为没有找到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而感到彷徨——中国的出路在那里呢？
就在这个时候，人类历史和中国人民革命开始了它的黎明期。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孙中山欢呼“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大希望”。他通过美洲华侨，发电向列宁祝贺，表示由衷的向往。
五四运动起来了，中山先生热情地歌颂“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孙中山真诚地欢迎中国共产党。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生的、巨大的革命力量，坚决倡导国共合作。于是，革命队伍里出现了新的人物，新的空气，新的斗争形式。
孙中山和列宁没有见过面。展览会上陈列的丰富的史料，让我们看到了这两位革命伟人的动人的友谊，看到了由孙中山和列宁开始的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最初的兄弟友谊。
列宁很尊敬孙中山。他曾经仔细地研究孙中山手拟的革命纲领，并且对于纲领中的革命部分给以极高的评价。列宁先后派了许多同志来帮助中国革命。孙中山更十分崇敬列宁，他把列宁称为“革命中的圣人”。孙中山经过亲身体验和鲜明的对比，认识了“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天惟有俄国是新式的”。从此毅然抛弃了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陈列在玻璃柜中一封给蒋介石的遗书中，我们看到孙中山斩钉截铁地教导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在1922年，列宁与孙中山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两位杰出的革命伟人，通过函电来往，在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
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孙中山正在广州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用极为哀痛的心情立即宣布大会休会三天，命令全国下半旗志哀。他亲手题了“国友人师”的挽额。这里陈列着追悼列宁大会的照片。孙中山站在一块白色地毯上，所有政府官员都在后面静默致哀。孙中山在悼词中说：“你给我们指出了共同斗争的道路，我愿意走着你的路。虽然我的敌人要反对我，但我的人民将因此而尊敬我。”
为了实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孙中山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把它手创的国民党改组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他把共产党人分派在党政军各个方面担任重要工作。有一张照片记录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和李大钊步出会场的情景。孙中山手写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名单上有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同志的名字。在这次会上，孙中山提出了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扶助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三大政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从此获得了蓬勃发展。孙中山也摆脱了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困难境地，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在战斗的岗位上。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吸取着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在他亲身经历的各个革命阶段中，他总是站在进步方面。他自强不息，不断追求自我革新。当着世界发生巨大转变和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孙中山也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三十一年前，他离开了我们。然而他的事业，他对中国人民革命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他的名字，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崇敬，受到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