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
根据“八大”精神检查和总结工作
会议确定今后省委、地委、市委的负责干部每年要有两个月的时间下乡下厂，县一级和工厂企业中党组织的负责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工作
新华社郑州9日电 中共河南省委员会在10月20日到11月5日召开了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根据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精神，检查和总结了工作，揭发和批判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缺点和错误。
会议首先学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报告和决议，然后对河南省的工作进行了检查。会议认为：自从党的河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党的各级组织注意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和急躁冒进情绪，领导思想比较明确，同时经过修订的计划，也比较切合实际。在这期间，全省各方面工作的发展都是正常的。同时，各级党委的领导作风都有了比较显著的转变，开始注意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地指导工作。
到会的干部还着重批评了主观主义思想对于实际工作所造成的危害。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在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以后，所以又产生了急躁冒进偏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心中无数，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凭热情和主观愿望办事。在编制农业计划中，盲目追求先进，层层提高指标，结果到群众中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指标。在编制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时，也因为没有完整地考虑到各方面的联系，结果，计划一变再变，有的仍然不能得到平衡发展。
会议还集中检查了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由于机构庞大、层次重叠，各地领导机关的办公室多、会议多、文件多、表报多、电话多的五多现象普遍存在。如开封专署除正式编制外，共有各种专门办公室二十八个；开封专署专员一人兼十四职。不少领导干部终日陷入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不能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由于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也促使下级干部的命令主义作风在滋长。会议批评了有些农业社任意处罚社员的错误现象。如长葛石桥路乡农业社规定处罚社员工分办法有十几种，仅在麦收夏种中，全社十九个生产队被罚的社员就有四百七十三人。
为了有效地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会议确定今冬明春要组织全省干部系统学习“八大”的文件，并在精读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整顿和提高干部的思想作风。会议决定，各地经过这次系统地整风学习以后，大体上每三四个月要召开一次干部会议，继续贯彻整风精神，通过总结检查工作，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此外，并要利用每年的春节时间，进行比较系统地整顿，以此形成制度。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都要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省委、地委、市委要建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规定经常进行调查研究的制度，并在干部中提倡普遍进行调查研究的风气。
另外，会议还确定省委、地委、市委负责干部每年要有两个月的时间下乡、下厂；县一级和工厂、企业中党组织负责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组织，具体检查帮助工作。省委、地委、市委每个委员都要确定经常联系一个专区、一个县或一个社、一个厂矿或贸易企业，以便联系实际，联系群众。
第5版()
专栏：
上海文艺戏曲工作者举行大会
庆贺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
新华社上海11日电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今天在上海九百多个文艺戏曲工作者参加的盖叫天先生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上，光荣地接受了文化部授给他的荣誉奖状。
前来上海参加纪念会的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田汉，代表文化部在会上致词并向盖叫天授奖状。田汉说：继去年在北京举行梅兰芳、周信芳先生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之后，今天又在上海纪念盖叫天先生舞台生活六十年，这说明祖国有悠久传统的戏曲艺术，产生了无数卓越的老战士，他们勤劳的天才的创造，在人民的时代日益得到支持和健康的发展，他们的功绩和经验得到充分的承认。
田汉指出，纪念盖叫天先生舞台生活六十年，应当学习他热爱艺术并为艺术贡献他一生的坚毅意志；学习他始终不懈地苦学苦练的精神和不断观察生活，创造有感情有性格的人物；学习他保持民族气节的精神。
同盖叫天相识三十多年、曾和盖叫天同台演过戏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欧阳予倩，在会上作了报告。
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代表上海人民对盖叫天从事艺术活动六十年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盖叫天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戏剧艺术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他在舞台上创造的各种英雄人物，表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劳动、乐观的富于正义感的性格和爱国主义精神，所以获得了人民的热爱。
熊佛西、俞振飞代表文艺界、戏曲界在会上致了贺词。
盖叫天在接受荣誉奖状以后激动地说：生我们的是父母，但是了解我们的是共产党。我今年虽然已经七十岁，但我要像七、八岁的小孩子一样和大家一起学习，把我的艺术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培养下一代，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上海许多艺术单位向盖叫天献礼、献花。梅兰芳和全国许多艺术单位都送来了贺信、贺电。
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今天中午在上海举行宴会，祝贺盖叫天从事舞台生活六十年。出席宴会的有田汉、欧阳予倩、金仲华，以及上海各剧种著名演员、老艺人等近一百人。
晚上，盖叫天演出了他的拿手好戏“快活林”和“鸳鸯楼”。
第5版()
专栏：
举重运动员陈镜开
又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新华社广州12日电 中国奥林匹克举重选手陈镜开11日晚上在广州的一次公开举重表演中，以一百三十五公斤的成绩，又一次打破了他自己在今年6月7日创造的最轻量级双手挺举一百三十三公斤的世界纪录。
陈镜开这一天双手推举和抓举的成绩都是九二·五公斤，因此他的总成绩达到了三百二十公斤，不但超过了今年10月13日他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队举重选拔赛时创造的三○七·五公斤（九十加八七·五加一三○）的全国最高成绩，而且比美国最轻量级运动员温奇在1955年世界举重冠军赛获得第二名时创造的三一七·五公斤的成绩还多了二·五公斤。
在这一天的举重表演中，轻量级选手黄强辉也创造了三六七点五公斤的优秀成绩，这个成绩比1955年世界举重冠军赛这项比赛第二名三六五公斤的成绩也多了二点五公斤。
黄强辉参加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队举重选拔赛时的总成绩是三百五十五公斤（一○七点五加一○七点五加一四○），这次他每个项目的成绩都提高了：双手推举一一一公斤，抓举一一二点五公斤，挺举一四五公斤。
次轻量级举重选手陈永博11日的总成绩达到了三一五公斤；轻重量级举重选手李白玉双手推举的成绩是一百二十公斤，都比他们在选拔赛时的成绩有了提高。
11日下午，广州市六万多观众还在越秀山体育场观看了中国奥林匹克田径选手和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举行的表演赛。男子撑竿跳高选手蔡艺墅这一天跳过了四公尺十八公分的高度，创造了全国最高成绩。蔡艺墅10月15日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队田径选拔赛时撑竿跳高的成绩是四公尺十五公分。
在没有强劲的对手竞争的情况下，著名的女子铁饼选手石宝珠掷铁饼的成绩达到了四十八公尺五十公分。
中国足球队这一天以二比零战胜了由实力坚强的上海足球队和广州足球队组成的联队。
第5版()
专栏：
全国甲、乙级篮球联赛在重庆和武汉举行
新华社重庆12日电 1956年全国甲级篮球联赛10日晚在重庆市体育馆开幕。
去年全国篮球联赛女子第三名——上海体育学院女子队和去年全国第一届工人运动大会女子篮球亚军——钟声体育协会女子篮球队，当天首先交锋。上海队一直领先，钟声队虽然急起直追，但是到最后三分钟，上海队又连连得分，结果上海队以七十八对四十五胜。
当天男子篮球比赛是公安军对上海体育学院。公安军快速和勇猛，一直占优势，结果打成七十对五十七。
参加这次联赛的有男、女篮球队各十个。它们是：“八一”、沈阳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北京市的男、女篮球队，沈阳部队、公安部队、北京部队、动力体育协会和天津市等男子篮球队，成都体育学院、煤矿、商业、钟声三个体育协会、广州市、重庆市的女子篮球队。这次竞赛的办法是“单循环制”，预计要进行九十场比赛。全部比赛将在27日结束。
据新华社11日电 1956年全国乙级队篮球联赛今天在武汉开幕。
参加联赛的有各产业体育协会、部队、各省、市和上海、武汉、成都等体育学院的男女篮球代表队共二十八个队。这些代表队都是最近分别在保定、唐山、上海、重庆、武汉、沈阳和合肥等七个竞赛区选拔出来的冠、亚军队。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约十八天的比赛。
第5版()
专栏：
十一县排球赛和划船赛在北京和杭州举行
据新华社11日讯 1956年十一县排球锦标赛今天在北京开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全国性的县的排球比赛。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广东省台山县、文昌县和福建省的晋江县、福清县、龙岩县、龙溪县以及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的延吉县、珲春县、和龙县、安图县、汪清县等十一个单位的二十个男女排球队，共有男女运动员二百五十二名，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学生和机关干部。
这次比赛采用单循环制，因此每队都有机会和其它各队相遇。今天进行了九场比赛，全部比赛预计在23日结束。
新华社杭州11日电 1956年划船表演赛今晨在杭州西湖开幕。
参加这次划船表演赛的有上海、哈尔滨、旅大、杭州等四个城市的八十多名男女运动员，这里有松花江上优秀的工人运动员，有大中学生和西子湖上的游船工人。他们在比赛前都进行了积极的锻练。
这次表演赛中有单人双桨，双人、四人、八人单桨等八个比赛项目。比赛都将按照国际划船比赛的规定，用赛艇来进行。这种赛艇的特点是狭长而轻，坐凳是活动的划速很快，过去在我国还未用过。这次表演赛所用的赛艇是上海内河造船厂最近特地为水上运动员们制造的。
表演赛宣布开幕后，因今天寒潮来袭，湖面有大风，结果，只非正式表演了一个项目，其他将在12日陆续进行。
第5版()
专栏：
在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积极分子大会上
傅秋涛作关于复员转业工作的报告
今后安置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那些安置得不好的少数人身上，务使他们各得其所
新华社10日讯 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傅秋涛今天上午在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关于复员、转业工作的报告。
傅秋涛首先向到会积极分子祝贺，并向全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表示慰问，接着他讲到了几年来复员、转业工作的情况。他说，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作了许多工作。如对有技术专长的，分别进行了安置；对没有职业的，政府负责介绍职业；原来在学校读书的，帮助他们复学；回到农村的，如果缺乏生产工具或房屋，地方政府设法帮助解决；残废军人，被送入教养院和残废军人学校学习或给介绍职业，在安置之后，地方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还组织检查组，进一步解决复员、转业工作中的问题，使复员军人得到妥善安置，各得其所。他接着说，复员、转业工作取得的重大成绩，对今后推行义务兵役制，加强国防建设，起了极为良好的作用。
傅秋涛在报告中还讲到了目前复员、转业工作中还有些问题须要加以改善和解决。他着重指出，有些地区安置不妥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干部存在着“差不多”的思想。他们常以百分之九十几都安置好了为满足，而忽略少数人尚未安置或安置不妥。他说，今后我们安置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些少数人身上，并且根据他们的具体条件，身体情况，来安置他们的工作，使这些少数没有得到安置和比较难安置的人各得其所。
傅秋涛最后希望到会的积极分子今后要协助政府作好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并要互相帮助、互相勉励、互相教育，使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转业军人都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
第5版()
专栏：
光荣的妈妈们
夏敏之
在出席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中，有许多被誉为“光荣妈妈”、“革命母亲”的烈士家属，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她们不仅贡献了自己的亲人，并且自己也是坚强不屈的战士。
远在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家彭湃同志在广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不但反动派想暗害他，自己的地主家庭也反对他。当时只有他的母亲，这位生在贫穷人家被嫁到地主家庭的彭妈妈，是支持和同情彭湃同志的。彭湃同志秘密召集农民开会的时候，她就帮助联络人，给他们放哨，有时候她还必须把彭湃同志的二哥支吾出去，缠住他，不让他去破坏彭湃同志的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以后，彭湃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彭妈妈逃到香港、澳门等地避难。这时，她还一直坚持工作，掩护革命同志，收藏秘密文件，担任联络通信。有一次她被敌人发觉逮捕，受到各种迫害，但是她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暴露一点党的秘密。后来经过社会人士的援救，才得到释放。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战斗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徐正修妈妈和王月香妈妈，都曾经是英勇的战士。当时她们都在苏维埃政府里担任工作。徐妈妈是妇女会的委员。王妈妈是赤卫队的妇女班长和宣传员，直到现在，她还记着一些红军歌曲。我们访问她的时候，她曾愉快地给我们唱道：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是一样，
没有人来压迫人。
王妈妈是一位坚强、乐观的革命母亲。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她领导妇女给红军游击队送粮，有一次在路上受到了敌人的夹击，子弹嗖嗖地在身边乱飞，眼看敌人就追上来了。她们不顾危险，每人挑着一百多斤粮食拚命地跑。山顶上的红军战士们高声招呼：“王月香啊！你们快把粮食丢下掩蔽起来吧！”但是她们还是不停地往山上爬，直到把粮食送到红军手里。
徐正修妈妈已经六十九岁了，现在她的脖子上还留着被国民党反动派吊打的伤疤。1927年，徐妈妈的丈夫和大儿子都参加了红军，她在乡里担任妇女会常务委员。后来，反动派进攻，红军撤退了。国民党抓去了徐妈妈，对她进行严刑拷打，要她说出红军的人员、枪枝和物资情况。她想：“儿子在红军里，丈夫和娘家的三个兄弟已经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我要对得起革命，对得起丈夫和兄弟，决不能向敌人屈服。”就这样，她虽然受尽酷刑，可是一点也没有暴露红军的情况。在漫长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反动派长期限制她的活动，她自己仍然秘密地坚持为革命工作。1944年新四军部队到红安县打游击，她就组织妇女给新四军送粮，送情报。有一次，我们的部队移驻在长西店，徐妈妈打听到国民党要组织大部队去围攻，就立即派人跑了十多里路去送信，使部队安全转移。
抗日战争中，海南岛的琼崖抗日纵队里，人人都知道文昌县有一位“革命母亲”叶三婆。叶三婆把自己仅有的一个孙子送到琼崖抗日纵队去，随后又动员孙子媳妇参加了部队。以后，她孙子和孙子媳妇都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这个孤老妈妈的斗争意志却更坚强了。她在坚苦的战斗环境里，经常外出探听敌情，递送秘密文件，给军队送柴送饭，照顾伤员。经常有几名或十几名伤员在她家里休养，她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给伤员烧水做饭，端屎端尿，看护得无微不至。部队的指战员也都十分热爱她，战士们常说：“我们的家就是叶三婆的家，叶三婆就是我们的妈妈。”
为革命献出亲人的这些光荣妈妈们，心地是那样善良、品质是那样高尚。她们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解放了，党和政府妥善地照顾她们，但这些“光荣妈妈”都要用自己的劳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自己亲人未竟的事业继续努力。她们虽然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还在合作社里担任着社长、主任或社委的职务，担任着省、县人民代表和委员的职务。
去年，广东省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彭湃同志的妈妈叫人扶着她走了八里路，来到了彭湃同志最初搞土地革命的重点乡——赤山乡。这位八十三岁的彭妈妈在农民大会上说：“你们这个乡是彭湃搞土地革命的发源地，他当时的愿望就是消灭剥削制度，使大家都有地种，然后再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要是我的儿子现在看到你们组织合作社，他一定很高兴。”她讲话以后，很多农民就当场表示要参加合作社，感谢彭妈妈和他的儿子对他们的希望和教导。今年9月，彭妈妈听说城光区有些农民对参加合作社有顾虑，她就到这个区去登门访问有顾虑的农民，解释农业合作化的好处。
徐正修妈妈在1954年就挨门挨户动员人们由互助组转成合作社。开始，区里的干部因为有保守思想。不理睬他们的请求。但这丝毫也没有动摇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她一连申请了七次，她所领导的合作社终于在1955年2月被批准成立。
叶三婆妈妈已经七十岁了，现在还是下地生产，担任着高级社社委，生产队队长的职务，她现在靠劳动分的粮食和钱，还吃不了用不了，买公债、卖余粮她都带头。去年抗旱的时候，她带头戽水抗旱，一直坚持了三天三夜，实在累的不行了，才在溪边睡一会。
王月香妈妈不光不要政府补助，不要群众们代耕，而且每年都帮助烈属钟张氏和孤老哑叭钟甫昌解决生活困难。去年春荒缺粮的时候，她把粮食送给别人，自己吃青菜，芋头。群众信任她，听从她，不光生产上和工作上有问题去找她，就是夫妇不和，姑娘找对象也去和她商量。
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李家发烈士的母亲戚元香，是一位领导着两千五百八十户高级合作社的社长。1954年无为县遭到大水灾，很多互助组垮台了，而她却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使互助组转为二十二户的初级社，由于她从解决社员生活困难着手，对劳动力作了合理的组织，使生产得到了发展，就吸引着更多的人参加了她领导的合作社。去年春耕生产时，畜力缺乏，她就组织人力拉犁。她亲自下坡拉了三天，影响了许多年轻的妇女也纷纷下地拉犁，使春耕任务及时完成了。
第5版()
专栏：香港通讯
国民党特务在九龙的暴行是掩盖不了的
西琳
九龙暴乱事件平息以后，到现在已经近一个多月了，可是，香港英国当局还没有惩办祸首，也没有公开表示过要对被杀害、被打伤的人和被捣毁的工厂、商店、住户、学校作出善后处理。香港同胞对香港英国当局的这种态度感到极度的愤慨和不满。
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九龙大暴乱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事先经过充分而周密的布置后发动的。由台湾直接派遣到香港来指挥和策划这次大暴乱的特务分子几乎动员了全港九和新界的反动力量，由国民党特务分子直接掌握的黑社会组织“十四K党”和逃亡在香港的过去的蒋军官兵是暴徒中的骨干，国民党特务分子并且广泛地动员了“自由劳工”的骨干，甚至还利用了国民党在香港开办的学校的学生。
匪徒们在暴动中规定了一系列的联络暗号，设置了分区指挥站，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徽章符号，以标志特务分子的职位和级别。在组织进攻和退却的步骤等方面，也有整个的行动方案。
匪徒破坏的主要对象是香港爱国同胞所经营的商号、工厂、学校和进步的社团工会。
足以证实国民党特务分子在大暴行中扮演首要角色的证据和事实，委实是太多了。受害者、旁观目睹者，以及正视事实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得到这些罪证。特务暴徒们在杀人放火、趾高气扬之际，似乎并不打算隐藏其臭名昭彰的身份和卑鄙、狂妄的企图，虽然事后有人徒然在狼狈不堪地忙着为他们张罗辨解和开脱他们的血腥罪行。
荃湾宝星纱厂和这个厂的工人是特务暴徒们的袭击“目标”之一，在10月11日晚上，这个工厂被暴徒纵火和捣毁，厂内工人被毒打。事后工厂的工友张明德向记者讲述当晚他在厂内被毒打和身历的情况说：“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发现外面有一队穿黑裙白衬衫的女人对着宝星纱厂门口唱歌，唱“反攻大陆”、“几时回家乡”。大约唱了半点钟，歌声一停就有人向宝星纱厂窗门投掷石块……”
张明德说，他和一些工友被特务暴徒毒打一顿后，又被扣押许久才准返宿舍睡觉。可是才睡了一会，就有一个姓伍的“自由劳工”跑上来。张明德说：“这姓伍的要我们将代工友购买的罐头和土产交出，和这姓伍的一起逼我们交东西出来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都是曾在纵火烧厂时打人的。姓伍的在宿舍还趾高气扬地说：‘这次是我们反攻大陆的初步胜利！’，还气势汹汹向我说：‘哼！你知道我是什么样人，我是军统特务！’”
如果说暴乱是由黑社会策动的，那末竟能有一队黑社会人物整装在誓师出发“反攻”时大唱其“反攻大陆”，然后一声口号才袭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姓伍的这国民党军统特务兼“自由劳工”在“反攻”“初步胜利”之时暴露了他真正的嘴脸。
张明德说，这些情况他在录取口供时全讲给荃湾警署的警察听了，并且警察也记了下来。
许多被打的工人都认得打他们的人是同厂工作的“自由劳工”，这些“自由劳工”当时装束惟一的改变，只是在胸前扣了个国民党徽章或双十徽章。而所谓“自由劳工”，尽人皆知是国民党控制的，有许多头子本来就是国民党特务。
人们都不会忘记在荃湾一条行人道上的一个洋灰柱子上的又一国民党特务杀人血证。在暴乱大惨剧过后几天，在受害同胞血迹未干的荃湾大街大同皮鞋公司门前行人道柱上，赫然发现用血书写的几个大字，其中有几个字已模糊不清，但是“杨佛养”三个字却仍可以辨认。在字旁有三个血手指印，柱子下面，是一滩血迹。这是一个被毒打将死的工友用自己的鲜血写上的。
“杨佛养”是一个人名，他是臭名昭彰的国民党特务和所谓“自由劳工”头子。他杀人后至今仍逍遥法外，这两天且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荃湾。
这难道又是能辩解、开脱的罪证？
国民党的旗子在暴乱中成了有着一切特殊用途的标志。比如，在暴徒群中穿梭来去，指挥策划暴徒行动的黑汽车，车上贴的是国民党旗，车中的神秘人物胸前佩带的是国民党徽或双十徽章；走在暴徒“行列”最前面，引领暴徒向学校、商店袭击的，是手持着国民党旗的人；甚至当一个暴徒被军警击毙后，特务分子在他尸体上也覆盖上一面国民党旗。除了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外，谁还会把国民党旗帜作为杀人放火的旗号？
特务暴徒在暴乱中的一项“杰作”，是强迫店户和过路的汽车张贴国民党旗，而那些强贴强卖的纸旗，有许多是远来自台湾兴中书局和台湾AA书店的。更其明目张胆的是，作为暴徒首领的国民党特务竟然在强迫人家买旗后签发一纸通行证。比如，有一辆车子买来的一张通行证就是这样写的：“此车中立由本人负责管理并已购国旗乙帧希各位注意勿生意外是祷。CC中三青总——逸君留条”。
自称“CC中三青总”人物的国民党特务能够签发汽车通行证，这除了证明国民党特务分子是这次暴乱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以外，还能证明些什么？
这儿再摘录一位在荃湾暴乱中死里逃生的搪瓷工人的目击、身历情形，他当事发时正在搪瓷工会内。
这位工友说：“当暴徒开始暴动时，望见芙蓉山、中华学校（一所国民党办的学校）和南海纱厂三处的牌楼灯饰一亮一黑，好像在打讯号似的。八点钟左右，出现第一批暴徒，向我们会所投石。后来暴徒分三路进攻，当时就看到会所斜对面的一间屋子楼梯口斜伸出一面国民党大旗来。”
会所被攻破了，有二十一个工人被特务暴徒劫走。这位工友说：“暴徒把我们毒打一顿后，就用布把我们连环缚住，从众安街赶到中华学校前，迫我们向那‘庆祝双十国庆’的花牌跪下，一路上暴徒在头子指挥下喊口号，什么‘打倒共产党’、‘蒋总统万岁’等，还强迫我们喊。有些人不肯喊，暴徒大为震怒，要将这些人打死。在中华学校门前，特务向我们‘训话’说：‘你们还未知死？反攻大陆也不知？’又有的说：‘过去七年来的教训，我们今天最快乐啦！’这时从中华学校里播送出国民党党歌。……”
凭最简单的逻辑可以知道，黑社会人物是不会高叫“蒋总统万岁”的，更不懂怎样向人“训话”“反攻大陆”的“大计”。国民党特务的丑恶、狂妄的原形在这儿又毕露了。
上面引述的事实不是孤立的几件，而是无数类似事实中的几件；身历和目睹这些惨痛事实的人，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几百、几千、几万个。
从九龙暴乱事件一开始，香港英国当局就对制造暴乱的国民党特务分子采取纵容的态度。香岛中学被暴徒袭击焚毁的经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香岛中学的旧校舍正好在香港英国警察局九龙总部的斜对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10月11日，百多个匪徒居然能够连续六次向学校进行火攻，而直到最后一次才受到警方的干预。在榕树道的新建教学大楼，自当天凌晨零时二十五分开始被匪徒包围之后，该校就不断地用电话报警。从零时二十五分到四时该校电话线被割断时止，共报警达三十多次，但四个钟头中始终没有一个警察到场。警方在电话中的答复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他们或者说：“我们这里派不出人，没有办法！”或者说：“我们也受到匪徒的攻击，现在无法救援你们！”更奇怪的说法是：“我们不认得路，无法到你们那里去！”
同香岛中学一样，在11日这一天被焚烧、捣毁的工厂、商店、学校等有几十个。很难设想国民党特务分子在一天之间，竟能在这么广阔的地区，向这许多单位进行广泛的袭击而没有受到香港英国警察的干预，可是，事实的确就是这样。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不能不令人怀疑香港英国当局是故意地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在九龙地区制造这样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香港英国当局曾经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已经竭尽了全力了。”可是，他们却不敢说明为什么这些单位在报警之后，要等待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以至四五个钟头才有警察到来。
暴乱一直延续到10月14日才基本平息，在暴乱的三天中，国民党特务分子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许许多多无辜而善良的同胞被杀害，财产的损失更无法计算。
可是香港英国当局在暴徒暴乱之后，一直忙于文过饰非，推诿责任。对于元凶祸首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不加逮捕，甚且公开地替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罪行掩饰，胡扯一些诸如“两派华人之间的冲突”之类的荒谬论调，否认这次暴动是由国民党特务分子所策动和组织的，虽然已经揭发出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是无可置辩的。
香港英国当局曾经逮捕了四千多人。这些人中，一部分是胁从分子，其余是违反戒严令的普通居民，其中又有一部分是完全无辜的工人，也被不分皂白地带到集中营里去。到现在为止，约有三千人已被释放，在经法庭审讯的被捕者中，有些胁从分子，只被判了极短的刑期，有的只被罚了一点款，有一些干脆签保了事。所以他们之中有些在被释之后，立刻就嚣张地在徙置区“庆祝”，并扬言还要“再来”。
香港英国当局不去逮捕祸首，却派遣全副武装的英警先后于10月16日和18日搜查了纺织染业职工总会、摩托劳工子弟学校和沙模工业维新社，将会中的一些工具取去。在搜查时英警采取了极其粗暴的态度，叱喝在场的工友和教师。香港英国当局的这种态度是十分令人怀疑和不满的。
在公布暴乱中死伤人数的事情上，香港英国当局同样采取了极力掩蔽事实真相的做法，比方，它公布的死亡数字就缩小到只有六十人！而事实上仅截至10月12日，九龙公众殓房就已经检获了四十一具尸体，这些尸体并不包括在荃湾暴乱中死去的人和在九龙医院及荔枝角医院中伤重死去的人（香港规例：凡在街上当场毙命的死者，应送公众殓房，但在医院中死去的人则不送公众殓房，而直接寄存医院殓房）。另外，根据时代通讯社的报道，在新界沙岭坟场，10月14日已经埋葬了六十九具尸体，15日粉岭和合石坟场又埋葬了二十九具，16日，这个坟场又继续埋葬了几具死尸。这些尸体大都是遍体鳞伤，有的头破脑裂，有的断臂折腿，惨状令人不忍卒睹。香港英国当局的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无法不令人怀疑他们是想替国民党特务分子埋尸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