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两种慷慨
高植
有两件慷慨事，一件是关于请客吃饭的，见10月1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另一件也和请客吃饭有关，见同日北京日报第三版。
第一件是铜官山矿务局的党委书记和局长们的那种请客吃饭。他们欢喜请客，找窍门请客，为请客而请客，并且请的非常慷慨。任何节日、会议、参观、来访，以及迎新送旧，都是请客的借口。每次请客，好菜美酒、点心水果，都“吃不完”。吃喝之后，还要请客看戏，看电影，看马戏。
他们请客，有几个特色：一是请客次数多，二是酒席桌数多，三是好酒好菜香烟水果分量多，四是饭后文娱活动多，五是陪客特别多，六是花钱多。不过也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就是还有着国家财务制度的约束，“有时报销不那么顺利”，这使那个党委书记也只好“无限感叹”。
第二件是北京棋盘街汽车站售票员赵兰芬的那种请客吃饭。有一天晚上，石景山钢铁厂一个工人的妻子带着孩子，没有赶上末班车，手头又没有多钱。她没有吃饭，没有住处，很感为难。就在这时候，赵兰芬慷慨地让这个女乘客带孩子在他自己家里住了一宿，还请客人“舒舒服服地吃了顿晚饭”。
这两种请客虽然都慷慨，但是大有差别。
首先，铜官山矿务局党委书记和局长们请客，用的是“公家钱”。售票员请客，用的是自家的钱。用公家钱请客，如其请的必要，就是应该的，如其不必要，就是不应该的。那末书记、局长们请客，是不是必要的呢？在许多次的请客之中，也许有几次是必要的。但是次数那么多，排场那么大，这显然是浪费国家财力，既不必要也不应该了。他们是在慷他人之慨！慷国家之慨！至于售票员那次请客，既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其次，从被请的人那方面来看。上述书记、局长们请客，是找窍门、找借口请客的。并且客人少，陪客多。客人和陪客都没有被请的必要。这种作风，除了会养成某些人“以公济私”的坏习气而外，还有什么好处呢？至于那个工人的妻子，她是在万分为难的时候，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请去吃饭的。工人的妻子感到新社会里人情温暖，向她丈夫、向其他工人们说说这件事，必然会使他们更加热爱新社会，在生产上更起劲。
在新社会里，我们也还需要慷慨。但那要是救人之急的慷慨，雪中送炭的慷慨。以公济私，浪费公款，慷国家之慨，是千万要不得的。
可能，那位党委书记和局长在其他方面还是好的，但是，铺张浪费总是错误的。我想，他们都应该有勇气改正错误。而第二个、第三个赵兰芬，我相信，也一定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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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点观感
日本 内山完造
概括说来，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比如说大，并不是说绝对的大，而只是就比较而言，如说比起甲来，乙是大的之类。小也同样，如说比起乙来，甲是小的之类。美国是个大国，但比苏联却要小；日本是个小国，但和摩纳哥比起来，却又是个大国。因此，判断事物不作这种相对的比较就会失掉正确性，这是我的常识。
在1947年以前，我曾在上海住过三十五年，其间约有十七年是在中国各地旅行。但既不是作军事间谍，也不是调查政治借款的担保物件，我只是作我的生意——为眼药作广告和贩卖眼药而走了很多地方。这其间，中国人当然也有看了广告来买眼药的，但人数极少；这点和日本人很不同，在日本，只要作了很巧妙的广告，大体上货物就会畅销的。知道了这点之后，我就不再去作广告，而采取了薄利多销的赊卖方式，对方拿了眼药去，卖亏空了的时候，损失由我这方面负担（我把这笔损失就算作了广告费）。在赊卖上，日本人常说中国人没有信用，可以说这完全成了日本人的一般认识。但我觉得中国人是正直的。所以才开始了赊卖。说实话，作眼药生意期间，也确有使我相信这点的证据。我的妻子作为副业开始经营了一个小书店，即内山书店，因为我俩都是基督教徒，既然相信眼睛看不到的神明（中国称之为上帝），那么，相信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我们一切都相信顾客，而采取了赊卖主义，任凭顾客什么时候付钱都可以。结果，我发见了中国人是可以充分信任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就相对的比较而言。内山书店的赊卖方式，任凭顾客什么时候付钱都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也是后来的事。方才说的在作眼药生意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了可以大胆信任人们，所以就断然地停止了大作广告的办法，而采取了实物赊销、包赔损失的办法，这样一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并没有错（这方法是通过药店向顾客卖眼药，而不是大作广告，直接招徕顾客）。
具有这样经验的我，在三十五年当中，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是形成了一种看法的。
1947年，从上海只拿着一根手杖被强制归国以后，只经过了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1953年，关于在华日侨归国问题，因日本和中国尚未恢复邦交，所以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向日本国民进行了交涉。可是在日本，不管任何时候，发生了任何事情，同外国进行交涉都非政府出面不可。人们一般认为：不经过政府而由人民直接处理问题，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此，发生了种种问题，议论纷纷地乱了一阵子，最后才决定由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个团体代表日本国民来和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交涉。当时，我也作为代表之一，经由香港坐了七十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当时我完全为新中国的姿态震惊了。曾经被说成是老大国或睡狮等等的中国，曾经被日本人傲慢地轻视过的中国，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年青的中国了。男女老幼一色穿着人民装，人民都投身于劳动热潮里。而且那种劳动态度，简直无法和从前工人们“磨洋工”的态度相比，那是非常认真的劳动态度。我在北京逗留了三十五天，向日本各方面发出了六十五封信。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有一种紧张气氛。我第一次知道了革命原来会把人改变得如此不同，如此认真起来的。从那时候起，经过三年，我又参加了这次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因为是由广州坐飞机飞到北京的，所以未能看到地上的详细情形，但来到北京之后，使我大为惊异的是，1953年那种紧张气氛看不到了，而是变得非常从容了。我开始以为这是一种革命的后退或紧张的逆转，但再静静地观察一下之后，才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既不是革命的后退，也不是紧张的逆转，而是一种雍容不迫的姿态，亦即政治上、社会上充满了自信的一种姿态。可以采取这种姿态的原因之一，我从手里拿的一个火柴盒上发见了它。现在的火柴，从外表看去，盒子变得非常小了，大体上只有从前的火柴盒的十分之六大，其中装的火柴杆也变细了，大约比从前的细了一半，长短也只有从前的四分之三左右。盒子小了，火柴杆细了，短了，但装的数量却大大增加了，从前一盒火柴只装五十根左右，现在则装百根以上。这样，据说每年可以节省四十五万吨木材。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四十五万吨这个数字固然很大，但使我惊异的并不是这个数字。使我惊异的是，能够注意到火柴这样微末的消费品的这种注意力。一方面在进行那样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又能注意到这样细小的问题，这种注意力是我们日本人一下子想像不到的。使我惊异叹服的，正是在新中国的大建设里，连这种微小的地方也不放过的注意力。
以这样细心的注意，来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实在是现代的一种伟观。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以这点，作为我这次访问中国的一点观感吧。 1956年10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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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炬和毒焰
康濯
近几年来，和平的火炬正日益温暖着人类的心灵，友谊、文化和经济的交流，正以雄阔的步伐走进地球的各个角落。我们看到各国人民贸易的频繁和各种国际博览会的空前轰动的盛景，看到许多国家的电影和艺术，使得亿万的人如醉如痴地倾心。目前，另一支和平自由的火炬——举世瞩目的奥林匹克火炬，又在希腊的奥林匹亚山上点起，并且正向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所在地传送。然而，正是在和平的火炬照得更亮，并且恰恰是在眼前这支奥林匹克的欢乐的火炬刚刚点燃的时候，英法帝国主义竟胆敢在埃及挑起战火，硬把一股侵略的毒焰跟和平欢乐的火炬对抗着弥漫开来。
英法的侵略行为自然不是局部的事件。转眼之间，我们看到天地为之一变，看到黑色的灾难降临到亚非两洲的广大地面，降临到世界上许多的花园和家庭。甚至象征着和平自由的奥林匹克火炬的传送，也因为英法侵略的战火，而不得不将要延迟几乎一天才能到达运动会的所在地墨尔本。
强盗的抢劫总是蛮不讲理。伦敦的首相和巴黎的总理决不会承认自己是强盗。他们说，他们在埃及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证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可是，这条运河的航行，即使在过去的世界大战中也没有停顿过；在最近埃及正当地收回运河的主权以后，尽管西方的绅士多方报复，并且叫嚷着埃及无法保证运河通航，埃及人却以杰出的行动使航行毫没间断。而最不留情的事实，倒恰恰正是英法策动以色列进攻埃及并且自己也开始了军事侵略以后，艾登们和摩勒们的飞机亲自炸沉了运河上的船只，终于阻塞了运河的通航。英法绅士们的这种行径，实在比干脆蛮不讲理的强盗还要低下，还要肮脏和腐臭。
我并非要以腐臭和肮脏来辱骂什么，我不过想要说明帝国主义的结局终于不能不是肮脏和腐臭。艾登和摩勒们惯于一再重复地以挑起侵略毒焰为得计，并且硬要强迫自己忘记过去，忘记过去的一切侵略毒焰都在在被和平的火炬烧毁的事实。这些老牌的帝国栋梁，今天也许仍然以为一个埃及算得什么，却不知道全世界的人民在历代以来的时日中，在小学和中学的课堂上，就倾心于美丽的金字塔和奇妙的尼罗河泛滥；而今天埃及人民在取得了独立并以凛然的正义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以后，殖民者的威胁只不过使得埃及更加坚强地屹立，并使得自动报名前往支援埃及的水手遍及一切国家的海港与码头。在目前，在巨大的侵略毒焰点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英法人民反对战争的浩荡声势，是英法的伞兵在埃及土地上被歼。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埃及和阿拉伯人民紧急动员之情振奋着全球，一切正直的人都在欢呼埃及部队击毁英法飞机和兵舰的战绩；我们还看到一艘埃及兵舰在地中海被侵略者击伤后自己炸沉的壮烈行动，更激励着亿万的人把和平的火炬举得更高；此外，关于埃及人民的情绪，就连合众社也不得不发出如下的电讯：尽管开罗整天遭到侵略者的空袭，“这个拥有三百万居民的巨大城市的公民们仍然表现了惊人的镇静和顽强”。这就是保卫和平的火炬和侵略战争的毒焰的分明的对照。相形之下，帝国主义者的结局，难道不是很清楚么？
帝国主义的结局，还满可以从我们中国的事实找到例证。我们曾经长期地尝尽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滋味，我们也终于战胜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今天，当我们从自己的经历和良心出发，抑制不住地走上街头，同全世界人民一样举行反对英法侵略和支持埃及正义斗争的示威游行的时候，埃及驻我国大使拉加卜先生，在北京曾因“看到几十万友好的中国弟兄们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丢着自己的工作到这儿来开群众大会”，而流露了深深的感动；不仅如此，我们的许多同志却还要在游行以后，在夜晚休息的时刻，自动地甚至是偷偷地补上白天丢下的工作。我们首都的东交民巷在历史上曾经是毒焰冲天，以至我国人民几乎都没有权利走过这条街道；而今天，东交民巷的英国代办处却不能不在我们游行队伍的和平火炬照射下变成冷落荒原，相反地，同一个浩荡的游行队伍通过向同一条街道的埃及大使馆的慰问，却使我们六亿人民和尼罗河两岸人民的友谊和力量联结在一起，并把保卫世界和平的火炬举得更高。想来北京东交民巷的历史，对于伦敦和巴黎的绅士，该不会是毫不熟悉的吧！即使只从这条街道的今昔，也就足够全部预示帝国主义的结局的了。
埃及的战火必将使保卫世界和平的火炬烧得更旺，举得更高；必将使侵略的毒焰毁灭得更悲哀，更惨重。坚强的埃及人民，必将在自己英雄的斗争中，在全世界人民和我国六亿人民的全力支援下，给全人类带来更为珍贵的贡献；而西方绅士们的灵魂和嘴脸，到头来必将显得更腐臭、更肮脏。 1956年11月6日深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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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和平大路上飞奔
靳以
左边是长满了麦子的田野，右边也是长满了麦子的田野，微风从麦梢上轻轻滚过去，像大海中翻动着不尽的绿色的波浪。在麦海的中央，就是那宽坦的和平大路，它是另外一条从长春通往汽车厂的道路。
十二辆解放牌汽车，带回长春市几万人的欢呼，也带回来几万双热爱的目光。花束捧在车上每个人的手里，五彩的纸屑沾在每个人的发尖上，汽车快乐地鸣叫着，有节奏的马达，轻快而动人地在歌唱。好适意的风呵，扑着人们的脸，也扑着人们的胸膛，每个人都要齐声歌唱，唱出来心底的欢快，唱出来工人们热情劳动的篇章，唱出来今天已经实现了六万万人的愿望，唱出来我们亲爱的祖国和亲爱的党。
这和平大路将通向祖国的各个地方，让解放牌汽车忘情地飞奔吧，让它不分昼夜地飞奔吧！让它在国庆节奔到天安门前的广场。天安门上站着我们敬爱的毛主席，要是毛主席的手向它挥两下，要是笑容在每个看到它的人的双颊上开两朵花，它就有了更大的勇气和力量，更欢腾地向前飞奔。
让我们的汽车奔驰在西北的大戈壁上，那里海市蜃楼已经降落到地上，新兴的城市像沙漠中一朵朵的花，让我们的汽车像蜜蜂一样地在它们中间飞来飞去吧。让我们的汽车开到柴达木盆地，让我们的汽车开到克拉玛依，今天为勘采石油的人们送去足够的食粮，明天金子般的石油像不尽的长江流向全国每一辆汽车的油箱。让我们的汽车穿过了噶尔穆到了西藏，为我们大家族的兄弟送去茶叶和布匹。让我们的汽车开到了平地上的龙日农场，送去新式农具和千万人的问候，带回来丰产的新粮。让我们的汽车穿过千万年没有人行走的道路，惊散了成群的野兽，把鲜花和情书送给那些可爱的勘探的姑娘，让我们的汽车开到海防前线和国境，为日日夜夜保卫祖国的战士们送去六万万人民的感谢和御寒的衣裳。
不要忘记我们海外的同胞呵，让解放牌汽车远渡重洋，驶到侨民的身旁。让他们坐上祖国的汽车，在异邦的土地上奔驰，让他们吐出胸中多年郁积的闷气，让他们脸上闪着炫耀的红光。
让老年人感慨地想到中国已经结束了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让那些和新中国一齐诞生的孩子们，从他们识字的日子开始，就认识了顶着五星的解放牌汽车，念得出车头上“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
让我们的解放牌汽车在世界上的和平大路上飞奔，把和平和幸福带到每个爱好和平人民的身旁。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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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萨迦格言
正直的人虽然碰到生命的危难，
也不会捐弃自己的本性；
天然黄金虽然经过烧熔冶炼，
怎么也不会改变它本来的颜色。
胆小的人不管聚集了多少，
也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
泽江草不管捆了许多，〔注〕
也不能充当大厦的栋梁。
注：泽江草：草名
王尧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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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泽渔民（国画） 刘海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