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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伟大的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先生
王葆真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思想和主张，三十多年来被国民党反动派假借、利用、歪曲、诬蔑以至完全背叛，有如日月的光明，长时期间被沉霾昏雾所隐晦。幸赖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独立、自由、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立即向更加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使中山先生的理想得以实现，并使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主张重放光芒。
我是一个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始终坚决信仰孙中山的七十六岁老人，在追怀孙中山先生一生革命事迹时，充满了崇敬和钦佩的心情，从而想到追随先生革命的几件事。
1905年，先生由欧洲至日本，留日学生千余人，在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先生演讲。当时先生演讲的大意是：清政府丧权辱国，断送了香港、九龙，割让了青岛、威海卫；今日卖一矿山，明日卖一铁路；列强的瓜分势力，引起了日俄战争；台湾、旅大的割让与租借，已伏着强邻吞并的危机。同胞如不起而自救，清廷是宁肯断送主权于外人，也不允许人民参政的。立宪派以乞求的方式希望清廷变法图强，戊戌政变，结果使六君子作了牺牲。我们今日只有决心奋起革命，才是救亡的道路。留学生们听了这一场诚恳透辟的演讲，无不认为先生的伟论卓识是很好的革命救亡办法。衷心敬佩，愿尊先生为革命导师。许多留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有的准备回国作实际革命工作；有的在东京作宣传工作；有的读书研究，准备为革命致力。
辛亥年3月29日广州举义失败之后，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将届毕业，因被同志公举担任华北革命运动工作，遂放弃毕业考试立即回国。冒着敌骑的侦缉，奔走于大连、沈阳、吉林、哈尔滨、天津、北京之间，三至滦州，终于发动了滦州起义。这时袁世凯被清廷起用，派一个立宪派的名士和河北籍一个翰林去邀我，欲引诱我离开革命，被我严辞拒绝，旋即赴大连转往南京向孙先生报告北方情况，这时孙先生已就任了临时大总统。
孙先生对北方起义和牺牲的同志表示深厚的同情和哀悼。谈起袁世凯时，我表示反对与袁世凯妥协，我说袁世凯绝对不会实行民主共和，必须做好北方革命，否则革命必被袁世凯破坏。先生鼓励我说：北方同志是能坚持主义，不辞艰险劳苦、始终为革命奋斗的。令我为同盟会燕（河北省）支部筹备主任。是年6月先生北来津、京，宣传民主政治的要义，并到石家庄亲临吴禄贞的追悼会，受到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这里应该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临时参议院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参议院的议员，大多数系由各省咨议局推荐而来，多非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只因清政日非，革命的形势已占胜利，他们相约到沪，托名为各省的代表，组织了临时参议院。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参加过实际的革命运动，也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意义，更不能深切地理解中山先生革命主张，反而轻视先烈流血的意义。参议院否决了大总统交议的财政案，使革命事业陷入困境，反而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并选袁为大总统。中山先生明知袁不可靠，但因为参院议员及一般庸俗的政客，不能理解革命的真义，且为倡导民主政治，遂屈从参议院的意见，被迫辞去了大总统的职务。
帝国主义者惟恐中国革命成功，在辛亥冬季，已由德国供给军械两列车，经俄国铁路运北京。及袁就大总统职，迭更内阁，改由心腹赵秉钧任国务总理时，帝国主义者乘机供给袁政府四国大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从而掌握了中国盐税大权。袁即用卖国的赃款以摧毁各省革命力量。倘若没有帝国主义者供给袁逆的军火和借款，辛亥革命尚不至失败这样的快。结果国民党和一切政党都失败，只有帝国主义者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几十年的盐税，阻碍了中国几十年的进步。
1917年6月，我在上海莫利爱路谒见孙先生，在座有廖仲恺同志。我痛陈几年来的军阀祸国，今后非扫清军阀，革命不能成功，必须建立绝对信从党义的人民武装军队，才能使革命事业有保障，否则我们只受军阀利用，依靠军阀为转移，革命前途就太危险了。先生很同意我的说法，并说我们应该这样作。当时先生决定携带国会议员赴广州组织政府，再定北伐大计。先令我回津招待国会议员南下，我即遵嘱回津办理。招待几百个议员南下后，即赴广州护法，选举先生为总裁。当时总裁有七人。先生主张准备北伐，两广军队不能协作，有南北妥协之议，先生离粤赴沪曾发出一个电报说：“南北军阀一丘之貉”。当时我在广州本着先生革命的精神写过一本反对南北和议，主张坚决革命的小册子，希望南方的同志们坚决贯彻护法革命的主张。
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后，护法革命的局面很少开展的希望，1920年我离去广州过沪北来，晤见先生请示今后革命方向，先生说：国民党的同志们很少有像辛亥革命时期那样英勇牺牲的精神了，只用旧办法，是没有成功希望的。我们必须把三民主义讲解清楚，同时必须联合苏联，取法苏联的革命办法，联合工农大众，唤起民众共同奋斗。要想获得革命成功，仍要发动人民革命的武装，才能树立革命的力量。我由沪返津，即遵照先生的指示逐步进行。1922年国会三度复活，我在国会建议恢复中苏邦交，力辟反对苏联的言论。
1924年冬，中山先生北上至津，我去欢迎，并请示贯彻三大政策的办法，先生恳切指示，并谓今后一切惟有“以俄为师”。中山先生平生爱写“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段，是人所共知的。他在伦敦和巴黎的时候，早就读了各国的革命史和各种革命的理论，阅读西文书籍有关革命理论者至一百多种。也曾与社会主义的人士相往还，他写的民生主义一章，曾这样讲：“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他又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又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这说明了中山先生是非常地崇尚爱护社会主义。
国民党的改组，邀请中国共产党合作，订立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虽有若干人持异议，他毅然决然，接纳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参加党内，共同担负党里革命的任务，他曾表示宁可离开国民党，也不愿离开共产党，这说明他是如何地爱护共产主义的真理，认为离开了共产党，革命便不能成功。
先生逝世后，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先生，就是我们不能把先生的主义和政策发扬光大。至于反动派背叛先生的主张，叛党叛国，残害人民，我们又未能起而纠正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就不能辞其罪责。我在十几年前就一直这样想，因此辞去了反动政府的官职，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我觉得惟有纠正了反动派的罪责，才算不辜负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他对同志们的期望。1949年春，我在上海监狱中，时常这样想：国民党对不起人民，如果多有几个人为了反对反动派而坐狱而牺牲，庶几可以把国民党的罪过减轻一些。在狱中我曾写诗抒发自己对中山遗教的感慨：
遗教诵前贤，三民久废然。
明珠投瓦砾，荒草埋华钿。
欲续招魂赋，难吟革命篇。
黄花祭何用，先烈太堪怜。
解放后，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领导中国的革命，由民主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一步一步的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孙中山先生多年理想中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今朝不但成功，而且质量更高，办法更好；他多年理想的建国方略，费尽多少心血，一样也未得实现，今朝铁路四通八达，汽车、飞机都能自造，重工业产品完成计划，科学进军，一日千里……中国国际的威望，空前的提高，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致赞颂中国的成就。孙中山先生如果活着，他一定喜欢看到国民党的同志们愉快地和共产党团结合作，全心全意地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精神，亦将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前进而与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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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中山先生
马湘
我第一次会见中山先生，是在美国和墨西哥交界的地方——也梳。这个地方并不大，可是有很多华侨聚居在这里。中山先生来的那天晚上，我和些十七、八岁的青年都到致公堂听中山先生演讲。他讲得并不很多，但是他那激愤的演词，使我很受感动。讲演完毕后，我走向中山先生问他：“我跟你参加革命好吗？”“你这小孩子有胆量吗？闹革命要流血、要牺牲的啊！”“只要跟着先生，我粉身碎骨也不怕！”“要是你有志气的话，我可以写封介绍信，你去日本，到了日本去找陈少白、廖仲恺、朱执信，他们一定会给你安排工作。”
以后不久，我就参加了华侨义勇军，从加拿大温哥华搭船回国。船到日本时，由朱执信、陈少白接我们登岸，在日本受军事训练。我们一起三百多人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餐馆里的服务员，农场的工人、猎手，由于大家的情绪很高，仅仅训练了五个月，便掌握了军事技术。
民国6年，船到上海，中山先生亲自在张园开会欢迎我们。他说华侨乃革命之母，没有华侨的支持、赞助，很难有今天的成功，当时形势比较紧张，朱执信为了保护中山先生的安全，便挑选了我出来当中山先生的警卫员。从此我便有机缘与中山先生接近。
中山先生非常好学。除了日中处理一些公事，和会见一些客人之外，常是手不释卷。有时为了搜集材料，他穿上黑布鞋，手持拐杖由环龙路一直步行到北四川路的旧书摊里买书。书买得太多了，就雇一部马车拉回来。
中山先生也很会安排他休息的日子。有一次休假，他为了好好地玩玩，特地约了陈少白几个人到杭州旅行。到了杭州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杭州警察局知道中山先生来了，赶忙派了几个警察来保护。中山先生打趣地说：“为什么我连休息你们都不让我好好地过，我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何必搞得大惊小怪，快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在这假期中，他尽情地去游玩。
另外有一次在广州，有一些华侨和香港的资本家（过去曾帮助中山先生革命），到大本营访问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邀请他们去游鼎湖山，孙夫人和魏邦平夫人坐在树下谈话，中山先生和那些华侨在瀑布下游泳，游完之后，自己蹲在水旁洗底衣底袂，我抢着要替他洗，他说“我不会吗？我洗得比你清洁一些吧！”
过去我们华侨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支持中山先生的革命，为的是希望有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现在，中山先生的理想一一实现了。我们要告慰中山先生，我们一定秉承你的遗志，把祖国建设得又富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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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县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制观念的建议，
阳春县保证按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新华社广州8日电 广东省阳春县人民委员会最近召开全体会议，根据阳春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建议，作出了纠正过去长期不遵守法律规定时间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人民委员会会议的错误的决议。县人民委员会除了保证决议的执行以外，并组织视察组，督促各乡人民委员会按时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阳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1954年6月召开的，直到今年1月才召开第二次会议；县人民委员会从今年1月到9月份也只开过三次会议。这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关于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二次，县人民委员会会议每月举行一次的规定。阳春县人民检察院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县人民委员会领导人员法制观念不强，往往借口中心工作忙，不正确地以干部扩大会议代替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人民委员会会议。这就使得人民权力机关不能正常行使职权。
阳春县人民检察院所发现的情况，已引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重视。省人民检察院随即对全省情况进行初步检察，并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提出提请书，要求责成所属各级人民委员会进行检查，使有关干部得到一次法制教育，保证今后切实执行按期举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会议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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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守卫在中山陵旁
本报记者 张竞 甄为民
在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前，我们访问了南京中山陵的工作人员范良、丘有。他们两人过去给中山先生充当卫士，以后，长期地看守着中山先生的陵墓。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们，使他们三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卫士的岗位呢？这就是中山先生伟大的地方。
如果说，中山先生曾经给他们什么好处？那末，这个好处就是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当他们第一次在越秀楼（现为中山纪念堂）为中山先生站岗的时候，中山先生曾经亲切地问过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你想做官吗？”答复是“为了救国”。中山先生笑了。先生常常教育他们做“人民公仆”的大道理，“人生要以服务为目的，不可以夺取为目的，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业。”
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即中山大学前身）、黄埔军校、广州第一公园等地的无数次演说，曾经“感化”过他们，使他们相信了后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更使他们感到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中山先生不畏买办阶级陈廉伯商团的罢市和反革命陈炯明的叛变，而对于自己的部下，又是那样的仁慈宽厚。中山先生不允许亲近他的人称他为“大总统”“大元帅”，而要他们称自己为“先生”。先生出发演讲，看到汽车窗外站立着卫士，很不习惯，往往因此而和卫士一起步行到学校中去。在南华寺，先生和卫士们共同吃过冬菇稀饭和烤小猪，在白云山郊游，先生发起组织卫士队的登山竞走。这些平凡和琐碎的小事，却处处使卫士们受到感染而永志不忘。
中山先生死后，那一些口念“遗嘱”而心怀异志的人，趁势篡夺革命果实，而这些曾经在精神上深深受过中山先生感染的卫士们，却默默含哀，忠诚地守着中山先生的灵堂。当国民党的大官们问他们“愿做什么官”的时候，他们回答说：“我们是苦出身，不愿做什么官，情愿生死追随中山先生。”
中山陵建成后，陵寝的正门，是一扇四寸厚的铜门，就在这铜门上，装着一把非常精巧奥妙的锁钥，白发苍苍的老锁匠教会四个年青的卫士打开这把钥锁的秘密。每天清晨，他们亲手把铜门轻轻打开，让陵寝换上新鲜的空气，黄昏，又小心地把铜门锁上，默默地向英灵道晚安。
在这四个青年卫士中，有一个就是丘有，现在他已经是五十二岁的老人了，人们还常看见他亲自挑着一担清水，踏上三百九十多级石阶，把陵堂的每一个角落洗刷得干干净净。
可是，当人们和他一谈起过去的年月，丘有，这五十二岁的老人的心里，就涌起了无限的辛酸和痛楚。在他陪着遗灵由北京来南京后的第三年，蒋介石国民党当权者，借裁减冗员，调整编制的名义，便要把忠心守卫着中山陵的二十多个卫士遣散，丘有和原来陪着灵寝来南京的肖洪禧等四人，也列入了编余的名单，虽经再三要求，但交涉无效，最后，四个人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陪伴了三年的中山陵墓各奔前程了。
中华民族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蒋介石丢下了中山先生的遗体，逃到重庆去了。中山先生的陵墓依然屹立在紫金山上，陪伴着先生的卫士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不屈地渡过了八年的灾难。
抗战胜利后，丘有四处寻访故友，通过私人关系，终于在1945年，又回到了中山陵来了。丘有怀着万感交集的心情，一级一级踏上了陵墓的石阶。劫后中山陵的凄凉景象，勾起了他无限的感慨。当他走到“天下为公”亭下，从守陵警察的谈话中，知道就在这亭子下，异族统治者曾经枪杀了他的老战友——坚守着陵墓的卫士刘祥、温燕、黄惠三等多人。再走上去，石级上累累弹痕，还历历在目，铜鼎鼎底洞穿，鼎边刀痕犹在，进入灵堂，四壁萧条，遍地尘埃，陵寝最后那道铜门，已经被刀砍斧削得不成样子。此情此景，一步步紧扣着丘有这个忠实农民的心弦，当他发现中山先生座像的面部被损坏时，已经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呆立在陵前，半天都发不出声来，耳边好像又响起了中山先生的慷慨激昂的声音：“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华民族就得不到自由独立！”这时候，丘有才更加明白了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思想。
“惨胜”之后的中山陵，依然在惨淡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大官僚们，埋怨中山陵建筑得太高，汽车开不上去，很少前来拜谒，献花圈的人就更少了。
一个晴朗的日子，中山陵来了一批穿著朴素、态度和蔼的谒陵人，他们恭恭敬敬地进入了灵堂，献上了花圈，花圈飘带上写着，“孙中山先生灵右。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暨全体团员敬献”。这时，你很难想像守灵的卫士范良的悲喜交集的心情。范良真没有想到中山先生的英灵，却在这时候得到共产党和中山先生的故旧周恩来的悼念和慰籍！
谒陵以后，周恩来同志看到十多个荷枪站立的岗哨，问：“他们是宪兵吗？”范良说“这是马湘处长（中山先生生前的副官，当时担任中山陵拱卫处长）派来的拱卫队，周恩来同志表示非常感谢！”临行前，并交给范良两张名片，要他转交给马湘先生。一张名片上印着周恩来的名字，另一张印着何成湘的名字。
这批谒陵人在范良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那黑暗的日子里，他们脑海中开始出现了一线光明。1949年，南京解放了，从这时起，中山陵才真正的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爱护。
今日的中山陵，虽然从梧桐叶落声中，也能使人感受到深秋的气味，但是那和煦的阳光，那修剪得齐整的苍松翠柏，那植物园里的挺劲盛开的百花，给中山陵带来了秋天里的春天。不久前，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来谒陵，代表周瘦鹃先生曾口占七绝一首：“浓荫夹道沉沉绿，修竹齐松大集成，天下为公今实现，好将斯意告先生”。现在，国内外来仰谒的人逐年增加，单今年1至10月，国内就有一百二十万人，国际友人有四千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主席曾经来到过这里，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也曾经来到过这里。他曾说过：“孙中山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也是亚洲人民的领袖”。
许多青年在陵前宣誓入团，许多少年儿童在雕像前举起了致敬的手，在这许多青少年中，就有当年的青年卫士的儿女。范良现在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卫士丘有现在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他们的儿女，有的在柴达木盆地工作，有的在大学里学习，更多的是在中、小学里读书。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卫士已摆脱了解放前受人冷落的岁月，过着受人尊敬的安乐的日子，他们将更忠实地守护在中山陵前，欢乐地度过他们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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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影片——“伟大的孙中山”摄制完成即将上映
新华社9日讯 影片“伟大的孙中山”今天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影片将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11月12日上映。
这是一部文献影片。它纪录了中山先生毕生从事民主革命的光辉业迹。
影片从中山先生度过童年的地方——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中山故居开始。接着，介绍中山先生早年在国外团结革命志士，先后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不屈不挠地领导民主革命，以及多次组织武装起义，付出重大的牺牲，终于在1911年举行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中山先生被举为临时大总统等情况。
影片拍摄了中山先生的上海故居。中山先生在1912年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逼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这所故居里开始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进行了接触，并完成了“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不朽著作。
影片通过许多珍贵的文献、照片，说明中山先生晚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要发展，特别是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他的深刻影响。
影片介绍了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并发表有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等情况。从影片上，可以看到中山先生亲笔写的“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等字样。
银幕上留下了永恒难忘的历史镜头。其中有三十多年前中山先生在广东省韶关举行的北伐军誓师大会上向士兵发表演说和北上的情景；还有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灵柩由北京运往南京中山陵的真实情景。影片还拍摄了人们永远追念中山先生，国内外著名人士瞻仰中山陵、中山故居的情况。
影片最后纪录了孙中山先生伟大的爱国理想，终于在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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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华侨
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
新华社雅加达9日电 雅加达华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已经在这里成立。在委员会的八十多个委员中间，很多是以前兴中会、同盟会的会员和老国民党员。孙中山先生生前的卫士林国兴先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这次纪念会将在11月12日晚上在这里的体育馆举行。会议大约将有两千人参加，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官员，社会领袖，外交代表和记者。
据悉，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也将在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大城市举行，其中包括万隆、三宝垄、泗水、巨港、马辰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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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生献出演讲录音片
新华社广州8日电 香港消息：香港香岛中学高中三女学生林满玉6日把两张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录音片交给香港“大公报”，托“大公报”转交有关机构献给国家。
这两张录音片是孙中山先生演讲的“勉励国民”和“告诫同志”的一部分，是由“上海中国晚报留声部”录制的。
这两张录音片是林满玉已故父亲二十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亚购买到的，一直被小心保藏到现在。这次她为了响应捐献孙中山先生遗物遗墨的号召，把它献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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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章。
北京市金属工艺工厂承制的一万多枚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章已全部制作完成。这是金属工艺工厂完成室女工们正在进行纪念章的最后检验工作。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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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机关的监督
武汉市人民委员会采取具体措施
事实证明，由政府机关负责人向人民代表汇报工作并与人民代表一同视察工作，是克服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好办法
本报讯 武汉市人民委员会为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最近实行由政府机关负责人向人民代表汇报工作，并与人民代表一同视察工作的办法，这对帮助和督促政府机关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政府和群众的联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9月初举行的武汉市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人民代表对政府工作提出了一千多条意见。在这些意见当中，有许多是过去就提出过的，但因为有的政府机关的负责人不重视这些意见，没有认真处理，以致使许多问题拖延下来。所以，有的代表在提意见时就说：“我这个意见，在前次大会已提出过，这次还是这个意见。如果政府再不解决，下次会议我还提这个意见。”对政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根据这个情况，市人民委员会连续举行了专门会议，布置各局认真处理人民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并组织力量具体掌握和检查这项工作；中共武汉市委也向各局党组发出指示，强调各单位首长亲自动手，深入调查情况，加强配合协作，负责作好这一工作。为了切实了解各单位对人民代表意见的处理情况，又从10月15日起组织了三十位人民代表分赴民政、卫生、教育、房地产、商业等九个局去视察，至20日告一段落。各单位对人民代表这次视察很重视，在视察之前，就认真处理了许多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如人民代表提出武汉大学商品供应不足，教授起早排队买米买肉，妨碍教学。市人民委员会第五办公室王健副主任即亲到该地了解情况，解决了问题。房地产管理局也根据代表的意见，检修了六百七十二栋房屋，并帮助居民调换了一百二十四户住宅。
人民代表在这次视察中，还具体协助政府机关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代表提出汉口中山大道公共汽车组织的不合理，太拥挤；同时要求在儿童医院附近增设车站。这两个问题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这次人民代表亲自和公用局局长，工程师一道实地勘察，初步研究出开辟循环路线减少中山大道搭车拥挤现象的办法；同时也调查出儿童医院附近每日上下车的乘客约在八百至一千人次，可以设站。
在人民代表这次视察中，也具体暴露出某些政府机关领导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如民政局局长将人民代表大会对该局所提的二十条意见，分别向有关人员作了交代，并听取汇报后，就认为问题都解决了。后来，人民代表和局长一同实地视察，却发现一个问题都没解决。使局长大吃一惊，深刻体会到过去坐在办公室里按“常规”批公文，听汇报的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进而转变了工作作风，对人民代表大会所提的意见作了认真处理。
在这次视察中，也发现个别单位的负责人对人民代表的视察不够尊重。人民代表到卫生局听取工作汇报时，卫生局局长不向代表们汇报，而要各科科长和一般干部向代表汇报。汇报完后，这个局长还说：这些情况是各科了解的，不是卫生局的最后意见。引起代表们很多意见。
根据这次视察的情况，中共武汉市委员会于10月29日作了讨论，认为由政府机关向人民代表汇报工作，并与人民代表一同视察工作，是克服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好办法，决定将这一工作定为制度，一个半月举行一次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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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得到妥善安置努力改造自己
本报讯 云南省边疆地区一千四百多个民族上层人物，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几年来，党和政府在边疆地区有计划有分别地将各少数民族中的大山官、王子、上层土司及其属官、部落头人等，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分别地安置在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有的担任了省政协委员、正、副州长、正、副县长、区长；有的担任了文化、教育、翻译等工作。还有四百五十个民族上层人物进了民族学院学习。对于部分生活确有困难的民族上层人物，政府还给了经济上的特殊照顾。另外，还有不少小山官、村寨头人，在他们放弃剥削以后，党和政府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发给了一定的生活补助费，帮助他们转入劳动生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被妥善安置了的民族上层人物，对于党、政府对他们的安置和照顾以及长期团结民族上层的政策颇为满意。他们表示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好好工作，努力改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