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飞机目前能飞多快多高多远
史超礼
自从俄罗斯海军军官莫查伊斯基创造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七十多年中飞机有了很大的发展：它的构造由简陋的木料和蒙布发展到轻而坚强的金属；它的外形由复杂的支撑构件发展到简洁的流线形；它的动力由十多马力发展到几万马力；它的速度由每小时几十公里发展到三千多公里（超音速）；它的用途普及到国防和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它还具有极其多样化的构造型式。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飞机在目前发展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现代飞机的种类和用途是非常繁多的
飞机在目前广泛地应用到国防和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并且它的种类也非常繁多。我们都知道飞机按用途可以分为军用和民用两大类。军用机中有轰炸、歼击、强击和侦察等机种。民用机中又有旅客邮件机、国民经济用机（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用机），还有教练机和体育运动用机等。这些不同的飞机在重量、尺寸和动力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有的重到百多吨，有的不到一吨；有的翼展（由翼尖到翼尖的宽度）大到几十公尺，有的小到只有几公尺。例如一种大型旅客邮件机，可装载旅客二百二十人，座舱分上下两层，有楼梯连通，飞行的总重量（包括飞机本身以及人员、货物、燃料、行李等）约有一百五十六吨。机上装有十台涡轮螺旋桨式发动机，共计可以产生三万五千以上的马力（一个五十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量只不过在一万马力左右）。这种旅客邮件机的速度并不太高，只有每小时五百到六百公里。可是现代喷气式旅客邮件机，如苏联的“ТУ—104，”却可以装载五十位旅客，在一万公尺的高空以每小时八百多公里的速度飞行。
又有一种重型远距喷气式轰炸机，飞行总重量约一百五十八吨。翼展在五十六公尺以上，安装的八台喷气发动机共计可以产生推力三万六千三百二十公斤。这种飞机的最大平飞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一千零五十公里（海平面音速约每小时一千二百二十五公里）。在这个速度下，把推力换算成马力约有十四万。
飞机在国民经济上的多种多样的用途更是我们所熟知的。它可以用来作森林防火，喷药杀灭蝗虫和农业上其他灾害，在农田上喷散肥料，从空中进行摄影、勘察和测量，在海上侦察鱼群，甚至还可以用来帮助考古。
现代飞机的性能是非常优越的
谈到飞行性能，我们总以为鸟类比我们人类要高明得多。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不妨和鸟类比一下到底谁飞得更快、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根据国际航空协会1955年发表的数字，飞机最大平飞速度的世界纪录是每小时1，323公里。这已经超过音速。这是成批生产的喷气式歼击机创造的。至于试验用的喷气飞机飞的还要快。例如一种装有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试验机，今年创造了每小时一千八百十一点二公里的世界纪录。另外一种装有火箭式喷气发动机的试验机，在二十一公里的高空，平飞速度达到每小时二千六百五十公里，约为音速的二倍多。根据报道，最近又有一种同类型的火箭式喷气发动机的飞机，最大速度已超过每小时三千公里。鸟类飞行速度比这要小得多。飞得极快的鸟——鹰的平飞速度（不是俯冲）不过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还不到人类飞行速度的二十分之一。
在飞行高度方面鸟类也较差。喷气飞机升高的正式世界纪录是二万零九十二公尺。前述火箭式喷气试验机曾经飞达二万七千四百五十公尺的高空。这比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我国的珠穆朗玛峰要高三倍多。而飞得最高的鸟——山鹫的飞行高度仅约六千到七千公尺，只有人类飞行高度的四分之一。飞机“一口气”中途不着陆飞行距离的世界纪录是一万八千零八十一点九九公里，差不多等于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来回飞行三次。而飞得极远的鸟如鸽子也只能飞几百公里。由这些数字的比较可知，我们人类飞行的本领远比鸟类高明，实在用不着再去羡慕它们。
以上所说的是有人在里面操纵的航空器——飞机，在飞行性能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若是无人在里面操纵的航空器，如导弹之类，那就飞得更快、更高、更远了。
现代飞机的构造型式是多样化的
现代飞机不但性能异常优越，而且它的构造型式也极其多样化。除了习见的一只机身、两旁各伸着一只机翼的普通型式的飞机以外，还有其他多种多样、平常少见的构造型式。例如有一种飞机没有机身和尾翼，只有只大机翼，这样可减少阻力，机翼上装有两台或者四台发动机。这种叫做飞翼。一般的飞机，机翼和座舱在前，尾翼在后，可是有一种飞机和这相反——尾翼在前而机翼在后，那样可以使驾驶员看得更清楚些。那叫做鸭式机。现代速度比较高的飞机有个大缺点是：起飞着陆必须使用很长的跑道，这就增加了机场建筑的费用，并且造成飞行方面的困难。因此就有了直升机，然而直升机受到旋翼转速的限制，在空中前进的速度不能太快。为了消除这个缺点，现在有了一种直升机式的飞机。它装有两台发动机，螺旋桨比普通的大，起飞和着陆时桨叶和地面平行地旋转，成为两副旋翼，产生拉力的方向向上，使它像直升机那样地直起直落。等到了空中要前进时，这两副旋翼又可以转九十度，变成两副螺旋桨，拉力向前，使它像一般飞机那样地前进，以增加飞行速度。此外还有一种垂直起落的飞机，不像直升机那样装有旋翼，而是普通的型式。不过停放地面时，不是用三只轮子，机身大致和地面平行，“平躺”在地面上；而是机头朝天，机身同地面垂直，用支架支撑着，“蹲”在地上。发动机开车后可以垂直离地起飞，到空中再把机身转九十度同地面平行，像普通飞机那样地飞行。着陆时程序倒过来，先把机头转成朝天，然后再徐徐向地面“蹲坐”下来。
在我们的想像中，若是有这样一种东西，在天空能飞、在地面能跑，那就好了。实际上这种东西已经制造出来了。这就是汽车式的飞机。它的机翼和尾翼是活动的。机身下面有四只轮子，像一辆汽车，螺旋桨装在前面。它能够像一架轻型飞机那样地起飞和着陆。着陆后，把机翼和尾翼卸去，发动机和轮子接合起来，就变成一辆汽车，能够在地面行驶。
一般的飞机的机翼都是平直的，好像一块平板，占的空间相当大。现在却有一种环形机翼的飞机，机翼像一个圆桶。机身用几根支撑件支在中央。机身中安装有涡轮式喷气发动机。机身和机翼之间又构成一具冲压式喷气发动机。这种飞机可以垂直起落，并且可以达到超音速。
以上的型式虽然特殊，但多少还像飞机。可是现在有一种“飞行平台”，看起来却完全不像飞机。它本身是一个不大的平台，人就站在上面。台下装的活塞式发动机，带有螺旋桨，当螺旋桨和地面平行地旋转时，产生的拉力向上，就可以使这平台平地凌空。
由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知道，飞机构造型式的变化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依靠航空科学家、工程师的创造性，可以得到多样化的型式，以适应日益扩大的各种不同的用途。
更高的要求
飞机发展到目前的高度水平不是偶然的。这是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理论研究和实验紧密结合的结果。很难想像没有高速空气动力学的理论研究和超音速风洞的实验会造出形状适当的超音速飞机。如果没有耐高温合金的发明，促成喷气技术的进步，也很难想像飞机会超过音速。当然，缺少施工技术上的发明创造，飞机的大量生产也是不可能的。
飞机进一步的发展似乎是一方面趋向于飞得更快、更高、更远——利用火箭在真空中作星际航行；另一方面则是用途更广泛、价格更低廉、普及到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不用说，这两方面的发展都有赖于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们的进一步努力，把航空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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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著名唱剧“春香传”观后
罗合如
根据朝鲜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改编的“春香传”剧本，早已被介绍到我国来了。我国的越剧、评剧、京剧等剧种都曾上演过这出戏，受到观众的欢迎。现在，朝鲜国立民族艺术剧团来到我国演出唱剧“春香传”，使我们能看到春香的本来面目，这正是我国广大观众的共同愿望。
载歌载舞的“春香传”，充分地显示了朝鲜唱剧的民族特色。它的典雅、纯朴的风味，使人感到亲切、优美。这出戏的特点之一，就是它那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优美舞蹈。如第二幕第二场“爱歌和别歌”中表现的春香和李梦龙的爱情生活：春香走下台阶，看见了花丛，伸出手去摘花；她不是那么简单地伸出手去，而是以右手从左至右地划了一个弧形，伸出怀抱似的手，直奔花丛。这个动作有如京戏中的云手，又不等于云手；是多么美丽的舞姿呵。再如第五幕第一场，春香的妈妈月梅见到李梦龙回来了，很兴奋地带他进入室内的一串舞蹈动作也是很有特色的。月梅踏着舞步，围着李梦龙绕了一个半圆圈走到他面前时，拿起他胸前的带子背在右肩，两人踏着相同的舞步进入室内。这又是多么巧妙地表现了他们的欢乐情绪。
从这出戏的演出中，我们能看到导演的处理和演员的表演有机地结合成一个个的动人场面。如第二幕第一场“百年佳约”中，李梦龙取过纸笔写字，春香在一旁对着柱子凝思，婢女香丹送上酒；等到妈妈朗读婚约证书时，春香渐渐地坐下，感到终身已定，于是为李梦龙斟酒敬上；立在室外的房子
（李梦龙的仆人）骤然以手抚膝作笑。仅仅在这两分钟的时间，细致地、紧凑地传达了春香、李梦龙、妈妈、香丹和房子他们为这件美满的婚事而高兴的、各自不同的复杂心理。在这出戏的演出中，几次不同的会见场面更是各有妙处。如第四幕，李梦龙在路旁遇见房子；这时，他还不晓得春香受难，又是化装成乞丐，所以用扇子半遮面地和房子开玩笑。等到房子认清了他，这个幽默有趣的房子一点也不像平时那样活跃，而是默默地盯视着李梦龙，俯身下拜。李梦龙得到春香受难的消息去看妈妈月梅时，正当她在对神祈祷，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两人由远而走近，妈妈更是兴奋地长叫一声奔向李梦龙。就在这一场中，紧接着是香丹从外面回来见到李梦龙，这也是她完全料想不到的。她猛吃一惊，悲喜交集，伏地大哭，香丹此时表现了如见到了受难的主人一样的感情；因为在她看来，春香和李梦龙是分不开的。这两人的相见，一在室中，一在室外，地位的处理亦颇别致。这之后，就是春香和李梦龙的两次见面了。在狱中，春香挣扎地举起被刑枷久压的手，和连忙赶进狱门抢步上前，从牢门的小洞口伸手进去的李梦龙相见，这个握手相见的动作虽然简单，却意味深长。他们夫妻的第二次会见是在大堂之上，这也是春香想像不到的。春香的倦眼迷离的姿态，和在这种场合相见的惊喜，表现了她受尽摧残折磨，终于因为她的坚贞不屈的“一心”的斗争而获得幸福和胜利。这几个人物的几场见面，有歌、有舞、有戏；有不同的感情，也有相同的感情；前后贯穿，一次连接一次，达到了最后的高潮。
“春香传”中的歌唱和音乐，表现出朝鲜艺术优美、明快的民族色彩。演员们的歌唱是很有特色的，他们的歌唱带有朗诵的味道，犹如在说话一般。饰演房子的演员有许多地方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像是在歌唱，又像是在说话。如第二幕第一场“百年佳约”中，春香、李梦龙、妈妈三人坐定在唱时，房子走上前去唱的一段，几乎是念唱难分了。同时，在这出戏的整个演出中，民族乐队的演奏不但烘托了全剧的戏剧气氛，更是加浓了朝鲜人民特有的民族艺术风格。
朝鲜国立民族艺术剧团演出的“春香传”的剧本和导演的处理是相当洗炼的。第一幕中没有李梦龙主仆喝酒的场面，而是开门见山地突出了李梦龙和春香的相见情深。第二幕第二场的“百年佳约”，也不像我们演出“春香传”时两个人那么难相见；妈妈很快就请李梦龙入室和春香相见了。第四幕中，李梦龙是先在路上碰见了房子，然后才与群众见面，这样就更突出了主要部分。在我们的一些“春香传”演出中，大多省去李梦龙见妈妈这一场戏；现在，照朝鲜国立民族艺术剧团的演出，这一场中的两个相逢都是有戏的，并且处理得好，表演得好。
感谢朝鲜国立民族艺术剧团来我国的访问演出，这些优秀的朝鲜艺术家们的表演将留给中国观众难忘的印象。（附图片）
“春香传”中的一个场面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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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
翦伯赞
一年一次的青年汉学家会议，今年在巴黎召开。我和夏鼐、周一良、张芝联三位教授接受了这个会议的邀请，前往巴黎去参加了这个会议。
我们一行四人于8月20日从北京出发，9月23日回到北京，往返历时三十五天。在这三十五天中，有十二天是在莫斯科等候飞机坐位，有三天是在飞行中，住在巴黎的时间，只有二十天。
会议于9月2日开幕，9月8日闭幕，一共开了七天。开幕的仪式是在夜晚举行，这好像是一个惯例，去年在莱顿也是如此。在开幕的那天夜晚，法国的两位年老的汉学家德密微院士和戴乐都教授说了话，德密微院士在他的致词中，代表法国的汉学家欢迎来到巴黎的各国汉学家，特别表示欢迎中国的学者。我们感谢法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这种友好态度。
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汉学家共有一百五十九人，但也有不来的，也有临时来的。如果把某些汉学家的夫人也算上，将近两百人。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汉学家，共有十五人。
最大多数的汉学家是来自法国和西德，他们各有四十五人；英国次之，四十人；其他各国如荷兰、比国、奥国、瑞典、瑞士、意大利、土耳其、越南、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又次之，自一人至四、五人不等。此外，还有从香港和马来亚来的三个中国人。
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这个在中国争论不休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各国汉学家的兴趣。去年我们在荷兰遇到这个问题，在日本也遇到这个问题。今年把这个问题提到青年汉学家会议讨论一番，是很有意义的。
在这次会议中提出来的论文一共有三十几篇，其中有不少是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也有讨论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如政治、经济、文学、语言、艺术、考古、宗教等等。
在这些论文中提出了很多有趣味的问题，可惜报纸的篇幅不容许我全部写出来，现在我只能作一个简括的叙述。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一般地说，在这次会议中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并未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只是停留在这个问题的外面。即没有很好地讨论如何分期，用什么标准分期等问题，而是讨论的应不应该分期这一类的问题。只有极少数的汉学家，如苏联的汉学家郭瓦略夫在他的报告“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中讨论到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普实克院士在他的报告“近代中国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中说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在文学中的反映。
很有趣味的是有些国家的汉学家从原则上反对讨论历史分期问题。西德慕尼黑大学教授Η·傅兰克在他的报告“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无意义”一文中，就是从原则上反对历史分期的。傅兰克教授研究元史，曾经编著有关汉学的书目，是一位博学的汉学家。他认为历史的分期，仅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历史家应致力于史料的搜集与分析，不必徒耗精力于历史分期的讨论。又说讨论历史分期问题，没有意思，用马克思主义讨论历史分期问题，更没有意思。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唐史专家浦来布兰克在他的报告“上古、中古、近古”中，引据刘知几“史通”中提到的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期，论证自古以来的历史分期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不将各期视为各有特异的内容，从而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把每一个历史时期代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是史学家主观的意图，历史本身并没有可以作为分期的特征。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汉史专家何四维在他“略谈中国史分期”的报告中，也不同意用马克思主义划分历史时期。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国历史按社会性质分期，正如‘马氏文通’用拉丁文法硬套中国文法。”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可以分期，但可以分期的只是西洋史，中国史不能分期，如果分期便是公式主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瓦兹在他的冗长的报告“中国历史分期的公式化”一文中强调了这种意见。他引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批评了他认为在中国流行的两种历史分期的意见；他反对中国是亚细亚式社会的说法，也反对中国社会和西欧社会是按照同一规律发展的说法。
除了上述的一些从原则上反对讨论历史分期的报告以外，还有从具体问题上讨论历史分期的报告。例如西德梅因大学讲师孔达先生关于“中国山水画的分期”的报告，美国斯丹福大学赖特教授关于“中国佛教史分期”的报告，法国东方语学院梁佩贞女士关于“中国诗的分期”的报告，还有西德哥隆大学德朋先生在他的报告“沧浪诗话”中也提到宋人严羽对唐诗的分期。这些报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艺术史的分期，应否和社会史分期有所不同。可惜时间不够，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
还应该提到的是西德汉堡大学傅吾康教授关于“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傅吾康教授强调辛亥革命的重要性，他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政治制度，也改变了君主一统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因此他以为戊戌变法、义和团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五四运动和1926年的北伐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至于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同时进行，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还是另一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尚有待于历史的证明。
我和我的同伴们，也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历史分期和考古发现方面的报告。
除此以外，还有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无关的学术报告，如苏联汉学家陆缅采夫关于“汉语发问时语调的实验结果”的报告，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卡路斯葛娃教授关于“汉语的词类”的报告，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赖切奈夫教授关于“秦代劳役中使用刑徒”的报告。还有澳大利亚汉学家康比拉·毕伦斯坦关于“汉代侯国制度”的报告，剑桥大学吴其昱关于“寒山的平生和作品”的报告，美国夏威夷大学艾克教授关于“禅宗的画”的报告，越南汉学家黄大夫关于“中越医学最早的关系”的报告，日本茶茶水女子大学市古宙三教授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首脑部”的报告。
所有这些报告，没有一个不碰到反对意见的，因而在会场中经常卷起热烈的争论。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不仅说着不同的言语，研究着不同的问题，而且还抱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世界观，使用着不同的历史方法，用一句话说，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因此在学术上的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尽管有很多不同，我们还是可以坐在一间房子里开会，讨论问题，这就是因为除了很多不同之外，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大家都研究汉学。
不论怎样，学术上的意见分歧决不会引起战争，最多不过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论。所以会场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友好的气氛。
在会议中提出来的意见，大概就是这些。这些意见虽然和我们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有原则性的区别，但彼此交换一下，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大家都可以由此知道还有那些和我自己不同的意见存在于天地之间。
除此以外，在个别的交谈中还听到一些意见。例如美国贺浦金斯大学教授拉铁摩尔提出我国史学家在划分历史阶段时，过于忽视文化艺术方面的反映，是一个缺点。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教授提出我们对近代史的分期分得太细，历史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能发生划时期的变化。荷兰的汉学家何四维教授提出我国有些史学家不但按照西洋史划分中国史的阶段，甚至每一阶段的起讫时期，都力求与西洋史一致，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我以为这些意见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总起来说：我们在这次会议中收获不少。我们的收获不仅是听到了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各种意见，还有我们和世界各国汉学家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对于我们今后和各国汉学家在学术研究中的合作是一种最好的保证。
中法两国学者的友谊
在这里，我想提到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法国的汉学家对待我们是友好的，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忘记把我们当作是法国学者们最尊贵的客人。在开幕的致词中，在闭幕的宴会中，在巴黎市长的招待酒会中，我们都能体会到我们法国朋友的这种友谊。
法国的老汉学家德密微院士就非常关心中国的文字改革。他在为了欢迎我们而举行的宴会中谈到这个问题，称赞我们在文字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稳步前进”的办法。应该附带说一下，还有很多汉学家关心这个问题。一般说，他们赞成拉丁化，不赞成简体字，因为简体字替他们增加麻烦。
研究元史和中国近代史的李嘉乐教授，就不能忘记他在北京的日子。正像我们不能忘记塞因河岸的旧书摊一样，他也不能忘记琉璃厂的旧书铺，因为这旧书摊好像是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城市的标志。
研究中国文学和戏剧的于儒伯教授，对中国的京剧感到很大的兴趣。当中国京剧团在巴黎演出时，他写了很多赞扬的评论。
研究中国考古的叶理夫教授，对新中国考古发现的丰富大加赞叹。他认为这样大规模的发掘，是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他和他的朋友管理全法国博物馆事业的萨尔先生并且欢迎中国的考古学家参加法国的发掘工作。
应该提到的是我去年在莱顿会议中会到的一位法国朋友，研究宋史的白乐日教授。大家都关心我和他的友谊，因为我们去年在莱顿会议中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论战。但是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因为争论而受到损害。当我到达巴黎的时候，白乐日教授还是以很友谊的态度欢迎他去年的论敌。
除了汉学家以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的一些法国朋友——法国的史学家。
巴黎大学文学院长、法国有名的史学家勒鲁文院士希望我国史学家为他主编的“历史杂志”撰文，特别希望撰写一篇介绍中国历史研究情况的论文。
法国最高的研究机关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施伐列也希望我国史学家为他所主编的“近代现代史杂志”撰文。施伐列教授是有名的巴黎史专家，他对巴黎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过极其细致的研究。他引导我们参观了残存在巴黎而至今尚被利用的巴黎的十六、七世纪的房屋和街道，几乎对于每一栋古老的房子都能叙述出它的历史。此外，他还引导我们参观了巴黎公社的起义地点——手工业工人聚居区。
巴黎大学教授、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鲁瓦和谢诺很热情地引导我们去访问巴黎公社的遗迹和蒙塔勒依历史博物馆。谢诺教授和他的朋友中国佛教史专家日和耐教授，并引导我们去访问了巴黎近郊的美丽的法国农村。
这些法国的教授，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这就是恢复北京和巴黎的政治和文化的正常关系。
还应该提到的是我所接触到的法国青年，特别是研究汉学的青年，他们对新中国是向往的、友好的。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希望通过我们把他们的友谊带给中国的青年。
此外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杜布伊先生也向我们表示希望在科学研究方面和我国合作；法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贝尔热先生、副司长巴叶先生在他为我们举行的酒会中也向我们表示，希望和我国交换学生和教授。
作为中国的一个教授，我们欢迎法国学者们的这种友谊，并且珍重这种友谊。我们希望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友好合作，在新的历史基础上恢复中法两国的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