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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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怀信心走向新的胜利
  布尔加宁答南斯拉夫报纸记者问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1日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对南斯拉夫报纸“新闻周刊”社长斯坦卡·维谢利诺娃所提问题的答复。
南斯拉夫报纸“新闻周刊”社长斯坦卡·维谢利诺娃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请求他回答南斯拉夫公众所感兴趣的、有关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些问题。
尼·亚·布尔加宁回答南斯拉夫报纸“新闻周刊”社长斯·维谢利诺娃的问题如下:
问:您如何估计过去一年的外交和这一年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发展国际合作方面的结果?
答:过去一年,由于和平力量的努力,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在各国为维护和巩固和平利益而发展相互谅解和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积极成果。
同时,应当指出像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完全正常化和苏南两国人民的悠久友谊的加强这一对和平事业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苏南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由反对共同敌人——法西斯掠夺者的共同斗争巩固起来的。
还必须指出奥地利问题的圆满解决,以及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的建立。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其他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的兄弟般友谊和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以及苏联同印度、缅甸、阿富汗和其他国家的联系的扩大和友好关系的发展,是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发展国际合作的强有力的因素。
特别应该指出像英、法、美、苏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这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次会议将作为沿着巩固和平的道路发展国际关系的重要标志而留在各国人民的记忆中。
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也是和平的重要因素,这个会议发出了两洲人民反对准备新战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响亮的声音。
在这一年中,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几项著名的各国之间平等关系的原则获得了广泛的承认。
这些原则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些国家包括南斯拉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苏联、缅甸和阿富汗。
这一切证明了各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渴望摆脱新战争的威胁,停止扩充军备和永远结束殖民主义,并且愿意在国际关系中树立在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上实行和平合作的精神,而不问它们现有的内部制度如何。
阿尔巴尼亚、约旦、爱尔兰、葡萄牙、匈牙利、意大利、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锡兰、尼泊尔、利比亚、柬埔寨、老挝和西班牙16个国家被接纳加入联合国,是过去一年的积极成果之一。这是各国和平合作政策的重大胜利,“冷战”政策的失败。大家知道,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这个重要的决定是根据苏联的主动而作出的。
苏联和一些国家之间互派议会代表团和国家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包括苏联国家领导人不久前的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是对巩固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合作事业的重要贡献。苏联和这些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的会晤,更加加强了发展这些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基础,这对发展整个国际合作事业有巨大意义。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苏联曾经竭尽全力来发展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良好关系,争取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但是,大家知道,在解决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并对这些问题的决定的执行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方面,仍然没有重大的进展。
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改变了自己在1955年5月以前所持的立场,甚至放弃了自己提出的建议。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表明,它们事实上拒绝了自己对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以及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主张。
由于这些国家执行的政策,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和德国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曾经不止一次是国际会议的讨论对象。
还不能忽视这一事实:西方某些不满意“日内瓦精神”的人士企图扭转事态的发展,使之回到以前的“冷战”道路上去。他们日益加紧扩充军备、增加军事准备的开支。例如,不久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曾经主张以核子武器武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主张加速西德的重新武装和在中近东加紧军事准备,主张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西欧的空军增加三分之一。
在准备“防御”的捏造借口下,这些人士企图继续执行以前的“实力地位”政策。但是,这种把军事开支重担放在人民肩上和使新战争危险加剧的政策已经名誉扫地。各国人民不能甘心忍受军备竞赛、税收重担、物价飞涨的生活以及原子战争的威胁。西方那些一贯拥护“实力地位”政策的人们必须倾听人民的呼声。因为这种政策不仅不能使国际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而且相反地会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复杂化,会使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会使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加深。
问:您认为,进一步巩固和平和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前景如何?
答: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友好地相处的不可抑制的愿望,是使新的1956年成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的一年的可靠保证。为了达到这一点,有必要抛弃和忘记“实力地位”政策。在某些会议上在解决某些问题方面遇到的一时的困难,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削弱各国人民反对新战争威胁、争取发展国际合作的决心。
我愿乘这个机会最后向南斯拉夫人民表示兄弟友谊的感情,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一直对南斯拉夫人民怀抱着这种感情,同时,我衷心地祝贺南斯拉夫人民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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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日成的新年演说
据新华社平壤2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在1日举行盛大宴会,祝贺新年。
金日成元帅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说。他首先概述了朝鲜人民在1955年在经济恢复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1955年度共和国全国的国营和合作社营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已经超额5%完成,有一些厂矿已经提前完成了三年计划。在1955年内恢复和新建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工业生产设备,恢复和新建了170多所学校和医院,为工人和职员建设了建筑面积达一百万平方公尺的住宅。农产品总收获量比1954年也有显著提高。
他接着说,在过去一年间,我们继续为祖国和平统一进行了斗争。我们一再提出了关于这方面的主张,苏联和其他许多国家也提出了关于这方面的建议;但是,都遭到了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拒绝。不过,我们并不失望,这是因为不管美国和李承晚集团愿意或者不愿意,一切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正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金日成元帅最后指出,今年是朝鲜战后人民经济恢复发展三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对共和国今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号召全体人民更紧张地动员起来,为在新的一年中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三年计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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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萨波托斯基的新年演说
据新华社布拉格2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萨波托斯基1月1日发表了新年广播演说,他祝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在执行195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的任务中取得新的成就。
他说,这个计划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继续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保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进一步发挥作用。”萨波托斯基着重指出,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需要和平。
萨波托斯基总统在谈到1955年国际形势的发展的时候说,和平不但保持了,而且由于千百万的新的和平拥护者的参加,和平阵线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他强调指出苏联在巩固世界和平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他说,日内瓦精神是埋葬不了的。
萨波托斯基总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主权而进行斗争的光辉榜样。在全世界,那些企图阻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代表权的人的态度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他接着说,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事件中的重要地位正在不断地提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转变的主要特征”之一。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在世界大国中占重要地位之一的印度正在成为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运动的支柱。
萨波托斯基总统接着谈到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1955年农业方面的成就。日益增长的统一农业合作社,在超额完成1955年计划方面有不容置辩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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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庆龄应邀到缅甸访问
新华社仰光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应缅甸联邦政府的邀请,于1月2日下午3时30分乘专机到达缅甸访问,随同宋庆龄前来访问的有廖承志、陈翰笙等十人。
宋庆龄在孟加拉洞机场受到缅甸总理吴努的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缅甸联邦总统秘书吴巴盛,昂山夫人都庆枝,工业和矿物部长吴觉迎,司法部长吴庆貌腊,外交部高级官员,最高法院法官吴敏登,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缅中友好协会主席信波博士和群众团体代表。
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和使馆人员以及缅甸华侨代表也到机场欢迎。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苏联驻缅大使希鲍林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
宋庆龄在机场发表讲话说,中国和缅甸国境毗连,两国间在很久以来就和睦相处;文化和经济交流在久远的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我们都遭遇过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并且都在经历过一系列艰巨的独立斗争之后,在前后相差不远的时间获得了我们前一代人们所毕生企求的民族独立。
宋庆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缅甸联邦是首先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亚洲国家之一。自此以后我们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日见增进。周恩来总理访问了贵国,吴努总理访问了我国,我们共同地参加了亚非会议,并且对它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中国和缅甸间友好合作、相互支持的亲密关系更在各方面日见增进。这是我们引为非常欣慰的。
宋庆龄接着说,我能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前来缅甸进行访问,并且和缅甸政府的负责人,和各方面的人士亲自会面,实在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我极盼望在逗留缅甸的期间能够到各个地方,把六亿中国人民的亲切友谊带给缅甸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和缅甸人民,因为这就是我的任务。
宋庆龄最后祝中缅友谊与日俱增,并且表示她衷心的感谢。
宋庆龄在姚仲明大使陪同下离开机场,赴缅甸联邦总统府休息。
在机场和到总统府的路上有几千名缅甸妇女和青年热烈欢迎宋庆龄。
据新华社新德里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和她的随行人员在印度经过17天的访问之后,1月2日上午8时10分乘飞机离开德里前往仰光。
到巴兰机场送行的有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钱达和其他高级官员,印中友好协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以及缅甸驻印大使吴昂梭、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
宋庆龄在登上飞机以前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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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运输部长谈中蒙苏铁路联运
新华社乌兰巴托2日电 蒙古人民共和国运输部部长雅达姆苏伦1955年12月31日晚上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各国记者说:从乌兰巴托开往北京的第一列客车将在1956年1月2日开出,1月1日分别从乌兰巴托、北京开出的第一列货车将在1月3日在蒙古和中国边境相会。苏蒙中三国直达货运已经在1月1日办理联运,莫斯科—乌兰巴托—北京的直达客车将在1957年元旦开始。
雅达姆苏伦说,这条路的筑成将使蒙古的铁路运输额比1950年增加三点五倍,货物流通量以吨公里计比1950年增加七倍,客运将增加两点一倍,铁路员工人数也将大大增加,它对促进蒙古经济文化面貌的改变将起很大作用。他指出,这条路在国际方面的意义尤其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苏联交通部部长别谢夫也出席了这次记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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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知识

  苏丹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在埃及的南面。全国大部分是平地,尼罗河流贯全境,四周被沙漠围绕着,西南面是高地。在250万余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约有九百万的居民。首都是喀土穆。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苏丹是埃及的属地。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以后,1899年又强迫埃及缔结关于英埃“共管”苏丹的协定。1924年英国借故宣布单独“管理”苏丹。1936年英埃条约规定恢复“共管”苏丹。实际上,自1899年以后,英国便控制了苏丹的内政、军事和立法权,把苏丹变为它的殖民地。
在英国殖民者50多年的殖民统治下,苏丹的经济命脉为英国垄断资本家所控制,成为英国的棉花种植场。苏丹全境的37%是森林地,并生产占世界80%到85%的阿拉伯橡胶。但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公司控制了苏丹的对外贸易和苏丹全国可耕地的89%。因此苏丹人民生活非常贫困。
苏丹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自由,一直在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及和苏丹人民一起展开了要求英军撤出苏彝士运河区的坚决斗争。1951年,苏丹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有了新发展,产生了“争取苏丹统一解放战线”。1953年12月,苏丹广大阶层的人民代表举行了全国保护公民权利代表大会,并设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以开展保卫工会和公民权利的运动。苏丹的农民在苏丹工人有力的支持下也行动起来,为反对掠夺性的地租、争取组织农会的权利而斗争。
1951年10月,埃及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同时并宣布废除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的法令。1952年,英埃就苏丹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1953年2月,英埃达成了关于苏丹问题的新协定。协定规定在不超过三年的“过渡时期”内,苏丹有自决权,宣布完全独立或与其他国家合并。同年12月,苏丹议会举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1954年1月,苏丹自治政府宣告成立。1955年8月,英埃两国商定,在11月13日以前两国军队全部撤出苏丹。军队撤完后,由中立国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来监督苏丹制宪议会的选举,并由这个议会组织公民投票来决定苏丹将来的地位。12月18日,苏丹各政党间取得协议,决定致函英国驻苏丹总督,要他设法使前共管国、英国和埃及立即承认苏丹的独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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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庆龄向印度人民广播演说
据新华社新德里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于1月1日下午7时在德里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了广播演说。
宋庆龄说:我曾经读过关于印度的光荣和伟大这一方面的记载,但是我终于亲眼看到了它们。你们的国家有广大而富饶的国土,有许多种民族,而且是世界大国之一。虽然我在你们国家访问的时间很短,但是我已经认识了许多你们古代的文化、你们现代的文明以及你们在国家复兴工作上的成就。你们人民的天才、勇敢、勤劳和智慧,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
宋庆龄在谈到了她对印度的社会福利工作、和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印象以后说,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在我们就目前的重大问题采取坚定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将共同地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和平建设我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的贡献。必须承认,人类的进步是不可分的。世界不能长此保持一些国家受到另一些国家的支配的情况;和平必须建立在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每一个国家必须享有机会获得发展和作出进步,以有利于全人类。不但对我们两国,而且对全世界,和平都是必需的,就像印中两国都有很大贡献的万隆会议所显示的那样。
宋庆龄最后说:在我访问你们伟大国家的17天期间,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对于这一点,我愿向你们的政府、尼赫鲁总理和我的所有印度朋友们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我觉得我对印度的访问已经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和珍视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世界性意义。在我离别之前,让我援引第八世纪一位中国诗人的一行诗: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现在请允许我衷心祝贺你们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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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的苏丹共和国成立
据新华社讯 喀土穆消息:苏丹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1日在苏丹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英国和埃及承认了苏丹的独立。众议院议长宣读了英埃两国承认苏丹独立的文件。
至此,苏丹正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在这个约九百万人口的非洲国家中,结束了英国和埃及从1899年以来的“共管”。议会已在12月31日通过了苏丹临时宪法。
在宣读了英埃两国承认苏丹独立的文件以后,暂行国家元首职权的五人委员会宣誓就职。接着,他们和全体议员前往过去作为英国总督官邸的总督府,并且在那里降下英国和埃及的国旗,升起了由蓝、黄、绿三色横条组成的苏丹共和国国旗。
十万多苏丹人民聚集在总督府前广场上,欢呼他们经过长期坚决斗争才争取得来的这个有意义的日子。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法国、西德、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利比亚和伊拉克已经在1日承认了新成立的苏丹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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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文化部副部长等人到京
据新华社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卡拉伊·居拉和对外文化联络院秘书长葛雷克·卡卜尔在2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在中国期间将谈判和签订中匈文化合作协定1956年执行计划,并且进行访问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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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能宽在美国是怎样受迫害的
本报记者
1955年12月29日,记者访问了新近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陈能宽。陈能宽是和他的爱人裴明丽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回到祖国的。我的访问使陈能宽忆起了往事。
1947年7月,陈能宽到美国去留学,在耶鲁大学研究院的冶金系学习。1948年得到硕士学位,1950年又得到博士学位。从1950年起到1955年5月,他在美国的哈根士大学教书兼做研究工作。1955年6月到10月,他又在美国的西屋电气公司冶金研究所担任研究工程师。
在陈能宽的经历中是找不出丝毫违犯美国法律的事实的。按常理说,他对于侨居生活不应该有什么不愉快的记忆。但是,仅仅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求回到中国来,迫害就落到了他头上,使他同美国的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机关打了五年交道,为他的一生留下了极不愉快的记忆。
下面就是陈能宽的回忆:
“我和我的爱人都是中国人。我们出国求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学成归国,而绝不是想永远侨居美国的。1949年,我参加了旅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之间时常讨论回国的问题,也讨论将科学书籍译成中文的问题。1950年,当我在耶鲁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就更加迫切地希望回到我的新生的祖国来参加建设工作。但是从那时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就非法地监视了我的行踪。
“我还记得一个名叫普费尔(Pfiel)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他常到我家里和我教书的哈根士大学来。他自称是‘中国通’,并且从口袋里拿出联邦调查局的名片来威胁我,他常常用一些非常愚蠢而可笑的问题来纠缠我,使我感到十分厌恶。他问:‘你喜欢不喜欢美国?’‘喜欢不喜欢中国?’‘是否和别的中国人讨论过回国的问题?’等等。差不多每隔两个星期,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还到我的房东和同事那里调查我的行动,诸如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观感如何’等等。当我知道了这一些,自然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不安。1950年6月移民局的官员又找我去谈话,并出示三张命令。第一张是宣布拒绝承认我的留学生身份,因而向我发出非法居留的逮捕令;第二张是假释令;第三张是假释期间必须向移民局每月报告生活和工作情况的命令。这是一目了然的,美国当局企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阻挠我归国。加上,在1950年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纽约大学的研究员颜鸣皋,因为向移民局申请回国而被拘禁在爱力斯岛上,后来旅美的中国同学们捐款二千美元才把他保释出来。同时,我们又在美国的报章上常常读到关于拘禁外侨的集中营建成的消息,这一切都使我们旅美华侨在考虑回国问题的时候感到强大的压力,并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可怕的暗影。
“移民局和特务机关干涉中国人回国自由的粗暴行为使我非常地愤慨。回国既不可能,我决意要离开美国。恰巧在1953年4月,我获有机会,应聘到英国伯明罕大学去讲课。我于是积极办理离境手续。但是美国移民局又干涉了我的离境自由。移民局显然是害怕我们经由英国返回中国。移民局的官员把我和我的爱人找去从上午9时一直询问到下午3时。他们的问题是:‘你们读什么报刊’,‘信仰什么’,‘你是不是拥护台湾蒋介石政府’……。接着,在三、四天后我们收到了移民局的一封挂号信说,不准我们离境;但是要在十天内执行驱逐出境。理由是,一、说我参加过科协组织;二、说我订阅华侨日报;三、他们说:‘根据不可公布的情报,证明你留在美国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那末,我想,既然驱逐我出境,好吧,我正想离境,我就申请离境吧。但是移民局说:‘不行。我们要根据上述三点执行移民的法律手续’。看来,如果我不去进行上诉,驳回移民局所加给我的三点罪名,我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于是我请了律师,花了我一个月的薪金,进行上诉。结果,我的官司算是打‘嬴’了,法庭证明了移民局的诬告。但实际上移民局却胜利地达到了干涉我自由离境的卑鄙目的。打官司耽误了我三个月的时间,又使我耗费了精力和财力,英国方面预聘的工作也丢了。
“就这样,我一直被阻挠离开美国。直到最近,由于我要求回国的意志是这样的坚决,终于冲破美国移民局的罗网,回到了我们的祖国。”
谈到这里,记者请陈能宽就1955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侨民问题声明发表他的意见。陈能宽特别注意到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一直很认真地遵守协议”,并且“在美国的中国人现在是”,“任何时间……可以自由离境”。陈能宽不禁嗤之以鼻。他说:
“自从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就有关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以后,可以肯定地说,许多旅美华侨对于这一协议并没有得到充分了解的机会。当时我住在匹兹堡市,那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并不是穷乡僻壤。可是那里的大小近10种报纸就根本没有刊载协议的全文,而仅仅在末版上刊载了不多不少一行简单的消息。可见,美国政府并没有将协议广为公布。
“不仅如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除非美国移民当局及特务机关所加之于华侨的那种阻挠他们归国的不安气氛和可怕的阴影能够有效地消除,否则在日内瓦达成的有关双方平民回国的协议是很难在美国贯彻实施的。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事实。1953年9月,我的同学罗会元曾经为了请求过境而去向印度、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接洽。但是两个星期后,移民局人员就传他去,问他到这些大使馆去干什么。可见华侨的行动经常是在美国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的。可以设想,现在要想归国的华侨对于向印度大使馆去申请帮助就必然存在着重大的疑惧。他们害怕受到美国移民局的狡猾的报复。”
在结束访问的时候,陈能宽向记者表示,虽然他在侨居美国期间,有着这样一段不愉快的记忆,但他对美国人民的友善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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