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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禁机关和工厂企业自宰耕牛
朱波
陕西各地发现有不少的机关和工厂企业私自宰杀所谓“残废牛”的现象。最近，国家物资储备局陕西分局所属各部门宰杀了23头牛，西安市食品公司所属各单位宰杀了11头牛，人民面粉厂宰杀了七头牛，福裕面粉厂、西安制药厂、郊区建设工地等几十个单位，也私自宰杀了牛。在乾县、宜川等县的机关和国家贸易部门也发生了私自宰杀所谓“残废牛”的现象。上述机关和工厂企业还私自派人到农村抢购所谓“残废牛”。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抢购中还同当地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西安人民面粉厂派到咸阳购买牛的人员就是这样。食品公司的收购人员劝他们不要私自购买耕牛，并且向他们解释说：私自购买耕牛是违犯国家规定的。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同食品公司的收购人员吵闹，坚持把牛买了回来。
上述机关和工厂企业私自宰杀牛的理由，据说是因为粮食不够吃，想用牛肉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显然是借口。根据对各机关、工厂企业的了解，粮食都是够吃的。就算是粮食不够吃吧，那么为什么不采取正当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而违法去宰杀耕牛呢？很明显，这个理由是不存在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想从中占便宜。因为私自宰杀的牛，肉价非常低，一般每斤牛肉的价钱只两角左右，甚至可以白赚肉吃。
国家早就规定了老弱残牛的收购和屠宰，由国家的食品公司统一经营（没有食品公司的地方由合作社经营）。为了保护耕牛，还规定了严格的检查制度。上述各单位都违犯了这些规定。他们不仅到农村去抢购牛，而且他们宰杀的大部分牛，没有经过政府的农林和卫生部门的检验。因此，就很难说他们宰杀的所谓“残废牛”当中没有好牛。
私自宰杀耕牛对农村的生产带来极坏的影响。已经有很多农民对上述单位表示不满，他们纷纷到当地的人民委员会和商业管理部门控告上述各单位的违法行为。他们要求立即禁止私自宰杀牛的行为。当地政府应该对私自宰杀耕牛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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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到渠成
袁洪芳 方青
黑龙江省呼兰县腰堡村（乡），自从1952年开始建社以来，先后建立了五个社；全村除四户地主、富农没有入社外，中贫农全部入了社。主屯（村）201户，有三个社，附属屯92户，有两个社。五个社的土地报酬逐渐由每公顷平均一石四斗降到平均一石（四百斤），车马已经在1955年春天作价归公，规定二至三年内还清，欠款按银行利息付息。主屯的三个社已在1955年冬季取消土地报酬，合并转为高级社。起名叫“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三个社由低级社转高级社的过渡工作，经过了以下四个步骤：
一、从总结生产入手
县区工作组在1955年11月1日到达腰堡村，领导党支部和第一、第二、第三社的主要骨干分子建立了一个过渡高级社的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的第一件工作，是总结一年的生产。1955年全村每公顷地平均比上年增产八百斤。增产的原因，主要是在220公顷黄土地里铺上了一层黑河土；在270公顷地上增加了作物株数。这些事实说明增产主要是从劳动得来的。
接着检查了这三个社的财务工作，给这三个社算了一次总账。三个社的公共积累包括1956年的生产费用大约有八万元，这说明这三个社已经有了过渡到高级社的物质基础。
二、扫除思想障碍
总结生产以后，便以党的支委会为核心拟定了宣传计划，通过召开各阶层、各类型人的座谈会等方式，宣传了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和办高级社的好处。接着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统一了党内思想。
在党员大会上首先批判了第一社副主任于得财的本位主义思想。第一社公共积累最多。如社内公共房子、家具、农具等折价，每一个劳动力可均摊47元，但是第二社只能均摊23元，第三社只能均摊16元。因此，于得财就主张“各社公共积累归各社均分，转高级社后平均入股”。支部认为这种本位主义思想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根据下面两条原则对他进行了教育：一、公共财产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积累起来的，公积金、公益金又是保证扩大生产和发展社内文化福利事业的，应该按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68条的原则处理，不允许分散。二、“天下农民是一家”，共产党员更应当发挥团结友爱的精神，不能只顾自己原来的小单位，不管大家。其次是批评了支部委员白万金的严重自私自利思想。白万金是第二社主任，他对待全村公有的稻田不负责任，种稻时派半劳动力来顶整工；并且在春天车马作价归公的时候，设法提高自己的马价，弄得各社作价标准不一致。经过批判，于得财、白万金都作了检讨。这对全体党员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提高了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为办好高级社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
在了解各阶层思想动态的时候，发现贫农和下中农几乎是100％主张过渡到高级社。只有少数劳动力不强的和拿不起股份基金的稍有顾虑。对于前一种人，主要是向他们说明高级社经营方面很广，劳力弱的也能有适当工作。对后一种人说明：真正拿不够股份基金的，可以向银行申请贷给贫农合作基金。这两种人很快就解除了思想顾虑。
上中农对转高级社不太积极，分析起来大致有这么三种情况：一种以李方为代表，他家一个劳动力，两匹马，一匹马就够他所应交的公有化股份基金，他想最好抽回一匹马，或者把应得的马价抽出来，这样自己就可以保留一部分“固定资产”。一种以周广文为代表，他家有6公顷1亩5分地，转高级社取消地租以后，每年要减少六石粮的土地报酬，按市价值107元。第三种是李向财，他靠着自己有两匹马一辆车入社，便不好好参加劳动，今年才得30多个劳动日。支部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针对各种人的不同思想进行了不同的教育。
三、处理具体问题
各种思想问题解决以后，才开始报名转入高级社。报名的情况很热烈。报名完毕，接着是审查社员，选举管理委员会。共选了管理委员21人（其中四户贫农，十一户下中农，六户上中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三人（都是贫农和下中农）。为了加强新社的领导，呼兰县委在取得社员的同意下，委派这个区原来的区委第二书记杜得宝为社主任，村支部书记朱万有当选为副主任。就这样，新的机构产生了。
在第一次社员大会上，通过了临时拟定的社章和原来各社的公共财产一律归社公有的决议；确定股份基金的数目和分摊办法。生产费用、股份基金是按1956年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草料的费用计算出来的，和原来各社留下的生产费用的数量大致相抵。公有化股份基金（主要是车马和一部分农具的折价费）是按劳力摊，社员把自己的车马农具作价入社后，按应缴纳的股份基金数量，多退少补，少数贫苦老弱的社员，可以免交。有劳力但贫苦交不起的，可以缓交，由社代为申请借用贫农合作基金。
四、迎接大生产
燎原农业合作社建成后的第一次管理委员会，解决了劳动组织和生产计划的问题。全社划分了五个生产队：三个旱田生产队，一个水田生产队，一个副业生产队。按照计划，1956年每公顷产量将增加到4，440斤原粮。为了作好生产准备工作，他们在转社前后，已经挖了水田的田埂5，700公尺，又和邻近村一起挖水壕300公尺，还倒了300公顷的粪；他们一天也没有间断秋翻地，已完成了秋翻地270公顷，超过了原订计划70公顷。这就为转高级社后第一年的丰收打下了有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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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提前建成长江大桥
周铭 万强
最近，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职工们作出了一项决定：“保证火车提前通过长江大桥！”这就将使我国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提前连结起来，对促进祖国的物资流通，对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难以计算的作用。
这个决定立即改变了长江工地的面貌。在冬季多浪的江上，有六个桥墩在同时施工。工人们还在赶制两个新的钢围囹，要在两个月内使大桥的八个桥墩全部动工。30公尺高的万能打桩机已经从左岸运到右岸的黄鹤楼前施展威力了，左岸龟山脚下又竖起了一座巨型的塔式吊机。两岸的工人们正在浇灌十多个引桥墩身的混凝土，铺筑铁路的路基和护坡。按照新的计划，他们1956年要在江上修起三个桥墩，架起一孔钢梁，并且把两岸的桥台、引桥和跨线桥等铁路桥面以下的工程全部完成。从1956年下半年起，他们还要陆续抽出三个桥梁队去担负新的建桥任务。
苏联专家创造的“管柱钻孔法”，对提前建成长江大桥起了决定作用。运用这个在全世界还没人用过的“管柱钻孔法”，在正式开工以前，曾遇到许多困难。钻头不适合长江的地质条件，工人操作不熟练，第一部钻机试钻了三个月还没钻完两个孔，而全桥需要钻两百多个孔。一百多吨重的八号围囹需要重新吊起来加固，没有这么大能力的起重设备。据初步计算，将这样重的围囹在江上吊一个星期，也为安全规程所绝不容许。这时候，在困难面前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强调任务重、困难多、力量不足，对按期建成大桥缺乏信心；一种是主动克服困难，积极挖掘潜力，要争取提前建成大桥。
事情的发展怎样呢？
机械专家普罗赫洛夫上午回到武汉，下午就到工地去同职工们一道研究问题，采纳了工程师萧传仁的建议，修改了钻头的设计。专家柯斯金帮助工人改进了操作方法。结果由每20分钟就打坏一个钻头，提高到连续钻11根钻进35公尺还不坏一次。专家卡尔宾斯基和塔马诺夫设法用四部绞车和三艘大吊船来吊起八号围囹，同时实行“按工序分工”和“实物交底”的办法，将加固八号围囹的计划时间压缩为36小时。在围囹加固那天，两位专家在墩上坚持了一个昼夜，终于使八号围囹的加固和下沉工作在20多小时内提前完成。
在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下，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长江大桥工地便有了显著变化。最初七天才能下沉一根管柱，现在一天可以下沉四根。一号桥墩钻岩初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日夜三班只钻进了5.3公寸，现在平均每班八小时就能钻进八公寸多，最高达到1.8公尺。最初单独制造一个围囹需要两个多月，现在可以同时制造两个围囹，每个只需20天。挖土工人也由过去每工挖0.8方提高到2.5方，在武昌线路上的铁道兵还达到了每工五方。
在汉水铁桥工程中还是技术员的萧传仁，现在独当一面地担负起左岸大桥桥墩基础施工的技术责任。在汉水铁桥还是起码级的工程师殷万寿，现在担任了右岸的代总工程师。机械修路经租站技术室里，除了两位壮年的工程师外，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平均年龄才23岁。但是，他们在专家指导下，先后设计出了YKC—31型钻机和BΠΠ—3型震动打桩机等我国从未作过的新式机具。冯森工班的工人7月里来到大桥工地，操作不熟，插一根桩花七小时多。到9月，他们就创造了八小时打完4.8根桩的纪录，成为熟练的装吊工。大桥的三级工人，现在都普遍地担当着四级工人的工作。
全国总共只有五艘大吊船，各地就给他们送来了三艘。重工业部将他们正急用的钢板平整机和角钢矫正机让给了大桥。第一机械工业部也把展览用的塔式吊机送给了大桥工地。
就在这时候，长江大桥工程局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从广大职工和苏联专家的主动精神中找到了潜力所在，批判了保守思想，订出了保证让火车提前通过长江大桥的计划。
这个计划立即受到全桥职工的热烈拥护。第一桥梁队青年混凝土突击队立即要求12月份追加二百方混凝土的任务。青年优秀锤工周树桃以超额完成12月份计划130％的保证条件，向全桥工人挑战。机械经租站青年钳工突击班以每月超额完成计划110％等六项条件向全桥青年突击队（组）挑战。右岸第二桥梁队也向左岸第一桥梁队挑战，全桥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11月里的一天，长江上掀起了巨大的风浪。由汉口武汉关开往武昌的轮渡停航了，许多船只也事先开往僻静处躲避风浪去了。这时，位于江心的五号围囹还未下沉到江底，被几尺高的浪头摇晃得像只大摇篮似的上下颠簸，上面的护士都被摇得恶心呕吐。但是，谁也没有退缩，电焊工作依然在紧张进行！头天下午到定位船上值班的工人、水手、民警，因为轮船靠不拢定位船，接班的人上不去，他们也下不来，而头天带到船上的干粮都吃光了。但是，他们还用无线电同岸上通话：“不要紧，我们在坚持工作！”
这些人就是这样日夜地战斗在江上，终于在一个来月中将五号围囹下沉完毕。他们紧接着又开始了管柱下沉工作，张殿学工班第一天就超过定额13％，刘进祥工班第三天又超过定额39％。他们下沉管柱是那么熟练，以致专家组长西林不禁赞赏道：“简直像演员们在表演！”
12月是长江大桥工地最紧张的一月。各单位都不断传出生产捷报！
第二桥梁队的职工们在四个昼夜里，浇灌了1，600方水下混凝土，提前七个半小时完成八号桥墩的封底工作。
机械修配经租站制成了第一部震力较大的震动打桩机，使一号桥墩复打管柱的八天的计划，在两天内就全部完成了。
桥台台身的结构设计也提前三天完成。
长江大桥的职工们，满怀信心地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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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在今年制造出汽车来
本报记者 陈迹
走进第一汽车制造厂，看见六座雄伟的高楼——生活间，挡卫着六个大工场——底盘工场、摩托工场、铸工场、锻工场、车身压制工场和辅助工场。各种线路和管道像血管一样把各个工场、车间连接起来。在底盘工场同摩托工场、车身压制工场之间，架设了输送带，像是接连相隔的楼房的凌空走廊。现在第一汽车制造厂13个基本生产车间，大部分已安装好设备。这些设备，绝大部分是苏联新近制造出来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好设备。将来正式生产以后，各车间将按着各自特有的生产线，进行大流水式的生产；都要用各自特有的输送带，百水汇川一般地把制造出来的各种零件，连绵不断地运往总装配车间装配。
我走到底盘工场的门前，扩音器传来了广播员清晰的声音：“全厂职工同志们，我们要早日制造出汽车来，吉林省蛟河县中兴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给我们来信，说准备在1957年和1958年初用公积金购买一辆我们厂出产的好汽车……。”全国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写信到这里，希望汽车厂早日制出汽车来。
第一汽车制造厂全体职工能不能满足人民的希望呢？
我带着这个疑问，走进了底盘工场。工场内的底盘车间正在紧张地调整生产。许多工人望着第一套新装配出来的汽车后桥部分减速器和差速器，好像战士打胜仗一样喜悦。这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套减速器和差速器，它们是由几十种零件组成的。每种零件，都得完全合乎工艺要求，差一点也不行。工人们在试制减速器的外壳的时候，试了30多天，废了20多个毛胚；苏联专家提出20多种办法，才试制好。底盘车间宋玉麟告诉我：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现在车间已试制成功了一百多种零件；到1956年4月底就可以试制好全部零件，保证实现1956年出产汽车的计划。
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指着机床，一面讲解机床的性能，一面拿出俄文的工艺书，在纸上写着俄文的技术名词。我以为他是工程师，后来才知道他是工人，名叫任景佑。两年以前，他从太行区小沟里走出来，到苏联斯大林汽车工厂去实习。那时候，他不懂俄文，不知道怎样使唤新式机床。苏联老师引导他，把着手教他。许多次，苏联工人牺牲自己的定额，叫他亲自操作，并且鼓励他说：“不要紧，你大胆干吧，不亲自干，就学不会。”他头一次干了几个零件，都合规格。苏联工人紧紧握着他的手，称赞他学得好。苏联工程师教他技术理论，帮他做笔记。有些苏联老工人看见他，亲切问他学习有没有困难。告诉他：“你要好好做笔记，要弄懂理论。当年我们到美国学技术，不能做笔记，只能偷偷地在厕所里记。今天我们要把什么都教给你，让你们赶快制造出汽车来。”
一年以后，任景佑从苏联实习回来，和所有从苏联实习回来的调整工一样，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调整生产中的带头人。初次调整任何一种新零件，他们这些实习生就首先出马；等调整好了以后，才交给从别的工厂刚调来的新调整工。在他们的帮助下，许多新调整工也成长起来了。
我看见底盘车间齿轮工部调整工刘耀宗的时候，正是他调整生产105台次没有出过事故的那天。几个月以前，他还是上海一家小私营工厂的工人。他第一次走进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时候，看见大流水式的生产设备，不禁吃了一惊。他对自己说：“我一生也没摸过这样的机器，也没看过这样的生产方法。我怎么能上机床呢？怎么能实现我在上海夸下的海口——为中国制造汽车呢？”在他初来的兴致勃勃的心上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没有多久，他进了训练班，学习技术理论。他像第一次进学校的小学生，感到什么都新鲜。什么工艺学呀！电滚呀！角度呀！使他应接不暇。一种追求新技术的欲望，像磁铁一般地吸引着他。他用自己不听使换的手，学画了许多图样。他省下工钱，买了一些技术书，摆在床前，细细阅读。
新机床要开动了。刘耀宗站在机床前面，心里乱跳，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工部主任告诉他：“你上机床试试吧！”他用他多年的老经验，怎么也定不好位，不是相差头发丝一半那样粗，就是相差零点零几公厘那样远。凭他那双多年靠经验干活的手多么灵巧，也达不到技术上的要求。头几次，他别着一股劲，出了一身汗，试了半天功夫，才调整出一个零件；但是一经检查，还不完全合格。他不灰心，把每次失败的教训记在小本子上，到处找技术理论书，钻研工艺方面的知识；一看见从苏联回来的实习生，就跑上去，问这问那。在他床头前，经常挂着图纸。他睡觉以前，在灯光中看着图纸，就像看着什么新奇的事物那样入神。现在，他不仅能够按照工艺的要求，试造出合格的零件来，而且在工部主任和五个工序工的帮助下首先创造了调整零件一百台次无事故的新纪录。
底盘车间各个工部的调整工，都像刘耀宗一样飞快地成长起来，能够独立操纵机床，制造汽车的零件。其他七个基本生产车间和辅助工场的工人，也开展劳动竞赛，争取早日调整好生产。辅助工场工人已经制造出六千多种精密的工具，保证调整生产的需要。他们一面制造工具，一面催促材料。孟少农副总工程师感慨地说：“我们原来估计，调整生产很困难；但是一开始调整，工人们进步挺快，工作很顺利。现在已经调整生产的车间都叫唤：任务不足，材料不够。许多车间几乎不费多少时间，就要吃光毛胚了。我们要赶快做好物资准备工作。”
新成长的汽车工业像一座巨大的发动机，推动着全国许多工业技术的改革。第一汽车制造厂1956年出产汽车，不但决定于厂内，而且也决定于厂外的好多个兄弟工厂。405种汽车的协作产品，要靠全国40个工厂试造。长春市小五金厂是个技术低条件差的小厂，但是为着早日出产汽车，努力战胜种种技术落后的困难，替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着34种大的新产品，已经合格了24种。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和沈阳电池厂，都在胜利地为第一汽车制造厂试造着许多中国从未造过的新产品。这些兄弟工厂的努力，一定能保证第一汽车制造厂1956年制造出汽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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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机械农场
准备进行大面积开荒
黑龙江省的国营机械农场已经确定在1956年内要开荒12万公顷。这个数字，相当于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现有耕地面积的总数。这12万公顷的开荒任务，要通过建立六处新场和原有20个机械农场扩大耕地面积来完成。
现在，开荒地点已经选定，并且已经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荒场清理工作。部分土地已经进行了勘测规划。开荒所需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具，正在调拨中。原有的十几个较大的机械农场，正在训练大批开荒的技术工人。通过这次训练，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将增加新拖拉机手1，500多名。根据国营农场事业发展的需要，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厅还在哈尔滨市成立了干部学校，有计划地训练生产队长和其他领导工作人员。（丁履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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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勘察亚热带资源
广东省亚热带资源开发委员会最近派出一个勘察规划队前往海南岛进行实地勘察。这个勘察规划队共有二百多人，中央各有关部门也派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1956年4月底，开发海南岛资源的规划工作结束以后，这个勘察规划队就要到雷州半岛和钦州地区进行勘察。预计1956年年底以前，可以定出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发广东亚热带资源的具体计划和改造广东亚热带自然面貌的远景计划。
海南岛、雷州半岛和钦州地区，全年高温多雨，适宜种植橡胶、剑麻、椰子、咖啡等20多种经济价值很高的技术作物。据50多名专家的研究统计，这三个地区可以开发种植上述作物的荒地约有1，200万亩。另外，这些地区还有很丰富的渔产、矿产和原始森林。为了大量推广种植亚热带作物，广东省农业、垦殖、试验研究等部门正在上述地区分别建立综合性的种苗基地，并且着手成立多种热带作物的试种站、试验站和技术推广站。最近，国家还拨出一百万元的专用款，作为热带作物种苗繁殖的资金。
（南方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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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85％的菜农入社
武汉市郊区已经新建立了将近二百个半社会主义的蔬菜生产合作社和
17个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蔬菜生产合作社，入社菜农占全郊区菜农总户的85％左右。这些蔬菜社是在1955年12月9日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目前，武汉市郊区农民入社户数已经占农户总数的80％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随着武汉地区工业建设的发展，武汉市人口不断增加，蔬菜等副食品需要量大增，去年全市消费的蔬菜，有40％从外地调来。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由于生产关系改变，以及大力推行人工授粉、温床育苗等先进技术，今年武汉郊区的蔬菜产量将要达到四亿斤，比去年提高一倍，基本上可以满足武汉市的需要。 （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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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是我国最大的港口。这是新建的十六铺码头。王朝桢摄（上海劳动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