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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组织要领导好劳动竞赛
郭毅
1955年冬季开始时，在原华北太原工程局所属第一工程公司一零一工区党组织的面前，摆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工区冬季施工的工作量等于1955年暖季施工任务的103％，工程的结构复杂，技术要求严格。工区党组织怎样来保证完成这一任务呢？他们紧紧地抓住了劳动竞赛这个环节。
当时干部和工人对完成冬季施工任务的信心不足，甚至还有退缩思想。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第一步工作是把全体党员动员起来。各分支部都召开了党员大会，批判在困难面前退缩的思想。党员大会做出了保证完成冬季施工任务的决议，支部和党员个人都订出了工作计划。会后，许多党员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第二工段14个党
小组就有12个组突破了定额；预制工段全体党员都突破了定额。
党组织在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时候，突出地讲解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到来的意义，号召全体工人用突破新定额的实际行动来支援合作化运动。许多工人听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景后都深受感动，他们说：“我们一定要突破定额，否则落在农民弟兄后面了。”这样，各种退缩思想很快就被克服了。
接着，党组织深入群众，加强了对劳动竞赛的具体指导。订竞赛计划是一个重要的工作，计划既要先进，也要可行。党组织当时抓住了这个工作，帮助各小组来订好计划。如预制段支部帮助袁天佐小组根据本小组的具体情况，制定出了保证计划。支部还帮助这个小组划分了互助小组，开展了个人与个人、互助小组与互助小组之间的竞赛。这样各组12月上半月就都突破了新定额。
劳动竞赛过程中的问题是很多的，必须及时予以解决。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各工段小组任务经常变更，工人调动频繁，材料供应不上，这会影响工人达到定额。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党组织发动大家进行了检查。党员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决议，责成担任行政领导的党员加强计划性，做到心中有数，保证任务单提前一天到两天下达小组；同时要保证材料、工具及时供应，做到要啥有啥。党组织又召开了两次工程管理人员座谈会，提出了十多条工作制度。此外，各支部又深入现场，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在劳动竞赛中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工人群众对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有保守思想。工区9月份由公司调来一部钢筋弯曲机。工人使用这种机器，就可以提高工作量。但是有不少工人却认为机器工作不如人快，所以不愿使用。而技师则认为工人技术太低无法掌握机器。开了几次技术研究会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时，支部就先在沈林冲小组进行试验。结果不好，每次只能弯一根，两个人整整弯了一天，才弯曲了108根。第二天，支部又在郭山南小组选择了两个青年小组进行试验。由于这些青年很快地找到了掌握使用机器的关键，结果每次可弯曲4根到6根，工作量超过了人工定额180％。事实说服了群众，各小组争先使用机器。
帮助落后小组赶上去，这是党组织领导劳动竞赛的一个重要工作。当时有些干部对落后小组采取了撒手不管的态度。总支部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召开了分支部书记会议，批判党内这种思想，并研究如何做好落后小组的工作。经研究后决定对落后小组分三步进行工作，第一步是了解情况，并从这些小组中发现积极分子或比较积极的分子；第二步是研究完不成任务的原因，提出完成任务的办法；第三步是帮助制定小组计划，帮助他们克服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各分支都根据总支的要求对落后小组做了深入而细致的工作。二工段张书连小组很长时间内达不到定额。支部和这个组的全体组员开了三次会，第一次会分析情况；第二次会研究改进办法；第三次会订出计划，进行具体分工。支部又规定这个小组的党员每天向支部汇报一次生产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加以解决。这样就使这个组从原来只能完成定额80％提高到125.87％。预制段水泥工刘怀珍小组两个多月只能达到定额的70％左右，经过分支部的具体帮助，这个组在半个月内就突破了新的定额。
这个工区1955年12月份完成了国家计划指标的142.8％；重点工程完成了132.66％。这就是工区党组织领导劳动竞赛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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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技术科学专家
合作研究土木建筑和水利工程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
分别在中国科学院、14个产业部门和15个高等学校工作的许多技术科学专家，今年第一次在统一计划和安排下，分工合作研究十多项土木建筑和水利工程方面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合作进行的一种新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研究，在研究成功并且在基本建设中广泛应用以后，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钢材和水泥。技术科学专家考虑到在竹材产量占世界第一位的中国，如果能够研究出改变竹材性能的办法，使竹材代替木材和钢材做建筑材料，对于节约资金和扩大建筑工程将有重大的意义，他们已经开始有系统地在研究这个问题。
装配式结构是实行建筑工业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包括设计标准化、材料工厂化和施工机械化等内容。采用装配式结构可以大大缩短施工时间和节省建筑材料。
正在进行的抗震结构的研究，对于避免或减少建筑物遭受地震灾害的损失，保障新工业区建设的安全有重要意义。这项研究同巨大的水利建筑工程的关系尤其密切。
此外，技术科学专家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黄土工程性质和软弱工程地基的加固、防水建筑材料、建筑结构理论、城市建设规划、河流泥沙以及全国各地区的水文气象等。
通过这次分工合作的研究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善了以往土木建筑、水利科学研究工作中联系不够、轻重不分、重复或遗漏的情况；同时，初步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土木建筑研究工作网，给全面规划和发展土木建筑、水利科学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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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用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立
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于1月6日到12日在长春举行成立大会。应用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由在化学方面有相当修养的科学家朱荣昭、李苏、刘克静、刘达夫、吴学周、沈青囊、阮鸿仪、季鸣时、柳大纲、纪育丰、孙书棋、孙景斌、唐敖庆、高国经、陈国符、张有昌、张定钊、梁树权、傅鹰、杨石先、葛春霖、蔡镏生、钱人元、钱保功、严仁荫等25人组成。
这次会议进行期间，听取和讨论了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关于应用化学研究所基本情况及今后发展方向的报告，分组宣读和讨论了钨矿分析、丁苯橡胶的分子量、氯化法制造草类纸浆等11篇学术论文，并讨论了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合成、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等四个方面的发展远景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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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将在两年内消灭血吸虫病
上海市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在14日成立。这个委员会将根据上海市的血吸虫病防治规划，在两年内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这个委员会估计，今年内上海全市的血吸虫病人可以全部得到治疗，同时可以全部消灭钉螺。
上海市的血吸虫病防治所和三个郊区、水上区的防治站已经建立起来，郊区已经有四个乡展开了防治工作。市区各医院已经辟出450张专供较严重的或晚期的血吸虫病人使用的病床。由八百多个卫生工作人员组成的一百多个普查钉螺、病人和治疗小队，正在集中训练。各郊区也将在短期内训练出五千多个农民保健员，由他们分地段担任部分防治工作。全市已经有5万个青年学生响应青年团组织的号召，准备在寒假期间参加消灭钉螺的短期突击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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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最近成立了一个防治血吸虫病的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学习的有中、西医师、护士、化验员等共八百多人。这是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医师郑思民（左起第二人）在向学员们讲解血吸虫生活史的情形。新华社记者 范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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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
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获得的巨大成绩，是和党的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正确执行分不开的。
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以及各学校不少优秀教师，被光荣地批准入党，就是党的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一个例证。刘副校长和我是三十年的老朋友，我们在旧社会都是不问政治，都认为业务和政治可以分开的。今天他已经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情！
过去，我以为在旧社会里过了大半生的人，旧思想影响很深，入党的希望不大。看到刘仙洲同志入党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兴奋，当天下午急忙写信给我一个远地的老学生、告诉他这个重大消息，并且告诉他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方向。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只要你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伟大的革命事业，不论是年老年轻，都有可能加入党的组织。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积极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党也要加强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首先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希望对于知识分子的了解，一定要全面，不能只了解他们的一面。如果只看到他们缺点的一面，就不信任、不尊重，那固然不对；但如果只看到进步的一面，就肯定他所有的一切都进步，一再表扬，而群众对这一再表扬的人却另有看法，则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因此领导人必须心中有数，是非分明。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领导上也不能遗忘任何一个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能挺胸阔步一齐向前，要有“一人向隅，则举座为之不欢”的感情，不能使任何一个爱国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隅。
关于无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负责各级行政领导的干部，更要加以具体领导和大力帮助。必须及时武装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便于贯彻执行党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忽略了这些，则不但他们自己的思想会落后于现实，而且行动上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看到一位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老朋友，他深深感到党对他的物质生活待遇的优厚，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他迫切地希望能够得到党对他的具体的经常的指示和领导。可惜他的这种希望却始终未被重视。很久以来，连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的指示，一直都是茫然不知。他已经感到自己远远落在别人的后面。有时别人和他谈到上级指示如何如何，他则瞠目无以为对。他常常表示说，最近已感到无所措手足了，真是要重新走回我们旧知识分子以前的“两耳不闻天下事”的境地，重新走上脱离实际的路上去了。从这里看，对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的照顾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思想上更多的关心。
党内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必须彼此主动地密切合作。要在实际工作、学术思想、科学研究上建立起真诚的感情上的联系，逐渐成为知心朋友。按目前情况来看，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要求进步，争取党的领导的。许多人都要求倾吐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想要和党无话不说，争取得到更具体的指教，只因为大家都很忙，就很少接触的机会。这样时间一久，就会令人感到党对他们不够关切，不能给予具体帮助。在我们同事中有一党员同志，我们相处不过二、三年，但是感情极为融洽。他和蔼可亲，虚心诚恳，我拿他当做老师看待，经常彼此交换意见，对我的帮助极大。他后来调到外地，我实在依依不舍。临走的时候，他说：“和党不要见外，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我时常记起他这句话。但是也时常感到有些人并不是和党见外，只是和党没有机会接触，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当然也应该指出，党外人士也确有很多人主动性非常不够，只是等待着组织上去照顾他，这也不是对党应有的态度。总之，两方面都应当增加主动性，以改变以往的情况，做到更紧密的团结。
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党和政府一向是非常注意的。不过在老年专家带徒弟的问题上，却还是没有比较明确的制度，没有具体计划。据我了解，专家们大都是诚恳地愿意把自己钻研了毕生的知识传给青年们的。专家的特长如果教给青年们，青年们就不必再去从头摸索了。如果目前还不注意这一问题，恐怕若干年后就将会感到不应当失掉现在还来得及抓住的机会。有的专家担负行政工作太多，会议太多；有的因为领导方面尚未妥善安排，没有指定培养对象；有的则因培养对象兼作其他工作，不能专心学习。这种种情况，都使专家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必须改变这些情况，更好地培养年轻的科学人材。
以上仅是我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提出的一点意见。
几年以来，我个人得到党所给予的很大的尊重和照顾，并且经常受到党中央以及各级负责同志的关心和垂问，这对我说来，是感激，也是惭愧。今后我愿意努力改造思想，加强科学研究，进一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依靠党的领导，把有生之年，更有效地贡献给党的事业，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争取能够参加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战斗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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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育活动
辽宁省金县金州镇丰华农业生产合作社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社员已经达到社员总数的一半。这个社已经组织了一个足球队、一个篮球队、一个长跑队和男、女排球队。很多女社员还经常跳绳和踢毽子。
每逢节日和农闲时间，这个社经常组织球类友谊比赛。有一次，青年社员和壮年社员比赛足球，连53岁的老社员崔培基也下场参加比赛。
体育活动增强了社员们的体质。青年社员王修德在没有参加体育活动前，身体很不好，参加体育锻炼以后，不仅能干重活，并且在金州镇的一次全镇体育运动会上，获得了1，500公尺和800公尺两项比赛的第一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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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不住的社会主义大门
——青年团员刘桂兰带头办“黑社”的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海默
黑龙江省双城县是个工作先进的地方。可是就在这样的地方，我却偶然听到一位区团委书记讲了一个“黑社”的故事。他说：在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传达以前不久，发现了太平区立权村有个女青年刘桂兰领头办了个“黑社”。这个社，直到毛主席的报告传达以后才被正式承认。
他的话使我有不少疑问。我不能相信这完全是县委的责任，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到的双城县希勤村的经验就是县委的工作的最好鉴定。更使我奇怪的是：领导办“黑社”的是一个18岁的姑娘。她是什么样子呢？也许这个传闻本身就有些夸张吧？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约了青年团县委书记秦德同志一起去访问这件事。
我们乘坐的运输汽车没有棚子，又遇上寒流，到达立权村的时候，我们几乎冻成了冰棍。刘桂兰和他们的合作社是在离此地二、三里路的小自然村林家窝铺屯内。村团支部书记兼妇女主任王德琴把刘桂兰和社主任刘景祥请来了。
凡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姑娘的人决不会相信她就是领头办“黑社”的。她人很结实，两腮经常泛着红润，在人群中，简直听不见她说话，她总低垂着头，两眼看着自己的衣扣。由于她这种性格，我们只好决定到林家窝铺去，以便通过群众了解她领头办社的经过。谁知，第二天一清早刘桂兰就跑来，原来他们社的群众听说我们来了，自动地套车来接我们。我们一到林家窝铺，群众就把我们团团围住，男女老少争抢着向我们倾吐这一年来的压抑心情。群众对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采用了个惊心动魄的称呼：“社会主义大风暴来了，这下子我们可真正翻身了。”
林家窝铺是个小屯。这儿本来是个可以大大发展生产的地方，可是由于没有党、团组织，只有村长张宗林一人是党员，所以这儿长期被看成是落后屯。在1949年，村委员刘景祥领头和刘景春、刘景志、胡业功三户，组成了个插犋组，共有四匹马。这个组里除胡业功是雇农外，其他三户都是贫农。1950年，发展到16户，到了秋后，因为先?后铲的矛盾解决不了，他们就和和气气地散了。到1953年区里又让搞互助组，这次坚持了一年，到1954年春，增加到20户，17匹马。这年铲地结束，宣传总路线时期，上级来挑选建社对象，这个组和村长张宗林的组就成了对象。区里那时号召：“加紧干哪，闹好了一块建社。”这个组人心齐，干得猛，粮堆很快就超过了张宗林组。群众都说：“若是两个组挑一个建社，准挑刘景祥组。”可是上级对建社的控制数字限制得很紧，又没来这里深入了解情况，就决定只能有一个组建社。村长张宗林是党员，上级认为他们组有领导骨干，建社就被批准了。刘景祥组没有被批准。
这突然的事件对刘景祥组的人是个很大的打击。群众不服气，还是坚持要办社。刘景祥去问村长：“我们那点不如你们组呢？“村长说：“你们没有硬骨头啊！”没有硬骨头就是指的没有党员。刘景祥回来向群众一讲，群众都急了：“没有硬骨头，咱们用肉堆还不行吗？“建社没被批准，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困难。因为他们车马早已集中，农具也作了价，要是拆散为组，首先粪就没法分。加上张宗林社里已举行了建社仪式，群众吵嚷起来：“上级不批准，咱们办黑社还不行吗？”
刘景春的女儿刘桂兰，这时候正从高小毕业，参加了农业生产。对建社的事十分关心。她看到群众焦急，就忙去找王德琴。王德琴也想不出好办法。她们一齐去找党支部书记金德喜，金德喜说：“上级既没批准，你们最好不建社。”刘桂兰说：“我们一定要建，人家都走到社会主义了，我们能揪社会主义尾巴吗？我们别的不怕，愁的是不知道怎么建。”金德喜寻思：群众既有这种要求也不好硬压，他一面准备向上级请示，一面对她们说：“你们村长那个组不是成立社了吗？你们可以去听听。”刘桂兰说：“他们开会也不叫咱们去呀！”她当时想的是在建社前曾因为张宗林社里的人抢公有地堆粪，两个社有了矛盾。而且张宗林的作风很不好，所以她们知道去听是不行的，因此就决定去偷听。她回来和群众一商量，群众也很同意，大家都准备：“他们社怎么办，我们也照着怎样办。”
刘桂兰和另一个高小毕业生刘洪卿、复员军人、青年团员周全等一商量就一起去偷听会了。
第一次去的时候，村长张宗林社里的人在屋里开会，她们在屋外听，刚听到村长说：“要树立合作社的旗帜，以社带组，……”屋里出来一个人，她们就跑了回来。这时候，刘景祥社的群众都齐聚在一处等消息，刘桂兰只好把听到的片断讲了一遍。刘景祥一听发了慌：“学习这个玩艺，可马虎不得，要是再听出了偏差怎么办？”刘桂兰说：“不要紧，以后他们一开会咱们就去，咱们用本子记上，他们不是说以社带组吗？”
第二次偷听会的时候，赶上区长来宣传总路线。没等听完，屋里又出来人了，刘桂兰又吓跑了。回来一看，自己社的群众比张宗林社里的人到得还齐，但是自己却没记全。没办法，一想是讲的总路线，这在学校里也学过，就照着政治课本上写的向大家讲了一遍。
一讲总路线，大家的劲头更大了，办社的心更坚决了，他们一致表示：“不批准咱们办社，咱们就偷着办。”而且约好：“谁也不准向外暴露，有人问，就说还是办组。”
张宗林社的第三次会是讨论投资问题。刘桂兰她们去偷听的时候，站在外面，刘桂兰用本子记，刘洪卿打手电，周全到窗下听，听一点告诉刘桂兰记一点。还找了少先队大队长钱凤林在门口放哨。他们约好：如果有人问，男孩子就说是掏家雀的，女孩子就说是来串门子的。这已经是严冬，钢笔水结了冰，刘桂兰只好不住地哈着热气写，写到后来，手也冻得麻木了。这次仍没听完屋里就出来人了。出来的人问：“你们干啥呢？”青年们心里一慌，准备好的话也来不及回答，又吓跑了。刘桂兰把刚攒下6元钱买的钢笔也丢了。
投资是办社的一件大事，刘桂兰没听明白，回来后只说：“得投资，一个劳力投1石4斗，钱多多投，钱少少投。”这一来群众就乱嚷嚷了，有些富裕户就不干了。有人说：“办社这可太困难了，咱们又不明白，整不好啊！”刘桂兰十分着急，忙向大家说：“听说明天村委员会要研究这个事，二叔是委员，你去听听，回来再说还不行吗？”群众这才静了下来。
第二天，刘景祥到了会场上就躲到一个墙角里“睡着”了。别人问他，他说：“反正我们也不办社。”刘景祥为人老实厚道，别人骂他，他也不回一句嘴，可是心里却有数，会议完了后，他就跑回来向大家讲：“行啦，这回都听明白啦！”原来他是装睡的。他把听到的一切全传达给群众，立刻打通了群众的思想。
他们的社因为是“黑社”，不敢明着开会，他们的会大多是躲在村东头荒甸子前刘桂兰家里开的。每天晚上，人挤满了一屋子，为了怕暴露目标，大家把窗子也挡上了，免得透出亮来，外面还放了打更的，而且总是前半夜装着闲聊天，后半夜才正式讨论建社问题。人们热情越来越高，张宗林社讨论过一桩事，他们就照着实行一桩，张宗林社里行不通的，例如小包工，到了这个社，大家因为蹩着一口气，一心想把社办好都能让三分，就先实行了。他们又选出了社里的主任、副主任，一切都照着社的章程办。群众的反映是：“毛主席把社会主义大门给我们打开了，不让进我们也得挤进去。”
这时候，附近的胜有村也成立了一个“黑社”，不幸被区委发现了，请示县，县里指示坚决要拆散。区委派了人，费了很大劲才拆散了。刘景祥社知道这个消息后，行动更加秘密，大家定下了纪律：谁要是向外透露了消息，立即开除出社。
不管他们的嘴多严，人们也听到了风声，屯子里已经在纷纷议论：咱村一个红社，一个黑社，黑社比红社干得还欢，人心还齐呢。刘桂兰去找村党支部书记汇报了情况。村党支部书记去找区委书记商量，区委书记已经深深懂得了硬将群众建好的社拆散是不应该的，但是上级的决定又不能不执行，就只好含糊地说：“最好是搞组，明年春天再建社。”村党支部书记想：“党的方向就是搞互助合作，群众既然搞起来了，最好别垮了。”他见区委书记说话不是那样坚决，回来后就热情地支持刘桂兰，经常帮助她解决些困难。
社的架子虽然搭好了，可是听说要有会计，他们是个“黑社”，没法派人去受训。刘桂兰想来想去没办法，就到张宗林社的会计那儿去偷着学习。张宗林社的会计是孙玉芳的父亲。孙玉芳是刘桂兰的小学同学、好朋友。刘桂兰每天就借着找孙玉芳为名，偷看孙玉芳父亲怎样记账。她费了很多天功夫，暗暗记下了账簿格式，有不懂的仔细琢磨才弄懂。她把记账方法学会了，回来又教给本社的会计，同时又派人买了一些大的笔记本，一个个照着簿记形式打上格子，做好了各种账簿。后来，他们又发现张宗林社每人都有一个“劳动手册”，记每人的劳动工分，这是由县里统一发给的，“黑社”自然领不到，他们只好买回小本，刘桂兰领着青年们照手册格式，画了五、六天才画完。
就这样，这个社一天一天搞起来了。但是困难还很多，参加社的人多半是贫困户，家家都缺吃粮。春天到了，播种开始了，社中的劳力不够，刘桂兰用尽一切心思，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从春到秋，妇女们打了二十多垧楂子，踩了二十多垧格子，薅地二十多垧，放秋垅十来垧，又打了11天腻虫，打草六千多斤，稍带还割了靰鞡草；社里没料喂马了，她又组织10个妇女撸草籽一石多。到秋天又组织9个妇女割了18垧玉米。秋收完，刘桂兰又响应政府号召，组织了10名青年突击队员，每人拣三斗多粮食。
在1955年夏锄，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十分巩固了，他们没有人指导，但是他们会照着共产党指点的路走。他们虽然是在暗中摸索着办的社，但检查一下他们的一切作法都是正确的，没有偏差，比张宗林社办得还好。工作很正规，劳动组织合理，账目一清二白。他们总共有74垧地，其中31垧洼地全部遭了水灾，水有一尺多深，水退后，小苗都红了，这样每垧地还打了3石5斗，比一般互助组多打一石多。还有十五垧多谷子也遭了旱灾，每垧地打5石2斗，此外有两垧遭了腻虫的高粱每垧也打了八石多，超过了张宗林社的高产地。
直等到毛主席的报告传达下来以后，“黑社”才出了头。在1955年11月29日上级正式批准了他们的社。过去，他们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受尽了各种保守力量的压制，连县里粮食管理所的人作“三定”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们是“黑社”，没法决定应按普通户还是按合作社定购、销数字，也提出：“非得把他们拆散了才行。”如今他们就像压弯了的树枝伸直了腰。过去，他们每天担心怕被拆散，尤其在1955年春天，传来谣言：“三年不建社了。”群众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这点社会主义成绩被批评他们“冒进”的人夺了去。现在，大家的心放下了，他们感到社会主义的大门敞开着。
现在，我的疑问解决了，即使在先进地区出现这样的事情也并不足为怪。这也不单是区委或县委的责任，首先蹲在上层机关发出“坚决收缩”命令的人就没看见群众的真正要求，没看见贫雇农是从自己的经历中选定了坚决要走党中央所指出的道路的；这也不是刘桂兰这样个年青姑娘有特殊本领，她只是因为生长在群众中，看见了群众的要求，并且支持了群众。刘桂兰只是社里的管理委员，可是群众把她排在社员名单中的第一名，名单上写着“团员刘桂兰”，下面才是社主任，副主任……。按说，这也是奇怪的现象。可是仔细想想，就在这个团员身上却体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思想，因此，她得到群众的爱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