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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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厉行全面节约,克服一切浪费

我们怎样发起“不领原材料工作日”
中共沈阳变压器厂金工车间支部书记 刘凤洲
自从党中央提出厉行全面节约和克服浪费的号召、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报告发表后,我们车间的工作人员和工人们,都比以前更加重视节约。在全厂统一部署下,我们车间发动了一次钢铁废料的回收运动。车间的青年团组织还组成了两个“青年节约队”。这次运动的收获很大,过去车间周围到处都是废铜碎铁,现在都回收来了。
为了教育工人,我们把它堆成了一座小山,堆在车间门口,好让职工出入都能看见,今后别再浪费。
但是,我们仍然感到苦恼,这些废铁虽然捡回来了,但它还和遗弃在外面一样,不能给国家创造价值。这件事很长时间都没有法子解决。
一天,我翻阅辽宁省中苏友好协会翻译出版的苏联工人如何节约的小册子,看见了这样一段叙述,说苏联有个“巴黎公社”制鞋厂,这个工厂的工人们平日一点一滴地全盘节约原料,到月末的一天,他们完全用一个月内节约下来的原料来生产。这给我很大启发。“我们能不能也这样做呢?”我把我的想法向青年团总支书记戴凤桐说了一遍。他想了一下,说:“完全可以!”于是我们找到了车间主任和几个工段长,正式研究。大家根据车间的具体情况,认为推行这个先进经验是完全可以的。这不仅能把捡回来的废料完全利用起来,使废物变成成品,而且又提出了节约的新方向。推行这个经验,将会使工人在平日注意一点一滴的节约,增强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大家也认为:要使全车间工人都在月末一天不领原料生产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则车间产品种类繁多,二则也确实节约不了这么多,所以只能看节约原料的多少在一个月内有若干个工人不定期地不领料生产;而且这个办法在铸件加工部门暂时还不能推行。领导工作人员的意见一致之后,党支部召开了一次支委扩大会,决议在第一工段的车工一组试点,由青年团总支书记负责去发动。为了鼓励大家的积极性,车间工会还特地做出几面“不领原材料工作日”的红旗。车间的生产,是按工厂的统一计划进行的,我们用废料进行生产,也必须是生产作业计划上规定的产品,哪一天做什么活可以利用废料,只有工段长才能切实掌握,所以会后我又特别同工段长们开了一个会,要求他们认真负责,不能阻碍工人发挥积极性。
利用捡回来的废料进行生产只能是暂时的。因为捡回来的东西终有用尽的一天。因此,推行这个先进经验的本质是要教育工人注意日常的节约,这也是“不领原材料工作日”所用的原料的根本来源。我们对工人的教育,也就是以此为内容。戴凤桐同车工一组的全组工人开了几次会,动员大家试行这个先进经验。大家都认为这个做法好。刘廷举、阎富余都说:“我们自己节约下的东西,自己再把它用上,这才真正叫主人翁!”每个工人都跃跃欲试了。为了解除工人可能产生的顾虑,我们让工人讨论一下:如用料头生产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他们马上回答:“给国家节约原料是我们自觉的行动,难道我们能够一方面节约,一方面不完成国家计划吗!”七月十三日,第一个“不领原材料工作日”在车工一组的一台机床上开始了。早上,工会就把“不领原材料工作日”的鲜艳红旗插到这台床子上,这一天这台机床是完全用废料和节约下来的料头生产的,晚上超额完成了计划,每个产品质量都合格。从七月十三日推行“不领原材料工作日”以来,到八月二十二日,他们已安排了十九个“工作日”,共给国家节约了价值三百八十一元二角八分钱的原材料。
工人们把不领原料还能给国家做出成品看成是最大的光荣。他们每天都一点一滴地想办法节约原材料。不少工人在机床旁预备个小木箱,节约下来一点点料头,也都放在木箱里。张庆贵在切割“顶触柱”的原料时,节约了不少料头,现在他已经把这些料头加工成“接线头”了。张德久一个人就在外面捡回来总长约十四、五公尺长的钢料。张庆贵和刘廷举为了在截料时把料头剩得长一些,曾把六公厘厚的切料刀改成四公厘,最近又在研究改成两公厘。
第一工段的光荣行动,激动了全车间的工人。一天,第二工段的一台机床上也插上了一面用红纸做的、墨笔写的“不领原材料工作日”的小旗。我问:“你们怎么用这样的旗啊?”工人说:“别看旗不一样,节约的意义一样!”我们看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在全车间开始推行了这个光荣的“不领原材料工作日”。(原载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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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厉行全面节约,克服一切浪费

节约计划通过群众以后
本报记者 顾雷
国营上海自行车厂开展全面节约工作的整个过程证明:只有面向群众、步步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智慧,才能订出先进的节约指标,找出完成节约任务的办法。
自行车厂几年来生产有发展,一九五五年同一九五三年比,产量由六万辆增加到十四万二千辆。令人遗憾的是车子的质量很不好:焊接得不牢,有断裂现象;电镀的地方很快生了锈;油漆容易脱落;部分零件很快就磨坏了。买车子的人曾给自行车厂提过意见,说“永久牌自行车不永久”。后来,车子的质量虽有很大改进,好心的用户们还是由车子的式样到保安装置、由坐垫的牢固到脚踏的质量、由车架的长短到车把的宽窄……提出许多意见。
车子的质量和式样不好,同这个厂的技术管理混乱有关。单以检查工作看,直到一九五五年第二季度以前,只有“完工检查”一个制度能够贯彻,其他检查制度多流于形式。检查的方法也多是原始的,检查人员进行烘干检查时,不是用仪表控制温度,而是用眼睛,操作的工人是向部件上吐唾沫!加工部件的图纸不统一,同一部车子上的同一类部件不能互换,部分零件装配时要经过敲、锉、磨、刮才能“入座”。
因此,提高产品质量,成了自行车厂的一项重要任务。全国开展节约工作后,自行车厂根据国家的要求和中共上海市委会的指示,确定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节约的重点。这时,国家给自行车厂的成本指标是每辆车的成本要比一九五四年降低百分之十一点七三。但是,因为要改进车子的质量和式样,需要花钱,而这笔钱并没有计算在今年的实际成本之内。当然,自行车厂如果不管群众的意见,不改进质量和车子的式样,是可以轻巧地取得“超额完成节约计划”的荣誉的。但这种牺牲消费者的利益的做法,是同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不相容的。自行车厂排斥了这种做法。经过研究,他们决定采取下列一些措施来提高车子的质量、改进车子的样式:增加坐垫小弹簧、伸长车身、放宽把手、电镀加厚、链子带罩、改进刹车装置、用优质钢代替普通钢加工某些重要零件、车后添反光玻璃。实现这些措施,每辆车子的成本要多好几元。这样,就达不到国家的指标。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指示,号召所有企业通过算细账、摸底、制定切实的节约计划。为贯彻这一指示,自行车厂初步发动科室人员算细账。计算结果是: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实际成本接近国家要求的指标,只有改进车子质量要花的几元钱没有着落。科室人员曾揭发了原材料、辅助材料、工具、行政管理费等方面的某些浪费,提出了八十六条措施。但算来算去,得出的数字同国家要求的指标还相差很远,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这时,领导工作人员和科室工作人员的情绪都不高,厂的领导工作人员还将这些情况向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机器工业管理局报告,其真实的动机是想降低节约指标。因为局里没有答应,才作罢。这时,全厂节约的情况是:上面怎样布置,厂里怎样搞;领导心中无数,信心不足,计划飘在空中。追其原因,只有一个:领导工作人员克服困难的决心不够,节约的活动脱离工人群众。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大鼓舞了全厂的工作人员。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继续动员上海市所有企业单位反复算细账,向各种保守思想进行斗争。中共自行车厂委员会组织全厂工作人员进一步讨论了节约工作,批判了保守、不积极挖掘潜力的做法,决定全力发动群众,坚决完成国家节约的指标。之后,在厂内举行了废品展览会,会上的实例指出:自去年年初到今年五月,废品退修的损失达二十五万八千多元,积压物资十三万二千元;这些损失绝大部分是因为制度不周、检查不严、责任心不强、工作中粗枝大叶所造成。如果全厂工作人员能树立社会主义的经营思想,爱护国家一点一滴的财富,有许多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展览会给全体人员一个很实际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厂的几个领导人员又深入各科摸情况,进一步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浪费。粗略计算一下,只是家具修理费、办公费、生活用水和电费每月即可减掉三千多元。由于牙盘上花纹的式样不统一,“冲”下来的料都作废钢出卖了,而这些废料本来可以用做小的部件。在使用铜、砂轮、布轮、镍板、油漆、机油等辅助材料方面也有很大的浪费。总之,过去是:乱计划、乱发钱、乱买、乱用。
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厂的领导工作人员又分头召开各种小型的座谈会,用逐笔核对的办法挖掘节约的潜力。发现如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把牙盘改薄、改变中间花纹的式样,充分利用冲下的好料,下半年就能节省十三吨钢材;管理费也可核减一万四千元。经过这些工作,领导工作人员的心里更有数了,便召开全厂工长以上的干部大会。会上,把摸到的情况当众摆出,说明厂里有很大的潜力,指出各车间、各科节约的重点,让到会的人讨论。在这次会上,大家又提出四十七条措施。但是最后计算一下,仍然达不到国家要求的指标。而且这些措施还没有同工人见面,还没有找出完成措施的可靠保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行车厂又召开了职工代表会议,除向大会代表报告第二季度工作,布置下半年和第三季度的工作外,并把节约的指标和各项措施交给代表讨论。会上,代表们一面进行讨论,一面深入车间和工人直接商量,全厂内形成一个决心:为提高产品质量,使每辆车的成本达到国家指标而奋斗!广大工人群众都积极地想办法、提措施,不但原有的一百三十三条措施的内容更具体了,而且各车间又提出了车间的措施九十三条。
工人们提出的办法都很具体。例如:打光用的布轮的直径是十八寸,过去用到十四寸就报废,现在有些可以用到只剩下七寸;电镀用的镍板,过去把裁下的头子扔掉,积压了两年没有利用,现在不但全部加以利用,而且保证今后不丢掉一点板边;用苏打水代替部分机器的机油,只是脚踏组两部滚床每年就可节省二千一百五十多元,四车间飞轮、零件、踏脚三个组每年可节省油类七千一百五十三元;利用各种办法节约钢材,下半年可省下一百吨。工人们提出的办法丰富了原来的措施,使节约计划获得可靠的保证。据初步计算,已顺利地超过了国家提出的指标。厉行节约的工作走向了高潮,而且不断出现新的节约办法。
为了把这些措施变成有组织的行动,自行车厂的领导人员又分类归纳和整理了每一项措施,(车间措施不在内,总计一百五十三条,)把它纳入了生产计划,订出具体的指标下达车间。自行车厂的节约工作到这时才走上正常的轨道。在措施中,有二十七条是提高质量的,十五条是改进企业管理的,九十八条是降低成本的;其他还有改进劳动保护、改进工艺过程、加速资金周转、提高文化技术水平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但切实可行,而且能推动整个企业的管理工作。为了进一步保证实现这些措施,自行车厂还订出经常检查节约工作的办法:根据不同性质的措施,划分那一些由那个部门负责贯彻、那个部门配合、什么时候完成、谁负责检查;每星期三全厂进行各种节约活动,厂部、各科室、各车间人员利用早晨学习时间检查各项措施完成情况;厂部在上午召集车间人员汇报生产中的问题,下午开厂务会议研究解决目前问题的办法;工人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提出下一周的保证计划。这样,就能够及时解决节约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也可以及时吸收新的节约办法充实节约计划,保证这一工作顺利向前发展。到八月二十七日为止,全厂已完成的措施占百分之十九点五;其他措施正在执行中。到年底,不但可以完成生产计划,而且可以完成节约指标,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要求。这就是自行车厂依靠群众厉行节约的全部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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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先进经验和先进生产者

“快速焚火法”创造者孙士贵
新华社记者 黄沙
最近两年多来,全国铁路机务部门普遍推广了一种大量节约煤炭的“快速焚火法”。仅一九五四年内,全国就已经有三千一百四十多个火车司炉熟练地掌握了这种先进的操作方法。“快速焚火法”的创造者孙士贵所在的包车组用这种操作法,使自己的机车在完成运输任务中降低了成本百分之三十左右,在两年零八个月中为国家节省了一千一百多吨煤炭。
共产党员孙士贵现在是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昂昂溪机务段的司机。很早以前,他就在铁路上做学徒和帮工。一九四九年他被提升为司炉,当时他和别的司炉一样,也是用伪满时的老办法一锹一锹地往火室里添煤。这种办法不仅很费煤,而且非常累人。
一九五零年,好几位苏联专家来到了昂昂溪机务段。苏联专家很重视节约,刚到不久就告诉中国的乘务人员说:煤是国家的黑色金子,它由煤矿工人们辛苦地从地下挖出来,从很远的地方运到这里,我们不能白白地把它浪费掉。苏联专家还指出:煤在铁路机务上的开支大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节省了煤也就降低了运输成本。有一次,一个苏联专家在孙士贵的机车上看到一束用脏了的棉纱抛在地板上,便爱惜地拾起来交给孙士贵说:“把它收拾起来,洗一洗还能用。”孙士贵听了很受感动。过了没多久,这位苏联专家又对孙士贵说:“作为一个司炉和副司机,不仅要在保证司机所需要的汽、水供应下,大力节省燃料,同时还要保养机车上的心脏——锅炉。”孙士贵听到这段话感到很新奇,因为他一直认为烧火和保养锅炉没有关系。他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最后苏联专家告诉他:“在焚火中尽量使冷风少侵入锅炉的火室,减少添煤次数,小开炉门和少开炉门,一方面可以保持火室高温,节省煤炭,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炉壁避免因冷缩热涨而受到损害,延长锅炉使用寿命。”
从此以后,孙士贵就决心从焚火方面来节省煤炭。首先,他向技术较好的司炉学习投煤经验。每次跑车回来,他不休息,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手里拿着几个馒头或烧饼,紧跟着其他机车的乘务员一道去跑车。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一连学会了几种不同的投煤方法。
有一次,他跟八一六号机车上的副司机孙万全跑车时,发现孙万全每次往火室里添最后一锹煤时,总是锹不进炉门,速度也很快。这给他很大启示,他想:假如每锹都用这个方法,不就可以使侵入火室的冷风大量减少吗?第二天,他就在自己的机车上开始练习快速投煤。起初,由于不熟练,添煤时铁锹把炉门碰得叮当响,不几天就碰坏了一把铁锹,同包车组的人还提意见说:老孙太费锹啦。有一次一锹没投好把腿也砸伤了。但是,他在党组织的鼓励下并没有灰心。他在车库里找到一台破旧的“机车投炭模型”,每天跑车回来以后,就利用这台模型继续练习。在严寒的冬季里,车库里的温度总是在摄氏零下十多度,孙士贵只穿一件线内衣、头上冒着热汗,坚持不懈地在那里练习。
最后,孙士贵终于掌握了铁锹不进炉门的快速投煤技术,使过去每投三锹煤需要十二秒钟缩短到最快时只需要三秒半钟,创造了“快速焚火法”。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黑龙江省扎兰屯、昂昂溪铁路线上,铁路司机孙士贵根据苏联的中间站不停车的先进经验,驾驶着一列火车一气走完了一百四十六公里,沿途经过十三个中间站都没有停车,又创造了我国铁道上第一次单线行车中间站不停车的成绩。
孙士贵由于这些创造和成绩,曾经获得“光荣的铁路工作者”奖章。最近,他又被评选为黑龙江省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青年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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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是乐于走合作化的道路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许宝驹
农业的合作化,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农民是乐于走这条道路的。我在今年五、六月间视察了浙江金华地区的十二个乡、镇以后,深切地了解到了这一点。
金华地区粮食总产量,一九五一年为二十九亿斤左右;一九五二年全面丰收,约达三十二亿三千万斤;一九五三年受旱,总产量约三十亿三千多万斤;一九五四年又连遭洪涝旱灾,总产量仍达三十一亿五千万斤。受了灾而产量仍然相当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了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超额增产运动。去年春耕期间,金华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四十二个发展到了四百八十六个;在夏季防洪排涝期间,又发展了一百多个;随着超额增产运动的开展,全区农业合作社有了迅速的发展,到年底全区有了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二个社,参加的农户占总户数(今年春季以来,全区的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二个社,经过整顿,有三千四百二十一个社转为互助组了;入社农户由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九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一。)的百分之二十九,有一百七十五个乡基本合作化。
由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加上在排涝和抗旱保秋运动中农业合作社发挥了很大作用,显示了组织起来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农民的办社积极性大大提高了。金华干西乡由今春的四个社九十户扩大到十个社六百四十三户。大批中农也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全乡原来的四个社有十九户中农,占中农总户数的百分之九;现在参加农业合作社的中农有一百八十七户,占中农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八。中农陈凤球原来顾虑很多,不想参加农业合作社;经过宣传教育,他又看到老社战胜旱灾增产了,就自动地要求入社。中农王基根说:“小农经济是今天不知明天事,现在虽不错,只要一场病,就跌倒爬不起,参加农业合作社才能经得起一病二灾。”
农业合作社的确是能够战胜灾害的。在去年抗旱保秋运动中,农业合作社运用集体力量,挖沟开潭,接力车水,挑水浇苗,保证了后熟丰收或者将灾害减少到了最低限度。金华干东乡七千多亩后熟作物普遍车水灌溉三遍,比前年增产二成以上。群众反映:从来没车过水的田也车上水了。多湖乡农民在农业合作社带头下坚持抗旱八十多天,出动一百三十多部水车,日夜车水灌田,提出了“每亩田都灌上水,保证丰收,支援工业化,支援解放台湾”的口号。在排涝中,农业合作社也显示了优越性。如诸暨西江农业合作社提出“同洪涝争粮”的口号,坚持抗洪排涝四十多天,战胜五次洪灾,终于抢救了三百六十七亩田的早稻,每亩收三百斤(比当地互助组每亩多收一百斤)。我在今年六月中旬离开金华地区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就知道诸暨又遭到严重的洪水侵袭,当时我为当地农民万分焦虑,最近我又万分愉快地知道诸暨西江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经过四天四夜同洪水搏斗后,终于战胜灾害,早稻产量仍是历史上最高的。全社一千多亩早稻预支分配结果,每个劳动日的报酬比去年增加一倍多,社员自豪地说:“洪水冲不了我们的丰收。”战胜灾害得到丰收的并不只是这一个社,浙江省三万八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夏收作物普遍增产了。
许多事情是单干农民办不到的,互助组办起来也困难;可是,有了农业合作社,就比较好办了。农业合作社充分发挥了土地、人力的潜力。一九五四年春,诸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互助组和单干农民改良了土壤三万三千多亩。八个乡调查:一九五四年种连作稻六千四百亩,一九五五年扩种到一万三千多亩。全县一九五四年扩大冬种面积六万六千多亩,比一九五三年扩大百分之七十一。其中特别是油料作物的生产,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比一九五三年扩大二倍多。又如兰溪下余乡上华社,三百七十一户,今年预计旱地改水田七十一亩,可增产一万七千七百五十斤;单季稻改双季稻一千二百亩,可增产七万斤;改良土壤九百五十亩,可增产七万六千斤;新社员一百二十户,有八百亩土地,实行技术改革,可增产八万斤;后熟作物低产量,改种高产量作物三百亩,可增产三万斤;田塍(即田界)掘了,扩大耕地面积七亩五分,可增产三千七百五十斤。以上共可增产二十七万七千五百斤,平均每户可增产七百多斤。
农业合作社在采用先进生产经验和掌握生产时间方面都比互助组好,比单干农民更好。今年,金华地区的农业合作社普遍接受了泥水、盐水选种,培育壮苗,水稻的合理密植和小麦田的假秧移植等先进经验。在抢收小麦中,农业合作社也比互助组收得快,比单干农民更快,这样就可以减少损失。
农业合作社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可以发展多样经济。兰溪上华社养鱼一万四千条,纯收入可达五千多元;养蜂六十群,约可收入一千元;种菱角十四个大塘,可收入四千七百多元;全社五月份养猪四百二十一头(去年同期三百六十五头);还有孵小鸡可收入六百元。此外还有运输、打铁等副业。总计全社今年可由副业收入一万五千多元,折谷二十三万二千多斤,平均每户可得到六百多斤。他们还种了桑苗二千株,桕子树二千株,水蜜桃五千株,将来可以有更多的收入。
在农业增产中,肥料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金华全区去年秋后到今年春季,在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展开了群众性的规模宏大的积肥运动,挖塘泥、烧泥灰、铲草皮等,都有很大成绩。群众反映:从来没有积过这样多的肥。去年冬季积土肥比前年增加一倍以上。干西乡即挖塘泥、铲草泥等共十七万多担,超过解放以来四年的总数,降低了春花作物培育的成本,取得丰收。小麦的收成,一般每亩能收一百三十斤以上,不少农业合作社每亩收到二百斤以上。
农业合作社在开荒方面也有较大的力量。磐安县深泽农业合作社去冬今春开荒一百五十亩,都种上了玉米、蕃薯,可增加粮食一万七千多斤。干西乡丰收社也组织了开荒队出外开荒。
几年来,农业合作社显著地增产了。如诸暨县安平乡一九五二年水稻产量平均每亩为四百九十斤,农业合作社每亩平均六百二十六斤;一九五三年全乡每亩平均五百一十斤,农业合作社每亩平均六百七十斤;一九五四年全乡每亩平均五百七十八斤,农业合作社的产量比一九五三年又有增加。农业合作社增产了,社员的收入也就增加了。如诸暨县西江农业合作社第一社一九五三年每个劳动日分红稻谷十八斤十二两;一九五四年虽受洪涝灾害袭击,每个劳动日分红却增加为二十斤十二两;全社八十一户,平均每户要增加一千斤稻谷以上,最高的增加八千多斤;全社出卖余粮四十九万四千斤。农业合作社收入增加后,社员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有了改善。兰溪县上华社,办了三个小学,六个民校,一个图书馆,组织了三个业余剧团。全社结婚的男女也增多了,今年二月份就有三十四对。
农业合作社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事实,使广大农民深刻地体会到组织起来是大家富裕的道路,使社会主义因素在农村不断增长。农民普遍反映:“一家富、千家穷的老路走不得,我们靠毛主席翻了身,不能忘记以前的苦。”许多农民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不少农民积极分子自带伙食被褥到老社去学习,准备办社。
从许多事例看来,农民是乐于走合作化的道路的,金华地区的合作化运动是有成绩的。但是,在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去年,有些乡村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工作有些粗糙,小部分社是不够条件的。但是,今年在整顿中,有些地方又做得有些粗糙了,把一些经过整顿可以维持和巩固下来的也停办了,转为互助组了。这是不符合农民群众的要求的。有些社互利政策贯彻得不好,土地评产和分配比例不合理,其他生产资料折价偏低;有些社的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有些混乱,仍采用互助组大组干活、临时分工、天天评分的办法。这些问题是应当注意解决的。我们切不可忘记:我国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要把几万万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必须做很多艰苦的工作,通过一些必要的过渡形式。处理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应当十分慎重。只有在农民乐于接受的基础上,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结合初步的技术改良,才可能逐渐地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化,结合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技术改革,使我国的农业生产不断地进步,使我国的农村变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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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中的辽宁省机械工业
辽宁省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两年多来,随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飞跃发展,全省的机械工业正在大步前进。辽宁省新建、扩建和原有的机械制造厂,已生产了许多新型的机器设备,供应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和各地重点工程的需要。还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材和给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省的机械工业担负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沈阳桥梁厂试制的二十五吨塔式起重机,已大体上安装完毕。这种起重机的结构复杂,在我国是第一次试制。新华社记者王少清摄
沈阳风动工具厂制造各种风动工具,供给开凿矿山和修建厂房、桥梁等使用。这是机装车间第一青年小组组长鞠复海(右)和三年未出事故的李春田(左)正在研究改进工作的办法。新华社记者王少清摄
沈阳变压器厂又试制成功了一种十二万一千伏特、三万一千五百千伏安的大型变压器。这是这种大型变压器的组成部分之一。
新华社记者王少清摄
抚顺重型机器厂生产的挖掘机,是供给矿山和基本建设工地使用的。这种挖掘机,可以起重、挖土、挖煤。一个工作日能挖土一千到一千五百立方公尺,相当于七、八百人的一天劳动量。这是工人安装第一批挖掘机。
新华社记者贾承滨摄
锦州铁路管理局的验收人员正在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厂里验收他们订购的新机车。
新华社记者贾承滨摄
沈阳电线厂改建工程已进入安装阶段。裸线车间的八模拉线机已安装好了,正在空车试运转。这是苏联专家在指导我国工人调整机器。新华社记者于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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