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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千年来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
邵循正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有两千年的深厚友谊，两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这是两国史籍所不断记载而为历史学者们在研究中所不断阐明了的。
古代日本劳动人民以高度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他们同时虚心地向文化已有高度发展的中国学习。近代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年，也曾虚心地向日本学习过。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以日本为媒介，企图依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把中国从危难中挽救出来。虽然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文化终于已被证明不能拯救中国，但是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对当时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进行，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日本无论就地理形势上看，就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看，都有不可割绝的息息相通的联系。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渴望更多的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交流。因此在今天回顾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的历史，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在航海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已开始传入日本。日本山阴、北陆等地曾发现了很多形状酷似先秦古钟的日本制造的铜铎。日本历史学者认为中国早期文化曾以原始的交通工具通过日本海左旋回流的自然航路传入日本。劳动人民以惊人的智慧和勇敢开辟了中日交通的道路。在同时期中，中国的铜剑、铜鉾等物也经朝鲜横渡对马海流传入日本北九州等地区。
在两汉三国时代，中国和北九州一带交通渐多。中国古籍如“汉书”、“魏志”所不断记载的“倭国”、“倭人”，即指北九州一带的居民。汉代古物在日本各地曾多所发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时代的货泉。曹魏和“倭女王国”（北九州）的正式联使来往，从公元二三八年开始，十年之中就有六次。中国珍贵的锦绣、毛织物和一般生活用品不断传入北九州。“魏志”“倭人传”记载，在三世纪初中国蚕业已传入北九州，当地居民把茧含在口中抽丝。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经济的组织，对日本也发生很大的影响。
到了公元后四世纪中叶，北九州已归日本大和朝管辖，日本不久就和中国的“南朝”开始正式的通聘。当时中国史料（如宋书）所提到的“倭国”，已经是泛指日本，不是专指北九州了。日本早同三国时代的孙吴已有来往，因此沿称南朝的宋、齐、梁、陈为“吴”。南朝中国人到日本的渐多，其中有著名的织工和裁缝。中国人在日本有特定的居留地，号“吴原”。这时日本不但衣服裁制和蚕织事业大大改观，一般文教和礼俗也深受当时中国南朝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开始学习汉字和中国书籍。日本史籍所称的“秦人”和“汉人”，早已由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等处不断地移入日本。这些人都是当时日本社会所欢迎的有艺能的人。如有些“汉人”就以织绢的优越技术取得了“绫人”的称号。此后更有不少的中国陶工、画工、鞍匠从百济移到日本。
到了隋唐时代，日本知识界直接探取中国文化的源泉。日本派遣大批学生到中国留学。这是两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当时日本留学生中较多数的是为“求佛教”而来的“学问僧”，但入学于唐国子监的一般日本“学生”学习范围之广，留学年限之长（多至二三十年），使他们有可能不仅研究中国传统儒学，并且精研中国文学或是法律、医药、天文等专门学问。八世纪的日本留学生中，如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玄昉、朝衡（阿部仲麿）都有名一时。朝衡卒业太学，留仕于唐。他同李白、王维等著名文人交游，留下很多诗篇。大和长冈学法律，回日本后删定律令。吉备真备研究经史，携唐礼、大衍历、乐书、兵器归国，相传日本通行的片假名，即出其手。“学问僧”在学习佛法外，也经常注意一般文化，回国时也带回大量的经典、碑帖和诗文集。唐代佛教艺术如佛寺建筑和佛像雕塑，对日本也发生很大的影响。
唐代中日密切来往的关系，在五代纷扰的局面下依然相当地保持着。当时的吴越和日本贸易来往特别频繁，因为明州（宁波）一向是中日交通的门户。不久，到十一世纪，日本统治者禁止人民私自渡海，日船绝迹于中国。但北宋商舶仍不断前往日本，中日货物的交换依旧进行。中国商人携带的商品系锦、绫、香药、茶碗、文具等物，日本输出物品主要为砂金、水银、绵、绢、布和新发展的美术工艺品，如扇、屏风、螺钿、水晶细工、刀、剑等物。北宋东京（开封）相国寺的市场出卖着日本扇，宋代人赞赏扇上绘画说：“意思深远，笔势精妙。”欧阳修“日本刀歌”说：“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上述的其他工艺品也都受当时人的赞美。日本入宋僧人也备受优待。
到了十二世纪后叶，日本统治者奖励商舶和南宋贸易，南宋也注意招致外国商船。开庆四明续志说“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同时南宋在明州欢迎日本来船，“支送酒食，举行燕犒”，备极优待。中日商船往来于明州（中国对日的主要贸易港）和博多（日本的贸易港）之间。贸易的频繁使宋代钱货盛行于日本。同时寄身商舶前来南宋的日本僧侣数目极多。南宋僧人也有许多前赴日本的。南宋特盛的禅宗不断传入日本。当时中国著名僧人的“语录”中常著录日本僧名。福州刻印各本大藏经传入日本，对日本印刷事业的发达予以极大的刺激。十三世纪初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学传入日本。一二四七年日本有人托名“陋巷子”复刻宋椠本论语集注十卷，这是日本印刷中国儒书的开始。中国茶种和南宋人“吃茶”的风气，也经过禅僧盛传于日本。可见在南宋时期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在继续增长。
十三世纪后叶，元朝统治者和日本关系极端恶化，中国商舶绝迹于日本。但是日本商舶不断来到中国，一般说来都受到民间优厚的待遇。中日贸易仍占重要地位，日本也仍有许多僧人前来中国。嵩山少林寺留下有元时日僧古源邵元撰文的石碑。日本僧人在松江遇“巨水为害”，中国僧人念他“为异邦之人，苦留过冬，朅来七年，视以骨肉”。日本入元僧传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记载。
明、清两代中、日文化、经济的密切联系，更是超越前时。在足利幕府时期，日本使臣从宁波直至北京。他们沿途在杭州、南京等处都进行贸易。除一般工业品外，日本输出大量的铜和硫磺。明代铜钱大量输入日本，促进了日本国内货币经济的发展。中国绘画和其他艺术品引起日本人民普遍的兴趣。大批中国商舶开到日本的贸易港长崎。清代康熙年间贸易更盛，中国商舶携至日本的商品，包括了十五省的许多物产。中国书籍大量输到日本，德川幕府在长崎设专官检阅进口图书，以精识中国版本的人充任。明、清两代留居长崎的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也有很大的贡献。陈德明等人的医术，“长崎二妙”林道荣和高天漪的书法都深受日本人民的推重。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坚持反抗满清统治的朱舜水，他在日本开创讲学的风气，日本学术界深受他的崇高的思想的薰陶。
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入东方以后，中、日关系起了剧烈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日本学习西方较早较快，十九世纪的后三十年中，迅速地发展成为近代式的国家。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曾经热烈学习日本的经验，以为可以找到拯救中国的道路。不久中国青年大批地到日本留学，日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也大量地译成中文。辛亥革命前后的“新学”，大部分是从日本介绍到中国，这使封建主义的“旧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以日本为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他得到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过，也同日本学术界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有很大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已经从日本书籍转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同志，在十月革命以前已经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后来他也曾从日文译著钻研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译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多种是从日文转译而来的。日本的译著对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帮助的。
两千年的历史说明了中、日两国除了在一些短时期中发生过战争以外，一直是和平共处的。其中有两次战争，也是最大的两次，发生在最近的六十年中。特别是后一次，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滔天的罪行，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凶恶的蹂躏，使日本人民遭受了痛苦的外国奴役，也使中日两国的正常的关系经过十年的岁月，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曾对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作了许多努力。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和国家独立的愿望是深为同情的。中国人民深知，一个没有外力控制的独立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日本是亚洲和世界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中日两国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的。这正如周恩来总理最近在接见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时所说：“我们一贯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几千年来有着长时期的和平友好相处的历史，其间只有少数年份不是这样。人们常爱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照理，只要根据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说根据亚非会议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的十项原则，中日两国的关系就能够正常化，中日两国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共存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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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在斗争中认清敌人
王青
有这样一位区长，他说他自从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就一直在注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但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发现什么。他曾经收到群众来信，信中反映某些被管制的地主阶级分子暗中开会，某些过去的伪保甲长、兵痞等鬼鬼祟祟，准备滋事，但他都不认为这是反革命活动。
这还不算希奇。有一些同志，甚至在自己的人被杀伤以后，在反动地主和反动会道门分子实行武装暴乱的时候，仍然在像老学究似地反复考虑着：这些暴徒没有政治纲领；没有什么近代武器；没有受过特务训练；同特务也没有组织联系……，这究竟应该算作什么呢？他们想来想去得不到结论。
这种书生气十足的考虑问题的方法，包藏着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使我们有可能放过许多不同类型的反革命分子和不同方式的反革命活动，使许多本来可以事前防止的事件变成不能防止，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害变成不可避免。
什么是反革命活动呢？解答这一问题并不困难。顾名思义，反革命就是反对革命。在今天，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这种革命的人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这一革命事业的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凡是破坏和阻挠社会主义事业，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破坏共产党的行动（包括宣传），当然就是反革命活动。这样一些简单的道理，对于曾经受剥削受压迫的革命群众，对于长期同革命群众在一块生活并一同斗争、因而同革命群众具有共同感情、共同爱憎的革命干部，应该是十分明白的。因为反革命分子直接危害着他们，同他们处于完全敌对的地位，可以说是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其间没有任何妥协和调和的余地。这些人是不应该在什么行动算作反革命活动和什么人应该算作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发生迷惑；只是在一部分脱离生产和脱离群众的人、在同反革命没有直接的阶级仇恨的人和社会上的游离分子中，对于什么是反革命的问题，才会发生迷惑，才会变成非常复杂，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
有一些思想落后的群众，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有时也会发生某些不利于革命和违反人民长远利益的行为，但他们并不是出自对整个革命事业的仇视和恶意，而是由于缺乏自觉，当他们一旦经过教育，明白了道理，他们就会改正自己的行为。他们有时也对某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某一工作中的缺点表示不满，但他们希望的是我们能够赶快改正。而反革命分子却完全不是如此，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我们的各种政策和工作，以致破坏整个革命事业。他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幸灾乐祸，并且常常借此实行挑拨，企图煽起混乱和骚动，使我们什么也干不成，最终目的是推翻人民的政权，实行反革命复辟。他们不一定每人身上都带着手枪和收发报机，不一定每人都受过特务训练，或者遵循着什么完整的政治纲领，但他们从各个角落用各种方法不约而同地破坏人民的革命事业。有的反革命分子往往只是进行一些造谣挑拨的活动，但却能给我们很大的损害。他们制造了一个“毛人水怪”的谣言，就迷惑了许多地方的农民，使农业生产遭受了很大损失。混进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单位的反革命分子，用一些无中生有的话挑拨同志关系，就可能使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发生隔阂，使组织涣散，工作松懈。
几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我们有些同志虽然生活在这个深刻的变化中，但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这种变化，完全不懂得进行革命一定要损害少数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利益，而这些剥削者压迫者是绝对不愿意受损害的，他们之中的一部分顽固分子必然要进行垂死挣扎，进行反革命活动。不仅是那些职业的反革命分子，而且连那些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剥削阶级中的一般反动分子，也必然会由他们的阶级本能所支配，起而进行垂死的挣扎。有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已经绝望到不择手段地公开在舞台上行凶，在光天化日之下伤人。当然，人民是不怕他们反抗的，他们的反抗挽救不了他们的死亡的命运，他们绝对没有力量扭转历史的车轮。但是如果我们不看到这种形势，而只把什么台湾派来的、有组织关系的，受过训练的等等当成反革命分子，那就一定会对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使国家和人民遭受意想不到的损害。
这种情形，使人想起斯大林同志在“论农村中的工作”一文中所讲的话：“我们许多地方工作同志……不了解阶级敌人底面目近来已经改变了，……人们竟在集体农庄以外寻找敌人，以为敌人还是些面孔凶恶，牙齿巨大，颈项肥胖，持着半截枪的人。人们还在寻找我们在标语上所看见的那样的富农。可是，这样的富农早已不存在于地面上了。现时的富农及其走狗，现时的农村反苏维埃分子，大多数都是‘沈默寡言的’，‘很和气的’人，几乎是些‘洁白君子’。他们用不着你到集体农庄很远以外去找，他们是坐在集体农庄里面担任管仓人，庶务员，会计员，秘书等等职务的。……他们在集体农庄里面进行非常厉害的怠工勾当和暗害工作，使集体农庄将会大吃其亏。”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敌人用各种各样的面目和方式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一定不要像书呆子一样脱离开实际的斗争和具体的情况来空想，那样只能迷惑自己，使自己大吃苦头。我们必须真正投入斗争的激流中，同革命的群众一起战斗，才能真正认识敌人，同时改变自己考虑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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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肃清暗藏在财经系统中的反革命分子
苏宜柯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衡水支行的职工群众最近揭露了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这伙反革命分子原先都是蒋匪军官和反动地主、富农分子。他们钻进我们的银行机构，采用两面派的手法，篡夺了业务股长、机关工会副主席、青年团支部委员等职务，然后利用这些职务作掩护，进行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反革命活动。
反革命分子在中国人民银行衡水支行的罪恶活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银行是我们国家手里的重要工具。它的工作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很密切的关系。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但是，钻进国家银行中的反革命分子朱月峰等所把持的衡水支行的业务股，却不是为这些对象服务的。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国家正在紧张地收购棉花，衡水花纱布公司担负着二十多个县的收购任务。当时有两个县的现款用尽，必须立即拨款支援，不然就得停止收购。花纱布公司派人向银行要求紧急贷款。朱月峰为了破坏购棉计划，就制造各种借口，故意刁难，拒绝贷给。当时收购棉花的任务十分严重而紧迫。国内有些棉纺织厂正因没有原料而停工减产，棉农又急待出售棉花。国家必须及时收购，才能有效地打击奸商的投机破坏活动，刺激棉农增产棉花，支援工业。朱月峰的这一破坏活动，终于达到了拖延紧急贷款的目的，使购棉工作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另一方面，衡水支行业务股却大量贷款给不法私商，让他们投机倒把，捣乱市场，牟取暴利。例如私商新生货栈向该行贷款贩枣，一次就获利四千元。私商贷款如不能按期归还，朱月峰等反革命分子就偷着按期注账缴销。衡水支行业务股是为谁服务的，它支持的是谁，打击和限制的是谁，不是明明白白吗？
这伙反革命分子穿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制服，打着执行国家政策法令的招牌，明目张胆地干着破坏工农联盟的反革命勾当。他们制造出种种借口，阻止把农业贷款发放给贫农。朱月峰指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分子说：“县委会介绍来的，应贷也不贷给。”以前，政务院曾有明令指示，贫困农民到期确实无力偿还贷款的，可以部分或全部缓期归还。朱月峰却强逼贫农孙长春把卖老豆腐赚来养家活命的几个零钱清还贷款。另一户贫农孙英林因为庄稼全部被淹，全家生活无着，请求缓期还款。朱月峰竟把他扣押起来，怒气冲冲地说：“卖房卖地也得还清贷款！”听听，这不完全是黄世仁、穆仁智的声音吗？
发放农业贷款，是国家在财政上给予农民的一种援助，目的是为了打击农村高利贷者，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并逐步指导他们参加互助合作运动。这是农村金融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措施之一。反革命分子是懂得这一点的，因此他们就从这方面下手。他们披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逼迫农民卖房卖地，借以离间党同群众的关系，破坏互助合作运动，破坏工农联盟。他们的用心是多么阴险！手段是多么毒辣！
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展开以后，财经部门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一些人有右倾麻痹思想。他们认为他们那里不是军事、国防部门，也不是党的机关或者什么重点建设工程，一句话，不是“要害”部门，因此就“没有多大问题”。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衡水支行的事件对于他们应当是当头棒喝。它说明在财经战线上同样隐藏着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同样可以给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财政、金融、贸易、商业等部门，同我们国家的各个业务部门，同国内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着联系。这样一条重要的战线，敌人是决不会放过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破获过不少打进到财经部门来刺探经济情报、盗窃机密文件、盗窃国家库款、在人民群众中破坏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的反革命分子。
更严重的是我们财经部门的若干机构中有严重的不问政治的倾向，这就使得反革命分子得以顺利钻入，并且获得藏身之所。这个朱月峰原是反动的富农分子，一九四八年就曾经混入过当时的冀南银行。以后因为破坏土地改革，被清洗回家。但是过了不久，他又顺利地钻到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来了。由于财经部门中有许多单位过去用人制度很不严格，有些地方、特别是某些基层单位还有随意任用私人的恶劣倾向，因此，这样顺利钻了进来的反革命分子不是很少的。
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最近几年来，财经贸易系统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许多“业务事件”。这些事件，或则使国家的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或则严重影响了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其中有些事件中是很离奇的；但是我们都一概认为原因在于“官僚主义”、“资产阶级经营思想”、“缺乏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严重失职”等，马马虎虎处理掉了。难道在这次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在广大群众都提高了政治警惕性以后，其中有些离奇的事件不应当得到一个正确的解答吗？中国人民银行晋南中心支行业务员张金年，他在下乡组织信用合作社时，上级是交代了政策的，可是他仍然有意地破坏党的信用合作政策，把地主富农拉到社里担任最重要的职务。领导方面发觉以后，还认为是“工作上的错误”、“新干部锻炼差”、“阶级观点模糊”，不予追究。后来，公安部门在晋南中心支行等机关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查出了张金年原来是这个组织里面的反革命分子，领导上检讨了“政治上的麻木不仁”，张金年的一切“工作上的错误”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类似的事情，当然还有。
现在是彻底医治我们在政治上的麻痹症的时候了。全国财经战线上的一切工作人员，应当动员起来，为肃清一切暗藏在财经系统中的反革命分子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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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找到生路了
丘北
我因为贪图钱财，瞎了眼睛，被蒋匪“大陆工作处”的特务拉进了火坑，参加了特务组织。现在我已经向政府自首，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政府不但没有惩办我，还教育我，要我安心生产。为这件事，我感激得掉了几次眼泪。另方面，对于那些到处坑害人的蒋贼特务，我恨不得剥他们的皮。
我今年二十五岁，广东省惠阳县安墩珠湖乡人，家庭是贫农。十四岁我就出门给地主扛长活。干了四年，只挣个吃不饱饿不死。后来听说香港作工挣钱多，一九四九年我就到香港马鞍山大公窑行第六号厂当了一名矿工。所得工资除了穿衣吃饭，仍然没有节余。一九五三年我的弟弟丘关邻写信给我，一再劝我回家生产，说土地改革后我家分到房分到地，生活好转。他信里把通行证也寄来了。但是我欠缺路费，只好眼睁睁看着通行证过期作废。一九五三年七月，弟弟又寄来一张通行证，信上说：“这次再不回去，以后申请通行证就困难了。”我急得四处乱转，穷工人哪有钱借给我呢，只有干瞪眼。
这时，同乡丘谦、曹石连拉我饮茶，悄悄问我：“有一桩好差事你干不干？可以拿三千元港币，干好了每月还有两百元薪水。”他们上两月曾经邀我去台湾当兵，所以我知道这一定不是好事。只是我急等钱用，一点办法没有，便答应了。他们抓得真紧，立刻要我找厂门口开铺子的“掌柜”李思咏谈话。李思咏首先要去了我的通行证，随着给我填表，又要去照片三张，又要我同两个北方人会面，给我“武装思想”，交代任务，说明这是“为国民党效忠”，回家以后是“作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烧毁桥梁、粮仓，发展组织；末了还要宣誓。我腾云驾雾地给他们折腾了几天，通行证又快到期了，我打听钱的事情，丘谦、曹石连告诉我说：“上级发了两百元，以后看你干得怎样再说”。三千元变成了两百元，这且不说；他们又七折八扣地除去“佣金”，临走时我根本没有见到钱。李思咏只拿出一只金戒指，丘谦拿出一支手表就算完事，共约折合港币五十元。我起程前，“北方人”又来车站上给我布置了一番任务。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我回到惠阳安墩珠湖乡家里。全家的人都欢天喜地，乡亲们也来看我。我看到乡里一切都底面翻了个滚：地主的威风看不见了，过去的穷哥们有的当了代表，有的当了组长。我那个成天淌鼻涕到处乱跑的弟弟丘关邻，现在当了民兵，入了青年团，村里乡里的大事情都有他的份。我真高兴，这才是我们的政府啊！可是低头一想，我是什么人呢？我是特务，是人民的敌人，想到这里，我便恨不得死了算了。
弟弟和母亲带我到牛棚里看大水牛，到村后看
一大片水田，说这都是土地改革后分给我家的。又说，住的房子也是我们自己的了。弟弟要我回家来领导生产。我想，过去我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今天有房有地又分到耕牛，这好处是谁给我们的呢？是共产党、毛主席。但是，我是什么人呢？是共产党和人民的敌人！我真惭愧得要死。
有好几次，我都想跟弟弟谈谈我被骗参加特务组织的事情，总觉得难以出口。后来又想直接找乡干部谈，又怕被人民政府法办。以后便自己安慰自己：“只要不干特务的事，好好生产，把事情阴消过去算了。”就这样，我背上一个千斤重担，参加了乡里的生产。
在乡里，我在大会小会上都不敢讲话。别人讲话时，都好像是冲着我说的，我时常胆战心惊；又怕别人看出我有问题，更故作镇定。这日子太苦了，真不是人过的。
我常常痛苦万分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到底怎样结局呢？就这样隐瞒到底吗？如果被发觉了怎么办？参加特务组织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不说人家说了怎么办？即使现在不被发觉，将来发觉了怎么办？就算有天大的侥幸，一辈子不被发觉，但是我的名字还在蒋匪特务机关的名单上，我到底算是共产党的人呢？还是蒋匪帮的人呢？就这样带着一个万恶的特务罪名进棺材吗？我常常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弄得寝食不安。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天旋地转的大事，陈佛林被紫金县人民政府法办了！布告贴到惠阳县来了。陈佛林是我同厂工人，同时从香港回来，我们同时在火车站接受特务机关最后交代的任务。天哪！我也只有这样一个结局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底，县公安局巫同志到我乡来开会，会上讲到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说是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一切反革命分子，只有坦白自首才有出路。听了这次报告，我好几夜睡不着觉。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天刚亮，我实在别不下去了，便下定决心：“坦白了就是死，我也不管了。”我到乡人民委员会找到了巫同志，向他吞吞吐吐讲了我参加特务组织的经过。巫同志看我太紧张，顾虑很大，没有全部坦白，又对我详细讲解政策，要我彻底交代。我经过多次的思想斗争，才把我参加特务组织的全部经过情况交代清楚。
交代清楚以后，我的思想轻松了很多，我准备接受人民政府的任何处分。后来人民政府不但没有处分我，还鼓励我好好生产，要我将功赎罪。
这半年来，我们的生产搞得不错，获得了丰收，我家除去一切开销，收获了一千五百斤粮食，这是从来未有过的。但是这还不够得很，我一定要更加努力搞好生产。 （巫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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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钱达和印度代表团团员盛赞中国文化艺术
最近访问中国后归国的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钱达一日在新德里扶轮社的集会上赞扬中国文化的发展。他说，中国已经出现了巨大规模的文化复兴，中国政府正在尽它的一切力量来保持它的发展速度。
他赞扬中国政府对发展文化活动的关心。他说，在中国，人们对音乐和舞蹈有巨大的兴趣。各省都有它自己的形式的歌剧。
他说，新的文明正在中国发展着，新生活在全国生气勃勃地发展起来。他对于中国青年在国家建设中的热情具有深刻的印象。他又说，中国是一个在前进中的国家。
钱达表示他真诚感谢中国人民对印度文化代表团的热情招待以及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友好。
（新华社）
最近出版的一期“闪电”周报刊载了不久前访问过中国的印度文化代表团团员著名印度艺术家们的谈话。
卡塔卡利舞的表演者克·库蒂在谈到他访问中国的观感时，盛赞中国正在形成的伟大的文化高潮。他说，“中国人民是有高度的文化教养的。”他对于中国人民和政府对中国艺术家的照顾有很深的印象。他说，中国艺术家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尊敬。
他还说，中国人民的和蔼和好客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婆罗多舞的表演者印德拉尼·拉赫曼说，中国人“观看并且学习印度舞蹈和音乐”的热忱“是无尽的”。她说，“同样的，我们的一些艺术家也极想学习中国的音乐和舞蹈。”她在谈到新中国在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时说，现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当地的歌舞团。
小型巴蕾舞剧团团长古尔·巴丹说，“最使我感动的是新中国在艺术教育方面的惊人的进展。”她还称赞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对歌唱的重视。
她在谈到对中国的一般印象时说，人们能够看到解放了的新中国群众充满着巨大的生活乐趣。（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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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青年艺术团在华沙举行闭幕演出
中国青年艺术团在波兰各大城市作了访问演出之后，八月三十日在华沙近卫军大厦举行闭幕演出。观看这次演出的观众有五千人。
波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诺瓦克，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奥哈布，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尔曼、约兹维亚克—韦托德、盖德和雅罗谢维奇等均出席观看中国艺术家的表演。他们并在演出休息时间，接见了艺术团的领导人。
艺术团这次演出了歌舞、古典剧和杂技，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艺术团在波兰期间，曾分成京剧队、歌舞队和杂技队到波兰各地访问了两个星期，共演出了三十四场，观众共约有二十八万五千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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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杂技团到达莫斯科
应苏联文化部邀请访问苏联的中国杂技团，在张东川率领下，已经在九月一日从华沙到达莫斯科。
到车站欢迎的有：苏联文化部的负责工作人员、苏联艺术界人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人员。
中国杂技团将从现在起到十二月十日止在苏联逗留三个多月，并将在莫斯科、车里雅宾斯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其他城市作访问演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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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斯拉夫“科罗”民间歌舞团在北京的活动
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三日为歌舞团全体人员演出“醉酒”后，歌舞团团长斯科夫兰到后台同梅兰芳握手致谢。本报记者 高粮摄
歌舞团人员参观中央民族学院时，各民族学生的热烈欢迎。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
歌舞团团员在参观中国戏曲学校时，学生们为他们演出了许多节目。这是歌舞团团员和演员们的合影。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
歌舞团人员和首都文艺工作者在颐和园举行游园会。一位歌舞团团员和我国的一位文艺工作者热情会见。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