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请为少年儿童写作
郭沫若
二三十年来我就感觉着奇怪:在我们中国,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这样少?在旧时代是这样,在“五四”以来是这样,甚至直到最近似乎也没有多大改变。
在中国,从古到今,似乎还指不出有哪一位作家是儿童文学的专家;甚至于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像“格林姆童话集”(德国格林姆兄弟所收集的民间童话)那样的儿童文学的专集。
中国是儿童最多的国家。苏联的名作家考涅楚克今年三月来中国,在中国走了不少的地方,他在重庆曾经对我说:真是到处都是小朋友!世界上无论哪一国的儿童都没有中国这样多!
儿童多,在我们是值得夸耀的。但是,可怜!中国却怕要算是儿童文学最少的国家!
这是什么道理呢?儿童这样多,儿童文学却这样少!
是儿童们不需要文学吗?不是这样,儿童们对于儿童读物实在是如饥似渴。
旧式的小人书,那受欢迎的程度,简直是有些可怕。不仅内容有问题,不健康,有毒素,书被翻得差不多和铅印的内容一样墨黑,然而孩子们在街道巷口站着可以翻看好几个钟头。
新式的小人书自然也很受欢迎。我自己有五个孩子在中、小学读书,他们就是小人书专家。那真是每书必读,一读起来连饭都不要吃。
这能说儿童们不需要文学吗?当然不能!
我们目前正在加意取缔那些不健康的、有毒素的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读物,这在保护我们新生的一代上是非常必要的应急处置。
但是我们要问:让那些毒物横行,让儿童们饥不择食的,我们作家们能够说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要取缔有毒素的不良读物,最积极的办法是多多产生出道德品质高、艺术水平高的好作品。
新式小人书的大量出版是非常必要的,在这里我却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书的内容采自苏联作品的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苏联作品对于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儿童们也很欢迎,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中国作家们到哪儿去了呢?
我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的中国作家们并不重视儿童,因而也就不重视儿童文学。这话假如是说得不正确,我倒希望有更多相反的事实来推翻我这个不正确的推断。
少年儿童是未来的国家的主人,是几年或十几年后的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为什么我们不能加以应有的重视呢?
我们不能让少年儿童们缺乏物质食粮,成为街头的流浪儿,我们能够忍心让少年儿童们缺乏精神食粮,成为精神上的流浪儿吗?
今天和今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们的国家的建设者就必须陶养成这样的人物——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儿童的可塑性大,古人曾把素丝来作譬喻,“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成人的改造就很不容易。
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学在陶冶道德品质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上是很好的工具,但为什么我们对于易于铸造和急需铸造的少年儿童不加以应有的重视,而把在我们的手里的工具也不好好地加以利用呢?
或许有朋友们在这样想:搞儿童文学没出息,气魄不大,水平不高,不够成为大作家。
假如谁有这样的想法,我敢于说,这人的灵魂就是还有问题的。太虚夸了!
事实上儿童文学是最难做好的东西。我是在这样想的:一个人要在精神上比较没有渣滓,才能做得出好的儿童文学。
对于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我们不能够太天真;但对于纯洁的少年儿童,我们的天真是不会感觉着过剩的。
要做好儿童文学,有必要努力恢复我们自己的少年儿童时代的活泼纯洁的精神,并努力向今天的少年儿童的生活作深入的体会。
为了不断地铸造我们自己的灵魂和新生一代的灵魂,我们就请多多写作少年儿童文学吧。
努力写作儿童文学,不仅可以实践“灵魂工程师”的任务,而且可以使文艺的水平提高——也就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理由不想多说;因为大家都是可以推想得到的。
我愿意诚恳地提出一个建议:在一二年内,每一位作家都要为少年儿童至少写一篇东西。诗歌也好,小说也好,剧本也好。能够把中国旧有的故事和寓言繙成现代语,并辑成专集,不用说也好。
但在今天来说,我们要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就不能不要求作品的内容要有相应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旧有的儿童故事或寓言,往往是出于纯粹的空想,有许多同今天的要求是不合适的。
我可以举一个例,像“蜜蜂与蝴蝶”这个寓言说,蜜蜂朴素,在夏天勤劳,所以在冬天有粮食;蝴蝶只讲好看,在夏天只是玩耍,所以到秋天来便饿死了。
这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寓言,教育意义是有的,但违背了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最近,我在我们的儿童刊物上还看到了这个寓言,但我的孩子们就不满意。他们说:蝴蝶是蝴蝶,蜜蜂是蜜蜂;蝴蝶并不只是玩耍,也不是饿死的。
这样看来,如果作品的内容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那就难于收到所企图的应有的教育意义。
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更欢迎反映新的现实,适合新时代要求的儿童文学的创作。
朋友们,我向你们请求。假如你们赞成,就请把这订在创作计划里面吧——一二年内,至少要为少年儿童写一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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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我们的全部知识传给我们的接班人
胡耀邦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这样蓬蓬勃勃地在发展,不仅人民需要更多更多的生产资料,更多更多的生活资料,而且连我们千千万万个孩子也伸出了手,向我们要更多更多的知识资料。
新中国的青年、少年和儿童要求更多更多的知识资料,这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在国民党黑暗的统治年代里,我们的国家,只有三、五百万青年能够看懂书籍报刊,而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有三千万青年能够读书看报了。在国民党黑暗的统治年代里,我们的国家,只有二千万多一点的少年儿童能够上得起普通小学,而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有七千万个少年儿童,需要成批成套丰富美观的读物了。
我们应努力满足青年、少年和儿童的要求。
我们许许多多的作家是非常珍重他们自己的荣誉的职责的。我知道,我们有许多同志正夜以继日地在写作。我也知道,许多年老有病甚至残废了的同志也在继续战斗。如果我可以代表我国的少年说话的话,那末,我首先就不作不适当的埋怨,而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
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某些作家会感到为我国的少年儿童写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是一件没有出息的事情。难道供应七千万社会主义接班人知识食粮的事情,就它的规模来说,能够在地球上其他地方可以再找到的么?
我也感到奇怪的是某些同志为什么说耽心写不出好东西来。什么是好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民,同我们人民中一部分的青年、少年共命运同呼吸的作品,就是好作品。
我们青年团过去对供应青年、少年读物这件事情关心得不够,没有给予作家必要的帮助和支持,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好同志一定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来,我们的作家队伍一定要迅速地发展壮大,我们的知识阵地一定不能让胡风分子和淫秽荒诞的东西占据一个角落,我国青年、少年的头脑一定要借助前人丰富的知识武装起来。我很懊悔自己过去没有很好地学习,不能给我国青年、少年写点东西。我准备在老一辈的后头跟进,在这方面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也要向出版界的一切忠实工作的同志致敬。因为他们为我国的少年儿童供应了大量的质量很好的读物,单单去年一年就是一千三百多万册。他们不愧是知识工厂的劳动英雄。但我同样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地方只出了很少的青年、少年读物?为什么中间还夹杂着一些明明是反革命分子的东西?为什么许多好书只印几千几万本?我认为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服务的好同志,应该天天计算怎样用一切力量出更多更好的书。因为出更多更好的书,就是在这一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同志最神圣的任务。
我还要向书店、邮局的一切忠实工作的同志们致敬。因为他们将大量的读物转给了我国的青年、少年。他们同样是传播知识的劳动英雄。但我也同样感到奇怪,为什么许多地方的广大青年、少年买不到书,为什么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不大声喊叫?我认为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工作的从经理、局长到每一名营业员或者投递员的青年团员,应该天天计算如何把更多更多的书送到最广大的读者手里去。应该这样想:只要不是强迫推销,去年我销了一百万册,今年我销了二百万册乃至一千万册,那就是最光荣地尽到了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职责。
我们青年团一定要关心书籍报刊的发行,在没有邮站的地方,团的基层组织应该自动建立起义务邮站,帮助邮局做好发行工作。
让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地供应青年、少年的知识资料吧,让我们大家都说,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全部知识全部传给我们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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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谢苏联人民的伟大友谊
史良
今年四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联司法部的邀请,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赴苏学习司法工作先进经验,历时三月。我们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塔什干、基辅和列宁格勒等城市。我们着重访问了有关司法业务的各个机关、学校,并听取了苏联法学家的报告十九次。此外,我们还访问了公断处、监狱、劳动改造队。由于苏联同志的妥善安排,我们在着重访问和学习苏联司法业务机关工作的同时,还访问了工厂、农庄、历史和文物博物馆等,亲眼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兄弟般的友谊
我们一踏上苏联的国土,就感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好感情。我们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无论是遇到司法工作同行们或其他朋友们,也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无例外地表现出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动人的热爱。甚至五、六岁的儿童也向我们表示欢迎,并问候中国的儿童好;小学生则到处来向我们要中国小学生的地址,想同中国小朋友通讯。苏联人民之所以这样热爱和尊重中国人民,是由于他们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的亲兄弟,当作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亲密战友,把中国人民的成就当作自己的成就,因而他们关心中国人民的一切,赞誉中国人民的一切成就。他们把“中国人”和“毛泽东”视为友谊和热爱的同义词。苏联各个城市的图书馆都备有有关中国各种问题的俄译本书籍,而在我们遇到的司法干部和法学家中自备毛泽东选集的也有不少,许多司法干部都很熟悉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会见过乌兹别克共和国司法部的一位副部长,他已读完译成俄文的四本毛泽东选集。他最喜欢“论持久战”、“矛盾论”和“实践论”。我们还会见过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一位集体农庄法教授,他很熟悉有关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件和进展情况。各大学法律系,法律学院的教授和教研室中有许多人专门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和司法工作中的问题。法律科学研究所正在汇编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令汇编。
当我们参观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时,苏联同志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们介绍情况,以便于中国人民从他们的事业成就中吸取经验,尤其是司法机关的各级领导同志更是系统地、全面地介绍其工作经验。我们常听到苏联的同志说:“如果我的劳动能给中国人民司法工作有所帮助的话,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这是苏联由中央到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同志乐于帮助中国同志的真挚反映,是我们到处都可听到的共同语言。
热爱自己的工作
苏联的机关和企业的职工们都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他们充分认识自己的工作对于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的意义,因而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长期安于自己的岗位,钻研自己的业务,以精通自己的业务为己任,以做好自己的工作为无上光荣,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或报酬的多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机器制造厂厂长说,该厂之所以能够获得显著的生产成就,固然一方面是由于全厂职工的努力,同时也因为该厂有许多长年在厂里工作的职工,摸熟了各种机器的性能,积累了许多工作经验,提高了技术水平,因而能有所建树和发明。
莫斯科小剧院的一位女演员已届八十五岁的高龄,苏联政府已给予退休的物质保证,但由于她热爱艺术,仍然上演戏剧。我们欣赏了她在考涅楚克的名剧“翅膀”中的卓越表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的工作同志斯捷潘诺娃三个月来一直照顾我们的生活,陪伴着我们去参观。当我们问她如何看待她这种琐碎的工作时,她严肃而愉快地表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政治工作,因为如果她的劳动能有助于中国同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便利,并使中国同志能够顺利地完成来苏联学习的任务,这就有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而她十分珍视她的工作,并且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同样地,苏联的司法干部也是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他们珍惜自己的工作和钻研自己的业务数十年如一日,因而已成为熟悉司法业务的内行和专家。在苏联有任期二十五年的人民审判员(相当于我国基层人民法院院长),至于任期十年以上的人民审判员则到处都有。莫斯科市首席公证人沙里瓦洛娃已做了二十五年公证工作。列宁格勒市古比雪夫区的一位七十岁的老律师乌兹宾斯基虽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但还热恋着和坚持着自己的工作。至于省法院院长、省司法处处长、省检察长以上的干部一般都有二、三十年的司法工作历史。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司法干部,个个都是津津有味地介绍他们的工作,而且以长期从事自己的工作为光荣。他们没有职位上高低和劳动上贵贱的区分,只有在工作上成绩大小之别,因而能热爱和熟悉自己的工作,这是苏联干部中的一种普遍风气。
由于热爱和重视自己的工作,苏联司法干部的工作效能也是很高的。以审判员的工作为例,列宁格勒市伏龙芝区人民审判员姑赛娃在近两年内只有一件刑事案件和四件民事案件被上级法院撤销,她在去年一年内向选民作工作报告十四次;向居民作法律演讲七次;每月给人民陪审员上课一次。她很重视总结自己的工作和发现产生犯罪和纠纷的原因,在去年一年内她作了九次审判实践总结和五个部分裁定,以改进自己的工作,并向有关机关、企业和党政领导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同时,她还注意带动同区的其他九个人民法院改进工作,使整个区的十个人民法院错判的案子不到百分之一,因而,苏联司法部长颁布了奖励她的命令。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市人民审判员乌尔斯巴耶夫七年来所作刑事判决的质量更高,无论按上诉程序或监督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都没有被上级法院撤销过,民事判决被撤销的也很少,因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颁发给他“劳动红旗勋章。”
幸福的生活
苏联人民紧张、愉快而卓越的劳动保证了他们获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的幸福生活。苏联到处都设有学校、图书馆、科学研究机关和各种文物博物馆和展览会。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都设有自己的俱乐部。以乌兹别克共和国为例(六百万人口),革命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现在已全部消灭了文盲;革命前根本没有高等学校,现在有三十六所,并有一个科学院和一百多所研究机关,并已培养了乌兹别克大批的出色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塔什干的一个只建立了十七年的北极星农场,农户只四百一十二户,却有十年制中学一所,七年制小学一所,四年制小学二所,共有学生八百人,已有八十一人从中学毕业,其中有的已从大学毕业,现正在读大学的有六十四人。
苏联人民享受着免费治疗。每个工厂和集体农庄都有自己的医院或诊疗所,这说明苏维埃国家对于人民的健康是非常重视的。特别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乌克兰别列雅斯拉夫·赫米尔里茨基区的塔山医院,这是一个小型的专为农村服务的医院,在各个集体农庄设服务站,医院内有近代技术设备。该院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了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它对其辖区内的每个集体农庄庄员都保有健康档案,特别是从出生到十八岁的居民都进行健康登记,对居民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因而能随时给予必要的预防疾病的措施。
总之,苏联人民生活给我们的印象是:劳动是紧张而卓越的,生活是幸福而美丽的。而且正由于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建筑在自己紧张而卓越的劳动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而一贯地保持着简朴的优良传统。就我们所到过的司法机关的情况来说,它们的办公房屋多数都是利用原有的房子,办公室的地方一般都很紧凑,陈设也很简单朴素。
我们这次访问苏联的收获是丰富的,这首先应该归功于苏联人民对于我们友谊的帮助和热诚的款待。为了答谢苏联人民对我们友谊的帮助,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学习苏联各方面的先进经验,尤须学习苏联人民以卓越的忘我劳动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同时,我们还应学习苏联人民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更应巩固和扩大中苏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争取全世界持久的和平和民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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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函授教学辅导站的工作经验
马建民
为了提高财经部门、企业、厂矿在职干部的专业知识和政治理论水平,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在天津设立了函授教学辅导站。
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函授教学辅导站是一九五三年二月开学的。当时设有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经济、工业统计、工业会计、贸易统计、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供销和消费合作社、银行、财政等十个专业班。吸收具有一定条件的在职干部学习。学习时间为两年,结业时如考试全部及格,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这种证书和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毕业证书具有同等作用。
第一、二届函授生,已经有七百八十人在一九五四年结业(实际毕业人数是六百八十八人)。一九五五年一月又招考了第三届新生三百九十人。并将原来的十个专业班缩减为工业经济、贸易经济、工业会计、工业统计等四个专业班(因其他专业班在天津没有足够的开班对象)。
从结业生的学习成绩看,大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过去重业务轻理论的倾向有所改变,了解到不学习理论就不可能很好地掌握业务。
对于学习苏联经验和联系实际,函授生开始入学时,有着片面的了解,他们要求学习能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对如何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则认识不足,不了解只有好好学习苏联经验才能更好地联系实际,也不了解学校的教学计划并不是为培养某一部门的人材制定的,因而联系实际不可能是针对某一企业或某一具体部门的。函授教学辅导站针对这种情况经常向学员说明教学计划的目的性,说明对学习苏联经验和联系实际应有的正确认识,逐步改变了学员们对联系实际的片面认识。
经过学习,函授生提高了专业知识,改进了工作。如有一个学员,根据学习苏联工业会计核算的心得,写出了“包工企业中凭证整理单日记账办法”,经试行后,已开始推行,反应还好。有的人根据学习苏联对外贸易组织和技术的心得,提出了改进本单位组织机构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上级的赞助和鼓励。有的学校教师参加函授学习后,提高了自己的教学质量,并编了一些教材,解决了教学中的一些困难。有的人在学习了苏联工业会计专业后,在分析报表方面有了提高,过去分析一个表要四小时,现在只要半小时多就完成了。有的会计科长在学习工业会计后,就在本科内进行传授,充实了本科的业务学习内容,提高了全科人员的业务水平。财政部门的函授生在学完了财政专业后,在掌握预算和审核预算方面有了理论武器,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在举办函授教育中,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函授教学辅导站已经摸索到了一些经验。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函授教学辅导站的经验,我们目前是有条件办好函授教育的。全国各厂矿企业部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广大在职干部,有着强烈的学习要求;但工作离不开他们,而他们的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水平又不足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因而大力举办函授部、夜大学等业余教育,他们是非常欢迎而乐于入学的。在职干部虽然天天在紧张地工作着,但只要领导重视,给他们一定的帮助,他们是可以学好的。人民大学天津函授教学辅导站的经验证明,函授教育确实是一项培养和提高在职干部的重要方法,而且是可以作为国家的一种正规教育来进行的。有些人认为目前我们不能办函授教育或者办也办不好以及函授教育不能成为国家正规教育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在招考学生时,必须正确地规定招生条件,并坚决贯彻。这是保证函授生学习质量的重要条件之一。所谓正确的招生条件,就是必须政治上清楚,决不允许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参加投考;其次必须有初中或高中的文化水平,这点如不能很好注意,那就会给函授教学带来很大困难;另外,就是必须坚持学用一致、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做什么工作的就让他学习什么学科,否则函授生就会抱怨学习不能结合实际,不能帮助改进工作,因而降低学习情绪甚至休学退学。
在举办函授教育时,必须努力解决函授生的教材供应问题。函授教育是一项新的教育事业,我们过去缺少这方面的教材,要想编写一套适合于函授生阅读的教材不是容易的,这是十分繁重的工作。但函授生以自学为主,为保证他们的学习,就必须特别重视各种教材的编写,必须组织一定的力量来担任这项工作,既要供应及时,又要通俗易懂,特别是教材内容必须联系实际。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函授生的学习时间。在职干部的工作是很忙的,如果在领导方面不注意解决他们的学习时间问题,就不容易使函授生坚持学习。两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函授教学辅导站特别重视了这点。他们采取同各机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学生的学习时间问题。有些机关按该站要求,保证了函授生每周有十五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减少了函授生在机关内的兼职,并使函授生每年考试期间可有两周的休假时间。但也有些单位没有注意到或不能坚持这种做法,使参加函授学习的人遇到很大困难,甚至有的因此中途退学。
对于函授生,还必须进行一定时数的讲授。有人认为既是函授就不必进行讲授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目前我们的函授生的文化水平还低,自学能力还比较差,加以教材缺少,所以对函授生进行一定时数的讲授还是必要的,在可能条件下能多讲授就多讲授些。但由于函授教育的特点和种种条件的限制,在讲授时也只能有重点地提纲挈领地讲。这样,辅导工作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学生在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函授教材中的重要部分等等,均应尽量及时进行辅导。经验证明:讲授和辅导对于函授生的自学,有着极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讲授和辅导,还必须注意适当配合。一般说,在讲授多的时候,辅导可以减少,如果讲授时数减少,辅导则应加强。
在进行函授教学过程中,必须建立和坚持作业制度。一般说来,业务课作业可以每学期八次(平均每月两次),理论课应少一些,这可以培养和提高函授生的自学能力,推动函授生不断地对课程进行复习;并且通过对作业的检查,还可以了解教员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而改进教学内容。因此,用最大的努力来建立和坚持作业制度,是函授教育一开始就须要注意的。
在组织领导方面,函授教学辅导站,应经常对函授生自学进行督促检查,建立一些同函授生交换学习意见的制度,定期让函授生送交学习情况汇报。函授站的视导员更应主动地有计划地深入到函授生学习小组中去进行工作,并应协助函授生所在机关,针对函授生在学习上的各种表现,及时进行思想教育,鼓励大家好好学习。至于函授教学辅导站的工作,除一般行政工作外,最主要的应当是教学辅导工作,所以对于函授教学辅导站的工作人员必须要配备恰当,必须要注意专业知识的培养和提高,否则,函授站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懂业务,那不仅是个人的一种苦恼,而且直接影响着函授生学习的效果。
最后,举办函授教育,建立函授教学辅导站,还必须取得当地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必须使各机关对于以函授形式培养提高在职干部的意义有足够的认识。在第三届招生时,人民大学天津函授教学辅导站首先同中共天津市委各有关部门商讨招生条件,详细研究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并通过市委向各机关分配招生定额。因此第三届所招收的学生,党团员占全体学员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九,从职务上看,科长级的干部占了百分之四十九点八,这不但保证了函授生的政治质量,也保证了函授生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使函授教学辅导站解决了许多不易解决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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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
篮球、排球、足球预赛今天起在北京举行
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篮球、排球、足球预赛从十六日开始分别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东长安街、先农坛、官园等体育场举行。
参加这次体育运动大会的十七个产业单位的运动员,已经陆续到达北京向大会报到。
这些运动员中,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王崇伦,他将参加大会的二百公尺低栏竞赛;还有许多党、行政、工会和青年团的负责干部,如抚顺暖气厂厂长张庆武,经常带动本厂职工进行体育锻炼,这次,他被选为煤矿系统的足球代表队队长。
运动员中很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有的来自各基本建设工地,有的来自海南岛和根治黄河的工地,有的来自治淮工地和康藏公路,还有的来自祖国边疆的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他们中间有国营友谊农场的拖拉机手,有老工人,有很多孩子的妈妈;还有来自边远的蒙族、俄罗斯族、朝鲜族、回族、民家族等兄弟民族的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都是各产业单位自下而上选拔出来的。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在选拔比赛中,有的运动员的成绩已突破全国纪录,有些运动员的成绩接近了全国纪录。如铁路系统女运动员沈冰清的自行车五千公尺突破了全国最高纪录,重工业系统的男子手榴弹掷远运动员的成绩接近了全国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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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地区举行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
西藏地区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九日在拉萨举行。会议总结了西藏地区四年来的卫生工作,研究、制定了今后两年西藏地区卫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四年来,从内地派到西藏的卫生工作人员有四百多人,拨给西藏地区的卫生事业费有五百多万元。拉萨、昌都都已新设立了人民医院,日喀则的人民医院新建的院址也将落成。在各城镇和人口较集中的农、牧业区还设立了十三个卫生院、所和八个医疗组。各地卫生机构和前中央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深入农村、牧场,进行了一百多次的巡回医疗。据不完全统计,四年来共免费治病八十七万三千多人次,为九万多人种了牛痘,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地还用新法安全接生了五百多个藏族婴儿。此外,在工作中还培养了七十多名藏族初级卫生人员和一百多名藏族新法接生员。
会议确定今后西藏地区的卫生工作方针,是有计划、有重点地稳步发展卫生事业,培养民族卫生工作干部,团结藏族医生,加强卫生宣传教育,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提高质量。并决定在今后两年内,建立八个卫生院、所,三个巡回医疗队,筹备建立一个干部疗养院,培养藏族初级卫生人员五十人到八十人,选拔一批藏族知识青年到内地中级卫生学校学习。同时还要注意加强干部的保健工作。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西藏地区各地卫生机构的负责干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到会作了重要指示,中央卫生部也派代表出席指导。
会议期间,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写信慰问在西藏工作的全体医务工作人员,勉励他们为解除藏族人民的疾病痛苦而努力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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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农村夏季卫生运动有成绩
河北省广大农村自七月中旬起结合生产普遍开展了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到目前不完全的统计,清除垃圾三亿二千零五十九万吨,积肥八万一千零五十八吨,清除杂草一百多万斤。各地群众在爱国卫生运动中还积极捕打蚊虫和苍蝇,填垫坑洼,修整街道,使农村的环境卫生得到改善。
许多地区把卫生和生产积肥等工作结合起来进行。蓟县盘山区小米庄村,过去街上很不清洁,经过清扫,压成绿肥二百四十多车,可供给这村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需的全部肥料。井陉县柿庄乡明星农业生产合作社,把积肥作为社员向社的投资,鼓舞了社员清除垃圾的热情,十天的工夫就清除垃圾一千六百多担。文安县的一百八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善了耕畜的饲养管理,建立了耕畜棚每天垫土一次、五天清除一次的制度,并清了三十二个猪圈,起粪二十五大车。
许多村庄还修整了街道,垫平了坑洼积水的地方。各地群众还积极捕打苍蝇。涉县固新乡马占元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七天中捕蝇二十一斤,修补厕所三十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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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激流之歌”在北京公演结束
描写世界工人运动的著名影片“激流之歌”在北京公映结束,受到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从八日至十二日,有八万五千四百多观众到六家电影院观赏了这部影片,观众上座率突破了北京市半年来放映纪录影片的最高纪录。
北京许多工厂的工人集体看过这部影片后,举行了座谈会,讨论影片的内容,得到很大的鼓舞。北京市工会联合会曾举行了电影预映会,并由市工会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向各基层工会干部分析了电影的内容。
石景山钢铁厂、京西矿务局、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和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等在本单位放映了这部影片。有些厂矿在放映时,工会组织的负责人并讲话说明这部影片在我国映出的意义。现在,流动电影放映队正在京西矿区、建筑工地放映这部影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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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今年将增加两千多病床
北京市今年一年内共将增加两千六百多张病床。这个数字将使北京市的病床总数(军队系统除外)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相当于解放前本市原有的病床总数的五倍左右。
这些新增加的病床分别属于卫生部和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管辖下的九所新建和扩建的医院,其中已完成的新建医院有全国最大的、有着六百张床位的一所儿童医院、两所结核病院和两所综合医院。
根据卫生部门的基本建设计划,北京市今年还要动工兴建共有一千三百张床位的五所综合医院和一所二百张床位的专治难产的产科医院等。这一批医疗机构将在一九五六年建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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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拉格报刊盛赞中国艺术团的演出
中国艺术团在布拉格期间,从八月二十四日起作了五场公演。中国艺术团在布拉格的演出成了布拉格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报刊登载了许多评论文章和照片评介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它们对中国的戏剧艺术和演员的精湛演技倍加赞扬。
“红色权利报”发表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的文章说:中国艺术团的演出的确是一切戏剧爱好者和一切真正艺术爱好者的节日。“中国艺术团所演出的节目是不断发展着的中国民族戏剧的高峰”。
九月二日出版的“自由”杂志评论说:凡是看过中国艺术团演员表演的人都会被迷住的。我们中国朋友的艺术对我们来说的确是独特的享受。中国艺术团的演出使我们能够直接窥见充满勤劳、机智和才能,热爱自由,反对压迫和反对强权的中国人民的心灵。中国艺术团在法国、比利时、荷兰获得当地多年来从未见过的巨大成功是不足惊奇的。我们为这种人和这种文化是和我们站在一边而感到高兴。
报纸上的评论对京剧演员的演技特别感到兴趣。
普实克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中国演员们天才地运用了古典哑剧和巴蕾舞的因素,非常自然地用手势表达出世界上一切复杂的现象。这种准确而形象地,极其艺术地表现任何事物的卓越才能,就是中国古典戏剧及其演员的最有力的武器”。
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歌舞团第一副团长科什蒂亚尔在“布拉格晚报”上著文说:八月二十四日的演出又一次证明了,在中国作一个演员的确是不容易的,所有演员都掌握许多杂技艺术,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出色的杂技演员才能掌握。同时在表演中要演出舞蹈和哑剧的因素,有着不同程度的细致入微的和幽默的情节。这一切又都以很快的速度不断地变化着。人们惊奇他们怎能记得住这样多的变化,而且很多演员同时还要能唱。
九月三日“文学报”刊载的题为“珍贵的艺术”的文章中谈到艺术团演出的“许多最美丽和动人心弦的场面之一”的“三岔口”时说:优秀演员张云溪和张春华表演“三岔口”,不仅完美地掌握了角色困难的舞蹈和动作,并且赋予这些舞蹈和动作以丰富的民族色彩,纯熟的演技使他们成功地处理了舞台上最难处理的场面——极度紧张中的空隙和壮士入睡的场面。
“自由”杂志认为“三岔口”是中国古典戏剧艺术家们合作的最好范例。并对“三岔口”只演了一场,其他许多观众不能看到,表示遗憾。
报纸还都认为“秋江”是中国艺术团演出获得最大成功的节目之一。“自由”杂志说:“秋江”只有在深刻观察生活和勤奋地从事艺术劳动的演员才能表演出来。“文学报”说:在“三岔口”里饰店主的张春华还演了使观众迷惑的“秋江”中的艄公。这是一个演得极好的角色。“人民民主报”说:我们立刻喜爱这个愉快的艄公——我们中间没有人能理解,甚至预测这个角色是由二十六岁的年青演员杰出地表演的。
报纸对“雁荡山”中的集体武技和舞技,对“霸王别姬”中的剑舞也给予很高评价。
报纸的文章中还对京剧的鲜明的脸谱、华丽的服装和感人的音乐很感兴趣。
此外,艺术团演出的“荷花舞”和民间乐器古筝二胡合奏也受到了热烈赞赏。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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