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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贸易代表团在日本的访问
中国访日贸易代表团团长 雷任民
中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两团体的邀请，于三月二十九日到达东京，五月六日离开日本，在日本作了三十九天的访问。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访问日本，在发展中日两国贸易关系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日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在访问日本期间，商谈并签订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接受了以村田省藏（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和池田正之辅（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理事）具名的关于日本首相鸠山向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表示对新签中日贸易协定给予支持和协助的信件；签订了若干商品的长期合同和预约性合同；参观、访问了东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城市、港口和工厂；同日本工商界人士举行了多次的座谈；同日本各界人士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会见了许多旅日侨胞。我们在日本受到两邀请团体和日本工商业界的周到款待，受到日本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关切，日本各地，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的各界人民，纷纷邀请代表团前往参观访问；我们每天都接待许多来访者并收到大批来自各地的欢迎函电，这充分表现了日本人民对发展中日贸易的热烈愿望和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商谈和签订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是这次访问日本的主要工作。在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双方是本着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关系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共同愿望，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在友好空气中，充分地进行了商谈和讨论，经过双方的努力达成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于五月四日在东京签字。
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在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对于双方出口的货单、商品检验、仲裁等问题做了有益的修正和补充；对于相互举办商品展览会的时间、地点，作了具体的规定。
关于支付清算问题和互设商务代表机构问题，双方经过了充分的商谈，认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发展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有重要作用。双方国家银行缔结支付协定，实现相互开立账户，直接办理中日贸易和有关贸易的一切支付清算事宜，可以免除目前通过第三国银行的不便和改善目前日本方面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繁琐的、起障碍作用的管理办法，这对于进一步开展中日贸易是有利的。双方在对方国家互设享有外交官权利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可以及时地相互了解彼此供应和需要的情况，及时解决双方贸易有关的问题和密切彼此间的联系；这种机构的设置，对于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也曾向日本代表团提出过。这本是日本广大人民和工商界所热烈赞成和拥护的，但日本政府却一直没有表示态度。为使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能够正常地发展，双方并认为必须促请两国政府就中日贸易问题进行商谈并签订协定。对于上述三个问题，双方的见解是一致的，经过了充分的讨论一致同意，将它列入协定，并努力促其尽早实现。
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对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协定中的各项规定，正是当前发展中日两国之间正常贸易关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协定中各项规定获得完满实现，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将会大大发展。两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的实现，都寄予了深切的期待，但是协定签订后将近半年，而协定中的主要问题尚未获得解决，双方必须继续努力，使协定得以完满实现。我们认为，两国人民积极的努力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日本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态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给予新签贸易协定以实际的支持。我们愿意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以及日本人民和团体共同努力，促请两国政府及早就中日贸易问题举行会谈并签订协定，使中日两国贸易关系正常化，以求中日两国贸易的充分发展。
在参观、访问中，我们也确实了解到日本的工业比较发达，工业水平较高，同时也看到国际贸易对于日本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很多工业的主要原料，如铁砂、焦煤、棉花、羊毛、盐、大豆等，是依靠进口的，同时，日本的工业产品是需要国外市场的。过去日本工业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原料是由中国输入，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受美国政府的控制，和日本政府执行美国的“禁运”政策的结果，日本工业所需的这些原料，不从邻近的中国输入，而从遥远的美国和其他地区输入，价格贵，运费高，因而产品的成本增大，失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日本虽然努力寻找市场，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受到了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削价竞销，使出口不断萎缩。美国用各种办法控制着日本的对外贸易，使日本经济最大限度地依赖美国，同时又高筑关税壁垒，限制日货输入美国。对于和平民主国家的市场，由于日本政府执行了美国政府的“禁运”政策，使日本多种大量积压而为中国和其他和平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产品，不能向这些国家输出。这种半占领状态的殖民地化的经济，使日本经济陷于极度困穷的境地，使日本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对于反对“禁运”，恢复中日两国正常贸易关系，扩大两国的贸易和改善两国间的关系具有十分强烈的要求，对中日贸易的发展前途抱有很大的热望。同时，日本人民清楚地认识到障碍中日贸易的是日本政府执行美国政府的“禁运”政策和对中日贸易不愿承担责任的消极态度；也明白地了解到，日本经济要真正独立，就必须自主地同中国和其他和平民主国家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
我们在座谈、交谈和参观中，发现日本的不少产品是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而日本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设备却闲置着未能全部利用；同时，中国在历史上供给过日本的原料，日本也有急切的需要，很多工商界人士希望长期、稳定地购买中国的原料。由于中日两国地理接近，经济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国可以互相交换的商品又极其广泛，因而中日贸易的发展前途是极其广阔的。发展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对发展和繁荣两国的经济，改善和提高两国人民的生活是有利的。
通过这次访问，中日两国人民和工商界之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增加了实现上述愿望的信心。我们确信：只要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两国间的贸易是能够进一步发展的，两国间的正常关系是可以建立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会继续增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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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教育思想
邹鲁风 李志逵 锺宇人 杨正典
梁漱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封建地主阶级日薄西山的时候。为了挽救他所代表的阶级行将死亡的命运，梁漱溟打着“社会教育家”的招牌，发表过一些教育论文，同时致力于反动的政治活动。他的教育思想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主张，它的内容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宣扬封建伦理精神，企图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奠定一个牢靠的农村基地。
梁漱溟提出复古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有其反动的“理论”根据的。他应用唯心史观的观点夸大社会历史中主观因素的作用，认为文化（他所指的是精神文化）是社会的决定因素，从而把中国的问题说成只是一个“文化问题”。他断言旧中国的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是中国自身的“文化失调”。由此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出路不是用武装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所谓“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因此，他提出必须实施封建伦理教育。他力竭声嘶地喊叫：“今后中国社会如不恢复崇尚礼俗之固有精神……则中国问题永无解决之日，中国社会（按应作中国封建社会——作者）仍无匡复之期矣！”（“乡村建设论文集”，一七六页。）
同时，梁漱溟还把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称为“情志教育”或“行谊教育”，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称为“知识教育”。他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他主张“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漱溟卅前文录”，一八八页）。当然，他所排斥的“西洋教育”，并不包括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动教育思想在内。举例说，他就曾极力赞扬过杜威。这里，他的用意是在于抬高中国封建伦理教育，贬降科学。关于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在旧日（指西洋式教育未入中国之时）中国……教化盖与西洋之宗教略具相当功用，其内容为人生的教训而绝不含知识技能在内。”（“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二八五页）这种贬降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宣传封建蒙昧主义，使中国人永远停留在落后的状况或者甚至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状态，以便于统治者的任意摆布。还不只此，其目的还在于积极地反对唯物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他在“丹麦教育与我们的教育”中说：“自然科学是不能不讲的；但自然科学的研究很易导入唯物主义，与他们（指格龙维等——作者）的教育生冲突”。其实这正是梁漱溟的“夫子自道”。梁漱溟所提倡的“情志教育”，也就是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伦理的反动教育，以所谓“义理”为中心来“化民成俗”的“教化”。关于孔子儒家的教育思想，这里我们不作全面的评价。但是，梁漱溟引用了“论语”上一句话：“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告诉人吃不饱，住不安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用封建伦理道德来要求自己，他美其名说这是“人生向上的要求”。他把儒家思想说成是“中国文化之精英”，主张把“孔子人生”加以“普及”，“化及平民”。
梁漱溟所宣传的封建伦理教育思想的内容，主要的就是“孝悌之教”。这是因为“孝悌”是儒家伦理主张的一个中心，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它来麻痹人民和维护统治的。在封建社会里，所谓“孝悌”完全是片面的要求。按照这种伦理主张，人们在家庭宗族里要对“长者”无条件顺从，在社会上要对统治者绝对忠诚。封建社会把这种片面服从的关系作为人们道德的规范，这些规范就像许多无形的绳索勒在人们的脖子上，窒息着人们的自由。“五四”以来，人们把它称为“吃人的礼教”，这是非常恰当的。在极力宣扬“孝悌之教”的同时，梁漱溟并极力推崇“向里用力之人生”。所谓“向里用力”就是一切事情都要“逆来顺受”、“反求诸己”，要克制自己、责备自己。这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忍让”精神，奴隶哲学。因此梁漱溟认为，对人民说来，首要的问题是“修身”，就是用封建伦理道德陶冶自己，也就是所谓把“生活本身弄得恰好”。如果每个人都成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完人”，封建统治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论语”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梁漱溟极力主张恢复以“孝悌”为标榜的封建伦理教育，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这样地明显！他企图用封建伦理精神把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训练成“唯命是从”的奴隶，这样，中国就不会爆发革命，日趋灭亡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也就可以“万古长存”了。然而，这不过是垂死阶级的幻想，历史的车轮是不容许拖向后退的。
不仅如此，梁漱溟还提出“政教合一”的主张，这更露骨地表明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反动性。从唯心史观出发，梁漱溟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他幻想通过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欺骗人民，贯彻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压迫的一切措施。他认为没有教育，政治和经济都会毫无办法。因此他提出“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主张，主张把社会上的一切工作都包括到教育里面，通过教育来进行，完成。他还提出：“国家是有最高权力的团体，它将给我们许多安排、许多指示。这许多安排许多指示，应当充分寓有领导人生向上、发展人们德性智能的教育意义；这便是政教合一。”（“乡村建设理论”，四四九页）梁漱溟的这种主张是极其恶毒的。大家知道，国家本来是阶级压迫的机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家就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机器。但是，梁漱溟企图把它改装成为“领导人生向上”、“发展人们德性智能”的教育机关，使之“成为一教育的团体”，来掩盖反动政权的实质，模糊人民的阶级意识。这原本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作之君、作之师”的统治手段的翻版。他的这种“政教合一”思想是直接反对人民革命的。他说：“此时教育必站在社会的第一位，以学术指导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就可以不断地讲求改良，用不着暴力革命。”（“乡村建设理论”，四五一页）这里，所谓“以学术指导社会”，不过是用腐朽的封建理论来愚弄人民；所谓“不断地讲求改良”社会制度，也不过是用腐朽的封建伦理来“完善”反动统治。因此他的全部反动言论的锋芒是对准人民革命的，他的最终目的乃是通过封建伦理的教育，使人民在精神上成为统治阶级的奴隶，这样一来，就“用不着暴力革命”了。
上面已经指出，梁漱溟幻想通过封建伦理教育来麻痹人民，达到巩固封建统治、反对人民革命的目的。为了实现这种反动的企图，他还有一套具体的办法，即：从“小范围的乡村”“入手”，把国民党政权的下级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这就是他抗战前在山东各地所办的乡农学校（又称乡学村学）。乡农学校具体体现了他的复古愚民、反对革命的教育思想。
乡农学校的渊源仍旧是封建社会的老把戏——乡约。他说：办乡农学校“正是要师法古人”；“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乡村建设理论”，二一五页）他特别提出提倡实行“乡约”的“宋明儒者”和“清朝政府”来作为借鉴。历史说明，封建社会的乡约原本是帝王、豪绅地主用来对抗农民运动的组织形式；由此可见，梁漱溟“师法古人”的用意之反动是不言而喻的了。
乡农学校是所谓“政教卫合一”的组织，并非什么真的学校。梁漱溟自己曾说：“乡农学校一面为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一面又为下级行政机关。”（“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他企图用封建伦理教育的方式来推行一切反动的政治措施。因此，乡农学校的真正工作是代替地方行政机构，并给地主阶级训练反动武装。他曾经直认不讳地说：“邹平自实验计划施行后，已将从前之区公所乡镇公所等机关取消，而代以村学乡学。”（“乡村建设论文集”，一○五页）又说：“以其为下级行政机关，一切政令均借此而执行”。（“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由此可见，乡农学校不过是给国民党政权的基层组织换上了一牌招牌，政权的反动实质是丝毫没有改变的。
根据梁漱溟的说法，组成乡农学校的成分共有三种人：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作乡村运动的知识分子。乡农学校包括校长、校董、教员和学众。校长和校董都由所谓“乡村领袖”担任，教员是受过“乡村建设”专门训练的知识分子，学众包括全体农民。梁漱溟一贯蔑视农民，认为“乡民愚迷”，“乡村人知识短浅”，容易欺骗。同时，他也看到农民人数众多，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力量。因此，为了抵制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同党争取农民，他把农民作为教育对象，把每个地方的全体农民都包括到乡农学校作为“学众”。他主张乡农学校的校长、校董（实际上就是反动政府的下级行政官吏）由乡村领袖担任。在旧中国所谓乡村领袖就只能是豪绅地主，但是，梁漱溟让这些骑在农民头上的豪绅地主来主持乡农学校，一律尊为“学长”、“老师”，全体“学众”都有“尊敬学长”、“爱惜董事”的义务，并且要无条件的“接受学长的训饬”。这就是企图用这种“师生关系”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血腥统治掩盖起来，以达到模糊农民阶级意识、破坏农民革命运动的目的。表面上，乡农学校仿佛是一个“组织民众”、“教育民众”的集团，“大家聚合”、“讨论问题”、“想出办法”。但是，拆穿西洋镜，这不过是梁漱溟“组织乡村”“于柔性习惯之上”的一种手法，也就是他用来欺骗农民的一种“软功夫”罢了。
梁漱溟给乡农学校规定了“课程”，以便系统地进行封建伦理教育，毒害群众的意识。这些“课程”中有一门共同的不可少的“功课”，叫做“精神讲话”，又名“精神陶炼”。其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安排此一课程的目的，就在救济乡村精神的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第七三页）梁漱溟把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农村里封建秩序摇摇欲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濒于崩溃的情况称之为“精神的破产”、企图用复古愚民的“精神陶炼”来“挽救”这一情况，来对抗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
乡农学校的另一工作是训练地主武装，梁漱溟把它称为“自卫”，并把它列为乡农学校的功课之一。所谓“自卫”的目的就是镇压和对抗当时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巩固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统治。因此，乡农学校实际上也就是训练地主武装的机关。
从乡农学校可以看到梁漱溟所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企图恢复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运动。梁漱溟是一九三○年左右开始在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武装围剿；配合这一围剿，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向革命展开了进攻。国民党政府当时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地方自治”、“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等一系列反动措施，这就是梁漱溟所谓的“四面八方”、“各地盛行”的“社会运动”。而梁漱溟所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个主流。他一面通过他所主编的刊物“村治”和“乡建”，宣传反动的封建复古思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民主；另一方面还企图以“救济乡村”为名，兴办乡农学校来欺骗农民，组织地主武装，抵制和镇压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达到“代替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梁漱溟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客观存在着的阶级矛盾既不能用血腥镇压来解决，更不是任何思想烟幕或愚民政策可以抹煞的。在对抗性社会中，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加以解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里，人民大众和三大敌人之间的矛盾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才能加以解决，这是客观的规律。任何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的幻想，历史证明是注定要破灭的，梁漱溟的反动活动的破产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一九三五年发表的一篇“我们的两大难处”讲演中，不得不承认他搞的“乡村建设”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他说：“现在是我们动，他们（按指农民）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并不是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蚩蚩无知”。梁漱溟的反革命活动不只是“作不下去”，而是已经被人民的力量所彻底粉碎了。
以上说明了梁漱溟最根本的反动教育思想是封建复古主义的教育思想。除此之外，他还摭拾了一些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动教育思想的唾余来装饰自己，并给他的封建复古主义教育思想作论证。
例如，他极力颂扬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并且说：“杜威与我有互相发明处”；“我是袒护杜威的”。（“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第七、十页）根据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他抹煞了教育的阶级性，提出：“什么是教育？统同是教育。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庭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亦莫不是教育；教育本来是很宽泛的东西。”（“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一九一页）和杜威一样，梁漱溟用唯心论的观点来夸大教育的作用，认为“社会的一切进步，固不能不有赖于教育”，其用意就在企图利用封建伦理教育来防止革命。他公开这样说：“如果教育能尽其功用，论理说社会上不应当再有暴力革命。”（“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一九一页）但是，为了使封建伦理教育达到防止革命的功用，必须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因此，他援引杜威的“民本主义教育”原则，主张将“公共目的”、“公共倾向”、“公共观念”的“生活目的经过空间上往宽广里传达”，提倡“教育即指导，指导人往公共那里去；以公共利益作为制裁的要素”。（“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第二四页）在阶级社会中，对抗阶级之间的所谓“公共利益”纯粹是骗人的，梁漱溟的用意是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广泛宣传这种骗人的“公共利益”，用它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模糊人民的阶级意识，使人民甘心忍受统治阶级奴役。这就是他所推行的“民众教育”、“乡农学校”的真实目的。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像他的全部言行一样，是一贯反对革命的。为了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一反动的教育思想，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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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来信：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对我社安置复员建设军人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这一批评。对于这一工作，本来在国务院的决议公布之前，我们就根据内务部召开的会议的精神，草拟了对下级社的指示，但一直到现在将达两个月之久，理事会尚未讨论发出，致使某些合作社没能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国务院的决议。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已把原指示草稿加以修改，即下达各省、市供销社，责令各级社对于在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中的歧视排斥、拒绝录用等错误态度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今后必须在党委领导下积极安置复员建设军人，把复员建设军人列为录用人员的第一位对象，并限期让各省、市供销社提出安置复员建设军人的具体计划报告省委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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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研究我国数学遗产
关肇直
我国历代在数学方面积累了不少知识，可惜其中很多已经失传。但从留传下来的材料看，我们的祖先对这门科学曾有过不少贡献。整理这些遗产，正确地加以估价，批判地接受这些遗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最近出版的李俨的“中国古代数学史料”和“中算史论丛”第一至五集，以及许莼舫的“中算家的代数学研究”、“中算家的几何学研究”、“中国算术故事”和“古算趣味”等书，在史料的整理和通俗化等方面，都做了一定的努力。
李俨的著作有着下述优点和特点：第一、搜集了相当丰富的材料，考订了我国古代数学家的一些重大成就的年代，从而肯定了我国数学在一些发明和发现上的优先地位，以具体材料驳斥了盲目崇拜西方、忽视祖国文化遗产的错误思想。例如，求高次代数方程实根的一种数值解法，欧美书中称为霍纳（或译和涅）法。根据李俨的考订，宋代刘益解二次方程所用的方法已同霍纳法相似，而比霍纳法的发明（一八一九年）早七百多年；后来，宋代贾宪使用相似的方法，比霍纳约早六百年；宋代秦九韶解高次方程的方法，更同霍纳法完全相似，而比霍纳法早五百多年。解放前由于普遍使用欧美课本，中学生都只知道“霍纳法”，而不知道刘益、贾宪和秦九韶等人的名字，这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又如，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也一直被归功于欧洲人。根据李俨的考订，我国“周髀算经”里就曾提到过。其后各时期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南齐的祖冲之对于圆周率又做了比较精密的计算。而在欧洲，德国人鄂图才计算出准确到小数六位的圆周率值，却比中国祖冲之晚了一千一百多年！
第二，用现代的语言和符号说明了古算书中的成就。例如，“中算史论丛”第一集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数学家在分数、句股、开方、方程解法、级数论和二项式展开系数等方面的研究，使得广大的读者克服了关于古书中文字符号的困难。
第三，作者还搜集了不少关于我国同朝鲜、日本、印度和伊斯兰教诸国在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相互关系的材料，说明我国同其他国家在数学发展上的相互影响。
最后，作者还列举了较多的文献目录，介绍了古数学家的简传和历朝的数学教育制度，这可以给将来编写中国科学史的著作人提供了经过初步整理的参考文献。
许莼舫的通俗性著作，则用更易懂的方式，介绍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使得这些遗产能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
目前，中国数学界在研究中国数学史方面，是还做得很不够的。上面所提这些著作中，对于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还没有足够论及。这里，就进一步研究中国数学史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数学不是人类思惟的自由创造，而归根结底是由实践的需要产生的。并且，数学乃是由各种自然科学部门所结合成的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对整体的自然规律性的了解是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中获得的。因此，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就应该从两方面说明数学的诞生和发展。即一方面说明数学是从人类生产直接需要中产生的。固然在数学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很多问题和理论会由于数学本身的内在需要产生；但是在数学发展的较早阶段，数学同直接生产实践要求的关联非常明显。例如，我国最古的算书之一“九章算术”中“方田”章，讲的就是田地面积的计算；关于分数概念的最古记载，也是同制造车轮等联系着的。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把数学发展中的每一步骤都从直接生产需要找到根据；我们必须说明数学通过其他科学技术知识而间接地为生产需要所推进。天文常识和制历等都同农业生产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古时数学同天文也是分不开的。例如，历法的研究需要繁复的分数算法，从而推动了分数算法的发展。公元前一○四年，三统历法计算木星的平均速度，就已知道把繁分数化为简单分数。“中国古代数学史料”中指出，隋代刘焯研究“招差术”（即现在的内插法）用以作“皇极历”，宋代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解联立等余式的一种方法）也是用来解决制历上的问题的。另外，我国历代在建筑、航海、水利以及种种手工业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而这些同当时数学发展也必然有密切的关系。从一些著名古数学家兼长于其他工程技术这一事实，如汉代许商曾从事修建水利、汉代张衡“善机巧”和宋代祖冲之“造指南车”等就可看出。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做更精密的研究。
数学史的研究应当着重说明数学中基本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应当表现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毛泽东：“实践论”）魏人刘徽的著作里就已有了极限概念的萌芽。他在所注的“九章算术”中论求圆周率时说：“割之弥细，所失弥小，割之又割，以至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这就是说，割得愈细，所差愈少，割了再割，直到不能割，那时候就同圆周相等而没有差了。这一概念产生于计算圆面积等实际几何问题需要，经过思考作用而被加以抽象化，然后又被用到实际问题上去而得到考验。刘徽运用了这一概念求得圆周率为三点一四，从而在计算圆面积等问题上得到较精确的结果。其他如数（正整数、分数和负数等）和面积等概念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根据史料描述出这种认识的过程。过去的研究偏重史料的考订和整理，而在这方面则做得很不够。
随着数学的发展，必然生出对数学这门科学的种种看法，也就表现出在数学发展史上唯物论同唯心论的斗争。我国古代唯心论哲学也往往把数学罩上神秘主义色彩。例如，宋、明等时代颇有一些数学家从事研究纵横图这一门同其它科学和技术很少关联的数学。这对于我国数学发展是否起了不良的影响，就是很值得研究的。此外，我国唯物论者对数学等科学的看法，也还很少有人研究过。
注重实用计算方法和具体解题方法，是我国数学的特色之一。例如，前面所提过的高次代数方程根求法和解联立等余式方法的发明，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同东方一些国家，特别是中亚细亚和近东一些国家很相似，而同希腊的着重逻辑体系（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则很不同。此外，我国数学还有哪些特点，也有待于找出。这些特色的研究，必须同一般文化史、哲学思想史乃至当时经济基础的研究联系起来，因而要靠数学家和其它科学的学者共同努力。
最后，在数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同过去半殖民地社会中遗留下来买办思想的残余，同由帝国主义国家传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思想作坚决斗争，反对低估、轻视乃至抹杀我国数学遗产的倾向。同时，也要更全面地找出我国数学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朝鲜、越南、印度、日本以及中亚细亚近东诸国的数学的相互影响。
希望有更多的数学家们共同关怀和重视中国的数学遗产，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进一步开展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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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境内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已全部建立
新疆省境内各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已全部建立。全省建立的自治州、自治县计有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等。
这些自治州、县建立起来以后，和本地人民群众的联系已比从前密切，解决问题也及时了。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在半年内就接到各族人民反映改进农牧业生产的意见的信件五百六十多封。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草原上的牧人，有从要走五、六天路程以外的地方到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来反映情况。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柯尔克孜族牧民，过去因代牧牲畜和草场等问题，经常和疏勒、疏附等九个邻县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发生纠纷。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建立后，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便会同有关的县，邀请双方当事人在一起协商，很快就解决了这一件多年没有解决的纠纷。现在，这九个县的维吾尔族农民，有八十万头牲畜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的草场上放牧和代牧着。
各自治州、县成立后，各项建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目前，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各种牲畜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了一百一十万头，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的牲畜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六。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订出帮助全州一千六百多户贫苦牧民生产建家的计划，并已着手进行具体工作。各自治州、县今年已建立了四百四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民达一万一千多户。不久，还要建立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文化教育方面也有发展，各地都新建立了小学、中学、电影院、俱乐部、医院、文化馆和收音站等。远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今年也新建了一所中等学校。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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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三个国家派留学生来中国
在新学年中，有十三个国家的三百四十八名留学生将来中国学习。其中，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留学生已经到达北京。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等国的留学生将在十月份陆续来北京。南斯拉夫和埃及是第一次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
这次来到中国的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留学生中，有六十多名曾在本国学习过中国语文，他们将直接进入北京各院、校学习。其余的各国留学生将先学习一年中国语文，然后转入适当的学校进行专业学习。
各有关院校对外国留学生到中国以后的学习、生活，事先都作了适当的安排，为他们制定了专门的教学计划，指定了专门的教师和学生准备将来帮助他们学习。已经到达中国的留学生受到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等院、校的热烈欢迎，他们派了专人到飞机场、火车站去迎接来中国的同学。
为了帮助留学生们熟悉同学和学校的情况，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们在一起举行了座谈会和联欢会。北京大学还组织了一批已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陪同新来的留学生游览了颐和园、故宫、天坛和景山等名胜古迹。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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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两国科学家共同调查云南四川的动植物
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共同组织的综合考察队在中国云南省和四川省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动植物考察工作，现在已告一段落。考察队中以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波波夫为首的六位苏联科学家已在八月下旬离开中国回苏联去。
这个考察队研究了云南、四川两省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历史。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中国自然区划的研究很有帮助。
参加考察队的苏联科学家在中国期间曾访问过北京、广州、上海、重庆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有关科学研究机构；研究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资料；对中国专家们作了许多有关苏联科学成就和学术报告。他们还收集了六万多个昆虫标本和约一万件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是苏联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和植物学研究所没有过的。这些材料的研究结果将在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
中苏两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合作进行野外调查工作还是第一次。两国科学家都认为这次的合作考察工作为今后两国动植物研究方面的创造性合作作了良好的开端。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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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青年组织志愿垦荒队
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十二日分别举行会议，一致作出决定：接受社会青年陈家楼、吴爱珍、石成林、吕锡龄、韩巧云的倡议，组织由一百人组成的第一支上海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江西省开荒；并号召全市青年学习陈家楼等的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搞好生产、学习、工作来支持他们。
陈家楼等五人都是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他们的参加垦荒的申请和组织垦荒队的倡议是在十一日的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提出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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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卫生部门抽调医务人员协助厂矿改进医疗卫生工作
重庆市卫生部门最近从城市医院中抽调了六十八名高、中级医务技术人员组成七个医疗队，协助重点厂矿解决重大的医疗技术问题和改进厂矿的医疗卫生工作。重庆市的工业卫生工作自从去年由地方卫生部门统一领导以来，先后派了四百三十多个医务干部到厂矿去，采取了多种有效的办法对厂矿原有医务干部加以训练和培养，为工厂开办的工厂卫生人员训练班，已经轮训了二百六十多名中、初级工厂卫生人员，使他们提高了基础医学知识和工业卫生基本知识；还指定八个城市医院同一百多个厂矿医疗机构建立业务联系制度，对厂矿医务人员进行技术上的辅导，厂矿医疗机构也派出九十多名医师、医士等高、中级医务技术人员到这些医院去学习。
在卫生部门的帮助下，现在重庆市已有二十一个厂矿共建立了四十一个车间保健站。保健站工作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如重庆第一钢铁厂车间保健站已能从研究生产过程和劳动条件来找出工人伤病的原因和发病规律，并及时提出预防办法。重庆钢铁公司医院的外科医师去年以前只能施行阑尾截除术等较简单的下腹部手术，现在经第一工人医院具体辅导后，已能施行比较复杂的肠胃吻合术和胆道手术。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