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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苏联和西德两国政府代表团九月十日会谈中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的发言
我想对联邦总理阿登纳先生和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先生的发言表示一些意见。阿登纳先生说，苏联军队在德国领土上推进时似乎也曾经胡作非为。我们坚决否认这一点。苏联把侵略者逐出我国领土后继续追赶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投降。如果我们的军队不去追赶他们，那末敌人就会重整旗鼓再度进犯。因此，苏军不能停在半路上，它应当达到自己的目的——消灭敌人。苏联军人继续进行了德国法西斯分子所强加于他们的战争并且消灭了敌人，他们流出了自己的鲜血，对本国人民完成了神圣的职责。这难道是胡作非为吗？如果有哪国的军队进攻德国，而德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这难道可以叫做胡作非为吗？这是人民的神圣天职。因此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苏联军队的一种侮辱。这就是我所不得不发表的第一点意见。
联邦共和国总理先生和外交部长先生在发言中说道，许多家属丝毫不知道他们的亲人的消息。我们是理解这些家属——父母妻儿的痛苦心情的。但是，你们应该勇于指出真正的祸首。谁对许多养育者和亲人没有回家负有罪责呢？这是希特勒和他的匪帮带来的灾难。如果说德国人牺牲了很多，那末苏联人民却牺牲得更多。我们应该向谁提出要求呢？意大利（苏联是从来没有进攻意大利的）的某些政治家现在向我们提出要求说，同德国法西斯分子一起进攻我们的许多意大利士兵没有回到家里。他们问道：我们的士兵哪里去了呢？这些士兵已经埋葬在苏联的国土里了。
战争不是我们发动的，因此我们对许多人没有回家是没有罪责的。千百万人的牺牲应该是一个警告，使得将来不要重演这一悲剧。如果谁要尝试重演希特勒所干的事情，那末这也将得到同样的结局，或者是更悲惨的结局。
我希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先生们正确地了解我的意思。我们应该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开诚布公地、真诚地讨论问题。在谈判中我们不应当心怀激愤，更不应当存心报复。激愤和报复是坏的顾问，它们永远不会导致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忘怀过去，但是在解决问题时首先不要惦记过去，而要瞻望未来，而未来则要求我们建立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的良好的友好关系。
我要再谈一下大家已经涉及到的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我们明白，这对德国人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你们也应该了解另一方面。我们曾经公正地和直率地警告德方说，巴黎协定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切断今后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让我们坦白地说吧：我们不能同意在你们所希望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有人这样议论恢复德国的统一的问题，他们说重新统一了的德国应当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矛头是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这一点已经是由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证实了。下面这一事实就是明证，过去当我们宣布，我们愿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我们被拒绝了，所以被拒绝是因为这一集团的建立就是为了对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既然所建立的组织的矛头针对着我们，那末我们这些政府人员所应该努力去做的，就是使这个组织削弱，而不是使它加强。这是理所当然的希望。既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末，如果我们促使整个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使矛头针对我们的力量加强起来，那我们就是傻子了。我相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果处在这种地位，它的领导人所作所为也会像我们一样，而他们这样做也是对的。
那末当前局势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现在提出废除巴黎协定的问题已经晚了，这一协定既已实现了，那末谁也不会同意这样做。提出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吧，这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这样做，那就等于我方提出了某种最后通牒。我们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从今天既已造成的实际情况出发，苏联政府提出了它的建议：主张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创造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可以获得有利发展的条件，而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着十分巨大的潜力的。
拥有强大工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可以在苏联获得有利可图的定货。苏联的矿物原料和农业原料都很丰富。因此，我们两国——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不是竞争的对手。你们并不是同一切西方国家在经济和贸易关系方面都可以找到像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有利条件的。贸易——这是自愿的事情。如果你们有商品要想出售，出售对你们有利，那末你们就出售。我们也这样做。如果同我们发展贸易关系，对你们没有好处——那就不必这么做。我们是可有可无的。不同西德贸易，我们的经济也将胜利地发展。我所以要这样说，你们也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幅员是这样辽阔，它有自己强大的工业、矿物原料、农业原料，它拥有光荣的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优秀的干部、科学家和工程师。但是，如果我们同你们建立贸易关系，这将既能促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能促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发展。
关于文化联系的问题。我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甚至不必说很多的话，因为很明显，这种联系对全面发展我们的关系是有好处的。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敢说，如果我们尊敬的伙伴现在不准备就建立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的问题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如果他们要等待的话，我认为可以等待，我们不是迫不及待的；不过我认为，我们两大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的状态继续存在，未必是理智的。德国人民的利益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要求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因为这样做将促使更好地互相了解，将有助于根除不信任。这一切将是恢复德国统一的前提。我们是明白你们的态度的。但是我们和你们对于关系的正常化和紧张局势的缓和都有利害的关系。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建立接触将是有好处的。至于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这件工作，向你们作提示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你们具有愿望，你们将找到解决这件事的途径。
苏联政府的一个目标是——保障世界和平。我们除了建立友好关系以外，不想寻找其他的途径，而且我们不想让这种关系的矛头针对着其他国家——英国、法国、美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认为，那不是我们的政策。苏联愿意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同时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国家同英国之间，我们的国家同法国之间，我们的国家同美国之间，我们的国家同世界上其他各国之间建立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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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胡克实
再过几天，在祖国的首都，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就要开幕了。这是全国青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一件大事。因为有一千五百多个最优秀的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全国各个战线上的千百万青年建设者到北京会师，向祖国汇报成绩，介绍经验；接受党中央的指示，听取团中央的报告；讨论实现五年计划中青年的任务，并且提出自己今后努力的计划。这就一定要引起全国青年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的新的高潮。
全国青年热烈拥护这个向社会主义进军的大会。各地青年正在以实际行动向大会献礼，譬如：北京张百发、胡耀林、冯本森、于春和等四个青年突击队发起在九月份超额百分之二十完成任务，并降低原材料损耗到行政规定的百分之二以下；兰新铁路青年职工，决定提前铺轨到张掖；哈尔滨某厂青工李守安提出节约钢材的倡议，并保证在九月至十二月，再给国家节约二十四吨钢材；河南农村青年，展开了千车万担的割草积肥运动；黑龙江海伦县人和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孙显忠发起了在秋收中一公顷土地多收五十斤粮食，全省在秋收中为国家增收四亿斤粮食的运动；河北唐山专区十三万青年参加玉米人工授粉，计划增产五百八十三万多斤粮食；中央实验歌剧院的青年团员积极展开创作活动，为大会创作了十一首歌曲。这些事实，证明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现在已经成了全国青年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的新高潮将要到来的标志。
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这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幸福。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已经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现实生活，我们才能亲身从事这样光辉伟大的事业。历史给了我们这种至高无上的幸福，让我们把宝贵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
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光荣的责任。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困难的历史任务，它需要人们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劳动。而我国青年有一亿二千万之多，他们精力充沛，勇于前进，所以青年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巨大的突击力量。党和国家向青年们提出的要求是：把自己青春的力量，毫无保留地献给社会主义。
几年来的事实，说明我国青年是理解到自己的幸福，是尽到了他们自己的责任的。他们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斗争，并在斗争中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精神，证明了他们并不是空口赞扬社会主义的空谈家，而是脚踏实地的为社会主义贡献了自己力量的勇士。但是，青年同志们，我们是永远不满足过去成绩的人，我们是永远要向前看再向前看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正式宣布了，全国青年必须更加奋勇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斗争，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把祖国的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
应该指出，在我国，任何工作岗位上的青年，都有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成绩、贡献自己才能的机会。因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的各个方面，都要逐步做到完全合乎社会主义的先进标准。我们的战线，是非常广阔的。每一件岗位的工作，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中的决不可缺少的方面，都是非常光荣的大有出息的工作，都有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事实上，我国青年也已经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线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次将要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青年代表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从我国的旅大市来的，两年半内完成了四年生产定额的大连造船公司青年车工朱维勤，从我国中原地区来的始终坚持合作化道路，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得合作社由七户扩大到九十二户的青年社长文香兰。同时也可以看到来自我国的边远地区，在千里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同疾病作斗争获得了优异成绩的模范医生金振都。我们可以看到来自祖国国防最前线的战斗英雄柏文昌，他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中，创造了陆海军协同作战的范例。同时也可以看到从后方的战线上来保卫祖国的普通青年刻字工人吴德元，他在五年来共检举了二百八十一名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罪犯。我们可以看到受过高等教育，并在苏联专家的谆谆教诲下，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在工作中有所创造的鞍山市劳动模范胡兆森。同时也可以看到原来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由于刻苦自学和积极参加实际工作，而今成了科学工作者的华北农业研究所的青年赵质培。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无数的对敌斗争英雄、工农业劳动模范，还可以看到不少来自那些被人们认为是平凡工作岗位的模范工作者。这儿有原热河省建昌县玲珑塔区供销合作社营业员许梦芝，她深入了解群众要求，按农民的需要销货，成为全国合作社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有浙江省东阳县农场饲养员华银凤，她在工作中创造了一套科学的喂猪方法，过去两个人才能管理七十一只猪，而她一个人就能担负九十六只猪的饲养工作；有山东省临沂县十六区中坦村民校教师杨锡印，他在教学工作中创造了单元复式教学法，使得需要学习两个冬天、一个常年才能达到扫盲目的的课程，不要脱离生产，只需六个月就可以学完。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难道不是说明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为青年们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吗？可见工作性质的不同，工作地区的不同，文化水平的不同，前方和后方的不同，都丝毫不能限制青年的发展。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是社会主义战士用武之地。因此，各行各业的青年，都应该信心百倍地奋勇投入实际斗争，争取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
这是党和国家对全体青年的希望，也是每个青年应该有的志向。
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这首先就是勤勤恳恳地劳动。创造、发明当然是可贵的，因为如果都能像王崇伦那样，在一年中完成四年的工作量，我们就可以大大地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在工作中有了发明创造的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同志们，不是的。要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是有多种多样的方式让你贡献自己力量的。如果我们能够在青年突击队中，在青年节约队中当一名好队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当一个好社员，在农村中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努力参加积肥运动，积极参加开荒、植树，这些都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也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本溪煤矿工人王恒成，在六年中没有缺勤，五年中没有发生一次事故；大连水泥厂车工齐长源，八年半没有缺勤，没有违犯过一次劳动纪律，七年半没有出过一次废品，没有丢失或损坏过一件工具。他们两人，虽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但是他们一直诚恳地劳动，同样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并将光荣地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因此，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认真负起自己的一份责任，诚诚实实地劳动。
要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还必须努力学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知识，大家知道，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一切敌人用各色各样反动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来影响青年，引诱青年脱离革命，脱离工农，脱离组织。如果我们不关心政治，不使自己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有迷失方向的危险，甚至有成为敌人俘虏的危险。我们又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要使我国的生产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不能推进我们的事业，我国青年一定要展开向科学进军的运动。在这里省力的办法是没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刻苦地学习，从参加实际斗争中来学习，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把自我努力同虚心同向一切人请教结合起来。
青年们更要紧紧记住的是：在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党的领导是我们一切胜利的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才可以保证自己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前进，谁要违背了党的领导，谁就有可能被胡风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引向腐化堕落背叛革命的危险道路。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的源泉，个人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就可以把事情办好，个人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会一事无成。因此，永不骄傲，永不自满，随时随地不要忘记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这又是一条革命的大道理。
有了党的领导，同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年轻一代的青春力量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放出万丈光辉！
全国青年同志们，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希望和信任的表现。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在青年当中出现一个争取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群众运动，涌现出几万、几十万、上千万的青年积极分子。同志们，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奋勇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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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发言
我们在这里开会了，这次会议本来还可以早一些举行。无论如何，在此时此地开始进行这一谈判，来讨论我们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绝不能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但是，我们既然是初次会见，当然，我们就应该特别关心使彼此互相了解，坦率地说出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感觉，并且应该努力寻求既真正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也真正符合德国人民利益的那些使我们接近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与其作为外交部长，不如作为一个普通的苏联人讲几句话。这里我可以马上说，我对赫鲁晓夫同志刚才所说的话是万分同意的。
有人把占领我们领土的希特勒占领者的罪行同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光荣地保卫祖国的苏联军队的行动相提并论，我们苏联人对这种话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为了防御侵略者，苏联军队在军事行动过程中不得不采取一些非采取不行的军事措施。十分清楚，苏军在德国领土上所采取的这些军事措施是不能同侵略者在苏联领土上的罪行相提并论的。这对苏联人民是一种侮辱。我希望，我们在这次谈判中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共同的基础。
现在应当提一提的是，在一九四五年，当苏军在军事行动进程中进入德国领土时，他们的行动一般说来是同美军和英军一样的。当然，苏联军队和其他盟军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苏军走在前面，担当了克服战争中主要困难的责任。这是由于，在这之前的将近四年中，战争是在我们苏联的领土上进行的，苏军以应有的迅速和坚决精神行动，加速战争的结束。
这样说是适宜的，就是：苏军不仅是为自己的祖国战斗，而且他们也是为德国人民战斗。
联邦总理对我们说，不应该把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同德国人民等同起来。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很清楚地记住约·维·斯大林还在一九四二年初说过的这样的话：希特勒之流会上台也就会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则依然是存在的。这句话表达了苏联全体人民的深刻的思想。
如果希特勒军队没有侵犯苏联，德国人民也不至于受苦受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德国人民自己不能够从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手中解放自己，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德国人民就能够从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手中解放自己，苏联人民岂不是比任何人都高兴的吗？但是，那时德国人民没有能够办到这一点。
联邦总理昨天对我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如果他过去见到希特勒，那么一定亲手扼死希特勒。当然，我们是理解阿登纳先生的这种心情的。那么你们也会理解我们苏联人，会理解我国军队所完成的历史性事业的意义——这就是：我们苏联军队从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下解放了德国人民。
我毫不怀疑，阿登纳先生提到在战争末期进入德国领土的我们的军队的军事行动时，是不愿意说什么侮辱话的。我们有权利说，苏军作为苏联人民的解放者，同时也作为德国人民的解放者进入德国，作了重大的牺牲。
你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人民为了解放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承担了不小的牺牲。
现在我要谈一谈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苏联政府所建议的是什么呢？苏联政府在过去和现在都建议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尔加宁同志在昨天，赫鲁晓夫同志在今天都清楚地和肯定地谈到这一点。这将成为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发展经济关系以及发展文化关系的良好基础。我们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意，我们的谈判应当讨论这些问题以及同这些事有关的其他问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建议还要讨论关于一批由于在战争时期罪恶特别重大而被苏联法院判刑的前战俘的问题，这就是说，实际上是关于一批战犯的问题。而建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
总理先生今天在这里说，在他昨天的发言中并没有提到“战俘”这个字眼，这是完全不错的。也没有提到“战犯”这个字眼。这也是不错的。那我们现在谈的是谁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究竟在那里呢？我们这里是有好几千被判刑的战犯，他们犯下了对苏联人民，对和平和全人类特别残暴的罪行。我们这里没有别的什么人。既然向苏联政府提出这一问题，那末指的就是他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和外交部长说，苏联人民无比愤怒地憎恨侵略者和战犯对苏联人所干的那些罪恶和暴行的心情，是他们所了解的。这种意见使我们感到满意。
我们并不认为，所有德国人民都把这个问题，即如何对待上述罪大恶极的战犯的问题，看成解决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中的基本的或者是首要的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不能不承认，这个问题，即关于战犯的问题，是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有关系的。并且，如果你们同意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那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在目前条件下未必会认为这是适宜的。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我们苏联人十分清楚，这个问题对德国人民是何等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说明，现在，由于巴黎协定的实现，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苏联当时曾再三地声明过和警告过，缔结这种协定决不会符合恢复德国统一的利益，并且它将成为不久前还不存在的，而且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种障碍。不仅是苏联人，而且还有许多德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十分清楚，西德参加矛头针对苏联和欧洲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军事集团以及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实现，这并不是可以促成恢复德国统一的途径。
请容许我表示希望：德国的大多数人民不要经过很长时间就会明白这一点。现在，我们是处在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时期中，这一事实是有助于作这种推测的。
我还愿意说，如果德国人自己不团结起自己的力量和不着手解决统一德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解决的。过去曾经说过：在这件事情上，四大国也负有义务。这是对的。苏联和苏联政府方面是很明白这一点的。然而，恢复德国的统一，究竟首先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如果德国人不在这件事情上找到共同的基础，那就不可能克服现有的困难。
你们在这里曾经讲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不提任何先决条件。我们欢迎联邦总理的这个明确的声明。在这方面，我们也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先生今天的发言，他也对所谓“先决条件”抱着否定的态度。但是，联邦总理昨天的发言说，必须要把苏联政府的建议中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联邦总理的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解决，这种提法恐怕很难说不是一种“先决条件”。
对这句话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在战犯问题和恢复德国统一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之间不能建立外交关系？
如果我们期待一举解决三个、四个或者更多的各有各的意义的问题，那就需要问一下：这样做是否符合苏联和德国人民的利益，或是相反地这样做将同德国和苏联人民的利益相抵触呢？
我们觉得，一个个地来解决这些问题，会获得更好的结果。要是把一个问题拖延到其余问题都解决时才解决，那其实就是拖延了其中每一个问题的解决。
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建立外交关系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而且也是在同样程度上符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利益的。如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适宜的话，那末我们今天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做会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改善关系和考虑所有的其他问题。拖延建立正常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和想不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企图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并且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我觉得，我们要是在五年前会晤，局势就会比战争结束十年后的今天要良好。然而，就是在现在，当然也是能够以各种方式行动的。
苏联政府决定在两国代表会晤这件事情上采取主动。我们以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也是能够正确地了解这一点的。然而，我仍然同意我刚才听到的一种意见，就是如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有必要把目前讨论中的问题延缓一些时候再解决，那就这样办好了。
我愿意还谈一下，不久前举行的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对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具有怎样的意义。毫无疑问，这次会议是改善我们两国关系和解决德国问题的良好前提。
全世界都认为，日内瓦会议是符合巩固和平和改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利益的四国关系中的新阶段。然而，在西德某些报纸和不仅是西德的一些其他报纸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硬说日内瓦会议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国人民产生某些不利的结果。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只有那些不想使国际关系缓和而要使局势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人才抱这样的看法。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的四国关系中的改善，对解决战后悬而未决的问题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情况。这从而也就有利于德国问题的顺利解决。
目前举行会谈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表明了我们两国关系改善的开始。这次会谈应有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的。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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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盲目崇拜技术
林洪
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科学技术人材更加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因为没有大量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材，纵使我们有着丰富的资源、充裕的资金和一定技术装备，也无法顺利地完成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但是我们党和国家所重视和爱护的是那些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的科学技术人材。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只有掌握在那些忠实于国家和人民的人的手里，他们才会利用科学技术来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相反的，如果掌握在反革命分子的手里，他们就会利用科学技术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承认，科学技术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的，他们正在为推进国家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工作。但是也不能否认，在科学技术人员中间也隐藏着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他们每日每时都在企图利用技术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因此，我们在接收和任用技术人员时，也应该像对待其他的人员一样，必须对他的政治、历史作认真负责的审查。只有经过认真地审查，才能及时地揭发和处理那些披着“技术人员”外衣，企图混进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的反革命分子。至于那些历史上有些问题，但是已忠诚老实地向组织作了交代，或者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思想作风上还有些缺点的技术人员，我们就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大胆地使用他们，并在工作中改造他们。在我们的革命阵营内部，有许多同志是懂得上述道理的，因而他们在代表组织接收和任用人员时，对技术人员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审查。但是，也有不少同志因为盲目崇拜技术，迷信“技术万能”，就忽视了对技术人员政治历史的审查。经常可以看到不少机关、企业和文教卫生部门在接收和任用人员时，常常只注意他们是否有文化、有技术，至于他们的政治品质如何，就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接收进来后，又对他们盲目地信任，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检查过他们的工作情况。这种“只要技术，不要政治”的错误作法，不但已经使一些披着“技术人员”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混进了我们内部，而且让他们混入我们内部以后，可以毫无顾忌地利用技术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暗藏在石家庄专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反革命分子王丕昌、刘正和李宗泉，所以能够窃踞了“医师”、“主任”的重要职位，先后利用技术杀害了几十条人命，就是和这个医院的院长、共产党员张政权盲目崇拜技术分不开的。张政权虽然明明知道王丕昌等人的罪恶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引起对他们的警惕，反而认为他们在国民党匪军中当过“军医”是他们“有经验”、“有技术”的表现，对他们非常信任和器重，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医院的许多工作人员曾因此向张政权提出过意见。但是，他不仅不采纳大家的正确意见，而且公然在全院的工作人员大会上说出了这样的话：“只有学好技术才能提拔。有的人要比，应该看看自己的技术如何。人家级别高，因为当过军队医官、院长（指王丕昌等反革命分子在蒋匪军中所任职务），你们谁负过这样的责任！”正是在这种“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和迷信“技术万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之下，张政权没有怀疑过王丕昌等人所一手制造的“医疗事故”是反革命的破坏，使他们敢于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技术杀害人命。还有少数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迷信技术已达到了这样可惊的程度，他们不但不认真地审查所接收的技术人员的政治历史，而且连这些人员是否真正有技术也不注意考察。只要听说一个人是什么专科学校毕业的，特别是什么学者、专家，就立即接收为工作人员。天津市就曾经揭发过这样一个事件：有一个人自称是医学博士、脑外科专家，又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天津市的有关部门便把他聘请为天津市总医院的脑外科主任兼医学院教授，不但派他出国采购过医疗器材，而且还特地拨款为他修建了手术室，对这个“高级技术人材”十分信任和器重。但是这个人的“博士”、“硕士”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种种头衔原来都是伪造的，是一个骗子，因而在他混入天津市总医院的期间，经他施行手术的患者的死亡率竟平均高达百分之三十，其中经他做脑部手术的患者的死亡率更高达百分之五十。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机关、企业和文教卫生部门的负责人竟然有这样荒谬的想法：只要工作需要和生产需要，只要有文化、有技术，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要用。事实上，有些机关、企业、学校和医院已经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之下，把一些反革命分子也接收了进去，或者让已经被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担任负责的和要害的工作。开滦煤矿曾经使用被判处徒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犯钟茵来负责联合采煤机的技术指导工作，因而连续两次发生了联合采煤机被破坏的事件。山西大同矿务局的领导干部，也曾经因为缺乏测绘人员，把一个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处徒刑的反革命犯赵兴仁从劳动改造队要回去重新分配了工作，因而使得这个反革命分子能够继续利用技术进行破坏。最近在这个矿务局里，又破获了一件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潘志荣、华骏文利用技术破坏大同“鹅毛口”、“白土窑”两项地质资料化验任务的案件。对于“鹅毛口”、“白土窑”两项地质资料的化验，是直接关系着这两处的煤矿工程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但是由于反革命分子的恶意破坏，致使已做出的煤样大部需要返工重做，有的已经没有了原始资料，需要重新打钻，这就给国家在经济上造成的直接损失达一百多万元。这个反革命破坏案件的情节当然是重大恶劣的；但是在大同矿务局发觉了潘志荣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决定要撤销他的“化验室主任”的职务时，有些行政领导人员还在说：“化验上堆着很多任务，离开潘志荣可不行。”他们主张在撤销潘志荣的“主任”职务后，仍然要留他在化验室当技术员。这就充分说明了，大同矿务局的一些领导人虽然在过去采用“饮鸩止渴”的自杀做法，曾经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过重大的损失，但是他们并未认真地记取教训，还是愿意继续“饮鸩止渴”。当然，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潘志荣和华骏文最后还是被人民法院依法逮捕了，大同矿务局的一些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只顾业务，不问政治”的错误。
为什么一部分共产党员、甚至一部分担负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是那样盲目地崇拜技术、迷信技术呢？难道他们连技术必须服从于政治这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得吗？一部分同志是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还不懂得反革命分子也会利用技术来进行暗害和破坏活动；一部分同志不是不懂，而是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一种极为奇怪的想法，这就是：随着我们在经济建设战线上获得的胜利愈大，随着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愈加巩固，似乎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不是愈加尖锐和复杂了，而是愈加缓和了，国内即使还有几个反革命分子，也已经变得驯服不伤人了。正是在这种腐朽的极其有害的思想支配之下，才使得一些同志居然说出了“只要工作需要和生产需要，只要有文化、有技术，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要用”的毫无阶级立场的话，才使得他们毫无顾忌地把判了徒刑的反革命分子也摆在重要的和要害的部位上。因此我们认为，要在今后防止这类“饮鸩止渴”自杀事件的继续发生，不但要给这些同志讲解技术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而且要给他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学说讲起，要使他们懂得：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不但还有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正在日趋尖锐和复杂，我们的敌人已经愈来愈多地采取了钻进肝脏的两面派手法。而我们要防止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混进我们的内部，就必须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肃清“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和迷信“技术万能”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任何新来人员的政治历史以及他们的技术和工作能力都要作认真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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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艺术团在瑞士
新华社记者 陈适五
在瑞士这个湖光山色风景优美的国度里，九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也正是各剧院一年中戏剧季节开始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瑞士人民翘首盼望的中国艺术团到来了。
从九月一日开始，艺术团已经先后在巴塞尔、苏黎世和日内瓦三个城市作了演出。也像在欧洲其他国家里一样，中国艺术团在这些地方演出的戏票，早在上演前好几天就被预购一空了。
九月七、八两日在日内瓦的演出中，前往观看的不仅有日内瓦的市民和日内瓦的华侨，还有邻近的意大利和西德，以及遥远的南北美洲的观众。观众中间还有日内瓦的市长和州长，许多外国驻日内瓦的外交官和领事馆人员和在日内瓦参加作家会见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也来观看了中国艺术团的表演。
中国艺术团丰富多采的表演同日内瓦明媚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在莱蒙湖畔的“大戏院”里，一千多个座位完全坐满了。为了满足人们的渴望，不得不临时添加了一些坐位和出售了一些站票。启幕后，第一个节目“三岔口”的紧凑剧情马上就攫住了观众们的心，紧张处扣人心弦，幽默处使人不禁失笑。上演的其他戏剧、舞蹈和音乐节目也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各个节目的不同的剧情和不同的表演给人们以不同的印象和意境。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所有观众都被中国艺术家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健康、愉快和乐观主义的情调感动了。每演完一出，观众都热烈鼓掌，要求重演。九月七日演出的那一场演员们就谢幕达五十次。
中国艺术团近十天来在上述三个城市的演出，赢得了瑞士各地报纸一致的好评。“巴塞尔新闻”二日写道：“曾经压倒巴黎艺坛的北京歌剧昨晚也在被陶醉和被吸引的巴塞尔观众面前表演了异常美观的场面……‘荷花舞’的优美场面从一开始就把观众害怕看不懂外国戏的想法一扫而空……‘三岔口’是一个真正的艺术杰作。”这家报纸又说：“北京剧团的演出是强有力的青春、活力和充分的艺术训练的综合。”
“新苏黎世报”七日称赞中国艺术团的演出是“中国客人异常的成功”。它说：“对于欧洲的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来说，中国古典戏剧中片段的演出乃是一本真正的教科书。”
日内瓦“瑞士报”八日在剧评中特别强调指出中国表演艺术的“特定的风格和强烈的表情”。这家报纸说：“一切都使人产生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舞蹈中有近乎惊险的精确性，同时又并不影响姿态的优美和平衡。”
“日内瓦邮报”八日写道：“中国古典剧是一种特殊的戏剧，它保持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特征，同时又是丰富多采的。这表现在导演上，在演员的优美的动作上，在布景上和服装上。”日内瓦“工人之声报”认为中国艺术团的演出是日内瓦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日内瓦新闻”在五日以专栏地位介绍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并且刊载了“红绸舞”和“三岔口”的照片。这家报纸在“红绸舞”剧照的说明文字中说，这个舞蹈“反映了胜利了的人民的愉快和信心”。这家报纸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我们向这些享有盛誉的艺术家们致敬，他们把一个非常聪明的、非常年青而又非常古老的民族的丰富多采的东西带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