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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讨论思想问题
——五三工厂二车间党支部开好党员大会的经验之二
陈星
企业中党员大会和各种生产会议不同，它并不只讨论生产问题，更不是只去讨论生产中许多技术性的问题。党员大会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也是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学校，因此，党员大会讨论的问题应该是多样的、丰富的，而讨论思想问题则是党员大会的主要内容。
五三厂二车间支部在充实党员大会议题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他们不像有些企业党支部那样几乎把党员大会变成了一般的生产会议，光去讨论每月的生产关键问题。今年一月到六月十五日，二车间支部召开了十二次党员大会，这十二次大会的议题内容是比较多样的，其中有批判制定和执行生产计划中骄傲自满情绪的；有检查开展劳动竞赛中思想问题的；有批判个人生活中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有讨论党员工作中主动性问题的；有检查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问题的。这些议题比较广泛地接触到党员生产、工作、党的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思想问题，使党员大会起了教育全体党员的作用。
有些支部认为党既然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那末党员大会应该直接讨论生产问题，不必讨论其他问题，二车间支部的经验否定了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支部应该关心生产问题，在党员大会上应该讨论重大的生产问题，但支部也应该关心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党员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问题。能不能说讨论党员生活中的思想问题对保证生产就没有关系了呢？不是的。二车间支部十分关心党员的个人生活，这因为生活问题处理不好，往往直接影响到党员的生产情绪。例如，候补党员信占海，生产成绩不好，支部了解结果，原来是他经常同老婆吵架，好多次因老婆“侍候不周”就动手打她。正因为他在个人生活上有问题，所以影响到了他的生产情绪。还有个别党员私下做投机买卖或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在生产上也是落后的。今年第六次党员大会就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为议题，通过上列一些事例，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阶级教育。随着党员思想水平的提高，不但那些犯错误的党员在生产上有了好转，全体党员克服生产中各种困难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这就给解决各时期生产关键问题打下了思想基础。现在二车间每月都能超额完成产品质量指标。去年五月份到今年五月份良品率提高了百分之四点二四，这就是党组织通过党员大会及其他各项政治思想工作对经济工作所起的推动作用。
那末，党支部从哪里去找思想问题呢？
二车间党支部认为，思想问题应该到工人群众中去找，到党的实际工作中去找。支部在贯彻党的决议过程中，在参加车间各种会议中，在听取工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的汇报中，在同群众个别谈话中，从工作人员、工人的生产、学习和生活中，随时都可以发现思想问题。
我们看看二车间支部发现思想问题的几个例子。
二车间的经济核算的试点工作今年五月初就开始了，党政工团的一些骨干分子都参加了核算方法的学习；但从工作人员到工人，对执行经济核算制劲头普遍不大，问题在那里呢？
在一次经济核算试点工作汇报会议上，支部书记吕德才发现各职能组对贯彻经济核算制有“不耐烦”和“与己无关”的情绪。例如材具组，过去各车间领用材料工具没有严格的控制，现在每天都要填写领用情况的卡片，他们就嫌麻烦；又如技术组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除技术指标外，别的指标根本不懂，因此，经济核算工作不是他们的事。支部书记注意了这些思想情况。
接着，支部在个别谈话和在工作汇报中进一步发现了工作人员和工人中的思想问题。共产党员林锡元去找支部书记，要求调动工作，不愿作工长，他说：“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差，文化水平又低，今后什么工作都要核算，不如调一个青年来干吧！”显然，他对执行经济核算制没有信心。同时从青年团、工会等方面了解的情况来看，工人中普遍有“公家核算，个人不核算”的思想。
对经济核算有不正确的看法，这是普遍的现象。支委会决定抓住这个问题作深入一步的研究。支委会召开了一个有工作人员和工人参加的座谈会，让与会者谈谈对贯彻经济核算的看法。这次座谈会进一步证实党员和群众确实有上述思想问题。开了座谈会，支部委员又分别同群众个别接触，细致地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工人栾永海在同支部书记谈话的时候说：“我一直以为自己只管机器，不管算帐，你怎么算，也不会多算出两台机器来。”这正代表着许多工人对贯彻执行经济核算制的态度。
通过座谈会，通过同群众的深入接触，支委会断定：贯彻执行经济核算制的客观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是在思想方面。党内党外对经济核算的意义认识不足，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还没有普遍确立，这是当前主要的思想问题。于是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不但立即成为支部日常宣传工作的中心，并且成为五月末一次党员大会的议题。
二车间支部还随时研究生产中发生的问题，善于透过技术问题来发现思想问题。如今年三月第一周，他们从统计表上发现：车间产品质量又下降了千分之四；再翻翻前几个月的统计表，发现每月上旬的质量都是下降的，但没有三月份降得多，有一个工段降得最厉害，特废（最严重的废品）占全车间特废的百分之四十。于是支部委员到这个工段去调查，发现这个工段从工长到工人都把出废品归之于技术原因，他们说，二月份刚开始“多机台看管”（一个工人管理两台机器），工人还不熟练，又来了些新工人，出废品是不可避免的。果真是这样吗？支部委员就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了解，才发现因多机台看管而技术不熟练虽是造成产品质量下降的一个客观原因，但基本原因是在思想方面。他们把这个工段从来没有出过废品的杨崇先的劳动态度和特废出得最多的郑海峰的劳动态度对比一下，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先进工人杨崇先全神贯注地进行工作，他手在这台机器上干活，同时又用耳朵听那台机器的声音；在那台机器上操作时，他同样注意这台机器的动静。这样，他自从看管两台机器后，从没有出过废品，也没有损坏过机器。而郑海峰不是这样，他工作时脑中想着别的事，所以三月份一连出了六次特废。由此可见，强调技术原因实际上是替某些工人不正确的劳动态度找借口。难道这不是思想在作怪吗？支委会又发现这种思想不是个别的，如检验工人也认为实行多机台看管，出废品是难免的。于是批判这种对产品质量不负责任的思想就成为这个车间第七次党员大会的议题之一。
思想问题是要党支部掌握情况后经过充分的分析研究才能找到的。二车间各工段党员在废品报销问题上常发生争执，特别是有两个工序衔接的工段争执最多。每当有了废品，这一工段就说是那一工段把没有完全加工的产品混在加工的产品中，因此造成了废品；而那一工段不认错，说这一工段应该把这些未完全加工的产品挑选出来，否则他们不负责。有一次，这两个工段的工长甚至为这件事吵到技术员那里去评理。支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发现这两个工段的党员和群众对废品都抱这样的态度；他们不去认真地研究和追查废品产生的原因，而只是忙于推卸责任。废品如有一方报销，另一方就感到安然无事。这种态度说明各工段党员和群众对废品普遍有不负责任的思想，企图把出废品的责任推给别人，而缺少一种主动负责的工作态度。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显然，这种思想不但阻碍各工段共同努力来消灭废品，而且会造成各工段之间的不团结。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思想问题。于是检查党员在工作中的主动性，批判推卸责任的本位主义思想，就成为今年第九次党员大会的议题。
一年多来，二车间党支部采取上述办法，在提高党员大会议题的思想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但这些成绩还是初步的。要进一步提高党员大会的质量，还必须通过思想问题的讨论，教育党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掌握党的原则，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达到这一步，单依靠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当然是不够的，首先要求支部领导同志本身虚心学习，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充实党的理论知识，熟悉党的各项政策。二车间党支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这应该是他们努力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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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止公费医疗中的严重浪费
曹文庸
实行公费医疗是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它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国家工作人员健康的深切的关怀。三年来，由于实行了公费医疗，大大推进了我国保健事业的发展，使国家工作人员的健康情况得到了改善，疾病大大减少。这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应该指出，有不少国家工作人员对这一项重要的福利措施是缺乏正确认识的，他们没有什么病就要住院或吃药，因而造成了公费医疗中的严重浪费现象。填塞这个漏洞的办法，首先是端正我们每个工作人员对公费医疗的态度，并同一切任意浪费医药的行为作斗争。
公费医疗的浪费现象表现在几个方面。
不少国家工作人员把公费医疗看成是一种物质享受，似乎有了公费医疗不看病不吃药是“白吃亏”的，因此没有病也找医生，不该吃药也吃药，不该住院也住院。这类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四川省达县县委会武装部部长石春彦，有一次吃了广柑后口中发酸，就打电话找医生来诊断，诊断结果根本不是病，是因为吃了广柑的缘故。达县专署还有个工作人员叫吴三铨，半夜打电话找医生看病，医生赶来问他什么病，他说：“我睡不着觉，请你诊断一下是什么病？”大连工学院一个工作人员，患肺结核和关节炎，这两种病都是慢性病，本来不是短期突击治疗可以见效的。但是，他在两个半月里看了六十四次门诊，仅中药就拿了三百五十付。如果每天吃三付，还剩余一百二十五付。这样大量服用中药，不但浪费了国家财产，而且对病人健康也是有害无益的。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业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一次就用公费买了够一个人六年注射用的组织液，计一千五百支，而这种组织液在六个月后就要变质。这些工作人员唯恐自己“吃亏”，因此，能多买就尽量多买，反正自己不花钱，用不了就搁起，坏了就扔掉。他们就采取这种错误态度来对待国家的财产。至于小病吃贵重药，无病吃补药，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果医生不给开补药，他们就会强迫医生开。锦州市公安局一个工作人员就是这样，他要卫生所的人开补药，卫生所的人说：“这要经上级批准的。”他就生气地说：“我就是你们的上级。”强迫医生开方。山西省中阳县曾进行过一次统计，五个单位一个月中吃药的计一百○二人，而其中吃补药的就有五十二人，吃补药的花费占总药费的百分之七十。此外，某些人对住医院的兴趣特别大，没有病也想住院，进去了还不肯出来。黑龙江省一个工作人员病好了不肯出院，试体温时竟将体温表放在热水袋上，使表上温度升高，企图欺骗医生。至于一般小病住院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几乎那一个医院都有。这也是利用国家的福利制度来达到个人非份的享受的可耻行为。
再看一看医务工作人员方面的情况。有些医务人员对公费医疗办法的实施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错误地认为反正花的是国家的钱，何必去得罪病人，因而不认真地掌握医疗原则，迁就病人的无理要求。病人要什么药，就开什么药，要多少，就开多少。如云南省陆良县疗养院一个医生给一个病人一次就开链霉素三十支，病人嫌少，这个医生立即增加三十支。当然，这类医生是会得到那些爱讨国家便宜的病人的“好评”的，可是这种“好评”是用牺牲国家财产的办法换来的。青岛市有个医务人员为了练习拍爱克斯光片的技术，给本来无需拍片子的人拍了片子，有的病人不愿拍，他就说：“反正是公费医疗，你就拍一张吧！”这种善于慷国家之慨的恶劣态度，实际上是助长了国家工作人员浪费的风气。
医务人员中也有人利用工作的方便，给自己滥开药品，其浪费情节往往更为严重。如河北省怀来县六区卫生所的李存孝医师，本来没有病，但是为了享受公费医疗，就说自己神经衰弱，在短期内服用了大量的六合维生素、天王补心丸、麦精鱼肝油和人参补剂等，有时嫌药的味道不好，吃一半就扔掉了。根据各地区的统计材料来看，浪费最严重的就是医疗机构本身。辽宁省某医院在一个月里公费医疗用去爱罗补汁（补药）四十三瓶，其中本院工作人员用去的就有三十四瓶。从天津市一九五三年统计来看，卫生人员只占全市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超支的公费医疗经费却占全市超支经费的四分之一左右。
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有盗窃国家药品器材的违法乱纪行为。盗窃的办法很多，有的是多领药品；有的是利用职权冒领大批药品归私人所有；有的是涂改单据、虚报冒领。例如，黑龙江省讷河县前卫生科副科长李成荫（已撤职），有一次患轻感冒就利用职权领去链霉素三十五支、维生素丸六瓶、维生素注射剂十七支、葡萄糖二十三支，安那加、糖钙、溴化钙各数十支、计折合人民币三百一十五元。四川、河南、辽宁及其他各地也都有类似的盗窃的事情发生。
很明白，上面三种情况都不能不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浪费和损失。一九五四年全国各地不少地区的公费医疗开支都超出预算，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以上海、北京、旅大三市为例，一九五四年初步估计超支达四十万元或一百五十万元不等；河南省信阳专区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的公费医疗开支平均占公费医疗总预算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一点六。显然，不克服公费医疗中的严重的浪费，各地超支的情况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的。
这种严重的浪费现象充分说明，我们许多工作人员（包括医务工作人员）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极端薄弱，他们任意挥霍国家的钱来满足个人的享受，这是一种严重的自私行为，这种行为是同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光荣称号不相称的。为了制止这种浪费行为，首先就要从端正国家工作人员对公费医疗的态度着手。对治病的人来说，各地党组织和卫生部门必须教育他们爱护国家的医药，相信医生的诊断，克服有病无病乱投医乱吃药的错误心理。对医务人员来说，必须教育他们爱惜国家的医药财产，掌握医疗原则，对那些乱投医乱要药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决不迁就病人的无理要求。只要我们每个医务人员端正了态度，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病人和医务人员都能自觉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公费医疗，那末浪费现象就能减少或避免。
其次，有些地区的卫生部门对实施公费医疗的意义认识不足，对如何保证公费医疗的实施和防止浪费的发生缺少具体办法，也是造成目前严重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各地卫生部门应该切实加强对公费医疗工作的领导，订出改善管理制度的办法。
最后，对于敢于盗窃国家医药用品的人，必须予以严厉制裁。为了防止这种盗窃行为的继续发生，各地卫生部门应该建立严格的医药用品管理制度，健全审查财经报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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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地认识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关系
周原冰
目前，在对青年进行教育的工作中，不少人还有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观点。有些学生家长不愿意自己孩子从事体力劳动，甚至有些教师也在学生中有意无意地散布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在进行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又发生了片面地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而降低了甚至否定了脑力劳动的作用的偏向，错误地把体力劳动说成是唯一的劳动，以为只有参加直接生产劳动才是光荣的，甚至对希望升学的青年，采取了挖苦、讽刺的错误做法。
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两种错误观点，就必须科学地认识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关系。
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劳动，类人猿的前肢变成了人的手。所以恩格斯说：“手不但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自然辩证法”）手摆脱了脚的机能，人的祖先就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并且，由于劳动的发展，互相帮助和共同活动的情形也增多了，这便引起了分节语的产生和发展。劳动和分节语对人的头脑的发展起了决定的影响。在劳动过程中，人的知觉和观念的范围日益扩大，感觉器官也日益完善。因此，人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人可以制造工具，而且在于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
从人类劳动的起源和性质上说明了人类脑筋和人类的脑力劳动，是在人类的体力劳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都是由体力劳动直接生产出来的。如果没有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末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些物质生活资料，不论是科学家、文学家或者是工程师也就根本不能从事脑力劳动了。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从劳动人民长期劳动实践的经验积累中总结出来的。如果没有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就既不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也不能使其设想变成现实。看不到脑力劳动对于体力劳动的依存关系，片面地夸大脑力劳动的作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论调。
可是，这决不等于否定或者降低脑力劳动的作用。恰恰相反，人类开始了脑力劳动不仅在使人脱离动物界方面有着重大意义，而且此后在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以至对体力劳动的改进方面，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人类所赖以生活的各种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就不仅仅是一种体力劳动，而且还包含人的脑力活动在内。马克思说：“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使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脑力劳动本是人类劳动中不可缺少的。固然，体力劳动是产生和进行脑力劳动的前提，但是脑力劳动又能推动体力劳动的改进和发展。因此，片面地夸大脑力劳动的作用是唯心主义的，但是片面地否定或者不正确地估计脑力劳动的作用也是不对的。
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和剥削，所以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由于劳动工具很简陋和生产过程不复杂，所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裂。但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可以获得除生产者本身的必需消费外而有一些剩余生产物的水平时，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从而开始了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裂。
阶级制度的形成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只能从事疲惫不堪的体力劳动；而享受教育和从事脑力活动的权利，便被那些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所专有了。并且，随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的加深，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就日益加深和固定化起来。
既然体力劳动者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没有享受教育和从事脑力劳动的权利，既然这些权利为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专有，同时剥削阶级又利用其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来剥削体力劳动者，因而脑力劳动者就同体力劳动者处于对立地位。所以斯大林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对立，便达到尖锐化的程度。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力也成了商品。资本家在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时力求价格低廉，而在剥削他们时又竭力榨取最大利润。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工人，资本家一面用苛重的劳动剥夺了工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一面把科学研究和企业的经营管理等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分裂开来。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也是被资本家当作商品购买来用以压迫和剥削工人，扩大他们利润的。这就使知识分子虽不同资本家处于同等地位，但又在事实上成为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工具。这又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改良，并不是意味着工人劳动的减轻，而是意味着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剩余价值的增多。工人只能随着机器的转动做一些最单调最易学会的动作，沉重的劳动消耗了工人的全副精力，而脑力劳动的成就大都为资本家所窃夺而用来加重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于是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
由此可见，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历来的剥削阶级总是特别卑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他们硬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分裂和对立的现象，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两句话，经常被统治者奉为至宝。这样，他们便硬把他们的统治和压迫工农劳动人民说成是理所当然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更在费尽心机地想从“理论”上来证明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永恒的法则”。其目的就在于混淆体力劳动者直接生产物质财富来供养他们，而让他们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着广大劳动人民的事实，企图造成劳动人民的自卑心理，并借以挫伤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意志。
不消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极其荒谬的。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根本不存在什么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裂和对立。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裂和对立，随私有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私有制度的消灭而消灭。
在社会主义的苏联，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消灭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给所有人们以发展脑力同发展体力同样充分的可能；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已不再是什么对立的关系，而是劳动者彼此分工合作的关系。目前，在苏联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非本质差别，这是千百年旧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对立所造成的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分离的痕迹。这个差别就在于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工人同工程师技术人员的文化技术水平之间的悬殊还没有克服。要克服体力劳动者同脑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之间的悬殊，当然要靠社会生产更为高度的发展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高涨。因此，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依照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逐步地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消灭阶级和剥削，这就有可能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对立。由于国家对劳动人民文化生活的关怀，以及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日益得到了改善，他们就有可能去享受教育。由于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翁，劳动不再同痛苦的生活相联系，而同幸福的未来相联系，这就使劳动变成了劳动者的自觉行动，从而促使体力劳动者也更有提高自己文化的要求。由于有了人民民主政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成为对全体人民共同事业有益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并且，由于旧知识分子中经常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他们也正在日益改变着他们对体力劳动的看法。
可是，我们不能忽视另一方面的事实。这就是目前阶级剥削和私有制度依然存在，而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传统影响又深刻地毒害着人们的心灵。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不仅文化水平悬殊，而且人们对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各种偏见也还没有完全消灭。因此，要在我国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重大差别，就必须：一方面要逐步消灭产生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要同剥削阶级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传统思想展开斗争。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需要千百万人艰苦劳动才能实现的，不经过艰苦劳动，任何美好的理想都不能变成现实，并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神圣事业，需要的劳动还应是多方面的。它要有科学家和文学家一类的脑力劳动者，更要有成千成万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体力劳动者。新社会已为全体人民开辟了真正文化发展的道路。因此，脑力劳动者必须努力同实际联系，体力劳动者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以使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日益接近起来。全面地正确地进行劳动教育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指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作用，指明它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都是光荣的事情。那种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观点，是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它阻碍着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致，也阻碍着脑力劳动者本身同实践相结合。就广大的青年学生来说，一部分人升学求得深造，这是必要的；但根据目前以及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情况，大部分人从中、小学毕业以后就要直接参加工业、特别是农业的生产，这也是必要的。这支新的劳动大军将大大改变体力劳动者队伍的文化质量，那就不但有利于促进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分裂现象的消灭，而且更直接有利于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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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小学从新学年起实行新的教学计划
全国小学从新学年起，将根据教育部最近颁发的“小学教学计划”和“关于执行小学教学计划的指示”，开始实施基本的生产技术教育（即综合技术教育）和加强劳动教育及体育活动，以保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得到正确的贯彻。
新的教学计划除了第六学年每周增加一节自然科上课时间外，从第一学年到第六学年特别增设了“手工劳动科”，以便联系自然、地理、语文、算术等各科进行教学，制作教具、玩具，并作植物栽培、动物饲养等活动，使学生获得一些基本的生产知识，学会使用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培养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在体育方面，除课外的体育锻炼外，从第一到第四学年增加了体育课时间。为了适当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以达到更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新教学计划中，减少了每周上课的总时数，并且适当地精简了语文、算术、历史等科的教材和上述科目的上课时数。每学年上课周数由原来的三十八周改为三十四周。
新的教学计划为了能和旧的教学计划相衔接，教育部指示各地、各校得采用以下一些过渡办法：如没有手工劳动课教师的学校，可延至一九五六年秋季再增设此科；语文、历史等科如继续使用旧课本，得由各省市予以适当精简；本学年度的六年级不增设手工劳动科，并可不减少每周教学总时间。凡用本民族文字教学的民族小学，可由自治区或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参考本教学计划另定教学计划，报教育部批准执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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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三周年 延吉各族人民举行庆祝大会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延吉市各族各界一万多人，三日集会庆祝自治区成立三周年。在庆祝大会上，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崔采介绍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三年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就。他说：现在自治区百分之八十九点一的农户已组织起来，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六。三年来，延边地区已有近三万名中、小学毕业生参加了农业生产，给农村增加了新生的力量。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延边地区的地方国营工业和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对保证供应少数民族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起了很大作用。各民族在劳动中结成了牢固的友谊，在农村、厂矿、企业和街道有六百多个民族团结的模范，各族农民自愿联合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六十五个。
崔采号召自治区各族人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并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庆祝大会结束以后，在延吉市西郊广场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自治区第八届各种球类比赛大会。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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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方“白头翁汤”治疗细菌性痢疾很有效
上海市立传染病院和上海市立第四人民医院在今年八月一个月中，采用中国古代名医张仲景的“白头翁汤”古方治疗了三十二个细菌性痢疾病人，治愈率达百分之百。
“白头翁汤”记载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张仲景著的“伤寒论”书中，原方内容包括白头翁、黄柏、黄连和秦皮四种中药。目前这两个医院所用的药物剂量是经过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院）研究修改过的。他们用这个古方治愈的病人中，有六十多岁的老人、两岁的小孩和孕妇。这些病人在连续服用“白头翁汤”三天到八天后，体温和大便恢复正常，其它症状也都减轻或消失，并且食欲逐渐增强，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上海市立第四人民医院为小孩不习惯口服煎液，曾用“白头翁汤”灌肠治疗，所得效果相同。
九月六日，这两个医院在上海市卫生局举办的介绍“白头翁汤”治疗痢疾的座谈会上，作了临床实验报告。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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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许多参加自学小组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开始学习
四川省许多城市参加自学小组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已经开始了愉快的学习生活。
根据成都、宜宾、内江等五个市、县不完全统计，今年没有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已有七千多人参加自学小组。重庆、成都等许多市、县都成立了自学指导委员会，内江等市还专门为自学小组训练了一批辅导员，帮助这些毕业生学习。
各地为这些毕业生建立了多种多样辅助学习的组织。四川省和重庆市分别举办的高小毕业生自学广播讲座，决定在九月中旬开始。四川省教育厅已编印了一套自学广播讲座课本，帮助毕业生们复习高小功课，和学习初中的部分课程。成都、重庆、万县等市并将分别为初中毕业生开办自学讲座、文化补习讲座、自然科学讲座等。成都市计划举办的四处自学讲座准备有计划地给全市初中毕业生讲授工业、农业方面的基本生产知识。五通桥市等地还建立了流动图书馆和青年阅览室。成都、万县等市还将帮助参加自学小组的学生们组织科学研究、航空模型、文艺、刺绣等小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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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广州补习的归国华侨学生近三千人考入高等、中等学校
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学生，今年暑假共有二千九百多名考进了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占在该校补习的归国华侨学生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计有一百五十多人考进了高等学校，二千六百多人考进了普通中学，一百五十名考进了中等专业学校。这些被录取的华侨学生，已分配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二十多个城市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学习。有关部门还按地区，分别把他们组织起来，派专人送他们入学。
在走上新的学习岗位以前，华侨学生们都愉快地发表了回国后的感想。他们都热烈感谢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祖国人民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并特别感谢补习学校的老师对他们的帮助，使他们在回国后，不论在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上都有了提高。
投考未被录取的华侨学生都得到妥善的安置。他们当中，有的留在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继续补习；有的分送到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和厦门的集美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继续补习，准备明年再考。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还准备开设大学先修班、中等技术班、高中一、高中二和初中各班等补习班，帮助他们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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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出版大批蒙文书籍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月到八月底出版了各种蒙文新书一百十二种，共四十三万二千二百多册。其中蒙文教科书足以供应内蒙古全区蒙族中、小学生和教师应用。今年，高级中学蒙族学生的主要课程，全部以蒙文教学，小学的课外读物和美术、音乐等教材，今年也第一次翻译成蒙文。今年出版的文艺读物中，有流传了一千年的蒙古民间古典文学作品“格斯尔的故事”、鲁迅的“阿Q正传”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阿尤喜”（小说）、“三座山”（歌剧）等。即将出版的有苏联小说“射击场的秘密”等。
一九四八年，内蒙古自治区用蒙文出版的教科书仅四种，文艺读物和一般读物仅四十三种。而今年一年内，蒙文教科书和文艺读物等就将出版到一百六十九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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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昌都小学的俱乐部
李永寿
昌都小学为了更好地贯彻培养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今年二月间成立了俱乐部。
孩子们热爱自己的俱乐部，他们把俱乐部的房子布置得很漂亮。正中的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和朱副主席的肖像，两旁贴上关于生产建设的图画；柱子上贴着“爱护公物”、“团结友爱”、“认真学习”等标语。俱乐部里还有两百多册藏、汉文书籍和报纸，一百多册有关工农业生产方面的画刊和多种多样的娱乐用品。每天，有许多孩子来这里阅读书刊和画报。管理俱乐部的也是儿童，他们想出了一些管理的办法，把俱乐部办得有条有理。
俱乐部设有舞蹈、戏剧和球类等小组。课余的时候，孩子们常在一起表演舞蹈、游戏。在纪念“五四”青年节和欢迎达赖喇嘛回西藏时，他们还表演了很多精彩的节目。
俱乐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引起了孩子们阅读书报和参加文娱活动的兴趣。每天放学以后，或者是星期天，孩子们常常跑到新华书店的图书报刊门市部去看藏文画报，有的还购买画着卓娅、黄继光等英雄事迹的连环画册，带回家去阅读。
孩子们都认识到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带给他们的，小学生罗桑刚达在俱乐部的黑板报上写道：“共产党像山一样，万年长青；毛主席的恩情像河水一样，永远流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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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交通民警在维持城市交通秩序和保障交通安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城市交通日益发展的需要，全国各大、中城市将要用指挥棒指挥交通来代替现行的手势指挥交通。图为北京市民警正在积极学习新的交通指挥方法。
本报记者 高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