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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珍惜每一颗粮食
——北京市节约粮食展览会参观记
本报记者 王青
在北京市中山公园展出的节约粮食展览会，用丰富的资料教育首都的人民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珍惜每一颗粮食。
粮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不可缺少的物资。走进展览会，挂在墙上的巨大的图片首先给观众以必须用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强烈印象。这里是鞍钢的一角，无数烟囱林立，生产在进行，迷漫的烟雾模糊了图片的右方。这里是丰满发电站的大坝和水库，巨型的起重机似乎在完成最后的改建工程。上海机床厂的工人，正在机床旁边聚精会神地工作。在阜新露天煤矿，远处和近处的挖煤机吐吞大量煤块。玉门油矿的油塔，一座座排列得像层叠的山峦……图片在人们面前展开了祖国工业建设的蓬勃景象；透过图片，人们也看到了更加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发展，供应工人用粮的数量也必然逐年增加。几年来，我们国家有许多新的工厂开工了，许多矿山开发了，城市人口随之有了很大的增长。展览会的图表向观众标明：一些工业城市的粮食消费量几年来一般都增加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五四年国家粮食支出中，工矿区和城市用粮数占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二五。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提高，日用必需品的需要量也随之增长。一幅图表显示，为了不断满足人民需要，为了供应工业原料，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扩大。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以更多的粮食供应经济作物区的农民。国家并要用粮食供应为满足全国人民需要而生产的渔民、盐民和牧民。
展览会另一部分展览品提醒人们注意粮食对于支援解放台湾和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没有充足的粮食，我们就无法保证前线和边防的需要。
粮食并不是轻易得来的，粮食是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展览会用若干图片说明了粮食生产的艰辛过程——从耕地、送粪开始，到播种、间苗、锄地、收割、打场，每一颗粮食都浸透着农民的汗水。农民在田里锄地的照片，使人联想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有名诗句。为了使每一寸土地都能收到粮食，农民向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展览品也告诉了人们这种斗争的艰苦。
几年来，国家为了增产粮食，在农业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展览会的统计图表告诉观众：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国家发放农业贷款三十七亿五千万元，支出水利投资十六亿多元，水利贷款三亿三千多万元。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国家发放的农具有一百二十二万多件和大批农业药品。国家对农业的大量投资，加上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几年来农业生产有了提高。展览会的图表指出：国家在经济恢复时期，粮食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点一，在一九五二年即达到战前最高水平。由于小农经济条件的限制，粮食的增产速度赶不上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但我国的粮食并不是已经发生了多大困难，图表说明，一九五四年，我国粮食的生产总数，平均每人可得五百六十多斤，是够吃够用的；但其中包括了饲料、种籽和工业用粮，因而粮食也并不显得宽裕，必须想办法增加粮食生产和节约用粮。
展览会向观众说明了节约粮食的严重意义：如果全国每人每天浪费一两粮食，全年将浪费一百三十六亿斤，这个数字比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粮食增产量的总和还大。而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全国每年节约粮食的价值，即可换钢材九百五十八万吨，或无缝钢管厂全套机器设备一百一十套。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对人民食粮的合理供应，从一九五三年起，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一政策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农民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展览品说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国家工业建设更有保障，物价更加稳定，打击了奸商的投机活动，同时由于购粮价格合理，卖出余粮的农民增加了生产资金（仅一九五三年农民就增加收入三亿元），缺粮的农民和灾民也免除了饥饿的威胁。展览会中就有一幅连环画用生动的事实说明了一户农民两次遭受水灾时的不同境遇：湖南省汉寿县农民刘棣堂，在一九三一年受灾后，全家六口人饿死三口；一九五四年他的家乡也发生了大水，但国家及时运去了粮食，使他全家十口人都平安度过灾荒。
一幅挂在墙上的供应首都粮食示意图，用四、五根霓虹管告诉人们：北京所吃用的粮食，来自广西的山区、甘肃的中卫，也来自祖国极北地带齐齐哈尔和西南的四川嘉陵江两岸。北京的粮食由全国十八个省、六个市和一个自治区运来。这就进一步说明，首都人民必须更加爱护粮食，任何一点浪费，都会造成许多间接的浪费。
为了我们国家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早日到来，北京市节约粮食展览会的每一件展览品都教育人们一定要节约粮食，珍惜每一颗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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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厉行全面节约，克服一切浪费
响应中央号召，全面展开节约工作
陈郁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指示的精神来检查燃料工业部的工作，无论在基本建设或生产方面，燃料工业系统中的浪费现象都是很严重的。
在非生产性建设方面，建得过多、求全求备、“生产未好，福利先行”的现象是普遍的。重庆五○七电厂，修了一个可容纳现有职工人数一倍以上的大礼堂。他们的理由是开晚会和看戏时工人可以带家属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家属建戏院呢？北京文教区变电站八个人用了二百五十二平方公尺的宿舍，每人平均三十多平方公尺，不能不说是太多罢！而且自一九五三年以后，住宅造价一年比一年高，燃料工业部住宅造价平均起来达到了七十八元一平方公尺，高的达到一百多元。新疆石油公司宿舍造价达到五百多元一平方公尺。有些单位的办公室、学校的房子同样要求得太多、太好。矿业学院建筑造价一百四十元一平方公尺的办公楼，像一间大教室，却只有几个人办公，为了漂亮还盖了一座“五凤楼”。吉林电站计划建筑的办公室是二百一十三元一平方公尺。最突出的是隆昌炭黑厂的厕所，石油总局批准的是六元一平方公尺，但盖起来时竟达一百一十元，这是极端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煤矿中不管矿井规模大小、新建或改建都要搞一套行政福利联合大楼；东北各矿务局无例外的都有休养所，而且一般的标准都过高。
生产性建设的浪费也很严重，主要表现在好大厌小、喜新厌旧和盲目追求过高标准。不少的迁建、恢复和改建工程，往往都是大拆大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昆明迁移一套二千二百五十瓩的发电设备，把原来的设备换掉三分之二；这不仅浪费钱，也势必推迟建设时间。武昌迁建的一万五千瓩发电机，由于要求增加许多不必增加的新设备，设计预算高达一千三百万元，审查结果只需要四百多万元，比原设计还可把建设时间提早半年。大同煤峪口矿井虽名为改建，但实际上除井筒外全部等于新建，结果投资一千八百万元，由于设计变动数次，使生产时间推迟五年。
新建工程也是如此。淮南煤矿安装的六千瓩发电机，是国内制造的捷克型设备，我们设计时不仅全部套用了苏联设计的六千瓩型设计，还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设备，结果增加投资二百万元。峰峰煤矿为了运煤，建设了一个造价昂贵的大石桥，群众称为“千年桥”。很多由国内设计的中、小型矿井和部分改建矿井，机械化程度要求高，技术条件安全系数大，也是造成工程造价高、浪费大的重要原因。
几年来，基本建设虽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工程质量也基本上得到保证，但仍有不少的返工浪费。如有一个高级润滑油车间，因施工中检查不严，工程质量低，投入生产的时间较原计划推迟了五个半月，不仅达不到原计划产量，而且浪费投资百分之十五。如煤矿东山、彩屯、中央等竖井，质量都不够好，彩屯竖井移交生产后由于工程质量差，追加投资很大，造成浪费。
原材料和设备的积压和浪费，在生产和基本建设中也都是很严重的。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燃料工业部系统在生产上的浪费也是惊人的。
大家都知道石油是我国过渡时期最缺乏的物资，但是有些人对石油是不爱惜的。抚顺和锦西有“石油河”，玉门还有“石油湖”，我们的领导同志和职工同志对这些“河”和“湖”是熟视无睹的。石油二厂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到一九五五年第一季从检油池流走的石油，仅由该厂自己捞回的就有二千吨。玉门“石油湖”每年冬天是附近群众的副业资源。玉门油矿在一九五五年，还打算用原油二千吨掺入沥青洒路压灰尘，这样来浪费国家最缺乏的资源的行为，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煤矿和电业方面，浪费情况也是类似的。大同煤矿五月七日清点了四个工作面，即发现弃置的新坑木有二千二百零四根。华北电业局一九五四年发现有四十台变压器和开关，长期放在露天中日晒雨淋陷入泥里，有的已不堪使用。二十九个煤矿一九五四年一月到十一月，超支了六万四千立方公尺木料，值三百八十万元，火药九百六十吨，值一百九十万元。
由于缺乏节约观点，有宽打宽用的思想，在行政管理上、劳动力使用上、资金及器材周转上的浪费也是很大的。一九五五年，燃料工业部基本建设管理费用是可以大大节约的。根据石油钻探系统计算，可以从原计划中核减百分之二十一点五。生产系统，中央规定每人办公费不得超过五至十元，但过去除个别单位外，每人都是十五至三十一元。重庆五○七电厂开工典礼花了五万二千元，为了讲究排场，买了全部中西餐用具，做了三百多套咔叽布工作服，只因颜色稍不一律，全部重新换做。黑龙江省的一个电厂还打算作呢子的工作服，办公室的墨水壶非用大理石的不可。
由于劳动力的组织管理工作落后，企业管理机构庞大臃肿，造成的劳动力的浪费和非生产人员过多的现象也很普遍。狮子滩水电站工地，现有一万三千人，根据部和总局的检查，至少可减少二千人。过去由于人多，即使在施工紧张季节，每天也还要窝工四、五百人，有时到一千人。从工作效率看，土方工程竟低于国家定额百分之四十二点四，石土方工程低于国家定额百分之三十点五，这种情况是普遍的。除了窝工、效率低之外，就是工时利用率低，基建工地一般都在七小时以下。生产上的情况也不例外，据煤矿系统统计，一般只到五小时半左右。行政管理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几年来增加的也很多。燃料工业部生产系统管理人员，一九五○年为全部职工的百分之七点五，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八点一，一九五二年为百分之九，一九五三年为百分之九点五，一九五四年为百分之九点六。根据已批准的机构定员草案核算，仅生产系统就可减少一万至一万三千人，如以每人每月平均工资六十元计，每年可节省工资七百二十万到九百三十六万元，如果加上福利建设管理费用，这数字就更大了。
由于不重视资金周转，也造成流动资金的大量积压。一九五四年由于我们未完成资金周转计划，就积压了国家资金五千一百三十九万元，如果加上呆滞材料及超定额存储材料八千二百九十八万元，就有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七万元。
生产上安全供电也做得不好。一九五五年一至五月少供给用户电量二百二十万度，减少工业产值六百六十万元。煤的质量也不好，按国家标准，我们是受奖少受罚多。今年由于质量达不到标准，我们受罚二十万元。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对产品质量很不重视。
造成严重浪费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因为我们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苦性，和艰苦奋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意义，我们还有不少同志不了解我们资金来源的困难，往往不能把资金集中的使用在主要工业建设上去，相反地是把非生产建设同生产建设等量齐观，往往把非生产性的建设先作了，而同直接生产有关系的真正应该作的却未作好。
第二，由于我们的政策思想水平低，对中央历次节约的指示体会不深，对节约工作的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必须根据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确定合理的建设标准，和必须根据工农联盟的原则来考虑问题认识不足。几年来，未建立起严格的节约制度，已有的制度也未能认真贯彻，缺乏严格的财政监督制度，特别是缺乏深入地检查工作，没有坚决地同浪费现象进行无情的和有效的斗争。
第三，缺乏经济观点，不注意用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合理地、最有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没有在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各个环节上实行精打细算，有只管建设不惜血本的思想。很多同志很少注意研究成本管理和资财使用，对严重的资财浪费和损失熟视无睹，因而也就很自然地不能把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提到更高的政治原则上来认识。
第四，我们有严重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因而盲目地追求新标准，离开我国当前的经济水平和生产水平来进行建设，不考虑充分利用原有的设备及国内制造能力。
第五，我们还有不同程度的本位主义和享乐思想。如“宽打窄用”，借口重点工程，往往加大预算、提高标准；一般工程中定额不先进，标准不严格，无形中造成资金的大量积压和损失；在日常生活和非生产性的开支上，讲排场，讲阔气，讲漂亮，一掷千金，不以为怪。这些，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
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首先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和全体职工，在思想上明确认识节约的重大意义，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存在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切实树立起厉行节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风气，加强严格的经济核算思想，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
今后，所有的非生产性建筑除绝对必需者外一律不建，绝对必需的应经过部、总局的严格审查批准，并应采用最低的标准。原有生产厂矿一般增产不增人，必须增加人时，须经部批准。必须增加职工宿舍时，则应根据环境条件首先考虑以自办公助办法解决。新厂矿的宿舍问题也应逐步解决。除了部分新厂矿地处荒僻，既无城市可靠，又距乡村过远，建筑比例可以稍大外，反对有多少人就要盖多少房子，和大包大揽的办法。基本建设单位应注意节省修建工棚等直接间接的费用，要尽量少盖临时工棚。必须盖的工棚应尽量按最低标准建为永久性的宿舍，以后移交生产使用。煤、电、石油各专业总局应立即编制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自办公助的宿舍计划，列入正式计划执行。各单位应指定专人，帮助自建宿舍的职工进行具体的规划、准备工作，以达到更经济、适用。供应部门应当协助解决必需的材料。
各单位应严格控制钢铁材料的使用，大量节省钢铁材料。今后一切建筑除技术要求必须使用钢铁材料者外，一律使用代用材料，不准使用钢铁。必须使用钢铁的地方，也得严格规定合理的标准，尽量降低系数。根据初步计算，建设一个两台六千瓩的火电厂，若将厂房，变电所，风、水管路，模板，施工的临时上水管等的结构方法加以改变，改用混凝土和其他材料代替钢材，即可节省二百四十三吨钢材，五吨洋钉，五吨钢丝，二千公尺铁管子。将原设计的钢筋混凝土的电杆的钢筋减少百分之二十三，不会减低电杆的效用，其造价要比原来的设计减少百分之十二。煤矿也应尽量使用钢筋混凝土井架，代替钢井架，不使用或尽量少用金属棚子。
一切建筑物中的装饰及一切不必要的附属设备，在不妨碍生产的原则下，不论国内国外设计，应一律削掉，非要不可的属于装饰的设备，应采用最经济、适用的标准。必须反对任何设计都一定挑最高最漂亮的标准的偏向。
过去，由于设计水平低，或设计思想错误所造成的浪费，是我们目前基本建设中严重浪费的根源之一，必须引起我们特别是设计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的严重注意。在设计中，必须坚持中央指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照顾美观”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要同一切脱离我国当前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设计部门的技术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要时时刻刻、兢兢业业地以对国家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工作，在每件工作每个环节上，要为人民节约可能节约的每一分钱而斗争。今后设计中关于生产的主要设备，可以参考苏联的标准，但必须尽量采用国内可以制造的设备，其他方面在技术许可的原则下，尽量采用最低的标准和最低的造价。为了保证其他部门的紧急用电，正在运转的旧机器迁建时，一般的要原拆原装，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在保证建设计划进度和节约投资的条件下，可进行必要的技术安全的改进。设计部门应把明年第一季内要施工的工程设计图纸在今年三季末或四季初交付施工单位，给施工单位一定的准备时间，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混乱和浪费。现在已有条件的应做得更好；尚无条件的，应立即动手，创造条件，保证完成。计划部门特别是煤矿、石油地质探勘部门应努力创造条件，保证设计部门完成这一任务。地质钻井工作中，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证钻探质量，把因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是最大的节约。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体职工。要大量节约钢材，大力回收废钢材。特别是煤矿、石油钻井中所用钻杆、钢管等，我国尚不能制造，更应加倍节约。
要大力利用积压的器材。据统计，燃料部系统的闲置设备总值共有三亿六千万元左右。现在即以供应部门为主，积极地同计划、设计、施工各部门具体研究，一切能用的器材要坚决利用，需修复后才能使用的应立即作出计划进行修复。今后煤矿新建小井，电业的低压输电线路以及各系统中生产改革、技术措施等，必须尽量利用现有的闲置设备。反对使用器材上“喜新厌旧”的思想。要大量降低管理费用。有些领导工作人员，错误地认为“管理费用占成本很少，没有什么油水”，所以就有意地放松和不管，这是造成管理浪费的根源。因此各专业系统必须立即制定管理费开支制度，坚决贯彻执行。制度暂时不能尽善尽美不要紧，将来可以补充修订，但必须得有制度，有控制；花钱不计数，任意挥霍国家钱财的恶劣行为，必须坚决制止。机构精简工作，也必须根据中央的精神大力进行。据估计，电业生产系统如能进行合理的定员，调整机构，仅管理人员即可减少二千人，节约直接开支三百一十万元。电业基建系统的包工单位，一九五四年管理人员同工人的比例仅达一比一点七五；若能达到一比三，则管理人员可大大减少，可节省直接开支四百九十万元。可见这方面节约的潜力也是很大的。最后，必须制止行政管理机关和工作人员生活方面讲排场，比豪华的铺张浪费现象。中央规定的各种制度，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根据燃料工业部内近日的检查，在房屋、汽车使用、招待、办公用具、日用家具、印刷、电报、电话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浪费现象，现在要重新拟定制度公布执行，各局也必须进行检查，必须从领导机关领导人员带头做起，树立严格节约的风气。为了保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工作顺利开展，就必须要进一步加强企业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党对企业中的政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是加强企业领导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有系统地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生产积极性；必须巩固党员干部和非党群众的联系；必须提高党员干部和非党群众的政治觉悟，并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保证在数量上、质量上以及降低成本上完成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从企业行政领导方面来说，要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借口一长制，独断专行，不听取集体的意见，不服从党的领导；另一种是不管大事小事都靠党委，都靠集体，都靠开会，自己不负责任。做好企业中的政治工作是党组织和行政干部的共同责任，企业党组织应从当前厂矿的经济任务出发来安排思想政治工作的计划，厂矿长必须在党员大会上、在报告和总结工作的大会上，虚心听取党员、干部和工人的批评，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厉行节约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首先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必须以对党、对国家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对待各种问题；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发动和依靠全体职工，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上算细账、挖潜力，节约可以节约的每一分钱。在节约工作中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本位主义和资产阶级腐化享乐思想行为，同一切有意无意的浪费和挥霍人民钱财的可耻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对节约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以鼓励表扬。对于各种浪费，则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以适当的批评和应有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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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汽车厂工地建筑安装质量为什么低劣
永锋
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今年各工区建筑安装质量普遍低劣。土建方面，从今年一月到六月中旬，共发生质量事故四百一十九件；厂区工业管道、所有卫生工程管道和通风照明等安装工程（机电、动力安装在外），从今年一至六月，共发生大小质量事故一千六百四十五件，而且逐月都在增加。其中质量事故较严重的，如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公司一○二工区绑钢筋时漏筋事故，从四月二十三日到五月二十六日短短的三十三天中就达十七起之多，有的一个单位工程漏筋竟达数十根至数百根。一○六工区的南面跨度的框架的混凝土柱子，几乎都有麻面蜂窝和狗洞，柱子基础已下沉。一○四工区的回填土工程，有一万三千立方公尺都是冻土回填的。一○八工区电镀工部的地下室四面墙和柱子大部分钢筋都露在外面。一○七工区卸煤坑刚修好就漏水，进行返工修理后还是漏水。一一○工区修的中央大道，将草垫子作回填土填下去有半公尺深，结果所有的回填土没有一个地方不下沉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质量事故呢？
首先、由于去年大部分工区的土建安装工程质量都很好，曾得到苏联专家的好评，这些工区的领导人员就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他们认为去年工程复杂，工程量也大，今年工程量不比去年大，也不比去年复杂，去年质量很好，今年更不会有问题。有些工区的领导人员说：去年大江大海都过来了，今年还怕什么。因此就以满不在乎的官僚主义态度来管理施工；同时也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和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如一○六工区作框架时，去年作过框架工程的一○七工区的工程师亲自到一○六工区去介绍浇灌框架的经验，但一○六工区并未虚心接受，因而浇出的框架都有麻面蜂窝和狗洞。有的工区不仅不接受别人的经验，就是自己的经验也没有很好地运用。如一○八工区去年作的地下室工程质量是良好的，有一些经验，但是今年作的地下室工程就没有按照去年的办法做，因此质量远不如去年的好。
其次、没有在群众中反复地进行“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教育，没有将群众性的自检制度建立起来。工区工长和施工管理科领导人员认为劳动群众建立自检制度太麻烦，群众把搞好质量看成只是技术监督处的责任，因此也不愿意作自检工作，他们认为：我自己作的，还要我自己来检查，能检查出什么来。有的工程质量不好，如果被技术监督处检查出来了，就返工，如果技术监督处没有检查出来就算了。有时技术监督处发现质量不好，提出意见，竟遭到谩骂，甚至有的工区主任竟错误地支持质量不好又不愿返工的工人和工长的意见。
第三、单纯注意经济指标，一味抢进度，也是造成质量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部分工区的情况是：每月上中旬完不成计划，但质量事故比较少；下旬由于抢进度，质量事故就特别多。上中旬完成任务越差，下旬质量事故也就越多。如一○九工区为了抢进度，工业管道管子刷油未干，管子接头部分有的还没有刷着油，就进行回填土，表面上像是完成了进度指标，实际是下月还得返工。一○八工区起吊柱子工程，还没有将柱子基础的胚子清理好，就灌浆，结果柱子发生偏歪。特别是土方工程，由于不按操作规程进行施工，回填土工程没有一处不发生下沉的。第四、施工前准备工作没有作好。如施工前，没作好施工组织设计，没很好学习施工图纸，没很好了解质量标准和操作规程，技术人员也没有详细地向工人作技术交代，因此工人心中无数。如一○九工区的五号路上水道，煤气站的下水道等，都是没有施工组织设计就开始施工的，无法保证质量。以上这些严重的质量事故和造成这些严重质量事故的原因，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负责土建安装的领导人员是否知道呢？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对任何质量事故，不管它是技术性质量事故，还是政治性质量事故，很少进行认真的检查和严格的处理，大都是口头上批评批评就算了。特别是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的领导人员对技术监督处竟完全放弃了领导责任。技术监督处提出许多有关质量事故的意见，也没有给予很好的支持，致使技术监督处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在客观上助长了质量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根据以上的情况，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的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对技术监督处的领导，组织力量，认真地进行一次质量检查，将发生事故的原因搞清楚，严格追究责任，并用这些材料在群众中进行反复的教育，建立严格的自检制度；技术监督处也要加强平时的检查工作。另外还要加强材料检查站对原材料、预制品的检查工作，保证合格产品出产。只有这样，才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有效地保证工程质量，避免因质量低劣给国家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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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罪证是毁灭不了的
——记沈阳市郊一个反革命凶杀案件的破获经过
新华社记者 沈俊海
三月一日早晨，沈阳市公安局刑警队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着，副队长于洪绪接了电话以后，迅速地率领专案侦察突击组十多名侦察员出发了。
中型吉普车载着侦察员沿着弯曲的小路，飞快地穿过田垅，到达了沈阳市以西四十多华里的出事地点——大榆树堡村。
事情发生在二月二十八日深夜：大榆农业生产合作社财务委员李景云全家八口人全部被火烧死，开完社员大会回家不久的李景云也被烧死在屋里。
“是被杀？还是自杀？是坏人纵火？还是自然起火？”副队长于洪绪向侦察员们说：“这是我们第一步的侦察任务。”
侦察员们对八具尸体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锐器伤痕。随即将尸体送到法医那里解剖去了。法医解剖李景云妻子夏雅珍的气管时，发现有灰尘和烟薰痕迹，初步鉴定为煤气中毒。
侦察员们为了找出火灾原因，曾把烧毁的房木架起，对现场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在从来不烧饭的东屋南隅，火势非常严重；而烧饭的西屋，火势较轻。屋里堆着的煤燃烧了一些，但大部分还很好的堆着。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根据起火时的西北风向，大多数侦察员认为：火势是从东、西屋两处同时发生的，这证明是坏分子放火，而不是自然起火或煤气中毒。
但究竟是“煤气中毒”还是“坏人纵火”，为了作出最后的结论，侦察员们决定向农民进行深入访问。
案件发生后第三天，侦察员在访问中发现一个线索：农民们说，富农邢德昌在事情发生后曾传说，李景云开会回家后和他父亲、妻子吵过嘴。侦察员抓住这个线索进一步侦察。
青年团支部书记刘振维向侦察员说：“农民都积极救火的时候，我发现邢德昌抱着豆秸向他家的烟囱旁边放。他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只会把火引到他家去。”侦察员马上观察了邢德昌家的烟囱，发现上面有血点，越接近地面血点越多，把豆秸揭开，在一堆紫色血迹旁边，有一块带血和女人头发的砖头。侦察员用照像机拍下这些证据后，又按原样摆布起来。
在这同时，法医对八具尸体最后解剖的结果，推翻了“煤气中毒”的鉴定，证明八人头部由于钝器敲打而骨折。至此，已经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杀人灭迹的凶杀案件。
凶手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残忍地把全家八口人都杀害？这是侦察员们第二步需要侦察的任务。
当侦察员正计划深入侦察以辨别案情的时候，农民报告杀人现场被人毁掉。经过侦察员的周密侦察，将毁掉杀人现场的邢德昌依法逮捕，加以审讯，这样案情大白了。
案情是这样的：反动的富农分子邢德昌，在土地改革时期有部分多余土地被征收，后来这些土地被分配给贫农李景云，当时邢德昌对政府非常不满。李景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生活一天天地富裕起来，在分得邢德昌原来的土地上盖起了新房，邢德昌一看见这所新房就更加仇恨，企图杀掉李景云全家，纵火烧毁他的房子。
一九五四年，反革命分子邢德昌积极拉拢用两面派手法钻进合作社并窃取计划委员职务的赵景贵。赵景贵是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对邢德昌的罪恶活动百般支持，又把反动富农分子邢德贵拉在一起，计划趁机对李景云和合作社进行暗害和破坏活动。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深夜，他们三人趁李景云参加社员大会的机会，把李景云的妻子夏雅珍诱骗出去，三人轮奸了夏雅珍，然后在邢德昌家的烟囱旁边残暴地用砖头将她砸死。然后又跳进屋里用木棒打死已经熟睡的李景云的父母、侄女、儿子和两个女儿，最后把夏雅珍的尸体抬进屋里扔到炕上。当李景云在深夜开完会回家刚走进屋里时，隐避起来的凶手便迎头一棒，又把李景云打死。反革命分子企图逃避罪行，最后放火烧毁房屋，企图焚尸灭迹。
这个案件已在最近由当地公安机关侦讯完毕，国家即将给予这些凶恶的反革命分子以严厉的惩处。
这个残暴的反革命凶杀案件激起了当地人民极大的痛恨，他们纷纷要求严厉惩处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杀人犯，并决心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将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彻底肃清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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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公安机关在交通运输部门中
依法逮捕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福建省各地公安机关在广大职工群众协助下，依法逮捕了一批潜藏在交通运输部门的漏网的反革命分子。
这些被逮捕的罪犯中，有的伪装积极，玩弄两面派手法，在窃据领导职位后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如逃亡反革命分子杨日忠混入南平工区公路运输工会当了主席，在行政领导同志面前谎报成绩，骗取信任，并网罗一部分曾经当过伪军官、兵痞而混入工会的人，组成小集团把持工会，他们擅自把工人福利费拿来挥霍，而对有困难的工人不给补助，他们还用工会费买了一架收音机，专门偷听台湾广播，制造谣言。建阳工区公路运输工会主席吴凤年，经查明历史上是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曾参加过还乡团，进行过倒算和杀害农民的罪恶活动。
这些反革命分子是乘我交通运输部门招募工人时混进来的，他们化名改姓，隐瞒历史，作了巧妙的伪装。如在顺昌县公路道班当工人的蔡犯高潮，曾改名蔡昌文、蔡十昌、蔡宏茂，后又化名为卢文龙混入道班。在浙江临解放时，蔡犯曾随蒋贼军逃至台湾，一九四九年底又潜入大陆，在浙江加入“反共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直属二大队”任军需，被我逮捕后逃跑到福建。他混入道班后消极怠工，不时制造内部纠纷。潜伏在南平保养场的反革命分子王荣庆、孙万通，也进行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王犯荣庆经常蓄谋制造事故，今年二月，两位省劳动模范驾驶的车子进场，他不给车子的机件打黄油，也不加黑油，企图使车子失灵造成事故；孙犯万通曾谋害过四条人命。此外，潜藏在崇安工区的反革命分子唐程鹏、谢国民，经常制造谣言，诬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各地职工在检举揭发这批潜藏的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时，一致要求政府依法严厉惩办他们。
第2版()
专栏：
天津人民积极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武汉两个家庭妇女协助公安局破获反革命案
天津市人民在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中发挥了很高的积极性。根据统计，在今年上半年内，天津市公安机关曾连续收到了二百八十四封人民检举反革命分子的信件。
曾检举过多起反革命案件的家庭妇女龚玉华，最近又检举了暗藏五年并有八条血债的反革命分子陈永明。陈永明是龚玉华丈夫的朋友，解放后化名陈同，一度混入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今年他曾三次跑到龚玉华家，龚玉华看出他的行动鬼祟，便把可疑之点报告给公安机关。不久，陈永明又向他家要钱准备逃往别处。龚玉华就劝他多住几天，拖迟了陈永明的逃跑时间。这时，公安机关已将陈犯的罪行调查清楚，及时地依法将他逮捕。
今年二月间处决的曾改名混入我教育部门的美蒋特务张丹秋，也是在群众检举下被公安机关捕获的。检举者在天津看到张丹秋时，张犯神色慌张，这使检举者立时想起张在解放前的特务身份和特务活动，便将张犯的年龄、住址等全部情况写信报告天津市公安局。
解放前当过汉奸、参加过清剿队并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董运本，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潜逃，化名董连有，隐瞒历史，伪装积极，混入天津区港务管理局工作。一位工人在今年四月给天津市公安局的检举信中，具体揭破了董犯的罪恶面目，公安机关调查属实后就逮捕了这个反革命分子。
（新华社）
武汉市公安局根据家庭妇女朱符若、李蕙文的检举并在她们的协助下，不久以前破获了“进步党武汉地下工作组”的反革命组织。
朱符若和李蕙文都是革命干部的家属。一九五三年七月间，朱符若和李蕙文居住的里巷里回来了一个劳动改造后释放的罪犯汪培。汪培在一次居民小组会上大发牢骚，表示对政府不满。这件事引起了朱符若和李蕙文的注意。她们还发现汪培的生活很不正常，他有时白天在家里睡觉，夜晚很晚才回家。汪培作的卖芝麻糊的小生意是赚不了几个钱的，可是他的生活看来却并不困难，有时还成桶地把芝麻糊倒在阴沟里。她们听到里巷里的有些小孩子在唱一首内容反动的歌谣，经过追查，发现这首歌谣是从汪培那里传出来的。一天深夜里，她们还发现汪培家有十几个人鬼鬼祟祟地聚集在一起，不知干些什么。他们把这些可疑的情况都先后向公安机关报告了。
在朱符若和李蕙文的检举和协助下，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过缜密地侦察后，发现这个汪培就是所谓“进步党武汉地下工作组”的首脑。解放前，汪培一贯地勾结“军统”特务和“刑事队”特务欺压人民。解放后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曾被人民政府判处徒刑两年，进行劳动改造。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在刑满释放后，立刻又伙同“中统”特务孙家驹、刑满释放的反革命罪犯余际钧，以及反动的伪军官、不法资本家等三十多人，组织了所谓
“进步党武汉地下工作组”，大肆造谣诬蔑，编印反动的传单和歌谣，并采取各种办法策划扩大他们的反革命组织。这伙反革命分子甚至制定了赴北京刺杀国家领导人的罪恶计划，并且积极准备抢劫人民银行和暗杀人民解放军战士。他们的罪恶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公安机关就依法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