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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怎样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
孟振虎
粮食供应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粮食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宝中之宝”，人们离开了它，便不能生活下去。所以，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特别注意粮食的供应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原有城市和工矿区不断扩大，新的城市和工矿区相继建立，农业人口大批转向城市，工人阶级队伍和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了配合工业的发展，农业技术作物区也相应地扩大了。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他们对食品特别是粮食的需要也大大增加了。但是，粮食的增产却赶不上这个需要。产生这种困难的基本原因，并不是苏联的粮食生产量减少了，而是由于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商品粮食需要的增长速度，商品粮食减少了。商品粮食减少的原因，则在于当时苏联农业生产的基础是粮食商品出产量极少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因此，要彻底解决粮食困难问题，根本办法就是逐渐地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变为大的集体农庄经济，增加粮食生产。
但是，改造小农经济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在当时，为要保证党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却必须在适当限度内满足城乡劳动人民的粮食需要。这样，就必须在改造小农经济的过程中，从商品流通方面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调节粮食市场，稳定物价，配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
为了进一步巩固国家在粮食市场上的地位，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资源，苏维埃国家大力加强了粮食采购工作，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计划和管理，整顿和改组了国营采购机构，扩大了国营和合作社的采购网，规定了国营和合作社采购机构的地区范围，禁止合作社通过私商和为私人粮食采购者采购粮食，逐渐从采购市场上把私人采购商排挤出去。对破坏国家粮食采购的富农阶级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措施。同时，也改变了国家采购粮食的方法，实行了预购合同制度。为了保证国家粮食采购计划的完成，国家把大批工业品运送到粮食采购地区，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的需要。上述这些措施，对于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资源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二八年苏维埃国家所采购的粮食才有六亿六千万普特，一九三○年国家采购的粮食就已经达到十三亿五千万普特，一九三二年虽遭旱灾，但所采购的粮食仍达十四亿普特（以上数字均包括集体农庄对机器拖拉机站和加工企业的实物报酬在内）。
虽然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国家粮食采购量大大增加，但是由于人民对粮食需要增长更快，粮食供不应求的现象仍然存在，加上当时还有自由市场和投机行为，这就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如果不及时地对粮食供应实行适当的调剂和分配，改变供应方法，城市工人和技术作物区的农民就会买不到粮食，物价就会发生波动，人民生活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除了积极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增加粮食生产，并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粮食采购工作以外，同时还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制。
粮食定量供应制，在一九二八年末开始实行，它是在苏联当时条件下必须采用的有效的供应粮食的方法。借助于这种制度，国家可以对现有的粮食资源加以合理使用和分配，保证城市和工业区人民和工业的粮食供应，保证农业技术作物区农民的粮食需要。它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国家粮食，尽量增加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的消费量，限制城乡剥削阶级残余的消费量，杜绝投机商人利用粮食缺乏的机会来进行投机活动。
苏联的粮食定量供应制度是贯彻着阶级原则和生产原则的。它要求在确定国家供应范围和定额供应标准时，要（一）首先要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各部门底需要；（二）供应事业必须配合生产计划底执行；（三）为消灭各企业中工人阶级底流动性而斗争；（四）刺激劳动生产率底增长。
苏联粮食定量供应制，首先从个别城市开始，以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大中城市。在一九三○年末，为了更好地健全这一制度，苏联制定了受国家定量供应的城市一览表和居民供应等级表。规定了国家负责定额供应的地区范围和居民的供应等级。供应等级分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四种。特等表供应的标准最高，其中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巴库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还有顿巴斯、沙赫特、卡拉干达的煤矿工人和古兹巴斯的地下工人、顿巴斯的钢铁工人等。一等表包括黑色金属业和有色金属业中的工人及其他劳动者。二等表包括火柴、造纸、玻璃、磁器等工业部门的工人。三等表包括前三种表中未被列入的所有其他工人和劳动者。
随着国家掌握粮食商品量的增多，受国家定量供应的人数也逐年增加了，一九三○年受国家定量供应的人数是二千六百万人，一九三四年增到四千零三十万人。凡是受国家定量供应的居民，都可持政府发给的购物证到商业供应组织去，按国家规定的稳定价格买得应分配到的粮食。这样，就保证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保证合理地使用粮食，供应消费者市场，并减少粮食运输上的费用，国家对各粮食采购单位的粮食销售规定了固定的活动范围。在实行定量供应制初期中，直接把粮食供应给消费者的商业机构，主要是消费合作社系统，国营零售商业在当时尚未发展起来。但是消费合作社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定量供应任务，很多合作社沾染了“某种耐普曼精神”。因此，在一九三○年十二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便对消费合作社的工作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保证定量供应工作的很好进行，要组织“工人特配合作社”。
“工人特配合作社”由若干企业职工人员联合组织、并由这些成员选出理事会。“工人特配合作社”的任务不仅要把国家拨给它的商品正确分配到消费者手里，而且要寻找补充的商品来供应社员的需要。为使供应工作更切合消费者的需要，保证级差供应的实行，一九三○年消费合作社系统组织了专为一个企业或几个企业职工服务的“特配商店”。
虽然如此，消费合作社仍然不能担负起供应工人食品和工业品的任务，供应工作和生产计划之间仍有脱节现象。为了使供应工作能密切配合企业生产计划的执行，加强对劳动和消费的监督，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决定成立
“工人供应处”，以代替“工人特配合作社”。“工人供应处”是国营贸易的一种形式，是附属工厂企业的一个部门，它的任务就是在工厂厂长或副厂长直接领导下负责本单位职工的供应工作。有了这种组织，工厂厂长在厂内组织供应工作的权限就扩大了，工厂生产过程的组织工作和对工人的供应工作就统一到一个机关中了。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止，苏联数千个大的工厂企业、运输公司和国营农场共组成了三千个以上的
“工人供应处”。“工人供应处”供应的消费者达二千万人以上。经验证明，组织“工人供应处”来负责工人的供应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它保证了生产计划的执行，保证了优秀工作者能够得到优先的供应，刺激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除了在大的工厂企业组织“工人供应处”以外，在较小的企业中仍保留着“工人特配合作社”，不过它的供应工作也日益受到工厂管理处的监督。
在苏联实行定量供应制期间，除了受国家定量供应的人口外，还有广大的农村和小城市人口。他们需要的粮食，是由自己生产或地方市场来解决的。
在实行定量供应的地区，除了定量供应的贸易形式外，苏联从一九二九年起也发展了不用购物证购买粮食品的营业性贸易。这种贸易起初是为从前由私营商店供应的非劳动阶级开设的，它的价格较高，因而它对增加国家收入是有帮助的。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这种贸易的目的改变了，它主要为那些工资收入较多的专家、工人而服务，并且其价格亦逐渐减低到接近定量供应价格的水平。这时，营业性贸易就成为定量供应的一种补充形式，它在满足高薪劳动者需要方面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工业生产和农村粮食生产日益增加，苏维埃国家为了进一步满足城市居民对粮食的需要，就在农业集体化胜利实现、集体农庄制度日益巩固的基础上，在城市中开展了集体农庄粮食贸易，即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在完成国家粮食采购计划和留足种子、饲料之后出售余粮的贸易，作为供应城市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重要补充来源。国家对企图从集体农庄贸易中取得渔利的私商和投机者是严格禁止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对于能够保证劳动人民饮食需要的公共饮食业，给予很大的注意和关怀，并对它的作用给予很高的估价。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九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为了彻底改善对工人群众的供应工作，消除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完成工业的生产财务计划，组织并广泛发展公共饮食业便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央提醒所有的合作社、党组织、职工会和经济组织注意一点，就是由于国家工业化和过渡到大的社会化经济，便要求公共饮食业真正地保证广大职工群众及其家属能充分地享受公共饮食业的供应。”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苏联公共饮食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保证了原有和新建工厂和建筑工地千百万工业人口膳食的供应。一九三二年公共饮食业的流转额达到四十八亿五千二百万卢布，供应了主要工业部门中百分之七十以上工人对饮食的需要。公共饮食业的发展，在执行国家粮食计划供应政策，帮助国家克服粮食困难，满足人民日常需要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采取了上述种种方法，城乡劳动人民就可以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地得到粮食供应，而人民的劳动热情也就有了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也就得到了保证。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协助党和政府克服了当时粮食不足的困难。他们不仅没有为粮食困难所吓倒，反而用积极的忘我的劳动战胜了一切困难（包括粮食困难在内）。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就是苏联人民这种积极忘我劳动的最显明的证明。
目前，我们正在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我们同样遇到了粮食的困难。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增加国家的粮食资源，保证人民对粮食的需要，杜绝粮食投机，克服粮食困难，我们的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三年实行了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现在又具体规定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这都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我国全体人民应该学习苏联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决贯彻国家的粮食政策，克服困难，节省粮食，积极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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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中的湘西苗族自治州
湘西苗族自治州团结报编辑部
湘西苗族自治州是个山川秀丽、物产丰富的好地方。它包括龙山、桑植、永顺、大庸、花垣、凤凰、吉首、古丈、保靖、泸溪十个县，面积有一万九千多平方公里，人口近一百六十万，其中苗族人口有三十一万多。在这个区域内，出产有全国闻名的桐油、五棓子和丰富的木材；在武陵山脉余脉的崇山峻岭中，蕴藏着硫磺、铁、煤、铅等各种矿藏；土特产更是丰富，据不完全调查，有娃娃鱼、栓皮、杜仲及各种药材共一百五十种以上。
一九五二年八月，湘西苗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实行了区域自治。过去苗家有句谚语：
“只见鼎罐煮饭，哪见苗家做官。”现在自治州州长石邦智，副州长龙再宇都是苗族，州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以苗族为主，自治州直辖的很多局科的负责工作人员也是苗族。几年来，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培养了苗族工作人员九百八十多人（不包括乡工作人员），在苗族农村吸收了一千七百九十多苗族优秀分子参加共产党。现在在苗族聚居地区建立的政权机关，已基本上做到了民族化。在花垣、凤凰、古丈、吉首、泸溪、保靖六个苗族聚居县或杂居县，都有苗族人担任县长或副县长，担任区长职务的苗族人就更多了。现在副区长、区长级以上的苗族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七人。在苗族聚居乡的乡人民委员会中差不多全是苗族工作人员。
解放前，这个闭塞的山区根本没有工业，在解放后几年中，已陆续创办了地方国营厂矿企业近四十个，包括发电、采矿、制油、制农具、造纸、制伞、碾米、印刷等，共有职工七、八百人，并且开始培养了一些苗族技术工人。过去这里没有一盏电灯，现在每个县城和几个较大集镇已出现了夜市。为了改变山区交通不便的状况，新修了永（顺）保（靖）、永（顺）大（庸）公路，共长一百三十多公里，大慈（从大庸到邻区慈利）公路也正在修筑。自治州中已通木船的河道共有三百一十多公里，去年，湖南省航运管理局还开辟了常辰线火轮航线，小火轮可直达自治州的门户泸溪了。据去年的统计，汽车、木船完成的工农业产品运输量共达八万吨。
湘西苗族自治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靠农业为生，现在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已有很大的发展。全州共有三百七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万六千多个互助组，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总农户百分之六十三以上；另外还建立了六百六十多个信用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以上。在苗族聚居的花垣县白岩乡，除地主、富农、管制分子外，只有六户个体农民了。随着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加上人民政府的大力援助，自治州的农业生产在逐年提高，如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四年便为一百一十八点六。一九五一年还要从外区运进大批粮食，从一九五二年起，便能自给自足并有余粮外运了。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各族农民卖出的余粮折合稻谷二亿八千六百多万斤。从一九五四年九月到今年六月，自治州外调支援治理洞庭湖和洞庭湖区灾民的粮食就有八千四百多万斤。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同人民政府的帮助分不开的。几年来，人民政府发放了大批的贷款和各项救济款扶助农民发展生产。光是一九五四年，政府发放的各项救济款、优抚款、农贷、信贷和水利投资共达三百三十多万元。苗族农民过去因生活贫困，生产很落后，有些山区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现在苗族农民大都使用了全套的铁制农具，改变了以前“耕作粗放”的习惯。下种时间一般都比解放前提早了十天到半月。自治州各县都设有贸易公司，有的县还设立了其他商业专业公司，各区都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大部分的乡还建立了供销社分社或分销店。光是国营贸易部门，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八月，收购土特产投放的资金就达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很多初级市场也一天天繁荣起来。像吉首镇原只是一个六千多人口的小镇，自成为自治州的首府后，人口已增加到一万五千人以上。苗区墟场麻栗场，每场赶场的人都在一万人以上，每场营业额在五千元以上。
现在全自治州共有中等学校十四所，其中有两所民族师范和一所民族中学，共有中学生七千六百多人；全州小学共有一千六百九十多所，有小学生十三万三千多人，其中苗族中、小学生有二万七千多人。全州各县都建立了设备比较完善的文化馆，还重点建立了十二个区文化站，在乡里也重点建立了农村俱乐部。全州除有两座电影院外，还有六个电影放映队。群众的文化娱乐组织更是蓬勃地发展起来，全州有农村业余剧团二百一十八个，木偶剧团三个，业余歌舞队七十二个，还有许多苗族山歌队。麻栗场有个苗语剧团，去年还第一次用苗语演出了本民族的戏剧——“团结灭妖”。
自治州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各族人民的健康状况大大改进。现在，全州有两所设备较完善的医院、十个卫生院和七十四个卫生所。还设有一所防疟站和四处麻疯管理村，专门防治地方性的传染病。另外，还建立了一百二十九个接生站，训练了新法接生员三百多人，很多乡用新法接生的婴儿达到出生婴儿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解放前，吉首县有的乡婴儿死亡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一九五四年一月已降低到只占生殖婴儿总数的百分之五了。
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湘西苗族自治州各族人民正大踏步地前进。（附图片）
自治州首府吉首的人民电影院。郭子凡摄
（湘西苗族自治州团结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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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现有工业基地的作用
——中共天津市第二次代表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王左
为了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最近，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召开了天津市第二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天津市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所担负的任务问题是重要议题之一。
天津市在过去两年中执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有成绩的。国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历年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市的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情况，也逐年有所改进。两年多来，全市的社会商品流转总额有了很大的增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今年天津市在地方工业的主要部分中，逐行逐业进行了统筹安排，使若干原来比较困难的工业行业，生产得到了稳定，减少或停止了停工失业的现象，加强了生产和贸易工作的计划性。
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使天津市干部进一步明确天津市在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所担负的任务。这就是：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发挥现有工业基地的作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援新建工业基地；生产更多、更好、更廉价的工业产品，供应人民需要；逐步地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逐步地把手工业者和郊区农民组织起来。为了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充分发动群众，增加生产，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就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天津市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担负的这些任务，要求全市各个部门必须具备明确的全局观点。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过去并不是已经为每个同志所充分了解的。参加会议的代表检查批判了那种“喜新好大”，忽视旧有工矿企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大作用的错误观点。代表顾柱、前地方国营工业局负责人之一，他在发言中检查了自己领导地方工业中的喜欢建设大工厂、看不起小型企业的喜新好大思想。对于小型企业，地方国营工业局总认为没什么搞头，不愿经营；或者盲目草率地大并大合，事前没有周密的计划，并了又分，辗转迁移，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他认为：目前国家正在进行重点建设，要求集中使用资金，地方国营工业必须充分发挥旧有企业的能力，这种喜新好大的思想是和中央指示精神相抵触的。
建设局负责人王培仁代表检查批判了市政建设中贪多、贪快，分散国家资金的错误。王培仁说虽然他完全拥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但是在具体决定市政建设经费时，总觉得“多比少好”，少了就觉得不满意，甚至力争增多，总想向上级多要点钱，多做点工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些工程可以晚建的早建了，可以采取较低标准的而采取了较高的标准。如今年修建的南开二纬路道路工程，既不是城乡交通要道，对于生产运输的关系也不大。金汤桥护岸工程对于防洪来说并非急需，也是可以缓办的。而过去还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工业生产”、“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实际上，这种不分轻重缓急的作法，是“百废俱兴”、“处处大规模”的平均主义分散主义思想的表现，其结果是分散国家资金，影响重点建设。
经过讨论，代表们认识到：喜新好大的思想是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的表现。如果不根据国家重点建设的方针，不根据天津市的特点，充分发挥原有的工业基地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就必然会影响新基地的迅速建立，影响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展。
对于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问题，会议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家认为：几年来，天津市在中央的领导下，增产节约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但浪费现象仍然是严重的。来自各方面的代表，对于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上的十分严重的浪费现象，进行了揭发。
在工业生产上，由于盲目采购设备和原材料，
“大材小用”或“优材劣用”，成品、半成品大量积压等等而造成的原材料、劳动力的浪费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据统计，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全市二十个国营工厂就积压流动资金三千多万元。这是和某些同志认为现在“家大业大”、浪费“一星半点不算什么”、“成本降低很多了”、“没有什么浪费现象了”、“干什么糟踏什么”，以及只管完成任务不问经济效果等错误思想分不开的。市委地方工业部长崔荣汉代表批评了工业生产上的浪费现象，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地方工业主管部门过去没有认真地同漠视国家财产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他提出：今后在党内外应当进一步树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加强经济核算观点，建立经常的节约制度，开展群众性的节约运动。
财经贸易系统的代表们一致认为：财经贸易系统的浪费现象也是普遍而严重的。表现为：经营管理不善、资金周转慢、差错事故多、责任事件不断发生，甚至货物抛弃在地上而无人过问。国内贸易系统党组织代表刘公然揭发了专卖公司建造储酒大罐时事先计划不周而造成一系列浪费的事实。一九五四年，专卖公司订制了储酒大罐八十六只。本来，订制的大罐已经过多，超过了最高储存量，更严重的是，专卖公司在设计制造之前并没有周密考虑这批罐子如何利用，存放何处，以致大罐造成后无处存放。公司的工作人员四处奔走，修了一个简易库房，可以存罐六十多只；但是，又因为设计不周，施工不善，今年六月间库房竟被大风刮倒；其余大罐虽分存于各批发部，但有的批发部因大门太小，只能采取搭天桥的办法，把大罐运进院去，可是屋门又窄，不得不拆除门墙，勉强安装，结果罐高房矮，使用不便，还得拆修房顶，才能使用。联系上述事件和国内贸易系统的各种浪费情况，刘公然检查了国内贸易系统领导方面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骄傲自满情绪和政治思想领导不强等缺点和错误。并且指出，国内贸易系统常常以自己任务大、业务繁重、联系方面很广，发生问题在所难免等为借口来原谅自己，有了责任事故，不能认真处理，而且埋怨领导批评多，具体帮助少。
代表们还揭发批判了基本建设方面追求形式和施工质量低劣等严重错误。许多代表揭发了天津市的行政机构和企业单位在编制上的不合理现象，也批评了许多部门在会议室、办公室内陈设许多沙发、地毯，动辄举行宴会招待客人等铺张浪费现象。对于节约粮食，整顿粮食统销工作问题，代表们也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通过这次会议，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到节约是积累建设资金，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的根本措施，是全党和全民的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对于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思想上更加明确了。代表们不但揭发了各个方面的浪费现象，并且提出不少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经过讨论，确定今后半年中要为国家节约七千万元的任务。会议要求全市各个单位，无例外地立即认真发动群众，进一步检查和揭发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中的一切浪费现象，找出原因，订出节约方案，认真执行。同时，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以便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节约的风气，动员大家起来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到年底节约七千万元的任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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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艺术团在布拉格首次演出
艺术团访问了维纳尔日采村“捷中友好”统一农业合作社
应邀到捷克斯洛伐克作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在捷克斯洛伐克休息了半个月以后，八月二十四日晚间在布拉格民族剧院举行首次演出。
出席观看这次演出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西罗基、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亨德里赫、共和国文化部长斯托尔、教育部长卡胡达、捷克斯洛伐克群众团体负责人和文化艺术界人士等。
出席观看的还有各国驻捷外交使节。
中国驻捷大使曹瑛偕夫人也出席观剧。
演出前，捷文化部副部长卢德维克致词欢迎伟大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卓越艺术的使者，并且祝贺中国艺术团在西方国家访问演出中所获得的成功，和希望未来演出的进一步成功。
张致祥团长致答词。他代表艺术团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对中国艺术团的兄弟般的热情关怀和接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且指出几年来中捷文化的频繁交流正在不断增进着两国间的亲密友谊。
随后艺术团演出了“三岔口”、“霸王别姬”、
“闹天宫”、“断桥”、“秋江”和“雁荡山”等六个中国古典剧目。每一个剧目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三岔口”和“闹天宫”谢幕达七次之多，最后在观众的一再要求下都重演了一段。
表演结束时，张致祥、赵沨率领全体演员再三谢幕。台下响起了经久的雷动般的掌声。捷文化部代表把文化部长斯托尔送给艺术团的一个花篮献给艺术团。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盟员走上舞台向中国演员献花。中国演员就把一束束的鲜花投给观众。观众们涌向台前，热烈鼓掌欢呼。中捷人民的友谊之情使整个剧院都沸腾起来。（新华社）
应邀到捷克斯洛伐克作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团员们，二十三日由副团长赵沨率领，访问了维纳尔日采村的“捷中友好”统一农业合作社。
艺术团团员们受到社员们热情的接待和献花。主人们热情地向客人们讲述着合作社的生产情况以及同北京张郭庄乡日益深厚的友谊。合作社主席赫尔曼指着正在收割着的麦子说：“去年我们社的小麦产量每公顷是二十四公担，今年每公顷约可产三十到三十三公担。”他并且谈到同张郭庄乡的友谊对于他们的进步和成绩的良好影响。
晚间，艺术团团员们同合作社负责人员和当地驻军代表等举行了聚餐。合作社主席把一架电唱机和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唱片一套、驻军代表把一辆木制小型坦克赠给艺术团留作纪念。
随后，艺术团为维纳尔日采村农民、附近工厂的工人和驻军演出了“三岔口”、双人舞和古筝独奏等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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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青年艺术团在波兰各地作访问演出
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歌舞队、京剧队和杂技队在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应邀在波兰各地作访问演出。
歌舞队在十六日离开华沙后，首先到比得哥煦演出，有八千多观众欣赏了他们的表演。接着，歌舞队到了波罗的海海滨的索波特市，从十七日到二十日连续在这里的歌剧院中演出。歌舞队队员还参观了波兰著名海港革但斯克和琴尼亚并且到波罗的海作海上旅行。
京剧队和杂技队在离开华沙后就到了波兰第二个大城市罗兹，中国的艺术家们为罗兹居民演出了许多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奖的节目并且和当地的青年工人联欢。他们演出的节目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新华社）
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歌舞队、京剧队和杂技队继续在波兰各地作访问演出。
由两百多位中国青年艺术家组成的歌舞队二十日在波罗的海海滨索波特市举行告别演出后，随即到了波兰著名的海港斯才新。在这里，中国艺术家作了两次非常成功的演出，访问了附近的儿童村，并且和斯才新的造船工人联欢。现在，歌舞队正在波兹南进行访问和演出。
京剧队在罗兹演出后，接着就到了波兰文化古城克拉科夫。中国艺术家们为克拉科夫居民演出了三场，其中“猎虎记”和“秋江”特别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国艺术家和克拉科夫文化界代表会了面，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并且前往奥斯威辛参观了前纳粹死亡营旧址。
杂技队访问了波兰南部的彻索夫城，为两千多观众作了一场有趣的演出。他们还将到波兰其他几个城市演出。
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演出受到波兰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各地报纸以大量篇幅介绍艺术团的活动，登载了剧照、著名演员的速写像等，并且发表评论盛赞中国艺术家的成就。“罗兹日报”和罗兹的“工人之声报”在评论中着重指出了中国京剧的巨大感染力和优秀传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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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建筑工程考察团到莫斯科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部长刘秀峰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泰率领的中国建筑工程考察团一行二十五人在二十五日到达莫斯科，准备对苏联的建筑工程事业作两个月的考察。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斯科罗鲍夫、苏联建造部长德加伊、苏联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企业建造部长拉伊泽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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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
我国展览团团长抵大马士革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参加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展览团团长、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江明在二十五日乘飞机到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到机场欢迎的有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主任等。
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定在九月一日开幕，举行一个月。参加的有二十一个国家。参加今年博览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馆的规模比去年的更大，占地二千九百平方公尺，将展出两千多件展览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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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冰岛
应冰岛中国委员会邀请访问冰岛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鲁钊团长率领下，已经在二十五日晚到达雷克雅未克。到机场欢迎的有：冰岛中国委员会主席埃纳尔·古纳尔·埃纳尔逊、冰岛青年国际委员会主席、冰岛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冰中文化协会秘书等四十多人。
当晚，冰岛中国委员会为中国青年代表团举行了宴会。（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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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一九五五年第三十二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五年第三十二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这一期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争取世界和平和安全”为题发表社论，评论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社论指出：全世界人士继续广泛讨论日内瓦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的结果，这是十分自然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它削弱了反动势力的地位，加强了和平战士的地位。它标志着合作和相互谅解的精神，谈判的精神的胜利。社论详述了苏联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和会后在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和争取世界和平和安全方面的努力。社论指出，非常清楚，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广泛合作一定会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在国与国之间建立必要的信任方面发生重大作用。社论强调说，毫无疑问，今后还会遇到不少的困难，我们还要尽很大的努力来解决许多国际问题。但是，只要有关各方都具有诚意并且保持日内瓦会议上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国际合作一定会扩大和更加巩固。
这一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培养干部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重大任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穆肯柏格尔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为进一步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农业而奋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红色权利报”总编辑考茨基的“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巩固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谊”等。
陶里亚蒂的文章是他七月间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摘要。陶里亚蒂着重指出，意大利当前在国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干部和他们的培养问题。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党，同时它的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保证做好工作。意大利总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天主教民主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某些转变，因此我们有了新的工作条件。目前我们迫切地需要迅速地培养干部。如果我们培养出大批真能维护党和工会所领导的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的新干部，那么我们就可以使意大利的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敌人在做什么，我们必须深入地研究他们，同时也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发展。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和采取必要的行动，我们必须这样做。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