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认真学习和研究祖国的医学
鲁之俊
王斌一笔抹煞中医学术，说它是“封建医学”，是“主观观念论”，“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状。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过许多卓越的医学家、如扁鹊、华陀、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巢元方、孙思邈、王焘、孟诜、钱乙、陈自明、李时珍、吴又可、王清任等等，在这些医学家里面，包括了解剖、病理、诊断、药物、营养、内科、外科、妇科、小儿、针灸等科专家。他们的著作浩如烟海，只北京一地就已收集了一千八百多种，三万册以上。这都是我们祖先的劳动结晶，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著作证明，许多医学上的发现以我国为最早，如种痘发源于我国，后来传播到欧洲，将人痘改为牛痘。糖尿、结核等病的记载我国则早于西欧千年以上。化学制药（即炼丹），也以我国最早。在这些著作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已被译成多种外国文，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至今还是科学家研究药物疗法的重要参考书。这许多宝贵遗产，并没有被我国广大的科学家尤其是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西医所重视。其原因虽然很多，但下面这个因素不能不是重要的：我们西医，一部分知识是从学校学得的，一部分知识是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而在旧社会，无论在学校和医疗单位中，由于资产阶级奴化思想和宗派主义的影响，祖国的医学历史不被重视，甚至往往被歪曲（医学校里面大多讲授西欧医学史）。因此，人们只知盲目地否定中医，说它“不科学”“落后”等等；而不了解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是依靠中医来保健的，现在半数以上的城市居民和几乎全部乡村居民靠中医中药治病。中医的疗效是显著的，甚至一些现代医学方法尚难以治疗的疾病，也往往给有经验的中医治好了。所以这份可贵的文化遗产，有很大的实用和研究价值。我们应该整理和发扬其中合理的部分，为人民的保健事业服务。至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的输入中国，只是近百年来的事。它对人民保健事业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和中国医学结合起来，各取所长，当能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近几十年来，我国一些科学家研究了“本草纲目”中所载的少数药品，证实了它的疗效的巨大。如不少人所知道的，常山可以治疟疾，白头翁、鸦胆子治痢疾，当归可以调经，益母草治子宫出血，槟榔、雷丸、使君子、苦楝皮等可驱除肠寄生虫，贝母止咳，柴胡遏热，延胡索止痛，杜仲降血压，而人参则是极有效的强壮剂。针灸是中国所特有的疗法，它不仅对许多疾病有显著的疗效，而且简便、经济，在人民中有极大的信誉。近年来的经验证明，针灸可以解决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许多疾病问题。据最近北京儿童医院报告，针灸疗法对小儿麻痹、腹泻等症有很好的疗效，对扁桃腺等喉症也有极高的治疗效果；把它应用到妇产科，可以调治月经。内蒙古自治区的报告证明，针灸疗法对风湿症、消化系疾病，效果也极良好。如果能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一定还可以发现许多新的东西。在北京工作的重庆痔瘘小组，一年多以来治疗了数百名痔疮和肛瘘患者。他们应用改进了的中医治疗方法，患者在肉体上很少感到痛苦，也不致引起失血的现象。就是在炎症期间也可以进行治疗；贫血或年老或有肺结核的痔瘘患者，也可以用此法治疗，不会引起肛门狭窄或失禁等后遗症。因此，这个方法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痔瘘疗法。唐山疗养所对气功疗法（近似睡眠疗法，但不用药。病人在医生指导下安静坐卧，经过一定时间以后，脑皮质因得到休息而逐渐恢复神经功能。这种医病健身的方法，以往被道家利用，故为人民误认为是迷信）进行了实验，初步证明效果很好。参加实验的有七十多名难治的病人，他们都患有常见的慢性疾患，如胃下垂，胃或十二指肠溃疡，以及长期失眠、头痛、遗精等症。治疗前经西医检查，确定诊断，愈后并作了复查。石家庄去年乙型脑炎流行（经科学诊断无疑），请中医参加治疗，使病死率降低（特别是脑炎的后遗症，中医的疗效更是显著）。上面的这些事实虽然只是中医学术的一部分，但已充分证明中医有着极有价值的内容，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抹煞的事实。因此王斌否定中医的价值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些事实面前只有更暴露他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自然，祖国医学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它偏重于经验，有的论述得不够完善，也解释得不透彻，这要求我们来加以整理，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说明，并发展和提高它。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我们既然知道了祖国医学的成就是那样光辉，疗效又是那样显著，就应该努力学习和研究它。为了有成效地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遗产，首先须要把学习的目的明确起来。我们学习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祖国文化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更好地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要继承和发扬这份宝贵遗产，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这是中央早就指示过的。掌握了一定的现代医学理论、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只要对中医学术有了认识，能够虚心诚恳地向中医学习，经过长期的中西医合作，就一定能够作出成绩。以前有些西医在学习中医并在整理中医学术方面曾经做了一些工作；中医也曾用新方法研究了中医学术，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西医学习中医的过程里，往往发生这种现象：有的把中医学术看作“古董”，认为中医学术只是历史陈迹了，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有的从兴趣出发，希望从里边发现奇迹，以便名利双收；甚至有些人如余云岫，则是为了攻击中医而研究中医的。虽然他对中医学术进行了几十年的所谓研究，并写过“医学革命论”等书，但是内容都是片面地强调中医的缺点，宣传中医落后、不科学等否定中医的思想，对于发扬医学遗产不但毫无贡献，反而起了阻碍的作用。这些人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术的目的，都是不正确的。而这些人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除。从最近中医进医院工作的情况来看，有些西医表面上表示愿意向中医学习，实际上是各搞各的一套；有的为了应付病人，把某些复杂的甚至无望的病症推给中医来治（自然对有些疑难病症实行会诊是应该的）；有的故意刁难中医；有些单位请了中医，并设了中医诊疗科室，行政领导人员以为“任务完了”，没有指定专人去领导。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必须及早纠正。
如何学习和研究中医，这是一个新问题。我以为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学中医书籍。但书太多，有不少是重复或相近的。最好首先选择几种基本的著作进行钻研，如“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不过这些书的文字不易读懂，可以请中医来讲解。但有时讲的人也很难把它通俗化，我们必须耐心地听下去，联系临床实际加以思索。也可以参阅某些有注释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有些中医整理过的作品。为了便于西医学习中医，有人要求把病名统一起来。这固然是好事，但一时是办不到的。因为某些病名中西医虽相同，但含意往往各异，如中医“伤寒论”包括了多种的热性病，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成西医的“肠伤寒”（或是肠热症），那便风马牛不相及了。因此我们千万不能用西医的诊断病名来硬套。中西医之间的共同语言（术语），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获得。近来各地中医杂志在这方面曾作了某些研究，可以供大家参考。如果想学习中医的某一专科，那除了学习一般的中医书籍以外，还可以在中医专科书籍上去用功夫。但是更重要的是临床实践，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学习研究的重点。具体做法，可以在中医指导下有重点地进行临床学习。由中西医合作给病人进行检查治疗（认真作诊断、观察和记录），待治愈后，共同总结治疗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这样才能逐步提高中医。重庆痔瘘小组、唐山气功小组，石家庄脑炎治疗组等，已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使中西医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能做到真诚合作，取长补短，创造能反映我国人民劳动，反映我国地理、气候、医药等等特点的新的中国医学，以更好地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
至于中药的研究，多年来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已得到了一定的收获。可是在研究方法上是有缺点的。有些人片面地强调化学分析，认为必须先从中药里边提取有效成分，再经过动物药理试验，然后才能把它应用到临床上去。事实证明，单纯用分析化验的简单方法来判断中药的有无价值，是过于轻率的。例如，以前有人用化验分析方法研究人参，结果只发现有些配糖体，仅能起到健胃或不重要的营养作用，不予重视。但据近年苏联和我国学者的研究，初步肯定了人参的作用：服用少量的人参能兴奋大脑皮质，服用大量的人参可起抑制作用。这说明人参对于神经功能症是有良好疗效的。中药的成分是植物有机体居多，一味药就非常复杂。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要很好地从中药中提炼出成分，而不降低其疗效（当然应尽可能地提高其疗效）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因为，提取出来的成分往往不能代表原植物药，有时可能具有相反的作用（有效物质在提炼过程中被破坏了，而提取到的往往是无效成分）。何况中医用药又是复方使用法。这样说来，是不是要反对化验分析呢？不，我们不反对作化学分析、动物实验等；但是由于在科学方法上还有缺点，而中药的剂量又是经多年实践检证了的；因此目前尚不能只靠这些方法来判断中药的疗效，而应当结合中医用药的特点和临床经验来研究。我们必须请中医和对泡制中药有经验的人参加研究，用临床疗效同化验进行对照分析，以正确地衡量中药的价值。
在学习中医政策过程中，有些人提出：到底哪些人学中医？学了以后是否要运用？西医学了中医，究竟算中医还是算西医？我认为西医的责任是重大的，必须积极地学习中医。一个西医如果懂得了中医，他便多得了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没有疑问，中医本身也是需要不断学习的，因为中医的水平很不一致，真正具有中国医学素养的人还不是很多的。有条件的中医，还应当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以便能更好地帮助西医进行学习，或整理中医学术。各级卫生行政领导人员，也应该学习中医学术，以便正确地掌握中医政策。
学习自然是为了使用。至于在名义上称什么，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
最后，还需要谈一下学习、研究祖国医学同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统一性问题。苏联医学是在继承和发扬自己祖国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吸收了苏联各民族的医学精华。巴甫洛夫学说继承了卓越的医学科学家包特金、谢巧诺夫等人的神经论和大脑反射理论学说，成为现时苏联医学科学工作者的指导思想。近年来苏联在医学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和诊疗方法，不断传入我国，使我国人民保健事业得益极多。因此，我们应该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思想。例如，针灸疗法是中国行之已久并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治疗方法，但是在理论上还不能给予清楚的解说，如果我们能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神经病理论，结合临床进行研究，一定能从理论上充实针灸疗法的内容。中医治病，在许多情况下都注意增强人体的抗力，改善机体的条件，并按不同对象、疾病的不同表现，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收到治疗效果。有人说，针灸既无杀疟剂，那能治疟？中医既不了解细菌，怎能治传染病？不错，有不少疾病是由细菌原虫等引起的，这是近代医学的伟大发现；但是疾病的发生可能性还有另一面，即身体抵抗的一面。事实证明，在健康者的身上常有不少的致病菌
（如呼吸道中的肺炎菌等），但它并没有经常引起疾病。许多药物不能直接作用于细菌原虫，如奎宁不能直接杀死疟原虫，“九一四”不能直接杀死梅毒螺旋体，磺氨剂不能直接杀菌，必须经人体的生物化学作用，特别是神经系统的作用，才能有效。因此治疗疾病时，只要某些疗法能影响疾病的发展过程，打扰其因果交替的恶性上升环节，就能帮助病体逐渐恢复健康。单纯地强调“特效药”是不妥当的。近来有些中医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之后用它来解释祖国医学，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有不少人出来反对，似乎中医是没有资格这样作的。这是不对的。如果有解释得不够妥善的地方，可展开学术争论。
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遗产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全国卫生工作者，在批判王斌的错误思想以后，只要能真诚合作，相互学习，坚持不懈地努力，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第3版()
专栏：小品文
一个手指头的命运
慕真
三月十二日上午，我带了孩子走进了中央直属机关第四医院门诊部的外科诊疗室。孩子已经十五岁，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病呢，原也不很严重，只是玩篮球时挫伤了右手的小指头，过了几天，发觉有些青肿，有些疼痛的时候，就开始到这里来诊治。可是，十多天来，指头却越肿越厉害，连右臂腋下的淋巴腺也肿起来了。孩子疼得夜里睡不好觉。而昨天，医生又给他的手指照了爱克斯光的透视像。我感到情况严重了，所以特地请了半天假，陪他一同来看病。
孩子坐到医生的面前了。每次给他看病的，是一位年青的大夫，姓苏。可是今天又换了一位不很年青的大夫，听说是外科的主治医师，姓陈。陈大夫问过孩子的姓名以后，就拿起爱克斯光的透视片迎着亮处察看。
“看的迟了，骨头受到脓的腐蚀，需要切除。”
“什么？”我急了：“不切除不行吗？”
孩子瞪着两只眼睛望望大夫又看看我，那眼色是叫人难过的。
“很小的手术，没什么，切除了就好了。”
大夫说得很轻松。可是孩子和作为母亲的我却感到沉重了。
“在这里治了十多天了，怎么比刚来看的时候还严重了？为什么不给吃点消炎片或打打盘尼西林呢？”
“哦，怎么，没有打盘尼西林吗？”他拿起病历表，扫了两眼之后却又冷冰冰地说：“打盘尼西林也没有用。你看！”他指着爱克斯光照片说：“脓已经侵入骨头了，切除了好的快！”他指的那应该切除的部分，是小指末一节邻近关节的地方。
这时候，他才要孩子解开手上的纱布，看了看那肿成青紫色、发出一种乌黯的亮光的手指。
“很小的手术，很容易切除。”
“碰伤时骨折了，进去了脓，不切除不行。”平常给孩子看病的那位苏大夫从旁插口说。就是这位苏大夫，第一天就给孩子的指头开了一刀，放了脓。以后又由他看了几次。听孩子说，每次差不多只能听到他的两句话：“打开！”这是说要孩子自己解开缠在指头上的纱布。他朝伤口看上一眼两眼之后，就发出第二句话：“换药去！”每次换药都是用同样的浸了黄药水的纱布向伤口里塞。每次孩子都像在受一种苦刑。我想：既然知道骨折了，非切除不可，为什么还要孩子受这么些天的罪？可是我想在这种场合还是不提什么意见为好，所以我还是恳求地说：
“手指头被切除一节，要影响孩子一生的工作的。如果能保留下来，好的慢一点也没关系。”
“不会影响工作的。瞧，缺一个手指头拿笔还不是一样吗？”陈大夫在写什么，故意翘起小指头给我们看。
“把孩子带到这样大，不容易的。大夫，他快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了，指头缺一节总是不方便的。”
“这是我们的决定。下星期一就动手术，我亲自来切除。”
他把“亲自”两个字说得很郑重，看样子这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切除”大夫。“庖丁解牛，目无全牛”，他感兴趣的好像只是“切除”，而不是怎样设法保留。指头虽小，也总是人的肢体的一部分啊！我还想说什么，可是他已经要护士喊“下一个”了。
我领着孩子无可奈何地走出了门诊部。孩子的脸色灰白，他举起缠着纱布的右手边看边懊丧地说：
“我今天要离队（少年先锋队）了，想不到它也要离队（手指的队）了。”
走了几步，他又问道：
“妈，小手指被切除一节，我将来还能学机械科吗？还能参军吗？”
孩子的话刺痛了我的心，而方才医生的那种冷冰冰的老爷态度，宣布判决似的口吻，又引起了我对他们的不信任。我决定为争取保全孩子的指头再作一些努力。
我找到了一位熟识的老医生，不是专治外科的，但我知道他的外科也很好，所以请他破例帮助。他每天打一支盘尼西林，隔一天换一次药，药也只是普通的消炎膏和消炎粉。只打了十三支盘尼西林，经过两星期的时间，手指就完全好了。它不必“离队”了。
我的孩子的一个手指头的命运就是如此。想起这件事来，我禁不住为更多的患者担心，在这样喜欢“切除”的大夫的手下，是不是会有些人带上不应有的比丧失一节手指头更大的残疾呢？自然，除了单凭手术刀治病的医生以外，毕竟还有绝大多数医生，是对病人怀有一颗深切同情的心的。
第3版()
专栏：
农村工作队必须依靠党的支部进行工作
张一樵 高华
最近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苏、浙江等不少省份，都决定从各级领导机关中，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和整顿党的支部的工作。这是加强农村工作的一项重大措施。
领导机关派遣工作队深入基层进行工作的方法，是我们党经常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党的领导机关在一定时期中和基层群众直接联系起来——及时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及时向群众宣传贯彻党的政策，从而有力地完成当前的政治任务；并吸取广大劳动群众在实际工作中所创造的经验，以丰富领导机关的经验，加强对当前运动的指导。但是工作队在进行工作时必须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代替也不应该代替党的支部的作用。因为，党的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都是通过党的支部团结和组织劳动人民群众来实现的。党的基层组织的成员都是和群众生活、生产、工作在一起，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因此党的支部最熟悉当地劳动人民的情绪和要求，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在贯彻党的政策方面，党的基层组织还可以组织党员以身作则地为实现党的政策而奋斗，党员的这种实际行动为广大群众接受党的政策树立起榜样，对于党的政策的贯彻有很大作用。所以，凡是已经有了党的支部的地方，不论进行什么工作，都应该依靠党的支部。工作队的作用，只能是按照党的原则，指导支部发挥支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支部的集体力量，来完成工作任务；同时，帮助解决支部中的问题，提高支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水平。在还没有建立起党的支部的地方，工作队有责任结合当前工作，挑选、培养积极分子，帮助当地党委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支部。
贯彻党的总路线以来，各地党委都派出了工作队在农村中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两年来的工作证明了，凡是工作队依靠支部办社，并关心党的支部建设，不断提高支部办社能力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山西平顺县西沟、川底等乡，起初由于领导机关派去的工作人员过多，他们进行工作时又不以支部为主，因而一度形成“人人是上级，事事是中心”的混乱局面。以后，工作队纠正了这种缺点，帮助支部坚持了集体领导制度，规定一切重要工作都要经过支委会或支部大会讨论决定，统一计划，因而各项工作的进行、各种政策的贯彻都比较顺利，支部也取得了办社的经验，并给附近各乡的支部和群众树立了榜样。但是至今还有不少工作队在进行工作时不依靠党的支部而包办代替了支部的工作。山东昌南县有些驻有工作队的重点乡的支部委员就反映，他们的“任务有三：一、会前下通知跑腿，二、开会搬凳子提水，三、给上级搞统计数字”；而实际上，有些统计数字，支部还只有到工作队去问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发挥和提高支部的作用，而且使支部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工作队离开后，支部仍旧不会办社，不会工作。这种重点乡也就很难起到推动和指导其他党的支部办社的作用。
要依靠党的支部进行整社、建社等工作，必须同整党、建党结合起来。做好党的支部建设工作，是顺利完成整社、建社等农村各项工作的保证。但是有些工作队的同志认为整顿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加强党的支部建设工作有矛盾，有的说：“整社建社的任务就很繁重，不能再作支部的建设工作。”这是没有树立依靠支部办社的观念的表现。实际上这些同志还没有懂得如何来办社和如何来加强党的支部建设工作，还没有懂得整顿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整党建党是两个密切相联的工作。山东寿张县一区，区委副书记在省里参加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区委书记在省里参加了党的组织工作会议。在区委会上，一开始，一个说互助合作重要，一个说整党建党重要。后来，他们把本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党的支部的情况作了分析，就发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和巩固的情况同党的支部的好坏完全是一致的，事实说明了两项工作必须结合，于是才把两项工作作了统一的安排。各地的经验都证明了：只有依靠党的支部去办社，并且同时注意支部的建设工作，这样社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支部的工作水平才能提高；同时也就会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优秀分子，为发展新党员作好准备工作。各地的情况也证明了：社内的问题，就是党内所有的问题的反映。例如有些社内混入了地主、富农以及其他破坏分子，那末，不是党内也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就是这个支部的领导核心阶级观点模糊、立场不稳或政治警惕性不高；有些社内贯彻党的自愿两利政策有偏差，这个支部中的党员就必然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或放弃了对社的领导；有些乡内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开展，则一定是这个支部没有办社经验，或者是党员数量过少，不能成为领导团结群众的核心。因此，整顿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同整顿党的支部和发展新党员工作结合起来，凡是党的支部中有严重不纯问题的，必须解决这些严重不纯的问题；凡是党员阶级觉悟不高，政治警惕性不高，工作中有缺点的，必须进行教育，提高觉悟，改正缺点；凡是党的支部没有办社经验的，必须通过整顿发展社的工作，帮助他们取得办社的经验；凡是党员少的支部，必须帮助他们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壮大党的组织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支部有能力来经常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随时解决社内的各种问题，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农村工作队应该怎样依靠支部、以支部为主来进行工作呢？我们认为至少应注意以下几点：
要帮助支部统一安排各项工作。工作队到乡村时就应该注意到：工作队是从领导机关确定了自己的任务的，这些任务必须依靠支部的组织力量，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来贯彻实现；同时，支部还有上级各部门布置的经常任务和当地群众中发生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工作队必须把自己的任务和要求，提交支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列入支部的工作计划之内，并帮助支部统一安排各项工作，使支部和工作队有统一的工作计划。有了统一的工作计划，就可以使工作队和支部要求一致，步调一致，便于集中力量以支部为主来进行工作。
要帮助支部按照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来进行工作；一切重大工作，都必须经过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大会来讨论决定。因此，工作队本身首先必须严格执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尊重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大会的职权。在工作中处理各种问题时，工作队的责任在于帮助支部了解情况，研究分析材料，向支部说明党的政策原则；工作队也可以向支部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必须让支部自己来决定问题。这样才能培养支部按照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独立进行工作的能力。
要帮助支部组织力量，发挥每个党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并运用非党组织和非党积极分子来进行工作。工作队应从这方面帮助支部，使每个党员、每个非党组织都能团结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来执行支部的工作计划，改变抽象号召党员带头、空喊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而实际上仍是少数人忙乱的现象。因此，工作队本身也首先应该防止不依靠党的支部组织、只使用少数支部骨干的工作方法。在执行工作计划中，工作队还应该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来帮助支部。这样就可以使支部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组织能力和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吸取经验，以不断改进支部工作。
要帮助支部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队本身首先应该克服不重视党的建设工作的思想，并帮助支部学会结合当前工作、按照党的原则向一切违犯党的利益的倾向不断地进行斗争，并结合当前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只有依靠支部的内在力量，经常不断地结合实际工作来进行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才能日益巩固与壮大。
要加强县、区委同支部之间的密切联系。工作队帮助工作期间，可以指导支部进行工作，但必须注意尊重县、区委的职权；诸如布置任务，总结工作，处分党员和批准新党员入党等问题，工作队都不应代替县、区委的职权。工作队应该随时向县、区委汇报支部的工作情况，反映支部对县、区委领导的要求，并向支部解释县、区委的指示和意图，使县、区委同支部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才有助于县、区委经常地加强对支部的领导。
第3版()
专栏：
介绍“物种起源”
达尔文著 周建人等译 三联书店出版
叶笃庄
查理斯·达尔文的不朽著作“物种起源”出版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全名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的保存的物种起源”，这是生物科学历史的划时代的标志。它确定了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胜利，给生物学奠定了真正科学的基础。
“物种起源”一书在出版的当日便销售一空。从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二年，共发行了六版。第三版以次都有修正。
中文的最早译本是由马君武翻译的。他最初用文言译出“史略”一章，载于一九○二年日本横滨“新民丛报”。一九○三年译出第三章（“生存斗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作为单行本出版。一九○四年出版“物种由来”第一卷，包括“史略”和前五章。一九一八年续译以下十章，并修订第一卷，于一九二○年以“物种原始”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周建人先生的译本是一九四七年由生活书店刊行的，只出版了“上卷”，共八章（“史略”未译）；下余七章虽经译出，但未得出版。目前三联书店出版的这个译本，就是在原译者周建人先生的主持下，对于已出版的和未出版而已译出的译文，重新加以整理，分作三个分册出版（现已出版了两个分册）。并拟再版时参照各方面的意见，再加修订，汇成一册。
十九世纪中叶正是资本主义在英国蓬勃发展的时期，达尔文学说就是这个上升着的资本主义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型农场出现了。在动植物方面，便采用了选择的方法来改良旧品种和育成新品种，以适应当时市场的需要。达尔文非常注意当时选种实践的成就，并把它运用在自己的学说中。然而，进化的思想并不是从达尔文起才开始有的，在他以前已经有过漫长的历史了。达尔文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的继承性这一问题，所以在“物种起源”的开始，他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叙述“本书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的意见的发展史略”。在这里他扼要地说明了从法国博物学者布丰
（一七○七——一七八八）开始的进化观念的发展情形，特别是给予了拉马克（一七四四——一八二九）的功绩以很高的评价。由此可以知道，以往的科学发展，有关自然界的事实和知识的积累，为达尔文的学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达尔文学说的形成，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他的实际观察。一八三一——一八三六年，他曾充当比格尔号探险军舰的博物学者，由英国出发，遍游南美洲、非洲、澳洲及其沿岸的岛屿，广泛而仔细地观察了古生物和现存生物的种种情况。他曾说过，这是他生平中最重要的事件。
然而当时所流行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自然界的形形色色和有机体对生活条件的适应性，都是上帝或者“宇宙之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一切都是最完善的，一切都是不变的；猫是被上帝创造出来吃老鼠的，而老鼠生下来就是为了给猫吃的。但是，年青的达尔文在旅行中所看到的许许多多的自然界现象，同这些“神造论”和“目的论”的观念都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五年的航海旅行中，达尔文观察了大量的事实。回到英国之后，他又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劳动，才完成了这一伟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达尔文以丰富的实例粉碎了物种不变的谬说，并揭示了物种形成的规律。
达尔文从事物种起源这一巨大问题的研究时，一开始便选择了正确的途径，即面向人类实践——人类培育动植物新品种的途径。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自古以来在人类所创造的条件的影响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异。他认为这种变异性乃是自然界的共同规律，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有变异性，在自然状况下的野生动物和植物也有变异性。他分析了变异性的主要原因是改变了的生活条件对于有机体的影响。他说：“生活条件显然以两种方式发生作用——即直接作用于整个体制或只作用于某些部分，以及间接作用于生殖系统。”（“物种起源”）同时，他还认为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也是变异的原因。至于遗传性的原因，达尔文并未能给予解释，他认为“支配遗传的诸法则，大部分是未知的”（“物种起源”）。不过达尔文却发现了若干遗传的规律，这些规律，直到今天还具有很大的科学的和实际的意义。
从家养动物中，达尔文详细地研究了鸽、鸡、马、狗和兔等的品种的起源。他认为，他所知道的鸽子虽然品种极多，但这些鸽子都起源于一个祖先，即野生岩鸽。栽培植物亦复如此，它们都是起源于一个或几个野生种的。然而人类用什么方法从野生动物和植物中获得了如此众多的、改变了的家养类型呢？达尔文认为人类利用了生物的变异性和遗传性，而对那些最符合于人类需要的变异进行了选择，被选择的这些变异一代一代地积累下来，便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达尔文把这种选择叫作“人工选择”。在这个问题上，达尔文费了很大的功夫，亲自观察和搜集了大量的事实，参考了大量的文献，甚至中国古代的文献。
研究人工选择的结果，达尔文认为在自然状况下也有类似的选择过程，这就叫作“自然选择”或
“适者的被保存”。在自然界中具有有利的变异的个体会被选择或保存下来，而那些对改变了的环境条件不能适应的个体会被淘汰掉；这种有利变异的被保存和累积，以及不利变异的被淘汰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同时，他认为在自然选择中，生物彼此之间的以及生物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消灭那些较不完善的类型的因素，他把这种相互关系叫作“生存斗争”。
达尔文建立了关于有机体历史发展的科学。他证明了每一物种都是从另一物种形成的，并且对于生物的多样性及其对生活条件的适应性给予了唯物主义的阐明。达尔文的理论根本地摧毁了关于一切存在都是固定不变的宗教思想，奠定了科学生物学的基础。
因此，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先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热烈欢迎并奋起保卫达尔文主义，而教会人士、反动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则对达尔文主义进行猛烈的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对达尔文著作的评价是很高的。马克思在读了“物种起源”一书后，曾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本书给我们的观点予以自然科学上的基础。”恩格斯认为达尔文学说乃是十九世纪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三大发现之一。并且，恩格斯写道：达尔文“给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最有力的打击，证明了整个近代的有机界，植物动物以及人类，都是几百万年之久的发展过程的结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关于达尔文的著作，列宁也曾指出：“达尔文推翻了那认为动植物种类是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而第一次把生物学放置到完全是科学的基础上来，确定了各物种底变更性以及其间的继承性”（“什么是‘人民之友’”）。斯大林认为达尔文是属于“不管有何等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人。（“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级学校工作人员时的演说”）
达尔文的这部著作至今还保有其经典著作的价值。它不仅是生物科学工作者的必读书籍，而且也是其他部门工作者的良好读物。特别是在目前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这部著作更有其现实意义。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经过千百万年期间按照其本身的自然规律进化发展的结果；更可以看出生物科学和达尔文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科学中进步革命的一面同落后反动一面的斗争历史。并且，达尔文在这部伟大著作中所表现的实事求是、谦虚诚恳、敢于对陈旧传统和顽固思想进行斗争的那种科学精神，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但是，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并不是完整无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指出达尔文学说的伟大的意义时，也曾指出达尔文学说中所包含的矛盾和错误。因为达尔文受着方法论上狭隘性的限制，所以他不能摆脱平凡进化论的羁绊。他主张物种同物种之间没有相对的固定界限，因而否定了物种的真实性。达尔文为了解释自然界中所实际存在的物种同物种之间的间断现象，应用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错误观点。他认为由于剧烈的种内斗争的结果，所有的中间类型都因为适应性较差而绝灭了。而种内斗争的引起，在他看来，则是由于自然界中经常产生着某一个物种的个体超过了它们生活的现存条件所允许的范围。由此，达尔文便把种内斗争看成了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这种错误说法，不但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的反动理论张目，并且也是同他自己所创造的自然选择理论相抵触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达尔文学说遭到了非常敌对的态度。达尔文学说的课程被驱出了学校之外，讲授达尔文学说的人们被当做罪犯来审判。有的科学中的反动分子打着达尔文主义的幌子，对达尔文进行污蔑和歪曲。他们想尽一切可能把达尔文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加以阉割，而把达尔文学说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加以发扬。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反对达尔文主义的国家。至今在美国的许多州中，达尔文学说仍然被禁止讲授。在解放前的中国，达尔文学说也受到了冷眼看待。当时，在我国的生物学领域中，反动的孟德尔—莫尔根学说占居着支配的地位。不但在学校里没有达尔文学说这门课程，甚至在很大的图书馆里也很难找到达尔文的全部著作。
只有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中，达尔文主义才获得了重视和发展。在苏联，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在其研究工作中，是以达尔文的发展理论为基础的。苏联的达尔文主义是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米丘林学说把生物科学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事实证明，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达尔文学说中的局限性和缺点才能得到修正。目前在苏联，环绕着物种形成这一问题，正在进行着深刻的研究和广泛的争论。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的生物科学进入了新的纪元。五年多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我国的生物学界在学习达尔文主义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收获。但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之一谢韬，竟无视我国生物科学在这一方面的成就，而无耻地污蔑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国民党时翻译了一半，而新中国却一点也没有翻译。胡风分子企图以此来说明我们新中国比反动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还要落后。事实却在他那丑恶的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我们不但翻译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且达尔文的其他几种主要著作也正在翻译中。今后，在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的指导下，我国的生物科学必将获得更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