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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尔巴尼亚文学概况
阿尔巴尼亚作家 阿列克斯·恰奇
用阿尔巴尼亚文写的最古的文献是一四六二年的“洗礼仪典”，现在保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城的拉乌林安图书馆里。一五五五年，约翰·波索克出版一部“弥撒经文”，现在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这是现在大家认为最古的一部阿尔巴尼亚文书籍。这部书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一些祷告词。一五九五年，卢克·马特朗加出版一部“基督教义”。一六三六年，佛朗格·巴尔迪在罗马出版了一部
“拉丁—希腊帝国”。一六八五年，彼得·波格坦尼发表了“先知坛”一书，其散文之优美，不论在文字上或在风格上，都超过了其他作品。波格坦尼是一位修道士，他不仅为了教会方面的需要而从事写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文学家，不只热爱文字研究，而且还花了许多精力来加以发展。
到了十八世纪，阿尔巴尼亚文又有了新的发展。另外一批作家像星座似地照耀着这一时期。例如：一七四四年的吉翁·卡萨尼、一七五六年去世的奈齐姆·贝拉蒂、一八○五年左右去世的戴奥多尔·哈奇腓力比、一八二四年的格利戈尔·吉诺卡斯特利蒂等等。从整整这一段时期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对于阿尔巴尼亚文学来说，文字问题比艺术问题显得更其重要。特别是十八世纪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充分表现了对于本国语文的爱护，和反对文字丧失民族性的斗争。
具有艺术价值的阿尔巴尼亚文学是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发动的独立运动——一八六八年的“普利茨伦联盟”——同时出现的。这种文学的先驱者是康斯坦丁·克里斯多福里琪（一八二七年—一八九五年）。他的作品中兼用两种阿尔巴尼亚方言，一种是多斯克方言，一种是盖格方言。他编的阿尔巴尼亚—希腊字汇是对阿尔巴尼亚文字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作品。同时他还写了一部阿尔巴尼亚文文法书。
克里斯多福里琪用多斯克方言和盖格方言翻译了“新约”和“旧约”的一部分，同时也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他的散文为阿尔巴尼亚的现代文艺的文字奠定了基础。此外，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的先驱者里面还有以下一些人物：首先正确地肯定了阿尔巴尼亚文艺复兴思想原则的纳乌姆·维基拉尔奇；发表过一部阿尔巴尼亚民间文学集和“阿尔巴尼亚之蜂”的费米·密特柯（一八一五年—一八八九年）。可是，阿尔巴尼亚文学的真正创始人却是拿伊姆·弗拉绥里（一八四六年—一九○○年）。他把他的全部文学活动都献给了争取祖国独立的事业。他的作品非常丰富，其内容都是热烈地追求祖国的独立、进步和光荣。拿伊姆的写作，既多且快，其目的是要在人民中间广泛地传播民族思想。他是一个进步的抒情作家，衷心热爱他的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和整个人类。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爱国思想。他最出名的作品是：“畜群和大地”
（一八八六年）；田园诗“夏天的花”（一八九○年）；“抒情诗集”和二十二章“斯坎德培史诗”。在编写教科书方面，他也作了很大的贡献。其实，拿伊姆毕竟是一位抒情诗人，不论在歌颂斯坎德培的史迹时，或在翻译荷马的长诗“伊里亚特”诗篇时，他的作品没有不是充满了强有力的抒情风味的。他用的是平民的语言，文体也非常平民化。他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最喜爱的诗人，也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运动中一位杰出的人物。
拿伊姆的兄弟萨米·弗拉绥里（一八五○年—一九○四年）也是我国民族复兴运动中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文学家。他和其他一些作家和爱国人士，如：巴希科·伐萨和雅尼·佛雷多，一道在君士坦丁堡创立了第一个阿尔巴尼亚爱国团体，从事传播本国的语文（一八七九年），作为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运动中组织民族运动和文艺运动的出发点。他用本国文字写的主要作品是：“阿尔巴尼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民族复兴时期，许多阿尔巴尼亚作家和诗人都和流寓在意大利的同胞们住在一起，用本国文字写他们的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安东·森多利（一八一九年—一八九四年），加布利尔·达拉（一八二六年—一八六五年），裘塞伯·赛伦佩（一八四三年—一八九一年），尤其杰出的则是大诗人和卓越的爱国主义者奇罗拉摩·德·拉达（一八一四年—一八九三年）。
德·拉达是十九世纪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鼓舞者之一，同时也是阿尔巴尼亚文学界抒情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都以斯坎德培的光荣时代作为主要的题材。一八三六年，他的杰作“密罗萨特”问世。一八四八年，他参加了意大利南部的革命运动。
在民族运动时期，许许多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都走上了拿伊姆·弗拉绥里和德·拉达所开辟的道路。阿尔巴尼亚最优秀的两个抒情诗人：安东·萨柯·查右比（一八六六年—一九三○年）和德雷·密埃达（一八六六年—一九三七年）都继续发扬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的崇高思想和文艺运动。
查右比是一位抒情和讽刺诗人，主要作品是
“多摩利老人”诗集。他的作品汲取了人民的情感和语言，同时他又是一位细腻而风雅的艺术家。除了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以外，他的作品还充满了进步思想和民主精神。
德雷·密埃达也是抒情诗人。他也写散文，同时相当注意文字问题。他的主要作品是一部抒情诗集，名叫“青春”。其中有一篇“歌唱自由”的诗，更是充满了进步思想。他虽然非常讲究文体修词，但是始终不离开人民所用的语言。在写诗方面，他是一位真正艺术家。×××
我们应该指出，自从一九一二年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注〕以后，尤其是在索古的专制统治之下，我国曾出现反动的文艺倾向，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吉尔格·费希塔。但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由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影响，我国文艺也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倾向。这一倾向继承了我国民族复兴的传统，汲取了十月革命的思想，同反动潮流发生冲突。传播这一倾向的是科尔查州出版的“新世界”杂志，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则是密洛克·吉尔格·尼科拉，别名密贵尼（一九一二年—一九三八年）。
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占领之下，文艺界的反动头子们都和侵略者合作，而进步派的代表人物则站到了人民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特别是从一九四一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即现在劳动党的前身）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在我国出现了。当时，雪弗克特·摩萨拉伊发表了一些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巴里·康毕塔尔传”。巴里·康毕塔尔是和敌人合作的一个卖国组织，它的种种阴险活动就是摩萨拉伊讽刺的对象。在同一时期，还有法特米尔·吉亚泰、安德烈·伐尔非等等作家的作品。
尽管如此，发展文艺的良好条件还是要等解放以后才具备起来。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一方面从苏联文学中汲取丰富的经验，一方面依靠民族文学最优良的传统，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诗人和作家开始为他们的作品采取了以下一些题材：英勇的民族解放斗争；群众广泛地参加祖国的建设；保卫祖国；各国人民的友谊；对于我们的解放者和保卫者——苏联的热爱……
我们党一开始就对文艺非常重视。一九四五年，我国首次成立了作家协会，协助作家从事创作，并为有才能的青年开辟道路。在这短短的期间内，阿尔巴尼亚作家协会就翻译了许多理论和文学著作，首先是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同时，我国古典作品也大量出版，并广泛流传。此外，作者版权已经有了规定，而且还不时举行征文竞赛，国家又以法令规定一项“共和国奖金”，颁发给优秀的作品。所有这些办法都大大地鼓舞了人们从事写作。
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大大地帮助了文艺的发展。小学和七年制的学校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三倍。同时，我国开办了许多农业、技术、医学等学习班，由大批青年参加学习。另一创举是，我国在解放后开办了六所高等学校，现有学生约一千二百人。此外还有好几百阿尔巴尼亚青年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接受高等教育。扫除文盲的斗争现在也快要结束了。因此，读者人数越来越多，而出版的数字也就跟着不断增加。和战前比起来，文学作品的出版数字增加了八倍，杂志和报纸则增加了四倍多。
阿尔巴尼亚的新文学在解放后有了光辉的发展。在解放后最初几年，我国作家写了好些诗、短篇故事、短剧和另外一些属于这一类的作品，随后又着手写长篇小说、诗歌和剧本。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我国首次出现了战后用阿尔巴尼亚文写的长篇小说，同时也上演了本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造出来的戏剧。我国公众都很熟悉齐赫尼·萨科写的中篇小说“小麦”；金·杜希的
“在狼嘴里”；拉萨尔·西里基、安德烈·伐尔非、銮·甲费赛齐等人写的诗。这些作品中间，有些已经译成外国文，并在外国出版。科尔·雅科伐写的历史剧：“哈里里和哈伊利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部剧本叙述了阿尔巴尼亚农民在十八世纪抵抗土耳其侵略者的事迹。
最近三年来，阿尔巴尼亚文艺界又出现了新的优秀作品。最重要的是，共和国奖金得奖人季米特里·舒特里基写的“解放者”第一部。这是我国战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绘的时期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遭受纳粹德国的侵略开始，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为止。此外还有好几部长篇小说也是在这几年里写成的。共和国奖金得奖人斯德利奥·斯巴修写的“他们不是孤立的”，描写封建势力在索古反动统治下对农民的压迫和农民的反抗。法特米尔·吉亚泰写的“毁灭”是从民族解放斗争中吸取题材的。金·杜希则以目前农村中对阶级敌人进行的斗争作为他的小说
“维利安的道路”的题材。齐赫尼·萨科的中篇小说“快活的日子”也采取了同样的题材。
我国诗歌的传统比较巩固，所以发展的情况也最为满意。科尔·雅科瓦写的史诗“英雄维嘉”，曾获得共和国奖金，诗中描写了一队游击战士在反动武装的包围中英勇就义。此外还有歌唱阿尔巴尼亚妇女新生活的拉萨尔·西利奇的“春风”，维赫皮·巴拉的“解怨”等等。在最近几年中丰富了阿尔巴尼亚诗歌的青年诗人中，我们可以举出维赫皮·斯坎德利、马克·古拉库基、亚历山大·巴努希、维赫皮·巴拉、伊斯麦尔·卡达雷等等。他们的诗都受到了我国新生活的感召。
阿尔巴尼亚文学在戏剧方面也有了不少成就。科尔·雅科瓦的新剧本“土地是我们的了”就是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另外还有一些剧本，如法特米尔·吉亚泰写的“农村少女”等等。
儿童读物现在还只在初步尝试。齐赫尼·萨科和贝特利·德迪亚曾经翻译了许多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他们在儿童读物方面所作的努力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歌剧和歌舞剧的小册子，现在也开始在我国有了发展。
这就是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的概况。它的前途一定将会更加繁荣发展，因为现在阿尔巴尼亚的作家都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并且具备一切条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祖国的福利和世界和平服务。
〔注〕一九一二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阿尔巴尼亚贵族会议曾宣布独立，但不久阿尔巴尼亚又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角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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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问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团长法迪尔·帕奇拉米
本报记者 泉璧 苏新
在一个久雨初晴的下午，我们访问了来到北京不久的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团长法迪尔·帕奇拉米同志。
魁梧的身材，健壮的体格，使人一望就知道帕奇拉米同志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们虽然是初次相逢，但是中阿两国人民相互并不陌生，我们也一见如故，毫不拘束地就畅谈起来。
谈话自然地从阿尔巴尼亚的文化艺术开始的。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为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情形，和阿尔巴尼亚文化建设的成就。他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和平与社会主义。这一点也很明显地反映在文学艺术方面。几乎所有新的文艺作品都围绕着这个主题，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为了鼓舞阿尔巴尼亚人民更加努力地去争取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这里可以举出一些作家的作品，例如：米乔·卡拉马塔的
“可疑的朋友”——它揭露了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在地拉那的阴谋活动，季米特里·舒特里基的长诗“飞翔的鸽子”，贝西姆·列冯的剧本“忘不了的创伤”，短舞剧“各民族友谊”与“和平的旗帜”，乌·哈达利的雕塑“少女和鸽子”等等。最近三年来，阿尔巴尼亚又出现了几部新的小说。季·舒特里利基的长篇小说“解放者”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长的历史和它争取人民幸福的斗争，斯德利奥·斯巴修的“他们不是孤立的”和金·杜希的“凡拉那的道路”，反映了阿尔巴尼亚农民在解放前反抗封建统治、争取土地和解放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农村中残存的阶级敌人进行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的成就，是在整个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获得的。谈到这里时，帕奇拉米同志随手从旁边的桌上拿起了一本小册子。他一面翻看，一面兴奋地列举了许多数字：全国学校和在学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三倍，高等学校从一所也没有增加到六所，新建了六个剧院和十一个博物馆，去年有二千多个业余艺术小组参加了文艺比赛，每年出版的书籍全国每人平均可以得到二、三本，全国三十七种报刊每年发行量达一千六百万份……。这些数字清楚地证明了解放后的阿尔巴尼亚文化事业的飞跃发展。
解放以前，阿尔巴尼亚人民过的日子就像北极漫长而寒冷的黑夜。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吸尽了人民的脂膏，使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又那里有可能来获得文化呢？那时候，阿尔巴尼亚的文化和经济一样，是欧洲各国中最落后的。
但是，当十年多以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苏联击溃法西斯德国伟大胜利的影响下经过英勇的斗争获得解放以后，这个亚得里亚海畔古国的一切都开始改变了。恩维尔·霍查指出：“我们需要一种帮助人民工作和生产的文化，我们也必须使这种文化成为劳动群众手中的一种武器……”。几年来，恩维尔·霍查的指示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用本国语文出版的书籍超过了过去的几个世纪；在国内外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过去五十多年还多。人民的艺术，也像春天的花朵那样到处盛开。新的文化推动了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改变了社会的面貌。
“当然，这一切同党的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帕奇拉米同志在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发展文化艺术上的重要作用时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示，没有有文化的干部，没有文明的人，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因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十分注意发展文化、教育和艺术的工作，并尽量吸取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今年四月间在地拉那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全会，曾专门讨论了关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规定了改善这一工作的具体措施。在全会的决议中也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和改善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的条件。无疑的，这次全会的决议将会使阿尔巴尼亚的文化艺术得到新的高涨。
谈到这里，话题转到中阿文化交流和中阿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上来。帕奇拉米同志说，中阿两国的文化交流，最近几年来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在去年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后，文化交流更趋密切了。在两国之间，曾经互相举办了不少的展览会，交换了留学生，出版机构互相出版书籍介绍对方的历史、经济和文化。一九五二年中国青年文工团曾去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演出，这次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是阿尔巴尼亚访问中国的第一个艺术团体。
帕奇拉米同志告诉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古老的和现代的文化的成就”。今年，阿尔巴尼亚翻译出版了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演出了中国的歌剧“白毛女”。许多看了“白毛女”的观众对中国留学生说：“我感动得流泪了，但我愿意再去流一次泪。”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具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共同的，一致的。当中国人民获得伟大的革命胜利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人民把这当作是他们自己的胜利。阿尔巴尼亚人民全力支持中国人民维护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斗争。帕奇拉米同志着重地说，“阿尔巴尼亚人民认为，台湾一向是中国人民的领土，任何企图抹杀或歪曲这个历史事实的言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只有把台湾归还给中国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最后，我们请求帕奇拉米同志谈一谈这次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的任务。他说，代表团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在解放以后所获得的成就，特别是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以便增进中阿文化交流和中阿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他说：
“中国同志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切的便利条件，使我们看到和听到了很多有兴趣的东西。我们还将去各地访问。”但他接着表示，这只是任务的一半，另一半是要回国去完成的。代表团将来返国以后，将把在中国所见所闻传达给阿尔巴尼亚人民，诗人要写文章，画家要举行画展，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要到各处去作报告。
当我们同帕奇拉米团长告别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到一种满足的喜悦。虽然只是一次短暂的访问，但是谈话中洋溢的是两国人民之间极其深厚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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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外一首）
——为纪念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而作
阿尔巴尼亚作家 阿列克斯·恰奇我们的边境是在那儿：在那儿，爱情在人的心中跳跃，在那儿，人们渴望着光明，渴望着有粮食和自由的幸福的生活。
我们不仅是用我们的心
来测量我们自己，
因为在现代的世界上，
我们就是一颗巨大的心。现在我们的边境在哪儿？投出视线，我看见一个辽阔的国度：乌拉尔山、塔特拉山、西藏，和我们的托莫里山都成了朋友〔注一〕。但在那儿，在城市和乡村的上空，黑暗依旧在笼罩着的地方，人们高举起自己的拳头，坚决地和我们一齐前进。
× × ×现在北京的声音传到我们的身边——这个声音温暖着和鼓舞着我们的心。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我们的人民正建设着社会主义。
对于我们，你们的友谊的手，
就是勇气，就是生命。对于我们，也正像对于你们一样，有一条共同的道路——这是我们可靠的路
径。不管地拉那〔注二〕和北京相隔多么远，但我们觉得，好几千年来我们就是亲密的朋友！
因为我们大家都被一个同样的意志所相连。
这个友谊永恒无边……
是谁教导了我们一齐前进？
在走向社会主义和此后的道路上，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把我们永远团结在一
起。
〔注一〕乌拉尔山在苏联欧亚两洲交界的地方。塔特拉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东北部，与波兰接壤相连。托莫里山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南部，很多阿尔巴尼亚的诗人都歌颂过它。
〔注二〕地拉那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我的阿尔巴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我的阿尔巴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有着无数的高山和田野，铜矿和铬矿，有着无数的橘子、葡萄和橄榄，你呀，富庶得好像一个无底的大海。亲爱的祖国，我爱你，你永远地活在我的心的深处。
你昨天怎么样，你今天怎么样，你明天怎
么样，
我在今天已经清楚地知道，
你变成了完全另外一个样子啦，
你现在不是孤独的，并且你有一个党。我的阿尔巴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你的儿子们多么有力，多么勇敢，多么高贵，多么慷慨，还又多么勤劳，他们坚强和稳固得好像那些终年盖着白雪的高
山。
美丽如花的国家，我爱你，
对于我，你就是生命，就是家，就是歌
声。
敌人曾经多次地侵占了你，但你坚持着斗
争，
你向敌人伸出你的拳头，显示出你的心，
流了无尽的血，高山发出轰响，
但是你的儿子们终于战胜了暴风雨。
这样的勇士们只有那时候才会出现，
就是当他们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劳动、生
活和荣誉的时候。你像一朵小花，在多刺的矮树丛中成长起来，但是从高处，从天空当中，太阳的金光给了你生命，整个太阳都在为你照耀和闪着光芒。
前进吧，永远不要停留，
你的儿子们爱你好像母亲一样，
他们为了你劳动，他们保卫着你，
没有了你，他们简直就活不下去。我站在托莫里山顶上，怀着深情看着自己的祖国：高山像警惕的守卫在歌唱着勇士们的无畏精神，田野里无论是夏天和冬天，到处一片青绿，工人们从事着劳动和建设，农民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有如亲兄弟一样。
现在我看见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我的心从没有感觉得像今天这样欢乐。
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不爱，怎么能够不保卫，
怎么能够不将它装饰起来，怎么能够不将它歌唱？
编者按：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于本月十一日来到我国，和我国政府商谈及签订中阿文化合作协定，并至我国各地参观访问。阿尔巴尼亚的诗人和小说家阿列克斯·恰奇就是这个代表团的团员之一。这里选译了他的新作两首，一首是歌颂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一首是歌颂他的祖国阿尔巴尼亚的。
（戈宝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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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阿尔巴尼亚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哈桑·杜玛
在战前封建—资产阶级统治和外国帝国主义奴役之下的阿尔巴尼亚，经济落后，教育只是统治阶级中极少数人的特权。劳动群众被弃置于愚昧无知的状况中。那时候，阿尔巴尼亚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只有在资产阶级许可之下，人们才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由于实行这种专为封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策，学校的数目就是非常之少的。
强权政治最害怕教育、科学和知识的普及。尽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由统治阶级出身的，但这些同样的阶级总竭力限制文化的发展。甚至于那时在议会里居然提出知识分子过剩的问题。而且可笑的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感到医药缺乏的痛苦，没有足够的医生可以治疗疾病；我国丰富的天然财富正在等待开发，我国农业的原始的耕种方法和农具正有待于改进，总之正是我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的时候。
那时候，阿尔巴尼亚人民根本谈不到有自己设立的高等学校。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认为对他们有用的少数干部，是封建—资产阶级政府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所里训练出来的。从法西斯侵略者和封建—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后，我国政府在普通教育方面继承了一种极其可怜的情况，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人数不足，迫切地需要能够在生活的各方面应用科学技术的科学干部。解放以后，弥补这种缺陷和满足这种需要变得愈来愈迫切了。
解放以后，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开始实行的巨大改革，国民经济向着新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新的经济部门的出现，文化革命的开始实行，教育、文化、卫生机构的发展和扩大，新的国家机器的建立以及这些巨大事业的领导——这些因素使得我们更加感到高级干部的缺乏，更有必要来培养今后在我国经济文化各部门工作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种干部的培养是解决文化革命的一项主要任务，即从工人阶级内部生长出来的新型人民知识分子的创造、提高和扩大。这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具有忠于人民事业的精神，能够而且愿意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基础而不懈地斗争。
培养中级和高级技术干部的需要，为经济文化各部门培养专家的需要，培养和提高新型人民知识分子的需要，给我国教育制度提出了重要的任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制度发展的道路和细节。一方面，这些需要直接影响了一般文化的发展，从小学到中学，学校的数目必须增加，因为这种学校是为各种技术干部的培养提供后备军的主要场所。为此目的，我国创立了劳动后备学校制度，组织了并扩大了各种学校网，例如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农业学校、财经学校以及工业技术学校。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我国设立了高等学校。
解放以后不久，党和政府对于高级干部的培养给以特别的注意。几百个男女青年——工人的儿女，被送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高等学校去学习。但是对这种干部的需要却不断地增加。面对着这种需要，同时又考虑到在我国国内培养高级干部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党和政府就决定设立几所高等学校。解放初期，即一九四六年，为了适应学校网的扩大，特别是七年制学校网的扩大，曾设立了二年制的师范学校，它的任务是为学校培养各种师资。到现在为止，从这个学校毕业出去的有二百五十多个干部。现在他们在七年制学校里工作，也有在中等学校工作的。
一九五一年，根据政府的特别命令，我国设立了三个高等学校：四年制的师范学院，综合技术学院和农学院。一年以后，又成立了其他两所高等学校：经济学院和医学院。今年又设立了另一所学校：法律学院。
除此以外，还采取了各项措施，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所有的公民，其中包括那些因参加解放战争而停止学习的人在内，可以不脱离日常生产工作和行政工作而能继续深造。为此目的，特别在师范学院、经济学院、综合技术学院、农学院和法律学院里附设了各种夜校和函授班。在将来，各高等学院所设的夜校和函授班网，还要扩大，以便适应国家对于干部的需要和我国工人对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要求。
尽管在我国各高等学校里，教育计划所规定的各门课程还没有完全开班，但是在日校、夜校和函授班学习的已有一千六百多人。单在日校学习的就有一千二百多个学生。今年一年中可以进入高等学校的就有四百五十多个学生。学生人数不断地增加，这件事实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各方面发展的速度之快。
只有在解放以后，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由于劳动党和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大公无私的种种帮助，我国才有设立高等学校的可能，这些学校才有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
所有这些高等学校的设立是我国人民的一大胜利。再一次证明人民民主的新社会制度优越于封建—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高等学校的设立是我国教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步骤，是科学发达和新型人民知识分子的造就及其队伍的巩固的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我国过去的资产阶级，惯于媚洋谄外，低估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有生力量；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敌人认为我们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会有所成就，他们竭力散布疑惑和不自信的心理。但是他们的希望落了空，我们的工作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了。
我们的高等学校从创办到现在，越来越健全和巩固了。这些学校在培养高级干部方面获得了成功。除了那些在二年制的师范学校毕业以后、现在顺利地在各校担任教学的干部以外，今年师范学院、综合技术学院和农学院又有第一批学生毕了业。第一次有几十个我国自己培养的年青专家来到我们的工厂和发电站，来到我们的农田和学校里工作。不久，其他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也要毕业了。
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所获得的这些成就是由于党和政府对这些学院的关怀，是由于我们的干部坚持不懈的工作，特别是由于苏联给予我们的无条件的援助。
我国高等学校的创立和组织，是以苏联高等教育的制度和经验为基础的。它们的教学计划也是根据苏联各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当然，也结合了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各高等学校所用的教材，大部分是直接从俄文译来的。
苏联的教育家所给予我国高等学校的帮助特别大。他们在那里担任功课。他们为了创立和组织高等学校，为了制定教学计划，为了设立和组织讲座、研究室、实验室，为了以苏联高等学校最可宝贵的经验来丰富我们的高等学校而始终不懈地工作。许多年青的阿尔巴尼亚教育家从苏联教育家的活动中学会了很多东西。这些年青的教育家曾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高等学校里毕了业，而现在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工作。正是因为苏联的教育家和科学家过去和现在在我国工作，我们年青的教育干部和科学人材已经增多了，而且每天还在继续增加着。
我们的政府对于我国高等学校的设备，对于为这些高等学校创造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特别加以注意。在这方面，我们也得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由于政府的关怀和兄弟国家的协助，我们的高等学校已经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其他不可缺少的教学材料、研究室和机器、标本和必要的工具。
这一切不可缺少的初步措施，为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各高等学校在提高学生程度，使他们精湛地掌握科学知识方面获得了成就，使它们在教育和科学活动方面取得了成果。
在组织高等学校的科系和专家方面，我们以下列各项为出发点：我国的情况，专家应具有可靠的政治思想训练，职业上的一般准备和足够的专门知识。作为要求的基础，我们特别重视干部的训练，要使他们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并且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制定了教学计划。我们完全根据上述的原则，为机械工业、电气工业、建筑工业和矿业等训练着具有广阔前途的工程师。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在现阶段中特别重视一般的医师、司法人员等等的培养。
我们的高等学校是我国人民引为骄傲的事业，是我国广大群众在解放后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是我国文化、科学、教育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供给那些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基础而不懈地工作的干部和专家的无限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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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尔巴尼亚扫除文盲的工作
阿尔巴尼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吉米特尔·拉玛尼
过去遗留给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最大灾难之一，便是文盲。
在阿尔巴尼亚从侵略者和卖国者的手中解放出来以前，全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不识字的。过去那些反人民的政府，是当权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保护者，丝毫也没有设法在人民中间普及教育和文化。相反的，它们故意使人民愚昧无知，以便更顺利地来剥削和统治人民。
早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就是今天的劳动党，在游击队的士兵中和老解放区的居民中，就提出了扫除文盲的斗争口号。几千个游击队员和其他的公民就这样学会了写字。
阿尔巴尼亚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于扫除文盲，极其重视，认为这是使我国广大劳动群众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必要条件。在我们全国开办了许多识字班，每年学会写字的有几千人。
为了一劳永逸，使扫除文盲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一九四九年便公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凡年满十二岁至四十岁的公民，必须学会写字。这个措施充分证明了，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和政府所关心的是要给人民以写字的初步知识，这是提高一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所必不可少的基础。
为此目的，教育部制定了扫除文盲的计划，改进了课文和方案，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准备把扫除文盲的任务在一九五五年内结束。
为了加强扫除文盲而热烈展开的活动，部长会议曾决定设立一个政府委员会，由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教育和文化部以及中央一级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在乡村，在市区，在工厂也设立了这样的委员会。这种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整国家机关、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行动，使扫除文盲的斗争更有组织，得到更好的结果。
我国的五年计划法案规定，年满十二岁至四十岁的公民的扫盲工作要在一九五五年年底结束。这个决定得到了我国劳动群众衷心的欢迎。
在扫除文盲的斗争中，由于党的经常关怀，由于妥善地组织了和动员了不识字的人和担任课程的教师，这几年来我们已经获得辉煌的成就。这可以下列事实为证：到现在为止，我国学会写字的已有数十万人了。仅仅在一九五三年—五四年一学年中，得到识字班毕业证书的就有四万一千余人。这是短短一年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这种胜利证明了，扫除文盲的斗争的规模变得更大了，广大阶层的人民都参加这个斗争，他们越来越感到学习文化的需要。
成百成千的教师和其他的公民，组成了扫除文盲的大军。他们保证了识字班的领导，教学的进行，课程的监督和方法的指导。由于他们进行帮助传播知识的工作，他们获得了人民的热爱。
在人民民主制度之下，人人都可以看到，学习文化的道路是十分广泛的。以前不识字的人都有在七年制的学校、职业学校等等继续学习的希望。而且事实上现在有许多过去不识字的人，已经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研究和改善劳动的方法，从而变成出色的工人和国家经济部门的领导者。例如艾温第·培西尼同志，过去是不识字的，现在是地拉那毛织品手工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和阿尔巴尼亚国民议会的代表。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形。
由于把劳动群众动员起来的结果，消灭文盲的进度是很快的。在好些村子里，法案规定的年龄以内的不识字者一个也没有了。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比较起来，今天不识字的人数已经少得多了。所以，在一九五四—五五年，这是我国年满十二岁至四十岁的不识字者最后存在的一年，只有四万个不识字的人还要学习写字。和过去一年比起来，今年参加识字班的人数比较少些，因为每年所规定的任务，总是顺利地完成，甚至超额完成。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正在彻底消灭文盲，从而在我国教育和文化方面获得一个历史性的胜利。这个胜利，在人民政权的条件之下，将为广大群众打开走向文化和进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