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批判王斌在医学和卫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龚育之 李佩珊
最近几个月来,卫生部机关报“健康报”展开了对前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前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在医学和卫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个批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王斌是卫生部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贯地在医学和卫生工作部门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反对党的方针和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首先,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王斌宣扬一种盲目否定中医的极端卑鄙、极端恶劣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思想和奴化思想,并且提出了一套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正相对抗的排挤和消灭中医的实施办法。
同时,王斌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在对待西医的问题上,王斌持有一种违背党的团结西医政策的错误思想。在医学教育问题上,王斌倡导一套所谓“形象教学法”的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王斌的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在医学和卫生部门曾经有过广泛的影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给人民保健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资产阶级思想对各个工作部门的侵蚀,在我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我们的敌人破坏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医学和卫生工作,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劳动能力,增进人民生活的幸福为职责,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对医学和卫生工作部门的侵蚀,正是我们的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我们正在各个战线上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反对王斌在医学和卫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正是这个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改进医学和卫生部门的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一个关键。
王斌的否定和消灭中医的错误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年他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时,在东北第四次卫生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报告中。在这篇文章中王斌提出了一套从理论到办法都完全具备的消灭中医的“纲领”。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东北卫生”杂志第一卷第九期上,后来又到处印行,编入“医务工作者的道路”之类的小册子,作为“卫生人员思想学习文件”和“政治教材”,在东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广大医务人员和卫生工作干部中组织过学习。“东北卫生”杂志还曾经发表题为“进一步学习王斌部长的论文”的评论,把王斌的文章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的”,“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政策性论文”的“典范”,把它规定为每一个卫生工作者必须尊奉的“行动指南”。有的卫生干部把王斌的议论赞为“至理名言”和“打开东北卫生事业前途之门的金锁钥”。由于这篇论文被如此吹嘘,广为传播,王斌这套错误思想也就影响极深,流毒很广,危害甚大。
王斌究竟有些什么“理论”来否定中医呢?
他用来否定中医的第一个“论据”便是:中医没有实际治病的效力。他在自己的论文里说:“他们(中医)都是不合格的,他们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
显然,这是一种十分武断而卑劣的抹煞事实的说法!事实十分清楚:中国人民在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中,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医学。这个医学,包括从预防到治疗,从内外妇幼各科到药石针灸各法,从浩繁的医药典籍到现有广大中医的经验和散遍民间的验术偏方,内容十分丰富。我们的祖宗辈辈就是依靠这个医学来防治疾病的。我国人民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以至成长为六亿人口的大国,中医有着伟大的贡献。直到现在,我国半数以上的城市居民和几乎全部农村居民,即约五亿以上的人口,仍然依靠中医为防治疾病的主要力量。中医确能治好许多疾病,这在我国人民中是有着充分的信任的。到处都可以发现许多中医治好了病的事实,甚至有一些现代医学尚难于治疗或疗效不高的疾病,中医治疗常常能有良好的效果。身为卫生部门领导工作人员的王斌,不能不知道这些事实,而竟一笔抹煞,硬说中医“只能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这是何等武断而卑劣!
王斌用来否定中医的第二个“论据”便是:中医不科学。他在自己的论文里说:中医以“科学知识来衡量,都是不合格的”;人民相信中医,那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的缘故;“从单纯科学医学来看,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
然而,王斌这一套“论据”也丝毫经不起驳斥。马克思主义认为:检证科学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中医数千年来曾经治好无数疾病,而且现在仍然在治好疾病,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医里面确实包含着科学的内容。中医的为实践所验证了的科学内容,是不容任何人加以主观抹煞的。不错,中医在长期而广泛的实践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治病经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获得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理论说明和概括。但是,面对着这种情况,真正的科学态度应当是怎样的呢?是应该十分珍视这些实践经验,根据现代科学加以研究、整理和提高,用以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呢,还是把这些实践经验一概斥之为“不科学”而弃置不顾呢?王斌口口声声“科学”、“科学”,而原来是企图假借“科学”的招牌,达到否定中医治病经验的卑劣目的,这恰恰违背了科学的基本精神,那里还有半点科学的气息!
抹煞中医确能治病的事实,忽视中医治病的经验,否认实践作为检证科学真理的标准,这是一种十足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但是,王斌却要把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装璜成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他在自己的论文里制造了一套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中医是
“封建社会”的“封建医”、“封建医学”,应当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的“理论”。这便是王斌用来否定中医的第三个“论据”。
显然,这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医学,正如其他自然科学部门,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是和整个社会发展一起,并且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医学,正如其他自然科学部门,它不仅仅是某一个社会时代、某一种经济基础的产物,也不随某一个社会时代、某一种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它是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中世代继承和积累起来的关于客观自然规律的知识,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列宁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从不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有价值的成就,相反地,它正是把人类思想和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接受过来并加以改造。”把旧时代的一切文化科学遗产一概当作“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抛弃的观点,则正是列宁和斯大林一再申斥过的反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和“穴居野人”的观点,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的观点。
这便是王斌否定中医的全部“理论”根据。
王斌不仅企图在理论上否定中医,而且企图在实践上消灭中医。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首先便来恶意歪曲党所明确宣布的团结中医的方针。王斌宣称:中医本来是“不合格”的,不仅“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而且
“甚至有的庸医杀人”,“取消”中医本来是“为了人民”,仅仅是由于“今天新中国诞生不久,尚来不及培养大批有科学水平与经验的新医生去置换”,而且“人民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科学知识,不知为什么要取缔中医”,这才“不能采取打倒他们的方针”。然后,王斌便提出了一套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第一,将现有中医经“短期训练”改造为西医“医助”,第二,“停止其(中医)今后招收学徒”,即不仅要消灭现有中医,而且要断绝中医的继续产生,以便斩草除根!
不错,王斌这套消灭中医的措施,由于党中央的纠正以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反对,没有能够如他所期望的那样顺利贯彻。虽然如此,这些措施在实践中仍然已经带来了恶劣的后果,使党在广大中医中的威信受到破坏,广大中医的力量未能充分发挥,人民保健事业受到严重损失。
必须指出,否定、排斥和企图消灭中医的错误思想,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这是一种在我国社会长期存在过的资产阶级的盲目崇拜西洋文化,轻视和否定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奴化思想。现代医学科学,是从西方传入我国来的。由于中国人民努力学习,近几十年来现代医学在我国传播和发展,成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医学。现代医学以全部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是先进的,它之传入中国,于中国人民是十分有益的。过去我国封建势力反对西医在中国传播,则是落后的,反动的。中国人民从不拒绝、而且从来善于吸收一切外国的进步文化,使之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人民从来反对一切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的保守落后思想。但是,在对待西洋文化问题上,却存在着另一种错误思想,即我国资产阶级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思想。他们奴颜婢膝地拜倒在西洋文化面前,不管它是糟粕还是精华,于中国人民有利还是无利,一律都焚香顶礼;反过来,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则百般鄙视,认为一无可取之处,应当统统抛到垃圾堆里去。胡适之流的
“全盘西化”便是这种奴化思想的代表。这种奴化思想,表现在对待民族医学遗产上,便是盲目否定中医,不惜抹煞几千年来中医治好了无数疾病这个铁的事实,忍心对眼前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处处排挤和打击中医,直至企图消灭中医。这是一种极端卑鄙,极端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它导致了我国社会中西医长期对立的局面,它导致了历届反动政府漠视和排挤中医的措施。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政府便曾发表过“废止中医、不用中药”的谈话。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央卫生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贯主张消灭中医的分子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中医”的决议。这就使得近几十年来,不但中医的力量未能充分发挥为人民的保健服务,而且中医学术的发展和在近代科学基础上整理和提高的事业,蒙受莫大的损失,甚至有日渐散失和泯灭的严重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旧社会长期存在过的否定和消灭中医的极端卑鄙、极端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却并没有销声匿迹。就是那个曾经向蒋介石政府建议消灭中医的余云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然大肆叫嚣:“没有旧医继续存在的余地”,并且公然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再次提出了他的
“旧医处理方案”。但更严重的是: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竟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伪装,继续在群众中进行欺骗,散布毒害,而且更钻进了卫生领导部门,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王斌否定和消灭中医的思想,实质上正是这种集中起来而且披着
“马克思主义”伪装,钻进了卫生领导部门的极端卑鄙、极端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
王斌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表现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同时也表现在对待西医和医学教育问题上。
王斌在他的论文:“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学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中,不但提出了所谓“封建社会”的“封建医”的“理论”,同时还提出了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医”的“理论”。他把我国旧有西医和资本主义生产作了许多牵强附会的比拟,在我国旧有西医的头上戴了“占有性”、“商品化”、“利润观点”、“私有制”、“殖民地性”、“官僚化”、
“垄断与居奇”、“投机”等十三顶帽子,从而论证我国旧有西医是所谓“资本主义医”,应当抛弃。显然,这仍然是前面已经批判过的十分错误的对待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的观点。
至于所谓“资本主义医”的谬论在实际工作中最为有害的一点,就是王斌的所谓在旧社会里“医生与病人的对立,也等于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对立一样”。而且,王斌不仅把旧社会的西医比做资本家,甚至把现在新中国的自由开业的医生也比作私人资本主义。十分清楚,医生是有医学知识的人,是知识分子,是文化工作者,是脑力劳动者。在旧社会里他们绝大多数或者为资本家所雇佣,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和资本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和病人的关系根本扯不上劳资对立的关系。列宁教导我们:“对专门家,我们不应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门家不是剥削者的佣仆,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曾服务于资产阶级,而全世界社会主义者都曾说,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向我们服务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团结旧社会全体文化工作者,团结全体西医;任何把他们当作资本家而加以排斥和唾弃的看法和做法,都是违背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的。即使今天私人开业的医生,作为独立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医学教育问题上,王斌是所谓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专科重点制”错误方针的最积极的支持者、鼓吹者和实行者。所谓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专科重点制”,强调“教、学、用合一”,强调“基础课服从临床课,临床课服从现实需要”,强调分科越细越好,强调教学要有“重点”(实际上否定了科学的系统,形成割裂),强调短期训练(甚至短到一年、两年)……这样,“专科重点制”教育出来的学生,既缺乏系统的基础医学理论的训练,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医学这门科学,不可能真正透彻了解一个分科的专门知识,不可能创造性地运用医学知识来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更不可能担当发展医学科学的任务,仅仅只能学到某一个细小部门的若干割裂了的实用的医疗技术。不难看出,这样的“专科重点制”,作为一种普遍的高等医学教育方针,正是一种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方针,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然而,王斌却把它吹嘘成“无产阶级宇宙观辩证法唯物论”的“新思想”,
“马列主义在医学教育中的具体表现”,把它当作是“全面的新医学教育革命的计划”,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都必须贯彻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新医学”的方向。
同时,王斌为了贯彻“专科重点制”,还创造了一套所谓“形象教学法”,认为运用“形象教学法”可以“在一年内学完五、六年的课程”,达到短期训练的“专科重点教育”的要求。王斌在“形象教学法”的名目下,强调“听、看、做合一”,强调“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学法还不够积极,形象教学法是实践重于理论”,主张“消灭教条主义根据地课堂”,提倡“实验教室”,“器材仪器代替粉笔,肉体代替黑板”;同时,还反对教科书,提倡
“字少图多、一目了然”的“形象讲义”,提倡用“诗歌、漫画、木刻、音乐、戏剧……”等“文化的各种形式”“表现医学”,认为这就是“知识的理性部分”,这样就势必会、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发展到为了“字少图多”,不惜“画一幅枝叶茂盛的春景”来代替书写“春季”这两个字。十分清楚,王斌这一套“形象教学法”从反对系统的理论讲授,发展到反对语言文字,反对抽象思惟,这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
“专科重点制”和“形象教学法”搭配在一起,是我国医学教育中的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医学和卫生工作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改革我国旧有医学教育制度,清除旧有医学教育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改善医学干部培养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为此,就必须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学习苏联医学教育的先进经验,用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同时必须反对任何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来改造我国医学教育,从而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企图。
应当指出,王斌的这些错误,曾经一再受到党的严肃的批评。但是王斌始终拒绝党的批评,坚持自己的错误。最近,“健康报”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对王斌错误思想的公开批判后,王斌又写了两篇反批评。在这两篇反批评文章里,他虽然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实际上,却毫不正视自己的错误,毫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百般狡辩,企图掩饰自己的错误。王斌分明说过中医是“封建医学”和“封建医”,现在却硬说这是“封建社会时期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缩写”;分明是用“只能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来否定中医治病的效力,现在居然毫不害羞地说“安慰作用”就是“巴甫洛夫的保护性医疗制度”;至于“停止其(中医)今后招收学徒”,王斌则公然说这“只是在文章上写”
(要知道,这是身为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长的王斌在东北第四次卫生会议上的报告,是发表在东北卫生部的机关刊物上的作为“行动指南”的“政策性论文”!)“并没有以什么条例规定”。而且王斌还不只掩饰自己的错误,他还在提出了上述的“解释”以后重新肯定了他对中医的估计和处理中医的办法,坚持自己的错误。更严重的是,王斌不仅坚持自己的错误,而且颠倒黑白,对批评他的人进行恶意的攻讦,从而对这次批判运动进行了反击,最后拒绝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批评。
在医学和卫生工作中,宣扬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坚持这些错误思想,抗拒和诽谤党和人民的批评,这种恶劣行为同革命者的光荣称号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光荣身份是绝不相容的。最后,还必须指出,王斌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其所以能在医学和卫生工作部门自由传播和散布影响,给人民保健事业带来损失,是和卫生领导部门的某些负责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分不开的。这些负责同志之所以会支持和赞同王斌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如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在最近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的研究和贯彻,缺乏政治,而又自以为是,不尊重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即以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来说,党和毛主席历来就有十分明确的指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毛主席就提出了这项方针。在一九五○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指示:“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斗争。”但是,卫生领导部门的某些负责同志并没有充分重视和认真贯彻党的这项方针,反而为资产阶级思想所支配,支持了王斌的错误,奉行了和党的方针正相违背的政策,从而给卫生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
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也批评了卫生部某些负责同志在中医问题上“违背党中央和毛主席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批评了他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这种方针性的错误后,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并且指出了这是一种
“不问政治,不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不尊重共产党的领导”的错误,指出了这种非政治倾向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林枫同志特别强调了尊重共产党的领导的必要性,他说:“特别重要的,一切文教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做好工作。由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胜利地领导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而且能够胜利地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完全能够领导和必须领导文教工作。无数事实证明,任何革命工作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领导,就无法前进。任何认为党不能领导文教工作的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林枫同志这段话,对于卫生部门,对于科学、文艺、教育等一切文教部门,都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便是党对一切工作部门的坚强领导和严格监督。敌人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破坏党的领导和监督。我们必须努力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努力反对一切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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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健康报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
  朱莹
卫生部机关报“健康报”,自二月四日开始,对以王斌为代表的歧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批判。这是在卫生工作中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捍卫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场尖锐的斗争。
王斌曾在前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刊物“东北卫生”一九五○年第一卷第九期上发表了他当时以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名义在东北第四次卫生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在这篇文章里,王斌荒谬地把中医和中医学术看得一钱不值。他认为,中医学术是“封建医学”,因而应当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他完全抹杀中医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的作用。他说:中医“以人民保健与治疗所需要的科学知识来衡量,他们都是不合格的,他们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王斌歪曲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说:“从单纯科学医学来看,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只是因为“今天新中国诞生不久,尚来不及培养大批有科学水平与经验的新医生去置换”,而且人民“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科学知识,不知为什么要取缔中医”,“取缔旧医会造成人民对我们的误会”,所以才“不能采取打倒他们的方针”。他提出了各种消灭中医的方法:“开短期训练班经训练合格者给予医助资格,并在训练中启发他们客观的来认识他们的过去,停止其今后招收学徒。”这些言论和主张,可以说是卫生部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轻视、歧视和否定祖国文化遗产的可耻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的表现。
王斌这篇文章对东北和其他某些地区的卫生工作曾发生相当大的有害的影响。“东北卫生”杂志在发表这篇文章后,又写评论号召东北卫生工作者“深入学习”它。东北地区某些省卫生厅的负责人和卫生工作者也写文章吹嘘它。直到一九五四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决议传达下去之前,东北某些地方的卫生部门还曾把这篇文章当作中医工作的“指南”。其他如上海、北京、山西等地卫生部门,也曾翻印王斌的这篇论文,发给卫生工作人员学习。
针对王斌的这种错误思想,“健康报”在今年二月四日发表了朱健写的题为“批判王斌轻视歧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引起了各地卫生工作者的重视。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一些省市卫生部门负责人、中西医师等撰写的四十多篇文章,和各地卫生工作者对这一批判的反应。三月十一日,“健康报”并以“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为题发表了社论,号召卫生工作者关心并参加这个斗争。卫生部并于三月二十三日通知各地卫生部门继续开展对王斌歧视、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些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驳斥了王斌武断地把中医和中医学术称为“封建医”和“封建医学”的说法。指出: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围而不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医药科学知识使人类能认识和掌握疾病创伤的发生、发展、治疗、预防的客观规律。它可以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同样可以为工人、农民服务。因此,像王斌那样,把中医学术当作上层建筑,说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的说法是错误的。
这些文章又强调指出,王斌抹煞了中医中药几千年来在我国保健事业上的实际作用;诬蔑中医“只能”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企图取消中医,这是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鄙视祖国文化遗产、排除异己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法,是资产阶级反科学的态度。中医有着数千年来祖国人民在同疾病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学习和研究中医对于提高我国医学水平和丰富世界医学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我国的新医学应当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以巴甫洛夫生理学说为基础,包含所有中医学和西洋医学中的有价值的内容的医学。正如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中所说的:我们应该逐渐创立这样的现代化医学,它应该反映出中国的地理、气候的特点,反映出中国特产的药材应用的特点,反映出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特点。
这些文章对王斌在中医问题方面所犯的违背党的政策的错误,也着重地进行了批判。大家都明确地指出:团结中医,是党的既定政策,它的目的在于接受祖国的医学遗产,发挥中医的积极性,使他们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这一政策是根据我国卫生事业和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根据对于中医的科学价值的正确估计而制定的,决不是如王斌所说只是因为暂时没有人“置换”而采取的权宜办法。在批判中间,有的同志揭发了王斌排斥中医的思想给中医工作带来的损害。
“健康报”发表的文章也指出了王斌把中医中药分割开来的错误。认为撇开中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孤立地、片面地去研究中药是错误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重视中医用药的经验和特点,取得中医的指导和协助,结合中西医的临床实践来进行研究。
“健康报”对王斌错误思想的批判,引起了文化科学界和社会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教育了广大的卫生工作者,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并鼓舞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到七月底为止,“健康报”已收到了关于参加这次批判王斌思想、揭发类似的错误思想、积极学习中医政策、说明学习中医的重要性的来稿六百多件以及许多读者来信。“中华医学杂志”、“中医杂志”、“上海中医药”以及哈尔滨医科大学等校刊都转载了“健康报”发表的某些论文。
“科学通报”、“文史哲”、“中级医刊”和中国医科大学等校刊也都发表了批判王斌思想的文章。江苏、四川、甘肃、广东、广西、山东、山西和北京、武汉、上海、重庆、南昌等省市卫生部门,都因此而进一步展开了中医政策的学习。中华医学会总会和上海、重庆、成都、长春、西安、南宁等地分会,都组织会员进行了座谈讨论。很多医药卫生工作者通过这个思想批判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有的人并已开始联系工作,检查思想,改进工作。如广东省卫生厅长陈汝棠说:广东省卫生行政领导方面过去没有认真地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甚至在许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限制和排挤的态度。上海第一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学院院长胡懋廉说:“看过批判王斌的文章以后,我认识到轻视、歧视中医的思想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他表示要清除这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西医学习中医,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搞好教学工作。
“健康报”的这一思想批判,鼓舞了中医,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沈阳市中医师袁璞说:“健康报”把我们几年来要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他们表示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苏联先进医学,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人民保健事业而献出最大的力量。
在“健康报”展开了对王斌错误思想的批判后,王斌写了题为“必须以唯物主义思想来批判以朱健为代表的断章取义恶意毁谤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我对中医问题的认识”两篇文章,极力掩盖和抵赖自己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错误,并对“健康报”上对他的批判进行反攻。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虽然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了“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中西医是今天中国人民保健事业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仍然故意夸大封建社会意识对中医学术的影响,故意贬低中医治病的效力,实质上仍然是对中医抱着轻视的态度,抗拒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而且王斌为了抵赖自己的错误,不惜百般抵赖,诡称他所谓的“封建医”是
“封建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这样一句话的“缩写”!甚至曲解巴甫洛夫学说来为自己辩护,硬把他用来否定中医治病效力的所谓中医只能起“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的谬论说成是符合于“保护性医疗制度”。他又说,他的某些主张,“只是在文章上写,并没有以什么条例来规定”,企图用这种可笑的借口来推卸他应负的责任。不但这样,他还歪曲批评者的原意,恶意地攻击批评者是以“资产阶级心理”来
“迎合”党“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这表示王斌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采取错误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示他仍然坚决抗拒党“团结中西医”的政策。
“健康报”现在正在深入展开对王斌的错误思想的批判。


第3版()
专栏:

  高等教育部一九五四年的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五年的工作要点(摘要)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一九五四年高等教育工作,在一九五三年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改进。(一)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招生计划,实际到校新生有九万二千六百零九人,总计在校学生达到二十五万八千三百九十一人,较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学年初的在校学生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二。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学年初工农成分新生数占新生总数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四,新生中党团员占新生总数百分之五十。(二)在全面地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一步贯彻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就。一年中制定了工科、理科、文科、农科、医科和财经、法律等七科共一百七十三个专业的统一教学计划和中等专业学校工、农、医、财经各科共一百五十九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改变了过去各校同一专业而课程门类、教学进度、教学时数、排课顺序、教学方式等不同,以致培养人材的规格不一致的混乱现象。一九五四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同其他专业出版社共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教材四百五十五种,其中高等学校教材三百二十五种,连一九五三年年底以前出版的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教材二百八十一种,合计为七百三十六种。各校大都按照统一教学计划制定了较长时期的具体的师资培养计划。本部规定培养师资的办法有四种:一是派遣留学生和研究生到苏联学习。二是依靠有专家的学校培养研究生、助教和教师。三是选送本校教师到外校进修。四是各校自己培养助教。自一九五三年在综合大学会议上提倡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以后,各校科学研究工作已陆续有所开展。(三)在工作作风上,也有不少改进。
但检查一年来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问题,其中最中心的一个缺点,是执行中央“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有严重偏差。拟订和实行培养干部计划时,片面地强调了数量需要,而没有严肃注意如何保证质量。领导中的又一严重缺点是对提高质量的了解也带有主观片面性。这首先表现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时,研究不够,体会不深。几年来由于苏联专家的热诚帮助和全体教师们的积极努力,在教学改革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但由于领导方面未能针对我国高等学校的师资力量、学生水平、设备条件、学习年限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等情况,将苏联先进经验的精神原则加以正确运用,在有些工作上要求不免偏高,步骤有些偏急。对提高质量的了解上的主观片面性,也表现在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认识不足,放松了结合专业教育同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健康教育。
几年来,教师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工作上是尽职尽责的,这一点应该肯定。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是思想改造还只是在政治上划清了敌我界限,尚未进一步在学术上对资产阶级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教师还不能把自己的教学任务与国家的政治任务自觉地结合起来,还不能对学生负起全面发展的教育责任。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一九五五年高等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首应以提高教育质量切实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中心任务。同时,应力求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的建设布局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适应,加以合理部署,逐步地重新调整院系专业,对正口径,以减少培养干部计划的盲目性。为了能很好地执行这两个任务,必须进一步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正确地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改正教学改革中所发生一些重要缺点。必须加强思想工作和增进师生健康的工作。必须贯彻全面安排、合理部署的方针。并必须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纠正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本着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办事。
根据上述指导方针,确定今年工作要点如左:
(甲)关于贯彻教学改革,提高质量方面的工作:
切实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批判忽视政治思想教育和学生健康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要特别注意在学生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健康教育。要切实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和领导。各校应建立时事政策学习的经常制度。通过各种教学方式和必要的课外活动,加强对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专业、热爱劳动、热爱集体、遵守纪律、爱护公物、忠诚老实、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生活朴素整洁等优良品质。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
全面地、深入地钻研苏联高等教育建设的经验,切实结合我国各高等学校的师资、学生、教材、设备、年限和不平衡性等条件,加以正确运用。对目前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贯彻本部有关的指示,迅速加以解决。并要适应着改革学制的步骤和增加军事训练课程的要求,对现行四年制的统一教学计划和过渡性教学计划,以及统一教学大纲等,加以审查修订。
必须吸收各校已有的经验,进一步研究帮助教师加强思想改造,加强唯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时事政策学习的具体作法,以便结合教学,结合科学研究,逐步开展学术思想批判工作,提高其政治和业务水平。充分发挥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培养师资的作用,配备足够的研究生,逐步作到以正规学习的研究生为培养新生力量的主要来源。对原有教师的提高工作,各校应特别着重从学有根柢的教师当中,有计划地在政治、业务和思想作风等方面给以大力帮助,使其能成为教学骨干,带动全体教师前进。
必须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指导学校教师结合教学,结合国家建设需要,以学术思想批判为武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逐步改变高等学校学制,首先将高等工科学校和综合大学逐步改为五年制,视国家建设要求,其他各类学校一般仍维原制,有的个别试行。根据国务院指示,专修科应及早停办,从今年起就减少专修科招生任务。大力加强中等专业教育的领导。
改进招生工作,提高招生质量。要保证政治质量,提高文化录取水平,严格检查身体。
在全体教师和学生中进行关于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教育。加强劳动纪律和学习纪律。
(乙)关于合理部署、全面安排、重新调整院系专业方面的问题:
根据新的经济区域规划、新的城市规划和国防部署的要求,重新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设置和分布,逐步改变目前过于集中少数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现象,逐步加强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各类学校的建设,并适当减缩现拟计划中某些学校的发展规模。合理调整各专业的设置和发展比例,以及高等和中等专业培养干部的比例。
切实遵行中央增产节约的方针,充分发挥现有人力、物力的潜在力量,以保证计划的完成。必须加强基本建设和财务管理工作,贯彻精简节约、保证教学的方针。应充分利用旧校舍,提高教室和实验室的利用率,严格控制不急需的扩建,新建校舍以适用、经济为原则,反对铺张浪费。要充分发挥教学设备的利用率,清理积压,纠正使用不当现象。
(丙)关于改进领导作风方面的问题:为了能很好地履行一九五五年的工作指导方针,做好上述几项工作,首先必须坚决纠正分散主义。纠正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大力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密切上下关系,加强同各校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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