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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动人的歌声
——记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在北京的首次演出
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 张非
我们怀着崇敬和赞佩的心情，欢迎从遥远的碧绿的亚得里亚海边，从美丽的地拉那，冒着盛暑的炎热的太阳，来我国进行访问演出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
作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艺术使节，歌舞团带来了极为丰富的艺术节目。这些歌舞节目的成功的演出，大大增强了中、阿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有着光荣的反抗侵略的战斗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的伟大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同时，也使中国人民认识了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的蓬勃发展。这些节目给我们留下了生动而深刻的印象。
首先，使人不能忘怀的是由卡乔·阿夫拉兹指挥的合唱。
第一支歌“第一师进行曲”（多拉·列卡作曲）就使人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合唱队，这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合唱队。一个不满七十人的男声合唱队发出的音量超过了通常的估计。那样宏亮而雄壮，充满了战斗的力量和伟大的气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第一师在同法西斯侵略者战斗中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另一支歌颂解放战争中杀伤数百人后壮烈牺牲的英雄阿西姆·节乃列的歌曲，深深地打动了每个观众的心。一个相当长的前奏唤起了人们的深沉的怀念。领唱者男中音阿格姆·托莫里通过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抒情曲调和富有表情的声音，表现了英雄的壮烈事迹，合唱队的鼻音伴奏更增加了痛切的怀恋之情，副歌则以富有民歌特征的曲调和节奏，表示热情的赞颂，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支歌无论在创作上和表演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是在同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的过程中诞生、发展，在胜利后壮大成长起来的。歌舞团的成员是从战斗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从歌舞团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参加了争取民族解放的一切战役，所以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军的思想感情。同时也由于他们来自人民又能够同人民密切结合，他们也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希望。“恩维尔·霍查水电站之歌”的演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支歌曲表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忘我的劳动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的光辉远景，那从民歌音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旋律显得亲切而又新鲜。
合唱队以十分饱满的热情和坚定有力的声音歌唱了苏联杜里柯夫作曲的“我们保卫和平”和瞿希贤作曲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人们从这歌声中感到处在巴尔干前哨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和以苏联为首的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强大力量。
中国民歌“东方红”和苏联歌曲杜拉耶夫斯基的“欢乐进行曲”的出色的演唱，表明了阿、苏、中三国的文化交流已经大大增进了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合唱队的高度艺术技巧和巨大的表现力量，在演唱格林卡的歌剧“伊凡·苏萨宁”的终曲“光荣颂”时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支歌曲曲调鲜明、有力，和声雄厚丰满，全曲庄严雄伟、气魄宏大，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充分地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演唱这支歌曲，需要合唱队具有宽广的音域，需要多声部的高度协和和纯熟的声乐技巧的灵活运用，而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的合唱队，在艺术指导卡乔·阿夫拉兹的指挥下，充分表现了上述的技巧。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表演，结尾处宏亮的钟声也压不住雄伟的歌声。演唱者完全深入到那种胜利、自豪的情绪中了，歌声有力地激荡着观众的心弦。人们感到，这彷佛不是“伊凡·苏萨宁”的终曲，而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对自己的伟大成就的歌颂，对和平民主阵营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的歌颂。作曲家格林卡的不朽乐曲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在这样的演唱中得到了光辉的表现，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效果。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的合唱队不仅善于表现富有军队气魄和伟大精神的现代的和古典的歌曲，同时也善于演唱经过加工的、在人民和军队中最流行的民歌。
阿尔巴尼亚的民歌反映了它的不屈的人民的历史，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文化的宝贵遗产。阿尔巴尼亚民歌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特有的音程和复拍子，根据语言的特色而产生的滑音和颤音，构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
晚会上，合唱队演唱了两支描写爱情的民歌。“说吧！说吧！”描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如何爱着一位漂亮的姑娘，他竭尽全力想找一束最美丽的花朵送给她，并希望永远留在她身旁。这支歌曲调优美，结构纯朴，7／8的节奏鲜明地表现了恋人的诚挚的希望。另一支歌曲“这里的泉井有没有水”是一支十分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歌。从它的曲调和节奏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个小伙子对于爱情的恳切的、深情的、甚至是有点执拗的追求。这支歌演唱得非常出色，使人感到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朝气蓬勃的青春的力量。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合唱艺术的成就是惊人的。他们在指挥卡乔·阿夫拉兹的领导之下迅速地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得到国内外观众的衷心的赞扬。这个合唱队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反映了他们的美好的新生活，反映了人民的希望和感情，反映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的高尚的政治品质和爱国主义热情。把描写民族解放战争、反映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歌曲，以及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歌曲放在重要的地位，同时也重视民歌的加工和演唱，得到广大人民和战士的热烈欢迎。这就给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以很好的启发和帮助。我们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演出的地拉那组舞
苗地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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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外国资产阶级的评论看我国五年计划的重大意义
——并略谈同帝国主义唱一个调子的人们
杨耳
当李富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之后，许多外国资产阶级的通讯社和报纸就发出了评论。这些评论，有的是造谣，有的是挑拨，有的表面上是轻蔑，但掩不住心里的慌张。
那些外国资产阶级通讯社、报纸反对我们的五年计划最毒辣的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手段，就是集中攻击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集中攻击我们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的政策，集中攻击我们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方针，集中攻击我们同苏联、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他们知道这些方针政策是实现五年计划，也就是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他们要从这些要害之处下手，企图挑拨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反对我们党的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在这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的通讯社，不管是“美国新闻处”、“国际新闻社”，或者是“美联社”、“合众社”，还有其它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通讯社，腔调都是一样的。
照这些老爷说来，我们重工业的投资太大了，我们也变成了帝国主义者的门徒，实行“压榨”劳动人民，也即所谓“牺牲消费者”了。他们说中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粮荒”，“中国大陆的农业经济经营得很不宽裕，饥馑的情况很普遍”。他们说，中国的粮食“输出太多了”。他们咒骂农业合作化政策，据“美国新闻处”马尼拉七月十七日电说，我们提倡农业合作化就是为了夺掉农民的土地。真奇怪，帝国主义者竟然站到“保护农民利益”的立场上来了！
看了李富春同志的报告特别是陈云同志的发言，就会知道这些谎言和谬论是如何的无耻了。陈云同志说得好：帝国主义分子“盼望我国出现粮荒；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我们仍然以自己的粮食正常地供应着全国人民”。
这些谎言特别容易使我们想到，在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也玩弄过同样这一套鬼把戏的。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底总结”一文中，曾经摘录了帝国主义分子这样的评论，例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纽约时报”评论道：“集体化事业已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已使俄罗斯濒于饥荒了。”一九三二年夏天波兰资产阶级的“波兰报”评论道：“……苏维埃政府及其农村集体化政策，似已陷入绝境。”斯大林当时指出，这些“‘硬头’人物”是如“中古时代掘出的顽石一类的东西”，事实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事实是怎样，他们横竖是要反对我们的。
但是，这些“中古时代掘出的顽石一类的东西”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说他们在三十多年前还有一种狂妄的自信，可以嘲笑苏联的五年计划是“梦想”、“梦呓”、“乌托邦”，那末，时至今日，他们就不能不把腔调放软些，只是说我们的五年计划能否实现是“可怀疑的”，“说不定的”，“遭到了严重的困难”云云了。对于顽石似的东西，这个变化能够算小吗？
我们这里再来看看外国资产阶级评论的另外的两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他们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承认我们计划的伟大。七月八日香港的“德臣西报”的“今日评论栏”里说我国“五年计划中的第三年内规定的发展计划只要一完成，就将为这个国家开辟一个新的和空前的纪元。”这个报纸还承认我们计划中的“这些数字不应认为是想像的虚构”。东京的英文日报“日本新闻”的社论，承认我们将有“巨大的发展”（泛亚社东京七月八日电）。法新社的七月七日电，承认我们的五年计划有可靠的财政基础。它在评论我们的预算时说：“这个国家的繁荣并不是人工造成的，不是建筑在通货膨胀上的。”他们称赞我们的五年计划是“抱有雄心的”，“雄心勃勃的”。
如果说这个“雄心”是指着中国人民建设自己幸福生活的雄心，那末这些话算是说对了。可是，“日本新闻”跟着还说：“警告是明显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对世界政治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句话的实际用意，无非是暗示说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就会向国外“侵略”。这不是白昼见鬼吗？
“日本新闻”的这一段话，也起了提示我们去想一想我们的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的作用。我们五年计划的完成，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将会怎样地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啊！它将给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人民，带来多大的鼓舞啊！而且，如果因为中国人民实现了五年计划，那些战争贩子们和他们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都将遭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不是极好的事情吗？我们有些眼光短浅的人，对我们的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根本看不见，或看见了但估计很低，他们的政治敏感，比起这家资产阶级报纸编辑来，不是未免差得太远了吗？
第二个方面，表面上看来似乎和第一个方面正相反，那些帝国主义的论客们，对我们的五年计划，故意表示轻蔑，他们甚至想把它说得一文不值了。在这一方面，英国广播公司七月八日的华语广播可以算是一个代表。它说中国在一九五七年生产四百万吨钢，“只不过是英国钢生产量的五分之一”罢了。它说，“中国在一九五七年工业发展的程度大概是跟英国、德国在一八九○年或者一九○○年所有的程度相等”罢了。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妄想降低我们五年计划的意义，让我们灰心丧气罢了。
可是，帝国主义者该倒霉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只愿看到我们工业发展的水平，但是不愿看到我们工业发展的速度。除了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之外，世界上曾经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么？现在且让他们轻蔑去吧，想用轻蔑来使我们丧气的企图，是永远也达不到的。难道我们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这个革命斗争是以把这些帝国主义老爷们一齐赶出了中国为结束的，不也是一直在他们的轻蔑之中取得的吗？其实，想把五年计划说得一钱不值的手法，同样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慌张，因为，如果他们并不怕它，又何必如此关怀它呢？
我们除了可以从外国资产阶级的评论中看到帝国主义者们又惊又恨的心情，因而对我们五年计划的意义可以懂得更多一些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帝国主义者正通过各种方法，包括通过暗藏在我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散布他们的谬论。我们这里也有些不明真象的人，有些社会主义觉悟不高的人，是可能被那些谬论、特别是被那些像是“保护农民利益”的论调弄乱了头脑的。而且，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些人，他们正在同帝国主义分子一唱一和了。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重视吗？
对于唱出同帝国主义分子一样调子的人，自然是要加以区别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是由于不明真象，对于他们需要教育；有的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于他们的阴谋活动应该坚决制止，即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有的却两者都不是，真象他们是明了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也是反对的，这就是说，他们还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在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却同帝国主义者有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根源于所谓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吧？这也就是值得这些人们深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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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救济工作
缪鸿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把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几年来，国家除了帮助少数民族改进生产技术，发展交通、贸易事业，加强文化、卫生工作外，还重视了对少数民族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人民进行救济工作。仅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年两年，内务部分配给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救济款即达一千五百七十四万元，重点用于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对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户和灾民的生产、生活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五四年是全国自然灾害较重的一年。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一年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有：西藏年楚河流域的水灾，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地区的雪灾、青海省果洛地区的雪灾等。对于这些地区受灾人民的救济工作，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投入极大力量。西藏年楚河流域江孜、日喀则地区发生水灾后，中央人民政府除拨款救济外，并指示西藏地区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一系列的救济工作。中央先后拨出救济款一百二十五万余元，人民银行并拨出贷款扶持织氆等手工业户恢复生产。贸易部门也大力收购藏民的土特产，供应受灾人民在渡荒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组织灾民参加修建公路，以工代赈。通过这许多工作，使灾民顺利地渡过灾荒。同年二、三月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发生严重的雪冻灾害之后，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即派出大批干部到灾区协助工作，并动员察哈尔盟、昭乌达盟大力支援，受灾各旗成立了抗灾保畜指挥部，领导群众采取破雪、喂料、搭棚、移场以及打更下夜、群众互助等办法，保护牲畜。为了及时解决牲畜饲料问题，中央除调派大批车辆支援外，并派飞机空投粮食、饲料一万八千公斤。察哈尔盟、昭乌达盟的边防部队也调拨出七十八万五千斤粮食，供给受灾牧民。青海省果洛地区一九五四年九月至十二月连降大雪，交通被阻，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民食、畜用；中央派飞机空投粮食十万斤，并由四川阿坝地区利用毛牛等运进大批粮食，及时地解决了灾区粮食、饲料的供应问题。此外，广西省一九五三年冬曾拨给贫苦山区少数民族人民寒衣五百十四万件，蚊帐二万七千多床。云南省一九五四年曾拨给贫苦人民寒衣十二万五千套。不少灾民在获得救济之后，感动得流下泪来。
救灾必先防灾，因此各地对于防灾工作也很重视。几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在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工作方面，已有很大成绩。如峨山县依靠互助合作组织的力量，一九五四年全县共整修了塘坝一千三百零三座、水沟三千二百二十条，开辟水源八百十五股，淘走沙水一百六十五处，支打水架六百处，添制水车二百五十八张，加埂积水二万多亩，战胜了山区常有的旱灾威胁。新疆省并在苏联政府帮助之下用飞机进行灭蝗工作。一九五四年苏联政府派出十七架飞机和灭蝗人员组成灭蝗团到新疆参加灭蝗，今年又已派出飞机八架参加灭蝗，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欢迎。内蒙古自治区许多地区接受了过去遭受雪灾的教训，进行了抗灾保畜的准备工作。如锡林郭勒盟各旗去冬贮草达四千多万斤，由外区输入各种饲料二百多万斤，另外还做了相当数量的圈棚、围毡等防灾设备，并帮助和动员牧民走“敖特尔”（放牧）。因此今年虽又遭七、八次暴风雪灾，但损失很小。
各地除注意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灾害的救济外，还发放了大量的农具和生产补助金，以扶助少数民族提高生产，增强少数民族人民的抗灾力量。聚居或杂居在西南各省山区约有八百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生产上多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游垦轮歇”。政府为了帮助他们改变这种落后情况，增加粮食生产，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两年国家就无偿地发放了各种铁质农具，共值七百八十八万元，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贵州省黎平县高青乡，无偿农具发放后，用牛犁田的由三十八户增加到九十五户。化民乡侗族和苗族农民得到了农具后，都非常兴奋，有的在耙上写着：“我爱毛主席，永不忘记他。”广西都安县七百石砻乡发放农具后开荒四百二十四亩，扩大了耕种面积。西康冕宁县哈哈彝族民族乡阿始乐村，过去在生产中很少有人薅草、积肥和施肥，现在一般都薅两次草，施三次肥，因此产量年年增加。彝民赤哈子家一斗玉米地，一九五二年收八斗，一九五三年收一石五斗，去年收了三石。由于生产的提高，改变了全村原来的贫困面貌。在县里召开的第二届少数民族代表会议上，在该村代表的建议下，把“阿比乐村”（彝语：破破烂烂的意思）改为“阿始乐村”（又新又好的意思）。
几年来，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和政府的大力救济帮助，遭受自然灾害的少数民族人民都安全渡过灾荒。峨山县富良棚村一九五二年平均每人吃大米一百二十五斤，一九五四年平均每人吃到一百八十三斤，依他得村过去一年要吃十背“年渣渣”渡荒月的农民，今年已全部有了足够的口粮。广西省平梁县龙色乡调查，全乡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户有了一床至几床被子，百分之七十三的户有了蚊帐。得到救济的人都自动开荒，努力生产。他们说：不好好生产就对不起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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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经济警察韦荣才
本报记者 刘希
贵州省建筑工程局人民经济警察韦荣才，是布依族人。他机智、勇敢，热爱自己的工作，在贵州省首届公安功臣模范代表会议上被评为一等人民经济警察模范。
韦荣才干过十多年的石工，一九五四年被调任人民经济警察，负责两个工地的治安保卫工作。工地刚刚建立不久，各方面都很混乱，木材、工具、零件常被盗窃。韦荣才看到这种情形，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在工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常和公安派出所取得联系，找工人谈话，了解工地周围的情况，并协助建立工地上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同工人纠察队。由于他能够艰苦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因而得到了工人的信任。从去年六月到现在，他破获了六起比较复杂的盗窃案件，追查出被盗窃的国家财产。有一次，工人向他报告赶马车的陈绍清偷工地上的材料。可是陈绍清很狡猾，他盗窃了上梁架的两个一尺多长的大螺丝，怕被人发觉，将螺丝截去一块，又淬了火。为了掩盖盗窃行为，他还故意把两个截短了的螺丝拿给工地上管材料的人看，说是买来的。韦荣才看到螺丝一头光滑发亮，一头生锈，觉得有问题。在他追查的时候，陈绍清装着理直气壮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买螺丝的发票，说：“真金不怕火炼，我没偷，你就是查也没用。”但是韦荣才并没有因为他拿出了单据就放松了追查。原来陈绍清曾在一个铁器铺里打过两个小螺丝，骗得一张发票，企图堵塞别人的耳目。经过对证，陈绍清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只得认了罪，交出了全部盗窃的东西。
在两个工地上，只有韦荣才一个警察，他常常站一夜的岗，第二天下午还要做调查和组织工人的工作。有一天中午，下大雨，工地上的木材被水冲去了。原因是工地太窄，木材堆放在沟沿上，山洪一发，水漫上了沟的两岸。这时正赶上韦荣才生病，他在工棚里，听到有人喊就一骨碌从铺上爬起来，叫醒了正睡午觉的工人纠察队去抢救木材。他们三十多个人跳到沟里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但是雨越下越大，木材被水冲下去的越来越多。离沟不远的地方就是南明河，眼看大批木材就要被冲到河里去。韦荣才从沟里爬上来，叫大家沉住气，他冒着大雨，跑到离工地半里路的工人宿舍，叫来了三四百工人，把被水冲下去的木材全部打捞上来。当韦荣才回工棚的时候，他头发晕，两条腿已经走不动了。
韦荣才保卫工地的事迹在工人中到处流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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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第二版
史枚
苏联 康士坦丁诺夫主编 刘丕坤等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认识社会现象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指导革命行动的工具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武器。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版的中译本，对我们学习这门科学将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分十二章。其中有一章是新增加的，有五章是把第一版中的两章或三章并成为一章了，其余也都经过认真的修改。篇幅比第一版缩减很多，而内容则比第一版更加充实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钥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一章阐明了这些规律。作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指示，着重地解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讲述社会形态各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各节中，指出这一规律是怎样贯彻着它的作用。作者还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特点和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发展是自觉地利用客观规律，但仍然要服从于客观规律的过程。这些都是比第一版显著地改进了的地方。
新增加的“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一章是十分重要的。它解释了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基础的能动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规律的发展和更替。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最基本原理，有很大的方法论意义。作者指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给整个社会关系总和的研究提供了指导线索”（一三○页），“使我们能够了解和研究社会革命、国家、法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一五五页）。
作者在这一章里，又根据苏联的经验，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创立、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基础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作者还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当中，工人阶级还依据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这一客观规律。”（一四○页）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决不能长久建立在两个对立的经济基础上：一个是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社会主义大工业，而另一个是产生资本主义成分的个体小农业。从这一点，就可以推论出在过渡时期必须不仅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而且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把社会主义的统一、牢固的经济基础建设成功。
苏联的这些经验，丰富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给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社会生活现象是复杂的，不能完全归结为基础或者上层建筑的范畴。如家庭，执行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一的人口的繁衍这一必要职能，其形式是决定于经济关系的，但它也表现法权的、思想的和道德的关系。因此，家庭是既属于基础、又属于上层建筑的现象。而如语言，是使人们能够互相了解并在人们的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是社会、人民的全部历史的产物，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的，所以它是既不属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现象。作者对这两种社会现象都有专节论述。
还有文化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应当深入探讨的。作者把文化区别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前者属于物质生活条件，属于社会的生产力；后者就其为社会意识形态而言，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现象。但无论是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都有许多要素在许多时代为不同的基础和阶级服务，而每一个社会制度和阶级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要求和目的来利用这些文化要素。
作者又指出，文化发展中是有革命发生的，可是文化革命不仅不排斥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联系和继承性，相反地以历史联系和继承性为前提。工人阶级正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文化而接受和改造过去的文化遗产的。这些对我们说来都是富有启发性的论述。
对我们特别有现实意义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两章。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一章里，作者说明了阶级产生的原因，阶级斗争是对抗性社会的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是负有推翻资本主义和引导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使命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作者根据列宁的指示，告诉我们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阶级斗争不是消失了，而是改变了斗争的形式，在许多方面成为更尖锐、更残酷的斗争。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的阶级斗争情况的基本变化，是无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的资格来进行阶级斗争，利用国家政权全部工具来反对敌人。在这种新情况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消灭反革命叛乱的国内战争和抵御帝国主义侵犯的战争；国家对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领导，吸引他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使资产阶级专家为无产阶级服务，利用他们的经验、知识并改造他们；用新的纪律来教育全体劳动者，克服其中落后的集团和阶层因沾染了资本主义的习惯和传统而发生的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的行为。如作者所说，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实了列宁的原理；阶级斗争教训我们要对人民敌人保持革命警惕性和不可调和性。
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章里，作者说，“人民创造历史，首先是因为他们生产物质资料，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一切伟大的物质文化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改变生产工具并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三五六页）
不仅如此。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政治生活方面起显著作用，可是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仍表现在历史上。“在各种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革命中，人民群众都起着积极的和决定的作用。”（三五九页）“虽然在过去的革命中人民群众通常都得不到胜利的果实，但是人民群众确是每次革命的主要的、决定的、突击的力量。”（三六○页）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更有极大增长。关于这一点，这本教材的第二版阐发得更充分了。作者说，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劳动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比奴隶和农奴大得多。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里，“摆脱了政治、经济和精神的奴役的人民群众，表现出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创造力量、主动性和英勇精神，使新社会有可能克服一切困难和正在发生的矛盾。”（三六二页）
但是，主观唯心主义把历史的主要动力归结为杰出人物，而客观唯心主义则认为个人和人民都是超自然力的玩物。历史唯物主义摈斥种种唯心主义的谬论而说明历史的需要创造出杰出人物和杰出人物用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去满足那需要，说明人的自觉活动对于历史必然性的影响和偶然性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同时，充分地估计到每个阶级的领袖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的作用。在这本教材的第二版中，作者指出了个人崇拜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相矛盾的，因为“它降低人民的作用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瓦解并麻痹人民的力量”（三八三页）；也指出了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优良特征是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且深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
这本教材重视苏联的历史实践的经验，注意阐发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除了在几章中有专节论述以外，“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律性”两章中更作了专门的论述。在后一章中，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特征，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前提和文化前提，以及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都是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的原理基础上改写的。
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在第一章中作了概括，其余各章中，特别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等章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
苏联学术界对这本教材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论，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等处讨论了这本教材，也都提出了很多可供我们学习参考的意见。前者的节译载于“学习译丛”今年第二期，后者的摘译载于“学习译丛”今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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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首次演出情况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从遥远的地拉那带来的优美的音乐歌舞节目，十八日晚在北京首次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演出的盛况和多次响澈大厅中的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首都的广大听众播送。
晚会的第一部分是大合唱。由约七十位歌唱家组成的合唱队，共演唱了阿尔巴尼亚、中国和苏联的十支歌曲。这些歌曲中有雄壮的进行曲，有抒情的民歌，有俄罗斯古典歌剧中的歌曲。阿尔巴尼亚歌唱家们以健康、朴实、明朗的音调，完美地表达了这些歌曲的感情。合唱队首先演唱了“第一师进行曲”，又演唱了“英雄阿西姆·节乃利之歌”。这两支歌是歌颂在阿尔巴尼亚解放斗争中建立了巨大功勋的人民军队和不朽的英雄的，它以雄伟的和声和有力的节奏，表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雄气概。大合唱中的两支阿尔巴尼亚民歌“说吧！说吧！”、“这里的泉井有没有水”，洋溢着欢乐活泼的气息和浓厚的抒情风味，表演者在一再谢幕后重唱了“说吧！说吧！”这支歌。合唱队又成功地演唱了中国歌曲“东方红”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博得全场历久不息的掌声，并在观众的要求下重唱了“东方红”的一段。大合唱的最后是演唱歌剧“伊凡·苏萨宁”中的光荣颂，这支歌引起观众长时间的鼓掌，表演者曾再三谢幕。
歌舞表演的第二部分以“南阿尔巴尼亚组舞”开始，一群穿着美丽服装的少女，以柔美的步伐出现在观众面前，她们和另一群步伐健康而有力的青年们合舞。在“莫吉特卡族组舞”中，男女舞蹈者们反复回旋，最后跳起集体舞，表现出人民群众为维护自己的婚姻习惯，勇敢地向封建阶级进行斗争。以一些抒情而美丽的地拉那舞组合而成的“地拉那组舞”，表现了青年们结婚时欢乐而愉快的心情，这个组舞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舞蹈的节奏由轻快转为徐缓，最后在欢愉的节拍中结束。
在晚会上，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的男声独唱、女声独唱和二重唱，都完美地表达了歌曲中的抒情意境。女歌唱家玛丽亚·克拉亚演唱的阿尔巴尼亚民歌和中国民歌受到了热烈欢迎。男声独唱家阿夫尼·穆利亚为观众重唱了中国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男声独唱家斯塔夫里·那发挨利演唱的歌剧“莱哥里脱”选曲的一段也作了重复的表演。
歌舞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兹尔江组舞”，是描写阿尔巴尼亚东北有着崇山峻岭的兹尔江山区居民纯朴的生活。表演者们以热情、愉快、豪放的舞姿，表现了阿尔巴尼亚人们的英勇果敢的性格和对幸福生活的热爱。
歌舞表演从八时进行到十一时四十分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和北京青年文艺工作者走上舞台，向歌舞团人员献花篮和鲜花致谢。这时，全场起立，经久不息地掌声响澈了大厅，台上与台下齐声欢呼“毛泽东！”“霍查！”
在今晚歌舞表演中间休息时，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等到后台会见歌舞团团员，表示欢迎和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