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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投资问题
未易
根据李富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共为四百二十七亿四千万元，其中分配给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的是三十二亿六千万元，占百分之七点六；而分配给工业部门的是二百四十八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即是说，工业的投资要超过农业的投资六倍半以上。人们提出：这样的投资比例是否适当呢？农业的投资不是太少了吗？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之一，人们关心农业投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应该给以回答。
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是否适当的问题。
大家知道，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的而且密切联系着的部门，必须协调地发展，而避免彼此脱节。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的工农联盟，就是依靠工业和农业彼此协调地发展而不断巩固的。工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农业，这是因为农业供应着全国人民的食粮，目前城市、集镇和工矿地区不从事农业劳动的九千多万人民群众，他们的食粮是完全由农民来供应的；同时，农业又供应着轻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和卷烟工业等所需的原料，绝大部分都要由农业来供应。依靠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产品，在目前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且，我国工业建设所需的设备和器材，有一部分因为国内不能制造，必须由国外进口，这种进口的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大部分也是用农产品出口换来的。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我国农业人口有五万万以上——又吸收着大量的工业品，成为中国工业品市场的主体，他们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就促进了工业的迅速发展。由这些方面可以肯定，农业提供了发展工业的条件。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当然，绝不是说因此就可以减轻发展农业的意义。如果有人以为可以轻视农业的发展，那是异常错误的。
但是，我们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工业占着领导的地位。工业永远是国民经济的主脑。工业对于农业，起着决定的领导作用。根据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发展生产的经验，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要把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改变为集体经营的大农业经济，并对农业实行技术改革，即以现代化的机器来装备农业。而农业要取得大量的现代化的机器，就非有工业的发展不可。只有工业发展了，特别是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这些重工业的主要部门发展了，才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各种农业机器，才能供给农业以大量的化学肥料和防治病虫害的药剂，也才能供给大型水利建设所需的建筑器材，直接地帮助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发展转而促进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就帮助了农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因为合作化了的农民在取得现代化的机器装备以后，就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并巩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制度，巩固集体劳动的制度，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因此，要根本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把农业转移到大生产的轨道上来，使广大农民永远摆脱贫穷和痛苦，必须大力发展工业。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针对苏联当时的情况说过：“必须努力发展我国工业，因为它是农业生产改造事业所仰给的基本泉源，必须发展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必须建设拖拉机工厂和农业机器工厂等等。显然用不着证明：不经过普遍定货合同制来促使基本农民群众进到集体经营形式，不用大批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等等来供给农业，便不能发展集体农庄，便不能发展农业机器站。可是，不加紧速度发展我国工业，便不能用机器和拖拉机供给农村。因此，加快速度发展我国工业，就是按集体制原则改造农业的关键。”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原来工业十分落后，特别是重工业的基础薄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发展工业，进行新工业的建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原来小农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占绝对的优势，要求我们积极地和有步骤地来实现农业的合作化，而五年内所能做到的，还只能把三分之一左右的农户组织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面，在组织这种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对农业只能实行初步的技术改良。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就是根据上述原则和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工业的投资比例特别大，是因为我们必须迅速地发展工业，以便为国民经济的改造建立起良好的初步的基础。农业的投资比例比较小，是因为我国的农业还不可能广泛地实现机械化，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林业建设也还不可能全面展开。
有人问：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投资的比例较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投资比例要大得多，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
情况确实是这样。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投资，包括农业贷款在内，共计九十七亿卢布，即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九点二，比我国的要大得多；而工业的投资，包括大修理费用在内，共计二百四十八亿卢布，即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一，从比例看比我国的要小。这个问题，除了投资所包含的内容和计算的方法在苏联不同于我国现在以外，主要是因为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业中广泛地实现了集体化，到一九三二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这个基础上，苏联在农业方面广泛地实现了机械化，国家供应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民的拖拉机在十二万台以上，还供应了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苏联在全部农业投资中，用于新建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建设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
同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投资比例虽然比较高，但以后几个五年计划的农业投资比例就比较低，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占百分之十，第三个五年计划占百分之五点七，第四个五年计划占百分之七点九。这种情况，表明了苏联的农业投资比例是先大后小，再逐渐上升的。而在我国，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投资比例比较低，但以后几个五年计划有可能逐渐提高，即将表现为先小后大、逐渐上升的情况。我国同苏联的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两国工业基础的不同和农业合作化的步骤的不同所决定的。
由上述分析可以肯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因此是适当的。那种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投资比例太低而工业投资比例太高的看法，是错误的，那种认为可以削减工业的投资来增加农业的投资的想法，是更错误的。
那末，从需要来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的投资数字是否太少呢？
李富春同志的报告指出：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并没有包括农村救灾费、农业贷款等项，更没有包括农民自己投入生产的资金。如果把这几笔钱都算进去，则五年内为发展农业的资金总数将接近于工业的投资数字。
应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三十二亿六千万元，其中应该扣除属于木材工业和其他非农业性的投资，同时应该加上非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的农业性投资（如教育部门的实验农场和运输部门的植树造林等等）。这样计算的结果，在实际上，农业、水利和林业方面的（即农业性的）投资为二十六亿八千万元。除此以外，国家在五年内对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还有拨款二十八亿四千万元，这种拨款，主要是这些部门的事业用费，如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兽医站的经费、有关水土保持的经费、江河基本工作的经费等等，是直接地和间接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国家拨出的军垦费三亿元，大部分将增加农业固定资产用来开垦荒地；国家拨出的农村救灾费十亿六千万元，将直接地和间接地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国家增拨的农业贷款十五亿二千万元，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会起直接的作用。上述各项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相加，那末，国家在五年内直接和间接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支出将共达八十四亿元。
我们还应该估计到，农民为了再生产，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资金投入生产。统计机关根据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和农民的生产资料购买力的增长速度，估算了农民在生产资料方面（包括农具、役畜、建筑房屋用材料、种子、肥料、饲料、农药）的支出，在这些支出中，扣除了农民的农具、役畜房屋的折旧费和为农业的简单再生产所消耗的种子、肥料、饲料、农药的费用，那末，五年内农民自己用于增加固定资产的资金约为六十亿元，用于增加流动资产的资金约为四十亿元，合计为一百亿元左右。
国家在五年内直接和间接用于发展农业的资金八十四亿元，加上农民五年内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一百亿元左右，共为一百八十四亿元左右，即每亩地平均将有十元以上的投资，在我国农业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可以说是够用的。
应该指出，有些人低估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就怀疑农民是否可能把大量资金投到生产中去。甚至有个别的人，他们不愿意承认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所起的巨大作用，不愿意承认国家对农民在生产上的巨大援助，把解放以后的农民同解放以前的农民一样看待。这种看法，显然是和事实不相符合的。
诚然，由于资料不全，有关单位估算的五年内农民自己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总数一百亿元左右，同实际情况将有若干出入，是可能的。但是，农民有可能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其投资总数将达一百亿元以至超过一百亿元，也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农民能够用大量资金来扩大再生产呢？我们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国农业生产是逐年发展的。一九五二年是我国农产品丰收的一年，在这个基础上，虽然一九五三年许多地区发生了春旱秋涝和一九五四年许多地区遇到了特大的洪水，但一九五四年的粮食产量仍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三点四，即一百
一十多亿斤；糖料、油料、烟叶等技术作物在两年中一般都有增加，只是棉花减产了。如果不是农民扩大投资于生产，粮食和技术作物的增产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国农业合作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就有可能使农民扩大投资于生产。一九五四年底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总数将近五十万个，一九五五年夏季已达到六十五万个。大家知道，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有可能增加投资来扩大生产的规模，全国合计，每年的投资数字将是很大的。
第三，国家在一九五三年关于农业税的征收额三年不变的决定，相对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除以一部分用于改善生活以外，将以另一部分来扩大生产规模。
第四，国家不断地扩大农业生产资料方面的生产，将促使农民增加生产投资。两年来农具、肥料、农药等的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但仍然供不应求；今后年份农业生产资料还将继续增产，农民当然也将继续增加生产投资。
第五，国家对粮食、棉花、棉布、食油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使有剩余农产品的农民能够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剩余农产品，使需要购买农产品的农民能够按照合理的价格取得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免除了农民在农产品的买卖中所受到的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操纵和剥削，因而有可能增加生产的投资。
由上述可见，解放后农民扩大生产的投资是必然的趋势，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怀疑农民能否以大量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是没有根据的。
为了使农业的增产有更可靠的保证，除计划规定的用于发展农业的资金和贷款以外，国家打算再从节约基本建设投资二十亿元中，以四分之一投资于农业，即用于开垦荒地、移民耕种和增修水利等方面，以扩大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进一步防治水旱灾害。国家又打算，随着农业合作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五年内增加农业贷款十五亿二千万元的基数上，将再增加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二亿元。
农业的投资和贷款的增加，对发展农业当然将起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我国目前小农经济在农业中还占优势，因此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农业的合作化，并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来动员和帮助广大农民进行适当的技术改良，发掘农业的潜在力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对于参加各种具体形式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也应该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这也就是说，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必须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并结合地方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的增产措施，推广先进的增产经验。正如李富春同志在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各省必须集中足够的力量放在领导农业增产上，至于专区、县、区、乡，则无例外地必须以领导农业生产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工作的重点。”
我们认为，只要加强各级党政机关对农业的领导，五年农业增产计划是可以完成的，也有可能争取超额完成。而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就可以保证全国人民的食粮的供应，保证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保证进口工业设备和建筑器材所需要的外汇的取得。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农业同工业脱节的危险，并使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从而保证工业的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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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剧在莫斯科
本报记者 李何 苏蓝
苏联人热烈地欢迎和高兴地观看了中国越剧团在莫斯科和苏联各地的演出，给了越剧以中肯的、精辟的、全面的、高度的评价。这一方面反映了苏联人民对中国艺术的喜爱，另一方面表现了苏联观众富有欣赏和鉴别世界艺术的才能。
苏联人是非常想看中国戏剧的。多年前他们欢迎了梅兰芳的京剧，四年前他们欢迎了中国青年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歌剧，而现在他们为中国越剧团演出的“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喝采。
中国越剧团在莫斯科期间，九、十、十一日演出了“西厢记”，十二日演出了短剧“拾玉镯”和“打金枝”，十三、十四、十五日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十日和十五日，莫斯科电视台传播了“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九日演出后，“西厢记”中“惊艳”一场被拍成了电影。
语言的隔阂没有成为观众欣赏越剧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人们观后纷纷说：“越剧团演出的‘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充满着人民性。”“这是现实主义的巨作。”“这是美妙的抒情的诗篇。”
对越剧的重视和评价，集中表现在各个报纸的评论上。“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苏维埃文化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都接连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越剧和越剧团，评论“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
“越剧迅速在民间广泛流传。这是因为这种剧是以现实主义和真正的人民性为特点的”——“真理报”八日介绍越剧时这样说。十一日，在越剧首次演出后又写道：“遵循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示，中国歌剧的先进工作者能够抛弃许多过时的、陈旧的、使民族的戏剧停滞的东西，而保存美好的、悠久的、贯穿着真正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文化的优秀的有活力的传统，现在这些传统在越剧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发展，在年青的、天才的和勤勉的剧团中，这些传统得到了现实主义的肯定。”
“高尚的爱情的诗”——“真理报”十一日发表的这篇由胡波夫写的评论这样称颂了“西厢记”。作者说：“‘西厢记’在越剧中得到了高度真实的、非常细致的、令人鼓舞的演释。”“这个剧以真正的音乐性，美感，导演的才能，演员技巧的精炼，特别是那把台上表演——故事——的全部发展统一起来的内在旋律，令人入迷。”“文学报”十一日发表艾特林的评论说，人们从“西厢记”里看到了“极纯朴和极现实主义的剧，同民间的传统联系并且极为现代化的光辉的艺术，高度思想性的艺术，富有民族色彩而同时接近每个人”。“苏维埃文化报”十一日发表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演员斯维什尼科夫的文章。他认为“西厢记”的演出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故事情调的惊人的抒情的温暖、柔和、真挚；第二是形象的心理表演的深刻，特别是崔莺莺的形象。
报纸都赞美袁雪芬所创造的崔莺莺的形象。胡波夫说：“天才女演员袁雪芬扮演的主角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所创造的声乐舞台上的莺莺形象，充满着极端纯洁和温柔的梦想。柔和的嗓子有表情地、清脆地唱着，她的舞台动作迷人地优美。”斯维什尼科夫说，袁雪芬向观众表露了莺莺这个中国戏剧的古典形象的心理深处。
饰张珙的徐玉兰，饰红娘的吕瑞英和饰崔夫人的张桂凤，因为她们都善于表达人物的性格而受到了报纸的好评。观众喜欢张珙的诚挚高尚，红娘的天真诙谐和富有正义感。许多报纸指出，由于现实主义的内容和高明的演技，观众看不出舞台上的男角是女演员扮的。
苏联艺术界人士认为：越剧比欧洲的歌剧是更加综合的，它把话剧、哑剧、歌剧都综合在一起。舞台上演得这样调和，甚至当乐队停奏的时候，音乐继续在演员们的合拍的优美的动作中响着。胡波夫指出：“西厢记”所挑选和提炼的民间韵律是能够刻画出剧中人物和舞台的情景的，是丰富的、令人倾心的，但如果乐队扩大和补充一批低音乐器，那么音乐的效果会更大。“劳动报”十三日发表的作曲家科瓦尔的文章中也指出，“西厢记”中的音乐能够给对话场面以准确的节拍，能够叙述事件，强调高潮，灵敏地反映演员每个内心的激动。“西厢记”的布景和服装也引起人们的巨大兴趣。“共青团真理报”十一日发表的阿纳斯塔西也夫的文章说：“莫斯科人在‘西厢记’中看到了不单舞台艺术的极妙形象，还有中国人民的无与伦比的绘画。每幕布景都再现出中国的自然和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如画的、美丽的，很好地帮助传递人物的生活气氛，无怪在每当幕启时都博得热烈的鼓掌。”
“西厢记”的剧情对于苏联人还不算怎样生疏，因为“西厢记”曾经被译成俄文，而且在莫斯科的剧院演出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情对于莫斯科观众是完全新鲜的。观众们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利叶。”“楼台会”一节使不少观众的眼眶都红了，甚至掉了泪。塔斯社的消息说：“观众深深地感动和赞扬这个以两个情人的自我牺牲的诗一般的故事为基础的戏剧。”“苏维埃文化报”十六日发表了沙克瓦的文章“中国艺术的香花”。作者在详细介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后说：“经过许多世纪的琢磨，故事现在保存着不谢的美妙和完全如画的形式。故事中充满着反对封建社会偏见的激烈抗议的精神。”
“真理报”十五日发表了卡巴列夫斯基以“古老文化的青春”为题的评论。作者曾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在北京看过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他说：“在北京时候，这个剧以它的诗意、深刻的音乐性和漂亮的演技，给我巨大的印象。在这短短期间，越剧团进步得多么大呵！越剧团的天才的工作人员们是真正的革新者。他们善于把古典歌剧的最丰富的悠久的传统同现代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爱护和发展自己艺术的民族形式。”
报纸称道扮演梁山伯的范瑞娟和祝英台的傅全香。上述两位作者说：范瑞娟创造了纯洁的、崇高的和有点稚气的青年的形象。范瑞娟在以女扮男和“十八相送”一场没有全部布景的条件下演得逼真。傅全香在抒情场面演得好，但她的舞台和音乐的才能最充分地表露在戏剧性和悲剧性的场面。在祝英台牺牲前的独白，是表演的真正高峰。她所创造的形象是少女的英勇和伟大爱情的体现。张桂凤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饰老汉祝公远同在“西厢记”中饰老妇崔夫人一样逼真，也使人惊叹。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西厢记”一样，使苏联人感到巨大兴趣的，是歌剧同话剧的结合，是音乐同动作和说唱的交织。卡巴列夫斯基认为，“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时有交响乐的插曲，以及各种分散的声乐音部，是很大的进步。观众很满意这个剧后面几场的音乐气氛。人们觉得乐队演奏得很好，中国乐器的特有的音调能够加强音乐的动人效果。
报纸都把巨大的敬意寄与中国越剧团的导演吴琛，“西厢记”的音乐指挥刘如曾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指挥顾振遐，两剧的舞台设计苏石风和幸熙。
中国越剧团在莫斯科演出期间曾经和苏联戏剧界进行了接触，交流了经验。十四日，苏联导演和演员们陪同越剧团游莫斯科河。在船上，歌剧“暴风雨”、“叶夫根尼·奥涅金”、“多瑙河彼岸的萨坡罗什人”的导演纳·费·马列卡雅、玛·索·郭凡狄娜、玛·里·米尔采尔和许广平、吴琛、袁雪芬等进行了谈话。她们认为，越剧比京剧更能深刻地表达内心感情。她们说：像“西厢记”中主角所表达的克制的感情，本来是很难表达的。她们觉得，越剧是具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原则的，因为它很成功地使内心感情和外在表演相结合。她们很惊奇：越剧中的歌唱和对白和音乐配合得这么准确。她们询问了这方面的经验。许广平、吴琛和袁雪芬等也请教了她们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创造方法中的一些问题，和她们执行导演工作的经验。
苏联人民演员奥布拉兹卓夫对于越剧怀着巨大的兴趣。他正写一本介绍中国戏曲的书，其中将介绍越剧。他认为，“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一场，布景和演员的动作不够调和。布景有山有水，但演员的动作包括更广。如一会儿到了庙宇，一会儿到了井边，但布景上没有这些东西。他觉得可以把布景更具体化，加上庙宇、水井等，以配合演唱；也可以发挥中国戏曲的特点，如“秋江”一剧那样只要演员的动作。吴琛表示：目前要装置全部布景在条件上还有困难，但对奥布拉兹卓夫的意见很重视。
中国越剧团在莫斯科和明斯克的演出是有成绩的。它将在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继续和苏联观众见面。苏联人们认为，越剧在苏联的演出，有助于中苏文化艺术的交流。越剧团的人们认为，在苏联的演出，对于今后进一步提高越剧，是非常有益的。
（八月十六日发自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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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产业部门同科学研究部门的合作
俞康金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科学研究工作。用高度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大工业，需要有各种科学研究所或科学实验室为它服务。加强生产企业同科学研究部门及高等学校的合作，是使科学为生产服务的重要方法。
重工业部最近发出了“关于加强生产企业和科学研究部门及高等学校协作”的通知。这是产业部门注意加强同科学研究部门和高等学校的联系和合作的一个重要文件。希望各产业部门注意这个文件，并根据自己的情况改进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
加强生产企业和科学研究部门之间的合作，可以使科学研究部门经常了解到生产企业的情况和要求，使它们的研究工作能够结合实际，解决生产中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把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到生产中去。这样，生产企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平也就能够不断提高。通过合作，生产企业可以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一定的要求，提供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和研究资料，这就能够给科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从而推动科学前进。通过合作还能够更有效地培养科学技术干部，使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有机会深入厂矿，获得实际生产知识；厂矿的技术人员可以在科学研究部门的帮助和合作下增进理论知识和试验研究的工作经验，高等学校的学生也能够根据合同得到生产实习场所，同时也给生产企业以一定的帮助。由此可见，加强这种合作对发展科学事业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培养干部都有很大的意义。
为了做到这一点，希望科学研究部门和生产企业的领导人员能够树立起长期合作的观点。科学研究成绩的取得，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但是，在某些生产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间还有一些互相轻视、互不服气的思想，而个别的企业领导人员也有怕麻烦、怕影响生产的思想，不愿科学研究机关的人员到现场进行试验工作，不愿接受高等学校学生下厂矿实习。这样，必然会妨害科学和生产的合作，妨碍厂矿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彼此间的合作和帮助。只有扫除这些思想障碍，才能真正建立起产业部门同科学研究部门、高等学校间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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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公文报表“泛滥成灾”
谷洪
公文和报表是推动工作必要的工具，轻视公文和报表的作用是不对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机关的业务愈来愈繁复，公文和报表也必然有一定的增加。但是根据整编中所揭发的情况来看，许多机关的公文报表已多到惊人的程度，其中有许多公文报表不但不是工作所必要的，而且给工作带来严重的危害。
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邮电部一九五四年收发各种文电达二十九万四千多件，铁道部仅发文即达二十六万三千多件。省级机关也不少，辽宁省一级机关半年内发下去的公文有十五万件，重达三十吨。中央机关制发了报表，地方机关还要逐级增加，结果，报表在基层组织中就“泛滥成灾”。大连钢铁厂要填两千多种报表和原始记录，据山东省即墨县的县一级十七个机关、一个区和两个乡的不完全统计，共有报表四百三十种。这样，基层组织不得不用很多的时间来填写报表。加上报表的项目繁多，难填，给基层工作人员增加了更多的负担。中南税务局有个数字报表，从头到尾计算一次，需要打一千六百多次算盘。发到河北省通县大台乡的一个调查表项目繁多，报表纸长达三尺，乡工作人员叫这表是“裹脚表”，忙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填写完。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事实上，有些公文和报表是可以少发甚至不发的。本来当面谈谈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有些机关却要行文。对外贸易部一九五四年收发的二十一万七千多件文电中，不必要的抄件即有六万八千多件，占百分之三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今年一至四月份平均每月发文将近两千件，其中批复约占百分之八十，而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不复的。正因为许多公文报表是不必要的，因此送来送去，没人负责。燃料工业部电业总局的基本建设财务科，前两年报来的二千多个单位的工程决算表，因用处不大，到现在还锁在柜里，白白浪费了九千个工作日。难怪有人说：“只要报表，不看报表，报表一到，捆起睡觉。”
不仅公文报表多，而且处理公文报表的手续也繁琐、复杂。中央一级机关一般公文从收进到发出需要经过十几道手续，有的甚至要经过七八十道。有些公文踢皮球似地踢来踢去，问题拖延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不得解决。如林业部去年二月收到江苏省南京市木材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关于改进木材计算尺节约木材的建议，经过六个单位推来推去，拖延了五个月的时间不能处理，又将原件退回江苏去了。燃料工业部收到云南水电工程局报送修公路预算一文，传了两个多月，公路已经修好，但是预算还没有批回。
这种公文报表泛滥的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呢？不用说，这是由各机关严重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的。具体情况有两种：一种情况是，某些领导人员不深入下去检查计划执行情况，而是在办公室中坐等情况到来，因此不得不大量地向下边发公文报表，但下面送来的东西太多，看不了，于是只得看一部分或看主要部分，有的甚至根本不看，束之高阁。第二次需要情况时，还照样伸手向下面要。就这样，公文报表愈来愈多。另一种情况则是，某些领导人员把发公文、要报表当做“正规化”的工作方法，因此不管事情大小，有无必要，都要行文发表。实际上这是形式主义的领导方法，是旧衙门的习气的表现。
其次，机构重叠，层次过多，也是造成公文报表多的重要原因。机构层次多，发文造表也就多，何况这些重叠机构往往分工不清，在处理问题时推来推去，更增多了不必要的文电来往。过去燃料工业部自部到基层厂矿共有五级机构，一九五四年下摄司新机工程处借调峰峰新机工程处给水泵的问题的公文，先后在燃料工业部三个局、二个处、四个厂矿等九个地方转来转去，来往公文二十八件，问题拖了一年八个月才得解决。
根据上面的情况看来，在精简机构后，改变公文报表多的现象的主要办法就是克服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人员不要只是坐在办公室中批阅公文，还应当深入现场，指导工作。这样不但能够大大减少公文报表，而且领导深入实际后，所必要发下去的公文也能切合实际情况，收到更大的效果。另一方面，领导人员要亲自掌握报表这一工具，不能听任工作人员随便散发。要做到该发的发，不该发的一定不发，决不要为了自己方便，而给下级机关带来无数麻烦，影响他们的工作。
通过整编工作，有些机关在克服文牍主义方面，已经有了初步成绩。燃料工业部、对外贸易部等检查了过去公文处理中存在的问题，举行了文牍主义的展览会，使工作人员进一步认识到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轻工业部明确规定了批发公文的范围和内外联系制度，现在来往公文就减少了。该部整编前平均每天发文四十至六十件，现在每天平均只发十六件。对外贸易部发出的电报，也较第一季度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四十。第二机械工业部把现行统计报表减去了百分之五十七以上。有些机关减少了核稿手续，规定重要公文由领导工作人员亲自拟稿；有些机关还规定了制发报表的严格批准手续。但应该指出，还有许多机关，由于领导人员不重视，还没有着手改进公文报表工作，有的虽然作了一些，但很不深入。这是应该立即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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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工业部通知各生产企业
加强同科学研究部门和高等学校的协作
重工业部最近发出关于加强生产企业和科学研究部门及高等学校协作的通知。这是产业部门注意科学研究，注意加强同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联系的一个重要文件。
通知指出：加强生产企业和高等学校及科学研究部门的协作，是组织起来应用高等学校及科学研究部门的技术力量，提高生产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
通知中说：一九五四年，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钢厂、沈阳冶炼厂、太原钢铁厂等企业在试制新产品、改善设备、改进操作、利用资源等方面所遇到的许多为企业本身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便是由于取得了有关科学研究所和高等学校的帮助而解决的。
通知要求：一、各生产企业应在总工程师的领导下，由各企业的中心试验室负责，同有关科学研究所及高等学校建立经常的联系制度。及时向他们提出本企业科学技术工作发展情况和请他们帮助解决问题；向他们征询技术改进意见；交换有关资料；互通研究工作情况，互相报告成果。二、各管理局应逐步组织企业和有关科学研究所及高等学校订立协作合同，如基础较差，尚无条件签订年度、季度合同的，可先从专题研究的合作入手，逐步加以扩大。三、各生产企业应根据实际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邀请有关科学研究所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家、教授为企业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作专题报告，介绍科学研究情况和经验，并运用共同组织专题研究小组，委托培养人材等方式，来提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四、各生产企业在不泄露国家机密和不妨碍生产的原则下，应尽可能为科学研究部门及高等学校研究或实习提供条件，给予人力、物力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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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第一机械、轻工业、邮电、电业、建筑业职工等
分别举行运动大会和球类选拔比赛大会
全国第一机械、轻工业、邮电、电业、建筑业各系统职工和教育工作者，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举行了体育运动大会或球类选拔比赛大会，选拔出优秀运动员准备参加今年十月初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
在旅大市举行的中国第一机械职工首届体育运动大会经过三天比赛在八月八日下午结束。大会期间，三十个单位的近千名运动员和三十八个男、女篮球队和排球队分别参加了田径赛、自行车比赛和篮、排球比赛。
全国轻工业工人球类、田径选拔比赛大会十一日在天津闭幕。这次大会有东北、华北、广东、上海等地和长芦、淮北等四大海盐区的三百多名运动员参加。他们在六天中，共进行了三十五场足球、男女篮、排球比赛，并且测验了部分田径项目。
一九五五年全国邮电工人足、篮、排球选拔大会八月七日到十四日在济南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武汉、重庆、西安、济南等地的球类运动选手二百九十八人组成的三十二个球类代表队。大会共进行了七十二场比赛。参加大会的男、女运动员都是各地邮电部门的球类运动的爱好者。武汉女子篮球代表队队员唐仪珍，虽然已是六个孩子的妈妈，但她仍然坚持体育锻炼，有着一付强壮的体格和充沛的精力，因而在工作上能够发挥积极主动的精神，曾获得优秀工作者的称号。
历时三天的中国电业职工首届体育运动大会十六日在北京闭幕。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大会的闭幕式。这次大会有华北、东北、中南等八个电业代表队，共五百多名运动员参加。大会期间共举行了三十八项男子和女子的田径竞赛。在大会开幕以前，并举行了一百零四场足球和男女篮排球预、决赛。在球类比赛中，获得足球冠军的东北电业足球代表队是由牡丹江、旅大、鞍山等地电业单位的职工组成的，其中有先进生产者，有技术人员，有十八岁的年轻运动员，还有六名朝鲜族运动员。
在太原市举行的全国建筑业职工篮、排球选拔大会历时三天，于八月六日闭幕。大会选出出席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的男女运动员四十八名。大会举行之前，沈阳、哈尔滨、旅大、上海等十一个城市曾分别举行当地建筑业职工运动会，参加的运动员共一万四千多名。
在青岛举行的中国教育工作者篮球、排球、田径、举重选拔赛历时八天，在十四日闭幕。参加这次选拔赛的近四百名男女运动员是由北京、上海等十六个大、中城市选拔出来的。参加球类选拔赛的有二十一个男女篮、排球队，先后共进行三十七场激烈比赛，参加田径、举重选拔赛的共有九十八名运动员。
中国人民银行全行球类选拔赛大会，七月二十二日起在青岛举行，于八月六日结束。大会选拔出男、女运动员八十二名，组成全行球类代表队，准备参加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参加这次选拔赛的三百五十四名男女运动员是从二十五个省和三个直辖市选拔出来的。在实力坚强的东北队中，有来自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的十六个朝鲜族运动员。延边中心支行人人都参加广播体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作人员坚持着足球锻炼。（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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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五五年全国大、中城市分区篮排球锦标赛
西安南昌上海沈阳四个竞赛区比赛开始
“一九五五年全国大、中城市分区篮、排球锦标赛”西安、南昌、上海、沈阳四个竞赛区的比赛，已在十四日开始。
参加西安区比赛的有兰州、重庆、成都、太原、乌鲁木齐和西安六个城市的二十四个男女代表队；参加南昌区比赛的有武汉、南昌、长沙、南宁、广州、台山六个市、县的男女代表队；参加上海区比赛的有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合肥等市的十九个男女代表队；参加沈阳区比赛的有唐山、旅大、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十八个男女代表队。这些代表队中有不少少数民族的运动员。另外，出席上海竞赛区的二百二十六个运动员中，有一百二十九名女运动员。以上四个竞赛区的比赛预定在八月下旬结束，最后产生各竞赛区的男女篮排球冠军和亚军。（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