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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克服右倾思想
湜辛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通过这个斗争，不仅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而且使得我们很多的人学会了辨别好人和坏人，特别是辨别那些表面上拥护革命而实际上反对革命的坏人。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已经查出了一大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还有相当多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被揭露和清除。同时我们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抵抗和破坏这个斗争。他们不只是采取更加狡猾的办法将自己的真象隐蔽起来，企图蒙混过关；而且制造谣言、写恐吓信、贴反动标语，甚至行凶杀人，公然破坏这个斗争。这些都说明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我们必须把这个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不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就要危害我们。
但是在当前的斗争中，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对敌情估计不足，对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斗争不够重视甚至很不重视。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阻碍着斗争的进一步开展，这是应当坚决加以克服的。
有一些同志只顾业务，不问政治。他们借口“业务忙，顾不上”，不参加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推卸对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领导责任。当无法推卸责任时，他们虽然也在名义上参加了对斗争的领导，实际上并没有进行真正的领导。他们不了解情况、不研究情况，对本单位本地区存在的问题心中无数。山西省工业厅工矿研究所副所长张浩敏同志就曾把领导这个斗争看成“麻烦”，认为“不能因这些事情耽误别的工作和会议”。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巩绍英同志在斗争开始时甚至提出：“要我领导搞历史课本，我拚命也要完成任务；若要我领导这个运动，我就要躺倒。”不能否认，目前我们各个战线上的任务是繁重的，我们许多领导工作人员的工作是紧张的。也不能否认，要开展这个斗争就需要拿出时间拿出力量，这对眼前的业务工作也不是丝毫没有影响的。但是谁要是以为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可以照样搞好业务，那就完全错了。要知道反革命分子并不因为我们业务忙而放松对我们的破坏。你顾不上去整他，他可顾得上整你。反革命分子孙移山窃踞了大连油漆厂主任工程师的职位，利用技术和职权进行了一连串的暗害勾当，使得这个厂连续两年没有完成新产品试制和国家紧急订货的任务。试问，我们不去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搞好业务究竟有什么保证呢？为了很好地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我们应该对当前的工作和斗争加以适当安排，分清当前工作的轻重缓急，把比较次要的业务工作缓办或不办。这样做正是为了我们业务的长远利益，为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有一些同志总是设想：“反革命分子在别处有，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当然，我们不能盲目地夸大敌人的力量，在没有查清以前就肯定每一个机关每一个部门都有反革命分子。但是在没有查清以前，也不能盲目乐观，就肯定自己这个机关这个部门就没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目前若干事实证明，敌人确实已经钻进了很多机关很多部门。在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以前，文艺界的许多人曾经认为文艺界是“摇笔杆子的文人”，不会有什么反革命分子。事实反驳了这种说法。在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以后，又有许多人认为胡风分子文艺界有，别的地方没有。事实也反驳了这种说法。现在我们又听到诸如此类的说法。例如，有些公安、军事、机要、国防工业部门的同志说：“我们这里是要害部门，保卫工作十分严密，反革命分子钻不进来。”可是越是我们的要害部门，反革命分子就越要想方设法往里面钻；而要害部门有了一个反革命分子，他的危害也就特别严重。既然反革命分子杨帆能够钻进公安部门，而且窃取了上海市公安局长这样的重要职位，别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不可能钻进我们的其他要害部门呢？实际上许多要害部门都已查出了反革命分子。有些部门的同志说：“我们这里不是党员就是团员，问题简单。”但是现在混进了共产党和青年团内的反革命分子难道还在少数吗？一些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以及反革命政治流氓李万铭，都曾骗取了共产党员的称号，难道不是事实吗？
也有一些同志在领导这个斗争中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一提到发动群众，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过去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中所产生的某些偏差。他们或者强调防止偏差而不去依靠和动员群众，以致这些单位的斗争软弱无力，群众的战斗队伍没有组成，反革命分子的气焰却很嚣张；或者当群众刚刚发动起来，不去继续正确地领导群众深入斗争，而是束手束脚，给群众泼冷水。这种害怕发动群众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过去的整风、“三反”等运动所以能取得伟大的成绩，正是因为充分发动了群众的结果。不充分发动群众，要取得这些运动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在这些运动中虽然也曾经出现过个别的、暂时的偏差，但这并不是因为发动群众错了，而是因为某些领导同志在运动中没有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正确地领导群众。我们在当前的斗争中是要吸取过去群众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我们首先应当吸取的就是充分发动群众这条最宝贵的经验，同时要严格遵照党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去进行工作，对群众实行正确的领导。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看到过去运动中的个别偏差，便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不去发动群众进行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依靠群众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就更加需要依靠群众，需要有千百万双眼睛去监视敌人。只要广大群众警惕起来和动员起来，同专门机关的工作密切配合，任何反革命分子也将逃不出人民的天罗地网，任何狡猾的隐蔽的敌人也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对外贸易部的同志，学习了关于胡风事件的材料后，觉悟性和积极性大为提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查出了三个特务。山西富家滩煤矿最近进行了一次反破坏事故的斗争，经过广大职工的检举揭发和工作组的调查对证，也查出了八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还应当提到有些同志在这个斗争中空喊提高警惕，而实际上并没有提高警惕。这些同志在斗争中虽然不止一次地“大吃一惊”，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大吃一惊”中清醒过来。他们或者没有把这次学习和斗争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当作武器，去检查过去的工作，发现存在的漏洞和问题；或者不把当前的学习和斗争同改进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一面学习和斗争，一面及时地改进工作，不使反革命分子再有任何可乘之隙。有一个中央机关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两起反革命分子割断电线阴谋杀人的事件，他们都并没有立即利用这两个事件向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借以提高群众的警惕性和斗争积极性。这个机关在检查了保密制度不严的缺点之后，仍然将机密文件交由一般的通讯员递送。江苏有一个市公安局在一九五四年曾经发生遗失机密文件、刊物和公安材料等事件四十四起之多，可是这个单位在这次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竟然又发生严重的失密事件，将一批机密文件和公安材料当作废纸倒在外面的垃圾箱中。显然，像这样空喊提高警惕，实际上麻痹如故的现象是应当坚决反对的。我们不能一面追查敌人偷窃了哪些机密，一面又用双手把机密送给敌人。我们也不能从前门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又让反革命分子从后门混进来。
在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克服各种右倾思想。斯大林曾经说过，我们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和重要的胜利的这种环境中，会产生自夸的情绪、炫耀胜利的情绪，会产生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的情绪、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情绪，而且由于这一切，就出现了政治上的盲目”。正因为我们的胜利和成绩将越来越大，我们就需要时时检查和不断克服麻痹轻敌的右倾思想。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我们对这个斗争的形势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必须继续清除右倾思想，更加提高警觉，拿出最大的勇气和决心，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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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评介
经常地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警惕性的教育
张浅
人民群众的高度警惕性，是我们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为了揭露和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报纸就必须经常地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警惕性的教育，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从一九五一年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报纸在这一方面的宣传是很不经常和软弱无力的。反革命分子虽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是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小的一部分没有肃清，至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则远没有肃清。他们隐蔽起来，采用两面派的办法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而我们的许多报纸，却很少加以揭露，也很少通过已经揭露的事件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警惕性。这就助长了人民群众的麻痹情绪，给了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隙。报纸上的这种宣传情况，除反映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外，也反映了报纸编辑部的敌情观念薄弱，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在人民日报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各地报纸才注意加强了关于提高革命警惕性的宣传教育，并且取得了一些经验。
根据这一时期的宣传情况来看，报纸要达到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各种具体事实，教育大家深刻认识镇压反革命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我们知道，革命的事业愈前进、愈胜利，革命的敌人的报复破坏必然愈卑鄙、愈狠毒。而我们的人，却往往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这一条规律，抱着极端有害和危险的盲目乐观、轻敌麻痹的情绪。报纸的任务就是要经常地唤醒人们克服这种右倾麻痹情绪，告诉他们决不能幻想反革命同我们之间的斗争会缓和下去，而只能是更加激烈尖锐起来；因此我们只有坚决地一刻也不停地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上海解放日报、陕西日报、江苏新华日报最近揭露的几起反革命分子实行凶杀暗害的事件，就尖锐而鲜明地向广大群众说明了这个道理。在报道反革命凶犯朱燕森行凶砍伤越剧演员许瑞春的事件中，解放日报曾经充分地揭露了反革命分子对人民的刻骨的仇恨。据报纸报道，朱燕森和他的胞弟朱桐森，是暗藏在上海新新越剧团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当朱桐森因暗藏武器多方作恶被许瑞春检举被逮捕之后，朱燕森就伪装和善同许瑞春接近，使这个剧团的人麻痹起来，结果朱燕森就以预藏的凶刀将许瑞春砍伤。他在行凶被逮捕之后，还说“我还要杀人”。解放日报在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暴露了反革命分子凶狠恶毒的面目后，进一步向人们指出了：面临着覆灭命运的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失败，也无时无刻不想消灭我们的。其中死不悔改的分子，就会像凶犯朱燕森一样向人民下卑鄙的毒手。因此我们只有坚决地、彻底地、严厉地对反革命加以镇压，把老虎关在笼子里或者打死了，它才不能再吃人。报纸通过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使人们深切地懂得，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对于反革命分子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必须把全部反革命分子消灭干净。
要有效地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报纸还应该通过具体事实揭露敌人的活动特点——两面派手法。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敌人见到人民政权已经极为巩固，他们就把自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遮盖起来，采取了隐蔽的斗争方式；而我们的人又往往不善于识别在特殊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这样，就特别加重了报纸揭露这类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责任。最近以来，许多报纸通过典型事例进行了揭露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宣传。在天津日报发表的侯红鹅所写的“控诉阿垅，批判自己”的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到，胡风分子是怎样伪装成青年的“朋友”和“导师”，表现出对青年的所谓“关怀”，施展了种种争取、笼络和毒害青年的罪恶手段。文章还用具体事实说明，侯红鹅由于他的个人成名、骄傲自大等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被胡风分子钻了空子，竟由一个青年团支部委员，堕落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前锋的爪牙。福建日报发表的“特务王秋航的罪恶活动给我们的教训”一文，通过具体的事实，暴露了这个特务的各种伪善面目和活动的手法。他在政治麻痹的老同学面前，伪装进步和要靠拢革命以取得信任；遇见爱受奉承的老干部，就夸他“劳苦功高”，来百般阿谀奉承求得接近；见到不积极工作、不喜欢学习的工作人员，又用代写笔记和年终鉴定、代对账目“分忧”的方法，拿到了机关内部的文件和账册。就这样，这个特务钻了这些政治麻痹、骄傲自满、贪图安逸的人的空子，搜集到了部队和一个运输机关的军事、运输等等情报。报纸上的这一类宣传，用事实证明了敌人两面派手法的极大的危害性。
在揭露敌人两面派手法的宣传中，报纸也应该针对群众中存在的某一些思想问题或模糊认识，进行有的放矢的解释和教育。这样就可以扫清他们参加斗争的思想障碍。例如，在一些人当中曾有一种认识，认为胡风集团都是摇笔杆子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文汇报在一篇“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文章里，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说法。文章列举了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一张履历表，举出他们曾经作特务、当恶霸，有过种种反革命的经历，最后伪装进步并钻进了我们的各种机关。文章用事实指明他们不是什么“秀才”，而是一个反革命黑帮。还有一些报纸，对于没有杀人放火就不是反革命分子、肃清胡风集团的斗争是“小题大作”、某些反革命分子有“才能”、有“功劳”等等模糊认识，以及为什么我们身上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会便利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进行了通俗的解释。这些宣传，都会帮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目前反革命分子进行两面派活动的策略特点，提高了他们识别反革命的本领，坚定了进行斗争的意志。
报纸为了教育人民提高警惕，不但要有力地揭露敌人，还应该注意表扬人民群众的防奸反特活动。在目前，我们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进入更加隐蔽、更加复杂和尖锐的新时期，就愈加需要依靠群众，愈加需要有千百万双眼睛去监视敌人。在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斗争的逐步开展中，大量的积极分子也正在各地涌现出来。因此报纸应该把他们放在正面的重要的地位加以宣传。应该在报纸上报道他们进行斗争的经过，介绍他们在斗争中的机智和勇敢精神。这样，不仅对被表扬的人是一种鼓舞和推动的力量，而广大群众也最容易受到这些事迹的感染和吸引，从而提高参加斗争的积极性，学到斗争的经验。中国青年报在七月份里曾经连续发表了青年团员齐瑞兰检举反革命父亲，青年团员张桂芳检举阴谋暴动的反革命集团，青年猎手捉特务等等通讯，多方面地表扬了群众性的防奸反特活动。文汇报曾接连发表了三篇青年学生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讯。北京日报也在最近连续报道了一贯积极参加群众治安工作的积极分子的事迹。类似的报道还可举出不少。报纸的这种作法，体现了依靠和发动群众对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方针，这是应该加以发扬的。
为使报道能够充分反映当前的斗争，报纸的宣传方式也应该继续注意改进。首先，报纸必须联系当地情况，通过揭露反革命分子在当地进行破坏的各种事件，充分地向群众说明反革命分子怎样在自己的这条战线、这个部门、这个地区进行破坏，以及这种破坏活动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宣传中，天津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南方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等都曾对于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在当地许多机关、许多工作方面所进行的种种反党反人民的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揭发。青岛日报还针对当地有些人认为“青岛不是京、津、沪、汉，不会有什么胡风分子”的错误认识，在社论中进行了批判，并在这以后揭露了胡风分子吕荧在山东大学的破坏活动。随着斗争的深入，有些报纸对当地的其他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也进行了揭发。例如山西日报先后报道了反革命分子混入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进行破坏，和顺县、雁北专区、太原市破获“大明清军”、“红福道”、“中道”等匪特反动会道门案件，反革命分子潜伏在大同矿务局进行破坏的事件，等等。这种宣传方式，正广泛地被各地报纸采用着。其次，在当前斗争深入展开和人民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形势下，报纸应该把这一宣传放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来大张旗鼓地进行。解放日报在报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朱燕森行凶砍伤越剧演员许瑞春的事件中，在第一版头条地位，发表了消息和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并先后发表两篇社论，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通讯和被害者写的文章，也充分反映了许多读者的义愤和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要求。这种集中突出的宣传，正好反映了广大群众参加斗争的极大的热情，表现了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不可抑止的义愤和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心。再次，报纸也还应该用活泼多样的形式，来反映这个复杂尖锐的斗争。不久以前解放日报接到读者来信反映，在市民中流传着谣言说，一个初中女学生在厕所中使用了墙上伸出的“红手”递来的草纸，第二天便死了。报纸就登出记者写的调查纪实和记者同这个传说已经“死去”的女学生谈话的照片，用铁的事实揭破了这个反革命谣言。但是有的报纸仍习惯于发表老一套的公报式的报道，总是几行罪犯姓名、简单罪行、审判结果，等等。从这些报道中既看不出敌人凶狠可耻的面目，也看不出人民群众的斗争。这都不能达到教育人民群众的效果。
同反革命作斗争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因而报纸也应该把关于提高革命警惕性的宣传，经常地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报纸编辑部必须批判那种忽视肃清反革命分子宣传的有害的观点。应该向编辑部工作人员经常进行革命警惕性的教育，克服右倾麻痹的思想。报纸编辑部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密切同公安部门的联系，组织他们供给情况、撰写稿件，发动大家的力量，来提高报纸的这一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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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景浩”是谁
许慈文
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傍晚，天津市第七区洪德里摆糖摊的徐凤山夫妇正要收摊，一个中年人来买烟。这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元一张的旧币，交给了徐老头，拿了烟便走了。
这张票子太脏了，徐老头看见上面还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老夫妇俩谁也不识字，顺便请胡同口识字的人给瞧瞧。
“上面写的都是反动话呀！快到派出所去报告吧！”一个人看了以后告诉他们。
徐老头到了派出所，把经过情形告诉了值班民警，并且交出了这张钞票。民警仔细地问了那人的长相，是往什么方向走的，……然后立即报告了公安七分局，七分局又报告了市公安局。
天津市公安局得到这样的报告已经不止一次了。从一月十五日以来，就不断听到这种反映。得到这些钞票的人，有六合市场新新茶社打锣的人，有市百货公司售货处的收款人，还有煤厂经理、豆腐房的经理、三轮工人……。这些写有反动标语的钞票，散发在七区、三区、六区、一区等很多地方，而这些票子上的笔迹全是一个人写的。
到了二月份，案情发展得更离奇了。在群众自动交到公安部门来的钞票中，不仅写有反动的标语，还编了号，盖上了署名“景浩”的楕圆形图章，并且写着“反苏救国军，景页水宣”九个字。
显然，敌人的破坏活动是有计划地进行着。
这一天，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召见了侦察员。
“可以说，案子是复杂的。”他对侦察员说：“敌人的活动已引起很多群众的愤恨，一致要求我们迅速破案，但目前敌人活动的面如此的广，反动标语散发得这样快，给我们的侦察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看来，这个署名‘景浩’的人好像很有些办法。他使得我们从得到钞票的人当中很难找到线索。不过，有群众的支持，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侦察员沉着而坚定地说。
停了停，首长指示说：“我们应当首先摸清敌人活动的规律和手段。在进行工作时，一定要坚决地依靠群众……。”
时间过了一个月。到了发行新人民币的时候，敌人的活动更加猖狂了。这种反动词句已经出现在新人民币上。这时，群众向公安部门检举的越来越多，不久，侦察员在群众的协助下了解到下面一件事情。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钟，家庭妇女孙玉珍抱着她的小孩从土城姨娘家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到万德庄来。到了家，孙玉珍给蹬车的人五角钱，他找回两张五分的票子。晚上，孙玉珍拿着这两张五分的票子到合作社去买东西。当时，合作社收款人杨占德发现其中的一张钞票上，写有反动标语。
当公安人员前往访问孙玉珍时，孙玉珍气愤地说：“这个反革命分子真是卑鄙极了。他不光进行反动宣传，还企图坑害我们收到这种票子的老百姓。我们恨死这个坏蛋了！”
经过了解，孙玉珍和她的丈夫都不会写字。
“显然，这张钞票是蹬三轮车的人给她的时候就已经写上了。”侦察员这样想着。从这件事，他又联系到以前发生的许多事实，譬如，花纱布公司有
一个工作人员得了急病要上人民医院去看病，坐三轮车到了人民医院后，从蹬车人找回的钞票中，发现有两张钞票的票面上写着反动词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干部接韵笙的儿子接淞石从内蒙古回到天津，然后坐三轮车回家，从蹬车人找给他的钞票中，也有一张票面上写着反动标语……。
“为什么发生的这些事都和三轮车有关系呢？”侦察员思索着，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
这一天，公安四分局向天津市公安局报告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三月十九日晚上快十点钟了，路上只有几个行人。四区十七小学学生王鸿彬正在帮助家里摆摊卖萝卜。有一个男人到摊上买了二百元（旧币）萝卜，给了王鸿彬五百元（旧币）。王鸿彬找给了他三百元（旧币），那人便大踏步地走开了。
晚上，王鸿彬回家一看，发现这五百元（旧币）的票子上，写满了反动标语。第二天，王鸿彬马上把这事向派出所报告了。
这件事发生的地点，就在工会四区三轮工作委员会的旁边。
侦察员得到工会四区三轮工作委员会工人的帮助，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原来在四区三轮工会的会员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平时无论在蹬三轮时，或是在三轮车停车处和别的三轮工人闲谈时，常常说反动话。他能写会读，有时给三轮工人读报时，故意把报上的话加以歪曲。他常偷听“美国之音”……。
侦察员又访问了其他的三轮工人，又得知这个“三轮工人”所进行的反动宣传和在人民币上写的反动词句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侦察员仔细了解了那个人的长相，和他的三轮车的外形，并且得到了那个人的相片。
侦察员再次从以前得到过这种人民币的花纱布公司工作人员王丕修和家庭妇女孙玉珍那里，了解到他们所碰见的“三轮工人”的长相和乘坐的三轮车的外形都是一样的。而这些情况和侦察员从四区三轮工作委员会所了解的情况又是一致的。
后来，根据四区三轮工人们提供的这些情况，侦察员陆续掌握了这个“三轮工人”的一些可靠的证据——从他的手里直接得到了写有反动标语的人民币。
四月二十日中午，一个刚从乡下来的老太太从山西路沈阳道口叫了一辆三轮车拉她到五区沙市道仁立毛织厂去。到了沙市道，老太太给三轮工人五角钱，那人找回了二角钱。老太太没有下车，手里拿着那两张票子左翻右看，嘴上嘟囔着说：“这张票子这么脏，我不要……。”
这时，公安人员出现了。接过钞票一看，上面写着一行行的反动标语。
这个“三轮工人”看到这种情形，脸色立刻变得十分苍白。
公安人员搜查了他的口袋，发现在他的上衣的两个口袋里，都放有人民币；可是，一边是放着没有字的，一边是涂写了反动标语的。
“你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公安人员的脸上显露出轻蔑的微笑。
后来，公安人员在他家里进行搜查的结果，在他的住屋里，查获了署名“景浩”的图章。
从预审中证实，这个反革命分子叫毛光辉。解放前他是曾经受过日伪济南铁路警务训练所训练的日伪警务手。解放后，他经常偷听“美国之音”，造谣惑众。他用逐券编号署名的办法，对于一些不识字或事务紧急的人，先后散发了写有反动标语的人民币达一百二十多次，但他终究没有能逃出人民的巨掌。（原载天津日报，本报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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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卫祖国的荣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吴祯焕
晨曦照射在这里军事分界线的每一个高地上。我们年轻的哨兵们庄严地守卫着自己的岗位，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分界线南面的一切。
在由于过去激烈的战斗而连一棵完整的树木也没有保留下来的这个高地上，现在又是绿荫处处，花卉遍地了。高地下面的田地里也早已恢复了和平的生活。这个地区的农民们以自己勤劳的双手种上了庄稼，稻子和玉米就像波浪般地随风起伏。水稻的嫩苗也在茁壮地生长着。
听不到战斗的炮声和嗅不到火药的气味，已经两年多了。
但是在这个高地的对面——敌人盘踞着的军事分界线的南面，凄凉的战争痕迹依然存在。那里的树木早已被敌人烧光，现在能够看得见的就是残存的树桩和被硝烟薰黑了的岩石；在那个高地下面的田野里长满了荆棘和杂草。
这里是满目新鲜气象，而对面却是一片死气沉沉。在连在一起的同一块土地上所形成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使我们难以抑制住对那挑起了战火的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卖国集团的憎恨。
在战争时期，我是一个工兵，我曾经参加过许多次战斗。在无数次的战斗中，最使我难忘的是某次战役中的渡江作战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我国土地上的英雄事迹对我的鼓舞。
在那次战役中被我们打败了的敌人，退到了一条江的南岸布防。当时我们的任务是迅速渡江粉碎敌人的防线。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进行精确而迅速的渡江侦察。但是敌人的无数的照明弹把整个江面照耀得如同白昼，他们的大炮在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炮弹像雨点般地盲目发射过来。由五个人组成的我们这个侦察小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穿过炮火和弹雨跳进了江水，往前进行侦察。
在照明弹的火光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乘机前进，而当照明弹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隐蔽在水面下。经过多次这样的动作之后，我们终于前进到了离敌人阵地只有五十公尺左右的水面。但敌人的重机枪又向我们疯狂地扫射起来了。
子弹从耳旁掠过，抬不起头来。但我们仍然使眼睛露出水面，数点了敌人的火口，弄清了敌人炮兵阵地的位置。当天晚上，我在渡河时又顺利地侦察好了敌人重要阵地的情况。
第二天傍晚，根据我和我的战友们的侦察报告，上级决定渡河作战，发起攻击以后，我们突破了对岸敌人的防线。
一九五二年十月和十一月间，上甘岭的战斗激烈地打响了。在打击共同的敌人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黄继光英雄热爱朝鲜像热爱自己祖国一样，以自己热血沸腾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保证了战斗的辉煌胜利。还有坚持了十四昼夜艰苦的坑道战的孙占元排长。他们的丰功伟绩常常鼓舞着我们，使我们勇气百倍。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中间，建立了功勋的又岂止黄继光英雄和孙占元排长二人！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还有更多的马特洛索夫和罗盛教式的英雄。
我们常常这样想：在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两国人民的深厚的战斗友谊和团结的力量面前，任何胆敢前来侵犯的敌人都是要被粉碎的。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就是这样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我们怀着胜利者的喜悦和荣誉感站在保卫和平和保卫祖国的前哨。我们认识到：这里是保卫远东和平的前哨，也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
我们忠于永远鼓舞我们走向胜利的祖国、人民、党和领袖，随时准备为他们献出自己的一切。同伟大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我们也满怀着对和平事业的坚强信念。
我们单位的同志们，把我们现在守卫着的高地称为钢铁高地，经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来对付不断发生的敌人的挑衅行为，并自觉地热诚地参加各项军事、政治训练，研究和推广在祖国解放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的战斗经验和苏联军事科学的先进理论。为了使我们成为保卫祖国的坚强堡垒，成为和平的可靠的保卫者，我们在时刻准备着。
现在，守卫着和平前哨的我们同志们的士气是高昂的。我们一致的决心是：解放了的祖国是我们的心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生活的旗帜；在历时三年的激烈的战斗中，我们保卫了她，并赢得了胜利。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在庆祝祖国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祖国还没有得到统一。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了她的繁荣和富强，我们将贡献出自己的所有力量。如果敌人胆敢再次侵犯和平，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决定性的打击。
保卫祖国——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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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在祖国天空的战鹰
新华社记者 姜庆肇
最近，记者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歼击机部队。这支部队的指战员们在不久以前的三次空战中，打落打伤了五架蒋贼飞机。这里记述的就是这三次空战的故事。
痛击蒋贼喷气战斗机
七月四日下午四点多钟，飞行员陈太渠、王兆全和另外两个飞行员一起，驾着战鹰起飞了。
勇敢的战鹰边前进边搜索敌人。不久，从无线电里传来地面指挥所的命令：“敌人就在你们左前方，高四千公尺，注意搜索！”长机飞行员陈太渠立刻带领机群搜索东来的蒋贼飞机。大家都发现了：在八千多公尺的距离上，一共有四架蒋贼F—八四型战斗机。陈太渠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根据原来约定的暗号，把机翼摇摆了一下，便带领战友们，加快速度，绕到敌机尾后，占好了攻击的位置。
陈太渠和王兆全各人紧盯着一架敌机，在另外两架战鹰的掩护下勇猛地向敌机追去。敌机在陈太渠的瞄准具里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了。陈太渠没有立刻向敌人射击。他仍然沉着机敏地追逐着敌机，决心追得再近些，狠狠地打。
当勇敢的战鹰离敌机只有四百多公尺的时候，敌机才发觉了我机正在从后面向它攻来。它们想逃跑，但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一刹那间，陈太渠开火了。红色曳光弹正打到敌机身上。经过一阵连续的痛打后，这架敌机便拖着一股黑烟，坠落到北霜岛东南十五公里的海里去了。此刻，陈太渠一拉操纵杆，使战鹰升高，并命令王兆全进入攻击。
王兆全这时向被他追逐着的一架敌机开了炮。可是，这架敌机狡猾地拚命降低高度和作S式的飞行，来躲避我机射出的炮弹。王兆全第一次的射击没有打中。这时，他听到从长机传来的那亲切有力的声音：“再瞄准，近些，狠狠打！我掩护你！”于是，王兆全更勇敢地接近了敌人，由三百公尺直到一百五十公尺，从瞄准具里已经能够清楚地看见敌机上的号码了。王兆全又连续进行了两次攻击，终于把这架敌机打伤了。
空中指挥员
有一天，上午九点多钟。空中指挥员张文清率领一小队战鹰完成了巡逻任务。当他们正要返航的时候，张文清从耳机里听到地面指挥员的紧急命令：两架敌机窜入台山列岛上空，高六千公尺，快去消灭它！
张文清立刻率领机群直奔台山列岛上空。在距离八、九千公尺时，张文清的僚机飞行员刘华春便首先发现了正在向大陆方向飞来的两架蒋贼F—八四型喷气战斗机。
张文清带领着战鹰们，摆开阵势，追逐着敌人。当他们就要接近敌机的时候，敌机发觉了。显然敌人已知占了下风，因而不敢迎战，只顾逃命。张文清当机立断地决定强袭敌人。他命令第三号长机飞行员王鸿喜：“你攻击，我掩护！”
王鸿喜一加油门，就紧紧地跟上了一架敌机，并向它开了火。可是敌机狡猾地急转了一下弯，使王鸿喜没能打中它。这时，张文清看得很清楚，他在僚机的掩护下，立刻把战鹰升高，飞到一架敌机的上空，摇摆着机翼，诱惑敌人。果然，蒋贼飞行员沉不住气了，被迫突然间来了个不规律的右转弯。但这正好上了圈套，王鸿喜一下子射去一阵猛烈的炮火，就把这架敌机的两翼打得冒黑烟，接着又喷出了火苗来。
“打中了！打中了！”王鸿喜兴奋地报告张文清。张文清也祝贺他：“打得好！”这时，王鸿喜还紧跟在敌机后面，亲眼看着敌人的飞行员扔掉了飞机上的座舱盖，但这家伙还没有来得及跳伞，飞机就在空中爆炸了，接着，王鸿喜又转回头来掩护张文清把第二架蒋贼飞机打成重伤。
第四颗红星
就在这一天，正当机场上的人们为张文清小队的胜利而欢乐时，王昆小队的雄鹰又起飞去作战了。
王昆在过去的空战中，曾打落打伤三架敌机，立过一等功。因此，在他那只战鹰的座舱左边，涂着三颗红五星。当王昆小队飞临马祖海峡上空的时候，正好发现一架蒋贼的海上巡逻轰炸机。这架敌机很大，行动缓慢，我军飞行员都叫它“笨驴”。当王昆小队的战鹰逼近它的时候，它开火了。
王昆紧拉操纵杆，使战鹰升高，接着便更进一步逼近敌人。这时，笨重的敌机知道逃跑是不成了，便一面旋转着小圆圈，用机关枪射击，一面拚命地降低高度，躲避着炮火，妄图贴着海面溜走。这时，王昆尽力地降低飞行的高度，隔远一点距离，缩小进攻的角度。并且命令三号长机飞行员程玉升向敌机开炮，迫使敌人迎战，造成有利的攻击形势。就这样，王昆敏捷地绕到敌机尾后，狠狠地打中了敌机的机身。冒着浓烟的敌机当即被迫降到白犬岛的灯塔附近去了。
这一场战斗只花了七分钟。王昆和战友们驾着胜利的战鹰，安全地返回机场。晚上，大家集会欢庆这一天的胜利。王昆的战鹰又涂上了第四颗灿烂的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