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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梁漱溟坚持中国落后反对工业化的谬论
千家驹
梁漱溟四十年来坚定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中国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却标榜自己是什么“思想家”、“社会改造运动者”（见“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他“一生劳攘”，搞什么“村治”、“乡村建设”、“奔走和谈”、“或语或默，或出或处，或进或退”，其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要把中国历史的车轮拖回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去，也就是说，要使中国人民永远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对象。他有他自己一套极端反动的理论体系，他的狂妄和自高自大达到了疯狂而令人不能置信的程度。四十年来，他的反动著作，从“印度哲学概论”（一九一九）起到“中国文化要义”（一九四九）止，大大小小不下几十本，但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以他那一套极端荒谬的理论来“改造”中国。他自己吹嘘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甚至极端狂妄地说什么：“现在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像的（不会有的事）。”（一九四二年“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获得伟大胜利，全国解放，他还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说：“至于今日，在见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体系滋大，吾虽欲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其可得乎！”这一篇自序特别注明“三十八年双十节漱溟自记”（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天），以表明其对已经死亡了的“中华民国”的留恋，以表示其反动立场的坚定不移。
解放后五六年来，据梁漱溟自己说他的思想已开始有些转变。但我们把他的言论行动仔细估量一下，认为他的反动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他那反动的思想体系更压根儿没有动。自然，在今天，他是不可能再公开地来宣传他的“正轨”的“农民运动”来“替代共产党”或“取消共产党”了，他的靠山——中国的反动势力已经倒了台，他今天只有利用某些机会隐隐约约来反对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尽管梁漱溟自己不承认他是反对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但事实上他在某些公开或不公开的场合所主张中国“农民太苦”，慢一点搞工业化的谬论，在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亦即反对当前国家的总任务的。因此，在国家编制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动员全国人民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今天，批判梁漱溟坚持中国落后反对中国工业化的反动理论是完全有必要的。
必须指出：梁漱溟在解放前不仅是一个宣传反动理论的人，同时是一个以实际行动来反共反人民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然我却自幼即参加行动。我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从梁漱溟四十年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进步的、革命的因素都是一贯仇视和抗拒，他反对“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他反对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改组，他反对我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他反对我们反帝反封建，认为这些都是“随俗浅薄”。他的著作，不管是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或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文化要义”，都反复地咀嚼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罗素等那几句陈腐透顶的陈辞谰调，说了又说，引了又引；他对于新的社会思潮一律讥为“流俗之见”。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梁漱溟对于新鲜事物的感觉迟钝，那都是极不公道的。恰恰相反，梁漱溟的政治嗅觉是十分灵敏的，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也起来反对封建文化，梁漱溟就立即发表了他那本臭名远扬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极力拥护封建文化，要拿孔子的封建文化去救西洋人和中国人。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以后，信奉周公孔子，开口“伦理”、闭口“情谊”的梁漱溟却写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向蒋贼献“一洗旧染于欧人俄人者之污”的大计。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对中国红军继续进行五次大“围剿”的时候，梁漱溟觉得蒋介石那种“硬剿”的办法不见得收效，于是在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写成“乡村建设理论”，公开提出“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有此运动（指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笔者）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以没有。”甚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大陆完全解放之后，他还要把他那最后一部反动著作“中国文化要义”急急忙忙印出来，来指点中国“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中国文化要义”，自序）。可以说，几十年来，蒋介石匪帮用枪用刀来杀人，梁漱溟则用笔用文章来杀人，蒋介石在朝，梁漱溟在野，就这一点来说，梁漱溟和胡适一样，反共反人民，殊途同归。不过胡适是要我们死心塌地做帝国主义的奴才，走殖民地的路，梁漱溟是要我们死心塌地做地主阶级的奴隶，走封建复古主义的路。他们的目的是共通的，就是要永远维持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维持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梁漱溟和胡适都伪装成清高的“学者”，他们会选择最适当的时机来反对共产党，为蒋介石帮凶。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都懂得“小骂大帮忙”的策略，因而为蒋介石反动政府所宠爱。梁漱溟直认不讳地说：“现在只点明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我们落到依附政权，则亦有不得不然者。头一点，说句最老实的话，就是因为乡村运动自己没有财源。……除了为财源问题，还有权力问题。有不少的事，都非借政权不办的。”（“乡村建设理论”，附录、页八）。梁漱溟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钱”和“权”来搞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梁漱溟的反动理论来进行其对中国人民的欺骗与麻醉，的确是“彼此相需”，相得益彰。解放以后，梁漱溟终算没有跑到台湾去，人民亦从这一点上宽恕了他，但从梁漱溟四十年的反动政治生涯中，我们终还是看出他一贯坚持中国落后，坚持中国应恢复封建秩序的地主统治，那真是四十年如一日，没有丝毫动摇过。这样他在解放后仍然坚持落后，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自是不足为怪的了。
梁漱溟反对中国工业化，是有他一套反动理论的。这套反动理论见于“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他说：“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乡村建设理论”，页十四）
事实上呢，“从农业引发工业”，这决不能使中国工业化，只能使我们永远停留于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地位。如果说，发展工业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这自然是正确的，农业供应工业以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如果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或者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之间失去了平衡或脱节，那就会大大增加工业化的困难。但梁漱溟所谓“以农业引发工业”的谬论显然也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目的是只要农业不要工业，首先就是梁漱溟的所谓“工业”，既不是重工业，也不是机器生产的轻工业而是一些乡下人“以自己现成的劳力加工于自己现成的原料，满足自己的需要”（着重点原著所有）的“工业”，也就是一些日用消费品的加工手工业。同时他所提倡的“工业”是没有工人阶级参加的农村副业性质的“工业”（“……中国人口繁密，可耕地少，每人匀不到几亩地，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所以梁漱溟从农业引发的工业既不是重工业，甚至也不是轻工业，而只是一种农村副业性质的手工业。梁漱溟喜欢的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这恰巧就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
梁漱溟为什么既不要重工业，也不要轻工业，而还自称是什么工业化呢？这理由其实是很容易了解的，梁漱溟是根本反对反帝反封建的，他理想中的中国就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为帝国主义供应廉价原料的中国。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正提出了“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口号吗？梁漱溟于此非但不表示反对，反而认为那倒是中国的一条好出路，他说：“本来国际经济竞争我们农业工业是普遍都感受压迫的；然而比较上农业终不同些。这一面固由工业先进国嫉妒我们工业起来和他争回市场，而于农业尚可放过我们一步（如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他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发达，即其一例）外，主要的还是为农业与工业根本是两回事。”（“乡村建设理论”，页三七五—三七六）。是怎样的“两回事”呢？就是他认为工业容易资本主义化，农业不容易资本主义化，工业技术容易进步，农业不容易进步。“资本主义化”“技术进步”，有什么不好呢？因为资本主义化以后，就会产生新兴的无产阶级，就会发生“共产革命”，而这是梁漱溟认为最可怕的，也是梁漱溟所最不愿意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梁漱溟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压迫才不得不退让到农业上去，那还是不为知梁漱溟者。梁漱溟是十分“感谢”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的，他在说了一大段中国为什么非农业不可的理由之后，接着说了一段在他“心中却是很重要的”话：
“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我不否认他们重重压迫，几乎致我们死命；可是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说是食他们之赐。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乡村建设理论”，页三七八——三七九。着重点原著所有）。
这一段话的确“重要”，它把梁漱溟为什么反对工业化的真正理由老老实实讲出来了！原来他害怕的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压迫我们，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兴起”，他所怕的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取消，帝国主义统治被推翻，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起来便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了。他不但害怕中国走俄国人的路，甚至也害怕中国走资本主义的路，因为走资本主义的路的结果，就难免发生“共产革命”。这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讲不成，也就是说，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要完蛋了！
过去我们还以为梁漱溟仅仅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还是小看梁漱溟了。他不仅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同时还坚决地拥护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梁漱溟也有一段很好的自白：“国际资本主义原重在经济的侵略；我们受他侵略既深且久，固一面吃亏愈大，而一面亦愈依赖于他。好似吸鸦片烟一般，烟瘾愈深且久，身体愈伤，而愈离不了他。所以他若将其经济侵略手段一旦骤然撤回，我们便大起恐慌，支撑不住；反倒要哀恳于他‘请你还是侵略我罢！’”（“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页一八四）。梁漱溟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是感激涕零，而且还要“哀恳”帝国主义继续侵略我们。由此可见，梁漱溟不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同时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忠实的拥护者。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专有一节是谈“工业化问题”的，（“乡村建设理论”页四三二—四四○）提出开发利用天然富源如煤、铁、石油、水力，还有铁路、轮船、电信、飞机之类要由中央来“统筹建设”，他的所谓“中央”自然是蒋介石中央，正如吴景超先生所说其目的是“要替他的稳固的南京创造一个物质基础，使他更稳固些”
（见人民日报七月十一日吴景超文）。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梁漱溟的所谓“统筹建设”的工业不是在把帝国主义势力排除出去之后进行的，而是要在帝国主义允许之下进行的。一方面，梁漱溟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国内设厂权、内河及沿海航行权、租借地、割让地、势力范围等等。这许多的枷锁不除去，工业生产又如何能振兴？还有适才说到为工业之根本的那些利源如煤铁石油等，本不丰富，乃竟大部（尤其铁之一项）被窃夺于日本。假使不收回，中国直无法谋工业建设。”（“乡村建设理论”，页四四一）这样我们以为梁漱溟快要得出中国要从事工业化，非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可的正确结论了，孰知不然，梁漱溟笔锋一转，接着说：“中国若修战备以求摧敌，那是错误。……在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尤其要紧的是在调整内部关系以树立应付环境的根本，……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理论”，页四四一，着重点原著所有）。这就是说，关于推翻帝国主义统治问题是连想也不应当想的，充其量我们只能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提下求得如何不容易被毁灭。为要做到这一点，梁漱溟提出来的锦囊妙计就是乡村建设，也就是维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农业中国”。这一点充分表明梁漱溟是如何忠实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帝国主义要剥削中国，它总要通过中国在农村的代理人即封建地主阶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正是要保持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中千秋万世的统治，这正是帝国主义所不愿意毁灭的。由此可见，梁漱溟的著作中虽然也提到“工业化”，实质上是要取消工业化，是要实现帝国主义所提倡的“农业中国”的殖民地化！
这样，我们对于梁漱溟的“从农业引发工业”以及所谓“工业化问题”的本质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历史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而不是依照梁漱溟的主观愿望而发展的，梁漱溟所“谢天谢地”“非常庆幸”的帝国主义侵略，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奋斗之后，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梁漱溟苦心孤诣保持的封建秩序也被中国人民所粉碎了。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开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提出来了，中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稳步前进。这时候，代表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及其他反动势力利益的梁漱溟，茫然无所措手足了。这时候，构成他的“理论”的物质基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被消灭，他的靠山中国反动派也已经倒台，他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由，总不能把那“农业中国”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老一套原封不动端了出来。于是，为着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就装出一副“同情”农民的样子，以“农民太苦”为理由来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了，实质上这还是他那一贯的以“农业引发工业”“农业中国”的反动理论的借尸还魂！
什么叫“农民太苦”呢？如果把解放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解放前相比较，难道不是有天渊之别么？五六年来，经过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采取了其他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以后，农民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农民的购买力已经大大提高，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事实，梁漱溟却装着看不见，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农民太苦”，这是居心何在呢？如果说“农民太苦”指的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因而使我国农民一般的生活水平还是相当低下。但这不正是我们应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吗？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改变我国农业目前这样落后的状态，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供应农民以所必需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也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使农民最后摆脱他们贫穷和落后的地位。苏联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而使农民获得无限幸福，不正是我国农民所应该走的道路吗？但梁漱溟却想以“农民太苦”来取消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来挑拨工农之间的亲密联盟。同时他还想以“农民太苦”为理由来贩卖他那早已过了时的臭名远扬的“以农业引发工业”的“农业中国”的谬论，企图把中国历史扭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这是我们所必须揭发的。
历史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让梁漱溟那种极端反动的谬论，永远埋葬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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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对联合医疗机构的领导
卫生部城市医疗预防司副司长 洪明贵
由于党和政府的领导、提倡和扶助，五年来，联合医疗机构（包括联合医院、联合诊所、联合妇幼保健站）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一九五四年的统计，全国已有联合医院九十九所，联合诊所二万七千多所，联合妇幼保健站七百多所；联合起来的医务人员约占原有个体开业医务人员总数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其中中医师约占百分之二十点三，西医师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一，助产士约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九。有些大中城市联合起来的医务人员达原有个体开业医务人员总数百分之八十。
事实证明：把散在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建立联合医疗机构，在当前国家医疗预防工作中有着很大的意义：第一，能把个人开业转化为集体合作事业，使参加成员分工合作，互助互利，发挥每个成员的积极作用；第二，便于组织医务人员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以及轮训或进修，以便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业务技术水平；第三，能有效地协助政府进行医疗预防工作和卫生宣传、妇幼保健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卫生知识；第四，由于业务的逐步发展，公积金逐渐增多，有可能逐步增添设备，扩大业务范围，便利群众就近就医。只要卫生部门有计划地加以领导，联合医疗机构的发展，必然可以成为今后实行划区医疗的有力的基层医疗组织。
但是，目前有着不少的联合医疗机构还不能体现联合医疗机构这一组织形式的优越性，它们中间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问题。在组织联合医疗机构的过程中，有的地区忽视了自愿互利原则的宣传教育；有的地区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盲目发展，对成员条件的审查也未给予应有的注意，这就给这些机构的发展、巩固和管理带来了不少困难。在某些联合医疗机构内部，组织、制度很不健全，缺乏民主管理，财务管理和会计制度也非常混乱，收入的分配很不合理：有的没有积累或只规定很少的公积金；有的工薪平均分配，影响了参加成员的积极性；有的采取医师入股分红，其它人员工薪制的办法，引起内部的不团结。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联合医疗机构集体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重视，并迅速帮助他们解决。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对联合医疗机构的作用认识不足，对它的性质和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不明确，缺乏广泛的宣传教育，也没有认真培养典型，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以致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和联合医疗机构本身的管理工作无所依据，遇到的问题也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直到目前为止，还有些卫生行政干部对联合医疗机构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有的认为私人联合医疗机构是私人性质的，用不着花很大力量去领导；有的认为联合医疗机构是私人企业，其内部的所谓“雇佣”关系不可能解决，所以也就不能不影响医师们的积极性，妨害成员间的团结；有些人则仅仅视之为“社会福利事业”，听其自然存在和发展；有的认为联合诊所不正规，规模小，不如正规的医院、门诊部起的作用大，根本不予重视，甚而还有人采取歧视、排挤的态度，在联合医疗机构附近建立医疗站或门诊部，造成医疗机构重叠，浪费人力物力的不合理现象。而在联合医疗机构内部和广大开业医务人员中，对联合医疗机构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管理，在认识方面也是不明确的，他们经常向卫生部门打听这件事情。部分机关、工厂和群众则认为联合医疗机构是私人办的，不愿意去看病，不愿意同它们建立医疗关系。这些情况都影响了联合医疗机构的发展和医疗力量的充分发挥以致目前有些已经成立多年的、业务情况很好的联合医疗机构，它们的成员也因为这些影响产生了归公接办、拆台散伙和等待观望等消极思想，这一情况如不纠正而让它发展下去，那对人民的卫生事业是不利的。
联合医疗机构在卫生事业中的作用，值得各方面重视。在今年五月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对联合医疗机构的性质已经作了明确的说明：联合医疗机构是由独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
（及部分行政事务人员）自愿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性质的社会卫生福利事业。这样来确定它的性质，是因为它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提倡和扶助下为保证人民的医疗保健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它的成员是自愿参加和亲自参加劳动的；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且有着民主管理的组织和制度，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开办费是由成员（或部分成员）筹集的，而后逐步由公积金内偿还，使机构的公共财产为集体所有；收入是按管理费、公积金、工资福利等项目分配，工资是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评定的；它能完成国家交给的一定医疗预防及卫生防疫任务，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
联合医疗机构是国家举办的医疗机构的有力助手，是符合人民卫生保健事业需要的一种组织形式。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应在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照“积极领导，提高质量，合理部署，统筹安排，发挥潜力”的原则，逐步地将联合医疗机构纳入国家卫生工作计划，当成城乡医疗预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指定专人认真地管理起来，并切实地加以整顿。今后联合医疗机构，应有领导、有计划地稳步发展，严格防止盲目冒进、强迫命令和自发组织的偏向。在发展过程中，对参加成员应当加以严格审查，并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每个成员必须是积极亲自参加工作，一般应以整日工作为原则；诊所地点应根据实际需要，由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研究决定；在业务上可采取中西医、中医或西医联合的形式。在农村，主要是在人口集中的镇或较大的村庄，根据需要适当地发展，在工作方法上也要适应农村分散的特点，便于为农业生产服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积极地将联合医疗机构管起来，重视和发挥它们的作用，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提高每个成员的政治思想觉悟，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改进医疗工作作风，帮助他们克服组织管理上的缺点，解决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在业务指导方面，应指定一定的医院或门诊部同它们建立会诊、转诊、转院制度，组织业务学习，并根据情况分配一定的医疗任务，使其成为医疗预防网的组成部分。广泛深入地宣传联合医疗机构的优越性，使联合起来的医务人员和广大的开业医务人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其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组织管理方面，对那些基本上符合要求同时又存在一些问题的联合医疗机构，要加以整顿、巩固、提高，并加强管理；对那些未经批准或实际上不成为联合诊所以及所谓“集体诊所”的，应根据其具体情况，有的应说服其改为私人诊所，对具备了联合条件的则可有领导地组织他们实行联合。
联合医疗机构应当主动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成员大会为最高管理的组织形式，重大问题通过大会来决定，并选出管理委员会（小型的成员少的联合医疗机构，可不设管理委员会）及院、所、站长，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进行工作。在联合医疗机构里应当注意纠正家长式的、一团和气的领导作风和极端民主的倾向；应当建立工作、学习制度（如检查、汇报、政治和业务学习等制度），充分发挥组织效能和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年度和季度收支情况应定期向全体成员大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厉行精简节约，克服铺张浪费现象，对无账目或财务制度混乱的机构应进行彻底整顿。
关于开办费，在机构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逐渐由还本金中偿还，一般给与银行利息或名誉奖励；采取入股分红办法的应逐步实行不分红的办法。成员因故退出时，无提取公共财产的权利，而其个人所出开办费（包括所出器材、家具折算的）未还完时，在不影响机构正常进行业务的条件下，可一次或分次偿还。在收入分配方面，应根据各地联合医疗机构的业务收支情况，规定管理费、公积金、工资、福利金、奖励金等项目的百分比。公积金是集体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业务的发展应逐步扩大，用于充实医疗设备，发展业务。对福利金、奖励金亦应合理掌握，福利金一般应用于成员的集体的文化福利方面，适当解决成员的困难；奖励金应用于正确的奖励方面。正确地使用福利金、奖励金，使能起到鼓励每个成员工作积极性的作用。在工资形式上，目前也是多种多样的，对那些不合理的工资（如“劳动返还金”）分配办法，必须在整顿的过程中加以改变。在成立初期，可采取“死分活计”的办法，即民主评定每个成员的工薪“底分”，“底分”分值是按每月收入的工资部分来决定，这种办法在固定了一定百分比的公积金或还本金的基础上，和业务初步开展的情况下是较合理的；在业务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后，应实行按技术程度、工作态度等条件民主评定的工资制。这两种办法，都是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来确定的，是符合联合医疗机构的性质的，因此，它能鼓励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能加强对病人和集体事业的责任心。
加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联合医疗机构的领导，整顿联合医疗机构，其目的都是为了不断地提高联合医疗机构的质量，以适应人民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联合起来的医务工作者们，应积极努力，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改进工作，以更好地发挥联合医疗机构的作用。尤其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必须认真贯彻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的精神，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注意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以典型指导一般，使现有的联合医疗机构在整顿之后，真正成为合作社性质的社会卫生福利事业；重新发展联合医疗机构时，也必须将质量和数量、需要和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扩大联合医疗机构在群众中的威信，充分发挥它的潜在力量，使它真正起到国家举办的医疗机构的有力助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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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
讨论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斗争问题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于八月三日举行扩大行政会议，讨论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问题。公安厅长刘兰亭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说明：在甘肃很多地方、很多部门都混入了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混入革命阵营内部以后，就利用各种机会，采用最隐蔽最阴险的方式，窃取国家机密，制造谣言，破坏生产，以及进行暗杀、放毒等反革命活动。正宁县宫河区四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六月二十七日晚被反革命分子放火烧毁五十九亩地内收获的麦子。临夏县反动分子何福安因抗拒统购统销并仇视家人对他的教育，在五月七日竟杀死其母、子、妻三人。报告指出：为了顺利开展这一斗争，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麻木不仁的右倾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政治上说假话，小广播、破坏机关制度等都是反革命分子进行活动的温床，也必须教育机关工作人员加以克服。只要广大机关工作人员、群众的警惕性提高，并且配合领导机关和专门机关去注意和监视敌人的活动，任何狡猾的敌人都会被揭发出来。
出席会议的除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外，还有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各工作部门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等。许多人在会上表示要认真学习有关文件，向群众讲解政策，发动群众，以便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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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检查安置复员军人的工作
“八一”建军节前后，上海市各区分别组织了检查组，对工厂企业安置复员建设军人的工作普遍进行了一次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全市已有近一万名复员建设军人参加了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各个部门工作。很多单位对他们的工作做到了量材使用，和注意对他们的培养。如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吸收十几个复员建设军人参加生产工作，同时把他们编入业余的无线电学习班学习，现在他们已全部达到三级或四级技术工人的水平。其中复员军人乔世忠不仅很快熟悉了业务，而且积极提出了各种节约国家资财的合理化建议，被评为这个厂一九五四年先进工作者。公私合营五洲化学制药厂正有计划地把三个复员建设军人分别培养为生产工人、生物试验员和药品分析员。原在这个厂担任技术员的复员建设军人赵德馨工作很积极，他经过反复试验，在制造治痢疾的药品的过程中，设法解决了生产原料的困难，每年可为国家节约六万元。
在这次以及今年上半年以来的检查中，也发现有些单位对参加生产和工作的复员建设军人不够关心，个别单位借故拒绝录用复员建设军人，对他们安置不妥，或迟迟不把参加生产或工作的复员建设军人转为长期工，等等。经过检查和批评，这些现象有的已经改变，有的正在改变。（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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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组织新疆民族语言调查队
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新疆省人民委员会联合组成的新疆民族语言调查队，从七月下旬开始在新疆各地进行语言调查，以帮助新疆各兄弟民族今后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这个调查队率有维吾尔族语言调查队、哈萨克族语言调查队、柯尔克孜族语言调查队和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等四个小队。这些小队将分别在喀什、吐鲁番、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等地，进行约四个月左右的语言调查工作。
各调查小队将分别调查维吾尔族语主要方言差别，了解维吾尔族文字改革工作情况，以便为研究维吾尔族语言基础方言作好准备；调查哈萨克族方言和柯尔克孜族方言，了解哈族、柯族语言工作情况，了解我国哈族、柯族语言和苏联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语言的主要差别；调查新疆蒙古语族的沃依拉特、察哈尔方言和达乎尔语言。在条件许可下，调查队还准备了解锡伯族和塔吉克族语言情况，并在锡伯族人民中了解他们对本民族文字发展前途的意见。
（本报集体通讯员新疆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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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木刻展览会”延期闭幕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日本木刻展览会”，七月二十九日在美术展览馆开幕以来，连日参观群众有工人、市民、机关工作人员、美术家和业余美术爱好者，以及各大、中学学生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沈钧儒，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也曾前往参观。展览会原定八日闭幕，为了给更多观众以参观的机会，决定延期至十四日闭幕。
这个展览会给了观众深刻的印象。许多观众在意见簿上写下了他们的意见：“从书面上我们仿佛听到了日本人民要求独立、和平的声音。”“我喜欢这些作品，它们鲜明地反映出日本人民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斗争。我希望他们的斗争早日胜利！”“这些作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致在为和平而斗争。”……许多观众提到他们特别喜爱的作品，如“在美军基地”、“水”、“原子病害者的控诉”、“失业者”、“流弹”、“受伤的和平鸽”等。连环木刻“不要忘记花冈”引起观众极大注意，认为它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的深厚友谊，有人建议印成连环画册发行。
许多观众表示非常喜爱那些充分表现了日本民族风格的套色木刻。展出中的工艺木版画也受到观众普遍的赞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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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举办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漫画展览
通过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和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颐和园联合举办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漫画展览会”，于八月七日分别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的道宁斋和颐和园的大戏台三处同时展出。
三处展出作品的内容完全相同，每套分为四个部分：一、“胡风反革命二十年”，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背景”，三、“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四、“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全套漫画约一百幅，大多数是全国漫画作者在各地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而加以放大和添了彩色的。展览会并把“人民日报”关于胡风事件的社论、编者按语一起展出。这个展览会七月中曾在上海市区十个地方同时举行，后来又在华东各主要城市展出，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这些展品，现经中国美术家协会稍经整理后，在北京展出，开幕几天来，每天观众都很拥挤。展览会预定展出至八月二十八日结束。（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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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人民的关怀和慰问
张重天
祖国各地人民热情慰问浙江前线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千千万万件慰问信、慰问品源源不断地寄到海防前线。
据浙江军区政治部统计：仅一九五四年年底到今年七月的七个多月中，就收到慰问信二十二万七千多封，贺年片六百七十多份。随着一封封的慰问信，附来了各种珍贵的礼品。截至七月十五日止，共收到各种慰问礼品二万七千八百多件，其中有图书杂志、慰问袋、日记本、锦旗、奖章、香烟、钢笔、皮箧、糖果、毛巾、手帕、枕套、照片、图书、牙刷、牙膏、植物种子等物品五十多种。
慰问信、慰问品，有的来自康藏高原；有的来自南海边；有的来自祖国的钢都鞍山；有的来自革命的圣地延安。内蒙古草原的牧民写来了贺信，玉门的石油工人寄来了书本。远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学习的我国留学生，也不远千里地寄来了贺信和礼品。
千万件慰问信、慰问品，表达了全国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解放军的亲切心情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坚决意志。鞍钢小型轧钢厂全体职工在给前线战士的信中说：“解放一江山岛的胜利消息传来，使我们十分振奋，一霎时，党组织就收到一百多份决心书。大家保证一定要多轧钢材，为祖国创造财富，坚决支援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斗争，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供应什么。”洞庭湖修堤工程某指挥部的全体工人，把洞庭湖岸农民慰问他们的香烟分装两个小木箱寄往海防前线，他们附信中写道：“请收下这份应该收得的礼品吧！这是在你们保卫下修堤获得的荣誉。”农民们把自己的农产标本赠给战士，说：“这是在你们保卫下获得的劳动成果。”青年学生们热情地收集树种、花种寄往前线。南京某中学一个班给战士的信中说：“同志们，当你们阵地周围种上这些种子，长出芽，开起鲜花时，你说我们该是多么高兴啊！”千百个少年先锋队员献上了心爱的红领巾。上海第三女中少年先锋队员张云薇在红领巾上写道：“红领巾、红领巾，领巾红得好似心，我把领巾献给你啊！表示我的一颗心。”杭州市中城区马市街的家庭妇女做了六十个慰问袋，四月中旬，她们敲着锣打着鼓把它送到了浙江军区政治部。在她们给海防部队的信上写着：“我们的慰问品虽然很少，但这都是亲手缝制的，它代表了我们马市街全体妇女对你们的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杭州女子中学的一千六百多个女学生展开了每人一件慰问品运动，同学们为了使慰问品更有意义，她们提出：“用自己的手做，用自己的劳动去换来礼品。”黑龙江铆焊修配厂的工人于尚忠把自己改进工具得来的奖金买了十二支金笔赠给前线英雄。
热情的慰问信、珍贵的慰问品，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战士，广大指战员们又一次受到了来自人民的、生动的、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单位举行了慰问品、慰问信展览会，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某部，还把展览品运到分散的连队巡回展览。指战员们读不厌来自亲人的千百封慰问信，又把一件件的礼品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他们深深感到一件礼品、一封信都是鼓励自己进步，支持自己斗争的力量。某部七连在给浙江杭州女中一个班的同学的信中写道：“我们不止一次地、激动地读着你们寄来的慰问信，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这是千千万万颗心，千千万万个意志和愿望。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六亿人民的声音。有着你们的支持，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有力量完成祖国交与的光荣任务。”